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２ 期
２０１５ 年３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２
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
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汪ꢀ 洪ꢀ 亮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边疆研究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结果。 国家大后方战略
的调整、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促成了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
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边疆研究格局的极大改
观，使西南研究逐步取得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地位。 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
开了一扇窗户。
关键词：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地图；边疆研究；西南研究
中图分类号：Ｇ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５⁃１１
ꢀ
ꢀ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复
一ꢀ 国家抗战大后方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学术地
图的变化
兴及其格局变化，与抗战严峻形势导致的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内迁有很大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以东北大学为首的东北高
校被迫迁往关内。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
大量国家机关、重要工厂和众多高校纷纷迁至西部
地区，极大改变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和学术地图，
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
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
复兴，并且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格局。 不少学者对高
校内迁路线、办学活动及其意义作了论述，但迄今为
止少有人探讨其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复兴的密切关
近代以来，列国交相侵逼，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
患、瓜分豆剖、边疆多事的局面，可谓“我国近百年
来政治一种必然之演变”，不过“至‘九一八’而愈显
［
１］１０
著”
。 此前虽然“中国边疆的土地失陷和民族纷
扰的事件，是数之不尽”，惟此尚属局部的危机，无
碍大局，但以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为节点，“中国全部
［
２］２
边疆”都到了“多事之秋” ，中国朝野为之震动。
１９３２ 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袭上海驻军，致
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于受敌威胁境地；该年冬，日
军进攻热河，直指华北，平津一带受其威胁，中原、洛
阳、开封一带亦难安全。 在美、英两国调停下，中、日
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南京形势趋缓，１２ 月１ 日，国
①
联。 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对此一时期中国学术地
图变化与边疆研究复兴及其格局改变做一述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参与罗玲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难中的大学与社会：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研
究”（１１ＸＪＣＺＨ００５）、凌兴珍编审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边疆建设与边疆教育转型———１９３５—１９４９
年西部边疆师范教育研究”（１１ＹＪＡＺＨ０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１９７６—），男，四川峨眉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边疆学术
史研究。
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民政府迁返南京。
东北沦陷后，日本加紧图谋中国大陆的步伐，华
西南的逐步转移。 １９３５ 年３ 到１０ 月，蒋介石用８
个月时间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地，先后发
表４９ 次讲演或训示，反复强调西南地区在民族复兴
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
键”。 不过，此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加紧建设西
南，但对西北的经营并未止歇，西北和西南在蒋介石
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后方部署中处于并驾齐驱的态
北、华东、中原一带并非安全之地，而西南又未纳入
国民党势力统辖范围，西北遂成为朝野最看重的抗
敌后方根据地。 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在内陆地区另觅
安全之地以为首都，先是决定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
都，初步计划以西北为长期抗战之后方根据地。 国
民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中心议题就是以“西
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
［
１０］５－１３
势
。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华东风雨飘摇，更使边
［
３］１７４８
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
。 国民党中央
疆危机达于顶点，“近来敌人侵占越南，断绝我滇越
国际路线，复煽惑泰国，乘我抗战紧张之时，藉口民
族自决，诱骗我边民，策动侵略，为其张目，更在西北
煽动蒙回自主独立，意图分化我之团结，而我国人多
及其政府积极酝酿打造西北根据地，加紧对陪都西
安和行都洛阳的筹划与建设，通过《开发西北案》，
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
会所辖的西北办事处，提出建设西北边疆就是保卫
注意内地各省之战事发展，殊不知敌人窥伺边疆野
［
４］
［１１］１１４
“
国家生命线” ，从而引发“西北开发”的热潮。 那
心之险毒，并不亚于侵凌内地”
。 １９３７ 年１１ 月
时政、学两界对此亦多有议论。 戴季陶指出，中国
２０ 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
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
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
“
已在日俄包围之下”，应将边疆建设重心放在西
［
５］３５－３７
北
。 经济学家周宪文认为，“东北业已版图变
［
１２］
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
更持久之战斗。”
１２ 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
