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4期
2
018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4
July,2018
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a.历史学院,b.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摘要:隋朝人魏澹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以东魏为正统相对待。魏澹《魏书》久已
佚亡,其有关“义例”及有关史书“立论”的认识保存在《隋书·魏澹传》,得以流传至今。魏澹《魏书》“义例”,意在批
评魏收《魏书》;而关于史书“立论”,则侧重批评司马迁。前者可谓得失两存,而后者则所论不当,理应有所辨析与
批评。
关键词:史学批评;魏澹《魏书》;“义例”;史书“立论”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4-0157-06
一
关于魏澹《魏书》
关于魏澹《魏书》,唐代学人有三次重要的评论。
第一次评论,是唐初众史家于贞观三年(629)在唐太宗
指示下讨论重修前朝史时提出来的。史载:
北齐史家魏收(506ꢀ572)于北齐天保五年(554)
撰成《魏书》130卷,参撰者有房延祐、辛元植等。魏收
《魏书》记北魏一朝史事,下限止于东魏而兼及西魏。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
隋朝继北周而立,而北周出于西魏,故隋文帝命史官魏
澹另撰《魏书》。《隋书·魏澹传》记:
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
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
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
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
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
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
[3]2598
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
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一句话,是说,肯定两部《魏
书》的成就是唐初史家的共识。
《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
…
…
澹所著《魏书》,甚简要,大矫收、绘之失。上
第二次重要评论,见于贞观十年修成的《隋书·魏
澹传》,已如上述。第三次重要评论,见于唐中宗景龙
四年(710)成书的刘知幾《史通》。刘知幾写道:“澹以
[1]1417,1419
览而善之。
文中所说“恭帝”,是西魏最后一个皇帝拓拔廓。
据唐代史家刘知幾《史通》称,参与魏澹《魏书》撰者有
西魏为真,东魏为伪,故文、恭列纪,孝静称传。合纪、
[2]339
[2]339
颜之推、辛德源 。又据《隋书·薛道衡传》所记:
传、论、例,总九十二篇。”
刘知幾借用隋文帝敕书
“
道衡……从子德音,有隽才,起家为游骑尉。佐魏澹
[1]1414
中的话说,要求魏澹《魏书》,“矫正”魏收《魏书》之
“失”。文中所说“孝静”,是东魏皇帝元善见。
修《魏史》,史成,迁著作佐郎。”
收稿日期:2018-0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15JJD770004)阶段性成
果。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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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从上述三次重要评论来看,唐初学人对魏澹《魏
也可见两部《魏书》在撰述思想上的差异。如第一条强
书》的评价,是以肯定为主要倾向的。可惜的是,魏澹
①
《魏书》在北宋以前已经亡佚。现今所能见到魏澹
调“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后人深表赞
同;文中还提及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诸家,足见
魏澹对这一义例的重视。第二条、第三条主要反映出
魏澹撰史的求实风格与直书精神。魏收《魏书》创《序
纪》篇,置于本纪之前,自魏太祖拓跋珪“远追二十八
帝,并极崇高”,魏澹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力微、平文、昭
《魏书》之最重要的文字,是《隋书·魏澹传》中所保留
的魏澹《魏书》的五条“义例”以及魏澹关于史书“立论”
的撰述思想,由此可以约略窥见魏澹的著述旨趣。当
然,也正是这部分遗留下来的文字,引发了后人包括今
②
[1]1418
人的评论。
成写入魏史是合理的,“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反
二
关于魏澹《魏书》“义例”的辨析
映了他求实的撰史风格。诚然,魏收《魏书·序纪》所
记,当来自拓跋族的远古传说,从求实的观点来看,未
魏澹《魏书》的五条“义例”,第一条是有关“讳皇帝
名,书太子字”,以明“尊君卑臣”之礼;第二条是有关拓
跋魏之先世历史问题;第三条是有关太武、献文之死的
真实原因问题,进而涉及史书能否坚持“直书”原则问
③
必妥帖,但有关传说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拓跋族所
具有的历史意识的特点和传统。至于魏收《魏书》书太
武、献文之死“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而魏澹
[1]1418
题;第四条是有关少数民族首领寿终书法问题;第五条 《魏书》所记则“分明直书,不敢回避” ,反映出魏澹
是有关史书体裁尊纪传还是尊编年的问题。
的直书精神。当然,魏收撰《魏书》,去东魏之亡较近,
而魏澹撰《魏书》,距西魏之亡已远,或许是这种记述不
同的原因之一。
在上述五条“义例”中,魏澹并未直接说到“真”
“伪”问题,而刘知幾则点明了这一点:“澹以西魏为真,
东魏为伪”。其实,《隋书·魏澹传》中有“澹自道武下
及恭帝,为十二纪”云云,已表明魏澹《魏书》的“真”
魏澹《魏书》的第四条“义例”反映了魏澹的民族史
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原文如下:
“
伪”界限了。在魏澹看来,魏收《魏书》撰于北齐,该书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
吴人来征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
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
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
书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 今所
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
以东魏为正统,自不待言,而他撰写的《魏书》,撰于隋
朝,自当以西魏为正统。从“正统”的观点来看,二者都
是“合理”的,故于“义例”中无需为此作出说明。上引
唐初史家群体“众议”承认两部《魏书》的成就而不计较
其尊东魏还是尊西魏的区别,显示出宏大的包容气势。
