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4期
2
020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4
July,2020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1
2
杨勉,杨天宏
(1.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成都610101;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民意调查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于中国。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近代中国民调多达数百次。民调在近代
中国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两次发展热潮。这些民调以民国时期两次大选期间的总统“假选举”及各色各样的
“名人”选举为主,也有时事问题的民众意见、民众的信仰状况及一般社会问题的调查。近代中国民调并不成熟,主
持人基本上是期刊杂志及大专院校师生,参与者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调查范围狭窄,方法为选择特定对象发放问
卷,未发展到“随机抽样”的成熟阶段。但这些调查激起了国人对民调的兴趣,反映了国家在重大政治及民生问题
上的民意取向,为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数据支撑,也留存了社会学在中国初期发展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意调查;随机抽样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4-0143-15
收稿日期:2020-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民意调查与民意(1912ꢀ1949)”(18AZSO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勉(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与商业贸易;
杨天宏(1951—),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民意调查(publicopinionpoll),简称“民调”,是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通过非全面调查了解全面情况
的技术手段。20世纪20年代初,民调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础上开始用于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异域参照
系和“后发优势”。近代国人利用民调这一工具,就中国政治及社会各方面问题探索民意,并将调查反映的各
方面“民意”以数字化方式展现在国人面前,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学术研究中,如何“以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给公众一个量化的真实” 是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
正视的问题。近代民调借助数理统计、社会调查和心理测量技术,解决了在难以普查全体社会成员意愿的情
况下认识整体民意的技术难题,不仅为研究社会学及其调查方法在中国的初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
料,也为历史学者认识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依据。目前我国学界对
近代中国民调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甚少②。鉴于民调的重要性以及民调研究的滞后,本文拟
对近代中国有关民调的资讯做一粗线条的梳理,以此作为该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
①
,
①
②
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之《自序》,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史学界主要有: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和《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
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项旋《1926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探析》(《近代史研
究》2014年第6期)、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1928ꢀ1932)》(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新闻
学界主要有: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
料》总第12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9页),PaulKesaris,ed.,OSS/StateDepartmentIntelligenceandResearch
Reports,Part ⅢChinaandIndia(1941-1949)(Washington,D.C.:UniversityPulicationsofAmerica,1977),Reel-1,363ꢀ373。
1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数量类型及阶段特征
清季民初,民意调查伴随社会学的传入在中国逐渐兴起。有学者认为章太炎是最早接触西方社会学的
中国学者,认为章氏赞赏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吉丁斯的“同类意识论”,所译的日本社会学教授岸本能武
太的《社会学》就综合了二人的学说;在《訄书》中,章氏更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对比,提出从社会学角度考察
中国人口、语言、心理、宗教、风俗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所制定的教学大纲中,就
把“群学”作为学生必修的“经世之学”,而他所谓的“群学”就是社会学,故康有为与章太炎一样,是最早将社
会学引入中国的学者。谭嗣同也对社会学传入中国作出过贡献,他的社会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
不过,相对而言,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影响最大,故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社会学传
入中国的标志。 以社会学传入中国作为学科铺垫,基于社会学理论的各类调查随之兴起。
不过,民意调查与通常说的“社会调查”并非同一概念。社会调查是调查社会状况,包括人口、婚姻、家
庭、社会阶级构成等,属于客观存在调查。民调则不同,是调查社会成员的主观意愿。中国古代有所谓采风,
包含体察民意的成分,但与现代意义上的民调尚有区别。民意调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与民主政治实施
相联系。杜威(JohnDewey)说,“必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人的意见,使每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
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询问他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这是民主观念的一个要
素”②。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Bentham)指出,“民意是民主政治不可切割的一部分”③。美国学者赫布斯
特(SusanHeribst)则强调,尽管现代民主国家存在许多公开表达民意的机会,但民意调查却是民意表达的
主导形式④。
①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2年4月,直奉交战,直系曹、吴在获胜后宣布
恢复法统、重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民主国家须尊重民意的观念开始受到重视。8月,日本人在北京
办的《顺天时报》做了一次名为“理想政府”选举的民调。为开展此次调查,该报特刊启事声称:“现值政局纷
纭混沌之时,各派政党自谋其发展而盘根错节,彼民意果何在乎? 致无由知之。是以本社不吝宝贵光阴与重
值纸张,特辟一栏,企图发表民意。”⑤这次调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运用社会学方法就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的首
次民调⑥。之后,各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效法,民意调查很快形成风气,各种各样的调查在“民意测
验”、“假选举”、“草选举”、“名人选举”等名目下展开。
表1 近代中国重要民意调查一览表
民调主旨
民调主持者
有无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民调时间
1922.8
“
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
《顺天时报》
未见
有
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
北京高师心理研究室
《密勒氏评论报》
东南大学
1922.11
1922ꢀ1923
1923
“
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
有
总统“草选举”
总统“假选举”
有
《政治周刊》
未见
1923
①
有关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参阅: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第1ꢀ10页;陈树德《康有为和章太炎最先传
入社会学》,《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第139、158页。
②
③
④
⑤
⑥
约翰·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页。
转引自: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6页。
苏珊·赫布斯特《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张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征求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总结果之披露》,《顺天时报》1922年9月5日,第4版。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舆论调查,是1922年11月由心理学家张耀翔在北平组织的时政问题问卷调查(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的第
一次民意调查》,《近代史资料》总第123号,第259页)。还有学者认为,1923年12月16、17日北大25周年纪念日所作的民意测验,其中“最
重要的发现是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开我国民意调查之先河,开始冲涮我国数千年‘言禁’之堤坝”(陈崇山《民意调查在中国》,《新闻
研究资料》总第46辑,第4、5页。陈文涉及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发展,包括1949年之后“科学”的随机抽样民调以及相关民调机构的成立,可
资参考)。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如果不算1916年被认为是袁世凯伪造“民意”的调查,在有《顺天时报》1922年8月所作民意测验的情
况下,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师14周年纪念日的民意测验及1923年底举行的北大25周年纪念日民意调查都算不上最早的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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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总统选举与联省自治
时事政治问题民调
武汉高师
《南洋周刊》
未见
未见
有
1923
1923.4
1923.12
1924
1924
1926
1928
1929
1929
1929
1929
1932
1937
1937
1938
1938
1939
1942
1945
1945
1945
1945.3
1946
1946
1946
1946
1946
1947
1947
1947
1948
1948
1948
1949
1949
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 北大学生会朱务善等
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民意调查
综合性民意测验
湖南妙高峰中学
湖南旅京同乡会
《京报副刊》
未见
未见
有
投票选举“新中国柱石十人”
有关三民主义的民意测验
中大十六周年纪念日之“心理测验”
反日民意测验
国民党太原市特别党部
中国大学
未见
未见
未见
有
《民国日报》
对俄民意测验
国民党上海市委宣传部
国民党上海市委宣传部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会同省立民众教育馆
《立报》
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
如何打破国难?
有
未见
有
对九国公约会议的态度
倘若中日两国交战怎么办
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的方略
对抗战形势的估量
《金钢钻》
未见
有
《血路》
《民意》周刊
未见
未见
有
“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的民意测验
《职业生活》
抗战形势及国内外政治走向
国共两党和战问题
《大刚报》
《沪江新闻》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有
民主宪政问题
浙大时事座谈会
《新华日报》
谁是内战祸首?
