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4期
2
012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4
July,2012
从翻译到教授
——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
王暋维暋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5)
(
暋暋摘要: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是从外交翻译官中养化生成的。政治和学术无法一直保持同心同德,但也并非不
能相克相生。体制约束着学院派汉学家的成长,体制也为汉学家的成长提供保障。德国三位外交翻译官向汉学教
授转化的成功和失败,体现出时代变迁与个人职业选择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德国;使领馆;外交翻译官;汉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K516.4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2)04灢0136灢05
暋暋近代中国开放以后,欧风东渐,新知输入,首先在口
岸城市催生出新职业———通事和买办;同样,在输出国
欧美也衍生出新职业———专业翻译。都是以“舌耕暠为
生计,我们的通事和买办所学到的是变了味的洋泾浜英
语,他们的翻译则学会了地道的汉语和方言,顺此门径,
他们进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探寻科学
方法,构建知识体系,将中国学问搬进了大学,形成延续
1823-1905),他的研究方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
暋暋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博士在上海海关的统
计部门供职,他娶了位德国太太,就住在总领事馆
的对面,我常去他们家。艾约瑟以前是传教士,至
今还与传教团保持着联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
经67岁。赫德爵士给了他一闲职,为的是让他有
暇从事科学研究。他确实没有浪费这一机会,勤学
不倦。多年浸沉其中,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拥有渊博
的知识,能够迅速解读难懂的文本。他还是少数几
个掌握了上海方言的欧洲人之一。但是,就像大多
数的英国同行一样,他也缺乏科学方法的训练,所
以其论述很肤浅,往往一知半解。他喜欢下结论,
却无法提供证据;有些表述看上去得到支撑,但经
不起检验。有一次,我提醒他注意一下方法上的缺
陷,他十分幼稚地答道:“咳,在这些事情上,证据并
至今的“汉学暠。从翻译到教授,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
栙[1]X[2]52
由此养成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
果? 我们的通事和买办里面为什么没有分化出学问家?
他们的翻译就一定会蝶化为汉学家吗? 究竟是体制因
素,还是偶然因素,造就了德国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
一暋驻外使领馆不是汉学家养成所
西方第一代汉学家是从传教士中产生的,所以我们
的研究者多称这一代人所构建的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传
[
3]
[4]67-68
教士汉学暠 。从今天专业分工的角度看,所谓“传教士
汉学暠还比较业余,不能算作一门学科。反过来讲,当年
传教士也未必把自己看作是专门的学问家,因为他们研
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出发点是传教,而不是纯学问。为达
到传教的目的,他们更在意实际的效果,而不太顾及研
究方法的科学性。即使是被中西学者公认为一代汉学
名家的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博士(JosephEdkins,
不是必不可少的。暠
给出这一判断的是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福兰阁。
他出生在东普鲁士,父亲是当地(Gernrode)的镇长,企
盼着儿子进大学学习法律,将来进入政界,但福兰阁的
求知兴趣却在人文科学方面,他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柏
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求学,1886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
论文的内容为梵文研究。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很
收稿日期:2011灢12灢08
作者简介:王维江(1963—),男,安徽巢湖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36
王维江暋从翻译到教授———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福兰阁一致:“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花样繁多的吃喝打
需要东方语言的翻译人才。
[
7]7
当时的规矩,要想跨入外交部的门槛,必须具备法
律学的文凭,所以毕业之后,福兰阁同时在柏林大学的
法律系和东方语言系报了名。学了不到一年,就被外交
部看中,于1888年派到北京使领馆,担任翻译实习生。
扮,还有打情骂俏和打牌赌博。暠 佛尔克比福兰阁小四
岁,出生于北德的工业重镇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先
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获得法学博士,
同时在新成立的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1890年作为翻译
实习生被派到北京使领馆,与福兰阁为同事。在驻中国
使领馆苦学勤练多年,回到德国后,他们两人才得以进
入大学汉学系,成为德国第一代的汉学教授。
1
890年到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翻译,结识了艾约瑟。作
为晚辈,他是怀着敬仰的心情与艾约瑟交往的,上述他
