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4期
2
020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4
July,2020
民国时期川西北地区
汉族边官的政绩与民族观
a
b
张金玲,何广平
(四川师范大学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成都610066)
摘要:民国川西北各边县官员以汉人为主,且文化素质和能力并不低劣,但任职时间普遍较短、任职官员良莠
不齐却是事实。这固然有官员自身素质的问题,更与中央政府边政薄弱、边地政治生态恶化有关。但在部分汉官
的努力下,该区域经济社会仍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即使身处边地,部分汉官仍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关键词: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边官与边政;汉人县长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4-0158-09
收稿日期:2020-0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季民国时期羌地汉人社会生活与族群互动研究”
(17YJC850017)及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藏羌彝民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
(SC18E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金玲(1980—),女,浙江温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民族
文化史研究;
何广平(1989—),女,四川泸州人,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史研究。
1
942年
,徐益棠在《边政公论》发表《边官边民与边政》一文,开篇即言:“国人之论边疆问题者,辄归咎于
往昔边政腐败,然边政之腐败,实由于边官之庸碌。边政之良窳,与边官之贤否互为影响,其理至明。然我国
边疆何以多庸碌之官,边官是否均为庸碌,则当有一公允之论评。”①徐文所言“边官”,主要就是边地汉官。
该文对边官与边政关系的思考,提醒我们审视中国近现代边疆与边政,应该着重把握边官的素质与作为这一
重要因素。不过,徐益棠所言也有不周严之处。事实上,也有并非庸碌者受制于诸多因素而无所作为的情况
存在,故不可忽视边地政治生态及边官个体差异。这对于我们思考历史时期乃至当下的边疆治理不无启迪。
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社会生活的研究已逐步引起学界关注,但聚焦边地汉人重要类型之一的边地
汉官的论著相对较少②。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形象并非简单划一,在不同研究者笔下也大相径庭,整体而
言可谓边疆建设的“枢纽人”,也有很多出于图利动机的行为而起到了阻碍边疆建设的负面作用的“限界群”
①
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页。
1943年,陶云逵《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首次提出“边地汉人”这一概念(见《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8
34页)。此后,即有政、学两界人士关注边疆民族地区汉人,其着眼点虽大多在边地民族文化风土和历史地理,但也对沿途汉人社会保持
②
ꢀ
了一定程度的关注。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区域性研究多集中在新疆、蒙古、西藏、东北等地,但自觉运用“边地汉人”
这个学术概念来开展研究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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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玲何广平民国时期川西北地区汉族边官的政绩与民族观
个案①。本文拟以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②为论域,对当地汉族边官之概况与施政环境、政绩、民族与国家
观念作一探讨。因篇幅所限,本文所谓“边官”一般指政府官员,以边地县长为主,兼及其他政府职员。
一
汉族边官概况与施政环境
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县政官员以汉人为主。就笔者查阅的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民国四川省政府人事
处”、“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有关松潘、理番(理县) 茂县、汶川等县人事档案来看,当地政府公务人员,
上至县长,下至一般科员,主体皆为汉人。根据1940年茂县、汶川县职员名册及职员动态月报表所载,茂县
政府职员共46人,其中1人未记载籍贯地,其他45人中只有11人籍贯地为非汉民聚居区,其中唐佑商、许
季伦、唐祖望、郭世荣、顺世芳、董俊卿、任品三等7人籍贯地为四川茂县,万宝琛、宋联崑的籍贯地为四川北
③
、
川县,黄君穆、胡宗周的籍贯地分别为贵州独山县和四川汶川县,其他34人的籍贯地均为汉人聚居区④;
汶
川县政府职员除联保主任外,共计29人,其中4人未记载籍贯地,其他25人中仅周刚、郭伍贤、郭德果、王远
馨等4人籍贯地为汶川,其他21人均来自四川汉人聚居的其他县市⑤。另据1946ꢀ1947年一份理县政府
《公务员任用审查表》所示,该县政府公务员25人中,仅有科员张慎修、徐铭阳、车肇威等3人来自理县、雷
波、威州等民族地区,其他22人则来自汉人聚居的四川其他县市。 尽管审查表中并没有设置“民族成分”,
很难精准判断其族属,但根据这部分人的籍贯以及当时和今日的民族分布情况,可以断定这22人中绝大部
分都是汉人。再据《金川县志》记载,1936ꢀ1953年间,该县县名为靖化县、大金县,先后有於竹君、刘绍绪、
游辅国、米珍、秦汉初、廖炳文、黎光明、袁雨金、徐天秩、程绍滋、周玉粱等11名县长(其中於竹君1937年10
月遇刺,米珍1941年遇刺,秦汉初1942年10月被杀,黎光明1946年3月被杀),这些县长籍贯多在川东或
川南,基本上应是汉人。⑦
⑥
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政务人员以汉人为主,实际上与汉人在该地比例本就较高有一定关系。川西北地
