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卷第2期
2
019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6,No.2
March,2019
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易锐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510275)
摘要:早在入关以前,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中的清政权,已逐渐形成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
人、严禁私越的意识,这为中俄战争时期康熙主动提议划定边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时,渊源有异的中俄边
界观念,实则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亦有利于《尼布楚条约》的缔结。1689年中俄划界以后,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发展
较为有限,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深受天下主义的制约;盖天下主义,非但未因中俄划界发生动摇,反而自乾隆中期起
有所强化。自根本言之,清前期中西边界观念之异,不在于“界”的意识,而在于“国”的理念。
关键词:清朝前期;边界观念;《尼布楚条约》;天下主义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9)02-0027-08
人类最初的区域界限意识,大概可以追溯到动物
本能的领地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演进,作
述问题有更加客观和深入的认识。
一
辽东局势与后金入关前边界意识之生成
[
1]235
为国家界限的边界也得以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
清前期的边界问题,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其
时清朝拓展疆域的成就极其突出,也因为在1689年
中国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划定了近代意义的国界。目
前,关于《尼布楚条约》与清前期边界问题的研究已极
丰富,惟总体来看,相关论著多集中于边界沿革和界
关于清朝边界意识的产生问题,学界尚无专门研
究,但有一些论著简要指出,17世纪后半期,沙俄入
侵和中俄订约对清朝边界观念起到了重要刺激作
[2]47
用 。从《满文老档》《清实录》《朝鲜实录》等文献来
看,其实早在入关以前,清政权已逐渐形成较为明确
的边界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整个清
朝前期边界观念的基础。
①
务交涉方面,而对边界观念的探讨仍较薄弱。与此
相关的是,尽管过去不少学者强调《尼布楚条约》对清
朝边界观念影响匪浅,但实际上,此中若干关键问题
至今仅停留于模糊认知层面,或尚未为学界充分注
清政权早期的边界意识,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
亦即满族从部落向国家过渡的阶段。1583年,努尔
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1587年和
意,以致前人观点有失简单和偏颇。例如,清朝究竟 1603年,努尔哈赤先后兴建费阿拉城和赫图阿拉城
何时、因何产生边界意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否
与清朝自身固有认识有关? 该约对清朝边界意识影
响程度到底如何?清前期中西边界观念有何异同、差
异根源何在?等等问题,过去均缺乏清晰的论证。本
文将追根溯源,较为细致地考察入关前清廷边界意识
的生成,进而揭示其对《尼布楚条约》签订产生的影
响,并分析天下主义对其发展形成的制约,以期对上
作为女真部落的统治中心。1605年,他开始自称“建
州等处地方国王”。随着努尔哈赤自立政权的意识日
益明确,其边界意识也开始萌芽。
1608年7月,努尔哈赤与明朝辽东官员,“刑白
马,以血、肉、土、酒各一碗,销骨而盟誓”,约定:“帝之
边界,凡汉人、诸申,无论何人偷越,见即杀之。见而
不杀,则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则明帝之广宁都
收稿日期:2018-08-08
作者简介:易锐(1989—),男,湖南岳阳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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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159
堂、总兵官、辽东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六大衙门之
