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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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卷第4期  
2
012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4  
July,2012  
从翻译到教授  
——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5)  
(
暋暋摘要: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是从外交翻译官中养化生成的政治和学术无法一直保持同心同德,但也并非不  
能相克相生体制约束着学院派汉学家的成长,体制也为汉学家的成长提供保障德国三位外交翻译官向汉学教  
授转化的成功和失败,体现出时代变迁与个人职业选择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德国;使领馆;外交翻译官;汉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K516.4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2)04灢0136灢05  
暋暋近代中国开放以后,欧风东渐,新知输入,首先在口  
岸城市催生出新职业———通事和买办;同样,在输出国  
欧美也衍生出新职业———专业翻译都是以舌耕为  
生计,我们的通事和买办所学到的是变了味的洋泾浜英  
,他们的翻译则学会了地道的汉语和方言,顺此门径,  
他们进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探寻科学  
方法,构建知识体系,将中国学问搬进了大学,形成延续  
1823-1905),他的研究方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  
暋暋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博士在上海海关的统  
计部门供职,他娶了位德国太太,就住在总领事馆  
的对面,我常去他们家艾约瑟以前是传教士,至  
今还与传教团保持着联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  
67赫德爵士给了他一闲职,为的是让他有  
暇从事科学研究他确实没有浪费这一机会,勤学  
不倦多年浸沉其中,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拥有渊博  
的知识,能够迅速解读难懂的文本他还是少数几  
个掌握了上海方言的欧洲人之一但是,就像大多  
数的英国同行一样,他也缺乏科学方法的训练,所  
以其论述很肤浅,往往一知半解他喜欢下结论,  
却无法提供证据;有些表述看上去得到支撑,但经  
不起检验有一次,我提醒他注意一下方法上的缺  
,他十分幼稚地答道:“,在这些事情上,证据并  
至今的汉学暠。从翻译到教授,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  
栙[1]X[2]52  
由此养成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  
? 我们的通事和买办里面为什么没有分化出学问家?  
他们的翻译就一定会蝶化为汉学家吗? 究竟是体制因  
,还是偶然因素,造就了德国第一代学院派的汉学家?  
驻外使领馆不是汉学家养成所  
西方第一代汉学家是从传教士中产生的,所以我们  
的研究者多称这一代人所构建的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传  
[
3]  
[4]67-68  
教士汉学暠 。从今天专业分工的角度看,所谓传教士  
汉学还比较业余,不能算作一门学科反过来讲,当年  
传教士也未必把自己看作是专门的学问家,因为他们研  
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出发点是传教,而不是纯学问为达  
到传教的目的,他们更在意实际的效果,而不太顾及研  
究方法的科学性即使是被中西学者公认为一代汉学  
名家的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博士(JosephEdkins,  
不是必不可少的。暠  
给出这一判断的是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福兰阁。  
他出生在东普鲁士,父亲是当地(Gernrode)的镇长,企  
盼着儿子进大学学习法律,将来进入政界,但福兰阁的  
求知兴趣却在人文科学方面,他先后在弗莱堡大学柏  
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求学,1886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  
论文的内容为梵文研究外交部的朋友告诉他,部里很  
收稿日期:2011灢12灢08  
作者简介:王维江(1963—),,安徽巢湖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36  
王维江从翻译到教授———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福兰阁一致:“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花样繁多的吃喝打  
需要东方语言的翻译人才。  
[
7]7  
当时的规矩,要想跨入外交部的门槛,必须具备法  
律学的文凭,所以毕业之后,福兰阁同时在柏林大学的  
法律系和东方语言系报了名学了不到一年,就被外交  
部看中,1888年派到北京使领馆,担任翻译实习生。  
,还有打情骂俏和打牌赌博。暠 佛尔克比福兰阁小四  
,出生于北德的工业重镇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先  
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获得法学博士,  
同时在新成立的东方语言系学习汉语,1890年作为翻译  
实习生被派到北京使领馆,与福兰阁为同事在驻中国  
使领馆苦学勤练多年,回到德国后,他们两人才得以进  
入大学汉学系,成为德国第一代的汉学教授。  
1
890年到驻上海总领事馆担任翻译,结识了艾约瑟作  
为晚辈,他是怀着敬仰的心情与艾约瑟交往的,上述他  
对艾约瑟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绝非有意贬低。  