区自秦汉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自抗战军兴,随着政治中心的西移,进入川西北地区的汉人
更多。据《阿坝州志》记载,1933年,该区域总人口为264049人,汉族104028人,占39.40%;1949年总人口
为345370人,汉族119430人,占总人口的34.58%;全州中羌族人口比重较大的三个县分别为汶川、理县、茂
县,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72.03%、24.58%、37.46%。 另据邓锡侯编的《四川松理懋茂汶
屯区屯政纪要》记载,松潘县汉族人口33528人(5787户),“番族”44205人(16955户);理番县汉族11200人
⑧
(2800户),“番族”58000人(10200户);懋功县汉族11000人(3020户),“番族”10000人(3100户);抚绥崇三
屯汉族20100人(4800户),“番族”30100人(7200户);汶川县汉族17000人(3360户),“番族”7500人(1400
户)。⑨ 可见该区域虽为边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但汉人比例并不小。这也印证了陶云逵所言:“在边
地的汉人之多寡视其区域距离中原文化中心区之远近以及政府对此区域经营历史之长短而定。”
ꢃꢂꢁ
①
②
“枢纽人”和“限界群”这两个方面的形象,在民国政、学两界人士的论述中均有显著体现,冯建勇《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
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社会》2020年第1期,第75ꢀ95页)一文对此已有探讨。
民国时期的“川西北民族地区”,大体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川政统一后的1935ꢀ1949年间,又称为四川省第十六行政区,包
括松潘、理番(理县)、茂县、汶川、懋功(今小金县)、靖化(1936年由绥靖、崇化二屯及绰斯甲土司地改置,1953年更名大金县,1959年6月更
名金川县)等六县之地,均被视为“文化之边疆”而纳入边教实施范围。时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骆美奂指出,该地“数千年来,交通未辟,
文教未备,先民遗绪,邈焉寡闻,驯致风习攸分,语文殊异,是虽不能谓为地理之边疆,而已沦为文化之外域,良可慨矣”。参见:骆美奂《序》,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川西调查记》,1943年,第1页。
③
④
旧县名,1913年由理番直隶厅改置,治薛城(今四川理县东北薛城),1946年更名理县。
《茂县县政府造呈职员名册(1940年5月)》,《四川省茂县县府呈报本府职员名册、动态月报表及省府秘书处回批(1940ꢀ1942年)》,四川省
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人事处档案,案卷号42-4617。
⑤
⑥
《汶川县政府职员名册(1940年7月29日)》,《四川省汶川县府呈报本府职员名册、动态月报表及省府秘书处回表(1940ꢀ1944年)》,四川省
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人事处档案,案卷号42-4627。
《公务员任用审查表》,《理番县府呈报职员任用情形,任用、试用、试署期满成绩审查表及省府人事室训令、公函(1946ꢀ1947年)》,四川省档
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人事处档案,案卷号42-1573。按:该案卷名中的理番县,应为档案整理人员笔误,案卷内容所示均为理县。
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川县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⑦
⑧
⑨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上册,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365页。
邓锡侯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1936年,第13ꢀ14页。
ꢁ
ꢂꢃ陶云逵《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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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徐益棠认为,边疆常被视为“文化低落”和“罪犯流亡”之地,“政府既不愿贤能者往边疆,贤能者本身亦不
愿往边疆”。① 曾任靖化县县长的米珍(即米庆云)认为,1942年以前,被派到川西民族地区任职者主要有三
类人:一是资历不深的初任试用人员,二是能力不强和品质不好但又非用不可的次要人员,三是在内地县份
搞得不好或为当权人物仇视忌恨的人员。 这番话似乎呼应了徐益棠的判断,或许大体不差。边地确非从
政者乐往之地,但也不能倒推在边地施政者都是“不好”或者“不强”之人。
②
单从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县长来看,其文化素质并不差,特别是国民党势力进入四川地区之后,其县政
官员多毕业于当时国内高等学校,部分人还曾出国深造。据1997年版《理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理番县(理
县)县长(知事)共有22人(1人为再任者),学历可考者共12人;而这12人中,仅2人为高小、私塾毕业,其
他均为高等学校或军事训练班毕业。其中,李守白,1923ꢀ1926、1935ꢀ1936年任职,毕业于四川公立工业
专门学校;刘德沛,1928ꢀ1930年任职,为前清廪生,后毕业于华阳师范学校、云南政法学堂;李景轩,1930ꢀ
931年任职,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龚万材,1937ꢀ1939年任职,毕业于重庆政法专门学校;徐剑秋,1939
1
1940年任职,毕业于四川公立政法专门学校;黄莘牧,1940ꢀ1941年任职,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法
科;米珍,1942ꢀ1944年任职,毕业于四川大学;徐均良,1945ꢀ1946年任职,毕业于中央训练团政训班;刘腾
轩,1946ꢀ1947年任职,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汪焕昌,1947ꢀ1948年任职,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再