对艾约瑟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绝非有意贬低。
作为正在从外交翻译官向专业汉学家蜕变中的福
兰阁,他敏锐地发现了前辈汉学家的“阿喀琉斯之
踵暠———研究态度不够严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而是
否讲求科学方法,或者说是否以求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和目的地,正是学者与非学者的分水岭。换句话说,福
兰阁一代人的出现,表征着传教士汉学的终结和学院派
汉学的崛起。
福兰阁和佛尔克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驻外使领馆是
汉学家的养成所。穆麟德(P.G.von Moellendorff,1847
-1901)所提供的相反例证,更让人看到体制对汉学家
成长的阻碍甚至扼杀作用。
二暋穆麟德:一个失败的例子
福兰阁、佛尔克一代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德国在
东亚紧迫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召唤着精通汉语的翻译
来到中国。令人尴尬的是,以普鲁士为首的诸侯国奋起
直追英、法、美诸殖民强国,1860年首次派遣前往日本、
中国和暹罗签署通商条约的东亚外交特使团时,竟然发
现本国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翻译,最后不得不在澳门临时
聘请一位葡萄牙人为“舌人暠:
除了翻译,派往中国的外交官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国
通,他们不仅不懂汉语,而且也没有多少兴趣了解中国。
更糟糕的是,那时的中国被视作荒蛮之地,有门路、素质
高的外交官不愿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多是挣钱还债的
赌徒,而这些赌徒大多是退役军人:
暋暋外交部当年有种观念,这一观念也化为事实:
除了Dr.Lenz,我这里提到的所有人都是退役的少
尉。而职业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赌债,这里的收入很
不错。他们本可以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就职,而现
在不得不来到这里,所以这些先生话语中充满了
尖刻的幽默。我向Dr.Lenz报到的时候,感受到了
他们所有人的观点。这是位粗暴无礼的先生,自以
为是唯一懂行的人。他告诫我:“把柏林学的那一
套胡扯忘掉! 就是马上把在Grube课上学的东西
暋暋今天早上我雇的翻译来报到了。他是葡萄牙
人,名字为马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英语
和法语说得很不错。他有12个孩子,昨天从他所
居住的澳门,乘蒸汽轮来的。我马上给他布置了工
[8]46-47
作,让他把我起草的协约草案翻译成中文。
使团于1861年3月7日抵达上海,而这位马先生
前来会合的时候,已是4月3日。临时抱佛脚,既耽误
时间,又有泄漏国家机密之虞。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欧洲
大国,德国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专才,而这样的翻译培
训所只能由大学来承担。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1877
年柏林大学创立了德国第一个包含有汉语教学的东亚
研究机构———东方语言系(Seminarf湽rOrientalische
Sprache)。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该系成立的庆典仪式
上,台下的大多数听众不是学生,而是官员、传教士和商
人。作为该系学生的福兰阁晚年回忆说,那时的东方语
[4]46
忘掉!暠
这里Grube指的是Wilhelm Grube(1855-1908),
[5]672
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有格罗贝、顾路柏、顾威廉
贾柏莲的学生。按照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
,他是
1
832-1904)的看法,格罗贝是对德国东亚学研究产生
深刻影响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已成为德国汉
学经典著作,他的得意门生有福兰阁、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
[9]
言系“不是一个学术机构暠 ,更像汉语速成班。福兰阁
在这里只学了一年,就被外交部派往北京使馆担任翻
译。
1
966),这些学生都成为德国汉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1884年起,尽管格罗贝在柏林大学长期担任汉语教
但福兰阁不是外交界最早的专业翻译,在他之前的
20年,已经有人试图从使领馆的翻译生向专业汉学家发
展,只是时运不济,失败了,这个人就是穆麟德。他出身
于勃兰登堡的一个有名的贵族家庭,世代显宦,曾祖官
至陆军元帅,父亲也曾做到Uckermark县经济委员会的
委员(Oekonomiekommissionsart)。在中学时代,穆麟
[6]7,9,10
学和研究,但是他一直没有取得汉学教授的席位
。
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位傲慢的外交官Dr.Lenz才不把格
罗贝放在眼里,甚至在他的学生面前粗暴无礼。
三年之后,另一位年轻的外交翻译官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抵达北京使领馆,看到的情形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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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德就喜欢上了东方语言,在哈勒(Halle)大学学习法律
和哲学之余,东方学也是他用力甚勤的功课。1868年,
经在柏林做官的家族长辈引荐,他被赫德召入上海海关
工作。报酬虽高,但这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情。不能选
择自己的职业,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地点吧?
