第44卷第6期
2
017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4,No.6
November,2017
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
———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何易展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四川达州635000)
摘要:清代孙濩孙《华国编文选》和《华国编赋选》不但于选文选赋极为精审,其赋论尤多警策。其谓“赋之自诗
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不但揭示了赋史发展历程,也揭陈了他对“赋”、“文”关系的历时性探讨。在此基础上,
他摆脱长久以来受诗学影响的赋学传统的“正变”之说,重新审视了古赋与律赋的相契相融关系,并且对赋体评点
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美学审鉴标准。
关键词: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6-0135-09
[2]
清代孙濩孙《华国编》包括《华国编赋选》与《华
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 来概括极其精
国编文选》两部分。按其初步规划,本欲“分诗、赋、
审,而且这一过程也十分准确形象地反映了孙氏对
[
1]孙乔年《华国编文选·跋》
文三集以问世”
,然因诸种原因其 “赋”与“文”的关系认识。
期未果。孙氏《华国编》中所体现的赋学思想极为丰
富,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与清初主要的几部赋选进
行比较,这些问题也是清代赋学中讨论的热点问题。
其一,他认为“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
在“赋”与“文”的关系认识上,孙濩孙较清初的
赋选家更具创见。陆葇《历朝赋格》、赵维烈《历代赋
钞》、王修玉《历朝赋楷》和费氏《雅伦》等几部清代早
期编撰的著作均未明确论及“赋”与“文”的关系问
题。陆葇在“文赋格”和“骚赋格”中概不入选《吊屈
原文》(又作《吊屈原赋》)、《七发》之类似文而实赋的
作品,基本上与王修玉、赵维烈、费经虞、陈元龙等早
期选赋者相同,将楚辞和七、九之类赋体及非赋名篇
的作品排除在赋选之外。不过,陆氏单列骚赋一格,
虽不取楚辞中作品,却可以明显看出他在对待楚辞
体与赋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是认同汉人赋、骚同体
[2]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序》
诗”
,既暗陈赋史发展之迹,又揭橥
“赋”与“文”之历时性关系;其二,以选赋实践及其大
文学史观破解赋学“正变”传统论而生发古、律融契
之说;其三,主张“以意逆志”的赋学美学评点方法,
使“赋”发乎“应制”又脱离“应制”而成为纯文学的典
范。当然孙氏将三者统合,实际又是统驭于以应制
为宗的选赋目的和赋史演变的大文学史观的。
①
一
“赋之自诗而文者”与“复约文而近于诗”
的观念的,这在《赋格·凡例》中也有详细论述。
②
孙氏对赋史的历程考辩,用其《赋选序》所言“赋
陆葇选赋来源之一虽为宋元人文集,但陆氏认为
收稿日期:2017-03-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唐巴文化文献集成与研究”(15BZW05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清代律
赋选本整理与研究”(2015T8094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清代汉赋学研究”(2014M552293)和四
川省教育厅2017年科研创新团队项目(17TD0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易展(1974—),男,四川平昌人,文学博士,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
化史研究。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③
赋与文还是有差别的。在对待赋与文的观念中,
陆氏并不持同宋元人将赋归入“文”的做法,但又未
能提出象孙濩孙一样的赋、文观念论。
见赋与经学及文学的密切关系。宋代以来的策论或
明清的制举,不过是将赋的体制、语法等换个名称,
并不能完全摆脱赋体艺术的影响。这已足以证明赋
在容受文学与经术才能方面的长处。或许如此,赋
才成为孙氏厘编选集的首成之选。当然,这也已有
萧梁以来所开肇的“首赋”、“宗赋”的选文传统。
在孙氏的观念中,所谓“文”之指称带有魏晋以
宋元人的“文”是一种大概念的文体观,孙氏有
所继承,但又有自己的创见。他借鉴《昭明文选》、
《
文苑英华》等编排体例,但文体观却并不全同于萧
氏和宋人。萧统《文选》将赋、诗、骚、七、设论等归为
文”,统其一书,后来在选文活动中进一步强化“文”
[7]卷九,655
“
来“有韵者为文”
的深刻影响,而且孙氏对文
这种大文体观。但唐宋以来科举中的“杂文”观念,
却内涵了“文”的纯文学和美文性质。当时所谓“杂
文”考试,乃在于除开以诗、赋考试文学才能的主流
考试外,还杂有论、策、赞等非文学性考试,故称之为
体的归类多有寻溯本源,化繁就简之意。《华国编文
选》以应制为编选目的,虽以事用为选文目的,故其