据《茂汶羌族自治县》等资料记载,民国时期,茂县县长共16人,其学历可考者有9人,均为高等学校或军事
训练班毕业。其中,张雪岩,1930ꢀ1934年任职,毕业于北京大学;谢培筠,1936ꢀ1938年任职,毕业于日本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杨特树,1938ꢀ1940年任职,毕业于四川政法学校;黄君穆,1940ꢀ1942年任职,毕业于
贵州政法专门学校;王良瞿,1942ꢀ1945年任职,毕业于上海浦东大学;刘仲容,1945ꢀ1947年任职,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黄埔军校四期;朱思九,1947ꢀ1948年任职,毕业于东北大学;李光渊,1948ꢀ
ꢀ
③
949年任职,毕业于四川上川南师范学校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等;张一之,1949年任职,毕业于上海江南
1
大学。④
由此可见,就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官员“质量”而言,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并不低劣,相反还呈现出专业
化、高学历化的趋势,甚至不乏文武双全者。如茂县县长刘仲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此后又进
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成为军人。毕业之后,刘仲容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教授、黄埔
军校特党部常务委员、四十五军上校政训处长、四川省军管区政治部副主任、新九师上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
任、军校政干班少将副主任、军校聘任教官、军校校史编纂委员会少将委员、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等职。此
外,刘仲容还热心撰述,著有《实用理财学》《黄埔导师事功计》《蒋校长大事系年》等书。 汶川县长康冻毕业
于师范学校,曾执教半年,因“目睹国家贫弱,政局混乱”,遂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 军
校毕业后,康冻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第六旅少校参谋、中校参谋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政训处
中校处员、陆军五十九师政训处中校政训处员兼参谋秘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处中校训育员、南充县第
一区区长、新繁县县长等职。 康冻虽从事政治,参与军事,但并非一介武夫,他“幼攻经史、酷爱书画”,还曾
赴苏州艺校学习书画,如其自况:“上马操刀,下马挥毫。朔方翦寇,吴市吹箫。”⑧
⑤
⑥
⑦
①
②
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页。
米庆云《蒋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
社1963年版,第156页。
③
④
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理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9页;《四川省政府
拟请任命县长资格审查表(1949年2月)》,《茂县政府呈各级干部任免及资格审查、公务员任审表与四川省府指令、训令(1938年至1949
年)》,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54-5285。
⑤
王舟航《三十六年度上期四川省茂县县长考核表(1947年)》,《四川省政府定期视察十六区各县及巴中、平昌县县长考核报告表(1942ꢀ1947
年)》,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54-3589。
⑥
⑦
李泽民整理《“疯县令”———康冻》,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第2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汶川县府呈县长到职日期及资格审查、誓词,县长开会、请假、就医,机关法团慰留县长与四川省府指令、训令(1935年3月ꢀ1942年12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54-5348。
⑧
康冻《青崖文苑》第1集,193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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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玲何广平民国时期川西北地区汉族边官的政绩与民族观
川西北边地汉官质量尚可,但任职时间普遍较短却是事实。正如徐益棠言:“目前已颇有有志青年,愿服
务边疆,对国家民族欲有所贡献者,然或因经费之左支右绌,或因政令之朝行暮改,或因人事方面不能合作,
或因生活费用不能维持,而中途改变。”①边官变动大,其中原因或有徐益棠、米庆云等人所述种种,但具体到
个人,可能各有差异,无法一一查考。我们可以通过汶川县县长康冻施政的个案对此问题略作考察。
汶川县县长康冻,本为新繁县县长,系1939年1月1日上任,因宣传抗战,禁烟禁赌,兴修水利,开办学
校,革除弊政,励精图治,政声显赫,深受群众拥戴。康冻注意明察暗访,打击腐败黑恶,得罪地方而遭到诬告
弹劾,以致群情激愤,万人聚集商议请愿慰留,著名学者、新繁人吴虞也参与签名挽留。省政府派员到新繁县
调查,对康冻之指控查无实据,遂予留任,后调任汶川县县长。 康冻经常戴斗笠、穿草鞋下乡巡视,有“草鞋
县长”之称,被目为“举措乖方”的“疯子”。③ 在汶川任职期间,康冻“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秉公执法,不
畏豪强,深受老百姓欢迎”,时人感慨地发出“‘良吏可为而不可为’之语”。④ 他“兴善政,革弊疾”,1942年辞
官回乡,“常赤脚坦胸,与庶民无异”,后到中学任教,“仍素衣草履”。⑤ 时人称其为“新时代之模范人物”⑥。
这样一位勤政清廉的边地官员,在汶川仍然受到当地土劣势力猜忌和嫌恶,多次被控徇私违法。1941
年7月,汶川县会计主任龚树德向省府呈控康冻“侵蚀缺额”,指控康冻贪污缺额总计7000元以上,言其“性
极贪污,不依法令,视吃缺为当然”,“因吃缺额过多,以致政令无法推动”,“似此贪污违法若不呈请严究,其何