他最想去的是北京,可是翌年初却被派往汉口。工作上
的失望,化作了学习动力,他把主要心思都用在学习汉
语上,他请了一位汉语老师,每天上门授课。这让上司
很不开心,觉得这位年轻人不务正业。
败的原因在那里呢? 从德国国内环境看,外交部需要的
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翻译,而不是汉学专家,成才环境
极为不利;从自身条件看,严格地说,穆麟德没有受过像
福兰阁和佛尔克那样学院式的科学训练,虽然他有意识
地钻研汉学,但是进入的路径不对,其研究成果难以被
学界认可。再说,在海关和外交部两条通路被堵死之
后,他想另起炉灶,进入学界,但希望渺茫:原因是德国
的汉学象牙塔只有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且都没有设
立汉学教授席位,机会实在太渺茫。
1
874年,穆麟德主动辞去海关工作,由商界进入外
三暋福兰阁和佛尔克:两个成功的例子
交界,被选中担任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后又被派往天津、
上海等地的领事馆担任翻译。他误以为使领馆是理想
的汉学家养成所,工作和学习可以和谐相处。他开始无
所掩饰地狂热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法律和哲学。他还
走出领事馆,热衷于向上海的德侨展示自己的研究成
果:
待穆麟德醒悟过来以后,他在1890年把自己的人
生教训告诉了后辈———时任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福
兰阁:
暋暋如果您想在外交生涯上步步高升,那就绝对不
要学习汉语;换句话说,如果您无法控制自己的研
究兴趣,那就继续研究吧,不过要装得像自己根本
不知道自己有这一兴趣,否则,您就无可救药地被
暋暋德国人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拥有一家剧院和
一个图书馆。俱乐部举办各种演讲,每个系列的演
讲由十个报告组成。我答应给他们做一个报告,题
目是“中国的风俗习惯暠,分成三个晚上来讲。之所
以选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整天与中国人在一
起,可是我们实际上很少知道这个国家和人
[4]68
牢牢地钉在翻译的位置上了。
“幽默感十足暠的穆麟德在这里道出的全是苦涩,更
为苦涩的是,他错过了成为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的良
机。生不逢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性有关:
抱怨太多,得罪了各个时期的顶头上司。比如公使巴兰
德(MaxvonBrandt,1835-1915)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开
明上峰,他无条件地支持其属员的学术研究,如在使馆
担任翻译生的佛尔克1891年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了
他业余研究汉学的情形:
[10]25
民。
更进一步,穆麟德钻研起满语语法,并写成专著,还
编就一本满语文选,撰写了有关中国哲学的学术论文。
就在他踌躇满志地期待着上司欣赏的时候,才发现情况
不妙,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越多,上峰越不高兴,其后果也
越发严重:1878年,在上海升格为总领事馆之后,一位
暋暋上个礼拜,我以为最多两天就可以完成一篇文
章,然后就可以给你写信,然而两天变成了五天,但
是至少我写的这篇关于北京沿街叫卖及街头商业
的文章得到了我的最高领导的认可。他甚至主动
提议,要我把这篇文章做些补充后,寄给和立本
(vonHolleben)先生,即驻日公使,他在东京是德国
[10]27
“
对中国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暠
躐等而上,被任命为
副领事,而穆麟德不升反降,级别从二等降到了三等;熬
到1879年,他被任命为天津领馆的代领事,似乎“转正暠
指日可待,谁知1882年正式任命下来,领事一职又花落
人家。在讲究门第与资历的外交界,这种现象并不常
见。
[7]14
“东亚协会暠的主席,最有资格评判文章的价值。
这封信中“最高领导暠之所指,就是巴兰德。他对年
轻后生的关怀,早已超越了容忍,而是刻意的栽培和指
引。这说明,在体制还在制约学院派汉学家养成的环境
下,个人化解体制约束的作用尤其重要,巴兰德对第一
代学院派的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福兰阁的经历也证
实了这一点:
一怒之下,穆麟德挂冠而去。通过中国朋友周馥和
马建忠的引荐,他竟然得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不久随
马建忠前往朝鲜,担任朝鲜国王的外交顾问,亲身经历
了邻国的那场宫廷政变。但穆麟德的客卿生涯也不成
功,在李鸿章眼里,这位“善汉语暠的德国人“恶日而昵
俄暠,在朝鲜的作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故奏陈朝廷
暋暋巴兰特先生却不一样。他在东亚事务上的丰
富经验,对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的了解,无人能出
其右。他很明晓,在中国这样的陌生世界里处事,