官员,均受其殃。”随后,双方“勒碑立于沿边诸
喇四百人戍守于朝鲜边界” 。努尔哈赤对驻守边
界的将士要求严厉,唯恐其有所疏忽,如在该年4月
谕曰:“尔等驻守边界之人,切勿玩忽,谨慎防
[3]2
地” 。此时,努尔哈赤在名义上尚臣属于明朝,故
其与辽东官员所约定的“帝之边界”,并非国家之间的
边界。不过,这一边界盟誓仪式郑重、充满敌意,非一
般地方官商定彼此行政界线的行为可比。可以说,这
是努尔哈赤边界意识开始萌芽的重要标志。努尔哈
赤对于1608年的誓约及其规定的边界极为重视,在
日后谴责明朝时再三提及,甚至视之为反明的重要依
据。
[
3]167
守。”
[
类似的言论,努尔哈赤在日后多次重
3]168-169
申 。
皇太极时期(1626—1643),是清政权早期边界意
识生成的关键阶段。后金在与明朝的战争中,最初屡
屡取胜,但进攻辽西一再受挫。在此情况下,皇太极
遂以议和为缓兵之策。1627年5月,皇太极致书明朝
守将袁崇焕:“两国诚欲和好,先划分地界,从何处为
[4]460
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建立后金。数
明地,从何处为诸申地,各治其地。”
接着,他致书
月之后,努尔哈赤因明人越境,谴责对方曰:“每岁越
境掘银采参……为禁其扰乱,曾立石碑、刑白马盟誓。
然负前约,每岁逾越帝界,我即戮之,亦不为过
明廷:“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某地属
[4]468
我,各居疆土,以安生业。”
上述议和建议虽未实
行,但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很值得重视。皇太极一再
提出“划分地界”、“议定疆界”的议和主张,表明他已
清晰意识到共定边界对于邻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
重要意义。
[3]15
也。” 遂将越境的五十余明人杀之。努尔哈赤选择
此时严格执行1608年的誓约,处死越境之人,显然与
后金政权的正式建立有关。这说明,敌对政权的公开
建立,以及国家意识的萌生,进一步激发了努尔哈赤
的边界意识。
除了共定边界之外,皇太极时期较为显著的疆界
意识还有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后者的形
1618年5月,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成,多得益于后金与朝鲜的交往。这是因为,
1627年
“
七大恨”中,有“两恨”与明朝违反1608年的边界盟
后金对朝鲜发动“丁卯之役”之后,与之约为兄弟之
国,两国的边界交涉最为频繁。
誓密切相关:“曾勒碑盟誓……然明军渝誓出边,援助
叶赫驻守,其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
岁窃逾边境,侵扰劫掠诸申地方。我遵前盟,杀其越
界之人者实。然明置前盟于不顾,责我擅杀,执我前
往广宁叩谒之刚古里、方吉纳,并缚以铁索,逼我献十
(一)各守封疆。1627年“丁卯之役”结束不久,
后金与朝鲜举行盟誓,誓曰:“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
[5]3322
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
誓词中的“各守封疆”一语很值得注意,在当时金朝两
[
3]19
[5]3314
人解至边界杀之,其恨三也。” 可见,在努尔哈赤看
来,国家之间对边界的侵犯,足以构成发动战争的正
当理由。
国交往的文书中屡屡出现 。作为战败方的朝鲜
要求“各守封疆”,显有防范后金之意;而军事上处于
优势的后金,也一再强调“各守封疆”,则体现出其对
互不侵越边界的认同。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
清”,并对朝鲜发起“丙子之役”。尽管朝鲜由此成为
清朝的臣属之国,但双方对疆界始终看重。1641年,
朝鲜因清方军民越境索粮咨云:“小邦之与大朝,虽义
同一家,而彼此疆场,自有界限。”清方虽认为责任在
朝,但表示将“遣人严行禁止”,以杜绝此类事件发
后金建立之初,便处于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
中,因此它必须妥善地处理与蒙古和朝鲜的关系,才
不致多面受敌。事实上,后金颇为重视对蒙古和朝鲜
的笼络,同时注意利用边界防范对方。1621年5月,
努尔哈赤致喀尔喀五部诸贝勒曰:“河东汉人皆已剃
发归降,五部诸贝勒当各晓谕部众,严密固守,不得越
界行乱,招致衅端,小事亦可酿大祸也。若谕而不从,
仍自越界滋扰,致我二大国开启战端,沮坏两国和好
[6]722-723
生 。此时,清廷难免具有上国心态,但对“各守
封疆”的信条依然是遵守的。从1627年要求“各守封
疆”,到1641年强调“彼此疆场,自有界限”,皆体现了
朝鲜对清朝的提防之心以及较为强烈的疆界意识,这
无疑会对清廷边界意识起到强化作用。
[
3]50
之大业,惜哉,有何益处。” 对于与朝鲜的边界,后
金则派兵戍守。1623年3月,努尔哈赤令:“每旗出小
旗长一人,率每牛录白巴牙喇一人,前往朝鲜边界一
带驻守。”按此规定,同年4月,“副将巴都虎、副将康
喀赖、副将塔音珠、参将阿什达尔汉,率每牛录甲兵二