［
６］５
急从事开发巩固西防” 。 宋子文更说：“西北建设
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 现在沿海沿
江各省着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
１９３８ 年１０ 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全部机构迁驻重
庆。 １９３９ 年５ 月５ 日，重庆被确定为行政院直辖
市。 与此同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亦随之西
移。 西南地区后来居上，成了“抗战建国”大后方和
“民族复兴”基地，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政府与
民间对西南地区均寄予厚望。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五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 指出：
“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西南、西北各省
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故开发建设
西部各省者，以巩固抗战之后方，实与普通奖掖国民
［
７］
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 邵元冲注意到，当
时“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
［
８］
族之生命线” 。 １９３３ 年８ 月１７ 日，蒋介石在日记
中写道，大战未起之前，应重点经营西北与四川；
１
９３４ 年１０ 月１８ 日，蒋介石在兰州表示：“极思经营
②
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 可见，至少在１９３０ 年代
前半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西部建设方面偏向倚
重西北地区。
［
１３］２９８
经济之发展，同其重要也。”
国民政府以西北地区为抗战大后方，着力建设
西安以作陪都，却因西北物产贫瘠、人力匮乏而并非
抗战根据地理想之选。 而当时的西南各省，尤其是
四川，尚处于军阀混战中，尚未为国民党势力所掌
控。 但是，四川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人口众多、物产
丰富，除了重庆有航线和公路通向西安，还有国际交
通线，即使东部沿海被敌封锁，仍可与国外联络，能
够支持长期抗战，因而逐渐为国民政府所关注。 自
国民政府从倡言“西北建设”，而至“ 西部建
设”，明确提出坚持抗战“有赖西南西北之迅速开
发”，可见其边政重心从偏重西北向统筹西部转移，
西南边疆地位明显上升。 地理学家胡焕庸指出，僻
处西南的川、康两省，“在过去一向被视为边鄙之
地，很少有人加以注意”，但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
府西迁， 重庆定为行都” 而一变而为“ 畿辅要
［
１４］２６
地”
。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即以最大范围涵
１
９３５ 年蒋介石势力入川，西南政局发生显著变化，
义之西北、西南而论，“省区虽多，面积虽大，若论其
人口之众，物力之富，西北西南任何其他省区，无有
能及四川者，即以全部西北西南其他省区合计，亦不
能超过于四川”，“盖天予中国以此复兴之根据地
不仅四川防区制解体、川政统一、川军整编逐步推
［
９］
，而且贵州、云南也渐为国民政府所直接控制，
进
这种政局变化促成了抗战后方战略根据地由西北向
６
汪洪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也”；西康地位也极其重要，“非特足以拱卫四川，抑
亦巩固边藩所必须也”；“全国上下，对于川康之期
望甚殷，川康对于全国之责任亦愈大。 川康建设完
成之日，亦即抗战建国完成之时，愿全国人共勉
科以上学校。 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
［１７］
主要目标。” 中国高等教育受到日军严重摧残，对
中国的抗战建国事业极为不利，中国政府当务之急
就是转移这些重要的工商业和高教机构，以保存经
济和文化实力。 １９３８ 年，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教育协
会，负责高校迁建，同时对部分高校进行合并、重组。
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累计１００ 余所高校内迁，西
迁高校多达８０ 余所，迁入地主要有三个地区：一是
西南地区，有６１ 所，二是西北地区，有１１ 所，三是部
分战区省份，如广东、广西、江西等相对偏居的内地
省份；内迁高校在西部的分布依然不均衡，西南地区
独占鳌头，青海、西藏、宁夏等地仍无高校；就西南而
言，四川名列榜首，达４８ 所，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成
都，重庆、成都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成都
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和北碚夏坝则因学
［
１５］３５－３６
之”
。 从“边鄙之地”变为“畿辅要地”，最能
体现西南边疆在国民政府的边政布局中地位的提
升。 此后一段时间，抗战大后方的重心主要放在四
川和西南地区，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基础
奠定后，蒋介石提出“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
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南与西北的战略地位又趋于
平衡。 随着抗战的最终胜利，西部地区的抗战后方
地位随之结束。
国民政府西迁，促成了中国权势的一次重大转
移，很多重要的政府部门、工业设施和教育、科研机
构都向内地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导致中国高等教
育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
［
１８］７１－７３
府毗邻、学子如云而被誉为“文化四坝”
。 这
抗战爆发前，我国各项文教事业已初具规模，但
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性。 无论是国立、私立
还是教会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东南沿
海沿江地区，中西部地区则寥若晨星。 根据国立中
央大学于１９３６ 年编制的《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
院、专科学校一览表》记载，北平有北大、清华、北师
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１６ 所，天津有南开大学、
北洋工学院等７ 所，上海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光
华大学等２７ 所，南京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
大等５ 所，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８ 所，杭州
有浙江大学、杭州艺专等４ 所，福建有厦门大学、福
建协和大学等４ 所，山东有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３
所，湖北武汉有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等６ 所，湖南有
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２ 所，江西有工专、农专、医
专等３ 所，四川有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重庆大
学和西南美专等４ 所，其余高校零星分布在若干省
份， 而贵州、 宁夏、 青海等省则没有一所高
显然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重庆升格为
“陪都”是分不开的。
与高校内迁相伴随，过去高校数量少得可怜的
中西部地区，汇聚了众多学者、学科及学术出版机
构，而且这些高校在抗战结束后复员原地时，还为当
