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 卷第2 期
2015 年3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42,No.2
March,2015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
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1
邓ꢀ 鑫,王ꢀ 薇
2
(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州510275; 2.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营销中心, 成都610067)
ꢀ
ꢀ 摘要:以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5 级全体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被研究者的再
分配偏好及家庭收入等情况,并以考试成绩度量个体付出的努力程度。 研究发现在本文所考察的特定群体中,努
力程度对于再分配偏好没有直接影响,而性别对再分配偏好具有潜在的系统性影响;农户男生比非农户男生更倾
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家庭收入高的女生也更倾向于选择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
关键词:再分配偏好;考试成绩;家庭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2⁃0086⁃09
ꢀ
ꢀ 一ꢀ 引言
2
013 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其中2008 年数值最高,达到了0.491。 虽然之
后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仍旧维持在0.47 以上。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了共识性问题,许
①
②
多研究也尝试着从各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而其中的一个视角就是收入再分配问题。
人们通常会认为更高的基尼系数需要执行更高水平的再分配政策,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不平等与
再分配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关系。 例如,近年来美国的税前基尼系数一直高于西欧大陆地区国家(后文简
称为“欧洲”),但欧洲税率的累进程度以及政府支出的规模都高于美国,且政府支出项目中最大的差别就是
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的规模。 对此,Alesina 和Angeletos 认为,欧洲和美国的选民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两
个地区的人们对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有着不同的信念(Belief):美国人相信财富是靠“努力” (Ef⁃
fort)———即个人的努力程度和个人的才能(Talent)所获得的,贫穷只是因为错误的选择或者机会不够好;欧
洲人则认为大量的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的“幸运”程度———即家庭出身的不同、政治的腐败(对
[
1]
个体可获得的机会所造成的影响)和人们的关系网络(Connections) 。 这种信念上的差异会产生再分配水
平的多重均衡。 如果人们认为收入的取得是靠个人的努力或才能,那么此时的均衡就是较低的税率(以及
由此产生的低水平再分配)以及人们更努力的工作和更多的私人投资;反之,如果人们认为决定收入的因素
是家庭出身、政治的腐败和关系网络等,就会导致一个高水平的税率、较低的个人努力程度以及较少的私人
投资。 再分配水平的多重均衡意味着,如果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收入的决定具有何种信念,就可以为制定最优
税收政策(最优再分配政策)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在现实情况下,虽然无法直接了解人们如何看待决定
收稿日期:2014⁃06⁃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71303266)。
作者简介:邓鑫(1983—),男,江苏无锡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王薇(1984—),女,四川乐山人,教育学硕士,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营销中心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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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鑫ꢀ 王ꢀ 薇ꢀ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收入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决定人们再分配偏好的因素,间接地发现人们关于收入决定因素的信
[
2-4]
念
。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考察决定某一特定群体再分配偏好的因素。 也就是说,作者试图去发现人们关
于决定收入水平的因素具有何种信念,是认为“努力”能够决定收入水平,还是“运气”对收入起着更大的影
响。 作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5 级全体本科毕业生。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获取被调查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的倾向、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和政治面貌等信息。 其中,身份特征信息用于
反映被调查者的非个人努力因素;而个人努力程度的度量,作者使用了被调查者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英
语和体育课考试成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文中如果将性别作为影响再分配偏好的直接因素引入模型(即以性别作为二
元变量对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则无法观察到任何身份特征变量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但如
果依性别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则会发现家庭收入高的女生以更高的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这与普遍的认
识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男生的户籍状况则通过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拥有非农业户口的男生更
