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卷第1期
2
017年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4,No.1
January,2017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1
2
何爱国,颜英
(1.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2.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44)
摘要: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批判疑古史学最为激烈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基于其强烈的文化民
族主义立场,谓疑古史学推倒经、子、古史,起到推翻维系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史的负面作用。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
批判既有其犀利深刻之处,如对其史观与方法论的批判,亦有一些失误,主要是苛责太深,如对其学术价值与时代
意义的否定。
关键词:疑古史学;章太炎;文化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1-0144-10
一
“其说遍于国中”:章太炎激烈批判疑古史
学的历史背景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以学习西方为主导的富强
思潮的强劲兴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愈来愈猛烈,经
理论与方法,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更加强劲,经、子、
史尤其是先秦以前三千年古史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具体体现在煌煌七大册的《古史辨》之中。1926年6
月,《古史辨》第一册朴社初版,风靡一时,并相继于
学、儒家、诸子、道教,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受到越来 9月2版、11月3版、1927年1月4版、1930年10
越大的怀疑,由此推动疑古思潮大兴。据民国时期
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回顾:“到了清代后期,
经今文学派兴起,疑古的精神大炽”,“等到廖平、康
有为、崔适等继起,更大举对古文经攻击,而且又联
月5版,可谓盛况空前。接着,1930年9月,《古史
辨》第二册朴社初版;1931年11月,《古史辨》第三
册朴社初版;1933年3月,《古史辨》第四册朴社初
版;1935年1月,《古史辨》第五册朴社初版;1938年
带地怀疑到古史传说上,认为古史传说多出于诸子 9月,《古史辨》第六册开明书店初版;1941年6月,
的创造,用来达到他们‘托古改制’的目的,这样一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初版。同时,编辑出版《辨
伪丛刊》,囊括《古今伪书考》、《诸子辨》、《四部正
伪》、《左氏春秋考证》、《书序辨》、《诗辨妄》、《诗疑》、
《论语辨》、《穀梁真伪考》、《朱熹辨伪书语》、《子略》
等,在《古史辨》上广为宣传。1926年9月,傅斯年
在致顾颉刚的信札中高度评价了他发动的疑古运
动:“你在史学上称王。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
[1]123
来,‘疑古’的学风便一发而不可遏了”
。经今文
学派的兴起,既是清代学术内部学理的一种嬗变,也
是晚清以来经世致用思潮的一种体现,其强烈的现
实指向至为明显,到了1895年以后更表现为强烈的
欧化维新取向。
乘着新文化运动“欧化”的春风,借着“科学”的
收稿日期:2016-10-12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16年度基金项目“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的互动:论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新解析”之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何爱国(1970—),男,江西东乡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中国
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颜英(1977—),女,江西东乡人,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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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
颜
英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
2]46
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1935
年1月10日,冯振在为陈柱《子二十六论》所作“叙”
中言:“晚近诸子之学浸兴。顾多竞相异以疑老、疑
术研究,但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确实起了巨大的冲击
作用。梁启超誉《新学伪经考》为“飓风”,《孔子改制
[6]79
考》为“火山大喷发”、“大地震” 。虽然二书并非
[3]叙,2
庄、疑孟、疑荀、疑管、疑晏、疑孙、疑吴。”
学术著作,梁启超批评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
[
6]78
对此勃兴的疑古思潮,章太炎深感忧虑:“其说
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但对现代疑古思潮
的勃发却产生了重大作用,“《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
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
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
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辟
[4]79
之,使人不为所愚。” 基于其深厚的中西学根底,
特别是其精湛的小学、经学、子学与史学根底,章太
炎对疑古思潮痛加针砭:“疑所不当疑,则所谓有疑
疾者尔。”“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
[6]80
度”
。
[4]13,14
也。”
