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卷第1期
2
017年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4,No.1
January,2017
《三国志》引诗探析
房锐,谢俊培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陈寿深受经学的影响,其《三国志》继承了先秦两汉史书以教化、讽谏为目的的引诗传统。由于受“切世
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的影响,《三国志》取材精审,行文简净,较之前的史传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研究《三
国志》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是研究古代史书引诗传统、引诗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键词:陈寿;《三国志》;引诗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1-0115-04
[
2]635
陈寿《三国志》是继班固《汉书》之后又一部纪传体
断代史,主要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共
兄弟,以御于家邦’。……”
引用了《诗经·大雅》
之《文王》、《思齐》中的完整诗句。
6
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
二是引具体篇名或引某篇中的关键词指代篇义。
引具体篇名,如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感《四牡》之
[
1]285
《
三国志》以“文质辨洽”
著称,取材精审,笔法简
[
2]1432
洁,叙事井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
注意的是,陈寿在《三国志》中收录了汉末至晋初近百
年间一些与诗学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对于认识魏晋
时期的经学传播、诗教传统、史家引诗传统及诗学发展
等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此,笔者拟对《三国志》引诗的
特点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遗典,思饮至之旧章”
两句,《四牡》乃《诗经· 小
雅》中的篇名。引某篇中的关键词指代篇义,全书仅有
两处,均在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所录曹植《求自
试表》中。文云:“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
求自试曰:……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
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今臣无
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
一
[]
其’之讥。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
2
565-566
曹植引用
[3]358
《三国志》引诗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诗经·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中的
(一)《三国志》征引《诗经》的概况及特点
关键词“素餐”,指代该篇的意义,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
[
3]384
先秦两汉史书历来有引用《诗经》的传统,《三国
志》也不例外。《三国志》引用《诗经》,按其所引内容的
形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的依据。接着,又引用《曹风·候人》“彼其之子”
中的“彼其”一词,指代无功受禄的篇义。
三是引《诗经》书名或《风》、《雅》、《颂》类题。卷十
二《魏书· 崔琰传》中,崔琰的谏书中有“殷鉴夏后,
一是引完整诗句。如卷二二《魏书· 陈群传》:
[2]368
“《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
《诗》称不远”句
,《诗》指《诗经》。据统计,《三国
收稿日期:2016-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14ZDB0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房锐(1966—),女,河南沈丘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及
巴蜀文化研究;
谢俊培(1991—),女,四川内江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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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志》提及《诗经》书名共16处。如卷十四《魏书·程晓
传》所录程晓的上疏中就有“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
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
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
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
[
2]431
《
国风》托以为刺”
雅》、《颂》类题共6处,分别为《风》3处,《雅》2处,
颂》1处。由于此类仅作为了解《三国志》引诗特点的
等句;而《三国志》中提及《风》、
[2]698
《
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
[3]548
《
“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四句,
参证,因此,其数量未被统计入《三国志》引《诗经》总数
之中。
出自《大雅·民劳》。郑玄笺云:“今周民罢劳矣,王几
可以小安之乎? 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
[3]548
据笔者统计,《三国志》引《诗经》中的完整诗句共
根本。”
辛毗以《民劳》为证,劝谏魏明帝不应过分
3
1处,涉及诗篇22首。引《诗经》具体篇名16处,涉及
劳役百姓,广修宫室,应为国家社稷考虑。这是谏疏中
引《诗》以为据的例证。
1
4篇。在《风》、《雅》、《颂》三类中,征《雅》比例最大,
其次为《风》,最次为《颂》。
《魏书·高堂隆传》载:“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
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
兴宫室,起陵霄厥,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
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
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
《三国志》引《诗经》,按其引用者不同,可分为两
类。一是作者直接引用《诗经》,包括文末评4处和作
者行文中的叙述1处。二是史书中的人物在奏疏、诏
令、对话、书信中引用《诗经》。其中,奏疏中引用《诗
经》的数量最多,共18处,诏令中引《诗经》8处,对话
中引《诗经》15处。
[2]710
不深虑。……’”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两句,出自
《召南·鹊巢》。高堂隆以此为证,警示明帝应深防远
虑,防止他姓争位夺权。这是对话中引《诗》以证事的
例证。