作为正在从外交翻译官向专业汉学家蜕变中的福  
兰阁,他敏锐地发现了前辈汉学家的阿喀琉斯之  
暠———研究态度不够严谨,研究方法不够科学而是  
否讲求科学方法,或者说是否以求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和目的地,正是学者与非学者的分水岭换句话说,福  
兰阁一代人的出现,表征着传教士汉学的终结和学院派  
汉学的崛起。  
福兰阁和佛尔克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驻外使领馆是  
汉学家的养成所穆麟德(P.G.von Moellendorff,1847  
-1901)所提供的相反例证,更让人看到体制对汉学家  
成长的阻碍甚至扼杀作用。  
穆麟德:一个失败的例子  
福兰阁佛尔克一代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德国在  
东亚紧迫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召唤着精通汉语的翻译  
来到中国令人尴尬的是,以普鲁士为首的诸侯国奋起  
直追英美诸殖民强国,1860年首次派遣前往日本、  
中国和暹罗签署通商条约的东亚外交特使团时,竟然发  
现本国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翻译,最后不得不在澳门临时  
聘请一位葡萄牙人为舌人暠:  
除了翻译,派往中国的外交官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国  
,他们不仅不懂汉语,而且也没有多少兴趣了解中国。  
更糟糕的是,那时的中国被视作荒蛮之地,有门路素质  
高的外交官不愿到中国,来到中国的,多是挣钱还债的  
赌徒,而这些赌徒大多是退役军人:  
暋暋外交部当年有种观念,这一观念也化为事实:  
除了Dr.Lenz,我这里提到的所有人都是退役的少  
而职业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赌债,这里的收入很  
不错他们本可以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就职,而现  
在不得不来到这里,所以这些先生话语中充满了  
尖刻的幽默我向Dr.Lenz报到的时候,感受到了  
他们所有人的观点这是位粗暴无礼的先生,自以  
为是唯一懂行的人他告诫我:“把柏林学的那一  
套胡扯忘掉! 就是马上把在Grube课上学的东西  
暋暋今天早上我雇的翻译来报到了他是葡萄牙  
,名字为马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英语  
和法语说得很不错他有12个孩子,昨天从他所  
居住的澳门,乘蒸汽轮来的我马上给他布置了工  
[8]46-47  
,让他把我起草的协约草案翻译成中文。  
使团于186137日抵达上海,而这位马先生  
前来会合的时候,已是43临时抱佛脚,既耽误  
时间,又有泄漏国家机密之虞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欧洲  
大国,德国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专才,而这样的翻译培  
训所只能由大学来承担。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1877  
年柏林大学创立了德国第一个包含有汉语教学的东亚  
研究机构———东方语言系(Seminarf湽rOrientalische  
Sprache)。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该系成立的庆典仪式  
,台下的大多数听众不是学生,而是官员传教士和商  
作为该系学生的福兰阁晚年回忆说,那时的东方语  
[4]46  
忘掉!暠  
这里Grube指的是Wilhelm Grube(1855-1908),  
[5]672  
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有格罗贝顾路柏顾威廉  
贾柏莲的学生按照瓦拉文司(Hartmut Walravens,  
,他是  
1
832-1904)的看法,格罗贝是对德国东亚学研究产生  
深刻影响的人物,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已成为德国汉  
学经典著作,他的得意门生有福兰阁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和海尼士(ErichHaenisch,1880-  
[9]  
言系不是一个学术机构暠 ,更像汉语速成班福兰阁  
在这里只学了一年,就被外交部派往北京使馆担任翻  
。  
1
966),这些学生都成为德国汉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1884年起,尽管格罗贝在柏林大学长期担任汉语教  
但福兰阁不是外交界最早的专业翻译,在他之前的  
20,已经有人试图从使领馆的翻译生向专业汉学家发  
,只是时运不济,失败了,这个人就是穆麟德他出身  
于勃兰登堡的一个有名的贵族家庭,世代显宦,曾祖官  
至陆军元帅,父亲也曾做到Uckermark县经济委员会的  
委员(Oekonomiekommissionsart)。在中学时代,穆麟  
[6]7,9,10  
学和研究,但是他一直没有取得汉学教授的席位  
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位傲慢的外交官Dr.Lenz才不把格  
罗贝放在眼里,甚至在他的学生面前粗暴无礼。  
三年之后,另一位年轻的外交翻译官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抵达北京使领馆,看到的情形也与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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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就喜欢上了东方语言,在哈勒(Halle)大学学习法律  
和哲学之余,东方学也是他用力甚勤的功课。1868,  
经在柏林做官的家族长辈引荐,他被赫德召入上海海关  
工作报酬虽高,但这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情不能选  
择自己的职业,至少可以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地点吧?  