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源流、理论与方法,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的历史观,显然对
新学伪经说、儒家托古改制说、诸子托古改制说、老
子晚出说等,均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出了“六经皆
史”、“诸子亦史”、“诸子出于王官”等看法。这些批
判和认识,对于当时“科学”派的疑古狂热无疑起了
当头棒喝的作用,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抗日氛围
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对于今
日我们重新反思当时的疑古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也
民国时期的疑古史学的发作起了重要影响。由于其
采取的看上去是严格的考据形式,但表达的却是向
西方学习的取向,并融入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观念,
因此,晚清疑古史学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终
结,反而在民国时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杨向奎指
出,民国疑古史学“没有完全脱离今文学家框框,还
[
徘徊于所谓‘托古改制’今文家的圈子之中”
7]100
。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思章太炎对疑古思潮批判的 1923年5月25日,钱玄同写《答顾颉刚先生书》,相
原因、得失与效果,还可以促使我们深入认识章太炎
在近代学术史、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
信康有为阐发的先秦诸子“托古改制”论,认为:“秦
汉以后的学者太无见识,胡里胡涂地相信这是真人
真史,直到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才把它弄明白
二
“灭学之祸”:对康有为公羊史学“疑古”的
[8]21
批判
了。” 吴泽、袁英光指出,古史辨派“承受康有为
晚清公羊学派强调经世致用,认为传统的儒家
公羊学派的学说,深入一步怀疑古史古书之真伪,进
[9]
而有推翻古史的计划” 。裘锡圭认为,顾颉刚深受
古文经典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富国强兵、维新
变法,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宣判古文经为刘歆帮助
王莽改制所造的伪经;又认为儒家意识形态深入人
心,决定重新诠释具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儒家
今文经,把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与自由民主宪政学说
融入儒家学说中,对儒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转化。
于是,一股批判伪经的“疑古”与推崇诸子的“托古”
思潮喷发而来。“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而立学官之
[10]278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影响
。李学勤也认为,
“真正把顾先生引上考辨古史道路的则是康有
[11]51
为”
。顾颉刚本人也认可这一点。1926年,他
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回顾:“从《不忍杂志》上读
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
时夏、殷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
此说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
很清楚地把战国时期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
好的学术史”,“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
‘古文经传’,至此皆变为可疑之书”,《新学伪经考》
是为代表;诸子百家也全部成为伪造历史以表达改
革理想的政治家,“老子之托于黄帝,墨子之托于大
禹,许行之托于神农,皆各人拟一理想人物,托诸古
[12]40
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
康有为阐发的诸子托古改制、伪造历史的说法。
。可见,顾颉刚相信
人,以立其学说者也。盖孔子亦沿古来之风习,托尧 1933年,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又指出:“康氏
舜为名以行其改制之实者”,《孔子改制考》是为代
表。“公羊学派诸子之目的,既利用此学为鼓吹社会
革命之手段,故其学理,不甚充分,且多偏于主
所发见的事实确已捉得了子学和经学的中
[13]242
心。”
章太炎也认同康有为的历史观对民国疑古史学
的影响,认为:“民国以来,其学虽衰,而疑古之说代
[
5]65,70,73
观”
观性,完全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而非严肃认真的学
。公羊学派的历史观显然富有极强的主
[
14]37
在此,章太炎
45
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假托。”
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点出了公羊史学与疑古史学之间的消长关系。然
而,对于掀起近代疑古风暴的康有为,章太炎则不遗
余力地予以批判:“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
书,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
样说。 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
事业”,“扫除邪孽,清算烂账”,“在那半生不熟的国
[18]114,115
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
。顾
颉刚也反复强调,破坏古史、否认六经,就是要推倒
其神圣的地位,特别是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子
的神圣地位。1931年,他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
言:“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
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
[15]8
了。” 章太炎反复强调孔子不是改革家而只是史