按《三国志》引《诗经》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言语
引《诗》和著述引《诗》两种。言语引《诗》,“是指人们在
言谈话语中对《诗》的引用,即通过在辞令中引用诗句
以断事说理,把诗作为称引的论据,证明自己观点的合
通过以上例证,可知《三国志》在诏令、谏疏、对话
中引诗,均展现出引《诗》以为据、引《诗》以证事的特
点,此类引《诗》,在《三国志》中比比皆是。
[4]3
理性,以增强辞令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三国志》
人物对话中引《诗》,即属于言语引诗。著述引《诗》,
史传引《诗》,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国语》、
《战国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引《诗》、赋《诗》的社会
风气,《史记》、《汉书》更是以《诗》证史,《诗经》成为其
史料来源之一。相较前代史书引《诗》的特点,《三国
志》引《诗》更为精简,多取诗歌本义,其引《诗》以证事
的动机比较单一。
“即引诗者在著书立说时根据需要引《诗》为用,以增强
所述所论之说服力,此时的《诗》己经成为不容置疑的
经典,引诗者更多的是考虑诗句的意义以及所引之诗
[4]4
是否可以恰当地作为论说的依据” 。该类在《三国
志》中运用较多,文末评、作者行文、奏疏、诏令、书信中
引用《诗经》,均属于著述引《诗》。《三国志》中的言语
引《诗》和著述引《诗》,虽然在引诗形式上有所不同,但
二者在引《诗》目的上大多相同,即引《诗》以为据,引
(二)《三国志》对私人诗作及歌谣的征引
《三国志》征引的私人诗作数量较少。卷十四《魏
书·蒋济传》载:“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及践
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
士守四方”! 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无其
《
诗》以证事。
在《三国志》中,著述引《诗》以为据的例子较多。
如卷三《魏书·明帝纪》载:
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
[2]451
事,乃还鸣玉,未为后也。’”
魏文帝即位,任命蒋济
东中郎将,蒋济请求留任京都,魏文帝在诏书中引用刘
邦《大风歌》,敦促蒋济外出任职,守卫边境。卷十九
《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曹植在《陈审举表》中,引用宋
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
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
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
[2]573
玉《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
两句,
[
2]98-99
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欲以此劝谏魏文帝应在王室贵族、诸侯王中选拔辅佐
朝政的人才,而不要舍近求远。以上两例属于书中人
物对诗歌的引用。黄初四年(223),曹植应诏回京,未
被曹丕召见,因而作诗二首陈情,希望能够面见曹丕。
《魏书·陈思王植传》收录了这两首诗作。据卷五三
这是诏书中引《诗》以为据的例证。“怀德维宁,宗
[3]550
子维城”两句,出自《大雅·板》
。诏书以此为据,
证明分封同姓诸侯有利于捍卫王室。
又,卷二五《魏书·辛毗传》载:“帝方修殿舍,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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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锐
谢俊培《三国志》引诗探析
《吴书·薛莹传》记载,建衡三年(271),孙皓“追叹莹父 的。
[
2]1254
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
。由于记载
其一,深受“诗教”传统及史书引诗传统的影响。
“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文云:“孔子曰:
史事的需要,陈寿在《三国志》中收录了曹植及薛莹的
诗作。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
[5]1609
《三国志》中收录了四首歌谣,这些歌谣短小精悍,
也。’”
《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
[
6]2487
且均出自《吴书》。其中,“曲有误,周郎顾”两句,称赞
周瑜精通音律。卷五四《吴书·周瑜传》云:“瑜少精意
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
成于乐。’”
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等人已经大
力推崇诗教。除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外,孔子还提出诗
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论语·阳货》云:“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
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2]1265
[
6]2525
除此之外,其余三首均为谶言。“黄金车,班兰耳,
闿昌门,出天子”四句,出自卷四七《吴书· 吴主孙权
传》,文云:“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
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
位。是日大赦,改年。…… 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
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对此,孔安国、郑玄、朱熹等人多有阐释,此不赘述。可
以说,从《诗经》采诗、献诗到编定,其“观风俗、知得失、
[7]1708
自考正”
的目的不断得到强化推广,尤其是孔子对
《诗经》政教作用加以论述后,《诗经》被纳入礼的范畴,
[2]1134
‘
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
《三国志》录
最终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
3]270
此歌谣,以昭显孙权称帝乃天命使然。“宁饮建业水,
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等句,是陆凯在
劝谏孙皓不要迁都武昌的奏疏中引用的童谣。卷六一
俗”
的政教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在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
被广泛的征引,史书在记载史实和行文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要引用《诗经》。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
先秦史书中引用《诗经》已十分常见。《史记》、《汉书》
及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延续了引《诗》的传统。据
范亚栋统计,《史记》引用《诗经》的诗句共31次,涉及
诗篇25首;《汉书》引用《诗经》的诗句共172次,涉及
诗篇85首;《后汉书》中引用《诗经》的诗句共97次,涉
《吴书·陆凯传》载:
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泝流供给,以为患苦,
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又武昌