以警贪污而维计政”。⑦1942年8月,汶川县肃清烟土监委会向省府呈控康冻,谓其勾结土妇索赵士雅“包庇
种烟”,请求省府“派干员秘密来县授以调动部队之特权,再行查铲拿办主从各犯”。与此同时,汶川县丁龙
光、余仲敏、唐书林等14人自称“公民代表”,检举康冻“徇私违法,有意弛禁”,“渔猎女色,从属奸淫,丑秽百
出,有伤风化”等,请求省府查核究办。 同年11月,汶川县临时参议会因康冻逮捕县党部干事何首文、粮食
监察干事兼县警中队长高器常、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高世枢、驻会参议员郭德必、党员何介铭等人,向省府控
告康冻“违法渎职”“摧残民意”,同时称其在征购粮食时“高斗□收平斗括存而外,复有外加浮收之事”,即存
在多征粮的现象;汶川县临时参议会还联合广汉、富顺、崇宁、三台、峨眉、夹江、威远、犍为、宜宾、隆昌、南川、
温江等县参议会电请省府,要求查办康冻。⑨
②
⑧
康冻多地任职均受到指控,尤以在汶川任内受控规模超前。笔者在四川省档案馆中发现“康冻案”卷宗
多种,可见当时影响不小。不过,笔者未发现康冻针对呈控的辩驳材料,仅发现一份写于1942年7月21日
的向四川省主席张群辞职的电文,内称自己“能鲜德薄,学劣才庸,何堪大爱? 蒙前主席王以区长擢理新繁,
志乖行贱,为世讥诟。幸钧府原情恕罪,复调长汶川,尸位两年余,而每况愈下”,“四年来草草忧劳,奔走躬
先,本为长技。近得肺疾沉重,致奔驱失效,督促难周,僚佐饥疲,惄马思散。益信今后政令之推动,必有待于
县长新更贤能,县府新予改组,或可威昭信著,民安官乐。真象如此,莫敢隐缄。倘欺罔因循,转自身死罪得。
特电呈请辞卸县长职,乞钧府即拣干员接任,俾腐去而新生,愚黜而智用,下可遏边区未来之患,上可抒钧座
西顾之忧……”ꢁꢂꢃ
在电文中,康冻以“肺疾沉重”为由请辞,但从其行文中或可看出,康冻在汶川秉公执法,得罪了地方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2页。
四川省新都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3页。
米庆云《蒋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7页。
王昆《康冻在汶川任县长的二、三事》,政协汶川县委员会主编《汶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2002年版,第74、77页。
西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充县志》,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74页。
李安宅《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注:该文原载于《新西北》月刊1941
年第4卷第2ꢀ6期和1942年第5卷第4ꢀ6期。文中的“唐冻”,应为刊印错误,实即康冻,因为1940年6月汶川县县长为康冻。
《四川省政府关于视察汶川县政府会计主任龚树德呈控该县县长康冻侵蚀缺额的训令(1942年3月至5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
府秘书处档案,案卷号41-6627。
⑦
⑧
⑨
《四川省政府关于查处汶川县长康冻勾结土妇索赵士雅包庇种烟案的训令(1942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档案,案
卷号41-8200。
《汶川县长康冻被控案(1942年10月至12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49-2653。
ꢁ
ꢂꢃ《汶川县府呈县长到职日期及资格审查、誓词,县长开会、请假就医,机关法团慰留县长与四川省府指令、训令(1935年3月ꢀ1942年12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54-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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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力,政务推动困难,才是其请辞的主因。辞职电文一出,汶川县倒康势力更有恃无恐,又罗列了一堆罪名控告
康冻。虽然各案最终得以查清,证明各方控告均属子虚乌有,但康冻早已心灰意冷,终于辞官回家。
事实上,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县长中如康冻一般想要有所作为、又迫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生
态,请求辞职或另调他处者并不在少数。康冻离职之后,继任汶川县县长祝世德也属此类。祝世德与康冻一
样,也有“草鞋县长”之称,担任汶川县县长一职长达五年,是川西北各县县长中任职最长者。在任职期间,祝
世德整肃吏治,查禁鸦片,平息匪患,改革教育,修编县志。祝世德在汶川任职一年多后,因妹妹、母亲先后病
逝,妻子又体弱多病,加之政令难行,多重打击之下,遂上报四川省府要求另调他县工作,但未获省府批准。
945年12月,祝世德再次呈文省府请求去职,仍未获准。1946年8月,祝世德再请去职,此次言语更为坚
决,列出五项去职理由,认为自己在汶川任职时间较长,积怨较深,政令难以推行,又因边地生活艰苦,身体健
康堪忧,恳请调离另任,否则请准辞职。 历经多次请求,祝世德终于调离汶川,出任筠连县县长。
再如汪涣昌,曾任万县中学校长、巫溪县教育视导主任、四川省教育厅视察等职,由教育走上从政之路。
他1947年就任理县县长,任期内非常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于1948年春筹建理县中学,改变了理县无中学的
历史。汪涣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生活节俭,被理县人称为“布衣县长”。但是,由于他不与当地土劣势力为
伍,受人孤立,政令难行,又面临地方财政困难,最终被迫请辞归田。②
1
①
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汉官中,虽有康冻、祝世德、汪涣昌等清廉有为者,但是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与土
劣势力为伍者也不在少数。川西北作为边区,又是鸦片重灾区,因此当地官吏的违法乱纪多与烟土有关。他
们表面上查禁鸦片,实则背地里与烟贩勾结,大获其利。杨特树在茂县担任县长期间,收买了一批自带枪支、
不要薪饷的烟贩为其贩烟。更有甚者,杨特树与时任专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谭克孝沆瀣一气。谭克孝父
亲、十六区专员谭毅武,有次检查贩烟问题,竟遇杨特树公然鸣枪抗拒。因愤懑于杨之跋扈、子之滥权,谭毅