学家,批判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指出:“孔氏之
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子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
[19]224
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 1933年,他在
《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又说:“我们辟《周官》伪,只是
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
而云周公作《周官》”,“我们辟《左传》伪,也只要辟去
《左传》与孔子的关系,使后人不再说‘左丘明与孔子
俱乘传如周,观百二十国宝书’,以及‘孔子作《春
[16]179
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
基
于康有为历史观的先入之见,章太炎批判其疑古的
方法,即“凡古书不合己说者,无一不可云伪造”,认
为其大有问题,假定“尧舜是孔子所伪造”,而“孔子
是汉人所伪造,秦皇焚书之案,亦汉人所伪造”,那
么,推而广之,“迁固之流,皆后人所伪造,何所不
可”,继续推演下去,“充类至尽,则凡非目见而在百
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经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
其书,而其书自废。呜呼,孰料秦火之后,更有灭学
[13]243
秋》,左丘明为之传’等话”
。但是,打破经典的
神圣性,打破上古历史的神圣性,打破儒家道统的神
圣性,打破民族一元化的神圣性,是否一定要以否定
历史、否定古书为代价,这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
题。因为否定历史、否定古书的结果,必然是历史虚
无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破坏。1926年,顾颉刚在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说法就不像研究历史的态
度,“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看它们的基础
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
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
[17]11
之祸什佰于秦火者耶”
。章太炎极为忧虑的是,
康有为这种先入之见的疑古方法将导致“什佰于秦
火”的“灭学之祸”。
三
“打破历史”:对疑古史学的历史观的批判
疑古史学渴望富国强兵,期待中国迅速发展,摆
脱贫穷落后的地位,认同进化史观,认为中国传统的
历史观中有一种退化史观或者说复古史观,这种史
观在先秦发源,儒家经典与诸子经典中皆有,只有打
破这种历史观,中国才能求得进步,而打破这种历史
观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儒家与诸子经典为伪书,或
者儒家与诸子在托古改制,这样国家进步的历史文
化障碍就被消解于无形之中。顾颉刚谓:“中国人向
来有个‘历史退化观’的缪见,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
愈到后世便愈不行,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种在每个
国人的脑海中,使大家对于当世的局面常抱悲观,而
去幻想着古代的快乐。目前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易进
[12]60
攻倒”
。顺着这种研究思路,“高文典册”的被怀
疑、被打倒、被否定,乃至被摧毁,就是不可避免的,
出现古史古书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因此,
章太炎揭穿疑古史学的疑古真相:“疑古者流,其意
[4]13
但欲打破历史耳。” 顾颉刚很明白地表达了这种
意图:“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
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
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 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
[12]55
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
早在1911年,章太炎在致吴承仕的信中就坚决
反对公羊学派的疑古,认为其是“陵夷国性”,“残摧
[
1]122
步,这也是一个大原因。”
荣富强、社会进步的障碍,疑古史学主要的任务就是
打鬼”、“捉妖”与“破坏”。1927年2月7日,胡适
为了消除民族国家繁
[20]4
国故”,“自摧汉族” 。章太炎认为,辛亥革命的
发生,并非全是革命者的功劳,还有中国历史文化传
统中民族主义生根开花的因素。1922年6月15
日,章太炎在致柳翼谋的信中,强烈批判胡适的疑古
是故意抹杀历史,指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
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
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长素之为是
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
“
在致浩徐先生的通信中说:“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
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
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今译巴
斯德)发见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
[18]113
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
出,疑古学家做的是“破坏的功夫,‘捉妖’、‘打鬼’的
当时就有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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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
颜
英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21]740
史。”
胡适“疑古”重在破坏中国文化的基础,以
历史,“战国、秦、汉之间,这种东西不知出了多
[
12]119
西方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国文化;而康有为的“疑古”