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
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
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
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
及诗篇61首;《三国志》引用诗经的诗句共25次,涉及
[2]1400ꢀ1401
[8]6,7
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诗篇20首
。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也必然受到
陆凯在奏疏中引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
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等句,并试图以“童谣之言”乃
是天意使然的说法,劝说孙皓不要迁都武昌。
诗教传统和史书引诗传统的影响,引《诗》以为据,引
《诗》以证事。可以说,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虽然经学
独尊的地位已有所动摇,但在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经
学仍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诗经》的政教功能、讽
谏作用依然发挥着较强的作用,诗教传统、引诗传统在
《三国志》中也得以延续。
“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閤”三
句,出自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文云:“先是,童谣
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閤。’成子
閤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
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
其二,陈寿“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
陈寿著录《三国志》,采用的是“切世大事”的史事
[2]1441
[9]
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
此歌谣实为
著录原则。他在《魏书·杜恕传》中提出:“恕奏议论
[2]507
谶言,在诸葛恪生前便流传于世,而诸葛恪之死竟与其
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在《晋书·陈寿
①
预言吻合。由此可见,《三国志》收录这些歌谣是出
传》中,范頵上表言:“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
[
2]2138
于史事叙述的需要,而非有意收录。与所录私人诗作
不同的是,《三国志》所录歌谣多为谶言,带有强烈的政
治色彩。
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明乎得失、
有益风化当是《三国志》的社会价值取向。陈寿在引诗
时,引用更具政教作用的《风》、《雅》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陈寿“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还体现在
二
《
三国志》对私人诗作和歌谣的收录上。《三国志》收录
《三国志》引诗具有上述特征,其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私人诗作和歌谣较少,相对而言,对关乎军国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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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面的令文、奏疏却大量收录。如在《魏书·陈思王植
人作品,不同于《史记》、《汉书》在文人传记中大量收录
作品的做法。
清人李慈铭评价陈寿《三国志》:“承祚固称良史,
传》中,陈寿不吝笔墨,收录了曹植《献诗》、《求自试
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长篇诗文。收录这
些诗文是因史事需要,非有意收录,均体现了陈寿对切
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
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
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
[13]917
其三,文质辨洽与行文简净的笔法。
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
李慈铭认为
《三国志》较少引用或收录私人诗作和歌谣,引用
《三国志》虽体例严谨,简洁质朴,但却缺乏文采,暗淡
《诗经》也大多是史传中的人物引用,对诗义亦不多加
无光。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
[14]480
阐释,这与陈寿行文简净的笔法有关。
艳”
,这与《三国志》简洁质朴的文风相矛盾。可见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称:“唯陈寿《三志》,文质
陈寿在编撰《三国志》时,有意采用行文简净的笔法,这
也是《三国志》较少收录私人诗作和歌谣以及多引《诗》
以证事、不释诗义的原因之一。
[1]285
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晋书·陈寿
传》说陈寿《三国志》“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
[
10]2138
之”
。“文质辨洽”体现了陈寿刻意求实,务使形
综上所述,受诗教传统和史书引诗传统以及陈寿
“切世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和行文简净笔法的影响,
《三国志》引诗较之以前的史书,既有共同点,又有其独
特性,这就使得《三国志》在引诗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首先,《三国志》引诗以《诗经》为主,所引《诗经》,又以
《风》、《雅》为主,引诗为据,继承了《诗经》的“诗教”传
统,体现了《诗经》的社会作用。其次,《三国志》“切世
大事”的史事著录原则,文质辨洽、行文简净的笔法,为
后世史家提供了垂范,具有积极的影响。
式与内容、文采与史实均匀配合的著录笔法,不尚奇爱
博,不以文害质,形成了《三国志》严谨质朴的文风。晁
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称《三国志》“实高简有
[
11]181
。陈寅恪称“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严
。《三国志》行文简净,首先体现在行文少有修
法”
[12]176
谨”
饰渲染的语言,即使是文末的“评”,基本上只简要论述
人物的功过得失、立传缘由等,篇幅不过200余字,点
到为止,不同于《史记》、《汉书》洋洋洒洒,逞显才华。
其次,《三国志》为文人立传仍以记述历史为主,不录文
注释:
①
《晋书》、《宋书》等均载有这类童谣。《晋书》卷二八《五行中》云:“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篾钩络,于何
相求常子阁。’‘常子阁’者,反语石子堈也。钩络,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后听恪故吏
收敛,求之此堈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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