以事用之名立类则较为繁琐,如其中所涉符命、策
文、诏、制、玺书、勅、德音、批答、铁券、策问、谕祭、
疏、札子、状、表、乐语、雅、颂、碑、铭、戒、箴、赞、序、
令、教、笺、启、书、记、论、杂著、移文、弹文、檄、牒、露
布、设论、诔、哀辞、墓志、吊文、祭文、骚、辞、歌、七、
问答、连珠等达49种体式,但显然孙氏并不将其视
为49种文体。如其中录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
[3]
“
试杂文” 。“文”的文学性特色,实际也是“文”的
本义之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谓“文,错画也,象
[4]185
交文” ,其义就是揭橥“文”(纹)的本义。不过,
唐宋以后大多数文选文集并没有勘破这种内涵,而
是将“文”泛化和扩大,出现所谓韵文、散文的分途。
甚而至于明清以来,“文”更趋近于指那种散体和句 《赵充国颂》、贾谊《吊屈原文》、王勃《为人与蜀城父
式非整的文章体式,而与孔子《文言》修辞旨趣和许
慎解“文”之本义背道。不过,就赋、文之间的这种特
殊演变关系,从孙氏《赋选》和《文选》的选篇情况来
看,他既带有当下的视野,又给予历史的眼光,透视
到了赋与文的体例和内质的异同。
老书》、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就被孙濩孙
④
概视为“诗赋体”,这与近代学者的观念可谓不谋
而合。《华国编文选》中所收各体,孙氏自认皆是“偶
体与韵语者”,且亦可通“谓之诗赋体”。如其收“弹
文”一类载《成相》,卢文弨等认为荀子《成相》“即后
[
8]卷十八,455
孙氏拟选赋、诗、文三集,其中首列“赋”选,足见
其对赋体文学的重视。选篇虽以应制为宗,但“文学
性”却是选篇的主要倾向,这与历代应制考试往往考
世弹词之祖”
相》“盖亦赋之流也”
赋略》“杂赋类”收《成相杂辞十一篇》,可见汉人即以
,唐代杨倞《荀子注》认为《成
[8]卷十八,455
。《汉书·艺文志·诗
察士子文学和经术两途相一贯。赋包轹文学与经 《成相》为杂赋。孙濩孙此种对文体文用的归类明显
术,历来为学者所道。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赋家与经学家身份开始融化,大部分赋家兼有
经学家的身份,同时经学家大多也以赋体来表现经
术之才,如扬雄、班固、张衡等皆可算是身兼双重身
份者。如司马相如,从其《封禅文》等来看,显然不乏
经术治用之才,其曾谕使南国,可见远非能以一般的
文学侍从之臣而概其身份。此外,从楚骚、汉赋,甚
至唐赋等作品来看,其中赋所涉用经、史之典故尤
多,远非一般的肤泛之论。清刘熙载曰:“赋兼才学。
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
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
又是有所参鉴和依据的。
在对待赋、颂的关系上,孙氏将扬雄《赵充国颂》
也是视为赋体无疑的。这与张惠言将董仲舒、马融
等的《山川颂》、《广成颂》、《长笛颂》等纳入赋体的主
张相同。虽然汉代明显是将这些颂体视同赋体,但
其后《文选》等分体选文,使赋、颂愈相区别,即便偶
有持赋颂同体的明辨之士,惜终未成主流之见,选文
家亦罕以采信。清代作为复汉赋颂同体观念之启
蒙,在赋学理论上颇有创树,至近代学人更总结过往
学术,一承清人余论,乃将一些非赋名篇的汉代文章
归入赋体。至如《答客难》、《解嘲》等,近人马积高就
[5]卷三,101
[9]79,91-97
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
又
认为这类作品就是赋体
。郭维森及许结著
称:“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 《中国辞赋发展史》称:“东方朔《答客难》及一系列模
[
5]卷三,101
不豫乎?”
清曹三才《历朝赋格序》亦云:“经
仿之作,《文心雕龙》归入‘杂文’一类,而其形式与赋
亦无大差别,也可看作是赋化的文章。至于颂、箴、
[
6]272-273
术之内,词赋出焉;词赋之内,经术存焉。”
可
136
何易展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铭、诔、哀吊、论说等等,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本来各
有特点,各有要求,然而在辞赋的影响下,也每有脱
明辨》等也未尝不以楚辞为赋。不过,清初大多数赋
选家往往将赋、骚分选,其单选楚辞类作品,一方面
或许受萧统《文选》独分二体的选文体例影响,另一
方面实受清初欲突显《楚辞》尊崇地位而造塑经典的
时举之法的影响。王之绩《铁立文起》“扬屈抑马”便
是其一显例。然孙氏在赋选中不取《楚辞》屈宋作
品,其理由则颇别致,他认为:“《楚辞》屈宋自须全
读,无可去取,又皆汉以前作,故不入选,而以淮南小
[10]116
离规范接近赋体之作。”
赵逵夫认为《对楚王
问》、《赋篇》、《成相》、《橘颂》、《遗春申君书》等都属
赋体,“就《楚辞》中有关篇章而言,虽无‘赋’之名而
[11]89
实具赋之基本特征” 。但这些论析尚未对汉代
赋颂同体的文学史况廓清源流委变之迹,从而也无
法更深层次揭示汉代文体普遍赋化的状况。当然,
孙氏将“颂”及其它诸体归入赋类,可能比较符合先
秦文体分类未细前的状况,这对清代赋源说的重新
思考是颇有教益的。
[1]《例言十七则》
山之词始焉。”
此既解释了其理论与选赋
实践并无相悖,暗示此举为依循其以应制为主的选
赋宗旨,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暗蕴了选家“宗汉”的倾
向。当然楚辞作品多为抒情写志之作,多有南方巫
风背景,与应制似相游离,其在“辞”类首选淮南小山
