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3期
2
016年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3
May,2016
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
———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陈安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以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
期,就史学功用论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严肃探讨。虽然他们各有相应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学术风
格,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共性:一是将史学功用论置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二是极其
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历史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实践得失,并予以理论的阐述。作为
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相关论述,是当前开展史学普及工作可以汲取的宝
贵资源。
关键词:史学功用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白寿彝;史学史学科建设;史学与社会;历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3-0040-06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在教训反思、思想解
放、时代大潮、揭示中国史学传统、中外史学对话等
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大陆学者对于史学社会功用这
一影响广泛的重要问题,通过艰苦的探索取得了可
观的理论创获。
的专业工作者在商业价值至上的取向下几乎“失
语”。近些年,“公众史学”应运而生,便代表了一部
分史学工作者在吸取域外经验、扬弃“应用史学”的
基础上力图有所作为的尝试努力。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这门正在树立中的分支学科的一些提倡者,特
别是受西方学术训练较多的一些学者,每每以其突
出的“实践性”等特征与“传统专业史学家”、“曲高和
寡的学院派史学家”的不同来论证学科成立的依据
和特色所在,不仅漠视、割裂了中国史学的学术传
统,也不利于凝聚学界共识,共同推进史学服务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将“学院派”有关史学功用论的新近
理论探索加以梳理,作为推进史学走近公众这一工
作的理论参考,无疑也是亟待进行的工作。
在当前,有两方面的因素似乎表明有必要对其
加以进一步的回顾和梳理。一是史学理论发展和史
学史研究的拾遗补缺。虽然已有的相关回顾为人们
认识新时期的这笔理论遗产奠定了基础,但限于篇
幅和关注视角,也存在某些论述未曾涉及或者个别
判断不确之处。如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有
学者认为1990年代的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及
[1]
1
980年代
。
此类判断如不合乎学术史的实际,则
不利于明确深入理论探索的讨论基点。二是推进史
学走近公众和社会的需要。虽然史学专业工作者一
直在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回应社会和公众不断
变动的文化需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20世纪
90年代以来各种戏说历史的兴起和火热表明,部分
1979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1919—2000)在
北京师范大学创立史学研究所,聚集了多位当代著
名史学家,专门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又培
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专家,被誉为新时期史学理
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镇。有鉴于此,拙文拟以北京
收稿日期:2016-01-04
作者简介:陈安民(1984—),男,四川通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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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民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考察这一史家群体在
新时期有关史学功用理论探索的相关成就及其特
点,以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应有起点。限于学养和学
致用问题》、《论历史教育与素质教育》、《关于“以史
为鉴”的对话》,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史学
在社会中的位置》,吴怀祺所撰《历史学、历史观与
识,疏漏、不当之处必多有之,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 20世纪社会变动》,陈其泰所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
指正。
统》、《史学与民族精神》,罗炳良所撰《中国传统史学
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周文玖所撰
一
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史学功用论
新时期的各类史学理论著作,如20世纪80年 《“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尤学工著《20世纪
代初的《历史科学概论》、《史学概论》等及至新近的 中国历史教育研究》,北师大史学研究所集体之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成果《史学概论》,鲜有不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大
将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相关问题加以专门讨论的,
充分反映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不过,在中
国史学史著作中,对于历史上有关史学社会功用之
认识和实践给予明确的重视和一定地位,则各有不
同的处理。在诸家撰述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中,白寿
彝及其领导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
对史学功用论的重视尤为突出。
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等,无论从
专题研究,还是从文献建设来讲,都继承、丰富和发
展了白氏的相关论点和理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群体研究成果
的丰厚和规模的宏大,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当成为进
一步研究的立足点。一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借鉴。
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所
言:“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
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
对此问题,白寿彝探索不懈,既呼吁提倡,又努
力将之落实于实际撰述,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3
年,他主编出版的《史学概论》第十章《当前的主要任
