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4期
2
016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4
July,2016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
———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张碧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
摘要: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托尼·贝内特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批判性检审与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符号学维度的阐释,并将符号学运用至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具体批评途径。
关键词:托尼·贝内特;符号学方法;符号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15-05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
批评家托尼·贝内特以其一系列理论表述及文化实
践而蜚声国内外学界。贝内特十分注重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将诸多西方批评方法融合于
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中,并在其独到的符号学观基
础上,亦使对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马克思主义
批评实践的重要维度。
立场,使其能够以审慎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符号学
传统的理论价值。
美国学者霍克斯援引瑞士学者皮亚杰的“生成
性结构主义”观点,强调“结构”的内部调整功能属
[2]6
性,使其具备动态性自我建构性品质 。同时,由
于索绪尔的“语言”(langue)一般被视为共时性封闭
形而上学整体,因此学界很少将结构的自我调节特
性运用于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理解。
一
索绪尔符号学传统的再阐释
众所周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突破,在当代
欧陆学界,由结构语言学始祖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
主义符号学传统业已失去往昔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
辉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符号学支系在英语
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贝内特指出,“语言”能
够通过内部调整转化,使其派生形式“言语”,在淘汰
过时的语言因素的同时,得以产生出全新的语言因
素。在这一基础上,贝内特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
社群内部语言的具体形成机制展开讨论:“词汇应当
的双重维度上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其中,贝内特 ……在说话人和受话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关系(di-
[3]84
曾提出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alogicrelationships)中得到把握。” 也就是说,人
符号学加以整合,消解两者间作为文化研究方法所
类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交际过程中,不断检审和
筛选着彼此话语中不利于交际、合作活动的言说方
式,同时使有利于交际活动的言说方式得以保留和
具有的矛盾性,从而表达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肯
[1]xiꢀxviii
定态度 。然而,贝内特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视域中的符号学研究”(12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碧(1982—),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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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因此,“语言”的更新活动,从本质上源于社会
在统治性意识形态域的母体(martrice)里、为文本
所确立的诸多属性的位置。文学性并不在文本里获
得体现,而是体现在镌刻于文本之中、文本之间的诸
生产活动中为适应新的交际形式而形成的全新社会
生产关系。由此观之,由于索绪尔忽视了“属于不同
社群的诸多说话人,为其语言在社群内的正常运作
[3]63
多互文性关系内” 。换言之,文学形式的变更并
非基于审美效应的更迭,而是由于文本所承载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导致文本自身在形式上
发生的碰撞与融合。贝内特由此将对文学形式的演
变的阐释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维度,使其
摆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阐释方式。
[3]79
赋予了一系列迥然相异的原则” 的事实,因此未
能意识到“语言”的“自我调整”特征恰是社会成员在
生产活动中调整语言表意功能的体现。
同时,贝内特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批判基
础上,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同样进行了历史主义维
度的审视。由于极大地秉承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
共时性认识,俄国形式主义长期被视为对索绪尔传
统的延续。客观地讲,俄国形式主义在接受索绪尔
共时性研究方式之初,对这种认识维度是持审慎态
度的,这从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共时性系统的
二
话语抑或实存:“历史”的符号学分析
历史主义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始终占据