之作,与应制目的极为贴切。淮南小山之词一方面
作为侯国侍从之臣有应命制作之虞,另一方面也呈
现出诗、赋兼融的特征。汉初始以献赋为制,逐渐发
展为后来隋唐的考赋制,这种选赋编排也体现了
先秦两汉诸文体因素皆有兆萌,然文体分类绝
无齐梁以后繁琐,后代以事类为据的文体分类方法
本身就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孙氏尽管于《华国编
文选》选录各体,但从文体学的视野来看,其有返朴
归初之义。孙氏最初拟选赋、诗、文三集,而《华国编
文选》中又罗列诗赋体,似颇有逻辑设置上的矛盾。
然细究选篇,孙氏于《赋选》中仅选以赋名篇的作品, “赋”融文学与经术的赋史发展观和强烈的“应制”文
而于《华国编文选》中实选非赋名篇的赋体或诗体作
编宗旨。
在《华国编文选》卷八收有骚6首、辞3首、歌1
⑤
品。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确,在孙氏看来,“赋”与
“
文”并不是相排抵的两种文体,实际上“文”是应包
首、七1首、问答1首、连珠22首,这些基本上都被
视为有韵之文。其中如刘安《招隐士》、陶潜《归去来
辞》、枚乘《七发》、贾谊《吊屈原文》等,便为大家公认
的赋体,只不过非赋名篇而已。《华国编文选》主要
就选《华国编赋选》中未能选及的“非赋名篇”而实乃
赋体的作品,又可视之为对《赋选》的一种补充。孙
氏在形式上似乎区别了赋与文的差异,但同时又在
选赋实践中适当地展现了他对赋、文的内质共性及
其美文内涵的理解。他认为所编的《华国编文选》就
是“独登偶体与韵语者”,这些都是合于应制的作品,
但却又是极能体现才学的应情应性之作,因而称“台
括“赋”这种韵文的。这有点似回溯先秦“文”之本义
的余味。清代刘师培就称“古人诗赋,俱谓之
[12]126
文” 。从孙氏选赋选文的编选《凡例》来看,
“文”同时也并不排斥散体之文,只不过他所采选为
应制目的,故独选偶体与韵语者。
当然,《华国编文选》将楚辞明确地归为赋体,谓
[1]《例言十七则》
“《离骚》为词赋之宗”
,这与清初的赋骚观
念大体一致。清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序》云:“凡
[13]
《卜居》《渔父》《天问》《招魂》《楚辞》皆谓之赋。”
清陆葇云:“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
之变,赋之祖也。后人尊之曰‘经’,而效其体者,又
[
阁文章非驴背、奚囊、郊寒、岛瘦者可比”
1]《例言十七则》
,
[
6]274,《历朝赋格·凡例十三则》
未尝不以为赋。”
清王修玉《历朝
即那种苦吟久炼之作虽然可以算作文学作品,但却
并不能等同于才情之作,也不合于应制的即兴成篇
的要求。观历代科举应制,确以诗赋为先,其次才是
试诸“杂文”。《华国编》欲辑诗、赋、文三集,其实质
还是在于选其能适情应性的文学之作。其《华国编
文选·例言十七则》云:
赋楷》亦曰:“楚辞源自《离骚》,汉魏同符古体,此为
14]3,《选例九则》
[
赋家正格。”
从源流正变来看,赋、骚关系
极为密切,虽程廷祚著《骚赋论》,或被人视为清代主
张赋、骚异体的代表,然剥其表征而详其指实,其称
屈宋为“词人之赋”,而所谓赋与骚异之言实为“或
曰”之辞,即赋骚异体并非程氏本人所持之观点,《骚
赋论》其后大段为质斥“赋与骚异”之批评。刘勰《文
心雕龙》虽有《辨骚》与《诠赋》二篇,然所叙亦贯论二
者相生之所由,其后祝尧《古赋辨体》、徐师曾《文体
制作至今,曰称极备矣。操选政者,欲以尺
寸之书,罗括《左》、《国》、《史》、《汉》、魏、晋、六
朝、三唐、两宋、元、明之文,何怪挂一漏万? 此
《华国编文选》之独登偶体与韵语者,为应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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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也。应制未尝无散行,而骈俪为多,盖台阁文
章非驴背、奚囊、郊寒、岛瘦者可比。且应制之
体,诗赋为先,诗赋无不用韵,无不用骈,故此选
而出发的魏晋以下的“体下”说,还是明清的“唐无
赋”论,实际都暗寓了赋体“正变”的评判。他们对赋
史的梳理只是对赋学发展表征的评判,甚至带有明
显的偏见,而且“正变”观与古、律关系认识也极为密
[
亦谓之诗赋体,非是二者概不登入。
1]
⑥
[17]322
孙氏选文选赋都强调应制,但在应制中又内含
文学性之要求,这也成为赋、文辨体的最重要因素。
他认为赋与文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二者名异而质同,
体同而用异。二者的内质相同主要在于文学性的表
现方法相同,其因赋与文都有趋近于“诗”之因素,故
其称“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
切,如清代王之绩“扬屈抑马”
[14]
和王修玉率倡
汉魏古体为“赋家正格” ,皆内蕴了“正变”的褒贬
评判。这种“正变”观也自然涉及古、律关系及其价
值判断。孙濩孙谓“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
诗”,不但总括了赋史发展千年历程,也似乎更符合
唯物史观和文学史观对这一文学文体演变的客观揭
示,其对赋体“正变”及古、律关系认识堪为警策。
在赋体古、律观念上,清初赋选家主要通过他们
的选篇实践与凡例、序跋等来凸显其赋体古、律观
念。《华国编赋选》之先,清初康熙时期有私修之《历
代赋钞》、《历朝赋楷》、《历朝赋格》等总集性质的赋
[2]《华国编赋选序》
诗”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屈