务》,置“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于首节,并在第二节
论史家修养部分专门就“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予以理
[3]
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 ,就是从史学和史家的角
度建议如何开展相关研究。瞿林东在《一个政治家
的史学自觉》一文中指出:“‘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
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
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
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作
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做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
[2]383ꢀ398,405ꢀ410
论阐述
。1984年,他撰《中国史学史
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明确地将“史学的社会作
用的发展过程”作为学科发展应当着力关注的两个
[3]
重大问题之一。1986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史》第
一册分析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其中第五部分专论
[6]
贡献。” 推而广之,无疑可视为怎样考察历代政治
家对于史学功用的认识及其实践的研究门径,在思
维方式上承继白寿彝,又拓展了研究对象。至于在
微观考辨与宏观思辨互济、中西史学比较、逻辑论理
与认识论视角方面的研究路径,刘家和等人的相关
论著则树立了典范。二是构建了贯穿古今、内容相
对完整的层次体系。从横向而言,涉及史学与社会、
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文化传承、史学与民族精神等多
个方面;从内在结构来看,涉及史学自身提高与历史
知识普及、历史教育等多个层次。三是出版专题文
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分典》第二册《史学理论总部》将“史学功用论”
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四大基本内容之一,下分
“史学的社会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并特别强调:“这
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
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忽视这一点,
[4]28ꢀ29
我们应作好拾遗补缺的工作。”
他于临近生命
终点的1999年12月15日所撰《中国史学史教本·
题记》尚言:“史学史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
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
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
[5]1
社会上的影响。” 在不同时期,白寿彝就为什么要
研究这一问题,应当包含哪些主要内容,怎样从认识
和实践两个层次加以展开,皆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切
实的设想,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擘划者。
白寿彝的有关论断和学科建设构想,多为学界 “史学与蓄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劝”、
同仁或后继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所关注、发展和 “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历史”等六个
落实。除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外,其他如刘家和所
著《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的求真与
类别,末附“杂录”,搜罗文献除史部而外,兼及经、
[7]
子、集部,广泛、系统而全面。这既是已有研究的
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
系统总结,也将嘉惠学林,推进研究的深度。
二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
以可以为用。”
第三,特别强调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
关于史学是否应该面向社会和现实,可以发挥
哪些方面的功用,应该接受怎样的制约等问题,学界
是有不同看法的。“文革”结束之初,不乏鉴于惨痛
的教训而否定者。随着学术环境的好转,研究者则
从学理上分析史学学术品格与社会价值品格的对立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群体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重
视社会功用而并重求真之传统的表现、内涵和诸家
论述有了充分的分析,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一
册第五章专论“历史知识的运用”,系较早在史学史
著作中予“中国史学之求真与致用传统”以“专门而
[8]
[14]373
以否定史学的社会价值;而肯定二者之联系者,多
充分的论述” 。在深入认识中国史学传统的基
[
9]
强调史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于这一
复杂问题,白寿彝及其后学结合纷繁复杂的史学实
践,即在史学史的深入研究中,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自
己的回答。
础上,在中外史学传统的深入比较中,揭示史学求真
与致用的固有限度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可以刘家和
所撰《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的求真
与致用问题》、《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等文为代
表。鉴于学界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之关系的认识不
乏亟待辨析者,刘家和打破各家论述的内在逻辑,主
要谈及以下三点。
第一,既肯定史学的社会功用,也清醒地看到史
学根植于社会的现实。这从两个言简意赅的理论命
题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一是“史学工作者出其所
[
4]28
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 ;
一、坚持史学求真与致用乃史学本身所固有之
属性的两面,二者不可分离。刘家和指出,史学作为
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
真,而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
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这明确地将知识系统和价
值系统加以区分,避免了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
值”对举的常见做法。因为价值必有主客体的相对
性,所谓“学术价值”针对史学自身的不同部分而言,
而“社会价值”则针对史学整体而言,二者逻辑层次
明显不同。进而,他从逻辑和事实两个维度,分析论
证了史学“即用见体,即体见用,即用即体,体用不
[10]
二是“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 。
第二,对于史学之社会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入,从
关注史学有哪些方面功能转向史学为何有用、历史
何以有用。关于史学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其论述可