语言之外,还要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历史,
他本人就是努力这样做的,只是没有时间学习语
[11]4819-4820
将其撤回
。
穆麟德失败了,无论作为海关职员,还是作为外交
翻译,他都失败得没有挽回的余地;同样,作为客卿,他
也失败得无路可走,最后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下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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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江暋从翻译到教授———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言。所以他完全理解属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用心,在
[4]68
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一直等到1901年,他才主动脱离
外交部。到1909年,汉堡的殖民地研究所(汉堡大学的
前身)在德国境内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他毫无
悬念地获得了聘任。
不影响公务的条件下,总是给他们以方便。
福兰阁和佛尔克都对巴兰德充满感激之心,正是巴
兰德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能潜心研
究汉学。但穆麟德显然没有处理好与上司巴兰德的关
系,这责任大概在他自身:他自以为是,自视太高。在他
去世之后,其太太的过誉之词正好反衬出他性格上的这
一缺陷:
潜心于学的佛尔克与福兰阁的经历相类似。对德
国汉学史素有研究的司徒汉教授(HansStumpfeldt)也
认为,佛尔克充分利用了他在中国担任外交翻译官的机
[2]52
会,把可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汉学研究上面
。1896
暋暋穆麟德是那个时代远东最天才的学者之一。
他是德国文化在远东利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无论是在中国的欧洲人中,还是在中国人中,他都
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或则是
年,上海出版的德文报纸《德文新报》上常有署名为“A.
栚
F.暠的古诗翻译,应该就是出自佛尔克之手。佛尔克
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担任多年的翻译之后,1903年被
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聘为教授,1923年接任福兰阁的席
位,成为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第二任汉学教授。
上天总是把机会赐予那些最有准备的人。
[10]1
在整个朝鲜,他都声望卓著。
穆麟德太太的言论并不符合事实,这种夸大之词本
身很可能反映的是穆麟德的自夸,他太太只是有闻必录
而已。她不懂中文,不可能具备评判其丈夫学术水平的
能力。当然,他们夫妻俩也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评价其
学术水准的:
四暋余论
虽然驻外使领馆绝不是专业汉学家的养成所,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里是学习和研究汉学的容身之地:既有
高额报酬,又有语言环境———从最关键的两个方面为学
习汉语和研究汉学提供了保障。哪怕存在着外交部体
制上的阻碍和驻外外交官的制约,只要一心向学,持之
以恒,成功并非遥不可及。
暋暋我有机会反复观察了解他,发现他并非拥有真
才实学,他的著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几本著作今天
[
4]68
已经被人所遗忘。
福兰阁1890年与穆麟德交往之后,已经看到他的
问题所在。而穆麟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水准上,而
且还在于他与人交往的能力上: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
的上司,穆麟德碰到了麻烦,仕途不顺,汉学研究没有达
到专业学者的水平,而福兰阁和佛尔克却取得了成功。
福兰阁当年与穆麟德聊天的时候,已非常清楚外交部这
样的官方机构不可能是容忍学术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对
穆麟德的牢骚深有同感:
在汉学研究由业余向专业转型的过程中,像赫德和
巴兰德这样的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并不懂
汉语,也不是中国通,但因为自身素养好,又长期在中国
任职,他们意识到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异邦文化的重要
性,所以他们充分发掘和利用手上的资源和权力,为有
志向的年轻人指引方向,提供方便。这样做,不仅弥补
了体制对人才的束缚,而且也开辟了养成专业汉学家的
独特路径。
暋暋这一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大部分的事