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
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
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
流,泛谓之笔。咏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
…至如文者,维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
集,其刊辑基本上在同一年( ),其中虽古、律皆
1686
[
15]卷四
情灵摇荡。”
显然,“文”同样有近诗近韵近情的
收,然已暗潜古、律竞胜意识,此期甚至有专选律体
的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等赋选集。其后御定官
修《历代赋汇》(1706年),为一部集大成的赋总集,
自然古、律兼收。清代赋学虽基本上力主复古,但因
科举应试八股文制作与赋体关系极为密切,为应制
便学的目的,他们又不得不专力于律体选录、研究与
探讨。
一面,这也是“文”之原始本义。孙濩孙既看到了魏
晋至隋唐以来“文”观念中的诗赋性质,又不能完全
忽视宋明以来以“文”兼“文章”(笔)的含义,故其以
“
诗”(偶语与韵语)为桥介者,乃以此形象地体现二
者趋于文学性之内质共性。孙氏对赋与文的关系体
认,不仅展示了他对赋史发展之迹的梳筋辨理之才,
也巧妙地揭示了古、律赋体互生互融的内在逻辑。
古、律分契的观念一般被认为始于唐代,陆葇
其谓“赋之自诗而文者,复约文而近于诗”,昭揭赋体 《历朝赋格·凡例》云:“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
[
6]275
发展的两个大的历史时段:“赋之自诗而文者”正是
赋由“古诗之流”变而为“文”,即为古赋的时代;而
律也。”
当然“古赋”之名实事并非始于唐代,而
是在梁代江淹的《学梁王菟园赋序》中就已用“古赋
体”之称。此“古赋体”是与南朝所谓“今体”对立的,
其时“今体”与唐代试赋“新体”相类。不过“新体”由
于对声病、句式、章段的约束似乎愈益与“古赋体”俨
然相别,在这种对垒中,由于受秦汉经学“尊古”和中
唐古文运动所掀起的“复古”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
以诗学的“正变”传统来思考赋学的变衍。唐人论赋
“复约文而近于诗”则为由古赋变为律赋的时代,此
以唐宋为界。这不仅揭示了赋史发展的规律,也形
象地展现赋与文二者在音韵与句式方面的外在要
求,这在他对古、律异同的辨解中又得到进一步阐
发。
二
“正变”迹衍与古律融契
[
18]128
清代赋论受“诗学”的影响,尤讲“正变”,如汉人
论《诗》,有“变风”“变雅”之作。这一“诗变”由汉唐
人发挥,至明清尤为光大。于是,赋论家论赋亦讲
便多“以‘赋’附《诗》” ,形成诗、赋交互的批评。
古、律相争的实质主要在于反对“浮艳声病之
文”和“科场利弊”的诉求。当然,从外在表征来看,
古、律的差别就体现在章段、句式、音韵的异同。无
名氏《赋谱》云:“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
“正变”。“正变”与“流变”尚有不同。汉代班固所谓
[16]卷一,1
“
赋者,古诗之流也” ,虽暗寓了“诗”正而“赋”
⑦
变(流),但其本身所暗寄的“古诗”形态与本质何如
时尚未辨析,这也使后世关于“诗正”还是“赋正”的
辨源问题成为尚未破解的疑难。然后世关于诗赋的
或多或少……至今新体,分为四段”,显然“新体”
的分段也是与闱场试赋时限密切相关的,这并不能
成为文体的本质差别。至于后世赋论所考察的句
式、音韵和容纳经义,如果从考赋宗旨与文本文学性
“正变”说大有定尊之势,无论是元代祝氏的“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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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易展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考察,古、律又确实可以相融相契的。从孙濩孙的论
赋》《景福殿赋》等诸多名篇概不入选。王氏选赋宗
旨貌似与孙氏“应制为宗”相契,但在文体观上却与
孙氏迥乎各异。孙濩孙虽讲文学的应制功用,但在
厘清应制功用中又贯注了一种历史观和文学史观,
此从前述古律赋体“近文近诗”的演变之迹已可见
之。由此视野,他认为古、律的文体之变本根并不离
弃“纯”文学性之观念,他将文学与经学可谓极好地
加以统驭,这也与其深厚的经学背景颇有关系。相
较而言,王修玉等则更多地从现实功利出发,其选汉
赋和选赋实践来看,其论古、律融契正是从考赋宗旨
和文本文学性角度的视察。
首先,在古、律与应制的关系认识上,孙濩孙颇
有卓识。他摆脱了大多数赋选家因应制而重律的选
赋倾向,发覆古体在应制中的作用和地位。清初赵
维烈《历代赋钞》录赋约248篇(共32卷),至明代赵
东曦《西园桂屏赋》止,选宋玉赋4篇,汉魏赋31篇,
另晋宋六朝赋39篇,唐赋74篇以上,宋至明代赋作
100篇。王修玉《历朝赋楷》收174篇,其中汉魏赋
仅11篇,晋宋六朝赋18篇,而唐赋则达到60篇,宋
至明代赋37篇,还收有本朝赋作44篇,对律体比较
魏赋不过11篇,加晋宋六朝赋共30篇,唐律60余
篇,选汉唐诸篇不过是应合“历朝赋楷”之名,其所选
唐以后赋作达80余篇,国朝赋则44篇以上,其谓:
重视。陆葇《历朝赋格》收汉魏赋105篇,仅唐赋则 “遍观历朝,惟唐人应制之赋为合,是以登选略多,然