地留下了不少师生、学科及图书设备，从而新建了不
少高校，如“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源自西南联大师
范学院，“川北农工学院”即由留川的东北大学师生
所继兴等。 据社会学家孙本文估计，抗战期间，“高
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
之五以上西迁， 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
［
１９］２６１
迁”
。 西迁高校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高等教育的
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 如西北联大，虽后世声名
远不及西南联大，但它却为西北繁衍了国立西北工
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
学院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大院校，将理、工、农、医
以及师范等整个教育体系留在了西北，奠定了西北
［
１６］３００－３２３
［２０］
高等教育的基础。 西南联大系由北京大学、清华
校
。 西部省区高校总数尚不及北平之多，亦
不如上海一半，且学术水平普遍低下。 这种东众西
寡的高校畸形布局，在抗战军兴后却因众多高校内
迁而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亦随之
幡然改观。
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办，在昆明办学８ 年，改变了
云南此前仅有云南大学一所高校惨淡经营的局面。
抗战期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西南联大、中法
大学、同济大学迁徙来昆的机会，广揽人才，如原系
联大教授的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严济慈、华罗
庚、陈省身、张奚若、冯友兰、潘光旦、向达、吴晗、邵
循正、贺麟、尚钺、浦薛凤、钱端升、姜亮夫等，都在云
南大学兼课或专职工作。 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云南
高校云集的华东、华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
地区，也是日本全面侵华之初侵略与轰炸的重点目
标。 １９３８ 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秀即言：“在此次
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即所谓专
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学只有教师５１ 人，其中专、兼职教授３９ 人；到西
南联大北返后，云南大学还有教师２３７ 人，其中教授
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 这次迁移调整改变了战前高
校和科研机构东多西少的格局，学者分布较抗战前
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术地图，
对中国边疆研究复兴起到了刺激和推进作用。
二ꢀ 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及其格局变化
［
２１］３３２
１
０２ 人，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 最早迁至重庆的
中央大学，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
最大、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由迁
校前的１０７２ 人，到１９４６ 年复员前达到近５０００ 人；
课程数目一学年合计８２７ 门，较迁渝前多一倍；新增
的科系多达２０ 余个，到复员前达４７ 系；教职员人数
中国“边疆研究”源远流长，自《史记》以列传记
述“西南蛮夷”事迹起，历代史书中的“蛮夷传”乃至
部分“外国传”，均可视为“边疆研究”的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
以清季“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兴起为代
表。 自１９ 世纪中叶起，在列强胁迫下，中国被迫多
次割地赔款，边疆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徐松、沈
垚、龚自珍、俞正燮、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就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
［
２２］２０７
复员前已逾千人，较迁渝前增长了一倍
迁至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又相互独立的教会五大学
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与本处
。 至于
（
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同样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的高等教育品质与结构，毋庸赘言。
从学术成果发布的载体即刊物和出版社的情况
来看，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学术地图的显著
变化。 先以云南为例，在１９３７ 年前，该省仅有《云南
国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数种报刊；抗战期间，该
省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出版各类报刊３１２ 种，其中学
术类期刊即有３０ 多种，如《边疆人文》、《西南边
疆》、《西南研究》、《建国学术》、《社会科学学报》
［
２７］３４－８９
究西北边疆史地，撰写了不少边疆史地著作
。
进入２０ 世纪以后，列强得寸进尺，继续蚕食鲸吞中
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日本１９３１ 年侵占东三省、１９３７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中国为基地征服世界，
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边疆危机。 伴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
移，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鼓励下，国内兴起了关注
边疆和边政的热潮，有学者更提出了创立“边政学”
［
２３］２３－２４
等
。 再如重庆，且不说移驻重庆的党政军系
统各级机关复刊或创办的各类业务刊物，单是各类
全国性社会团体尤其是文化团体迁渝，就导致数百
种刊物创立或复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大
型出版社移驻重庆，带动了大批出版机构应运而生，
至１９４２ 年时，重庆已有出版社１１４ 家、杂志社１９３
家、印刷所１２２ 家，迅速确立了重庆作为全国出版中
③
的构想。
关于近代两次边疆研究尤其是抗战前后中国边
疆研究趋向的变化，顾颉刚、徐益棠等学人已有较为
精辟的论述。 １９３６ 年１ 月２ 日，顾颉刚在《禹贡学
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清代道光以后，
“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
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为策论。
察此种运动之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因与俄国
土毗邻，“当时学者之精神群集中于西北”，“及俄患
稍纾”，“此轰轰烈烈之边疆学运动乃渐就消沉矣”，
因此，他呼吁“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深
信“ 此第二回发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
［
２４］６１－６４
心的地位
。 战时中国出版业，较之战前实际