武抑郁而气绝。 理番县县长徐剑秋则是一名瘾君子。据时人称,徐剑秋“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在烟榻
前处理”④。汪一能在接任松潘县长前,曾向时任十六区专员王元辉表示,要在松潘民众中树立一个新县长
的形象;到任后,他一方面着手整顿地方风化,宣传禁政,严罚了一批地痞流氓的不法行为,但另一方面又趁
铲烟之机收受贿赂,并将所收鸦片转运售卖。⑤
③
民国时期川西北边官可谓良莠不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官员自身素质的问题,更与国民政府
边政薄弱、边地政治生态恶化有关。军阀割据时期,川西北各县县长多由军阀任命,其任命之依据在于能否
助其搜刮以扩充实力,官员之德行、品质多不在首要考虑之列。国民政府势力进驻四川以后,川西北各边县
县长的任用虽有改观,县长素质也有所提高,多数毕业于高校或军校,但因当时川西北政治生态恶化,地处偏
远,国民政府无暇顾及,遂造成了川西北各边县官场腐败横行,而不贪不腐之人难以立足。
二
汉族边官的政绩
据徐益棠所见,民国时期到边疆任职者,多为过渡性质;部分愿久任边疆者,多“与边地营商业者同一性
质”,所谓“做边官,发边财”者别有其生财之道;至于“以军官代摄地方行政权者”,在“该区秩序已告敉平,建
设正待进行”,“政教已趋正轨,行政应求专才”的情势下,则常“偾事有余,成事不足”;当然也还有一种“生活
清苦,久居边疆”,但却“事简刑清,悠闲自在”的边官,亦“无若干显著之政绩”。这些边官的共同缺点是:“或
缺乏崇高之志愿,或缺乏远大之目光,或缺乏寻求问题之企图,或缺乏服务边疆之兴趣,或缺乏建设边疆之技
术与学识,或缺乏创造与改进边疆之精神与计划”,总之,“距离吾人所理想之边疆官吏远甚远甚”。⑥
徐益棠所论,不无道理。揆之史实,大体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经
①
《汶川县府呈县长、科长、指导员、区长任免及公务员任审表,人民控告官吏递呈办法布告与四川省府指令、训令(1943年10月ꢀ1949年8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国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案卷号54-5349。
②
③
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理县志》,第808页。
米庆云《蒋匪祸川记:川边禁烟史话》,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108页。
④
⑤
⑥
米庆云《蒋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9页。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坝州志》下册,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9ꢀ2600页。
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页。
162
张金玲何广平民国时期川西北地区汉族边官的政绩与民族观
济社会发展的内外条件均较为恶劣,掌理边地的官员及行政队伍良莠不齐,但在四川军政统一,尤其抗战时
期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背景下,川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平心而论,部分县
政官员亦与有力焉。
地方政府在川西北开展了一系列农业改良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组织屯殖督办公署,目的
在于“治军之暇,从事开发川西北边地,以解决裁兵移民,暨举办实业各问题”①。要求择要调驻屯军,“由长
官督率”,分段开垦适合开发的“荒地林野”,同时“刊木伐草,视地择种,反复操作,以成熟土”;农闲时期也要
求在统一军事训练之外,“采药,狩猎,攀危崖,陟幽谷,险隘识于平素,筋骨锻于无形,洎乎瓜期,授地归农,充
预备兵”,如此达到军民融合之效。公署对消费环节也有设计,屯垦所需住宅、家具、炊具等由公家配给,生产
所得“扣还农具、籽种等公给费用外,储作员丁移眷结婚费用,经营农事资本”,同时“照章升科”;参与屯垦的
官兵,服役期以四年为届,期满后按照级别配给熟地。除了官兵参与屯殖外,督办公署还“募工开垦”,“期速
达民移实边之目的,征募健朴壮丁及农户,从事开垦”,要求:“壮丁农户,除由本署派员招募外,并咨请二十八
军转咨四川省政府通饬各县政府,尽量征送。”②屯殖督办公署通过这种移民垦殖、寓兵于民、兵民结合的方
式,鼓励了一批内地农户前往垦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1
935年
,川政统一,国民政府势力深入川西北民族地区。此时该地农业仍处于广种薄收、耕作粗放的阶
段。川西北各县官员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加强指导,先后在茂县较场坝、理番县薛城等地设立了气象测候所,
在茂县、北川等地设立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开展良种良法引进、病虫害防治、农民技术培训等工作。省政府
还派遣相关专家、学者前往川西北考察。1938年,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就曾奉四川省政府令派遣技师李贤诚
前往川西北考察地质矿产③。1945年10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防治团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
服务部合作,在理番、汶川两县政府协助下,开展麦病防治,此为“川西边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麦病防治工
作”④。鉴于当地鸦片大量种植,农作物耕种面积日益减少,川西北各边县政府响应国民政府1935年4月发
布的“禁烟通令”,先后施行了禁吸、禁运、禁售、禁种、肃清烟土等措施。
部分主政川西北的边官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主张兴办学校,引进师资,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松
潘县县长萧廉武曾呈文省府要求:“增设汉夷学校,招收夷民子弟。”⑤汶川县县长李先谋在其呈文中表示:
“
今后工作,当尽力宣传政府教令,更应推广短期义教,启迪智识。”⑥《茂县县政府第三区署拟具宣慰夷民办
法计划书》提出,“如辅佐政府推行政务,势必在夷地各个角落均设立学校,多聘教员”,要求“普及社会教
育”⑦。当地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于更新民众思想观念、提升其生产生活技能都发挥了积极作