尽管也有破坏,但重在原有基础上建设中国新文化。
因此,章太炎认为,胡适“疑古”的危害性有过于康有
为。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江苏省立无锡师
范学校的演讲中指出了古今史家疑古的差异性,他
认可古代中国的疑古,批判民国时期的疑古,认为民
国时期的疑古仅仅是想要“打破历史”,不是实事求
是的精神,是“有疑疾”,“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
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
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
宜乎? 无如今之考古者,异于谯周、苏辙,疑古者流,
少”
。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是严重缺乏事实
依据的。中国古代不仅很早就有历史观念,而且有
专门的史官制度,不能说古人不善于保存史料。六
经皆史,也说明古人搜罗史料的范围其实是很宽的,
古人是善于发现史料的。秦代焚书禁书,是一次史
书与史料的浩劫。汉代是重新整理史料、保存史料、
发现史料、扩大史料、大规模撰写历史的时代,更不
能说是缺乏历史观念,也不能说他们在大规模伪造
历史。汉晋末年,中国的史书与史料又一次遭到战
争大规模破坏,因此六朝时期也是一次重整史料、保
存史料、发掘史料、大规模撰写历史的时期。这两个
历史时期,疑古史学都把它看作是大规模制造伪书
伪史的时期,恰恰是缺乏历史观念的表现。我们不
能一味以现代历史观念去剪裁古人的历史观念。李
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
古书的发现,其重大意义在于,不仅可以改写我们对
于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
[4]13
其意但欲打破历史耳” 。章太炎是中国历史文
化的坚定捍卫者,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已经内化为
其生命的一部分,他严厉批判意欲打破中国历史文
化传统的疑古史学是其应有之义。当代学者也多指
出了疑古史学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是一体的,这就是
其强烈的反传统、反封建、反神圣色彩。梁韦弦指
出,其“受反传统治史思想的影响”,导致“对传统文
[27]4
心理定势” 。美国学者夏含夷也认为:“20世纪
22]29
。 70年代发现的汉写本总体上倾向于证明中国传统
文献的真实性,让‘疑古派’史学不攻自破。然而战
国时期的郭店和上博简却又动摇了这些文献的稳定
[
化社会历史意义的估价,只见其害,不见其利”
李学勤认为,顾颉刚之所以产生疑古思想,首先一点
[11]53
就是不相信孔子的神权性
。沈颂今认为:“‘古
[28]56
史辨’把矛头首先对准经,主要针对以《尚书》为中心
性。”
也就是说,古书虽然是真实的,但由于不断
的六经,经书在当时是很神圣的,这对传统思想是一
地流失散佚以及时代的变化,古书的内容与形式会
出现一定的变异。李零反复指出:“作为书本的经
典,它的形成,主要是汉代。经过魏晋、隋唐,最后到
宋代,很多经典被固定下来。而汉代,如果你理解当
时的气氛,也是一种文艺复兴,也是一种传统的断裂
和重新接续。它有一点像我们的考古发现,也是一
[23]231
个很大的冲击。”
正是因为其极为鲜明的反封
建、反传统、反神圣立场,其先入之见与“智子疑邻”
的精神也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王元化谓其“胸中横
[24]
亘先入之见,所见莫非伪者” ,李锦全谓其实际上
[25]
起到了“砍掉古史的效果” ,因此,饶宗颐呼吁:
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
堆砌主观架构,亦要避免使用像‘大胆假设’之类的
[27]469,485
“
种‘寻找回来的世界’。”
裘锡圭深有心得体
[29]286
会地说:“说有易,说无难。”
“出土简帛古籍使
[26]
口号先入为主地作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功夫。”
事实上,随着抗日战争的临近,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兴
起,疑古史学也就“由原来的‘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
古而失之’的原则,变为‘宁信古而失之,不可疑古而
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古书真伪问题上应该注意
古书形成和流传等方面的特点,不能把问题看得太
[30]316-317
简单了。”
疑古史学把古书的成书过程想象得很单纯,似
[
9]
失之’的原则了”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
理论的一味模仿滥用,的确应该成为我们今日必须
吸取的严重教训。
乎古书成书以后就一成不变,就不会由于各种客观
的(如战国末、秦末、汉末、晋末的战争的破坏,保存
或书写形式的变化)或人为(如秦始皇焚书禁书)的
原因一再重编重写,重编重写的古书由于有了后人
的言语与想法,有了后人的剪裁加工,那就变成了伪
书。同理,对古史的想象也是如此,以为简单的、最
早的古史才是真史(极端者认为没有所谓古史,古史
疑古史家批评古人伪造历史的原因是好古而又
缺乏历史观念,“在这双重的捣乱之下,弄得中国的
古书与古史触处成了问题”,古人不仅没有保存好史
料,而且也没有去发现史料、甄别史料,只知道伪造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5]91
就是故事),随着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充实
化、丰富化、多样化、复杂化的古史就是伪史。说古
人没有历史观念,那也只能说古人没有现代历史观
念,如进化论、唯物论的观念。古人实际上有自己的
历史观念,有自己的信史准则,有自己的史学规范,
有自己的史家标准。如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就
是司马迁的历史观,“通古今之变”就是司马迁的方
法论,“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认识论。
推演方法”
。1925年4月,《学衡》第40期刊载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大批顾
颉刚“几尽用默证”的研究方法,认为其方法演绎的
必然结论就是“古史层累地造成”,“吾侪依顾氏之方
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丛
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事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
[
36]43-44
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稀矣”
! 裘锡圭也