[
5]
加偏好高水平的再分配。 关于户籍状况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陈宗胜和李清彬也发现非农户个体的再分
配倾向更加强烈,不过该研究并没有进行区分性别的进一步考察。 户籍状况对再分配偏好多少有些“反常”
的影响,笔者在后文中会给出进一步的解释;而为何男生的户籍状况需要通过体育成绩影响再分配偏好,是
目前难以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同时,性别对于模型潜在的系统性影响是本文所选择群体的特例,还是更为普
遍的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③
与已有的关于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问题的研究相比,本文引入了描述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 这一指
标的引入有助于回归模型的完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到被研究群体处于哪种信念中,因此一旦群体
处于低税率均衡(个人努力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那么仅有身份特征作为解释变量的再分配偏好回
归,将会导致严重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 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另一个区别是样本的选择方式,已有的研究都是
关注全国性的样本,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而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群体
④
中。 虽然这样的选择方式使得样本数量少于全国性样本,但是相比于全国性样本,本文在个体间数据的可
[
6]
比性、度量误差以及进一步的研究空间等方面会有明显的优势。 同时,在政策制定方面,如果能够找到对
再分配偏好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并发现人们关于收入决定因素的信念,将会有助于通过制定更为合理的再
分配政策来提高居民的福利。
二ꢀ 变量与假设
作者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了被研究者的再分配偏好信息,而获取这一信息的方式是要求被调查者
回答:“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政策?”问卷中提供了两个回答选项,一个是“注重效率,只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个是“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选择前一个选项代表偏
⑤
好低水平的再分配,而选择后一个选项意味着偏好高水平的再分配。 被调查者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结果,
将作为再分配偏好的代理变量进行使用。 在作者收回的有效问卷中,选择低水平再分配的样本占全部样本
的9.7%。 相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相对应的调查题目,对“是否同意从富人那里征税来补贴穷人”这
一问题持“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态度的样本比例为6.76%,略低于本文所选群体的比例。 而考虑到本文
所调查群体的平均学历高于全国性样本,两组数据间的差异应该是合理的。
解释变量方面,由于本文研究个体的努力程度和身份特征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因此作者使用被调查者
主要课程的学习成绩,作为衡量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 而描述“运气”,也就是身份特征的代理变量包括
关于家庭收入状况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户籍状况和专业等。 作者还特别考虑了体育课成绩对于政策偏好的
影响。 将体育成绩看做是度量“努力”的指标,还是度量“运气”的指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方面,好的体
育成绩可能是某个被调查者长期坚持身体锻炼的结果,或是某人天生的才能(即前文中的Talent),但也存在
另外的可能,比如家庭收入更高会有更多的运动机会。 因此体育成绩到底是描述“努力”还是“运气”的指
标,作者无法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只能根据后文中的回归分析结果,暂将体育成绩理解为度量“努力”的指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标。 此外,基于以往研究的经验,调查问卷中还涉及了关于被调查者意识形态的问题,包括其政治面貌、入党
倾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看法等问题。
考虑到被调查者是中国四川同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认为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被调查者不
存在群体内部的“统计性歧视”问题,也就是说,个体在“努力”和“运气”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导致该群体未来
收入水平差异的因素。 另外,由于全体样本中对低水平再分配偏好的选择人数不足10%,即群体中的预期
可能为“运气”决定收入,所以作者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1.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没有影响;
假设2.家庭收入高的学生,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通常认为,学习成绩可以作为反映个人能力的信号向市场进行传递,也就是说,通过付出更多的“努
力”,可以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下,学习成绩更好的学生应该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
因为这样的政策可以通过低水平的税率来激励他们充分的发挥才能。 然而,无论是本文所获得的数据
(
9ꢁ 7%的人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还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6ꢁ 76%的样本不同意对富人征收更多的
税),都倾向于认为人们的选择是高税率(高的再分配水平)均衡。 也就是说,人们的信念是“身份特征决定
收入”。 因此作者假设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作者特别将体育成绩作为一个变
量来考察,是因为虽然体育成绩不会直接作为信号在市场中发送,但是体育成绩能够反映学生很多方面的特
征,比如身体健康状况、身体的协调性等等;甚至体育成绩能够反映学生某些方面的性格,比如一个学生是否