用。学校教育中,则多注重培养当地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从而为增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观念产生
了积极影响。川西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最大困难在于师资力量不足,特别是中学以上师资更显缺乏。为
从根本上解决师资问题,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师范学校,举办师资训练班,以培养本地教师。先后设立有松
理懋茂汶一年制师范学校、省立威州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寒暑假小学教师讲习会和教师训练班等。部分官员
还积极引入外力,支持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如1942年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师生组成暑期边疆服务团,由
齐鲁大学教授张雪岩任团长,团部设在理番县佳山寨,组织“小学教师训练班”,全县小学教师70余人参加学
①
②
③
谢培筠编《川西边事辑览》,重庆新民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邓锡侯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第51ꢀ53、81ꢀ83页。
《十六区专署关于中央等赴边区视察团的测量考察事、美国人到汶川考察动物、取缔度量衡、办佛教会等的规则办法(1937ꢀ1941年)》,四川
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44。
④
⑤
《防麦病巧夺天工》,《边疆服务通讯》1945年第4期,第6页。
萧廉武《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松潘)》,《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阿
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⑥
⑦
李先谋《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汶川)》,《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阿
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茂县县政府第三区署拟具宣慰夷民办法计划书》,《十六区专署茂县县府关于宣慰夷族改善土官组织禁种烟苗的呈令(1939年5月至1941
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茂县政府档案,案卷号2-21。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习,县长米珍驻寨督学。①1945年8月中旬,在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支持下,理番县开办师资培训班,各
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40余学员参训,县长徐均良兼班主任,边部干事刘杰三应邀作了14次专题讲
演,内容包括农业地理知识、川西农业概况、农作物改良、森林资源、病虫害防治、畜牧改良、合作经济等②。
从演讲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师资培训,不如说是生计教育培训,其目的在于让教师了解边地生产状况,懂得生
产技术,以便在学生和边地民众中发挥示范与传播效应,进而促进边地生产改良。
由于边地政治生态及自然环境恶劣,部分边地官员沆瀣一气或慵懒无为,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经济社会
发展。军阀统治时期,川西北战事不断。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32年间,四川军阀共发生内战“四百
七八十起”,而在川西北,“仅茂县,在民国5~10年的五年间,不同派系的军阀混战与更替即达六次之多”,防
区制形成后,“军阀在羌族地区的混战尤为频繁、激烈”,军阀混战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军阀摊派各
种苛捐杂税,也使民众不堪重负。 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民国时期川西北鸦片泛滥的重要原因。自晚清以
来,川西北就是鸦片种植的重灾区;到民初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阀为筹措军费,一方面强迫民众种烟,另
一方面又禁烟、铲烟,以致出现“贼喊捉贼为骗人,贩烟乃是禁烟人”④之民谣;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
禁烟力度加大。然而,到1930年代中期,庄学本在川西调查时仍发现,在当地村落房屋构成中,烟馆占了三
成,烟馆有“卧药轩”“隐庐”等雅名,门前挂一纸糊的红灯,所以政府征收烟税就叫“红灯税”,吸食鸦片在当地
一度合法化,当地汉人有些到了“抽烟比吃饭要紧”的地步。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主任崔德润认为,边地政
府、地方官员及士兵、民众都为禁烟付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种烟范围和吸烟人数有增无减,“有些人没有鸦
片不能生活,若要认真查禁,便不惜挺(铤)刃走险,而政府的实力又不能彻底解决,因循姑息,患乱日深”⑥。
③
⑤
三
汉族边官的民族和国家观念
民国时期,川西北汉官对川西北少数民族的成分有基本认识。无庸讳言,他们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就
川西北地区而言,可以说他们还有藏、羌之别。在对羌人、藏人的称谓上,对羌人即以“羌”为主,对藏人则称
谓较杂,主要有“戎”、“番”、“夷”、“蛮”、“藏民”等,有时又以“土民”、“夷”、“蛮”等语统称当地羌人和藏人。如
茂县县长杨特树在《宣慰夷族办法》中就将茂县少数民族统称为“夷族”,但又说“概属于羌”,是为“羌民”⑦。
松潘县县长萧廉武将松潘少数民族统称为“夷族”,分为“蛮种”、“羌种”、“猓种”三类⑧。理番县县长龚万材
将理番少数民族分为羌族、戎族两类⑨。汶川县县长凌光衡将该县少数民族分为“瓦寺民族”、“西羌民族”ꢁꢂꢃ,
分别应为藏人、羌人。《四川边区各县民政概况调查表(茂县)》将茂县少数民族分为“羌人”、“番人”ꢂꢄ。《