然而,正是在这个“真”“伪”问题上,却也引起了后
人的误解,使魏澹遭到激烈的批评。如有的研究者认
为:
[1]1418
楚。
从这一条“义例”中,可以看出魏澹认为与东晋并
立的内迁北方各族所建政治实体同北魏的关系,近似
于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周边地区诸侯国的关系,明确指
出“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
吴、楚”。是否可以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
种认同多民族历史的表现,是隋朝统一、“区宇一家”历
史观念在历史撰述上的反映。
隋文帝所以对魏收之书不满,而命魏澹另行
撰修,并不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他统治
天下的借镜,而是为了争正统,正名分,惧乱臣,以
巩固他的统治,而使天下之人绝对服从他隋王朝
的专制政权。魏澹始而从齐入周,继而由周入隋,
原是一个两度亡国遗臣,一切只有仰承猜忌成性
的新君———隋文帝的鼻息。另修之书的义例,自
是“与魏收多所不同”,从而也就博得了“上览而善
如果说第四条“义例”的价值主要在于历史观方面
的话,那么第五条“义例”的价值则主要在于史学观方
面。这一条“义例”涉及史学家对史书体裁及其渊源的
认识。魏澹从“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
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的
观念出发,认为:“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
[4]
之”的欢心。
这些话,对于隋文帝来说,或近于是,而对于魏澹
来说,似乎言重了。隋人撰《魏书》以西魏为正,正如北
齐人撰《魏书》以东魏为正,道理是一样的,唐初史家可
以认同,今人自亦可以理解。
[1]1419
明矣。”
由此,他进而引证范晔关于编年、纪传的论
断:“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
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
至于魏澹《魏书》的几条“义例”得以保存下来,十
分宝贵,说明当时的史学家的义例思想很是明确,由此
[1]1419
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范晔
158
瞿林东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的这一关于史书体裁的论断,不见于《宋书·范晔传》,
是范晔论史书体裁的一段佚文,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魏澹当是见到过范晔著《后汉书》的有关体例的说明
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
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
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
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
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
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
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
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
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
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④
的,其本意似是赞成范晔对纪传体表述的论断。但
他却又批评范晔:“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
[1]1419
马迁之意旨。”
质言之,范晔不应批评《春秋》,同时
应当认可纪传应本于《尚书》的说法。显然,这是魏澹
不能自圆其说而在强词夺理。
当然,魏澹的这一条“义例”更为直接的批评对象
还是魏收。魏澹指出:“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
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
[6]1830-1831
之。
[
1]1419
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这是对魏收
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谈论史论的一段文字,大致
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当范晔对史书“转得统绪”
有所认识后,认为“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可
见其自视甚高;二是认为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
得”;三是认为他本人所撰《后汉书》的“传论”及“诸序
论”“皆有精意深旨”,“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四是
计划在《后汉书》诸志中,“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
代得失”,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概括说来,范晔对前
人的史论、自身的史论以及史论的意义和作用等都论
到了,这在中国史学的史论认识史上具有突出的重要
性。
的直接批评。但是,这还不是症结所在。魏收的荒唐
处,在于他指斥司马迁“自拘纪传,不存师表”,而他本
人却采用纪传体著《魏书》,可见其言不由衷。魏收在
《
魏书》的《前上十志启》这样写道:“昔子长命世伟才,
孟坚冠时特秀,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纪、传之间,申以
[5]2331
书、志,绪言余迹,可得而闻。”
这同上文所引魏收
批评司马迁“自拘纪传,不存师表”云云,可谓大相径
庭。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到魏收史学思想的混乱,魏澹
的批评自有其根据和道理。
《
隋书·魏澹传》在列举魏澹《魏书》的五条“义例”
之外,还有一段关于史书“立论”的议论,所论之对应者
应是司马迁《史记》,反映了魏澹对史书撰述的这一重
要环节的认识,其中是非得失,也可一议。
第二,魏收《魏书》也是重视史论的。《北史·魏收
传》记:魏收《魏书》“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帙,其史
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
[7]2030-2031
三
关于魏澹对史书“立论”认识的批评
于收” 。由此可以看出,魏收是很重视序和论
⑤
《隋书·魏澹传》在列举五条“义例”后,接着写道:
的。查阅魏收《魏书》,今存93论。据此可见魏收史
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
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