有更强的毅力来完成一项任务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所以体育成绩对个人的再分配偏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家庭收入水平,通常认为高收入的家庭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在使用家庭收入作为变量的研究中,
[
7-8]
长期以来的困难是让被调查者说出自己真实且尽量精确的收入水平数值
。 然而试图去克服收入的度量
误差显然存在极大的难度。 因此,作者也很难获得关于收入的准确(可以作为连续型变量)数值。 因此,作
者在调查中设计了关于旅游消费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反映家庭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
最后,户籍状况也会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 由于农户个体不能享受非农户个体的某些福利,使得两类
人群对于再分配产生不同的需求。 大多数情况下,城镇地区具备更好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使得城镇地区
的学生可以获得相比于农村学生更好的教育,而差距尤其体现在初等教育上(现代化教学设备、运动场地和
教师质量的显著差别所导致),这种最初的差别会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从而给不同户籍状况的学生带来足
以造成对未来预期产生差异的特质。
三ꢀ 数据、模型与计量结果
(
一)数据
在下发的总共414 份问卷中,作者共得到321 份有效调查问卷,表1 总结了调查结果的描述统计。 在被
调查者中,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占全部人数(回答全部有效问卷的321 人)的9ꢁ 7%。 被调查学生的考
试成绩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其中,体育成绩是学生一、二年级共四个学期体
育课成绩的平均值,数学成绩是两学期高等数学成绩和一学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课程成绩的平均值,英语
成绩是一年级两学期英语成绩的平均值。
表1.321 份全样本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说ꢀ 明
被调查者的再分配偏好,0 表示偏好高水平再分配,1 表示偏好低水平
再分配
再分配偏好 0.097
0.296
0
1
性别
收入
户籍
专业
0.66
0.211
0.483
0.455
0.474
0.409
0.5
0
0
0
0
1
1
1
1
0 表示男生,1 表示女生
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水平,0 表示低收入,1 表示高收入
被调查者的户籍状况,0 表示农户,1 表示非农户
被调查者的本科专业,0 表示管理学,1 表示经济学
0.499
88
邓ꢀ 鑫ꢀ 王ꢀ 薇ꢀ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政治面貌
学科倾向
0.794
0.729
0.405
0.445
0
0
1
1
0 表示非党员,1 表示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表示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1 表示更加认同西方经
0
济学的观点
年龄
20.7
79.6
73
0.79
4.476
7.528
11.435
18
63
24
被调查者的年龄
体育成绩
英语成绩
数学成绩
91.3
93.5
97.3
被调查者各学期体育成绩的平均值
被调查者各学期英语成绩的平均值
被调查者高等数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成绩平均值
49
74.9
39.3
ꢀ
ꢀ 关于被调查者身份特征的数据,首先是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采用二元变量进行区分,即分为“高”、“低”
两种类型。 在作者设计的调查问卷中,有三道题目用于考察和区分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情况。 一个题目是
询问学生拥有驾照的情况。 通常来说,本科学历毕业生主动申请专业驾驶员职位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某
个三年级本科生而言,是否已拥有驾照或者正在申请驾照,是其家庭拥有私家车或者其家庭拥有购买私家车
能力的体现。 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驾驶技能在当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求职条件,因此拥有或正在申请
驾照可能是部分学生对于未来获取更多就业机会的“投资”。 另外两个题目是与被调查者旅游经历相关的
问题,题目的内容分别为:“最近的5 年中,被调查者纯粹以旅游为目的去外省(这里的外省指与被调查者家
庭常驻地不同的省份)或国外的次数”;“被调查者对旅游中住宿质量的需求”。 由于旅游并不是家庭生活的
必要性支出,因此旅游的数量,特别是旅行中对住宿质量的需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被调查者家庭的
⑥
收入情况。 基于被调查者对以上三道题目的回答,笔者区分家庭收入水平的方法如下:第一,若旅游的次
数为1-3 次或3 次以上,且旅行中必须选择住星级宾馆,则将家庭收入情况记为“高”;第二,若旅游次数为3
次以上,但对住宿的要求是只要保证卫生和安全即可,也将家庭收入记为“高”;第三,若旅行次数为1-3 次,
同时对住宿的要求仅为卫生和安全即可,这时将会参考该名学生是否拥有驾照,若有驾照,则该名学生的家
庭收入情况记为“高”,否则记为“低”;第四,其余选择方式均记为“低”。 在这样的区分方式中,家庭收入水
平为“高”的被调查者占21%。
另外,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20.7 岁,男性学生的比例占34%,即男生与女生的比例约为1 ∶ 2。 在对户
籍状况的统计中,农户学生所占的比例为48%,也就是说户口状况为农户和非农户的的学生在被调查者中
几乎各占一半。 有45%的学生来自管理类专业,其余的学生来自经济类专业。 对于所有学生而言,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均为他们的必修课程。 作者在问卷中提问
被调查者更支持哪门课程中的观点,结果有73%的学生更加支持西方经济学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的分布方
面,作者采用学生的政治面貌和非党员学生对入党的态度作为其政治倾向的指标,统计结果显示,有入党愿
望的学生和已经成为党员的学生占所有被调查者人数的79ꢁ 4%。
若考察同一身份特征的再分配偏好分布,以及选择不同偏好群体的考试成绩平均分,会得到如下结果:
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样本中女生所占的比例为54%,偏好高水平再分配的女生占该组样本的67%。 这意味
着男生中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人数比例高于女生。 在选择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中,家庭收入水平高的