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如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积
累、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史学与以史
为鉴等方面;二、今人将史学作为记录、承载中华民
族历史的文化之流,根据时代进步不断发掘出其本
身所蕴涵但又不为古人所特别意识到(并非完全未
意识到)的作用。尤当注意者,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研究所集体修撰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
[13]
二” 的特性。这一认识,与某些学者“求真与致用
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
11]
[15]
族国家》 一书,在世界史背景下看待历史文化认
同之于民族凝聚的重要性,也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关于由史学为何有用到历史何
以有用的问题,刘知幾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
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
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
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
它们实际上是可以分离的” 的见解,是显著不同
的。
二是严格区别史学之“致用”与“滥用”,进而对
于借所谓“文革”史学否定史学之致用的看法加以否
定。刘家和在分析史学之致用与求真互为条件时指
出:“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史学不须求真也能致用,过
去这样致用之例甚多。我们说:不求真的‘史学致
用’,不是真的史学的致用,而是假史学的致用或史
[12]303ꢀ304
[13]
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实即从认识
学的滥用。这里的界限必须清楚。” 瞿林东对此
主体借由史学而自我反省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揭
示了史学缘何有用。史学为何有用,追根溯源,则需
要回答历史何以有用。刘家和说:“‘今’是‘古’的延
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后,有很多朋
友讲到史学要超越政治、远离社会,以弄清历史真相
为唯一目的,否则就会像‘文革’中那样被利用。
续,‘今’不能凭空而起,对于‘古’必然有所继承;历 ……其实,‘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不是史学的‘繁荣’,
史不能割断,‘古’‘今’是相沿而来的。唯其相沿,所 而是史学完全被践踏的结果。‘儒法斗争史’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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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民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披着‘史学’的外衣的一种
普及,包括正负两个面向,当前尤其要防止历史的滥
用倾向。具有正面价值的普及,则要很好地思考‘深
入浅出’的问题。因此,历史学家首先要时时给自己
‘立法’,培育自身的独立自主精神,养成研究历史和
[16]
政治行为。” 二者均将史学的致用和滥用加以区
分,否定“文革史学”为真史学,不仅符合历史的实
际,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
17]
三是对致用加以层次区分,澄清人们有关“考据
之学不关致用”的一般误解。对于考据之学,专注宏
观思辨、社会关怀强烈的学者,多认为其“无用”;而
欲论证史学可以“只问真不真、不问用不用”的学者,
则以其为论证之资。刘家和就此指出:“史学致用有
两个层次:其一层是为社会所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
的致用;其二层是为史学发展自身所用”,二者只是
直接致用与间接致用之别,并非致用与不致用之别,
传播历史知识的自律态度。” 强调史学家所应有
的态度和肩负的责任,这是推动历史知识普及工作
的总的认识前提。如果具有专业素养者不积极主动
地与出版方、传媒合作,承担起普及历史知识工作的
重任,期待从非专业工作者那里获得“深入浅出”而
又能反映学术前沿的普及成果,无疑是妄图不劳而
获的守株待兔。
第二,从社会全局看待历史教育的地位,阐述历
史教育功能发挥的内在机制。《白寿彝史学论集》第
二部分“历史教育”,收录的论文即多达20篇。作者
特意指出,他意在超越历史知识传授,从更为广泛的
[13]
并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关系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
这一认识,对于克服二元对立地看待微观考证与对
现实有启迪的宏观思辨研究,不乏启示。
[18]题记
三
持续关注历史知识普及的理论与实践
层面看待这一问题 。白寿彝全局在胸、立意高
远,为后来者指示了研究方向。刘家和所撰《论素质
教育与历史教育》一文,采用语义考辨、逻辑分析、历
史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由辨析“素质教育”、“历史教
育”,进而论及“历史的专业教育”与“历史的素质教
育”,两者哲理意味浓厚而不脱离史学与教育的实
际。首先,指出素质教育的性质在于基础而非专业
性,本质是调整原有知识的有序安排,没有任何专门
性的目的。其次,指出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皆
具有社会性、历史性,这正是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得
以联系的内在基础。历史的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又依赖于人的素质的发展,人的素质得以
超越自身的关键则在于人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
觉的培养则来自于历史教育。最后,指出历史的教
育包括历史的专业教育与历史的素质教育,两者相
互联系而又各有其不同的使命。“历史素质教育的
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人民对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文
化传统的认同的情感与自我超越的自觉”,历史素质
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最好的施教方式是“润物细无
作为连接史学与社会桥梁的历史教育工作,和
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在北师大
史学所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不仅表现在大量专题论文的持续发表、主题讲座、
决策咨询、历史纪录片等,还表现在:(1)主办专门刊
物《史学史研究》,一直将“历史教育”作为核心采编
内容之一;(2)通过人才培养,推进相关研究,如指导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20世纪历史教育研
究》、《宋代书院历史教育研究》等博士论文或博士后
出站报告的撰写;(3)多次举办相关专题的专门学术
会议,如“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
(
010)、“历史·史学·社会”( )等。在实用理
2012
2
性至上、人文学科被轻忽的当前,有关国民历史教育
内容的体系选择、施教方式存在较多争议,历史知识
普及现状引起史学界焦虑、纷争的情况下,重温其中
某些理论色彩突出的论述,当有助益。
第一,从理论上高度重视史学普及工作,强调普
及与提高二者的互相制约和互为促进关系。早在
[
19]77ꢀ88
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概论》编撰者便明确指出:
声” 。此文析理透彻,史学工作者、教学论研
究者、教育决策者皆能从中获得启发。
2
“
如果普及工作不能提高,那就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史
学水平的提高;当然,史学普及工作的提高,是不能
离开史学提高工作的指导的。这是普及与提高的辩
第三,把脉历史知识普及的症结,澄清误解,呼