上有明显倒退，但就西部地区而言，却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黄金发展时期，时人断言，当时重庆图书销量比
［
２５］
抗战以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 在高校云集的川
滇地区，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显然是包含了大量学
术著作出版在内的。 这也颇能体现那时中国学术地
图的变迁。
［
２８］２１５－２２２
除了大学，不少研究机构也奉命迁移。 以中央
研究院为例。 该院总办事处１９３７ 年１１ 月由南京迁
到长沙，１９３８ 年２ 月迁到重庆，先后设址于曾家岩、
上清寺、牛角沱，１９４４ 年春迁至国府路；下辖研究所
在迁到重庆前，多辗转于长沙、桂林、贵阳；至１９４５
年，中央研究院共有１４ 个研究所（含筹备处），分置
回”
。 边疆研究在１９３６ 年还需要发动，可见
在顾颉刚看来，边疆研究在那时还未形成“运动”。
顾颉刚此文是回顾“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颇能表
明两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内在联系，相对于清末曾经
“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民国时期边
疆研究的兴起可谓是“复兴”。 １９４２ 年，徐益棠在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
指出，１９３０ 年前，“边疆问题已有相当严重”，但“中
［
２６］
于重庆、南溪李庄、昆明等地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是中国教育和学术资源
。
８
汪洪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齐军政，以谋各方之
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固未尝措意于边疆”，学界
此时虽组织不少考察团，但所注意者，“大多为纯粹
之自然科学，边疆上的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外交或内
政之问题”，“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
注意，而民族学者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
言”；九一八后，中国边疆形势更加恶化，学术界过
去“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
拨”，后逐步认识到“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
的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各边疆省份对边疆教
育和民族研究逐渐重视，“中央对于各边区，亦改变
其昔日羁縻与放任之态度，而以研究为施政之根本
大计”，“一般普通学术机关及教育机关，亦渐知边
教之重要而力加推动”，此时的民族学也因很多学
者投入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和通俗撰述而奠定基
础；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各学术机关亦相继迁至后
方，“一部分学术界，得安心工作于边区，并获得相
当珍贵之边疆民族材料”，国民政府也积极谋求开
发后方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之准备，部分边省也“感
觉其地位对于抗战建国之重要，纷遣代表，向中央接
洽”，其中以西康最为积极，邀请多个考察团入康调
查，此后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著作层出不穷，边
疆风物展览和博物馆建设逐渐盛行，“研究边疆之
学术团体，亦如春笋怒生，互相竞长，大都集中于陪
都重庆，或战前已有组织而随政府西迁者”，各种边
疆研究期刊也相继创办；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颁布
了边疆施政纲要后，政学两界在边疆研究和边疆建
设方面的互动与配合趋于紧密，全国边教会议举行，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亦聚拢了
之后。 李安宅指出：外国对中国边疆的研究都走在
中国人的前面，而国人“ 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
少”，以前对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偏见”，应趁
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迎头赶
［
３１］３－４
上”
。 柯象峰注意到：“晚近我国人士，注意边
疆问题之研究者日众，抗战以来，政府注意尤亟，学
人亲涉边区作科学之探究者更众，实为可喜之现
［
３２］４７
言心哲也认为：“自抗战军兴，我国边疆的
象。”
重要，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
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是
［
３３］７７
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
这种“良好现象”的产生，显然与抗战时期中国
学术地图的巨变有着密切关联。 由于高校及科研机
构的内迁，大量学者移驻西部省区，边疆地区引起了
不少学者关注和研究兴趣，边疆研究的几个中心地
带由此形成。 四川（包括重庆）堪称边疆研究第一
中心，从事边疆研究较有影响者有：中央大学的丁
骕、戈定邦、胡焕庸、严德一，复旦大学的沙学俊、言
心哲、卫惠林，中央政治学校的萨孟武、肖铮，蒙藏学
校的胡耐安（以上学校在重庆）；燕京大学的林耀
华，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金陵大学的徐益棠、柯象峰、
马长寿，华西大学的郑德坤、李安宅（以上学校在成
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定良、芮逸
夫、马学良等；另有蒙藏委员会的周昆田、楚明善、孔
庆宗，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国防委员会边
疆问题参事吴文藻等，对边疆研究也有相当热情。
云南是边疆研究的又一中心，大批学者云集在西南
联大和云南大学，倡导和从事边疆研究的，先后有：
在西南联大工作的陶云逵、向达、陈达、潘光旦、吴景
超、李景汉、李方桂，在云南大学工作的吴文藻、费孝
通、杨荃、李有义、白寿彝。 此外，还有地处陕西的西
北联大李式金、王均衡、谢再善、黄国璋，地处贵州的
浙江大学张其昀、谭其骧及大夏大学吴泽霖、陈国钧
等，一度迁到云南的中山大学杨成志、岑家梧、王兴
瑞等。 这些学者几乎构成了那一时期中国边疆民族
研究的基本队伍。
［
２９］５１－５６
大批学者
。
随近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尤其是日本入
侵，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的严峻问题摆在国人面前，
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边疆开发建设成为迫切需
要，极端薄弱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局面亟需改变。
冯家昇指出，中国边疆研究不能依靠或者停留在国
外学者已有成果上，应以自己的立场做自己的研究；
他进而警告国人：“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
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
有‘满蒙学’，四省以亡。 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
亚学’了，呜呼！ 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原本既不研究边疆历
史文化，亦不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更没有
实地调查研究的习惯，但是到了边地以后，很多学者
投入到了边疆研究中。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学者就
是顾颉刚。 他本来是个专注古史的书斋学者，虽然
在主持《禹贡》 半月刊期间，已对边疆研究有所关
