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4期
2
016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4
July,2016
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
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王红雨,闫广芬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300354)
摘要:在清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塑造了学校时间的初设轮廓,星期
与钟点的出现完成了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请假制度的日益严密造就了学校时间的边界控制,严密的新型学校时间
体系就此确立,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对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发挥规训作用。与此同时,乡村中的私塾学校依旧滞留
于旧式时间轨道之中,其对新型学校时间的公然反对与消极抵制表征了“传统”与“现代”间的有力博弈,并折射出早
期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无奈与艰辛。
关键词:学校;时间管理;早期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090-07
学校时间是学校内一切教育实践展开和延续的条 (CalvinWilsonMatteer)在山东开办的登州文会馆,从设
件与背景,教育实践本身也在学校时间的顺延与叠加中
存在与发展。作为“背景”存在的学校时间虽因其隐而
不彰的特性而被教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但也客
观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中人的行为与思想。在清
末民初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学校时间不
但持续地否定、发展、重塑着自己,更制约、规训着各种
教育实践活动的落实与走向,由此成为我们考察近代学
生生活节奏与教育环境的有效手段。正如英国著名社
会学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所言:“当
我们开始研究一所学校时,先勾划这所学校的学生和教
职员工所遵循的时间模式,无疑会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局
学之初就开始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施行以“年”为单
位的阶段性学习制度,以此将学年制度带入近代中国。
该馆规定:从第一学年的“天道溯原”到第二学年的“天
路历程”,再到第三学年的“救世之妙与省身指掌”与第
[2]23
四年的“心灵学与是非学” ,学生在以“年”为时间单
位的课程安排中获得宗教知识,并于每三个月接受一次
常规测验,年末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
山东登州文会馆只是一所具备初级办学水平的民
间教会学校,尽管其创办初衷乃是“拯救世人于罪恶之
[3]32
中,为基督征服中国” ,但它的确在客观上将一种新
型的时间规划引入到中国的教育场域中。新旧时间的
比较之中,晚清教育改革者开始注意到传统学校时间安
排的不足:过长的学习时间不但降低了学习效率,更间
接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洋务学堂的建立过
程中,学校设计者们纷纷自觉引入学年与学期制度,希
[
1]225
部解剖工具。”
一
学校时间的轮廓初设:学年与学期制度的引进
教会学校一直是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急先锋。作为
早期基督教学校的代表,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目标体系研究”(12BKS073)。
作者简介:王红雨(1987—),女,河北东光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育史;
闫广芬(1964—),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史。
90
王红雨闫广芬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望以此保证学校时间的稳固化、规程化与秩序化。1902
年,《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一次以官方文本的形式公布了
学期设置的相关要求:“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
节散学,为第一学期;立秋后六日开学,至十二月十五日
的共同出现,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新”“旧”势力博弈
的胶着状态;而站在这种状态背后的,正是近代中国早
期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始终相伴而生的“旧”的艰难转型
与“新”的深刻变迁。
[
4]408ꢀ409
散学,为第二学期。”
一年后,《奏定进士馆章程》
随着西风的猛力劲吹,“新”的势力不断强大,以七
天为一个休息单位的时间观念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并开始在学校中落地生根,“星期”开始代替“礼拜”出