国大会议代表复选
《贵州日报》
有关国内政治问题
上海《文汇报》
《战斗中国》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
是否赞成政府“戡乱”
建都最理想的地点民意测验
物价及一般社会生活
有关美军驻华问题
《华北日报》
《大国民》
《海风》
未见
未见
有
上海《大公报》
《中国新闻》
谁当大总统?
回民的政治权力与宗教生活
美国扶持日本问题
《回民青年》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学生
中国民意测验学会
《北平日报》
总统副总统“假选举”
有关副总统选举民意测验
以国共两党政争及当时形势为主
国内政治军事形势
《现代农民》
《西点月刊》
备注:1.凡报刊举办的民调均见该报同时段报道。2.学校和社会团体的民调分别见于举办民调时国内相关报刊。3.一些
民调在本文正文中有论述,并给出了详细的资料出处以供参考,但表列民调数量太多,无法一一注明,亦请见谅。4.表列“未
见”一栏有可能就是无数据分析报告,但标记为“无”又可能过于绝对,因未能看到全部资料,故出以“未见”二字,以示慎重。
表1所列,只是近代中国较有影响且记载相对详细的民调,共40次。加上受篇幅限制而未列入表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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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2次①,合计62次。需要说明的是,这62次民调并非近代民调的全部。在近代中国,缺乏明确记载与报
道的民调甚多。利用“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截止1949年底,近代报刊报道的民调条目有552条②。
这些报道中有不少是对同一民调的不同报道,在统计时需适当折扣。然而,即便将实际民调数与相关报道数
之比确定为1∶3③,近代中国的民调总数也不会少于180次。
如果作历时性考察,从1922年8月《顺天时报》举办“民意中之理想政府”的首次民调,到1949年《西点
月刊》就“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征求民意为止,中国早期民调经历了27年的长时段发展。这27年可按内容特
征与发展变化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22ꢀ1927年国民革命酝酿与发展时期。其间经历了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国会恢复重
开、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及国民党“一大”召开等重大事件。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激发了国人举办民调的热情,
大批民调相继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1922年8月《顺天时报》所作“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测验;1922年北京
高师纪念日的民意测验;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所作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1923年,东
南大学所作的“名人选举”,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所作的“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民意测验;1926年,《京报副
刊》所作的“新中国柱石十人”的评选,等等。众多的民调竞相出现,形成近代中国民调的第一次热潮。虽然
这一阶段中国民调起步不久,普及度不高,但因北洋时期政治多元,国家对思想及舆论的控制松弛(实际上当
时也无法控制),言论表达相对自由,所以在民调中能听到较多与官方喉舌不一样的“另类”发声,形成与其他
时期民调不同的自由与多元特征,反映的民意相对真实可信。
第二个阶段是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期。其间经历了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中原大战、中
苏关系破裂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升级等事件。这一时期民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民党为实施“训政”而极力从
事“党化教育”,所举办的民调主要有:1929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过《民国日报》举办的“反日民意测验”、
“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反俄民意测验”等。与此同时,民间性质的民调也纷纷开展,比较
有影响的包括:1932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时事与礼俗”民意测验;1933年,河南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抗
日救国民意测验”,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抗日民意测验”等。这一阶段的民调数量已超过第一阶段,
但南京国民政府官方主导的色彩较浓,民调在一定程度上已异化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尽管如此,在对外问
题(如对日对俄问题)上,这一时期民调反映的“民意”仍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
第三个阶段是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到1945年的全面抗战时期。此一时期,日本全面侵华,中国
全民抗战,国人对抗战形势高度关注。于是,围绕战争局势和战后国家建设,各界举办了众多民调,其中较具
影响的有:1938年汉口《民意》周刊所作的“对抗战形势的估量”民意测验,1939年《上海周报》所作的“宪政问
题民意测验”和《职业生活》举行的“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民意测验,1942年《大刚报》所作的“抗战形势及国
内外形势走向”的“双十节”民意测验,1945年《战斗中国》所作的两次民意测验及《自由论坛》周刊举行的民
意测验等。在这一时期的民调中,《大刚报》于1942年“双十节”所作的民意测验,最有特点,也最具影响④。
美国相关情报机构甚至称之为“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撰写报告对之进行分析⑤。由于这一阶段国统区
①
这22次民调主要包括:1923年,中国大学的时事政治民调;1936ꢀ1937年,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所作的上海报纸和读者民调;
1
938年,《新华日报》所作的读者调查;1939年,《上海周报》就宪政问题所作的民调;1945年,《战斗中国》所作的政党政治民调;1946年,《自
由论坛》作的中国内政与外交问题民调;1947年,上海中学生自治会所作的美国扶植日本问题民调,《医药研究》所作的中医界国大代表候选
人民调;1948年,《现代周刊》所作的是否拥护现在的南京政府民调,《小时报》《新闻杂志》及香港各界分别作的副总统“假选举”,以及北美中
国学生基督教协会所作的“中国学生意见测验”等。
②
据全国报刊索引,从1922年到1949年,在“民意调查”名义下的报道和文章共3篇次,在“民意测验”名义下的相关文章和报道共162篇次,
在“心理测验”名目下出现的文章和报道共352篇次,在“民意测量”名义下的共7篇次,“假选举”28篇次,合计552篇次。参见:《全国报刊索
引·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查询时间:2020年1月20日,http://www.cnbksy.com.cn/。
本课题研究者接触到的近代民调在检索系统上有的仅出现1次,有的出现3次左右,个别出现5ꢀ6次或更多。本文将实际民调数与相关报
道数的比例确定为1∶3,是取大致平均数的非精确统计。
③
④
对此,《大刚报》报社成员欧阳柏与学者水延凯在各自的论著中均有专文论及。参见:大刚报史话编写组、欧阳柏执笔《大刚报史话》,中国社
会科学院新闻研究院《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151页;水延凯主编《中
国社会调查简史》第二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⑤
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近代史资料》总第123号,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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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范围缩小,抗战建国成为主流话语,官方与民间社会言论相对一致,尤其是在对外(抗日与联美)问题上较少
不同的声音,故这一阶段的民调虽然多数是由社会团体及学校、报刊举办,却表现出与官方意旨的相对一致
性。
第四个阶段是1946ꢀ1949年的国共内战时期,即“国大”召开至行宪后第一次“大选”前后。此时,内战
已经升级,如何面对中共崛起、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激起国人的思考。与此同时,由于“国大”召开及1948
年总统选举,吸引了国人的注意力,“总统副总统‘假选举’‘草选举’”一类民调接踵而至,加之有关“联合政
府”的民调以及美援与美军驻华问题的民调等层出不穷,形成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第二次热潮。就主旨而
言,这一时期的民调多围绕大选展开,呈现服务于大选或试图影响大选的特征,并越来越表现出对国民党一
党专政的不满和对组织“联合政府”的期待。
如果按主题分类,近代中国的民调可以分为5类。(1)综合性问卷调查。如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
调。(2)总统及各方面名人“假选举”。如1922年《顺天时报》的“民意中之理想政府”问卷调查,1923年东南
大学的“总统‘草选举’”,1948年《北平日报》、中国民意测验学会及沪江大学等举办的总统副总统“假选举”,
《
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1926年《京报副刊》举办的“新中国柱石十人”调查等。
(3)政局及时事走向的预测。如《大刚报》1942年所作的“抗战形势及国内外政治走向”民意调查,浙大时事
座谈会举办的“民主宪政问题”调查等。(4)中外关系民调。如1929年的“反日民意测验”、“对俄民意测验”,
1932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会同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的“
如何打破国难”调查等。(5)报纸办报方针征求读者
意见。如1936年底到1937年初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主持的“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在
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1938年2月进行的读者意见征询活动等。
在近代中国众多民调中,有2次是由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举办的。一次是《顺天时报》1922年8月举办
的“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民调,一次是同年12月《密勒氏评论报》举办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行量大,中国读者较多。《密勒氏评论报》是英文周报,国人中仅有
少数上层精英人士阅读,虽有1900余人参与该报举办的民调,代表性却有限。不过,这次民调在方法上颇具
特色。该报于1922年10月7日开始,每周均等量发放“选举票”,一周后开始公布已收选票。之后,随着选
票陆续寄回,编辑部每周均公布一次“候选人”名单并将此前收到的选票加以累计,形成“竞选”态势,以吸引
更多读者参与。投票于12月31日深夜结束。经过一周紧张计票,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
公布最终结果①。这次民调虽然由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举办,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从社会学维度观察,近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民调至少有5次。(1)《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调
查。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民调,开近代中国民意调查之先河。(2)北京高师民意测验。这是中国首次由专业学
术机构即北京高师心理研究室举办的民调,具有多个详细的专业性质的调查报告,水准较高。(3)东南大学
“总统‘草选举’”。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围绕总统大选举行的民调,性质与其他民调有别,但符合初期民调的主
流旨趣。(4)1926年《京报副刊》举办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这次民调投放票数达20万张,是近代投放
票数最多的一次民调。尽管收回的有效票仅占投放票的3ꢁ96‰,但对研究民调却极具意义。(5)1948年大
选期间由“中国民意调查学会”举办的“总统副总统‘假选举’”民调。这是专业的民调研究机构举办的民调,
对判断近代中国民调的专业化程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5次民调,加上喻国明教授偏重从新闻传媒角度认为极具价值的2次民调,即1936年底至1937年初
由顾执中校长主持的“上海报纸和上海读者调查”和中共1938年在重庆《新华日报》所作读者意见征询活动,
以及喻教授虽然提到、却未能注意到的国外相关评价较多的1次民调,即1942年《大刚报》民调②,一共8
①
②
“TheWeeklyReviewoftheFarEast,”FormerlyMillard’sReview (Shanghai,China),fromOctober7,1922toJanuary6,1923.