［
３０］
东亚将为谁家天下？ 愿我国人醒醒吧！”
者都强调，中国学人在边疆研究方面不能落在外人
不少学
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但其重心仍在古代边疆地理沿革。 他在燕大尚
能读书治学，不暇常居边疆，虽有边疆游历，但其言
论仍多本于文献，所论者多为史地；他真正深入边区
和研究边疆，还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他由于办理通俗
读物宣传抗日，整理边疆历史揭露日本恶行，领衔发
表时局宣言，而遭致日本嫉恨，并在获悉其上了日本
训练利赖之资”，第三，“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
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
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 然一般不
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
事边情为集注之点”，“此殆把握现实，揣摩时髦，以
自列于通达之流”；语其结果，一是“无论公私机关，
或学术的与政治机关都先后成立研究边疆的机
构”，组织各类边疆研究的学会或考察团体，二是出
版物众多，不少调查报告出版，研究边疆的专门期刊
［
３４］４２－４９
欲捕学者名单后，被迫离开北平，远走边疆
。
罗常培原是语言学研究者，在抗战时期，他将语言学
与民族学结合起来，采用实地调查方法，对西南民族
语言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
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
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从
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等重要论著。
即使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如
吴文藻、李安宅等，一开始对边疆研究也关注甚少。
吴文藻虽然长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但
其工作重心是倡导汉人社区研究、引进西方学术理
论及培养研究人才，与边疆研究并无关涉；他是到了
云南大学后才鼓吹边疆研究，为云南大学创立了社
会学系，后来更是直接进入政府部门从事边疆工作。
李安宅１９３８ 年前出版的若干论著，多为人类学、社
会学理论的著译；七七事变爆发后，在陶孟和与顾颉
刚的建议和支持下，李安宅代表燕大与科学教育馆
搞合作调查，抛家别雏，绕道香港、越南至西北，１９３９
年初抵达拉卜楞，开始深入甘南藏区独立做调查研
究工作，并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
［
３５］１－４
“无论是在数量或品质上较战前进步多倍”
。
学者关注边疆研究，多是因时就势，若无视此“时
髦”学问，就有“不识时务”之忧，而各科学者都关注
边疆，“不相干的人士”也群集关注边事，最可说明
当时各科学者对边疆研究的共同参与。
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复兴，既与中国政局及伴
随的学术地图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也是政、学两界共
同倡导和实践的必然结果，其学术行为具有群体性
和组织化特点，如学者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学会
等学术社群，而且在发表和传播研究成果的途径上
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如报纸、期刊等。 这与清代中
后期西北边疆研究是少数学者（部分具有官员身
份）的个体行为大不相同。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
研究的复兴，可以说是那一时期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国家抗战后方战略的调整，不仅导致中国学术
地图显著变化，促成清季兴盛而后沉寂的中国边疆
研究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而且也改变了中国
边疆研究的格局。 西北研究自清季以来是边疆研究
中相对显要的领域，在１９３０ 年代的边疆研究中仍然
是重心，但西南研究在抗战时期大有后来居上的趋
势，并逐步取得了可以与西北研究等量齐观的地位。
民国很长一段时期，政府的边政重心主要在蒙、
藏、新等地，对其他边疆地区少有提及，或不将其与
蒙藏等地作为边疆施政区域同等对待。 边政主持者
往往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内域，认为国家“应尽
量少有特殊化的人民与特殊化的地方，西南苗夷区
域，数百年来在政治的治理上既没有显著的特异形
学术地图变化对边疆研究的积极影响，当时不
少学者就有体认。 马长寿注意到，“民国二十五年
以前，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晋的进步，但自
抗战军兴，这种进步现象停滞了。 国家的财力人力
都集中于抗战。 学术界人士虽然靠他们的修养有
素，固守岗位，不愿见异思迁，但是因为生活的物资
不足，研究的设备不够，所以影响研究心情与工作效
率，使前后工作不能相接，或者进行弛缓。” 他随即
声明：“不过，这种说法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尤
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
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至少由研究的
人数上来说，实有‘空前绝后’之感”，“边疆研究似
乎成为一种显学”；追其原因，“主要由于政府西迁，
人文荟萃于西南一隅”，其次，对于边疆，“朝野视听
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羁縻，而须周密考察，以作怀柔
［
３６］１１
式，最好使其自然而逐渐地整个同化”
。 抗战军
兴后，西北、西南部分省区虽被国民党政要屡屡提
及，其开发建设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但其“边疆
性”仍少有得到确认。 官方对“边疆” 没有固定见
解，各自表达的空间很大。 反观学者们的认识，同样
多歧。 尽管对边疆的多种涵义已有初步认识，但侧
１０
汪洪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重蒙、藏，兼顾其他，重视陆疆，忽视海疆，应是国民
者，在１９４０ 年代将学术兴趣逐步转移到西南，顾颉
［
３７］
党边疆观念的基本特征。 但已有很多学者认识
到，在边疆研究中，西南边疆研究尤显薄弱和值得重
视，而且力图纠正其偏向。 陈玉科早在１９３３ 年就注
意到，北伐成功后，“有识之士，咸以建设边疆为急
务，调查研究之团体，鼓吹宣传之书刊，所在多有；然
皆偏于东北、西北，其注意西南者，盖鲜焉”，但西南
在国防、经济上之地位应与东北、西北同等重要，不
能偏废，而国人对西南边疆问题较为淡漠，“吾人生
斯长斯，对于西南边疆犹尚不从事考察研究，则致著
文讲演，亦须取材于外国人士之著述，则中原人士之
漠视西南，又何怪乎？ 此不可不立起直追，作有系统
刚、李安宅等人的边疆学术研究都有这样一个转变
过程。 顾颉刚是先到西北，后到西南，在云南工作期
间，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政学两
界广泛关注，后又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成为边疆研究
［
３４］
的重要领军人物。 １９４１ 年，李安宅从西北受聘
到成都的华西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创办边疆研
究所，撰写了不少有关康藏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情况
的论著，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边疆文化经济及社会
工作写了不少言近旨远的文论；以李安宅为中心的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众多学者，如冯汉骥、蒋旨
昂、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都对
康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发表了若干论