指出:“过分使用‘默证’,是古史辨派的一个重要缺
[10]271
四
“吹毛索瘢”:对疑古史学的方法论的批判
点。”
默证法其实就是顾颉刚自己所说的“讲故
章太炎在批评疑古史学“打破历史”的历史观的
事”的方法。许冠三指出:“胡以研究历史的眼光和
同时,对疑古史学“吹毛索瘢”的方法也进行了检讨。
方法去研究故事;顾则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故事的眼
[37]524
933年3月15日,
章太炎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
1
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顾颉刚自己也承认:
校的演讲中,大批“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
处,吹毛索瘢”的所谓“科学”史学方法,认为一般的
考证方法无可厚非,“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
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
中国古代史学亦不乏怀疑反思精神,“古人之治经
“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故事的方法。”对于古史,
“我们用了事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
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也就是说,
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故事而已,故事越讲越详细,越讲
越生动,也就越讲越离谱,越讲越夸诞,“我们只要用
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
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
[4]13
史,于事理所必无者,辄不肯置信” 。实事求是
为古今史学家通有的科学精神。章太炎所批判的并
非具有一般怀疑批判精神的疑古考证,而是针对中
国历史文化普遍怀疑的所谓“疑古太甚,为一部分学
者所独有”的史学研究现象。1924年7月上旬,章
太炎在金陵教育改进社演讲中指出,疑古史学的研
究方法仅仅是“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不知古
书“疏漏”在所难免,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而是一个普
遍现象,这样的疑古实际上会导致无书可读,“著书
若全无疏漏,本无此事,况古籍至今,抄写脱漏,在所
难免。……古事致疑,本为学者态度,然若以一二疏
漏而遽认为伪造,欲学者群束书不观,则未免太过
[12]53,54
行为的缘故”
。那么,既然古史仅仅是故事,
后人研究古史不过是不停地在讲故事,研究得越深
入,材料越多,不过是故事越丰满,既然故事在不断
变化、详细化、生动化,当然可以用“历史演进的方
法”去求得。由于故事的素材总是越来越详细,但总
是有疏漏,因此用默证法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确实是
层累地造成的,傅斯年谓其可作为“证订一切古籍的
[2]46
标准” 。但这样做的结果,其得出的结论,必然
是所有的古书都是不可信的,所有的历史也是不可
信的。因为后来的历史,后来的研究,都是以前人的
言说为基础累积起来的。胡新生批判这种“历史演
进的方法”重在揭示传说演变和史料作伪,它对古代
传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完全推倒的处理方式,从而
[31]283-284
耳”
。提倡“二重证据法”、实践“古史新证”
的王国维,亦认为,疑古史学“疑古太过,乃并尧舜禹
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
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
[38]
变现出一种明显的疑古过甚的倾向 。李零批评
疑古史学的“层累”、“伪书”说实际上是不明古书的
成书过程:“古人早就有辑佚工作,人们一直就在把
古代的零章碎句,甚至是完整的书,重新加以改造。
[32]247
也”
。
章太炎的批评也得到许多当代学者的认同。裘
锡圭认为:“他们求之过深,有好多观点其实并不正
确,但他们却要用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来评判古书的
这样的书,如果套用真伪的概念,用这样的概念去衡
[33]213
[27]475
时代,那就出问题了。”
陈鼓应指出,他们方法
量,有时候是冤哉枉也。”
章太炎并没有直接批
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抓住一些片言只字,或一些孤
评疑古史学的“故事”研究法,只是批评其抓住古史
古书的疏漏大肆攻击,进而全盘否定的吹毛求疵的
方法。
[34]68
证,便对整本书进行论断”
。从当时到当代,许
多学者批评疑古史学过分使用默证方法。所谓“默
证”,就是“因现存文献不见即以为其无的一种逻辑
疑古史学虽然赞成求真,但其“故事”研究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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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爱国
颜
英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经基本上不相信历史文献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反映
的历史观念,故只能相信考古发现了。章太炎对疑
古史学只相信考古发现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对历
史研究而言,考古学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一方面,
考古学对没有历史文献或者缺少历史文献的地方是
极为有益的,但对历史文献丰富的地方,只有辅助作
用;另一方面,考古发现仍然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
释,因为“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何况“器物亦有伪
造品”,更根本的是出土的器物极为有限,以有限的
器物如何去考证无限的历史。章太炎的结论是,考
古学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研究而言,只有辅助作
用,更不能因为考古没有发现就认为其历史不存在,
不过是“描述过甚”,“此类之事,如其与大体无关,则
存而不论可也”,如《史记·留侯传》中记载的汉高祖
见商山四皓事,《后汉书·严光传》中记载的严光以
足加帝腹事,章太炎主张对于此类在疑信之间的历
史事件可以存而不论,“诸事在疑信之间者,皆应存
[4]76
而不论,不应悍然生疑” ,更不应该据此就轻易