吁重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鉴
于史学普及工作主要由通俗历史读物承担,《史学概
论》撰稿者明确指出:“所谓‘通俗’,它往往被看作是
肤浅的同意语,这是不恰当的。有的作品,拼拼凑
凑,粗制滥造,也被目为‘通俗读物’,那简直是对通
[2]412
证关系。”
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刘家和
在大会发言中又特意讲到:“提高,首先在于研究的
深入性,包括微观的历史考证和对于历史当下性意
义的领悟的两个方面。没有深入,就谈不上提高。
4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俗读物的亵渎。我们认为,所谓‘通俗的历史读物’,
应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一般读者都能看懂,容
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史学普及工作的表现形
态和方式已远远突破了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取得
巨大成绩的同时,所存在的问题也远比单一传播载
[2]410
[23]
了之后能够有一些新的收获。”
针对专业工作者
体时代复杂而影响也更为广泛 。一个尤为严峻
对于通俗化工作的误解和消极态度,白寿彝特意强
调:“我们研究历史,成个专家、成个学者,不是要高
高在上,而是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更好地把历史介
绍给群众。正因为专家们研究得比较深了,才能更
好地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说清楚。……让更多的人
看得懂,并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义上反而
可以说是水平更高了。因为这表示你能深入浅出。
深入不一定能浅出,而浅出却必须先有深入,是很不
的现实是,一些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网络写手、传媒
制作者一味地迎合部分大众的低级趣味、市场卖点,
宫闱秘闻、权术争斗、帝王将相充斥于“论著”和荧
屏,遑论充分吸收20世纪史学变革以来严肃、严谨
的研究成果。怎样看待并解决其中的问题,引领史
学普及工作的健康发展,前述“既有充实、正确的内
容,又要能看得懂”的基本原则仍然不乏借鉴价值。
作为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北师
大史学所史家们的不同代际、不同个体间学术共性
中必有其鲜明的个性。如白寿彝作为新时期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在中国通史、民族史、史
学史等多个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其在史学功
用论方面的研究,留下精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处处
展现了擘划者的角色,给后继者留下了大量的充实
空间。刘家和则以其深厚的小学功底和语言文字素
养,在中西历史比较中逻辑论理,直面史学实践和思
想史上的重大核心理论挑战,足为来者之轨辙。瞿
林东承继通识家风,敏锐把握时代和社会的脉搏,站
在文化传承、民族认同、历史前途抉择、民众素质提
升的高度,严肃看待史学普及工作和历史教育事业,
字里行间饱含良史之忧。本文展现的如上认识,仅
仅是他们及其所在学术群体在史学功能论上的若干
方面,不过已足以表明这一事实:有社会责任感的
[20]
容易的。” 克服认识的误区,正视通俗读物的价
值,是更多史学工作者参与这一工作的认识前提。
这一认识,不仅为今日的一些史学理论工作者所认
[21]38ꢀ50
可、深化阐述 ,也为一些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的
[22]
百家讲坛主讲者所一再强调 。值得一提的是,这
一认识背后,也反映了论者学术评价观的开放。这
与近些年来科研评价重研究而轻普及是不同的。
第四,敢于批判各种乱象,给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新时期史学普及工作的开展,虽然其总体面貌
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批判的那么严重,但内容媚俗、语
言戏谑、史观偏差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其根源
则在于名利的追求和学风、社会公德的败坏。联系
到《史学概论》关于撰写通俗历史读物的三条具体建
议,即“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
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书中”,“不求面面俱
到,而应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 “学院派”史学家从未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国家、民
廓,写出主要的问题”,“在文字表述上应努力做到明
族孤立起来,而是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如何更好地履
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2]410ꢀ411
白、准确、凝练” ,足见这一学术集体对这一
工作的关注是持续而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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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CharacteristicsoftheResearch
ontheHistoriographicalFunctionTheorysince1980s
CHENAn-min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
Abstract:Sincethe1980s,manyscholarsofInstituteofHistoriographyofBeijingNormalU-
niversitysuchasBAIShou-yi,LIUJia-heandQULin-dong,havecontinuouslyandseriously
discussedonmanyaspectsoftheproblemsinhistoriographicalfunctiontheory.Despiteoftheir
specificresearchobjectsandacademicstyles,theirresearchonthisissuesharessomecommon
features:firstly,theissueisviewedfrom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thehistoryofChinesehis-
toriography;Secondly,greatimportancearetakentothedialecticalunityrelationsbetween
truth-seekingandapplication.Lastly,closeattentionispaidtotheexperienceandlessonsofthe
practiceonhistoricaleducationandservicetosociety.Asanacademiccommunitywiththeunique
academictradition,their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oreticalbooksarevaluableresourcesforthe
ongoingcauses.
Keywords:historiographicalfunctiontheory;InstituteofHistoriographyofBeijingNormal
University;BAIShou-yi;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thehistoryofChinese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andsociety;historicaleduc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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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