［
３８］１
之调查研究，以为全国倡导者也”
。 １９３７ 年，江
［
４０］
应樑注意到，今日国人好谈“民族复兴”，但对国内
民族的认识“极端隔膜”，尤其对西南民族有诸多
著
。
大量边疆社团和边疆刊物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
“
谬误见解”，少有人到西南边地实地调查，“在欧美
代相继出现，成为边疆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研究成
果发布平台。 如果对此２０ 年间中国边疆研究的学
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做一个统计（参见表１），我们不
难看出西南研究呈现增长态势。 边疆团体在１９３０
年代多以西北为研究对象，而在１９４０ 年代则多以整
个“边疆”为研究对象，表明那时学人对边疆研究对
象的理解有了很大拓展，从侧重西北到统筹西南西
北转移。
以至日本学术界中，却有不少专门著述……今日国
人欲求知晓自己国内的民族，反不能不从外人著作
［
３９］９
中寻取资料”，国人对此应该深觉“内愧”
。
在国府内迁后，西南研究相应跟进，逐步达到了
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程度。 以期刊而论，
《
新亚细亚》和《边政公论》 作为１９３０ 年代和１９４０
年代的边疆研究代表期刊，前者主要关注西北边疆，
后者则更多关注西南边疆。 很多过去研究西北的学
表１．部分边疆研究与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
成立时间成立地点
主要负责人 出版刊物
备注（宗旨）
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边疆研究
会
１９２２
成都
吴史铭、黄成序、顾
训忠等
筹边协会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４
北京
北京
《边事》
调查西北边境实况，研究该地教育、
实业、交通、经济之发达方法。
中华西北协会
薛笃弼
《西北》
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
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
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
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解决方法。
清华大学边疆
研究会
朱希祖、张星烺、翁
文灏、罗家伦
１
９２８
９２９
北京
西北文化促进
会
研究西北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
西北文化。
１
北京
南京
王平等人
《西北》
信行三民主义，发扬中国文化，复兴
亚细亚民族。
新亚细亚学会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戴季陶、马鹤天等
《新亚细亚》
金陵大学中国
边疆问题研究
会
调查边疆实况，研究边疆建设，提倡
边疆生产，研习边疆文字。
南京
《边疆研究通讯》
１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后陈立夫、戴任、马鹤
迁西安） 天等
开发西北协会
１９３２
《开发西北》
１９３６ 年更名为西北建设协会。
挽救国家危亡，发扬科学探讨，唤醒
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
施。
中山大学西南
研究会
１
９３２
９３３
广州
杨成志等
西北问题研究
会
胡庶华、林康侯、郭
维屏等
研究西北史地，供给开发西北材料，
巩固国防。
１
上海
南京
《西北问题季刊》
《边疆通讯》
蒙藏委员会边
疆政教制度研
究会
１９３３
西北论衡社
西北春秋社
禹贡学会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４
北平
北平
北京
白宝瑾、靳仙舟等
顾颉刚、谭其骧等
《西北论衡》
《西北春秋》
《禹贡》
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
研究边疆问题，唤起国人注意边事，
促进政府开发边疆，以期巩固国防，
复兴中华民族。
朱霁青、赵丕廉、白
云梯、唐柯三等
边事研究会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４
南京
南京
《边事研究》
联络全国民族学会，提倡民族科学，
调查研究边疆民族，发表关于民族科
学之刊物及丛书。
黄文山、凌纯声、徐《西南边疆》、《民族学
益棠、胡鉴民等
中国民族学会
中央政治学校
报》
附设蒙藏学校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南京、
重庆
丁惟芬、戴季陶、陈
果夫、何玉书等
负计划指导边疆教育设施之责。
边疆教育研究
委员会
边疆史地学会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７
北平
西安
袁复礼
清华大学历史系、地学系联合创立。
研究西北史地学术，发扬民族文化。
张鹏一、徐炳昶、梁
午峰、黄仲良
西北史地学会
从事西北问题研究，以促进西北文
化，开发西北富源，改善西北人民生
活，增加国家民族力量。
梅贻宝、熊德元、朱
允明等
西北研究社
１９３９
兰州
重庆
重庆
《西北研究》
中国边疆文化
促进会
马亮、卞宗孟、赵石
溪、许崇灏等
促进边疆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集中
力量，宣扬国策，以完成抗建大业。
１
９３９
９３９
《边疆研究季刊》
张西曼、杨成志、马
鹤天、常任侠、陈纪《边疆研究》周刊
滢、黄文山
中国边疆学术
研究会
１
宏扬边疆学术，团结民族感情。
研究边疆教育之办理原则及各项实
教育部边疆教
育委员会
顾树森、陈立夫、朱《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际问题，筹拨及审议推进边疆教育各
１
９３９
重庆
重庆
家骅等
报告》
种方案，调整边疆教育机关及经费，
指导边疆青年升学就业等项。
研究中国边疆学术文化及政教、经
济、时候等问题，拟具治边建边方案，
贡献政府采择，促进民族团结与建设
边疆。
中国边疆学会
１９４０
赵守钰、黄奋生等
《中国边疆》月刊
中国边疆建设
协会
１
９４０
重庆
昆明
于右任
《中国边疆建设集刊》
《边疆人文》
侧重于西南边疆研究。
南开大学文学
院边疆人文研
究室
黄钰生、冯文潜、陶
云逵
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
为途径，协助推进边疆教育。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１
阐发边政原理，备作边政实施之张
本，并以研讨边疆政治文化及其实际
问题，供边疆建设之参考。
中国边政学会
重庆
成都
吴忠信
《边政公论》
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开
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研
究、设计。
华西大学中国
边疆学会
１９４１
张凌高、李安宅等
１２
汪洪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
刊》、《边疆月刊》、《华
西边疆研究年刊》
党军时报· 边疆周
华西大学边疆
研究所
张凌高、李安宅、任
乃强等
促进边疆研究科研、教学与实地考察
等工作。
１
９４２
成都
成都
金陵大学文学
院社会学系边
疆研究室
以中国边疆民族文化与边疆社会问
题为研究范围。
１９４２
《边疆研究通讯》
《边铎》
东北大学东北
问题研究社
１
９４４ 四川三台陈震、李康等
９４５ 贵州
研究东北，收复东北。
贵州省政府边
胞文化研究会
开发边疆，改进边胞习俗，提高生活、
文化水准。
１
ꢀ
ꢀ 说明：“备注”栏所列宗旨大多参考其“章程”或“工作计划”及相关工具书。 因所涉甚繁，表中从略。
资料来源：马大正、刘逖《２０ 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
版；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３ 期；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
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２ 期；《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１９１０－１９４９），四川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１１８－１１９ 页等。