达136篇,其将赋分为三格:文赋格、骚赋格、骈赋
格。其所选文赋与骚赋虽主要属于古赋体,但陆氏
却是极重唐律的宗范意义,陆氏谓“是集之初,仅拟
选唐赋百篇,后乃推而及于历朝,广而合于各
而篇章之中完浑者罕。兹集所录,虽限韵之体,必备
起讫转合之方,即俳比之辞,务辨谐声叶格之法,作
[14]3-4,《选例九则》
者欲为唐制,似宜取为准绳。”
王氏甚至
于书首即录御制赋,这种功利性堪称露骨,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选赋的文学性取向,其虽称“赋楷”,
然其所选之作的楷范作用甚为可疑。王修玉对“赋”
与“文”的关系未有深论,选本中也未收录任何非赋
名篇的赋体作品,而那些抒情壮彩的有感之作则寥
寥可陈。这种简单的对比,我们即可看出在处理以
[6]275,《凡例十三则》
体”
。可见陆氏初衷以选唐律为主,其
与孙氏初选古赋、上法汉魏的初衷是大不相同的,虽
然这些选家大多都本着“应制”为宗旨,然其古律正
变或偏胜之观念却是互异的。《华国编赋选序》及孙
乔年跋语称孙氏“解组无事,惟选古自娱”,其检骈丽
之体五十篇,实多汉魏古体,其中可见对古赋体的崇 “应制”为宗的选赋目的和对待应制与古律关系问题
尚。《华国编》“古赋卷”的编辑早在与其子孙中设馆
天长时就已开始,其早期讲学当多以古赋为法例。
孙氏窥奥极深,深明古、律不是应制的本质特征,应
制也绝非以古、律相区分,古、律二体都有合于应制
的。他认为“应制未尝无散行,而骈俪为
上,孙氏又可谓见识高远。
再者,孙濩孙《华国编赋选》虽在形制上分编古
赋与唐赋卷,然从其《序》和选篇情况看,其赋学思想
实执古律相融的观念。分古、律各卷编辑的形式,与
康雍时期博学宏词之选渐重骈丽之体或有关系,当
然分体编选也便于评选讲辑。孙氏择选体近于诗赋
者,而且认为从赋体之源流看,赋有“赋之自诗而文
者,复约文而近于诗”的兼诗兼文的文体特点,这恰
[1]《例言十七则》
多”
,故其所选唐律与古赋之比例基本上
为四六开,由此可见其以古偏胜而犹有融古入律的
倾向,这为晚清赋学以古入律已开其端。
[
17]319
其次,在“应制”与“文学”的关系认识上,孙氏也
表现出自己的颖思独见。综观历代,“应制”的目的
本以考察“文学”为任,当然此所谓“文学”包含文章
与学术,但就文学发展史观来看,“文学”却正是统驭
又是与王之绩所谓赋“非诗非文”
之说相对立
者。不过,孙氏的观点明显更符合赋体源流正变的
文学史观,较简明地揭示了赋与诗、与文的源流关
系,这可以说为清代赋源诸说开其法门。孙氏赋体
赋体之古、律的缰辔所系。王修玉等选赋古少律多, “兼诗兼文”与王之绩的“非诗非文”说成为近人对赋
⑧
实多出于功利目的,这从其《赋选序》和《选例九则》
即可看出。王氏虽称汉魏古体为“赋家正格”,但却
又生出种种理由将一些名篇弃而不选,如《九歌》《九
辩》《大招》、荀子《成相》等楚辞类和非赋名篇作品,
以及贾谊《鵩鸟赋》、孙樵《大明宫赋》、苏轼《赤壁
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王延寿《灵光殿
体最为常见的界说。孙濩孙认为:“后人妄分古
[
2]《华国编赋选序》
赋、律赋,不知异流同源,其揆则一。”
而
所谓古律之分实又由近诗或近文而分,故孙氏对古、
律观念实际与他对赋的诗、文性质认识有莫大关系。
孙氏认为古赋与律赋的分派并非以时代为界,这可
能也是与当时大多数赋学者的观念不同的,而实际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这种理论分析却正好能够解释何以自楚汉至清代
皆有所谓“古赋”创作的情况,也正是基于此,他进一
步认为古、律二者有着同源共因。
用排体,且“古赋体虽不整齐处仍有整齐”,批评宋人
文赋“通篇句法长短参差,读者一目数行,竟似散文,
都无骈偶,但押以一二韵脚”,“不但乖唐人律令,并
[
2]《凡例》
古、律赋体的形态差异和内质统一性突出地表
现在用韵与句式的异同。孙氏对古、律二赋的统与
分,可以说完全从文体自身审美和文学发展的历时
性视野出发,而突破一般意义的时代正变之说,“正
变”只是外在形态的一种表现,然就文体内质却不因
时变而变,此可谓会通之见。这从他对古今赋体句
式与用韵的比较上已可窥其一斑。基于此,他将别
为“骚”体的楚辞视为赋;既将“赋”与“文”掘发出相
联系的因子,又能将赋别出于“文”外而加以突显。
古、律自身的审美原则可以说就是“诗”与“文”各因
子在赋中的比例呈现,而这种呈现又外化和契合于
失汉魏以来古赋之体” 。显然其意在强调古、
律都有法度,而且古赋并非全篇皆散行,这正是“赋
[
者,古诗之流也”
16]卷一,1
和“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
[12]126
官”
的诗、文孑遗。同时又批评宋人意在创立
不同于唐律的“文赋”,刻意摹古,但却未通古、律之
间的共性共质。从用韵和句式上的细致发覆,确乎
可以找到古、律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探究的精神与
其《檀弓论文》中就历代对孔子出生之争的质疑精神
是一致的。
三
“以意逆志”的赋学美学批评
清代由于考赋之兴,赋艺评点类著述撰钞尤多,
其所涉赋学理论思想也极为丰富。孙濩孙《华国编》
赋艺评点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序》《凡例》及具体
篇目的鉴析中。孙氏该书是清初几部较有特色的赋
学评点著作之一,既有己评新见,也有引述前人评
点,《华国编文选》引钱陆灿(钱湘灵)之评就较多。
钱氏有《文选》评点本,也选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对
孙氏古赋和律赋的评点都有影响。《华国编》评点对
清代评点学、赋学理论以及文选学研究都有重要的
文献史料价值。