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观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常被理所当然地归入这
一批评支系。然而,随着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
批评观念的兴起,“历史”的本质内涵在西方人文社
会学界饱受争议,而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合法性亦
引起广泛探讨。
[4]79ꢀ80
历时性阐释方式即可窥一斑 。然而,俄国形
式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内部结构的过分重视,
却印证了结构语言学对其具有的实际影响。诚如美
国学者詹姆逊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在“将固有属性自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的经典论述,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被广泛置换为历
史/文学这一相应范畴。然而,“历史”这一概念的意
涵含混性却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诸多西方批评流派认
为,历史至少应包括“历史事实”与“历史陈述”两种
形态,前者指涉历史现实中不能够被人的主观意志
所改变的实存事实,后者指在对前者进行叙述化后
形成的话语符号。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
内部,这种对“历史”的二元划分同样存在,波兰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在对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模式
[5]43
身剥取出来” 的方法论方面与索绪尔语言学异
曲同工。霍克斯更是提出,“(形式主义者)与那些
‘结构’语言学家,……以及此后的‘结构’人类学家,
[2]45
在彼此致力的工作方面,其共性十分明显” 。
形式主义的重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文学
的“陌生化”原则的同时,将陌生化视为文学形式的
演变力量,亦即将文学审美经验层面的“陌生化”效
应视为文学形式更迭的动力,从而使其对文学形式
发展动力的认知脱离了社会历史视野,亦使其陷入
共时性的形而上学化阐释方式中。
[7]183
巴赫金在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中,从社会历
史角度评析了“语言”的形成过程,也便否定了共时
性“语言”的存在可能性:“无论在怎样的历史片段
进行总结后 ,提出历史既是一种“客观性事
[8]183
件” ,同时其形成也必须受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
[8]191
的某种影响 。显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
的规定属于前一范畴。然而,当基础被以“历史”名
义置换入文学批评领域中时,“历史”的后一种含义
便往往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基础是否
只是一种话语符号”的方法合理性问题。
[6]66
中,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也无法出现。” 同时,巴赫
金对索绪尔传统的否定,为贝内特从互文性(inter-
textuality)角度认识语言问题扫清了认识与方法障
碍。互文性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指文本之
间的影响与生产关系,同时还具备以下特征:后文本
往往能够对前文本所在意识形态语境及形式特征进
行不同程度的复制。贝内特指出,推动文学形式演
变的动力,并不基于“陌生化”的抽象替代;新文本的
出现,是伴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动,不同意识形态在争
夺文学语言符号的过程中经由排斥、融合之后所产
生的互文性产物,“文学性(literariness)……决定于
在贝内特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
伊格尔顿对历史的错误论述,便是由于对“历史”的
含混界定而引发的阐释困境的体现之一。伊格尔顿
认为,包蕴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话语决定了文学
作品的生产方式,亦即为文本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具
体产生语境;同时,文学文本在被完成后,具备了指
涉现实中历史事实的功能,“戏剧性生产(dramatic
116
张
碧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production)由特定历史决定,是其产物;……它同
而与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关联起来。
时还使文本在其内部建立起与自己的客体的关
[9]67
然而,贝内特并没有阐释以下问题,即作为话语
符号的马克思历史叙述在其建构之初,是如何与作
为指称物的历史实存产生关联的。众所周知,马克
思早年曾从事诸多社会实践工作,尤其是任职于《莱
茵报》的经历,使其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具体事件的接
触和认识,为其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打下基
础。同时,马克思曾提出以客体的物质属性作为对
系” 。这样,历史便既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的话
语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学能够对之加以还原的客体。
对此,贝内特从符号学角度指明了伊格尔顿对“历
史”概念的混淆,认为其将分别作为“能指”与“所指”
的“历史”———亦即为文本提供意义语境的历史符
号,与作为历史实存的指称物(referent)的“历史”混
为一谈:“伊格尔顿谈及作为文学所指的历史时,他
心中一定考虑到不只一个层面的意义……但他谈及
作为文学起源和指称物时的历史时,他却在话语的
[12]276ꢀ281
其加以认知的基准
,从而在事实上从符号
学指称物的角度强调了符号的物质属性、实存性所
[13]171ꢀ172
具有的基本重要性
。在这一基础上,意大
‘
超出话语的开端’的意义上,使用了该术语的其他
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辩
证法理论恰是建立在通过对具体、客观历史事件的
总结归纳之上,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符号化