怀疑记载该事件的书籍为伪书。
五
“忌刻之心”:对日本疑古史学的批判
近代日本也兴起了疑古史学,但日本疑古史学
怀疑的却主要是中国之古,即中国的上古三代历史
记忆的真实性。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
协会评议委员会作了题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演
讲,后发表在1909年8月刊行的《东洋时报》第131
号,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与“三皇五帝抹杀
论”,谓“尧舜禹”属于儒家托古,“三皇五帝”为道家
老庄派托古,均非历史事实。这与康有为的《孔子改
制考》中的观点极为相似。此后,1911年12月4
日,他在《东洋时报》第2卷第12号上刊发《关于支
那革命的史的说明》,1912年4月,他又在《东亚研
究》第2卷第4号刊《<尚书>的高等批评———特关于
尧舜禹》,反复重申其论点。1912、1913、1914年,其
学生桥本增吉先后在《东洋学报》第2卷第3号、第
“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
做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
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西方考古学
发达,有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那就是那些历史文献
缺失、文明断裂的国家只能通过考古发现来复原历
史,中国历史文献丰富详实,为什么反而不相信历史
文献而一味求助于器物,“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
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
[4]76,77,79
物难伪”
器物,但所谓没有疏漏的文献与器物总是极为有限
。疑古史学对文献吹毛求疵而相信
的,造成了疑古永远有理、古史无法重建的“顾颉刚 3卷第3号、第4卷第1号、第4卷第3号连载《<书
难题”。这就是张京华所批评的:“上古实物,特别是
文字与文献的遗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证全部皆真’
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证据来’为不可能,使疑
经>的研究》,声援白鸟库吉的观点。疑古史学在日
本爆发,疑古与反疑古的较量由此拉开。日本史学
界也并非都相信疑古史学,林泰辅就反复发表批判
文章。
[39]144
古‘永远有理’,此可称之为‘顾颉刚难题’。”
个难题早在1931年顾颉刚就已经体会到了,他在
<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感叹道:“我们要打破旧说
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难”,因为史料太少,
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现在看来真是太
这
对于日本疑古史学,章太炎也是不遗余力地鞭
辟、发掘日本疑古史学背后的心理动因、民族文化动
因与政治文化动因。章太炎批评日本疑古史学家由
于自己开化晚,以至也不相信中国开化早,属于以己
度人,故有“尧舜禹抹杀”论。1935年5月,章太炎
在章氏星期讲演会的演讲中指出:“日本人谓尧、舜、
禹皆是儒家理想中人物,彼自以为其开化之迟,而疑
中国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认为日本疑古史学的
背后是文化上的“自惭形秽”,并在这一民族文化心
理基础上滋长了“忌刻之心”,“日本开化在隋唐间,
至今目睹邻近之国,开化甚早,未免自惭形秽,于是
不惜造作谰言,谓尧、舜、禹为中国人伪造。非但如
此而已,即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史》、《汉》所载彰
明较著者,亦不愿称说。其所常言,多举唐太宗以后
事。此其忌刻之心,不言可知,而国人信之,真可哂
《
“
[19]225,227
幼稚了,太汗漫了”
。
在猛烈批判疑古史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基础
上,章太炎针对疑古史学家常常使用的名词术语、思
想线索、时代意识、文体等方法,提出了考据辨伪的
基本方法,那就是根据实事,如地理与天象,因为这
些东西不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所能轻易伪造的。章
太炎以地理证《禹贡》不属于后人伪造,以天象证《尧
典》也不属于伪造,“要知凡后人伪造之书,只能伪造
虚文,不能伪造实事。关于天官、地理,更难伪造”,
“《尧典》、《禹贡》既不能证其伪造,则尧、禹之不得怀
[4]74-75
疑,无待繁言而解矣”
。所谓“伪造历史”,有的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4]73-74
矣”
。廖名春指出,日本疑古史学家白鸟库吉
史、灿烂文化的文明大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
追求。
第一,认为疑古史学会打倒国史,动摇中华民族
“
鼓吹‘尧舜禹抹杀论’,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国
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的战胜
国的优越感,是为扩张侵略政策服务的。胡秋原说
他参加了土肥原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
生存发展的根基。犹如人要有人性一样,章太炎极
为强调国家要有国性,这是国家认同与存在的前提
与基础。而国性的养成有赖于历史文化,“欲保存国
[
40]268
‘
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
。
[
31]281
章太炎更认为日本史学界对“大禹治水”的怀疑
纯属吹毛求疵,犯了极端怀疑的错误。他说:“日本
人复疑大禹治水之功,以为世间无此神圣之人。不
知治河之功,明清两代尚有之,本非一人之力所能
辨。大臣之下,固有官吏兵丁在,譬如汉高祖破灭项
羽,又岂一身之力哉。 此而可疑,何事不可
性,则不能处处同化于外人”
。本国历史文化
是养成本国国民爱国之心的基础,“不读史书,则无
[4]10
从爱其国家” 。爱国主义精神的养育,完全由本
国历史文化造成,“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人不
[41]207
读历史,则无爱国心”
。爱惜本国历史文化,犹
如爱惜自家的家谱一样,不可忘记历史记忆,这是本
国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账簿,否则爱国主义无从
谈起。他说:“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
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
[4]13-14
疑?”