喻国明认为,近代中国有三次民调值得提及。一次是1936年底至1937年初由当时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顾执中主持的“上海报纸和
上海读者调查”。这次民调的特点有二:第一,首次将民意测验直接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第二,首次实施派员入户面访的调查方法。一次是重
庆《新华日报》1938年2月17日和19日进行的两次读者意见征询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主办的第一次民意测验活动。一次是1942
年10月10日《大刚报》主持的关于中国民众对抗战前途问题看法的民意测验,其调查结果是旧中国所进行的社会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民意
测验。参见: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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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次。这8次民调各有特点,在中国民调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但相关个案研究至今多付阙如,则是不应该
出现的学术研究缺失。
二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方法与品质
近代中国完整的民调大多局限在制作问卷、征集调查对象、填写问卷、回收并统计调查数据、公布调查结
果这一层次。如果以是否基于调查作出完整的调查分析报告为标志,完成了全部工作程序的民调共有19
次,占表1及附注所列民调总数62次的30ꢁ64%。其中,发表带有专业色彩调查结果分析报告的只有2次:
一次是北京大学的调查,发表了朱务善①的调查结果分析②;一次是北京高师的调查,发表了该校心理研究室
教授张耀翔以及罗志儒的分析报告③。值得注意的是,这2次均发生在近代中国民调初始时期。近代中后
期的民调则未见专业的调查数据分析,有些报道附带分析,但十分简略,多为调查数据统计(如日侨民意测验
统计等),缺乏基于社会学学理的分析研究。
这种状况与近代中国缺少专业的民调学术机构有关。各类民调在表1及附注所列全部民调中的占比如
表2所示。
表2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类型构成
民调类型
次数
38
10
7
占比
报刊举办的民调
学校举办的民调
61.29%
16.13%
11.29%
8.06%
3.23%
100.0%
政府机关举办的民调
社会团体举办的民调
专业民调研究机构举办的民调★
总数
5
2
62
注:标注★之“专业民调研究机构举办的民调”中,有一次民调也可以归入“学校举办的民调”项下,因为这次民
调是由北京高师心理研究室举办的。
由表2可见,近代中国的民调,基本是由非专业性质的报刊、学校、社会团体和政府机关主持举办。表1
及附注所列62次近代民调,由报刊举办者有38次,由大中专院校举办的有10次,由社会团体举办的有5
次,由政府机关主持举办的有7次,但由专业的民调研究机构主持的民调只有2次,即1922年北京高师心理
研究室张耀翔教授主持的“社会心理测验”和1948年中国民意测验学会举办的“总统副总统‘假选举’”,只占
总数的3ꢁ23%,占比微乎其微。
按照社会学规范,民调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民意测验的参与度,取决于调查对象的数量。 从
绝对数量上看,多数近代中国民调调查对象的数量并不低。举例言之,《顺天时报》民调共收到5658张选
票⑤;北京高师建校14周年民意测验,“共收931票”⑥;东南大学名人草选举结果,总票数806票⑦;北大25
周年校庆民调,各界被调查者共1007人⑧;中国大学16周年纪念期间举办“政治心理测验”民调,收到386
④
①
②
朱务善是作者本名,朱氏发表文章偶用“朱悟禅”,或为笔名。
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分析》,《新民国杂志》1924年第1卷第5期,第1ꢀ6页;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
量”》,《北京大学日刊》第1410ꢀ1413号,1924年3月4ꢀ7日,第2ꢀ4版。
③
④
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第1ꢀ2版、15日第2ꢀ3版;罗志儒《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
验”》及其《研究》,《晨报副刊》第1ꢀ4、36号,1923年1月5ꢀ8、9日,第1ꢀ3版。
美国学者BenardC.Hennessy注意到,让1000个人来代替100万人的意见,“其所能反映出来的可能性,是值得我们担心的。这是因为绝对
的随机抽样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民意调查机构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改动,这种改动的幅度越大,那么其结果的准确性就越值得
我们担心”。参见:BenardC.Hennessy,TheCorseofAmericanDemocracyThought(NewYork:TheRonaldPressCompany,1940),23ꢀ
25.