学生占29%,而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这一比例为20%。 在已经成为党员的和有入党倾向的学生中,偏
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比偏好高水平再分配的学生多9%。 在专业,学科倾向和户籍状况的偏
好分类统计中,分类统计的差异均小于3%。 考试成绩的平均值在偏好的分类统计下显示出了差异的一致
性,选择偏好高水平再分配学生的各项成绩平均分都高于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学生。
(
二)回归模型
本文模型考察学习成绩和个体特征对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响,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⑦
PRi = α0 + α1Testscorei + α2Income + Xiβ + εi
其中PRi 表示个体i 的再分配偏好,Testscore 是被调查者的英语加数学成绩或体育课成绩,Income 是被
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情况,X 是描述个体特征的其他变量,包括被研究个体的性别、户籍、专业、政治面貌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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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科倾向等情况。 本文使用Probit 的模型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根据本文第二部分中的假设,如果群体的信
念是收入分配的结果更多地由“运气”决定,则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家庭收入和
其他个体特征有可能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
(
三)回归结果
.全样本回归
1
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在表2 中进行总结。 回归(1)显示,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有显著的影响,其显著性
水平为5%。 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系数是负的,根据Probit 模型对系数含义的解释,负号意味着学
习成绩更好的个体以更低的概率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 基于回归(1)的结果,考虑加入描述个体身份特征
的变量,通过回归(3)可以发现,加入身份特征使得学习成绩的系数不再显著,而且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的所
有身份特征的回归系数也都是不显著的。 回归(2)将数学和英语成绩替换为体育成绩,结果显示体育成绩
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也是负向的,与学习成绩的系数符号相同。 但是,体育成绩的系数大小是英语加数学
成绩的3.25 倍,也就是说,使用全体样本进行回归时,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有更高程度的影响。 回归(4)
的目的与回归(3)相同,即在控制个体身份特征后考察体育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入个体特征后没有改变
体育成绩系数的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且个体特征对于被解释变量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表2.全样本回归结果
再分配偏好
被解释变量
(
1)
(2)
(3)
(4)
(5)
-
0.012
-0.009
(0.006)
-0.010
∗
(0.005)
英语+数学成绩
体育成绩
收入
∗
∗
(
0.005)
-
0.039
-0.035
∗
(0.019)
0.029
(0.019)
∗
∗
(
0.019)
0
.259
0.330
(0.248)
(
(
(
(
(
(
0.251)
-
0.090
-0.025
(0.227)
户籍
0.224)
解释变量
-
0.175
-0.227
(0.206)
性别
0.204)
0
.070
0.054
(0.196)
专业
0.195)
-
0.156
-0.169
(0.227)
政治面貌
学科倾向
0.234)
-
0.156
-0.122
(0.220)
0.219)
样本数
321
321
321
321
321
ꢀ
ꢀ 备注:1.括号中的数字是其上方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2.∗∗∗表示该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该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
2
.分性别回归
在对全体样本的回归中,当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单独出现在回归方程中时,其二者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方向是一致的,其具体的解释是具有更高分数的个体以更低的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并且加入描述个体特
征的变量后,并没有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虽然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回归(5)中体育
成绩系数符号的变化,意味着学习成绩与体育成绩在考察本问题的作用上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区别。 笔者
认为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决定考试成绩的因素不同”这一事实,该问题将在本章的第四部分中做进一步的
讨论。 在对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中,被调查者的性别作为个体特征的描述,以二元变量的方式引入模型。 但
[
9-11]
。
是,这种引入模型的方式,可能低估了性别对于其他变量的潜在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实质性的
因此,作者尝试对男、女生样本进行了分别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这一调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90
邓ꢀ 鑫ꢀ 王ꢀ 薇ꢀ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分性别回归的结果总结见表3。 通过回归(6)至回归(9),可以发现只有男生的体育成绩对于再分配偏
好具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男生样本而言,其体育成绩的系数继续为负值,但系数的绝对值比为全样本的2 倍