现。至20世纪初,《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学时的安排
成为政府承认星期制度的代表。在此章程的文字表达
中,学生的课程安排均是以每星期所占钟点为单位来进
行划分的,其表述中已经含有“初等小学堂科目程度,及
中关于学年与学期的规定与之相差无几:“每年分为两
学期,自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自暑假期满后至年
[
5]628
终为第二学期。” 在这里,中国学校教育首次获得了
由官方赋予的“学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学年”
的划分。此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将学期制度落实下
来。直隶省师范第一小学,“每年于正月开印,即日入
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入学,封印
[12]417
每星期教授时刻表”的字样 ;《奏定女子小学堂章
[6]83
日放学,给年假” 。山东大学堂,“每年春季,以正月
程》中同样规定:“学生休业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
[13]797ꢀ800
二十前后开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后六日
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四点钟。”
[
7]50
开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放学,给年假” 。当然,随机
当“星期”概念在中国本土新式学堂中脱离宗教性
质而走向学校科目编排工具时,教会学校依然秉持着
应变的灵活应对也是存在的。如(上海)民国法律学校
预科便将一学年划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自正月至 “礼拜”的最初特色。苏雪林回忆其在基督教所创办的
三月,第二学期自四月至七月,第三学期自八月至十二
[8]
月。”这种选择也使得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在第二
和第三学期中进行课程的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学
习效率。
安庆培媛女学的求学经历时说:“学生入校后,连星期日
都不许回家,只许家属来校探视。入学者以一学期为
限。半年后,继续来校听便,但学生可以回家了。我初
亦不知其故,原来一到星期日———男女两校的学生都要
到那个教堂行礼,仪式繁重,费时半天,下午又要读经做
祈祷,不管学生信教与否都非参加不可。以后便是休
息,不准做任何工作,说这天是上帝定下的安息日,学生
二
学校时间的二次分割:星期与钟点的出现
精细的时间分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近代
中国“求富求强”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以“星期”与
[
14]23
“
钟点”为代表的时间安排,开始了学校时间第二次分割
的历程。
一)“礼拜”与“星期”
只有拥被睡大头觉。”
同样,曾在金陵女子大学读
书、后任学校校长的吴贻芳,虽然平时功课繁忙,但每周
在金陵女大参与礼拜、学习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
[
15]27
“
礼拜”源于西方宗教仪式,新式学堂对于“礼拜”的
最后甚至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 。可见,在
某种程度上,中式学堂采用的“星期”概念仅仅是一种作
息的规划方式,而西式学堂所采用的“礼拜”概念则更偏
重宗教礼仪的色彩,这是中西学校遵从中西文化而自主
选择的结果。
引入源于洋教习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需求。《同文馆章
程》称:“每年夏月洋教习息伏期内,及每月外国礼拜洋
教习不到馆之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在馆内
[9]34
学习汉文。” 这意味着以七天为一轮回的休息制度开
始在中国制度化的组织机构———学校中正式出现。
虽然“礼拜”开始在校园内出现,但此时诸多学校对
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称谓依然抵制,它们纷纷选择传统
的时间表达方式来表征与“礼拜”相一致的概念。浏阳
算学馆使用“休沐日”来代替“礼拜”一词,称:“除厨役、
杂役外,通馆均前后七日中,隔六日一休沐。遇房、虚、
昴、星四苏值日,即为休沐之期,此固文武张弛之
(二)“钟点”的出现
与“星期”在教育领域的出现相似,最初的“钟点”同
样延续了带有传统色彩的称谓方式。1864年,即洋务
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的第二年,《广州同文馆章程》中将学
馆课程规定为:“每日巳、午、未三时,由西教习训课。早
[16]107
晚各时由汉文教习训课。” 35年后,传统表达方式
依然存在。1899年,《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仍以天干地
支的计时方式表征着时间的分割,称:“学堂大门启闭,
夏季卯初开锁,戌正落锁;冬季日出开锁,戌初落
[10]368
道。”
到戊戌维新运动高涨之时,一些学堂内仍使用
二十八星宿值日法来抵制“礼拜”一词,以房、虚、昴、星
四字代替每月中的四个周末。如江宁江南储才学堂便
[17]450
锁。”
相比于本土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的时间表达更为细
[11]
