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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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5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3
May,2016
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楚辞学史
———评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牟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商务印书馆于近年出版了熊良智先生的最新力作《楚
表达的需要。屈原诗歌中的“我”所表现出的叙述者和人
物的交织,实际上是现实与艺术在时空中的转移。而“宋
玉或汉人的楚辞作品中叙述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故事,实
际上是共同的人生处境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历史与现实
的交织,情感与心理的共鸣。所以他们才会“突破时空的
界限和人物与叙述者的界限,去展示共同的遭遇和期待”,
也才能“揭示现实人生的共性和历史的普遍性”。从根本
上说,楚辞中的第一人称和代屈原立言,就是形式上所表
现出的一种主题似的特征,甚至结构的“族类相似性”。这
种“族类相似性”就是姚斯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所
说的“构成文学类型独一无二的”且“首先在形式整体以及
主题特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楚辞”才
成为了同一类诗歌的名称。这样的解读无疑是独具慧眼
的,而且对冈村繁等人的质疑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应。
第二个就是楚辞中出现的诗句重复现象。对这种现
象,以往学界多以“模仿”、“因袭”一类的批评眼光来看待。
只有汤炳正先生以世界民族史诗为参照,肯定其为“重现”
的修辞方式,但也未作专门讨论。熊良智先生在汤先生研
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首先,他看到在屈原本人创作的诗
歌中有18篇都存在重复的诗句,是以说明楚辞中的诗句
重复现象并非“模仿”和“因袭”。其次,统计出《楚辞》书中
重复出现的诗句共225组,562句,占全书4650句的
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其中汇集了熊先生多年的
思索与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十年磨剑”之作。
是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别通过楚辞的文体、叙述
角度、“重著”的言说方式和艺术意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楚辞本身的艺术
形态,进而探讨屈原诗歌由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演进和口
传文学向作家文学演变的过程,并得出屈原的诗歌创作标
志着作家文学诞生和文学思想生成的观点。下编则从楚
辞作品的早期传本、《楚辞》的早期文本形态、史官所记录
的楚辞作家、楚辞经典文本的形成、楚辞文学书目的生成
以及《楚辞》本书的经传问题等方面分别描绘了楚辞在汉
代、六朝以至赵宋的传播和被接受的面貌。
从真正的文学史角度来看,创作、传播、接受是一个完
整的程式。其体现的就是从作者到编者,再到读者,这样
一个积累的过程。熊良智先生在是书中所构建的也正是
这样一种体系。所以,称其为一部“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
楚辞学史”是当之无愧的。准确地说,该书具有以下几个
突出的学术特征。
一是敢于提出新问题的学术追求。关于楚辞的艺术
现象,学术界早已有了很多的研究,但熊良智先生在本书
中又提出了新问题。
第一个就是楚辞中的第一人称问题。过去学术界曾 12%。借用口述学理论和美籍华裔学者王靖献《钟与
注意到了楚辞使用第一人称或代屈原立言的方式,但却缺
乏专门研究。以至于面对楚辞作品中第一人称所呈现出
的作者、叙述者、抒情主人公,甚至多种声音交织的现象
时,出现了类似日本学者冈村繁“把屈原这样一位楚辞文
学的主人公偷换成楚辞文学作者”这样的质疑。针对这一
问题,熊先生独辟蹊径,用叙述学的理论方法对这一现象
作了新的阐释和说明。他认为楚辞中第一人称的使用和
代屈原立言的方式都是作家在叙述方式上的设计,是作品
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一书中关于套语的研
究,认为这是楚辞作为早期文学作品留存的民歌时代的痕
迹,体现了向作家文学过渡的特征。而后,又将《诗经》这
一“文人也曾借助口述套语”创作的作品与楚辞相对比,肯
定楚辞是文人的书面创作,带有诗人的个性。这无疑是又
一大创见,因为它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且填补了“从
民歌走向作家文学之成因与演变轨迹”的文学史之空白。
其他包括楚辞意象、艺术个性、“乱”成为诗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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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楚辞学史———评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章节等都是书中具有新意的见解。汤炳正先生曾说:“我
对治学之道常常强调: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求
在该书的研究中透露出了对历年以来出土文献的密切关
注。本书中涉及到的出土文献包括银雀山汉简、上博简、
尹湾汉简等十余种。熊先生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一
系列的问题。如利用银雀山汉简中的“唐勒赋”、尹湾汉简
中的“神乌赋”以及上博简中的“兰赋”证明了赋所具有的