左右。 在控制了男生样本的身份特征后,体育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力继续增强,且在统计上具有1%的
显著性水平。 男生样本的家庭收入与户籍状况的系数在回归(7)中也是显著的,但是其二者的显著性水平
都只有10%。 需要注意的是,男生的家庭收入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影响力度很大(为体育成绩
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8 倍),这与假设2 矛盾。 与此同时,体育成绩不再是决定女生再分配偏好的变量,而女
生家庭收入以5%的显著性水平成为唯一对再分配偏好具有较高显著性影响的变量。 回归(9)中女生家庭
⑧
收入的系数为0.732,根据Probit 模型系数与真实概率换算的经验法则,这一系数值意味着家庭收入高的女
生比家庭收入低的女生偏好低水平再分配的概率大约高29%。 这一结果说明,影响女生的再分配偏好的因
素与假设2 相同。 回归(10)至(13)将体育成绩替换为英语和数学成绩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与使用体育成绩
计算时基本一致。 最为明显的是,女生样本中家庭收入的系数在使用不同成绩计算后所得到的结果完全一
致,这意味着女生的再分配偏好与考试成绩无关。
表3.按性别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
变量
再分配偏好
性别
(6)男生(7)男生(8)女生(9)女生(10)男生(11)男生(12)女生(13)女生(14)男生(15)女生
-
0.087
-0.121
-0.016
(0.023) (0.021)
-0.018
-0.101
-0.020
(0.045) (0.022)
-0.016
0.003
0.009) (0.010) (0.007) (0.007) (0.010) (0.007)
体育成绩
∗∗
∗∗∗
∗∗
(0.038) (0.044)
-
0.022
-0.022
∗∗
-0.005
0.002
英语+数学成绩
收入
∗∗
∗
(
-
0.972
0.723
-0.849
(0.536)
0.724
∗∗
-1.036
∗
0.754
∗∗
∗
∗∗
(
0.588)
.653
0.370)∗
.065
0.311)
.249
0.325)
(0.304)
(0.316) (0.602) (0.312)
0.561
-0.298 -0.285
(0.301) (0.383) (0.304)
0.105 0.048 0.103
(0.257) (0.331) (0.258)
0.096
-0.293 -0.275
(0.331) (0.335) (0.326)
-0.244 -0.039 -0.239
(0.282) (0.401) (0.281)
212 109 212
0
-0.292
(0.297)
0.241
(0.347)
解释变量
户籍
(
0
0.103
(0.258)
0.126
(0.337)
专业
(
0
-0.251
(0.325)
0.056
(0.343)
政治面貌
学科倾向
(
(
-
0.043
-0.236
(0.279)
0.084
(0.384)
0.396)
样本数
109
109
212
212
109
109
212
ꢀ
ꢀ 备注:1.括号中的数字是其上方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差。 2.∗∗∗表示该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示该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
四ꢀ 对结果的解释
一)性别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本文所考察的特定群体中,性别对再分配偏好存在某种潜在性影响,但是性别的
(
影响方式并不是直接的,它通过表3 的分组回归所体现。 对于女生来说,相对好的家庭条件会增加其偏好低
水平再分配的概率,这样的回归结果也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一致。 所谓的传统观念可以理解为某一个女生
的先天条件(比如家庭出身和外貌等)对其未来收入水平的影响比她的后天努力更为重要。 在本文中,一个
可以解释家庭收入高的女生更加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的原因,就是这一部分女生认为自己在未来会有更好
的财富状况和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高水平的再分配(高的税率)会降低她们的财富,因此她们会更加偏好低
水平的再分配。
相比于女生组,男生组的分析结果并不直接支持某种习惯性认识。 通过对全体样本以及仅有男生样本
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第一,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体育成绩更好的男生都以更高的概率偏好高水
平的再分配;第二,体育成绩和学习成绩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前文中关于体育成绩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描述“努力”还是“运气”变量的问题,在实证中的反映是其作用倾向于前者。 男生组的回归结果还意味
着,男生群体形成再分配偏好的方式,既不满足假设1,也不满足假设2,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在统计显著的意
义上存在。 然而,一个显著的、负的考试成绩系数,很难被通常的理由所解释。 因此,需要通过对更多样本的
研究才能对此进行深入的说明。
事实上,好的家庭条件会增加相应个体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会带给个体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是一
[
12]
个被公众广泛认识并接受的现实。 不过,公众可能并不清楚或者没有更多直观的证据去认为性别对劳动
力市场中行为和结果会产生微妙的作用。 因此,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果由成绩反映出的个人努
力程度对未来的收入水平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努力学习。
(
二)个体特征与考试成绩
关于性别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男生的成绩确实对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成绩只是一个中
间的变量,而真正产生影响的因素是那些决定男生成绩的变量。 对此,作者考察了个体的身份特征对其考试
成绩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一直将成绩作为“努力”程度的代理变量,所以这里的思路是:哪个(些)体
特征在决定一个学生的努力程度。
回归分析继续按照性别进行分组,作者发现本文所考察的身份特征对女生的体育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回归(9)的解释能力,即对女生来说,家庭收入是其再分配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男生
的体育成绩与其户籍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城镇户籍学生的体育成绩比农村户籍的学生平均高2.7 分。 体