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
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
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
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
论风格,简括而空泛是其特点。其《前上十志启》略同
于沈约《宋书·志序》,反映出魏收对书志的认识。他
写道:“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
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
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时移世易,理不刻
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
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
[1]1419
也。
[
5]2331
这段叙述虽在五条“义例”之外,实际上也是一条
关于史书如何“立论”的“义例”,不仅涉及司马迁和魏
收,还涉及史学家如何看待史书中史论的地位。这里,
有几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敢率愚心。”
这一段关于志的论述,对于正史中书
志的价值以及《释老志》《官氏志》在《魏书》中的重要地
位都讲到了,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北魏社会历史的特
点,堪为一篇重要的史论。
第一,南北朝以至唐初,史学家重视史论是一个突
出的史学现象。首先是范晔宣称史论在历史撰述中的
重要地位,他写道:
第三,南朝萧统编纂《文选》,设有“史论”类目,辑
入班固、干宝、范晔、沈约等史家的论、赞十余首。其
中,干宝的《<晋纪>总论》,对一个朝代的兴亡作总体上
的评论,尤其值得关注。萧统在《文选》序文中指出: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
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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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
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
并不像魏澹所概括的那样:“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
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这显然是对《史记》纪传
中的“太史公曰”的极片面的认识。其一,纪传中的立
论,涉及广泛的内容,非只是论“善恶”而已。以本纪来
说,《五帝本纪》后论,涉及文献的鉴别、抉择,关乎“本
纪书首”即古史开篇的问题;《秦始皇本纪》后论,司马
迁引贾谊《过秦论》,总结从秦国孝公到秦朝二世兴亡
成败的历史经验,是为传世的不朽之作,从中也反映了
司马迁的深刻的历史见识;《项羽本纪》后论是论述一
个“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
征经营天下”的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这几首史论,都
是就历史进程的大格局发表评论,非一般“善恶”可以
与之相比。再看列传的后论,如《苏秦列传》《张仪列
传》后论,是讨论人的智谋、权变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8]书首,2
之。”
一部文学总集,注意到史学家撰写的史论并
收入总集之中,足见史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大。
第四,南北朝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至唐初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表现之一,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
代史”时,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
《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
[3]2550
史” 。魏徵为唐太宗时重臣,协助房玄龄“总加撰
定”诸史,并撰写《隋书》纪、传史论,又撰梁、陈、北齐三
史总论,充分显示了唐初史学家、政治家对史论的高度
重视。表现之二,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下诏重修
《晋书》,两年后成书,唐太宗为《晋书·宣帝纪》《武帝
纪》以及《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史论,题为
“制曰”,而《晋书》一度被称为“御撰”。一个当朝皇帝 《儒林列传》序是评论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为史臣所修前朝史撰写史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极为罕 “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及儒学兴起之由。凡此,
见,这一方面反映了唐太宗本人的旨趣,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时人对史论在史书尤其是“正史”中重要地位的认
识。表现之三,唐人史论不仅篇幅较长,而尤其重在总
结历史经验。如魏徵撰写的《隋书·高祖纪》后论、《炀
帝纪》后论与卷七十后论,可视为总结隋朝兴亡的大文
章。其篇幅短则五六百字,长则千余字,而所论“稽其
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
亦非“善恶”可以概括得了的。其二,不同时代的史学
家,有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比如
在司马迁看来是必须作出评论的,而在魏澹看来却认
为是没有评论的必要,因此在“善恶”的判断上有时也
会产生歧异。这正如班固评论司马迁那样:“其是非颇
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
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
[
1]56
[1]1636
[10]2737-2738
夕” ,又说“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
这都是极中肯的历史结论。至于唐太宗撰写的长篇
也。”
依同样的道理,范晔批评班彪、班固父子
对司马迁的指责是不对的,他写道:“彪、固讥迁,以为
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
《
晋书·宣帝纪》后论,更是从历史演进的一般法则,论
[11]1386
到晋宣帝司马懿的“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并借晋
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不同
明帝、石勒而刺讥司马懿是“耻欺伪以成功”“笑奸回以
的史学家在价值判断上既可能有所不同,怎么能确指
司马迁是“人无善恶,皆为立论”呢!