[
10]42
意义。”
事实上,由于历史事实必须通过历史叙
述———亦即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的话语符号作
为基本载体,因此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在历史叙
述的建构过程中似乎总是缺失的,原因在于“似乎发
挥指称物功能的文献记载及原始材料等,和我们说
的指称物的指称物(真正的过去状态)间,横亘着一
[14]200
理论建构逻辑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话语符号,正是建立在对作为指称物的历史事件的
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的。
三
超越索绪尔:大众文学研究中的阅读构架
[
10]56ꢀ57
条难以弥合的天堑” 。如果进一步从解构主
义角度来审视历史,历史会被视为纯粹建立于缺乏
历史的物质性根基的话语符号的基础上,也由此对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构成极大的威胁。恰如美国学
者柏格森所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被重新命名为
理论
贝内特除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本身的审视中,
表达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别于学界一般认识
的阐发观念,同时还将这种独到阐发体现于对索绪
尔符号学的具体运用中,其中即包括贝内特的“阅读
构架”理论。
‘
话语结构’,由此体现出一种清晰的符号学假想:集
体属性的本质在于话语,而非历史性社会关
“阅读构架”(readingformation)在贝内特的界
定中,意指在特定社会群体某种集体观念或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对文本所形成的统一性阐释范式或话
语表达方式。在阅读构架的作用下,该群体成员能
够对同一文本采取基本一致的阐释维度。受过特定
学术批评训练的批评家,往往能够在统一性学术思
维的规范下形成相对一致的批评方式,亦即形成统
一性阅读构架。因此,研究者往往能够通过对文本
结构的剖析而发掘出该批评家群体的阅读框架。然
而,伯明翰学派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是:对于大众小说而言,应如何确定其庞大、零散
而未经学术训练(untutored)的读者群体的阅读构
架?
[11]14
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如何界定其历
史基础的实存性、物质性?换言之,如何以指称物的
物质属性来夯实作为话语符号的历史表述的基石?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历史的物质性基础
的证明便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
贝内特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出发对这一问
题予以了解决。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强调理论在掌握群众之后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
贝内特对这一论断加以延伸,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革新具有的预见性和指导
性,使得社会运动得以沿循历史规律而获得发展。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历史叙述,能够对无
产阶级民众进行指导、组织,也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在相应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
响下投入到社会活动之中。因此,体现于马克思主
义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观,尽管以话语符号形式出现,
却由于具有改变社会进程物质属性的理论力量,从
贝内特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模式来
理解文本结构/大众读者阅读构架的对立关系。必
须指出的是,贝内特此处对索绪尔的“言语”进行了
灵活处理:“言语”意指说话者富有个性化的具体言
说方式,贝内特从具有非统一性特质的言语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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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具有统一性特征的阅读构架,显然认识到了阅
读构架在具体话语表述方式上的自由特质。因此,
言语与阅读构架的相似性仅体现在话语的表达方式
层面,而非阅读构架的统一性阐释倾向方面。
在这种基础上,贝内特提出通过文本结构来探
究阅读构架,从而在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
索绪尔进行超越。尽管索绪尔提出,作为人类语言
能力集合的“语言”———而非作为具体个性话语的零
散“言语”,是语言学真正能够加以有效研究的对象,
但由于“语言”的先验悬设性质,索绪尔对“语言”的
探讨实际仍旧是建立在对具体言语的归纳与分析总
结的基础上。与之类似,结构人类学代表列维ꢀ斯
特劳斯对部族“血亲结构”的形而上学探讨,同样体
现于对诸多具体部族组织格局的归纳之中。因此,
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印证其形
而上学的认识论,从而呈现出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
义的理解方式间的矛盾与断裂。
础(class-based)的话语在形成时所发生的融合过程
[15]222
中” 。也就是说,作为话语符号的基本意义结
构,在具体阶级语境中获得了相对恒定的阐释模式,
意义结构由此获得准确锚定,从而使该阶级的阅读
架构得以突显。
可见,贝内特是从阶级属性角度来审视文本所
可能召唤而出的阅读架构的。这种理解,既是对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把握,也体现出对索绪尔
符号学的改造性运用,从而呼应了当代学界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学方法的努力。
四
大众文化现象的互文性透视
互文性理论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后,迅速由其被
创立之初的纯哲学形态,过渡为广受人文、社会学界
[16]211ꢀ216
用于分析社会泛文本的实证性批评方法
。