人前往戍守朝鲜边界”;5月,“副将冷格里率白巴牙
(二)互遣逃人。1627年8月,朝鲜遣使后金,书
曰:“自今两国之民越境逋逃者,各相察还,毋得容
[6]51
隐。” 同年年底,后金致书朝鲜:“至于我国逃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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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锐
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两国盟誓时,原议自盟之后,尔国即行送还……今我
撤兵之后,已细察逃往人数。其外藩逃人,俟再察出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在《方法论》和《几何学》中
阐述了可测量的、地图上可标识的、严格划定界线的、
可控制的空间观,“奠定了近代政治意义上而非仅是
[6]55
以告。” 此处的逃人,系指本国出逃至境外的罪人。
金、朝规定由对方遣返越境逃人,反映了双方对疆界
的尊重和对“各守封疆”的遵守。
[12]291
地理意义上的国界概念” 。不过,这一时期中西
仍存在“国际边界不明确,疆域概念模糊”的相似之
[13]4
(三)严禁私越。其时,在中朝边界方面最为棘手
处 。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后,由
于欧洲主权国家原则得到确立,中西边界观念的差异
才逐渐显现。如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之时,瑞典和
的问题是朝民不断越境猎兽采参,而后金始终强调严
禁私越。1628年,后金致书朝鲜,“谕以两国人民,有
私自越境捕猎者,宜严察禁止,毋使恣意乱行,以滋衅
[
14]133-134
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
;
[6]60
端” 。尽管如此,朝民越境盗参的现象依然存在, 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签订过程中,西班牙和法国设
后金因此反复与朝鲜交涉。1633年,后金遣使朝鲜
互市,携所获朝鲜盗参二人同往,书曰:“贵国既言人
参无用,乃每年出尔边界,入我疆土。不顾罪戾,采此
无用之参,何为乎?……贵国违弃前盟,潜入我境,猎
兽采参。如贵国地方多有虎豹,我国何曾有一越境猎
置了专门的勘界委员会,被认为“开启了近代意义上
[15]33
的正式边界” 。总之,在清朝入关以后,西方才逐
渐形成以条约的形式划定精确且固定的国界的观念,
从而与中国边界意识的差异日益显著。
二
清朝固有边界意识对《尼布楚条约》之推动
[6]207
取者乎?” 后金言辞如此激愤,不独有政治、军事
对《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与过程,学界已有颇
②
方面的考虑,亦有经济利益的考量。盖对后金而言,
具分量的研究,此处无须赘述。不过,由于前人对入
[
7]252
与朝互市,可换取所需物质,从而保障战斗力 ;而
朝民越境采参,会导致人参减价,影响互市效果。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入关以前,清政权已逐渐形
成了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的意
识。上述意识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金建立
以来国家意识的生长以及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
局势的刺激。
关前清政权早期边界意识缺乏深入考察,故未能注意
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对此约签订产生的影响。下文
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康熙亲政之后,对黑龙江地区俄患颇为留意。最
初,他尝试采取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能奏
效,遂决定使用武力方式。1685年4月,在已做好军
事准备的情况下,康熙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乃致书
俄皇称:“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
宁。后尔罗刹人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
事不止……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
不至兴起兵革之事,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
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
清朝入关初期,基本延续了上述边界意识。惟从
中朝界务来看,此前的边界理念有进一步制度化的趋