ꢁ
松
潘县夷民概况调查表》称“住松夷民统称之曰蛮,细分别之曰羌,曰番,曰猓”ꢁꢂꢅ。邓锡侯注意到,“各民族有各
民族的特性,文化殊异,忽视其制度习惯,强施理想法令,势必引起反感”,强调在研究“夷族”的文化特性、风
俗习惯、信仰、社会制度实况的基础上,“于不破坏其固有美风,阻碍其和平发达之范围,渐次移入文明制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崔德润《致李栋同志(1988年6月29日)》,信函系李栋参与编写《四川省宗教志》时提供,原件藏四川省宗教志办公室。
《刘杰三专题演讲》,《边疆服务通讯》1946年第5期,第5ꢀ6页。
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396页。
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理县志》,第16页。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版,第49ꢀ50页。
崔德润《黑水三番旅行记(续)》,《边疆服务》1947年第17期,第17页。
杨特树《宣慰夷族办法》,《十六区专署茂县县府关于宣慰夷族改善土官组织禁种烟苗的呈令(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档
案馆:民国茂县政府档案,案卷号2-21。注:实际上,茂县除了羌人外,还有藏人,但杨直接将其归入羌人之中。
萧廉武《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松潘)》,《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阿
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⑧
⑨
龚万材《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理番县)》,《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
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
ꢂꢃ凌光衡《四川省第十六区汶川县夷务工作月报表》,《省府十六区专署和各县府关于夷务工作、苗夷民族调查的表令(1936年2月至1938年1
月)》,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5。
ꢂꢄ《四川边区各县民政概况调查表(茂县)》,《省府十六区专署及各县府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兵要、地理、人口、交通、民财、教建调查的表呈令
1936年4月至12月)》,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947。
ꢂꢅ《松潘县夷民概况调查表》,《十六区专署和各县府、省府关于师资讲习、开办边民、边区汉夷、川西汉夷、义务教育、小学等学校经费的收支清
册、预算、指令(1936年至1937年)》,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865。
ꢁ
(
ꢁ
164
张金玲何广平民国时期川西北地区汉族边官的政绩与民族观
以改善若辈之社会生活”,“斯治夷之良谟也”。①
时人对同为少数民族的藏、羌的称谓,对羌族较为亲近,对藏族则相对疏远。国民在《川西北的边疆民
族》一文中对羌人仍称“羌人”,但对藏人的称谓则显得不那么客气,依据汉化程度分为“汉化的熟番”和“野蛮
的番夷”。② 王元辉在《近西游副记》中对当地羌人和藏人时而统称“夷人”、“土民”,时而又称羌人为“羌民”、
藏人为“西番人”,但又将茂县的藏人分为“汉蛮”(指已汉化的藏人,可能作者将一部分羌人包括在内)和“生
番”;松潘地区汉人曾因有骂大寨土官儿子曲丁波为“蛮狗”而掐架,亦有用“番牲犬羊”来形容当地藏人的情
况出现。 在与羌、藏人的接触中,汉人认为羌人多忠厚、老实,认为藏人保守、多疑、见利忘义。如邓锡侯
③
《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谓羌民“类多业农,勤于劳作,性情谨愿,惟俗尚饮酒,醉辄滋事,是其所短
耳”;藏人“犹存犷猂之习,好利好斗,轻生易死。履绝壁危岩,若行平地。虽至亲往往以细故相仇杀,累世不
解……。所谓畏威而不怀德,记仇而不记恩,习俗然也”。④ 《松潘县夷民概况调查表》谓松潘地区“夷人恒以
游牧及贸易为业,性犷悍,多猜忌,重信义,崇佛教,性嗜酒,好打猎”⑤。松潘县县长萧廉武称当地“猓族”,
“
性凶猛,善战斗,以杀人劫夺为荣”。⑥
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源自汉人心目中之“我群”与“他群”的划分。羌人汉化较深,更接近于汉人的“我
群”观念;藏人则与“我群”存在诸多差异。相比之下,学者于式玉《黑水民风》一文中出现了“嘉戎人”、“羌
民”、“藏民”等称谓⑦,表现出了对羌人、藏人的尊重。上述情况恰好表明,当时在这些地区,族群流动及交融
已经非常普遍,但是族群称谓的多元及其间歧视性称谓的保留,也意味着族群整合尚未完成。
民国时期,川西北各县官员中也有部分对藏羌民族有理解之同情,而对那些“不肖”汉人予以谴责的。李
先藻认为,川西北地区民族感情“原来不恶”,只因为过去政府派往边疆官吏多以“不肖者充之”,“事事欺压,
剥削番夷”,而一般汉民之“奸狡者”又“常以诈术,欺骗番夷”,才使“番夷怨恨政府,仇视汉人”。⑧ 《茂县县政
府第三区区署拟具改善土官组织意见书》谓历代边政不修的原因,大都“由于汉族对于异族的歧视而自尊自
贵,相沿为习的遗留许多恶印象”⑨。
一位前往理番视察的官员曾激昂愤慨地批评往来于边地的内地人,“几
乎完全是愚夫愚妇之流”,其“衣服褴褛,面目黧黑,常识不足,行动不规,致使边疆人民误为内地人民之代表。
既有损乎上国之尊严,复多碍于边胞之向化”,“有时且为蝇头之小利而用奸诈之伎俩,以增加汉夷之纠纷,妨
碍国民之团结。其尤黠者或竟搬弄是非,颠倒白黑,造谣生事,扰乱秩序,遗国家以大患”,认为政府应颁布命
令“严禁这类人出入边区,而奖励知识分子前往”。 此论或言过其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李安宅曾讲到一
些边地汉人不能开发边疆而被边疆所开发,只会习得边民的坏处,并向边疆传播内地的劣点,成为内地和边
ꢃꢂꢁ
ꢄꢂꢁ
疆两种文化的“限界群”。 梁钊韬曾指出,有些边地汉人“只知图利,那有国家民族思想”,不但不向边民宣
ꢅꢂꢁ
传国家法令与国民之义务,反而挑拨离间,事实上对政府实施边政造成很大的阻碍。 李、梁的提示,与陶云
逵对边地汉人“事实上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MarginalMan’”,可以担任实际工作者与边胞间“枢纽人”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邓锡侯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第55页。