他最想去的是北京,可是翌年初却被派往汉口工作上  
的失望,化作了学习动力,他把主要心思都用在学习汉  
语上,他请了一位汉语老师,每天上门授课这让上司  
很不开心,觉得这位年轻人不务正业。  
败的原因在那里呢? 从德国国内环境看,外交部需要的  
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翻译,而不是汉学专家,成才环境  
极为不利;从自身条件看,严格地说,穆麟德没有受过像  
福兰阁和佛尔克那样学院式的科学训练,虽然他有意识  
地钻研汉学,但是进入的路径不对,其研究成果难以被  
学界认可再说,在海关和外交部两条通路被堵死之  
,他想另起炉灶,进入学界,但希望渺茫:原因是德国  
的汉学象牙塔只有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且都没有设  
立汉学教授席位,机会实在太渺茫。  
1
874,穆麟德主动辞去海关工作,由商界进入外  
福兰阁和佛尔克:两个成功的例子  
交界,被选中担任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后又被派往天津、  
上海等地的领事馆担任翻译他误以为使领馆是理想  
的汉学家养成所,工作和学习可以和谐相处他开始无  
所掩饰地狂热研究中国历史文学法律和哲学他还  
走出领事馆,热衷于向上海的德侨展示自己的研究成  
:  
待穆麟德醒悟过来以后,他在1890年把自己的人  
生教训告诉了后辈———时任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的福  
兰阁:  
暋暋如果您想在外交生涯上步步高升,那就绝对不  
要学习汉语;换句话说,如果您无法控制自己的研  
究兴趣,那就继续研究吧,不过要装得像自己根本  
不知道自己有这一兴趣,否则,您就无可救药地被  
暋暋德国人有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拥有一家剧院和  
一个图书馆俱乐部举办各种演讲,每个系列的演  
讲由十个报告组成我答应给他们做一个报告,题  
目是中国的风俗习惯暠,分成三个晚上来讲之所  
以选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整天与中国人在一  
,可是我们实际上很少知道这个国家和人  
[4]68  
牢牢地钉在翻译的位置上了。  
幽默感十足的穆麟德在这里道出的全是苦涩,更  
为苦涩的是,他错过了成为德国第一代汉学教授的良  
生不逢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性有关:  
抱怨太多,得罪了各个时期的顶头上司比如公使巴兰  
(MaxvonBrandt,1835-1915)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开  
明上峰,他无条件地支持其属员的学术研究,如在使馆  
担任翻译生的佛尔克1891年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了  
他业余研究汉学的情形:  
[10]25  
。  
更进一步,穆麟德钻研起满语语法,并写成专著,还  
编就一本满语文选,撰写了有关中国哲学的学术论文。  
就在他踌躇满志地期待着上司欣赏的时候,才发现情况  
不妙,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越多,上峰越不高兴,其后果也  
越发严重:1878,在上海升格为总领事馆之后,一位  
暋暋上个礼拜,我以为最多两天就可以完成一篇文  
,然后就可以给你写信,然而两天变成了五天,但  
是至少我写的这篇关于北京沿街叫卖及街头商业  
的文章得到了我的最高领导的认可他甚至主动  
提议,要我把这篇文章做些补充后,寄给和立本  
(vonHolleben)先生,即驻日公使,他在东京是德国  
[10]27  
对中国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暠  
躐等而上,被任命为  
副领事,而穆麟德不升反降,级别从二等降到了三等;熬  
1879,他被任命为天津领馆的代领事,似乎转正暠  
指日可待,谁知1882年正式任命下来,领事一职又花落  
人家在讲究门第与资历的外交界,这种现象并不常  
。  
[7]14  
东亚协会的主席,最有资格评判文章的价值。  
这封信中最高领导之所指,就是巴兰德他对年  
轻后生的关怀,早已超越了容忍,而是刻意的栽培和指  
这说明,在体制还在制约学院派汉学家养成的环境  
,个人化解体制约束的作用尤其重要,巴兰德对第一  
代学院派的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福兰阁的经历也证  
实了这一点:  
一怒之下,穆麟德挂冠而去通过中国朋友周馥和  
马建忠的引荐,他竟然得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不久随  
马建忠前往朝鲜,担任朝鲜国王的外交顾问,亲身经历  
了邻国的那场宫廷政变但穆麟德的客卿生涯也不成  
,在李鸿章眼里,这位善汉语的德国人恶日而昵  
暠,在朝鲜的作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故奏陈朝廷  
暋暋巴兰特先生却不一样他在东亚事务上的丰  
富经验,对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的了解,无人能出  