实。谁学得中文越多,谁被怀疑有科学研究的倾
向,谁马上就会在职位上栽跟头。国内的那些官僚
主义者们,他们对国外的了解还没有超过瑞士的范
围,可是还想着要到国外来做官,他们是法律专家,
却没有一个是语言学家。行动者是排在第一位的,
翻译官只能排在最后一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钻
研东方语言这件事本身就是旁门左道,当时占据主
正是借助于个体的上峰的支持,福兰阁和佛尔克才
顺利成长为第一代的汉学教授,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从
官僚衙门向学术象牙塔的成长路径,他们有切肤之痛,
所以他们在走上学术正途之后,才会极力维护学术研究
的独立性,把德国的汉学研究引入正轨,并迅速缩短了
与传统汉学研究强国英、法之间的距离。
从1860年普鲁士第一次派出使华外交特使团,到
1910年汉堡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间花费了
半个世纪。学科发展进程固然受到政治局势的制约,但
更受到学术体制自身惯性的制约,直白地说,教授席位
制度才是制约汉学发展的关键力量:汉堡大学汉学系的
第二个教授席位设立于1967年,换句话说,花了57年
才实现了两代汉学家的梦想。时至今日,又是45年过
去了,第三个教授席位即将诞生。这是否昭示着德国学
院派汉学的复兴?
[4]68
导地位的就是这种看法。
但福兰阁与穆麟德的区别也可谓泾渭分明:正因为
福兰阁对外交部和使领馆翻译的地位和作用有冷静而
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北京时期抓住了巴兰德给予的机
会埋头做研究。同样,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期,他也赢
得了总领事Stuebel的大力支持。尽管骨子里对外交部
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他长于忍耐,或者说他会坚持,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
栙汉学家和汉学教授是两个概念,汉学家早有且常有,梯航东来的各派传教士里就产生了著名的汉学家,如郭实腊(Karl
G湽tzlaff,1803-1851),19世纪后半叶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里也有造诣精深的汉学家,如贾柏莲(GeorgvonderGa灢
belentz,1840-1893)1877年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东亚语言学教授席位(Lernstuhl),这也是德国最早的东亚学教授席
位,但是这一教席并非汉学教授席位,汉学教授是20世纪才有的事。本文所用“学院派汉学家暠概念所指,即在大学拥有
汉学教席的教授,而首位获得汉学教授席位的是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时间是1910年。
栚A.F.应该是AfredForke的缩写,这段时间他在厦门担任翻译官。参见DerOstasiatischeLloyd,1896,2,7,N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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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筹换穆麟德(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二日)[M]//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TheDevelopmentoftheFirstAcademic
SinologistProfessorsinGermany
WANG Wei灢jiang
(
TheInstituteofHistor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235,China)
Abstract:ThefirstSinologistprofessorsinGermanydevelopedfrom diplomats.Although
politicsandacademicscannotbealwayskeptinsameway,theycanbenefiteachother.ASinolo灢
gisttakestheadvantageofagovernmentpost,whileheisboundbyitaswell.Theexperiences
ofthesethreeSinologistprofessorsshowthatthepersonalcareeriscloselyconnectedwithgener灢
altrendofthetimes.
Keywords:Germany;diplomat;thediplomatictranslator;theprofessorofGermanicSinolo灢
g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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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