“韵”与“句式”。孙氏认为所选“诗赋体”皆有韵,即
便古赋似乎不用韵处,实际上也多采用“叶韵”。他
称:“古人用韵最宽,每见读古赋者,苦于韵不相叶,
[2]《凡例》
由于未娴通转之例故耳。”
孙氏《华国编赋选》
⑨
为破古、律之固执,于古赋亦标明用韵,不同于一
般选本仅标注律赋用韵,其意在探明古、律异同明
矣。孙氏采用叶韵的标注评点法,一在明古赋亦合
于应制,非不能见气质、文才、声韵之美;二在明古、
律有用韵之共性,以印证其古律契合之见。《华国编
古赋选》中具体古赋用韵标注已不可知,但于《华国
编赋选·凡例》可窥一斑:
《华国编》对古赋的具体评点情况因《古赋选》的
亡佚而未可详鉴,然《华国编赋选》赋艺评点的精妙
却可以在唐赋批评中得以瞻示。单从《唐赋选》来
看,此书于天头、地脚、篇末或行间之评点圈注尤详,
或从点题、布局、警醒、赋法、用韵、总括等角度之评
析,许多赋篇天头批注极多极密,如《含元殿赋》《有
事南郊赋》评点等。兹录杨炯《老人星赋》评点如下:
开首“赫赫宗周”行天头注:“从政令说起,
见感召天象之由,开局弘整得体。”
韵之通叶,皆遵邵子湘《古今韵略》,其未备
者,则兼采毛西河先生《古今通韵》。又古赋间
有数行不用韵者,窃尝疑之,及阅《通韵》有云
“不必强叶者,如赋颂本歌文,然犹有《子虚》《两
京》多散行处”。余由此类推,如唐人李华之《含
元殿赋》亦多有此。又按古赋不用韵处仍用排
体,如班固《东都》“且夫建武之初”一段,三联用
“
也”字煞脚,二联用“焉”字煞脚,又或每段束一
又“配神山之呼万岁”行天头注:“叙题后将
‘老人’二字略一点缀。”
单句不用韵,而其句法亦必相对,如《闻随侯西
岳望幸赋》“此圣人之文教也”、“此圣人之武功
也”等类可见,古赋体虽不整齐处仍有整
又“经始灵台”行天头注:“引据明确阔大,
与起结处照应。”
[
2]《凡例》
齐。
又“欣北极之康哉”行天头注:“详写观星者
懽忭祝庆,是以赋作颂正意。”
其古赋用韵与“赋者古诗之流”说或有因契。孙
氏对古赋用韵慧识独见,他兼采清代音韵学成就,认
为古、律皆有用韵之共性,故对宋人“一片之
又“窅然汾水之阳”行天头注:“贞明贞观,
推开一步,说出天人合一之理,是一篇肯綮处。”
又“东井连珠”行天头注:“末段用两层倒
衬。”
[
19]卷八,818
文”
的共性还在于句式的通转,他认为古赋不用韵处仍
的文赋颇有微词。此外,他认为古、律
140
何易展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又“元之又元”行天头注:“结处颂不忘规,
仍与起应关锁严紧。”
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
[1]卷一
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惟新之作也。”
此处以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篇论相如《封禅文》以
附,足见其对此文“唱首”之功和“绝笔”“惟新”之叹,
其暗寓此文之价值已史有明载。故继而引明清之际
著名学者钱陆灿评:“钱湘灵曰:规模自《仲虺诰》《伊
训》诸篇来,中间铺叙处仿佛如赋,为后世颂圣之祖,
是天地间有数文字。”其不但论评《封禅文》之源流,
并及此文与赋之关系点提释疑。孙氏评曰:“告成功
于天、地、神,勒之金石,以垂不朽。符命之作,自此
而始,缛采惊人,鸿声厉响,高文典册,用相如,真不
可无一,不能有二者也。登弁斯集,用标华国嘉
赋末评曰:“赋‘星’苦于泛,粘定老人,近于
纤文,以‘化平主昌,天下多士’二语作骨,前后
从大处发论,不仅以刻画雕琢为工,乃应制正
[2]
体。此唐赋之胜于六朝者也。”
杨炯《浑天赋》天头亦不下10余条评注,其末评
亦从结构、文气、赋法等角度探讨,并进一步提出与
前人如《历朝赋格》所评析结论不一样的解悟。李白
《
大猎赋》天头有18条评注,其赋末评析亦从命题之
意、脱胎之源、鉴借之法、裁汰之由等角度启微著知。
孙氏对他的赋选评点之法在《凡例》中有较详细
的说明:
[1]卷一
名。”
其对《封禅文》的价值肯定,也从侧面足证
兹编凡于点题及每段,以一二字为纲领。
又如地里(理)、山川、宫殿名目,凡须标出者用
尖圈;其通篇注意、结穴、关锁、照应处,用连圈
他对汉代古文古赋的褒赏。
在《华国编文选》中有不下23篇附有“天心阁
评”语,“天心阁评”当为孙濩孙评论。在其子孙乔年
钩连;映带、描写、刻画处,用连点;段落界画处, 《华国编文选·例言十七则》中有明确交待,其云:
用横勒。总期阅者豁然心目,不敢滥觞,庶免濛 “今除《文选》所载诸篇,家有其书,无烦赘注外,凡有
混。至于节奏之铿锵,气度之冲融,与夫坚光厚
词故艰深者,附考于后。他若释韵便读者也,然一见
了然者则从略;辑评尊前贤也,然妙于语言者始载
登。凡先君子所论识者,则加‘天心阁评’字以别
响,异彩奇英,是在读者流连讽咏而得,并非评
[2]
注所能详,又岂丹铅所能尽哉。
[
1]《例言十七则》
评点毕竟不同于专论,因而就单篇文章的评点
来看,评价并不一定全面,确如孙氏所谓“非评注所
能详”,其评点实多为孙氏“流连讽咏而得”。其评王
勃《寒梧栖凤赋》云:“威凤之德辉,高梧之清韵,一栖
之中尽可雕绘,使之尽态极妍。高手却吐弃一切,单
就择木之情,以况择主之意,竟将圣贤胸坎中物,曲
曲传出,言简而旨远,味淡而神腴,的是初唐手
焉。”
孙濩孙评扬雄《赵充国颂》曰:“(天心阁评)引周
宣比汉宣,方召比充国,功业适当,而兹颂亦不减《车
攻》《吉日》,雄文好奇,惟此正大和平,所谓‘易奇而
法,诗正而葩’者,殆两得之。”又云:“天子思将帅之
臣,追美充国,原因平西戎之功而然,扬雄奉命,对画
图而作颂,亦宜专就征西戎一事而言,不比作充国论
赞,有抑有扬,亦不比碑铭墓志,当隐括生平也,兹颂
[
2]卷上
笔。”
简练数笔,便将王勃此赋涵蕴之义揭发无
[
1]卷三
遗,与其评此赋“‘情’字,一篇之眼”前呼后应。孙氏