其右他很明晓,在中国这样的陌生世界里处事,  
语言之外,还要学习研究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历史,  
他本人就是努力这样做的,只是没有时间学习语  
[11]4819-4820  
将其撤回  
穆麟德失败了,无论作为海关职员,还是作为外交  
翻译,他都失败得没有挽回的余地;同样,作为客卿,他  
也失败得无路可走,最后落得个两面不讨好的下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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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江从翻译到教授———德国第一代学院派汉学家的养成  
所以他完全理解属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用心,在  
[4]68  
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一直等到1901,他才主动脱离  
外交部1909,汉堡的殖民地研究所(汉堡大学的  
前身)在德国境内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他毫无  
悬念地获得了聘任。  
不影响公务的条件下,总是给他们以方便。  
福兰阁和佛尔克都对巴兰德充满感激之心,正是巴  
兰德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能潜心研  
究汉学但穆麟德显然没有处理好与上司巴兰德的关  
,这责任大概在他自身:他自以为是,自视太高在他  
去世之后,其太太的过誉之词正好反衬出他性格上的这  
一缺陷:  
潜心于学的佛尔克与福兰阁的经历相类似对德  
国汉学史素有研究的司徒汉教授(HansStumpfeldt)也  
认为,佛尔克充分利用了他在中国担任外交翻译官的机  
[2]52  
,把可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汉学研究上面  
。1896  
暋暋穆麟德是那个时代远东最天才的学者之一。  
他是德国文化在远东利益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无论是在中国的欧洲人中,还是在中国人中,他都  
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或则是  
,上海出版的德文报纸德文新报上常有署名为“A.  
F.暠的古诗翻译,应该就是出自佛尔克之手佛尔克  
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担任多年的翻译之后,1903年被  
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聘为教授,1923年接任福兰阁的席  
,成为汉堡大学汉学系的第二任汉学教授。  
上天总是把机会赐予那些最有准备的人。  
[10]1  
在整个朝鲜,他都声望卓著。  
穆麟德太太的言论并不符合事实,这种夸大之词本  
身很可能反映的是穆麟德的自夸,他太太只是有闻必录  
而已她不懂中文,不可能具备评判其丈夫学术水平的  
能力当然,他们夫妻俩也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评价其  
学术水准的:  
余论  
虽然驻外使领馆绝不是专业汉学家的养成所,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里是学习和研究汉学的容身之地:既有  
高额报酬,又有语言环境———从最关键的两个方面为学  
习汉语和研究汉学提供了保障哪怕存在着外交部体  
制上的阻碍和驻外外交官的制约,只要一心向学,持之  
以恒,成功并非遥不可及。  
暋暋我有机会反复观察了解他,发现他并非拥有真  
才实学,他的著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几本著作今天  
[
4]68  
已经被人所遗忘。  
福兰阁1890年与穆麟德交往之后,已经看到他的  
问题所在而穆麟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水准上,而  
且还在于他与人交往的能力上:同样的工作环境,同样  
的上司,穆麟德碰到了麻烦,仕途不顺,汉学研究没有达  
到专业学者的水平,而福兰阁和佛尔克却取得了成功。  
福兰阁当年与穆麟德聊天的时候,已非常清楚外交部这  
样的官方机构不可能是容忍学术研究的地方,所以他对  
穆麟德的牢骚深有同感:  
在汉学研究由业余向专业转型的过程中,像赫德和  
巴兰德这样的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并不懂  
汉语,也不是中国通,但因为自身素养好,又长期在中国  
任职,他们意识到同情的了解和理解异邦文化的重要  
,所以他们充分发掘和利用手上的资源和权力,为有  
志向的年轻人指引方向,提供方便这样做,不仅弥补  
了体制对人才的束缚,而且也开辟了养成专业汉学家的  
独特路径。  
暋暋这一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大部分的事  
谁学得中文越多,谁被怀疑有科学研究的倾  
,谁马上就会在职位上栽跟头国内的那些官僚  
主义者们,他们对国外的了解还没有超过瑞士的范  