‘新’易,求‘真’难。所谓‘真’,即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
面貌。”熊良智先生所秉承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追
求。
二是建立了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经典范式。可以说,这 “敷布其义”的文体属性,同时又证明了“赋前有一段叙事”
是这部著作最为成功的地方。熊先生在是书中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视点,即跳出作家创作的局限,将作者、编者和读
者结合在一起去观察屈原和楚辞。
的文体特点。又如,利用阜阳汉简中的楚辞残片论证楚辞
在西汉前期的传播等等,均切实可信。这是对二重证据法
的灵活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是对海外学者学说的合理引入。熊先生利用叙
述学的理论,理清了楚辞中由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所造
成的理解上的混乱;利用口述学理论,证明了楚辞作为早
期文学作品所留存的民歌时代的痕迹,以及由口传文学向
作家文学过渡的特征;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原型批评的理
论,分析了楚辞中“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是源于楚人的
原始记忆;特别是运用传播接受的理论,描绘出了楚辞由
作者到读者所构成的历史。这些都是极具洞察力和创造
性的。如此大量且合理地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并将其运用
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在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也殊为不
易。足可见熊先生学术功力之深、学术视野之广。
崔富章先生曾经评价熊良智先生的治学特点为“文献
与学理并重”。赵逵夫先生在为是书所作的《序》中也说
道:
首先,传播和接受的发生是因为有现实的需要。楚辞
最初在楚人中“以相传教”,贴合的是秦末汉初“反秦拥楚”
的社会文化心理。“史官录第”所标志的楚辞传播由民间
进入宫廷,是为了服务于汉廷的文化建设。“汉武爱骚”、
“淮南作传”以及严助、朱买臣因说《楚词》“贵显汉朝”,都
是因为汉朝中央政府存在着解决同姓诸侯王定位的政治
目的和需求。王逸以“同姓无相去之义”回答了汉代存在
的这一政治问题,因此使得《楚辞章句》成为了经典。当
然,士大夫知识阶层借屈原抒写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推
动了楚辞的传播,将其影响的范围扩大到了两汉的12个
州部。
其次,楚辞的传播与接受还与社会学术的发展相关
联。骚体在六朝的提出,正是文体学发展的结果。楚辞音
义文献的出现,与“四声八病”说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
楚辞》经传问题的讨论,则是宋人疑经变古的学术思潮泛
作者论述一个观点总是举出一系列文献上的证
据,不是凭空言之,也不是据一点而加以牵附,所以他
的这个看法令人眼前一亮,心悦诚服,至少可成一家
之言。
滥的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一部楚辞从作者到读者的真正
的历史,产生了楚辞的著作形式、表现方式以及与屈原相
关的故事风俗、甚至楚辞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出现了专门的楚辞之学。
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现,必然是为了解决相关的学术问
题。熊良智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带给我们上述的启发之
外,还有如下的思考,即:解决学术上的真问题,要将其放
在学科和学术史上来参照。只有解决了学术史上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或
是能纠正和补充前人的相关研究,才是对学术的推进,在
学科和学术史上才有意义。当然,本书也有意犹未尽的地
方。如在屈原以前已经出现了诸子的著作,这些算不算文
学,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又何在?又如关于楚辞的传播接
受,熊先生只写到宋代,宋代之后又有何新变?这些都留
下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空间。
这就还原了楚辞在传播与接受中形成、发展和演进的
历史面貌。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不应
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现方式等表面现象上
的,而是应该走进读者或接受者的内心,去寻求他们之所
以选择接受的动机和原因。只有深入到接受人群的心理,
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势。所以,熊先生
始终紧紧地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屈原的看法与楚辞在那
时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探讨当时的时代社会文化心理。这
无疑又赋予了这项研究以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三是多种学科相互结合的方法。熊良智先生特别推
崇他的老师汤炳正先生所提出的“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相
辅相成”的治学方法。
总之,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一书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赵逵夫先生在书序中评价是书
这首先表现为对出土文献的广泛运用。熊良智先生 “在楚辞研究方面是有开拓性的”,确实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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