［
３５］１－４
ꢀ
ꢀ 表１ 所列边疆研究团体大多办有刊物。 学术刊
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
。
物是研究成果发布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学术论文因
其问题意识和针对性强，成为学者表达学术见解和
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形式。 正如《边疆通讯》发刊词
所指出的，边疆研究团体“分布在边区或国内各地，
东西南北，相距遥远，加以交通的阻隔，彼此之间，工
作上的联系，极感缺乏，当然更谈不到消息与资料的
交换”，而学术期刊的发展可作“相互间的一个传导
从“谈西北”到“谈边疆”，显然，抗战时期，“西
北研究”也不能涵盖边疆研究范围，西南研究此时
已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已取得了与西北研究等量齐
观的地位。 伴随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迁移到西南地
区，成都华西坝、云南昆明逐渐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边
疆民族研究的中心。 华西大学“驰书基督教各友校
迁蓉”，“既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
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
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五大学之称”，五大学资
源共享、联合办学，成为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
置最完整的大学联合体，可谓学界忽略了的“西南
［
４１］
工具”
。
从表１ 还可看出，东北边疆沦陷最早，也较早受
到国人瞩目，东北研究团体成立较多，如东北青年学
社、东北行健学会、东北前锋社、东北论坛社、东北问
题研究社、东方快报社、北强学社等，但多昙花一现。
东北沦陷后，西北地位凸显，西北研究蔚然成风，但
大多存在时间短、影响亦小。 如汪昭声所言，“民二
十年间，研究边疆之团体，风起云涌，全国统计，三十
有七”，到后来却仅存一、二，原因在于“有志之士，
互不相下，各树一帜，以相标榜，力量既分，成效斯
渺”，所以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研究团体；而且这些
小团体“徒事宣传，不务实际，竞出刊物，不事生产，
④
联合教会大学” 。 五大学建立了不少边疆民族研
究机构，集中了顾颉刚、李安宅、徐益棠、任乃强、林
耀华、柯象峰、葛维汉、郑象铣、谢国安、刘立千等众
多边疆学者，他们对川西北、康藏及西藏地区研究着
［
４３］１１８－１１９
力甚多，产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 清华大
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和经
济研究所、云南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学人参与的云
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对云贵地区也进行
［
４２］２－３
［４４］６６－７０
经济不充，终于失败”
。 西北研究的式微，显然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主持
与国家重心渐向西南转移有关。 后来学人之所以热
衷于西南边疆研究，据马长寿分析，是因为“中央播
迁西南，川康藏滇边区成为中央的要屏。 西南边区
人民在战略上与政治上有举足轻重之势。 故朝野视
听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羁縻，而须周密考察，以作怀
柔训练利赖之资”，“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
一种显学。 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
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 抗战
社会学系期间，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
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张之
毅、田汝康、史国衡、胡庆钧、林耀华、李有义等先后
在此工作，形成了人类学界后来称道的学术共同体。
陶云逵主持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对哈尼、彝族、苗族、
傣族等民族聚居地开展调查，搜集了大批口头和实
物资料。 西南联大的罗常培、闻一多、邢公畹、傅懋
勣、高华年、马学良、袁家骅等学者对西南民族语言
１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调查研究，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李景汉、陈序
经、陈岱孙等一批著名学者对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
调查研究，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傅懋勣等对西南
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在边疆学术史上占据了不可
取代的地位。 这些史实也为我们考察民国时期的政
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能改良边政以利国家。 国民政府西迁以后，西部边
疆地位陡然提升，成为中国长期抗战大后方和中华
民族复兴基地；大批学人进驻边疆，学术兴趣转移，
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狂飙猛进。 朝野各方或出台
政策，或深入边疆，奔走各地调研，积极献计献策，对
实现边政改良和国族建构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且因
国家重心之转移及大后方战略之调整，西南研究呈
现后来居上的态势，逐步取得了可以与西北研究等
量齐观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
可惜，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及众多高校、科研机
构忙于复员返迁，此后几年中国又陷入内战，边疆研
究因时局影响而再归沉寂。
三ꢀ 结语
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边疆研究在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从根本上讲，是那个“过渡
时代”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产物。
在日本侵华加快步伐、中国抗战呼声正高之时，中国
边政亟应改良，边民务求团结，已是政学两界人士的
共识。 “为政由学始”，只有深入调查研究边疆，才
注释：
①
最重要者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学校》，《抗战时期的大西南
丛书》之一，贵州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
转引：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４０１ 页。
②
③
④
关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参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
关于抗战时期华西教会五大学的办学情况，可参见：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１］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Ｊ］．边事研究，１９３５，２（５）．
２］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Ｍ］．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７．
３］汪兆铭．在洛举行国难会议之意义［Ｇ］ ／ ／ 革命文献（３８）．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９．