⑤
⑥
⑦
⑧
《征求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总结果之披露》,《顺天时报》1922年9月5日,第4版。
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第1版。
《东南大学之名人选举孙中山先生得票最多》,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0日,第1张。
朱悟禅《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分析》,《新民国杂志》1924年第1卷第5期,第1页。
148
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张选票①;《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效票1575张,加上废票,全部投票应在1900张
左右②;1942年《大刚报》有关“抗战形势及国内外政治走向”的民意测验,共收回答卷11262份③;《北平日
报》1948年2月26日至3月22日举办“总统副总统‘假选举’”,收到读者有效投票28868张④;同年,香港各
界举行“副总统‘假选举’”,至截止日期共收回选票26473张⑤;1948年12月13日,沪江大学余日宣教授主
持举办的民意测验,参与投票者933人⑥;1946年,上海《导报》协同《改造日报》对上海8万日侨所作的有关
战后日本问题的民意测验,参与者约4万人,占全部在沪日侨总数之半,是目前所见近代中国民调参与人数
最多、参与比例最高的一次⑦。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情况。如《京报副刊》1926年1月开始征求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在预定的投
票期内仅收到220张选票;延长期限到新的截止日期,共收到432票,仍不理想;乃决定截止日不截止,将期
限再度延长;截止2月28日投票结束,最终收回791张选票;这次“选举”共发出20余万张选票,投票率只有
,
这一结果与主持人期望的1万张选票即5%的投票率存在很大差距。⑧ 参与人数更少的是中国大学
3.96‰
名为“社会心理测验”的民调。这次测验借校庆16周年纪念之机举办,到会人数据说有一两万,但是填写“政
治心理测验表”的仅有386人;而这386人中,能将测验表完整填写者,“更是非常的稀少了”;由于参加人数
太少,主持人担心公布各组问题答案人数惹人笑话,遂改为“将当日测验的结果,用百分比的方法表示”⑨。
本文统计的62次民调中,参与人数垫底的是《南洋周刊》的“假选举”。这次“假选举”参与者主要是南洋学校
学生,但民调启事发布后,学生纷纷“卷入校潮旋涡之中,以致同学等兴味大减,投票因以不甚踊跃。嗣后一
再延期,至昨日止,共收得票一百十七张”ꢂꢃꢄ。另一个参与人数甚少的民调是《血路》于1938年举办的民调,
ꢅꢃꢂ,
主持人“提出一组问题,分发一百四十三位身份不同的人去填写” 可见参与人数不过百余人。如此少的参
与人数,根本无法借窥民意。
不过,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民调参与人数并不太低。除了《南洋周刊》、《血路》和中国大学的民调参与
人数在400人以下,算是例外,多数民调的参与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最多的达到数万人。若按同期民调通
常有20%以上的废票计算ꢂꢃꢆ,上列所有民调实际参与人数均有1/5左右的增幅。这样的调查数量,已接近当
时视为“科学”的民调取样人数1500人至6000人的水平ꢂꢇꢃ。
近代中国民调真正的问题在于被调查者的社会构成过于单一,基本局限于在校学生及包括在校学生在
内的报刊读者范围,其他各界虽有人参与,但数量极少。北大民调主持者朱务善承认,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
的民调参与者1007人,多数是在校学生,计752人,年龄平均在26岁左右,大抵自16岁至40岁。 主持《京
ꢈꢃꢂ
①
②
林仙客、黄清渠等《政治心理测验报告》,《政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第33页。
这次选举全部选票为18904票,因一张选票可填写12位被选举人(即1人可以投12票),总票数18904票除以12,投票人总数应为1575人。
参见:“TheWeeklyReviewoftheFarEast,”FormerlyMillard’sReview (Shanghai,China),fromOctober7,1922toJanuary6,1923.
《民意测验揭晓》,《大刚报》1942年11月9日,第3版。
③
④
⑤
⑥
戈弋《北平民意测验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新闻杂志》1948年新1卷第1期,第18页。
《香港举行民意测验副总统候选人李宗仁票最多》,《中央日报》1948年3月17日,第1版。
《民意测验揭晓:多数赞成联合政府充分表现企求和平》,《沪江新闻》1949年1月20日,第1版。按照该文提供的四个问题的投票数据在全
体参与者中的占比,可得出922、933、680、832四个数值,在未找到准确的参与人数之前,暂取最高参与值933人。
《日侨民意测验》,上海《导报》1946年第9期,第5页;资料室《日侨民意测验统计结果:多数———拥护天皇制度·支持民主战线》,上海《导
报》1946年第10期,第22页。
⑦
⑧
伏园《截止日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401号,1926年1月31日,第7ꢀ8版;记者《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
4
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
⑨
林仙客、黄清渠等《政治心理测验报告》,《政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第33页。
ꢂꢃꢄ记者《假选举揭晓》,《南洋周刊》1923年第2卷第9号,第32页。
ꢂꢃꢅB.Y.Ly著、公敢译《一个民意测验的分析》,《血路》第34期,1938年10月15日,第538页。
ꢂꢃꢆ在投票人不甚懂得“选举”规则的情况下,20%以上的废票率应当是比较正常的。例如北京高师民意测验共收到931张选票,其中选举权一
项,有效票578张、废票234张、废票率为28ꢁ82%,最佩服的中国人一项,有效票585张、废票179张、废票率为23ꢁ43%,皆为20%以上的废
票率。参见: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张第1ꢀ2版、15日第4张第2ꢀ3版。
ꢂꢃꢇ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ꢂꢃꢈ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第1410号,1924年3月4日,第2版。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报副刊》民调的孙伏园也曾无奈地表示:“我们现在说话只是对着智识阶级,能投票的又何莫非智识阶级,即
使丝毫没有弊窦,也只是以智识阶级之手掩尽全国人之耳目,何尝能算是全国人人的意见呢?”①朱、孙二人
所言应是实情。
由于校园文化只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文化亚群(thesubculture),以在此亚文化群体中
所作调查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心理与认知状态,其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民调学者SheldonR.Gawiser和G.
EvansWitt认为,大学校园的问卷调查及其他类似调查均很有趣,具有娱乐价值,却无法提供有关公众行为
或态度的可靠调查结果,在反映校园之外的社会心理状况方面不具有任何意义;与学生有关的由大学教授主
持的民调,看似针对某个主题对民众作社会调查,但只需弄清这类调查的方法就会发现,这类调查“只是由班
上同学完成的一项作业”,是一种“课堂性质的民调”,其中多数调查的品质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人相信的程度;
二人特别强调,即使这类民调中的案例看起来还不错,其结果也有报道的价值,“在新闻稿件中,还是应该说
明访员的身份是学生” 。SheldonR.Gawiser等人所言当然不是针对中国,却指出了以在校师生为主举办
的民调难以避免的缺陷。
②
中国民调受访者社会构成单一,与民众对政治的漠然有关。一篇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
“假选举底发生,自从《顺天时报》举行后,《密勒评论报》、北京高师、东南大学,均继续组织。大多数人民心
理,因为在事实上不发生关系,似乎尚视为无关轻重。”③孙伏园在分析《京报副刊》民调不如人意的原因时指
出,这种状况的成因在于民众对选举不感兴趣,“民国以来这许多年扰攘,吃苦的只是农工商贾等等人民,但
也只有农工商贾等等人民应该吃苦,因为只有他们对于选举最是漠然”④。中国大学民调主持人因所办民调
参与者太少而发出感叹:“由此一端,就可以证明我国一般人民对于政治的兴味不甚浓厚,而且也可以证明我
国一般人民政治的程度异常的幼稚了。”⑤
除了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下,对作为民调主旨的政治不感兴趣,难以配合民调,致使中国早期民调参与者
社会构成单一这一因素外,中国民调组织者的民调“外行”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近代中国民调的品
质。如表2所示,近代中国的民调,属于专业学术机构举办者仅占表列民调总数的3.23%,其他基本是由非
专业的报刊、学校、社会团体举办,虽然其中一些学校曾邀请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对其问卷调查进行指导,如
北京高师张耀翔教授就对其他学校的民调进行过指导⑥,但整体而言专业化程度极低。至于职业化rofes-
(
p
sionalism)的民调公司,在近代中国则始终没有出现。
对于民调品质的保证来说,是否有职业化的民调公司及专业化的员工队伍主持民调,异常重要。1935
年,世界上第一家职业化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的成立及其创制的“随机抽样”(randomsample)调查方法
的运用,成为民调发展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前,即便美国的民意调查,也是在特定人群中进行的⑦。学界一
般以1935年为界,将民调区分为肇始初期和走向成熟时期。考虑到这一情况,1935年之前的中国民调没有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应该无可非议,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使用这一方法。当中国刚兴起民调并在
920年代初期形成第一次民调热潮时,美国以预测总统大选而出名的《文学文献》期刊作“假选举”(straw
1