向。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清廷将地方官对边界管理
的责任予以明文规定。《大清会典》载:“(康熙)十二
年题准:外国人私行进口,该地方官不察报者,降一级
调用;该管上司,罚俸一年。又题准:凡外国人,不论
蓄发与否,均不许擅进边口,违者守边官弁皆从重治
[16]51
事。” 此时,康熙虽未明言与俄国划分疆界的问
题,但谴责俄国侵越疆土、冀望各守封疆之意已明。
清军击退雅克萨俄军之后,康熙于1686年正月
向大臣表达了欲以尼布楚为中俄边界的想法:“日者,
大兵往征鄂罗斯、破雅克萨城,释鄂罗斯不诛,赦之使
生还。其时不并取尼布潮地者,盖以尼布潮地画为疆
索,使鄂罗斯不得越尼布潮界,界外听其捕牲
[8]卷六二八
罪。”
与此同时,清廷对于较为严重的朝民越界
[9]39
案,往往派遣专使与朝方共同审讯,以加强约束 。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清朝此时对边界的认识仍缺乏
清晰性。例如,入关前,清朝已与朝鲜确定以鸭绿江
和图门江为界,但实际上两江上游和江源多有模糊之
处。长期以来,清朝对此未予充分注意。直到1670
[17]313
也。”
这种划分中俄疆界的考虑,在同年9月康熙
[
10]189
年代,清廷开始重视两国边境模糊地带的调查 。
然因朝方不予配合,查界计划一再搁浅。
通过荷兰使臣致俄国的国书中有更为明确的体现:
“当以屡谕情节,备悉作书用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
俄罗斯察罕汗,令其收回雅克萨、尼布楚诸地罗刹,于
那么,同一时期西方的边界观念,与清朝有何异
[16]57
同呢?在17世纪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尚无明确划定
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
随此国书送往俄国
[11]264
固定边界的意识 。17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中
已经出现要求严格划定精确边界的思想。1637年,
的,还有兵部咨文。该咨文不仅同样表达了划界的主
张,而且论及了遣返逃人与越境处置的问题:“若不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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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我逃人,不撤回其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则凡遇
比,不难发现,二者对于划界、逃人、私越等问题的主
张存在诸多明显相似之处。
[
窜入我境者,即行擒杀,不留一人,悉加歼除。”
16]59
值得指出的是,在1686年以前,虽然俄国曾数次
[18]21-60
在此,有必要略加申论的是,清廷之所以能对明
朝和沙俄主动提出共定边界的建议,不仅与固有边界
意识的延续有关,也与其自身心态不无关系。因为清
廷是兴起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前曾长期
处于敌国环逼的局势之中;而至17世纪80年代仍入
关未久,被“汉化”的程度也相对有限。故其所具有的
传统思想包袱,自然较汉族中央王朝要轻,在定界问
题上,亦无须突破极为严重的思想障碍。
遣使来华,但其训令均未提及划界问题 ;康熙也
曾致书俄皇,却一直未有回复。正因如此,康熙才让
与俄国有联系的“荷兰贡使”代为转呈国书。关于此
前未有复文的原因,俄皇在1686年11月底复康熙
称:“前我之所以未予复文,皆因我周围国家动乱不
[16]72
安,道路不通。” 对此,魏源在《圣武记》中也指出:
“
顺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罗斯两附贸易商人至京,奏
书绝不及边界事。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赉等
至,圣祖召见之,贻察罕汗书,令约束罗刹毋寇边,久
俄皇彼得收到清朝国书之后,于1686年11月底
回复:“若即撤兵,则互相可停止兵革。尔属下人应勿
过境骚扰寻衅,滋生事端,并希放还战俘;双方共派使
臣,并令尔所派使臣,凡事秉公妥善办理。杀人者治
罪;各定原来疆界,退还尔新取之地;为首寻衅者,亦
[19]249
之未答也。”
这表明,1686年的清朝国书和兵部
咨文中所提出的划分中俄疆界和严惩越境之人的主
张,实出于清廷自身。
[
16]72
那么,此时清廷得以提出划分中俄疆界之主张的
原因何在?蒋廷黻先生在民国时期已指出,俄国入侵
和蒙古动乱,是促使清朝与俄国订约划界的重要因
当治罪。” 在这一封正式打开中俄划界谈判序幕
的关键性国书中,俄皇提出了撤兵议和、归还战俘、议
定边界、禁止越境等要求。这些要求,可在一定程度
上窥见当时俄国的边界理念。自17世纪中叶起,俄
国受到欧洲国际法和国界理念的影响,开始与土耳其
帝国等以条约的形式正式确立线状的防御性边
[20]24
素 。盖对清朝而言,与俄国划定疆界、避免冲突,
从而稳定喀尔喀蒙古、孤立准噶尔,实为迫切和必要。
本文要强调的则是,从观念层面来看,清廷这一主动