评刘允济《天赋》曰:“天之大,从何处赋起,观开口用
最为得体。”
孙氏对此文特点给予了深刻揭示,
不但对赋法、文法、结构,甚至风格等都有评析,在心
悟与比对之法中尤见器识与功力。其评扬雄《解
嘲》,则先引钱陆灿语云:“(钱湘灵曰)仿《客难》体,
而气苍劲,词精腴,姿态更横溢,可谓青出于蓝。”从
‘臣闻’二字,便知其意,乃对扬休命也。前幅赋天,
层次分晰,而语意简括;后幅乃极铺张扬厉之致,然
所云‘察文明而降祥瑞’、‘载光道德’诸句,已暗为后
半伏脉,真有草蛇灰线之妙。至于人事之理乱昏明, “文气”说的角度给予《解嘲》以较高的评价,而孙氏
与天命之成败兴亡,相感应处,俱在泛论处并说。及
归功有唐,则专就‘休祥’上敷陈,又得对君之体,巨
云:“文之华艳极矣,而质实处自在,故异于后世之肥
[
皮厚肉、柔筋脆骨以为文者。”
1]卷六
孙氏则从另一个
[
2]卷上
识宏裁,冠冕今古。”
法、内容等皆有涉及。
这些评点对结构、体制、章
视角审视,并以皮肉筋骨之比而寓批判,他认为《解
嘲》文质并具,文极华艳而又不失质实,比后世腴文
者倍胜。其所谓“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则明显落
脚于文辞之华美与辞气之苍劲两个视角的对比。
又如其末评贾谊《吊屈原文》曰:“(天心阁评)感
在《华国编文选》中,几乎每篇皆有评点。其评
司马相如《封禅文》曰:“《文心雕龙》曰:相如《封禅》,
蔚为唱首。尔其表权与,序皇王,炳元符,镜鸿业。
1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今叹昔,是《吊屈原》,又似自吊,一种缠绵之意、低徊
之情,萦绕迷离,纯是楚骚声调,真令千古放臣逐子
此与后来张惠言、刘熙载等主张赋重情志的观点极
相契合,其影响可见一斑。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
一齐恸哭。吊与祭文不同,祭则专主其人,吊则就其 “论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
[
1]卷七
人与事而推广言之,须有手挥目送之妙。”
此评
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
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
寓。”又称荀卿、屈原之作“不谋同偁,并名为赋,故知
极重赋体情辞之妙,而且分析了吊文与祭文之不同,
辨析入理,如“手挥目送”之妙就暗陈似隐而实见,似
见而又实隐的似离未离之感,即巧妙地揭橥“吊文”
在处理“专其人”与“推广言之”之间的微妙处,此诚
为心悟之境界。其评东方朔《答客难》先引钱陆灿
评:“有形容,有咏叹,意味隽永,波澜壮阔,行文在
骚、赋、论说之间。”而末评又云:“规橅宋玉《对问》,
[20]
赋者诗之体也” 。刘熙载《赋概》谓:“赋与谱录不
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
他家之宝,无关己事。”“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
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
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赋欲不朽,全在意
[
1]卷六
[5]卷三,98
而加以铺肆之功,雄辞劲气,的是西汉文字。”
此
胜。”“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
孙氏赋论之遗影。
这些似都可见
不但陈示了钱氏对赋融骚、论等体的表现特征,其所
谓“的是西汉文字”亦可见孙氏对汉赋之评价尤高。
结合赋选文本评点及赋序、凡例等看,《华国编》
涉及到多维度的赋艺评点,如赋体、赋源、立意、篇法
等,篇法又主要涉及用韵与句法,句法中主要论赋、
比、兴的内涵互包关系。他从赋学审美学的角度对
赋体鉴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读赋之
要在于以意逆志:
至于赋体之中赋、比、兴的关系,清代学人争论
最多,孙氏之见尤可谓有颖卓处:
诗赋若无比、兴,则据事直书,体嫌记序;昌
言指斥,义类箴铭,既鲜旁引曲喻之微,自失温
柔敦厚之意。又或事属荒唐,语多媟亵,虽寓谲
谏微权,终失对君正体,且使读者不善取法,是
讽一而劝百也。
读赋者必以意逆志,相题论文,务使我之精
神与作者性情相遇,是为得之。
赋虽六义之一,其体裁既兼比兴,其音节又
兼风雅颂,如赋祥瑞、郊祀、朝会、巡幸,则庙堂
雅颂之音,朱子所谓“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
言者心之声也,形为歌咏,其于性情尤切,
故同赋一事,而时地不同,则旨趣各异。
[2]《凡例十则》
者也。
意立而文生,文成而法立,故凡作者,意之
所注,则波澜起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长篇累牍,无患叠屋架床,只句单
文,皆有草蛇灰线。是在读者于规矩准绳之中,
得其神明变化之妙,则触类旁通,以一该
刘熙载云:“《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
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
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
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
[
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