vote)民调,其方法也与中国早期民调类似。但1935年之后,各国民调技术长足发展,走向成熟,中国的民调
与之前的民调仍然没有区别。到了1948年,在中国已成立专业化的“中国民意调查研究会”的情况下,却始
终未见职业化民调公司的踪影,也未见哪次民调采用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这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
①
②
(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396期,1926年1月26日,第8版,第184页。
胡幼伟译《解读民调》(SheldonR.GawiserandG.EvansWitt,AJournalist’sGuidetoPublicOpinionPolls),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
001年版,第70页。
③
④
⑤
⑥
霞《假选举底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2张第7版。
参见杨果真《我们要不要学<盛京时报>?》一文后之“伏园附按”,载《京报副刊》第398号,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200页。
林仙客、黄清渠等《政治心理测验报告》,《政治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第33页。
据王惟英等人记载,1923年4月13号为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日,经筹备会的努力,种种游艺,甚为丰富,赠送各界人士之参观卷达3ꢁ5
万张,作者乘此机会,邀集同志,做一种社会心理的研究,草为问题10个,经心理学专家张耀翔先生的复核,方始付印。参见:王惟英、何雨农
《中大十周(年)纪念公民常识测验》,《晨报副刊》第182号,1923年7月15日,第1版。
⑦
苗素群《美国的民意测验与新闻媒体》,《中国记者》1996年第2期,第48ꢀ49页。
150
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方法上随机与否,是民调是否科学及是否成熟的分水岭。当盖洛普发明随机抽样调查法之后,很多后起
从事民调的国家都积极跟进。日本的民意调查起步时间晚于中国,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
1945年10月,日本内阁情报局设立民意调查课,该课成员在学习调查技术后实验民调,一开始就采用随机
抽样法①。而中国民调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始于19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寻求学术上与国外“接轨”时
代的一项中国城市居民德国印象调查《你离我近还是远?》 ,比日本晚了近40年。
②
新、旧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获取样本的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决定的样本的代表性。如前所述,民意调查
是通过非全面调查了解全面情况的调查方法。从技术上看,尽管样本数量多多益善,但过多的样本摄取会增
加调查成本,也无必要。如果方法得当,只要满足起码的样本量,就可获得接近真实的民意数据。随机抽样
方法正好可以满足这一点。这一方法的特点是按随机原则抽取样本,总体中每个单元都有被抽中的同等可
能性,故能保证被抽中单元在总体中均匀分布,对总体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不至出现主观选择偏差。采用这
一调查方法,民调组织者便能依据样本推断总体情况,并计算出其推断的可靠程度,从而较为精确地反映全
体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意见③。
在随机抽样技术已广泛用于民调的背景下,中国早期民调最有可能遭受訾议的是调查对象选择的主观
随意性。近代中国的民调大多采用问卷法,调查对象乃特定人群,属类别调查。类别调查在方法上是“以种
判属”,用来调查普遍民意,成功几率有限。克服这一缺陷的不二选择,是采用随机抽样法。但在近代中国,
民调主持者却近乎将世界范围内视为“科学”的民调方法完全弃置,从而造成中国民调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
落后于国外同行的状况。
中国民调未能与时俱进,跟上世界民调的“科学化”发展进程,并非无意识造成的疏漏。事实上,至迟在
中国近代民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就已有学者注意到国外民调在方法上的革命性变革。1946年,《上海文
化》刊载《美国的民意测验》一文,把美国随机抽样的民意测验基本原理和长处短板详细介绍给国人④。遗憾
的是,直到1949年中国都没有出现堪称“科学化”的民意调查。当然,这种状况与客观条件限制有关。随机
抽样的民调需要依靠详尽可靠的户籍及人口数据,但近代中国先是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后又接踵遭遇大
规模的内外战争,相关数据无法采集,难以配置随机样本。
除了方法上的缺陷,党派及相关政治因素的干扰,也影响到近代中国民调的品质。其具体表现为将民调
与宣传混淆,这在国民党的控制区域表现得尤其明显。以1942年《大刚报》的民调为例,这次民调曾受到国
民党的干扰,测验结果被篡改,并非真正的“民意”。据相关资料记载,当该报测验题公布之后,“国民党贵州
省党部立刻派出大量人马,分头到各个机关、团体、学校活动,把测验题油印出来,甚至连答案都一同印好,只
叫人签一个名就寄给报社,有的还是集体的”。不仅如此,在公布测验结果的前一天晚上,省党部又派人到该
报编辑部坐镇,将除第7、9题之外的其他题项统计结果全部改掉,炮制新的统计数据。 这样的情况在近代
民调中并非个案,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国民革命”期间的民调为例,高佩琅曾经揭露说:当时“举
行测验的人,发现测验的结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对于己派己党的声威,没有什么光彩,便密不发表(如某大
学的民意测验是一例),或于事先加以种种暗示,以便作有利于己党己派之宣传,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测验的真
意,一种无聊的勾当而已”⑥。
⑤
①
②
③
佐藤彰、铃木荣等著《民意调查》,周金城、张蓓函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第107ꢀ110页。
根据“大数定律”(lawoflargenumbers),若从总体中随机抽选出的样本数量足够,则样本特征将近似总体特征。参阅:李海容《东西方民意
测验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新闻学论集》第1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183页。
该文指出:在美国,许多现代化的民意调查所由全国性的机构管理,这些机构雇佣访员,针对一般民众或某类民众提出各种问题,征询意见。
调查对象和所提问题一样,选得非常谨慎,务必使之能像“样品”一样可以代表社会全体。这些人是他们详细研究户口表、选民登记册与家庭
报告等文件后选定的。“据周密的调查结果,一百个人作测验对象,答案统计所得结果可能有百分之十五的错误;以九百个人作对象错误为
百分之五;一万个人是百分之一·五。可是一万人以上错误就减少到非常有限了。因此最好的全国民意测验所选的‘样品’总是在一千五百
与六千之间———视问题的性质而定”。资料室《美国的民意测验》,《上海文化》1946年第11期,第65页。
大刚报史话编写组、欧阳柏执笔《大刚报史话》,《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4辑,第146ꢀ147页。
④
⑤
⑥
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
1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凡此种种,导致近代中国民调技术未能走向成熟。有学者指责中国近代民调一直处于“趣味性阶段”,将
近代民调视为制造新闻噱头、满足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一种工具。这样的批评不免有些过头,因为早期民
调,无论中外,大多带有“趣味”色彩①。但如果从方法论的立场,对但凡不是基于科学方法得出的调查结论,
都认为不足凭信,视为只能供消遣的谈资,那么,这样的批评指责也并非没有道理。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的价值与可利用度
三
从技术维度分析,中国早期民调普遍存在调查对象数量有限、样本选取不随机等问题,品质不高。方法
上的缺陷导致局部调查很难反映总体民意,因而不少调查结论一出来就遭到严重质疑。
最典型的莫过于1942年《大刚报》所作民调,问卷中有抗战结束后中国应实施一党制还是多党制的提
问。调查结果显示,有86%的人主张实施一党制,即赞成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一调查结果一公布,立即受到
中外广泛质疑。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此次民意测验“唯一令人失望者,乃投票有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赞成战
后实行一党政制”②。美国驻重庆观察家表示:“这是令人怀疑的,每个个人的印象与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相
反”;国外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结果有可能是“一个‘讨好上级的企图’,而非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国内则有
人从调查方法角度提出质疑,指出此次测验“被调查的群体既非中国社会亦非衡阳及其近郊的一个典型样
本,事实上样本来自《大刚报》的读者,这就把态度表达局限在相当有文化的人当中,或是其看法受《大刚报》
编辑政策相当程度影响的那些人之中”。③ 《大刚报》调查暴露出的问题,尤其是方法上的缺陷,在近代中国
其他民调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民调没有价值。近代中国的民调,是在西方社会学调查方法传入中国、
中国已经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调查或表达民意的初步尝试。
从纯粹方法论角度看,中国近代民调并非一直落后于国外的调查水准。如前所述,国外将“随机抽样”方
法用于民调,是1935年盖洛普公司成立之后,中国第一、二阶段民调则是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因而,至少
那十几年间的中国民调,方法上与同期国外民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明显的高下差别。中国民调落后于