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固有的边界意识。清朝
的边界意识并非因俄国入侵或《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而产生,而是早已有之。从前文来看,自皇太极时期
起,清政权已逐渐形成了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
人、严禁私越的理念,这些边界理念曾被后金用来处
理与朝鲜以及明朝的关系。可以说,在当时统治者的
认识中,与相邻的国家,特别是敌对的邻邦,形成双方
认可的边界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在应对中俄边境冲
突时,清廷能够利用固有的思想资源,主动提出划分
疆界以弥后患。
[
11]264
界 。我们若将上文所引俄皇国书中的要求与清
廷的主张相比,不难发现,在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严
禁私越、互遣逃人等方面,二者的边界理念存在不少
类似的地方。这表明,在17世纪末期,中俄边界观
[12]18
念,尽管渊源有别、旨趣各异 ,但在某些原则上却
不无相通之处。
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分界方面
的内容大体为清廷之前所重点关注的有几个方面:
一、划定疆界,“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
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二、
禁止越境,“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
已定边界”;三、互遣逃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1642年
松锦之战后皇太极致明廷的议和倡议书:“若我国满
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
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
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
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
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
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死。或两国
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中
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
[21]1-2
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击遣还” 。就这
些内容及其所贯彻的原则来看,既有对传统理念的继
承,也有某些突破。其中,以条约这一近代西方国际
交往的法律形式明确划定两国疆界始于此时,而各守
封疆、严禁私越和互遣逃人在此前应对中朝疆界问题
时早已实行。清朝过去在边界问题上所采用的一些
原则,最终能体现到《尼布楚条约》之中,固与中俄两
国的妥协以及耶稣会士的周旋密不可分,但上文所指
出的中俄所具有的边界观念共识也至关重要。
[6]829
为界。若两国有越境妄行者,亦俱察出处死。”
将此书与上述1686年清朝致俄方的国书和咨文对
若
三
边界观念发展之限度与天下主义之制约
30
易
锐
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对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朝边界观念发展
的一些表现,如加强东北边防、设立中俄界碑、绘制实
舆图,基本沿袭着传统疆域示意图的绘制方式,明显
存在表示粗略的问题。如在嘉庆会典的《科布多图》
上,西北处标识了“俄罗斯界”和“哈萨克界”的字
③
测舆图等,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给予高度
[24]卷三一二,20
评价者,甚至认为清朝的边界观念达到了西方近代国
样
,但其边界具体的位置和长度依然很不
④
界观念的水平。揆诸史实,《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对
清晰,难免使人感到困惑。尤为严重的问题是,界、卡
认识混乱。乾隆平定西域后,在西北边境设置卡伦。
因卡距界较远,而巡边沿卡而行,久之二者便模糊不
清。1813年,嘉庆下谕,“卡伦以外各夷部落自相争
论之事,天朝断不值代为剖判”,惟当“谨守边界”,不
清朝相关认识的发展确有促进,但这种观念的转变程
度实际较为有限。
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在1689年之后所表
现出的较为强烈的边界意识,并非皆因中俄订约划界