规定:“每逢房虚昴星日,照西例休息。” “新”“旧”称谓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密、精致。1879年,在由美国天主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过程太过漫长,
翰书院中,几乎所有的学生生活都没有逃离被时间切割
的命运。徐善祥回忆称:“全校学生清晨6点半闻钟即
起,至楼下盥洗后,7时入操场,做半小时集体哑铃体
操,8时至聚集所点名早祷,8时半早餐,9时上课,午12
时午餐,下午1时又上课,4时下课。凡遇星期一、三、
五下午4时半至5时半,群至操场参加军式操演。下午
高速度、高强度的效率追求则更为实际。“惜时”不再是
长久的坚持,而是尽快的占有。“国难当中各校学生务
宜努力读书,以造成国家有用之人才,而靳达教育救国
[21]
之目的” ,当这种急切的社会心态映射到教育领域中
时,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减少学生请假次数便成为一种
自然而然的选择。
6
时晚餐,7时至9时温习自修,9时半均须熄灯就
(一)请假理由的控制
[
18]11
寝。”
很快,本土新式学校的时间规划也赶上了教会学校
的脚步,开始严格规定学生作息。1901年,袁世凯便在
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展示了其务实派注重效率的个
在急需新式人才的社会语境中,教育内容获得了革
命式的翻新。为快速吸收这些大量涌进新式学堂中的
西方新学,学生请假外出、荒废学业的情形遭到严厉的
批判与完全的杜绝。新式学堂首先对学生的请假理由
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非有重大事故不得请假。
和所谓重大事故,即与侍祖有关的服丧与健康有关
的重病两项。“亲丧与疾病二者而已,我国旧俗,亲丧有
守七之说,然学业所繁,中辍可虞,即稍变通,于事无妨,
正不必拘虚文而蒙实害也;至于疾病之来,恒由于起居
饮食之不慎,如平时忽于卫生,致不免为疾病所困,则其
《
性,规定:“学生在学堂,每日寝与食息,均有一定时刻,
届时各鸣钟为号。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学生晨兴,
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半钟、午后十二点
半钟及六点半钟,各鸣钟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钟又鸣
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冬季早六点钟鸣钟一次,
学生晨兴,预备本日功课;早中晚膳,分午前七点钟、正
午十二点钟、午后六点钟各鸣一次,预备用膳;晚九点半
钟又鸣钟一次,概行停课,预备休息,晚十点钟一律止灯
[22]
暂时修养自不容已” 。因此,此两项请假理由在晚清
学校章程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几乎成为所有学校的定
式。同文馆章程中,学生“丁艰”可请假百天,回乡路费
也由学校支付;重病者同样给予照顾,“各学生如有患病
者,应以假期两个月为限,但不得藉词就医,托故外
[7]50
就寝。” 不仅如此,精细化的时间分割也开始入侵到
学校的休闲场所中。梁实秋在回忆清华生活时曾说道:
“
荷花池的东北角有个亭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山有
[
9]33ꢀ34
水焉能无亭无台?亭附近高处有一口钟,是园中报时之
具,每半小时敲一次,仿一般的船上敲钟的方法,敲两下
表示1点或5点或9点,一点半是当当、当,两点半是当
当、当当、当。余类推。敲钟这份差事也不好当,每隔半
出” 。与此同时,一些请假理由虽不在“重大事故”
的范畴之内,但仍获得准许。“应试”便是“服丧、重病”
之外极为正当的请假理由。如同文馆规定:“遇乡、会试
年份,学生有愿应试者,准给一个月假期,均不扣除膏
[19]30
[9]34
个小时就得去敲一次,分秒不差而且风雨无阻。”
火。”
在“钟点”中,学生的一切行为都被钟点所囊括,被
填充到不同时间段内的活动在“开始”和“结束”间被赋
予明显的时间意义,并在时间的调配中完成集体的组织
与协调。当学生的日常生活被无所不在的学校时间切
分得日益细密时,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与控制也就变得
更为精准与细致。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时间单位
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
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
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
(二)请假流程的控制
与请假理由的限制一致,请假流程同样处在严密的
制约之下,“书面申请———获得准许———领取假票———
回校销假”这四个环节中的每一环节都会以各种方式得
到完整的记录,从而实现严格的请假流程管理。
签到与点名是监督考勤最常见的方法。在京师同
文馆,住宿学生必须每天辰时三刻聚集签到,迟到者会
被老师记录在考勤簿上并扣罚学金;不在馆内住宿的
学生每日也要在学务提调的监督下当面画到,迟到者
亦扣学金;随后补签或请他人代签者,与迟到者同,须
[20]174
控制。”
[9]33
三
边界控制:请假制度的不断完善
同样扣除学金 。点名也在各学堂中广泛地存在着,
甚至延伸到学生休息的时空之中,即便是周六日的寝
室与餐厅也成为学生接受点名的场所。据报道:“师范
男生指导部自校务联席会议议决限制学生请假离校办
法后,即首先遵照施行,每星期六晚及星期日中午,均
“
惜时”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主题,而“勤
学”则是实现“惜时”的主要途径。近代以来,“惜时”的
精神内涵更开始由个人的意愿走向集体的追求,提高生
产效率与增加社会责任成为“惜时”观念的应有之意。
92