国外,是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换言之,中国近代四个阶段的民调,仅有两个阶段未能跟上国外民调方法上
的最新进展,显得相对“落后”。
然而,即便近代中国的民调取样方法始终不随机,即便这些民调主要是在社会中上阶层中进行,也并非
一无是处。美国早期民调的某些成功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以美国《文学文摘》杂志的民调为例,其方法是
从电话簿及汽车牌照登记中选取调查对象,运用这一方法展开的民调,尽管在1930年代后期罗斯福总统连
任预测上惨遭失败,但它毕竟曾经成功预测了1924、1928、1932年三次总统选举结果④。其成功原因在于,
民意会相互渗透,有时一部分人的意向可能影响多数人。该杂志的调查对象属中产阶级,严格地说,其调查
只能反映部分民意而非全体民意。但中产阶级处于社会阶层中间位置,承上启下,是罗兰·凯罗尔所说的
“
意见领袖”⑤,其意向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并代表多数民意。这是批评者所忽略了的,而美国《文学文摘》最
初成功的奥秘恰恰在此。这提示近代中国基于学界人士或媒体受众展开的民调,同样有可能超越被测试人
的狭小圈子,反映较大范围的民意。
近代中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新旧并存。就社会结构言,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
的“四民社会”,士为“四民”之首,是连接国家与民间社会的桥梁,士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反映民心。中国
士大夫从来十分关心民隐民瘼,重视“采风”,以便下情上达。从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虽有别于传统士
绅,但在民调兴起的民国时期,科举废除未久,知识分子大多仍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进入民国后,由
①
美国学者BenardC.Bennessy认为,民调中存在很多赝品,这类“民调”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外,绝无其他价值,但如果不要看到太严重,这类
民调可以制造“许多趣味”;有些记者、编辑和制作人很相信假民调,因为假民调常常可以弄到成千上万的人对调查题目的回应。参见:胡幼
伟译《解读民调》,第59页。
②
③
④
⑤
《大刚报民意测验纽约时报有好评》,《前线日报》1943年1月16日,第1版。
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第一次民意调查》,《近代史资料》总第123号,第269、261页。
林竹主编《国外民意调查与政府决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2版,第6页。
罗兰·凯罗尔《民意、民调与民主》,何滨、吴辛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152
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于标榜“民主”,观念上普通百姓地位提高。加之20年代宣传“劳工神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成为时髦,知
识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拉近。这一切,使知识阶层反映多数民众意愿成为可能①。朱葆缙指出,民国
前期,北京知识界人士控制的公众舆论,已产生比秦王扫六合实现统一之后更大的对政府的压力。 知识界
既然能主导公众舆论,近代民调中知识界的认同倾向自然可对普通民众发生影响并反映民意。
与方法可对民调品质及价值产生影响类似,民调旨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调价值。近代中国的民
调与国外早期民调一样,涉及面甚广。我们不妨对表1及附注所列62次民调略作数据分析,见表3。
表3 近代中国民调的旨趣与倾向
②
民调主旨
次数
21
12
2
比例
33.87%
19.35%
3.23%
20.97%
3.23%
1.61%
3.23%
3.23%
1.61%
9.68%
100ꢁ01%
时事政治
总统及副总统选举及议员
名人选举
中外关系
13
2
报刊如何办报
物价与民生
宗教
1
2
学生生活
2
港澳问题
1
综合性质
6
总计
62
从表3可见,近代中国民调带有明显的综合性质,内容涵盖面甚广,举凡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社会民生、
市场物价、学生生活等均囊括其中。涉及面如此广泛的民调,对认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
于调查的数据信息,可以补充和丰富既有的基于文字描述的文化史、教育史和社会生活史内涵,对社会学在
中国的初期发展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学术史资源,毕竟民调属于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范畴。
不过,尽管研究者可从整体上将近代中国的民调界定为综合性的,但从调查旨趣上分析,占比最高的却
是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民调。表1及附注所列各项民调主旨,“时事政治”属政治类自不待言,如果将总统、副
总统及议员选举也放在政治类,加上就内涵而言也可划归政治(国际政治)的中外关系,表内有关政治的民调
多达46次,占表列民调总数的74.19%。近代民调之所以如此关注政治问题,除了民调与民主政治的天然联
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国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希望通过民调表达呼声,为改变政治现状尽一
份微薄之力。民调因应了这一现实需求,其价值自然凸显。
在近代中国的民调中,有6次与政治相关的民调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北大25周年校庆期间的民调。这
一民调首次向国人揭示,在巴黎和会之后,国人的友国认知已发生“由美徂俄”的变化,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
国人心中的“世界第一大人物”,而社会主义思想已成为多数被调查者心中的信仰选项。 二是1923年东南
大学的总统“假选举”。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严格意义的针对大选展开的民调。投票结果是,在大选中胜出的
曹锟,在此次“假选举”中被淘汰,而刚经历战争挫折及陈炯明“叛变”打击、处境极为艰难的孙中山,却以高票
③
①
当然,也有人对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程度表示怀疑。《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曾刊文指出,“五四”以后,直到北伐,学生喊了差不多8年的
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真正放下身段深入民间的知识人却寥寥无几,“人人都说民间去,民间不曾见一人”的时评,清楚说明了这一情况(刘
“
剑华《寒假学生的工作》、杨幼炯《勖革命的青年男女同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1月6日、5月23日,第4张),然而这并不能证明
到民间去仅是一种口号,只能说明程度不高而已。
②
ChuPao-chin,V.K.WellingtonKoo,ACaseStudyofChina’sDiplomatandDiplomacyofNationalism (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
Press,1981),296.另外,徐铸成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五卅惨案”后出现的“数十农民驻足凝神而听”知识分子演讲的情况,斯亦知识精英影
响普通民众的事例。参见:《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页。
③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一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411号,1924年3月5日,第2版。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当选,这预示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中国政治的变化。 三是1929年到1932年的反俄民意调查。这次调
查收到了11000张调查表,揭示了济南事变和中东路事变之后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从几年前的“联俄”到此时
几乎一致“反俄”“排俄”的变化。 四是1939年上海《职业生活》周刊发起的“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的民意
测验(详后)。五是1942年《大刚报》的“抗战形势及战后国家政治走向”调查。此次调查反映了国人对抗战
信心的增强及对战后国家政治走向的思考。 六是1949年1月沪江大学举办总统“假选举”④。这次民调透
露出中国政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心理前兆。
①
②
③
近代中国与政治相关的民调还有很多,但上列6次民调无疑最值得关注。以1939年上海《职业生活》周
刊所作“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民意测验为例。该测验从12月6日至25日,持续20天。测验结果,绝大多
数参与者均认为应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表示“越快越好的”多达10298票;关于国大代表的产生,认为应
“普选”的有13734票,同意“圈定”的人数(382票)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认为应由各职业团体
推选的有16319票,基本无人认同须有社会地位(915票)和财产(71票)的资格限制;在国体选择上,希望中
国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有16806票。 统计结果虽未给出测验参与者的确切人数,但从各问题的投票
情况看,参与者为数众多。统计结果后附录的编者《关于民意测验的话》指出:“虽然这次投票的在孤岛人数
比例上说来还是少数,然而我们从这些投票中看来,有许多是代表了一个团体或集会的意见,但因为他们投
来的票,只盖了一个团体印章而没有把人数写出,这也可以证明,这一万多票的意见,绝不仅表示了一万多人