章太炎批评日本疑古史家“疑禹治水为无
其事”属于“浅薄幼稚”的一种借口,“夫禹之治水,合
天下之力而己督率之耳”;日本疑古史家由怀疑“大
禹治水”进而怀疑尧舜其人,而“吾国妄人”居然信
服,章太炎感到深深的悲痛:“日人不愿居中国人后,
不信尧、舜,尚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籍昭彰,反
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
[
41]302
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
一国历史文
化是一国立国之基、国性所涵。章太炎对自己过去
疏忽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深感忏悔:“夫国于天
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
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
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在日本侵
华日益严重之际,“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
余之志也”,而疑古之说“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
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
[4]74,75
数典忘祖,信可哀已。”
章太炎在治经、子、史之
际,并非没有怀疑精神,但对疑古史家以先入之见大
面积抹杀历史与古书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六
“尊信国史”:对章氏疑古史学批判的反思
[12]89
“
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
,最终
[
14]37
却走向疑古,这出乎章太炎意料。但章太炎对于疑
古史学的发作确实有推动之功。就历史时代需求而
言,在清末,为了实现推翻满清政府、建设民族国家
的现代性诉求,章太炎开始了对孔子与儒家经典的
革命,把孔子由圣人还原为一个历史学家,儒家经典
由圣经变成普遍的史学作品。这与维新派的伪经伪
史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就个人影响而言,顾颉刚的
疑古就受到章太炎的直接刺激,“要是我没有亲见太
炎先生对于今文家的痛恨,激动我寻求今文家著述
的好奇心,我也不会搜读《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对于
复兴之望”
。疏忽历史文化,怀疑历史文化,后
果是家国之事茫然不知,大大有利于列强侵略,而极
不利于抵御外侮,“民国以来,国人对于史事亦甚疏
忽矣。或且鄙夷旧契,不屑观览,甚有怀疑旧契者,
[
4]100
于是日蹙百里,都在迷离恍惚之中”
。
第二,认为疑古史学无独立创新之精神,专法古
人,专法外人,这是章太炎反复批评的。1916年8
月5日,章太炎在江苏省教育会附属小学教员暑期
补习学校的演讲中呼吁:“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
古人,专发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
[12]91
[31]155
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
。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
可。”
章太炎对日本疑古史家提出的“尧舜禹抹
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所有的儒家经典与诸子经
典以及由此构造的先秦历史几乎都遭到怀疑,这就
完全超出了章太炎的文化底线,引起了他的猛烈批
判。
杀论”深恶痛绝,予以严厉批判。
章太炎虽然不疑古,但具有怀疑精神,并不完全
信古,“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
别清楚”;章太炎对古书也是将信将疑,对子书尤为
怀疑,“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
章太炎为什么要猛烈批判疑古史学? 主要是基
于其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强调中国自己要推
陈出新,反对模仿外人,认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
[15]7,8
部为尤多”
书》,章太炎也是严重怀疑的。1924年,他在致吴承
。譬如对疑古史学广为怀疑的《尚
150
何爱国
颜
英
略论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批判
仕的信中说:“《尚书》今古、文,除《说文》所引、《正始
石经》所书者,难信为古文真本。即今文亦唯《熹平
石经》稍有证据,其余则或在纬书耳。”不过,章太炎
的怀疑极为慎重,“然如太史所述《尧典》、《洪范》,恐
晚年在苏州讲学时还是如此。疑古史家批评:“他相
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不相信甲骨、金
[7]96
文。” 章太炎确实表示过:“研求历史,须论大体,
[4]76
岂暇逐琐屑之末务?” 鄙视史学界一味去搞考据
[20]84
文字与训说皆合古文”
。章太炎对老子其人其
与考古,而漠视现存历史文献与历史经验教训本身,
[
4]79
书没有怀疑,反而对疑古史学所持老子晚出说、老子
非孔子师说进行了反复批评,但章太炎也严重怀疑
道家经典《文子》,“今本疑即张湛伪造,与《列子》同
出一手也。《隋书·经籍志》有《文子》十二卷,宜即
“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 。但章太
炎并非全然不相信古文字与器物,特别是甲骨文、金
文。王仲荦批评:“现在还有人说太炎先生死顽固,
不相信甲骨文,其实不是这样。我二十多岁时,一次
到他家去,见他从抽屉里取出二三片甲骨片抚摸着
说:‘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安阳出土的甲骨片,有
些是没有字的,古董商人将无字的仿刻上文字,可以
卖高价。太炎先生怀疑的是这一类假的甲骨文,对
[41]54
此伪本”
,对《列子》、《吴子》、《关尹子》、《孔丛
子》、《孔子家语》、《太公阴符经》、《黄石公三略》等,
章太炎也不相信。今日看来,章太炎的怀疑仍然有
过当之处,但相对疑古史学而言,章太炎并不真正疑
古,只是具有一种怀疑的精神罢了。
[42]134
真正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
最为有趣的一件
对于章太炎的疑古史学批判的局限性,早在民
国时期疑古史家就已经批评过他了。顾颉刚指出:
经学方面,“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
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
缝”;史学方面,“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
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碎短书;更一笔抹杀殷墟
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鄂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
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
器中还保存得不少”;文学方面,“他虽是标明‘修辞