5]卷三,98
孙濩孙对赋用比、兴
[
2]《凡例》
百。
的必要性,以及赋实兼比、兴的功用都进行了精辟的
阐述,较刘氏所论更有精警处。孙氏对赋学的美学
批评,使赋又摆脱“以应制为宗”的窠臼,成为生发意
志情趣的美学文体。
“
以意逆志”实际强调了读赋感悟之法的重要
性。读赋不仅仅是文字的训诂,更是情志意趣的生
发与阐释。这进一步强调了“赋”的文学性特征。其
次,孙氏赋学理论与阐释学中“主体”、“客体”与“文
本”等关系论如同出一辙。他认为赋学审美中的审
美客体与审美感受首倡性情与立意,赋因地因人因
时不同,旨趣各异,与后来刘熙载所谓“赋因人
综而观之,孙氏《华国编赋选》较其前通选性质
的《历朝赋格》、《历代赋钞》、《历朝赋楷》以及近于白
文的《历代赋汇》明显更有利于教科的实际用途。此
书虽出于应制课摹的目的,但由于其多年的赋学学
养,对赋体评点颇有法度并有独到的颖悟,故而该书
不失为清代早期优秀的赋选及赋学评点著作。
⑩
[5]104
异”
同是从读者与作者两个不同角度的赋学阐
释学诠发。这些论见不仅蕴含了“移情说”的义理,
而且揭示赋体内贯的旨趣或主旨,即赋之“情志”说,
142
何易展从“自诗而文”到“约文而近于诗”———清代孙濩孙《华国编》赋学思想发覆
注释:
①
陆葇云:“夫子删《诗》,而楚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后人尊之曰《经》,而効其体者,
又未尝不以为赋,更有不名赋而体相合者,说详祝氏《外录》。余谓枚生《七发》,乃赋之最佳者,后人仿枚,辄名曰‘七’,无稽
之言,每为捧腹。”(《历朝赋格·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第274页)
②
③
《历朝赋格·序》:“孝廉曹民表又出秋岳先生所聚宋元人文集贻余,入选乃洋洋乎大观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
99册,第269页)
陆氏认为:“敷陈之辞,命之曰赋,学者祖焉,其体闳衍纡徐,极诸讽颂,虽句栉字比,依音馨餙藻缋,而疏古之气一往而深,近
乎文矣。”(《历朝赋格·文赋格小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9册,第278页)此“文”已具有散文体概念,“赋”与之相
别,但又有一定关系。
④
《华国编文选·例言十七则》:“此《华国编文选》之独登偶体与韵语者,为应制而作也。……且应制之体,诗赋为先,诗赋无不
用韵,无不用骈,故此选亦谓之诗赋体,非是二者概不登入。”
⑤
⑥
某些铭、赞实属诗体韵文。其句式整炼,所谓“结言短韵”者。
王之绩《铁立文起》引《文体明辨》语后评曰:“我以屈原为赋之圣,或以推司马长卿,谬矣。”参:王之绩《铁立文起》,《续修四库
全书》第17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页。
⑦
⑧
转引自:许结《论唐代帝国图式中的赋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27页。
陶秋英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之《序一》,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页)王力、褚斌
杰、高光复、曹道衡等先生也都认为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体”(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1页)。
⑨
⑩
见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凡例》说明。
刘熙载《艺概》卷三:“赋因人异。如荀卿《云赋》,言云者如彼,而屈子《云中君》,亦云也。乃至宋玉《高唐赋》,亦云也。晋杨
乂、陆机俱有《云赋》,其旨又各不同。以赋观人者,当于此着眼。”(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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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萧绎.金楼子[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6]班固.两都赋序[M]//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7]王之绩.铁立文起[G]//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许结.论唐代帝国图式中的赋学思想[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1).
19]祝尧.古赋辨体[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0]张惠言.七十家赋钞[M].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苏书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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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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