国民《川西北的边疆民族(附表)》,《边政导报》1948年第11、12期,第27ꢀ29页。
王天元(王元辉)《近西游副记》,南京拔提书店1935年版,第177、87、117页。
邓锡侯编《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第15、16页。
《松潘县夷民概况调查表》,《十六区专署和各县府、省府关于师资讲习、开办边民、边区汉夷、川西汉夷、义务教育、小学等学校经费的收支清
册、预算、指令(1936年至1937年)》,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865。
萧廉武《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松潘)》,《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阿
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⑥
⑦
⑧
⑨
于式玉《黑水民风》,《康导月刊》1945年第6卷第5、6期合刊,第10ꢀ12页。
李先藻《川西北行》,《国讯》旬刊1938年第189期,第14页。
《茂县县政府第三区区署拟具改善土官组织意见书》,《十六区专署茂县府关于宣慰夷族改善土官组织禁种烟苗的呈令(1939年5月至1941
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茂县政府档案,案卷号2-21。
ꢁ
ꢂꢃ静坐轩主《川康的边疆劲旅》,《边疆服务》1947年第14期,第5ꢀ6页。
ꢂꢄ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34页。
ꢂꢅ梁钊韬《广东边政及其重心工作》,《地方行政季刊》1942年第3卷第2期,第1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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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位与评价①结合起来,较为客观。川西北边地汉人包括汉族官员的作为亦可作如是观。
尽管对边地民族关系和社会建设存在种种不乐观的观感,但包括官员在内的不少边地汉人仍然强调增
强边地族群的国家认同。李先藻认为,整个中华民族都属同胞,各民族都有优秀的禀赋,“那些制造汉、满、
蒙、回、藏等名称的人,实在是多事”;主张对中国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挑拨民族感情”的内容加以改造,“对
于过去种族间之不幸的战争不能夸张渲染”,“对各民族之伟人,应一概收入历史,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
先”;还认为,“其实中华民族,不论住在那(哪)一个角落的人,都有优秀的禀赋,不过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有
先进后进之分罢了”。② 曾带领学生前往川西北地区考察的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刘恩兰认为:“所谓汉族藏族
之区别,乃基于地域而非由自统”,“川西边境之复杂民族,实际上皆中华民族也”。③ 汶川县县长李先谋认
为,“本县夷族早与汉人同化,混合编组保甲,服从政令,汉夷界限泯除将尽”,今后政府应尽力宣传政府教令,
更应推广短期义教,以启迪智识,并注重宣传国家与人民关系及国际情况,从而引起“夷族”人民的民族国家
意识,“俾汉夷结为一体,安定后方”。④ 理番县县长龚万材于1937年出巡辖境时,曾以教导的口吻对黑水头
人苏永和说,现在爆发中日战争之际,“汉夷民众,均应努力”,并以森林与树木作比喻,让苏永和明白其所辖
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龚万材与来此考察的中央研究院民族考查专员马长寿相遇,两人曾就当时国事交流
了看法,马长寿告诉龚万材“南口已失”,龚谓:“此系长期抗战,一地之得失,一时之进退,不足为虑。”临别时
又嘱咐马:“勿对夷人宣传失败消息,恐生影响。”⑤可见,即使身处边地,他们仍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四
结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几经变动,无暇顾及边地,致使边政薄弱,边地政治生态恶
化。这一时期,川西北边地的官员文化素质并不低劣,相反还呈现出专业化、高学历化的趋势,甚至不乏文武
双全者。但是,由于时势所限,当地官员素质处于良莠不齐的状态,有能力、愿有所作为者有之,贪污腐败、违
法乱纪者亦大量存在。总的来讲,这一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离不开
部分县政官员的努力。如川西北各地方政府主持开展的一系列农业改良措施,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部分主政川西北地区的边官,注重教育事业,引进师资,兴办学校,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等。但是
也应看到,由于边地政治生态及自然环境恶劣,部分边地官员慵懒无为,并不作为,不仅损害了汉人形象,更
伤害了民族情感,极不利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川西北边地汉官的施政情况,反映了边地汉人充当了边疆建设
的“枢纽人”或“限界群”的两种不同现象及其结果。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
②
③
④
陶云逵《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33页。
李先藻《川西北行》,《国讯》旬刊1938年第189期,第14页。
刘恩兰《四川西北边区民族之检讨》,《新中华》复刊1946年第4卷第10期,第29页。
李先谋《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汶川)》,《十六区专署、各县府关于边区民族、土司调查表和夷务工作月报表(1937年至1939年)》,四川省阿
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1014。
⑤
龚万材《民国二十六年秋季理番县县长出巡辖境日记》,《省府十六区专署汶川、理番县府关于县长出巡辖境情形及日记的呈令(二)(1937年
1
月至12月)》,四川省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案卷号8-642。
166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