的刺激而产生,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其入关以前
业已形成的观念。例如,树立界碑的意识,在1608年
已有类似的雏形,当年努尔哈赤与明朝边将举行盟
[25]660
应“越界管理” 。在此,俨然已以卡为“界”。
第三,对边界的防卫态度亦较为消极。在边防相
对严密的东北边疆,清朝所设卡伦多离边界甚远。当
地巡边,理论上是一年一小巡、三年一大巡,其实际效
[3]2
誓,约定疆界,“勒碑立于沿边诸地” 。又如,驻守
边境的意识,在后金时期已经产生。如前所述,1623
年努尔哈赤便“着每旗出小旗长一人,率每牛录白巴
牙喇一人,前往朝鲜边界一带驻守”,并要求“谨慎防
[20]31
果自较有限 。至于西北边疆,清廷允许中俄两属
的哈萨克在缴纳赋税后于界内住牧,真正意义的边界
防御更难实现。在中越边境,自乾隆朝起虽设有“三
关”、“百隘”以及一百二十余卡,但“正口关隘外,其余
并无范例,出入无从阻拦”,实际“久无中外之
[3]159
守” 。再如,对于划分疆界的意义,努尔哈赤在
627年已有清晰的认识,
他致书明廷说:“两国和好,
1
[26]354-355
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某地属我,各居疆土,以安
防” 。当然,清朝疆域辽阔,在生产力水平有限
的情况下,要对漫长复杂甚至环境恶劣的边界地区采
取严密有效的防御措施,无疑存在极大困难。不过,
清朝边界防御普遍较为粗疏的情形背后,亦可反映出
以“守在四夷”为核心的传统边防理念的深刻制约。
那么,清廷在与俄国划定具有近代意义的国界之
后,何以迟迟未能形成近代国界观念? 笔者认为,天
下主义是此中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清朝的边界
观念,并非孤立存在的认识,而是根植于传统天下主
义的一种意识。而清朝所依据的天下主义,有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和颇强的包容特性。因此,即使天下主义
受到一定的冲击,仍可为传统边界观念的继续运行提
供理论支撑。下文将对《尼布楚条约》后的天下主义
演变及其对边界观念的制约略作分析。
[
4]468
生业。” 若不充分考虑清朝固有的边界观念,便极
易夸大《尼布楚条约》的影响。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晚清以前中国远未形成近
代国界观念。按照西方近代的国界理念,国家应以条
约的形式清晰地划定线状的边界,并对边境内侧实行
⑤
积极严密的防御和管辖。而在《尼布楚条约》订立后
的一个多世纪里,清廷的认识与此有显著差异,其主
要表现如下。
第一,未形成以订约划界为通则的意识。1689
年以后,清朝仅于1727年与俄国正式划定了蒙古段
边界,而无意与俄国继续确定西北边界。在宗藩边界
方面,长期只存在一些较为含混的传统边界习惯。
1712年,
穆克登赴中朝边境查边之举,颇引学者注
目。不过,康熙谕令穆克登查边,“特为查我边境,与
新知的接受,是思想变迁的常见动因。中俄订立
[22]495
彼国无涉” ,即只是将疆界查明而已。期间,清朝 《尼布楚条约》,是清朝接触西方国际法的一个早期契
的态度颇为草率,在并没有对边境进行清晰了解的情
况下,便派遣穆克登去查界;查界之后,将树立界栅之
机。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康熙在中俄谈判之前,极可
能会向其所器重的耶稣会士徐日昇和张诚咨询有关
[
23]202
[27]114-116
事委之朝鲜,也未会巡边界 。显然,清廷并无将
之前中俄订约划界的新规则运用到中朝边界的意图。
第二,对边界的认识具有相当模糊性。尽管清前
期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绘制了《皇舆全览图》等实测
舆图,但长期藏之内府,未必能代表时人认识。当时
官方运用较多的是政书和方志上的地图,其中以《大
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上所附舆图较为权威。这些
西方交往规则的情况
;但张诚日记中的一个细
节从侧面体现出康熙对国际法的认识非常有限:“我
们的钦差大臣们曾经得到皇帝的明白谕旨,应当以基
督教徒的上帝名义为和平宣誓。他们有理由相信,没
有比以真主名义宣誓,更能影响俄国人,使他们坚定
[28]45
不移地信守和平的了。”
力背后的国际法理论缺乏了解,才会分外看重以“真
正因康熙对西方条约效
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名义来宣誓。而康熙之所以认为俄国会信守宣誓
后的条约,与耶稣会士的信仰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家体制,亦为不合,转为轻视,曷若不举行之为愈
[23]99
也。” 显然,较之加强宗藩边防,怀柔属邦在乾隆
心中更为重要。
[29]26
象有关 。至于清朝谈判代表们的相关认知,张诚
[
28]31
更是直言他们“对于国际公法完全陌生” 。显然,
这种新知的接触,是难以产生对天下主义的反思的。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未对天下主义形成有力
冲击。清朝前期,中国周边仅有北方俄国能对边疆构
成较大威胁。康熙与雍正时期,俄患与准乱交织,为