王红雨闫广芬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由该部主任躬在寝室及膳厅点名,多数学生均能遵循
课后将该单撕下投诸教务处,按日统计并每星期将缺
席生姓名及所缺课程名分别公布,借以示警;教师于检
查缺席必须将缺席学生学号朗诵一遍,若有错误,学生
[23]
约束,不敢擅离。”
各类专门记录师生考勤情况的工具也开始逐渐出
[
30]
现,并得到充分的运用。直隶法政学堂设“旷课簿”,点
名未应者以迟到论,于开课前15分钟未到课堂者以旷
课论,迟到与旷课者之姓名会被记录到旷课簿内,满三
次旷课者,便又会被记录到学监手中的“记过表”中,至
学年终了时,“旷课簿”与“记过表”均会送交学务监督
与教务提调手中,成为评价学生品行的重要参考依
当场声明,事后不得向教务处请求更正。” 在各式各
样的请假管理方法中,学生的在校时间得到有效的保
障,学习时间也相对获得了延长,这是时代的迫切需
求,也是社会亟需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应然表现。
四
模糊时间的存续:乡村学校对于学校时间的
抵制
[
24]
据 。标明学生身份的“名牌”,也同样被广泛地应用
到学堂请假制度中。湖南明德学堂规定:“堂中生徒如
需外出,必须去管理处说明缘由,领取名牌,于号房内
挂号,将牌悬置外出挂牌处。归时自取此牌,交呈管
尽管新式学堂似在一夜之间纷纷建立,但传统教
育载体的影响仍不容小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曾经
这样估算近代中国旧式书院的数量:到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尚有旧式书院2000余所,在院人数15万
人;而到1909年,新式书院只有700余所,学生人数是
[25]388
理。”
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名牌被请假券取代,
[31]372
“
告假者必须持有请假券方可离校,回校时,须持原请 7万左右 。且不论此处的数字统计是否精确,但
[
26]前言25ꢀ26
假券到办公处进行销假”
。
考虑到中国土地上广袤存在的农村地区,旧式书院的
势力始终不可轻视。除数量上的优势外,民众的认可
与思维惯性也为旧式书院的存续提供了土壤。容中逵
在对颐村学校进行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后曾留下这样的
文字:“尽管道县于光绪二十八年将玉城书院改为新式
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下令将各学堂改为学校,但颐村
并未设立新式意义上的学堂或学校,读私塾之风仍然
很盛。举凡入新式学堂读书者,无不先是读了私塾再
上学校的,有的甚至在新式学堂毕业后仍返读私塾
除学生与学校外,第三方担保也是请假制度中较
为常见的管理方法,担保人包括学生父母、法定监护
人、宿舍成员、斋务长与学监等。其中,与学生关系最
为紧密的父母或其他亲属、监护人充当担保人的情况
最多。山东大学堂规定:“业精于勤,学生无事不准请
假。如实有紧要大故,应由其父兄家属具函陈明,经总
教习核准,交由监督发给假单,单内注明期限,届期即
[7]51
须销假回堂。” 清华学校规定:“请假时必须由父兄
[32]
或保证人先行直接致书本校斋务处,确实紧要之事由,
的。” 这种优势是新式学校无法比拟的,正所谓“洋
[27]564
方可照准。”
宿舍成员充当担保人的情况虽不多
学是在政府的政令下挣扎维持着,私塾则在百姓们的
[
33]3
见,却更具代表意义。复旦大学仿照明清人口管理的
方式,在学生生活中施行保甲制度,每间宿舍推选一名
代表,由其向学校负责并保证宿舍的基本秩序,再由这
些舍长中推选出一名宿舍楼长,由宿舍楼长代表住宿
学生与校方进行交涉;如遇学生请假外出,则需要舍长
烘托里枝叶繁生” 。
(一)乡村学校对新式学校时间的抵制
当新式学堂中的学期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之时,
乡村学校始终行走在旧有的时间轨道上,乡学中的塾
师依然“自清晨而日暮,时与小儿画虎涂鸦,时与高材
生讲经论史,丹黄影本,辨别之无,心目交瘁,刻糜暇
[28]211
与楼长向学校进行共同担保后,方可离校 。
[
34]316
其他的时间管理方法也被应用到请假制度中。北
京高等师范施行“稽查法”,规定:“每晚学生自习下课,
学生就该管域,偕本区事务员稽查火烛,督促夫役洒
扫,将门窗关闭,由事务员取钥执掌,并将现状填写查
视报告簿,每日送校长及主任核阅。又学生下自习归
寝室后,约三十分钟即须熄灯。唯私自燃烛,及炉火未
净亦事之所或有。故学监于学生就寝后,须再次稽查
咎” ,时间的流动依然缓慢、连绵,甚至停止不前。
在此背景下,在乡村私塾中推行新式时间倡导下的学
年与学期制度遭遇极大阻力。而新式时间与旧式私塾
间的互不适应是造成推行困难的主要原因,“村中上学
的学生大多是12岁的孩子,他们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实
践教育的年龄。在农事活动的日历中有两段空闲时
间,即从1月至4月和7月至9月。但在这段时间里,
学校却停学放假。到了人们忙于蚕丝业或从事农作的
[
29]57
一次或二次。”
浦东中学利用“座位检阅法”进行学
[
35]51
生缺勤情况检查:“教师检查学生缺席不用旧式点名表
点名报到,仅凭各学堂教室座位表检阅,如发现有人缺
席即将缺席者学号填入教务处所发之缺席报告单,退
时候,学校却开学上课了” 。出于农业劳动的需
要,大部分的乡间学校依然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为
界点将全年的授课时间分为三个学期,平时初一、十五
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放假。按照李景汉等人的调查,在河北定县62所小学
性,那么官方的学校访查似乎更能有效地说明这个问
题。1908年,李搢荣奉学部令在天津武清历时三月进
行学堂访查,他所看到的学校时间也是模糊的:“查小
营村初等小学堂情形:该学堂……学生二十人,尚皆安