[9]21
定业” 之人。于《晋书·武帝纪》后论,则指出,晋武
帝司马炎“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
[9]81
则治无常治” 。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
条政治哲理。表现之四,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大致每ty
篇都有史家撰写的史论,并未采纳魏澹关于史书如何
其次,历史事件纷繁复杂,历史人物多种多样,史
家撰写历史自当有所抉择,而这种抉择自有其一定的
标准。一般说来,史学家不会选择那些“人无善恶”、事
无意义的人和事入史,因为此类人和事实在难以一一
入史。因此,在史学家的史笔之下,人总是一定道德
的、法律的或某一重要事件的承担者与关涉者。魏澹
所说史书纪传中“人无善恶”的现象是难以成立的,而
他这样看待司马迁《史记》的纪传更是荒唐可笑的。
再次,史学家面对丰富的、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所
要记述和评论的人物、史事、世风等等,固然包含着“善
恶”,但绝不止限于“善恶”,而是多方面、多视角的。诚
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解释了“通”(按指历
史的内容)之后,又讲到“论”,他说:“引而伸之,是以有
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
“立论”的观点。
依据上述诸点,可知南北朝至唐初,史论实为史家
撰述史书中的重要部分,不仅是史家阐述“史意”的重
要方面,同时也是史书表现形式的一个部分,似不可据
己意或存或无。因此,魏澹批评司马迁《史记》“人无善
恶,皆为立论”,以及他自我肯定的“今所撰史,窃有慕
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云
云,非为确论,且大有可议之处。
首先,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自有严格的体例,
各卷有序或论,是其体例之一。而序或论所要阐说的,
160
瞿林东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
12]1115
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在王夫之看来,史论所包含的内容和道理是非常广泛
而丰富的,不可以“善恶”一言以蔽之。
的做法制造“理由”。如不深知其中之究竟者,或许会
以魏澹所论极是,以致以讹传讹,造成对“史论”的种种
误读。正因为如此,笔者不惮其烦,一一为之辨析,以
证魏澹所论之谬。
最后,魏澹以《左传》的“君子曰”来衬托司马迁《史
记》的“太史公曰”的失当,认为“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
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
之论尤为不伦不类。把《左传》看作是左丘明所作,又
把左丘明视为“亚圣”,进而又把“君子曰”奉为“发扬圣
旨”等等,均非确论。这里不作深究,更不必苛求古人。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指出来的,《左传》的“君子曰”对
四
余论
上文讲到,魏收在北齐时撰《魏书》,因北齐承东
魏,故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统;魏澹在隋朝撰《魏
书》,而隋承北周,北周承西魏,故魏澹《魏书》以西魏为
正统。从当时来看,二者都有其合理性。降至唐初,李
延寿合魏、齐、周、隋四史而撰《北史》,他面对两部各有
正统的《魏书》,当以何为主要依据? 依理,唐承于隋,
自当以魏澹《魏书》为依据。然而,据清代史家赵翼的
比对、考订,李延寿《北史》中魏史部分主要依据魏收
《
史记》的“太史公曰”必有启示的作用,换言之,《史记》
的“太史公曰”是对《左传》“君子曰”的继承和发展。但
二者之不同处在于,《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史记》是纪
传体史书。两者在体裁、体例上有所不同:《左传》编年 《魏书》而撰。赵翼写道:
记事而发论,《史记》以人物经历、言行为主旨而发论。
岂能要求后者模仿前者? 显然,魏澹对此种不同并未
深察而轻易发此南辕北辙之论,是荒谬的。
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
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
乃今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
及以西魏为正统……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
删繁就简耳。……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
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
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
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
不知魏澹是否关注过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
纪》,也不知魏澹对“荀悦曰”、“袁宏曰”会作何评论。
但荀悦自己说得明白,他在《汉纪》结末处写道:“凡《汉
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
[13]547
臣悦所论,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
[14]269-270
可见荀悦对于“论”的理解和撰写,思路是很开阔的,即
大略相同也。
“参得失”“广视听”。这里,顺便还要指出,观魏澹所说
赵翼所做的考订是有意义的。文中说到李延寿
的“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 《北史》以西魏为正统,主要反映在《魏本纪》记北魏孝