了化解危机,清朝主动与俄国采用条约的形式明确划
定边界,但并未动摇天下主义。《尼布楚条约》订立之
初,议政王大臣等奏称:“鄂罗斯国人,始感戴覆载洪
恩,倾心归化,悉遵往议大臣指示,定其边界。此皆我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天下主义对边界观念的制约,
我们可以西方的情形稍作对比。17世纪后半期起,
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在欧洲国家之间逐步形
[11]264
成 。这种国界观念,产生于欧洲诸国平等的国际
秩序之中,以国际法为基本规则,以主权国家理念为
⑥
思想基石。正是基于这种主权国家理念,西方国家
才处于一种平等而竞争的关系之中,才形成一种明确
的“自我”与“他者”的意识,才具有确立清晰的、固定
的边界,并对领土进行绝对的、排他的管辖的要
[17]578
[35]6
皇上睿虑周详,德威遐播之所致也。”
完全将中俄
求 。相比之下,中国长期处于以自身为中心的中
平等的划界订约修饰成清朝对俄国的一种恩惠。虽
然康熙、雍正曾将俄国视为“敌体之国”,与之对等谈
判划界,但按天下主义,这并不意味中俄两国处于平
华世界秩序之中。这一秩序以天下主义为基本理论
依据,讲究尊卑有序,拒绝多元平等。与主权国家理
念下的平等、竞争的关系不同,中国的天下主义终极
目标是天下一统、世界大同。而这种追求与目标,恰
与订约划界的取向相抵牾。由此可见,中国边界观念
与西方近代国界观念形成差异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
前者秉持的是天下主义理念,而后者依托的是主权国
家理念。
[13]引言,xvi
等的关系
。随着中俄部分国界的划定以及西
域的平定,清朝不再像过去一样可能面临沙俄和准噶
尔联盟的危险。而当时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入侵,
“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不去惊扰中国
[30]161
人” 。况且,该地与俄国之间还有哈萨克等藩属
作为“屏障”。故对清朝来说,在西北地区并无划定中
俄边界的迫切需要。在此形势下,清廷对俄国的定位
也开始变化。如乾隆征服准噶尔后,便要求沙皇对其
四
结语
过去的相关论著多强调《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对
清朝边界观念产生的刺激作用,但就历史实际而言,
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显著。如本文所揭示,早
在入关以前,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中的清
廷,已形成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
的明确意识。这种意识,为康熙主动提议划定中俄边
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尼布
楚条约》的订立。同时,渊源有异的中俄边界观念,存
在一定相通之处,亦有利于此约的顺利缔结。
[18]351
臣服 ;并否认过去视俄国为“敌体之国”的事实,
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从而将其纳入天下秩序
[31]80
之中 。
由此可见,天下主义非但未因中俄订约划界而动
摇,甚至自乾隆中期起还有强化的趋势。天下主义的
稳固与强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中国近代国界观念
的形成。其一,天下主义拒绝平等的国际关系,乾隆
更是不再承认有“敌体之国”。在此情形下,礼仪问题
便会成为对等谈判的严重障碍,遑论缔约划界。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和1805年俄国戈洛夫金使团的
1689年以后,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虽因中俄订
约划界而有所发展,但在晚清以前这种转变较为有
限,远未形成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其深层原因在
于,清朝的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
的。而清朝的天下主义,非但未因沙俄入侵和中俄缔
约的冲击而动摇,反而在乾隆平定西域以后有所强
化,严重制约了清朝边界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之
下,17世纪后半期,西方近代国界观念的产生,得益
于欧洲多元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孕育与主权国家思想
的激发。故就根本而言,清朝前期边界观念与西方近
代国界观念的差异,不在于“界”的意识,而在于“国”
的理念。
[32]103
来华遭遇 ,便可表明这一点。其二,“天下”理想
的膨胀,会造成边界的淡化。成书于乾隆后期的《清
朝通典》有谓:“东瀛西蒙,环集幅辏,固已无边之可
[33]2729
言,而亦岂列代防御之术可比论哉!”