的意见,它的影响必然是数十百倍于揭晓的票数的。”⑥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标
榜行宪,虽然在实施民主宪政方面有虚假成分,但能够做出姿态,也是对民众呼声的一种回应。
⑤
再以1949年1月沪江大学举办总统“假选举”为例。此时,行宪后的首次大选结束,蒋介石已当选总统,
故此次“假选举”带有对大选结果满意度测试与探求的性质。此次“假选举”,多数投票者放弃此项投票,实际
投票者仅353人,规模较小。超出一般人意料的是投票结果,希望李宗仁当选总统者共90票,而赞成蒋介石
者仅81票,这显示已有半数以上投票人对蒋当选总统不满;胡适和毛泽东也获得部分选票(分别为27票与
1
1票
),尽管毛泽东所得选票11张只占总票数的3.11%,但它却是在国统区厉行“戡乱”的政治形势下出现
的投票结果,中共领袖于国共交战作背景下得以在国统区大选期间举办的总统“假选举”中入围,所反映的国
家政治的潜在变化却值得格外关注和高度重视。 事实上,早在1948年,中国知识界就已表现出对国民党
一党专制的极度不满。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该报驻中国记者宝奠安北平来电,报道关于北平
各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其标题上面两行是“北平各学校显示赤色倾向”,下面三行是“百分之七十学生拥
护共产党教授亦转变”,报道宣称:“据与北平各大学有关系的中美人士估计,北平一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
半数倾向共产党,这个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教授中亦有很多赞成共产党。有大部分教授
本来稍倾向政府的,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共产主义。”⑧
⑦
近代中国民调主旨大多关系政治,这是民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所决定的。民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又反过来影响现实政治。近代中国的民调在激发国人反对军阀及国民党专制集权,呼吁实施宪政民主,促进
国家朝着近代政治方向前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对外关系方面,近代中国许多民调针对中外关系
中的重大事件展开,表达了国人捍卫国家民族主权,抵制外敌侵略(如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和俄国对中国发动
的中东路战争)的强烈愿望,对促使政府根据民意(当然有时也煽动民意)采取强硬措施抵御外敌,产生了积
①
②
《东南大学总统选举委员会举行草选举宣言》、《东南大学选举总统详记(云骥自南京寄):组织总统选举委员会孙中山先生得票最多将通告
全国次第举行》,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3版、第5版。
《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5版;《民意测验征求答案本市执委会训练部第二次测
验———中东路事件》,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6日,第4张第1版。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本报举办首次民意测验》,《大刚报》1942年10月13、14、16日。
《民意测验揭晓:多数赞成联合政府充分表现企求和平》,《沪江新闻》第15期,1949年1月12日,第1版。
《“国民大会与民主问题”的民意测验结果》,《职业生活》1940年第2卷第12期,第245页。
编者《关于民意测验的话》,《职业生活》1940年第2卷第12期,第245页。
《民意测验揭晓:多数赞成联合政府充分表现企求和平》,《沪江新闻》第15期,1949年1月12日,第1版。
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1948年第4卷第20期,第8页。
154
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极作用。在这方面,传统的历史记录大多采用文字描写,缺乏精确的社会心理调查数据支撑,似是而非,模棱
两可。而民调关注中国急迫需要解决的各种重大政治问题,将在特定人群中调查得到的数据加以整理分析
并发布结果,造成社会影响,可以弥补传统文献资料记录的不足。
当然,任何单一的民调都存在着时空有效性限制,都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局限在非
随机抽样的民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取样不随机,每个民意测验的样本都不具备反映国民总体特征的
全部属性,因而凭借这些民调中的任何单一民调,很难窥见近代中国的整体民意。
但是,这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如果将近代中国不同的民意调查数据并观,则可产生远远超出单一民意调
查的认识功效。近代中国民调出自不同的主办者,有学校、报社、研究机构、社会团体、政府机关;地域有北
方、南方、东部、中部,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参与者有学生、教师、工人、商人、政
治家及军人等;时间则从1922年延续到1949年。如果孤立地看一次调查,固然局限甚多,具有明显的主观
随意性;然而如果综合研究这些调查,则可以产生盖洛普强调的“随机抽样”的调查效果。
日本民调学者佐藤彰等人很早就注意到,单就一次民意调查结果不可能在所讨论问题上得到完满的答
案,认为答案通常是从几次调查的结果的比较分析中得出。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调查,必须对迄今为
止各种有关的调查结果进行综合研究,以便归纳出对所讨论的问题已明确认知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不清楚
的地方。 用这样的方法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民调,则可发现,尽管存在方法缺陷,很多民调的结论仍然具有
利用价值。
①
以1923年的总统大选结束后北大的民调为例。当选总统曹锟在北大民调中却不被看好,在北大民调第
一问“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的有效投票数801张选票中,有782张选票反对他当总统,赞成票只有
9张②;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遭遇陈炯明事变和商团“叛乱”后已经穷困潦倒,在北大民调第六问“你心目
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哪)几位”的答卷中却得到众多选票(473票),在所选出的43位“中国大人物”中
排名第一③。对于这一民调结果,批评者固然可用北大民调的主持者是朱务善、金家凤等有国共两党背景的
学生,二人有可能从苏俄那里学到了以民调作为宣传手段和方法,怀疑其真实性。但如果研究者扩大考察范
围,将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不同学校、不同报刊、不同社会团体举办的诸如“名人选举”、总统“假选举”、
1
“民意中之理想政府”等测量和选举放在一起做综合考察,则可发现北大民调中的曹锟名落孙山、孙中山始终
名列第一,是符合多数时人真实意愿的民调结果。
对于孙中山在历次民调中蝉联第一这一调查结果,时人曾给予充分肯定。《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
二位大人物”调查结果出来后,《民国日报》曾以“孙中山先生居首得一千三百十五票”为标题加以渲染,称:
“
孙中山之裒然居首,独得最大多数,尤足证为民意所归,非偶然也。”④所作“非偶然”的分析论断,道明了各
次调查具有同样民意指向的原因所在。胡适在回顾北伐前夕中国社会民心变化时曾说:“民(国)十五六年之
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⑤胡适所言,亦可印证当时“民意”
已倒向认同孙中山及其领导下从事国民革命的国民党这一调查结论的真实可靠。
其实,何止孙中山和曹锟在民调中得票出现巨大“民意”反差,这一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可通过不同的民调
加以印证。近代中国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外交及民生问题上的民意,如果不只看一次局部的民调,而是将所
有同类民调做综合考察,均可通过比勘断其真伪,而近代中国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发展不成熟的民调,其价
①
佐藤彰等人认为,这种综合不同民调的研究可以缩小调查事项的范围。多数情况下仅靠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一般都通过
不同时期、不同年龄、不同地区间的比较来挖掘调查结果的内在含义,例如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有哪些不同等。参见:佐藤彰、铃木荣等
《民意调查》,第18页。
②
③
④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第1410号,1924年3月4日,第2版。
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一续)》,《北京大学日刊》第1411号,1924年3月5日,第3版。
《密勒报十二名人选举揭晓》,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一篇题为《北方的民意》的通信中说:“南方的人佩服孙中山
者,一知道北方人也同样的佩服,那一切对事业上不知将有多大的帮助。北京总算个知识阶级聚汇薮,发出的言论,常常可以引导全国。故
在官僚政客荟萃之区的这北京,能测验出下任的总统仍舍孙中山莫属……”参见:《北方的民意》,《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月14日,第4
张第4版。
⑤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1932年第18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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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值和意义也可因此彰显。
结论
民调是社会学方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运用。中国早期民调在艰难探索中发展,存在诸多缺陷,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四