育成绩与户籍状况的相关性,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因为户籍状况对于个体来说是绝对外生的身份特征,所以
有理由认为是某种成长环境的长期差异,比如营养状况、中小学的体育教育质量、可获得的运动场所或其他
因素等,导致了大学体育成绩的差异。 根据上述可能的因果关系,若将体育成绩视为影响男生再分配偏好的
中间变量,那么户籍情况就是决定男生再分配偏好的更深层次原因。 已有研究认为,非农户人员没有土地作
[
5]
为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偏向更为完善的再分配体系。 有研究发现,人们在风险规避的前提下,未来状况的
[
13]6-7[14]
不确定性对于个人偏好的影响,比确定性的负向流动性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
。 那么,在本文所考察
的群体中,非农户男生很难通过本科层次的教育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的学历教育对未来的收入产生乐观的预
期,他们在相同层次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并不强。 也就是说,非农户男生不确定自己未来的经济地位会向
哪个方向改变(即不确定的流动性方向)。 而根据中国存在城乡差异的现实情况,至少有一部分农村户籍男
生会认为相比于从小的家庭条件,自己在未来一定是向上流动的。 高水平再分配所导致的高税率会损害其
向上流动的收益。 因此两类学生关于流动性预期的差别,导致了男生的户籍状况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异常”
⑧
影响。
学习成绩的决定因素与体育成绩的决定因素有所不同,女生的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间有强烈的负相关
关系,其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1%。 因此,家庭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女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 根
据回归(9)和(13),可以认为家庭收入是决定女生再分配偏好的因素,也就是说本文所调查的群体中,女生
⑨
组的预期是“运气”在收入分配中起主要作用,学习成绩与女生的再分配偏好并没有显著的关系。
五ꢀ 结论
相比于全国性样本,作者认为在考察再分配偏好问题时,对特定群体的研究更容易发现直接性的影响因
素。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是四川师范大学同年级、同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这个群体受教育的质量(至少在大学
时期)是相同的,劳动力市场对其学历的统计性歧视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无论学历对于劳动力市场只是发
[
15]
送信号,还是对增加人力资本水平有实质性的作用,我们都可以在被调查个体对劳动力市场和未来收入
情况具有相似或相同预期的基础上,考察个体身份特体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
在本文中,关于假设1,即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于再分配偏好没有显著性影响,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表
明,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对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更好的个体以更低的
概率偏好低水平再分配。 在加入个体特征后,成绩更好的个体依然更加偏好低水平的再分配,但系数的显著
性水平有所下降。 关于假设2,在全样本回归中,并未发现家庭收入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
92
邓ꢀ 鑫ꢀ 王ꢀ 薇ꢀ 靠“努力”还是靠“运气”: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分性别回归的结果发现,性别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潜在性影响,这也是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发现。 如
果这一发现可以被来自其他群体的数据证实,那将会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此外,非农
户男生偏好更多的再分配,作者认为这是户籍状况不同的男生对未来流动性的预期不同所导致的。 需要说
明的是,为什么男生户籍状况对于再分配偏好的影响要通过体育成绩来体现,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对于女生而言,相比于反映自己“努力”程度的考试成绩,她们更相信当前的家庭收入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具
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与普遍看法相一致的发现。 不过,当集体的信念为:“幸运”在更大程度上决定收入水
[
1]
平时,Alesina 和Angeletos 的模型意味着个体特征(特别是家庭收入)对努力程度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
是本文中女生的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间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女生有可能试图通过“努
力”来弥补其在“幸运”方便的不足。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了性别、家庭收入和户籍对于再分配偏好具有直接影响,但三者的影响方式和影响
渠道有所不同。 另外,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结论的普遍性和稳健性都受到一定的限
制,但就再分配偏好问题而言,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样本进行研究会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在未来,通过对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考察,并试图在群体间寻找一致的结果,将会对政府制定最优的再分配政策和高
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等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①
潘春阳等总结了国内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详见:潘春阳等《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中
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5 期)。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社会流动性、公平性、民族多样性以