无边”的天下一统的表达。其三,天下主义还会抑制
即是追求
“
边防意识的发展。雍正与乾隆时期,清朝为加强中朝
边防曾两度欲沿鸭绿江近岸设汛和开垦边外荒地,但
均因朝鲜反对而作罢。乾隆感慨地说:“此因怀柔小
邦之意,但屡以难行之事,俯准所请,辄为停止,于国
32
易
锐
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正因如此,对清朝而言,在意识上真正接纳近代
国界观念,须以对天下主义这一自身根本的政治文化
理念的变革为前提,这无异于一场思想上的脱胎换
骨。晚清以降,随着疆土频遭割让、藩属接踵丧失,天
下主义也日益动摇,中国适应近代国界理念的漫长而
痛苦的脱胎换骨之路方真正开启。
注释:
①
近些年虽有一些成果涉及清朝前期边界观念,但多作为晚清边界观念的背景来讨论,或非论述重心所在,因而未能深入。
相关研究参见: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PeterC.Perdue,“Boundaries,
Maps,andMovement:Chinese,Russian,andMongolianEmpiresinEarlyModernCentralEurasia”,TheInternational
HistoryReview,1998,Vol.20,No.2;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2010年第24辑;孙宏年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011年第4期。
《
2
②
参见:〔苏〕普·季·雅科夫列娃著《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贝璋衡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
组编《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條約》,東京:近代
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年版。
③
④
⑤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34页;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
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页。
参见:CharlesS.Maier,“ConsigningtheTwentiethCenturytoHistory:AlternativeNarrativesfortheModernEra”,The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105,No.3(Jun.,2000),p.81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
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页。
⑥
参见:StuartElden,TheBirthofTerrit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3,p.17;于沛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
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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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oftheConceptofBorder
intheEarlyQingDynastyandTheTreatyofNerchinsk
YIRui
DepartmentofHistor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China)
(
Abstract:Beforeentryintothecentralplains,theQinggovernmentinLiaodong,whichhad
beensurroundedbymanyenemycountriesforalongtime,hadgraduallyformedapolicyofa-
greeingontheboundarywiththeothercountry,defendingtheborders,repatriatingfugitives,
andstrictlyprohibitingcross-border.Thisprovidesanimportantideologicalresourcefor
Kangxi’sinitiativetodemarcateduringtheSino-Russianwar.Atthattime,theborderconcepts
ofChinaandRussia,whichhaddifferentoriginsbutmanysimilarities,wasconducivetothecon-
clusionofTheTreatyofNerchinsk.AfterthedemarcationofChinaandRussiain1689,thede-
velopmentoftheconsciousnessofbordersintheQingdynastywasrelativelylimited,largelybe-
causeitwasdeeplyrestrictedbytheconceptoftianxia.Theconceptoftianxiawasnotshakenby
theSino-Russiandemarcation,butstrengthenedsincethemiddleoftheQianlongperiod.Funda-
mentally,thedifferencebetweenChineseandWesternconceptsofborderintheearlyQingdy-
nastywasnotintheconsciousnessof“boundary”butintheconceptof“nation”.
Keywords:theearlyQingdynasty;theconceptofborder;TheTreatyof Nerchinsk;the
conceptoftianxia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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