就缺陷而言,首先,近代中国的民调主持者和参与者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调查的主客体范围均十分狭
窄,难以反映普遍民意。其次,在方法上,中国近代民调始终未能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调查过程主观随意
性较强,干扰了对民意的客观认知。更为严重的是,1927年以后,部分民调变质,形成真假混杂、良莠不齐的
局面①。凡此种种,导致中国早期民调未能实现由初创不成熟阶段向科学化阶段转型。
近代中国民调存在的缺陷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普通民众的处境使之无法关心并参与民调,表
达意愿。近代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下,且为生活所迫,无暇顾及国家大事,对被调查事项处于“无知”状态,
导致其“无语”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法国农民状况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
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③近代中国民调中的普通民众正是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状况。其次,就调查
方法而言,当时中外同行缺乏交流,中国民调主持者知道国外随机抽样方法较晚,未能及时采纳被视为“科
学”的民调方法。 第三,客观条件限制。以随机抽样方法做民调,需要依靠翔实的户籍及人口数据,但近代
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一直未能建成能够找出足以代表整体民意的样本社区,也缺乏可资利用的人口清
册,难以配置随机样本。第四,社会需求不具备。国外早期民调通常与制度性的定期“大选”相联系,服务于
选举,有其特定需求。但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未能真正实施民主宪政,“大选”是非常事件而非常规运作,无法
产生围绕大选的相对稳定的民调需求。而政治议题之外的民调,社会需求面更窄,难以激起民众兴趣。缺乏
需求,“供给侧”自然难以发展。第五,1927年之后,国民党严格训政,一党专制,思想统一,将民调用作党义
宣传工具,有时甚至为了宣传的需要,任意篡改民意调查数据⑤,严重干扰了民意调查的正常进行。
就成绩而言,近代中国的民调将国外社会心理调查这一新生事物带到中国,使之落地生根,是西方社会
学方法引入中国后,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探索与尝试,其开创与奠基之功不应因发展不成熟而磨灭。
在政治领域,民调的作用尤为突出。民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近代中国民调内涵宽广,但主流是探寻国
人对政治的关怀,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是现实国家问题解决的不同选项的民意从违判断,是运载国家之
舟的“水文”状况调查,是社会心理探索。近代中国的民调,一开始就被用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征集民意,
并通过民调结果影响政治。1937年10月,《立报》举办有关抗战的民意测验,主办者曾明确表示:“我们所以
举行这次测验的意义,一方面是提倡民权的行使,一方面也是鼓舞对国事无兴趣的民众,使对国事发生兴
趣。”⑥该报所言,揭示了近代中国民调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大量民调的举办,造成运作政治须关注民意以及
民众关心国家政治的社会语境,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大进步。就连对《大刚报》1942年民调86%的受调查者主
张一党政治这一调查结论表示怀疑的外国人,也并不否定这次民调的总体价值。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与分
④
析处一份报告表示:此次民调“尽管不完善,却值得思考……它是中国舞台上一个未曾意料到的现象”⑦。
美
《纽约时报》也发表好评,称“如一国具有清明之舆论,则该国至少已踏上民主政治之坦途,中国似已在民主政
①
1935年11月,一篇时论批评说:“民意,始终是容易被人假托的东西。从上书歌颂王莽功德。到纷纷向袁世凯上劝进表为止。都是闹的这
种把戏。但是,把戏终究是假的。伪造民意,又那(哪)一个能成了功。无论你用什么名义。召集什么大会。只要稍微有一些欺骗假托之意。
那这一点欺骗假托之意。自然会变成一个大窟窿。把那假托的事。全部毁灭了。殷鉴不远。而人们还是那么依样葫芦地做。真觉可怜可
笑。”“所谓真民意。是对内希望改善现状。对外希望完整领土。无间南北。人同此心。”见:小记者《消灭假民意:应该发扬真民意》,《新闻报
·
新医周刊》第32期,1935年11月27日,第3张第12版。
②
ElaincB.Sharp,TheSometimesConnection,PublicOpinionandSocialPolicy(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0),16.转
引自:林竹主编《国外民意调查与政府决策》,第232页。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如本文正文所述,目前本文作者所见最早而且可能是唯一一次近代中国学者提到的“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是在1946年出现的,那时国共内
战已经开始,国人视线开始转移,民调实现方法换代的最佳时机已过,甚惜。
⑤
⑥
⑦
大刚报史话编写组、欧阳柏执笔《大刚报史话》,《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4辑,第146ꢀ147页。
了了《(民意)测验可多多举行》,《立报》1937年10月25日,第4版。
张民军、程力译《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近代史资料》总第123号,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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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勉
杨天宏近代中国民意调查论略
①
治大道中,获得极大之进展” ,认为此次测验显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
不仅如此,大量民调在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举办,展示了近代中国民意的现状及其变化,为既有的基于文
字描述性记录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建立在数字统计基础上的社会心理状况的佐证或反证。这不仅可以丰富
民调所隶属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也建立起重要的学科参照系,提供了有力的
学科外援。在跨学科研究已成为重要学术取径的今日,研究者没有理由不重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长达27年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意调查。
OntheSurveyofChinesePublicOpinioninModernTimes
1
2
YANGMian,YANGTian-hong
1.BusinessSchool,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101;
(
2
.SchoolofHistory&Culture(Tourism),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PollsemergedinChinaintheearly1920s.TherearehundredsofmodernChinese
pollsthatcanberetrieved.Thepollshavegonethroughfourstagesofdevelopmentinmodern
China,formingtwodevelopmentbooms.Thosepollsarebasedonthe“fakeelections”ofthe
presidentsduringthetwogeneralelectionsintheRepublicofChinaandthevarious“celebrity”e-
lections,aswellasinvestigationsofpublicopinionsoncurrentaffairs,thebeliefstatusofthe
people,andgeneralsocialissues.ModernChinesepollsareimmature.Themoderatorsarebasi-
callyteachersandstudent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swellasprofessionalsininjournals,
mostofwhombelongtomiddleandupperclassofthesociety.Thescopeofthesurveyisnarrow.
Themethodofselectingspecificobjectstoissuequestionnaireshasnotreachedthematurestage
of“randomsampling”.However,thosesurveysarousedtheinterestofpeopleinvolved,reflected
thecountry’spublicopiniononmajorpoliticalandlivelihoodissues,providedsocialpsychology
datasupportforunderstandingmodernChinesehistory,andarealsoprecioushistoricalmaterials
ofthesociologydevelopmentintheearlydaysofChina.
Keywords:modernChina;opinionpolls;randomsampling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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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刚报民意测验纽约时报有好评》,《前线日报》1943年1月1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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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