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语言文
字学方面,“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
唐韵为主”;这各个方面,“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
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因此“看家派重于真理,看
书本重于实物。 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
事是,章太炎要求与刘半农比赛写考据甲骨文的著
作,看谁写得快、写得好,刘半农不敢应战。陈存仁
的记载言:“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
骨文。’章师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
意同你个人做一本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
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
[42]213
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得是活的。’”
这一
趣事也形象地表明,章太炎并非不重视王国维所说
的二重证据,而是批判疑古史学怀疑历史文献过头。
虽然疑古史学批判章太炎信古过头,不相信甲
骨文与金文,有其过当之处,但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
批判亦有过当之处。疑古史学的发生要从近代中国
历史大变局的脉络中去寻找,而不仅仅是公羊史学
与中国传统辨伪思潮的影响。富国强兵的渴望,使
得我们对学习西方非常强烈,对自己贫穷落后、被动
挨打的根源想要刨根究柢,结果引发对中国历史文
化的全面质疑与批判,疑古史学从而有了丰厚的土
壤。疑古史学对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史学作了一
次全面的深入的检讨,是有其积极的学术与思想意
义的。其引发的疑古与信古的辩论发人深省,从而
使得释古成为共识。其随着时间推移而自觉的分化
与转向,也说明疑古史学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
史贡献,不能一概抹杀。疑古史学全面怀疑经、子、
古史,简单片面,史观与方法论均有一定问题,确属
过当。但其为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主要着眼于学习
西方的理论与经验,确实是当务之急。其清理中国
传统文化,扫除进步的思想障碍,解放思想,的确是
为了中国更好的发展,也是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
[12]41-42
者”
。这个批评有其合理之处,章太炎的确有
褒爱中国文化之癖好。1922年6月15日,章太炎
自己也曾经说过:“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
[21]741
诋孔则绝口不谈。”
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章太炎的怀疑精神始终存在。他并不完全信古,其
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推崇主要还是基于其文化民族主
义立场,其解说儒家经典与诸子学说往往石破天惊,
就是因为其创新之处颇多,而并非如顾颉刚所批判
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早在诂经精舍学
习时,章太炎说经就不拘一格,章师俞樾已经批评过
他“不知守家法而重师说”的风格,“曲园以其说经好
为创解,不知守家法而重师说,颇不喜之。常告诸生
[42]130-131
曰:‘章氏子非吾徒也’”
的研究方法,始终为章太炎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到
。这种“好为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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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章太炎对疑古史学的猛烈批判,也不是没有道
理的。因为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保护好
民族历史记忆,增进民族认同与忧患意识,为建设一
个完整的、富有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也属
于迫切任务。从短期来看,疑古史学主张的推倒传
统、打破历史、解放思想,以期更好更快地学习西方、
赶超西方,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章太炎所主张
的:坚持文化自信,强化本土历史文化记忆,加强中
华民族的凝聚认同,从事自己的文化创新,寻找自己
的现代性道路,反对疑古史学打倒古史古书的行为,
也属必要。疑古史学的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
章太炎的研究亦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二者看似对立,
而意图却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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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StudyonZHANGTai-yan’s
Criticismtothe“YiGu”School
1
2
HEAi-guo,YANYing
1.DepartmentofHistor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
2
.DepartmentofHistory,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Oncriticizingthe“YiGu”school,ZHANGTai-yanwasregardedasthemostin-
tenselyrepresentativefigure.Hiscriticismtothe“YiGu”schoolwasbasedonhisstrongcultural
nationalismbecauseitdeniedfromtraditionalSinologytothefunctionofnationalhistorybonded
withChinesenationalidentity.ZHANGcriticizedthe“YiGu”schoolquitesharplyandincisively
inhiscriticismtotheconceptionandmethodologyofit.Besides,therewerealsosomemistakes,
suchashisexcessivelyseverecriticism,hisnegativeattitudetowardstheacademicvalueandtime
significanceofthe“YiGu”school.
Keywords:the“YiGu”school;ZHANGTai-yan;culturalnationalism;Chinesenationali-
dentity;cultural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凌兴珍]
153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