４］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Ｊ］．中央周报，１９３４，（３１０）．
５］戴季陶，等．西北［Ｍ］．南京：新亚细亚学会，１９３３．
６］周宪文．东北与两北［Ｊ］．新中华，１９３３，１（１１）．
７］宋子文．建设西北［Ｊ］．中央周报，１９３４，（３０９）．
８］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Ｊ］．建国月刊，１９３６，（２）．
９］黄天华．蒋介石与川政统一［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
１０］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Ｊ］．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
１１］西尊．边疆政治与教育问题———边疆开发与国防问题研究之一［Ｊ］．地方行政，１９４１，２（２）．
１２］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Ｊ］．四川省政府公报，１９３７，（１００）．
１３］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Ｇ］．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４］胡焕庸．川康两省在抗战期间应负的使命［Ｊ］．新四川月刊，１９４０，１（１０－１１）．
１５］胡焕庸．抗战建国与川康建设［Ｊ］．中国青年，１９３９，１（５－６）．
１６］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Ｇ］ ／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藉出
版社，１９９４．
［
［
［
［
［
［
１７］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Ｊ］．时事月报，１９３８，１９（５）．
１８］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Ｍ］．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Ｍ］．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
２０］刘海峰．历史需要诉说：西北联大的命运与意义［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９）．
２１］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２］罗家伦．国立中央大学回顾与前瞻［Ｃ］ ／ ／ 文化教育与青年．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１４
汪洪亮ꢀ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２３］王勇，李琰，李杨．抗战期间云南境内出版的报刊［Ｊ］．云南档案，２０１３，（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４］郝明工．试论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版事业［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４）．
２５］钟宪民．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Ｊ］．出版界月刊，１９４３，（１）．
２６］孙宅巍．抗战中的中央研究院［Ｊ］．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３，（２）．
２７］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８］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Ｇ］ ／ ／ 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６．
２９］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Ｊ］．边政公论，１９４２，１（５－６）．
３０］冯家昇．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状［Ｊ］．禹贡，１９３６，５（６）．
３１］李安宅．自序［Ｃ］ ／ ／ 社会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２］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Ｊ］，边政公论，１９４１，１（１）．
３３］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Ｊ］．边政公论，１９４２，１（５⁃６）．
３４］汪洪亮．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Ｊ］．齐鲁学刊，２０１３，（１）．
３５］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Ｊ］．边疆通讯，１９４７，４（４）．
３６］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Ｊ］．边政公论，１９４７，６（３）．
３７］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４，（１）．
３８］陈玉科．弁言［Ｃ］ ／ ／ 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１９３３．
３９］江应樑．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Ｊ］．现代史学，１９３７，（２）．
４０］汪洪亮．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Ｊ］．民族学刊，２０１０，（３）．
４１］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发刊词［Ｊ］．边疆通讯，１９４２，（１）．
４２］汪昭声．西北建设论［Ｍ］．重庆：青年出版社，１９４３．
４３］《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１９１０－１９４９）［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４］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ｐ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ｉｓ ｂｏｒ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ｔｏ ｂｏｔｈ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ｈｏｍｅ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Ｍ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
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ｐ．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ｈｏ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ｌｉｖｅ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ｏｒ 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ｒ⁃
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ｐｅｎｓ 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ｄｅｌｖ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ｐ；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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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