静,诚朴木讷,终日读书而未察休息。”“查杨村两等小
学堂情形:该学堂……学生每早六点即来,晚七点始
均有“春假”和“麦假”,学生们在这两个假期中承担播
种与收获的农活,这是城市小学没有的;而在城市小学
中普遍存在时间较长的暑假,在这些乡村学校中却没
[36]207
有那么重要 。在学校与农忙的矛盾中,学期制度
在乡村教育的推行中遇到抵制。如张宗麟所言:“学校
放寒暑假、星期假等,在乡人以为是无需要的;但是在
农忙时,乡人实在需要儿女在家帮助工作,学校反而天
天去催着来校。这样,学校与乡村便发生龃龉,乡人对
[42]136ꢀ141
散,仅午饭间休息。”
可见,此时的乡间学堂大
都“规模简略,讲堂北向。……(学堂内)并无计时钟
[43]
表,未能遵照定章教授,半沿从前训蒙性质” 。这是
[
37]192
学校就讨厌。”
同样,尽管政府与教会在新式学校中以“星期”为
新式时间遭遇到旧式学堂的无奈境遇。
(二)抵制背后的逻辑:农业时间与世界时间的距
离
手段而建立起了一种统一性的教化时间,但这种结果
并未在农村地区收获功效,“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什
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
是什么造成了旧式学堂对新式时间的公然反对与
消极抵抗?要回答此问题又需要我们重新返回到早期
教育现代化中“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
代”等经典问题的追问之中。费孝通先生曾在《汶上县
的私塾组织》中这样写道:“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中
私塾因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早已和其他社会制度搭配
得很凑合,只有在这凑合里我们才了解一个私塾真正
的功能。若是不从这方面去了解私塾,而想在其他社
会组织中去抄袭一个教育制度来,强制配入中国传统
组织尚强的农村社会中去,自然会发生格格不入的情
[
38]39
假” 。即便是在位于晚清教育改革中枢地区的北
京宛平,也依然行走在旧有的农时轨道上,其辖区内的
黄土店村小学校,全体师生一年的休息时间约百天,其
中秋假由农历七月十五到八月十五,农假由农历四月
二十至五月初九,年假由腊月二十至正月二十,余下的
1
6天假期也多与村内的公共活动相联系,如庙会、祭
[39]87
祀等 。除此之外,一些开明教师虽了解“星期”为
何,但也公开反对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授课进程中。陶
钝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王师傅时曾如是
说:“他不是顽固保守的人……但也认为学校里不读圣
贤书、只习西洋文字不是正道……而六天学习,一天休
息(的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忘掉先前所学内容,也难以
[44]
形。”
新式时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遭遇了无奈,以农
业、农耕为生存根本的中国乡村已经深嵌于一套与之
相配套的文化土壤之中,在这些土壤并未完成真正的
新陈代谢之前,它怎能接受符合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
时间表达方式呢?以世界时间为代表的新式学校时间
是西方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而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
依然处在一种农耕阶段,时空之不同步本身就是一个
客观存在的鸿沟,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生硬移植势必是
不切实际的。正如舒新城所言:“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
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国内的生
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
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扞格不入,
[
40]11
称得上是一个好办法。”
在更为细化的时间单位中,“时”、“分”、“秒”的概
念似乎更与乡村教育无缘。“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
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
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
[
38]50
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同样,学校对于时间的概念
也是模糊的。“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
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
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
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
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
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
[45]446
自系应有的结果。”
因此,尽管国家以强大的权力
意志自上而下地将工业化新型时间照搬到乡村学校的
教学活动中,但这种忽略现实情况的改革很难获得人