繁文”等语,似认为史家撰写史书只须叙事而已,不必 武帝太熙三年北魏分裂后,首记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再作论议。这与上引自司马迁以下诸家所论相悖,这 (535)直至西魏灭亡,次记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
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撰述的原则和要
求。
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东魏灭亡止,其记西魏事,不
书“西魏”字样,记东魏事,则书“东魏”字样,以示正统
与否的区别。
由于魏澹《魏书》久已亡佚,无法详考他所说的“今
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
者,所不论也”的具体做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即魏澹《魏书》除以西魏为正统外,还面对魏收《魏
书》的体例、内容和史论,概莫能外。其中,史事、人物
极难有很大的变动,故于体例提出几条不同于魏收《魏
书》之处;而于史论尤难处置,袭用固然不可,改作更非
易事,这或许是魏澹之所以批评司马迁《史记》“人无善
在上引赵翼这段话中,两次提到魏澹《魏书》的“义
例”问题,一为“史称澹书义例极严”,一为“亦仅能改其
义例之不当者”。怎样看待魏澹《魏书》所制定的“义
例”,尤其是怎样看待魏澹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
公曰”以至史书的论议,正是本文撰述的主旨所在。笔
者无意于对赵翼的上述说法进行辨析,只是希望本文
的撰述,有益于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对魏澹《魏书》的
恶,皆为立论”的缘由,实则矛头乃指向魏收《魏书》的 “义例”包括对于史书中史论的看法有更加明确的认
九十四论”,同时也为自己的“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 识。
“
注释:
①
宋人刘攽等《旧本魏书目录叙》称:魏澹《魏书》以及魏澹之孙魏克己所撰《魏书》十志十五卷、张大素所撰《后魏书》一百卷、裴
安时所撰《元魏书》三十卷等,“今皆不传。称魏史者,惟以魏收书为主焉”。参见:魏收《魏书》书末附,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64页。
②
③
参见:张孟伦《隋代史学》,《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杨绪敏《论王劭魏澹修史》,《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杨绪敏《论
隋朝修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清代史学家赵翼批评说:“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礼也。然不过两三代,独后魏则无限制。……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
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按魏澹谓平文以前本部落之君长,道武远追二十八帝,实越典礼。”
见:《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十四“后魏追谥之滥”条。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见: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831页。
④
⑤
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魏书》在卷八八、九二、九三、九四之后,均有“史臣曰”字样,并注明“阙”,其中或有讹误,注以备
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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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ofStylisticRulesandLayout’sCriticismofWeiDan’sWeishu
QULin-dong
a.SchoolofHistory,b.HistoryTheoryandHistoricalResearchCenter,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
Abstract:WeishubyWeiDanoftheSuiDynastytakestheWesternWeiDynastyasortho-
dox.Onthecontrary,WeishubyWeiShouoftheNorthernQiDynastytakestheEesternWei
Dynastyasorthodox.WeishubyWeiDanhaslongbeenlostbutthethoughtsof“stylisticrules
andlayout”andmakingone’spointinhistorybooksarekeptintheWeiDan’sbiographyin
Suishu,sothatitcanstaypasstothepresentday.WeiDan’s“stylisticrulesandlayout”purpo-
sestocriticizeWeishubyWeiShouwhilemakingone’spointinhistorybooksaimstocriticizeSi-
maQian.Theformeronehasbothgainsandlosses,butthelatterisnotappropriate,which
shouldbeanalyzedandcriticized.
Keywords:historicalcriticism;WeishubyWeiDan;stylisticrulesandlayout;makingone’s
pointinhistorybooks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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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