及文化背景等角度探讨再分配问题,如:ALESINA A,GLAESER E L.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ESINA A,ELIANA L F.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5). BENABOU R, EFE A O.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2). DAHLBERG M, EDMARK K. LUNDQVIST H. Ethnic divers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1) .
②
③
④
参见:ALESINA A, RODRIK 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ALESINA
A, GIULIANO P.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9,(2). KLOR E F, SHAYO M. 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over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0,(3).
相关研究如:陈宗胜、李清彬《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及经验验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 年第4 期;马明德、陈福平
《
什么决定了居民对再分配的需求》,《南方经济》2010 年第7 期;潘春阳、何立新《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中国居民
再分配偏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5 期。
如果使用全国性的样本,可能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全国性数据很难获得度量个体努力程度的指标;第二,在全国性样本中通
常使用二元变量来引入诸如个体所在地区等因素,正如本文中所发现的性别对于结果的潜在性影响,必须意识到地区因素
也有存在类似性别对于结果的某种影响;第三,对特定群体进行研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描述个体特征的因素,进而降
低各因素间产生交叉作用的可能。
⑤
⑥
在问卷中,作者并没有说明“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更多社会福利”的具体内涵,但缺少这一解释对于本文来说并不会产生负
面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调查群体是经济管理学院的三年级本科生,对于社会保障的基本知识,通过相应课程的
学习后应该具有一定的了解;第二,即便被调查者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他们的选择也足以显示出对不同再分配水平的偏好
排序,对于本文来说这已是足够的信息。
就作者了解的情况,目前国内尚无旅游与家庭收入间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但以时间序列数据对此问题所展开的研究发
现,旅游次数与人均收入是呈正相关的。 相关研究详见:黄秀娟《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河
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刘文彬《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定量分析》,《统计与决策》2009 年第
10 期;姚丽芬、龙如银、李庆辰《中国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0 年第6 期。
⑦
⑧
经验法则的具体内容可见:参考文献[14],第469 页。
如果不确定性的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来自农村男生的预期有可能过度乐观,而成长环境的差异、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制度因
素是产生过度乐观的原因。
⑨
如果家庭背景确实对女生的各种选择和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进一步解释家庭收入与学习成绩的负相关关系是有意
9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义的研究方向。 作者认为,根据当前中国高校的具体情况,更好的学习成绩可能是一种为获得更多的教育而做的积累,也
就是说,学习成绩更好的人倾向于参与保送研究生资格的竞争或是提供一个优秀的出国深造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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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or Luc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of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1
DENG Xin , WANG Wei
2
(
1. Lingnan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2. Marketing Center,
Sichu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0067, China)
Abstract:With a survey on a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llects information on preference of redistribution and household income of interviewees,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efforts measured by test scores. The survey shows that among the specific group interviewed,
gender has substantively effect to redistribution preference while there is no direct effect from efforts. It is
also found that both male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and female students with high household income prefer
lower level redistribution policy.
Key words: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test scores; household income
[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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