,可是还想着要到国外来做官,他们是法律专家,  
却没有一个是语言学家行动者是排在第一位的,  
翻译官只能排在最后一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钻  
研东方语言这件事本身就是旁门左道,当时占据主  
正是借助于个体的上峰的支持,福兰阁和佛尔克才  
顺利成长为第一代的汉学教授,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从  
官僚衙门向学术象牙塔的成长路径,他们有切肤之痛,  
所以他们在走上学术正途之后,才会极力维护学术研究  
的独立性,把德国的汉学研究引入正轨,并迅速缩短了  
与传统汉学研究强国英法之间的距离。  
1860年普鲁士第一次派出使华外交特使团,到  
1910年汉堡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时间花费了  
半个世纪学科发展进程固然受到政治局势的制约,但  
更受到学术体制自身惯性的制约,直白地说,教授席位  
制度才是制约汉学发展的关键力量:汉堡大学汉学系的  
第二个教授席位设立于1967,换句话说,花了57年  
才实现了两代汉学家的梦想时至今日,又是45年过  
去了,第三个教授席位即将诞生这是否昭示着德国学  
院派汉学的复兴?  
[4]68  
导地位的就是这种看法。  
但福兰阁与穆麟德的区别也可谓泾渭分明:正因为  
福兰阁对外交部和使领馆翻译的地位和作用有冷静而  
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北京时期抓住了巴兰德给予的机  
会埋头做研究同样,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期,他也赢  
得了总领事Stuebel的大力支持尽管骨子里对外交部  
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他长于忍耐,或者说他会坚持,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  
汉学家和汉学教授是两个概念,汉学家早有且常有,梯航东来的各派传教士里就产生了著名的汉学家,如郭实腊(Karl  
G湽tzlaff,1803-1851),19世纪后半叶的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里也有造诣精深的汉学家,如贾柏莲(GeorgvonderGa灢  
belentz,1840-1893)1877年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东亚语言学教授席位(Lernstuhl),这也是德国最早的东亚学教授席  
,但是这一教席并非汉学教授席位,汉学教授是20世纪才有的事本文所用学院派汉学家概念所指,即在大学拥有  
汉学教席的教授,而首位获得汉学教授席位的是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时间是1910。  
栚A.F.应该是AfredForke的缩写,这段时间他在厦门担任翻译官参见DerOstasiatischeLloyd,1896,2,7,N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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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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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theFirstAcademic  
SinologistProfessorsinGermany  
WANG Wei灢jiang  
(
TheInstituteofHistor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235,China)  
Abstract:ThefirstSinologistprofessorsinGermanydevelopedfrom diplomats.Although  
politicsandacademicscannotbealwayskeptinsameway,theycanbenefiteachother.ASinolo灢  
gisttakestheadvantageofagovernmentpost,whileheisboundbyitaswell.Theexperiences  
ofthesethreeSinologistprofessorsshowthatthepersonalcareeriscloselyconnectedwithgener灢  
altrendofthetimes.  
Keywords:Germany;diplomat;thediplomatictranslator;theprofessorofGermanicSinolo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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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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