心与成效,再加上在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官方始终缺少
切实的执行能力来保证政策的推行,这使得整个近代
时期的新式教育在与乡村私塾的博弈中始终处于不利
[38]37
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梁实秋说:“老师渐渐觉
得座钟不大可靠,便利用太阳光照在窗纸上的阴影用
朱笔划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是不放学的。日久季
节变幻阴影的位置也跟着移动,朱笔线也就一条条的
地位,在整体上造成乡村教育“新旧并存,矛盾兼与,刚
[41]16
[46]55
加多。”
如果这些私人的回忆尚存缺少权威的代表
毁刚成,方生方死”
的无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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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雨闫广芬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规训与抵制:以清末民初学校时间管理为例
以新式学校时间在乡村地区的推行为契机,我们
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转型的迟滞与困难。毫无
疑问,以农为生、以农为本的现实状况是教育现代化历
程中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但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
尤其是近代中国农村而言,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
并迅速走向富强独立是一个更为急迫的历史任务。
育改革不是追随整体现代化进程亦步亦趋的结果,而
是引领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力量。所以,近代
乡村的教育改革不仅不能落后,反而要担当农村改革
的推力,这样的教育改革才符合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
语境。由此,在近代乡村学校中,新式时间的引进与推
行,既可成为“传统”与“现代”间的冲突表征,又可视为
“以农立国”的观点虽可解决温饱,却未可强国,若持续 “传统”接受“现代”的先行准备。在近代新式教育与旧
下去,乡村或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沉重负担,或最终被现
代化转型所抛弃。在西方自发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
教育转型是在整个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经济转
型完成之后才铺展开来的。而在近代中国,处在上层
建筑领域中的教育改革始终缺少强大的经济支撑,教
式学校的摩擦与纠葛中,尽管乡村的反应缓慢、消极,
但它最终也走上了朦胧初醒的萌发状态。以接纳新式
学校时间为代表,这是乡村教育迈向教育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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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andResistanceinEarlyEducationModernization:
withSchoolTimeManagementintheLateQingDynastyasaCase
WANGHong-yu,YANGuang-fen
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4,China)
(
Abstract:InthespecialhistoricalprocessofeducationmodernizationoftheearlyQingdynas-
ty,theintroductionofthesemesterandschoolyearsystemshapedthepreliminaryoutlineof
schooltime,whiletheappearanceoftheweekandclasshourcompletedthesecondarydivisionof
schooltime.Amoreandmorestrictsystemofaskforleaveformedbordercontrolofschooltime.
Inthisway,astrictnewschooltimesystemwasestablishedandbegantoplayanimperceptibly
disciplinaryroleineducatinghumanbehaviorandthoughts.Meanwhile,theprivateschoolsinru-
ralareaskepttheiroutdatedstereotype.Theopenoppositionandresistancedemonstratethecon-
flictbetweentheoldandthenew,andreflectthefrustrationandhardshipsinearlymodernization
processofeducation.
Keywords:school;timemanagement;earlymodernizationofeducation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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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