尤其在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研
究领域,这一理论被运用为对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
探讨工具。
然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的这种矛盾性理解,客
观上为贝内特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语言”和言语间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言语离不开语言的规范体系以免
使自身因具有创造性而过于偏离语言规范;反之,语
言同样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言语,以免使构成
如前所述,贝内特曾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批判性
地重构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演化现象的论述。同
时,他还在将互文性界定为“指涉其他文本的体
[17]44
系”
以及“不同具体接受条件下,诸多文本之间
[17]45
的社会组织关系”
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于对
[15]221
它的规则性体系彻底僵化” 。因此,在对待文 “邦德现象”等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对具有互文性关
本结构和阅读构架的关系时,应当根据文本结构自
身以确定其可能具有的阐释范式,亦即通过对文本
结构“内在符码”(fixedcode)的解读,重构出文本的
基本意义结构。事实上,贝内特这种方法构想的合
理性,已得到当代叙述学的佐证:通过对文本,尤其
是大众文学文本的阅读,往往能够确定其基本审美、
伦理倾向,亦即确定其隐含作者,并据此推断出隐含
读者,或曰文本的基本意义结构。
系的诸多邦德文本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进行探讨。
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詹姆斯·邦德
作为大众小说中的经典角色,其形象作为原文本被
广泛改编为电影、电视及各种宣传片等诸多泛媒介
文本。贝内特认为,在邦德小说流行之际,作为能指
的“邦德”形象借由其他媒介形式派生出诸多其他邦
德文本,贝内特由此从互文性角度来界定邦德现象,
指出诸多具有邦德形象的文本之间呈现出怎样的流
通与影响机制。由此,诸多媒体形式的邦德形象文
本间便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文化联系。贝内特主要从
下列两个方面探讨了邦德现象的互文性特征。
首先,贝内特认为“邦德”形象是一种具有变异
性的能指(mobilesignifier)。作为小说文本的邦
德,在影视、音乐、广告等诸多媒体及口红、玩具等日
用品中,被生产为一系列互文化产物。同时,邦德形
象在前一种媒介文本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得以
被后一种媒介文本所接纳。“邦德形象在一系列门
类广泛的文本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生
产,这些文本在自己建构起来的邦德能指的作用下,
难点在于,读者群体往往因其社会阶层背景的
不同而对文本采取差异性阐释,亦即对文本基本意
义的解码采取“过度阐释”、“弱阐释”等偏离其原初
内涵的不同解码方式,使得阅读架构因其阶层属性
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极为混杂而矛盾的状况,一如
[6]23
巴赫金所言,语言体系是阶级斗争的场域 。贝
内特据此提出,必须在检审读者所处特定阶级背景
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社会语境来分析读者的话语阐
释策略,“个人言说(speech)活动,亦即言语事件(e-
ventsofparole)
……绝非对语言( )加以个性
langue
化、主观化使用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以不同阶级为基
118
张
碧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
17]45
彼此结合在一起。”
在互文效应下生产出的文本
理论被用于批评实践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考察到
诸多互文性文本间的生产逻辑,并通过实证方式,对
隐藏在互文性文本之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辨
析,从而使其批评实践呼应了自己对“探究文化如何
与前文本形成了具有逻辑关系的统一性,不断生产、
改造或传播着前一文本的意识形态。
其次,各种邦德文本基本是在同一社会文化语
境中被生产出来,因此如仅仅通过对这一整体语境
的考察,无法确定划分诸多单个邦德文本所具有的
独特客体属性,而唯有将这些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
的互文性关系中,通过对它们之间媒介转换关系的
审视,确定其各自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
及差异,才能实现对单个文本客体性的检审,亦即
[18]438
在不同社会关系语境中发挥作用”
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式界定。
的文化研究
综上所述,贝内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立场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本体
论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并以此为据,从符号学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
评实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批评理路,
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方法视域,同
时也在客观上彰显出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符号学在
“
在媒体形式的消费形式被调整时,将诸多单个‘邦
德文本’从互文性关系转换中抽取出来并使其稳定
[17]90
化” 。
可见,贝内特准确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互文性
[19]85
人文社会科学批评方面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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