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１ 期
２０１５ 年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民国边政学术史的开创之作
—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读后
向ꢀ 玉ꢀ 成
（
四川旅游学院旅游系，成都６１０１００）
ꢀ
ꢀ 很多西方人认知的清朝直接统治地域仅为十八
徒甚众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少数学者，在后来的学术
史中被反复聚焦，而民国时期那些大学者们无形中被
遮蔽了。 有鉴于此，历史学出身的汪洪亮君近年来一
直关注民国边政学的相关史实与人物，其著作《民国
行省，到了２０ 世纪初依然如此。 在英国人立德（Ａｒ⁃
ｃｈｉｂａｌｄ Ｊｏｈｎ Ｌｉｔｔｌｅ）于１９０５ 年出版的《远东》一书所附
“
中华帝国”地图中，中国直接统治地域西界为玉树、
①
⑤
昌都以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一线；英国外交官台克
满（Ｅｒｉｃ Ｔｅｉｃｈｍａｎ）出版于１９２２ 年的《一个领事官的
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一书就是其近
年耕耘的结果。
②
藏东行》一书中，所标地图亦大同小异。 与此种误
中国的边疆政治与边疆治理，历朝历代均为国家
政治的“重头戏”，但逢局势动荡，边政问题亦立即凸
显。 以近代而论，两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兴起，其国际
国内原因众所周知。 相较而言，民国边政学的勃兴，
所处时代局势较之晚清西北史地研究高潮时期更为
急迫。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战略空间
被大大压缩，局势之危急，可谓远甚于基本上还能控
制整个中国版图的晚清王朝。 此时学术界应如何应
对？ 当政者该如何决策？ “为政由学始”，只有深入调
查研究边疆，才能改良边政以利国家，成为当时政学
两界的共识。 正如言心哲所说，“自抗战军兴，我国边
疆的重要，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政府对于边疆的建
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
解相对照、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则是晚清民国时期
大量外国人蜂拥而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各种游历考
察活动，其中不乏“以为其侵略入手之术”者，而国人
“
对于边疆之情势，非特不知为详确之考查与研究，即
③
欲有所知亦多借助于外人之著述” 。 抗战军兴后，
不少学人反省，外国人对中国边疆的研究走在了中国
人的前面，我们“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以前对
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是“偏见”，应趁着抗战建
④
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迎头赶上” 。 因
此，不少学人走出书房，以所学直接或间接为现实政
治服务。
伴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剧，近代中国出现了至
少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研
究”和民国“边政学”的兴起为代表。 关于前者，相关
论著已甚多，但对以民族学者为主力的民国边政学，
历史学界虽有注意，但多从边疆史地研究角度来分
析，恰是民族学界未予充分关注的内容。 据汪洪亮君
分析，大概现今民族学、人类学界多注重田野考察和
社区研究，而对学科史不够重视。 或因这些学科在中
国中断３０ 余年，不少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的重要民
族学和人类学者，在文革结束、学科恢复时大多年逾
古稀，已无余力深入研究和培养后学。 相对年轻且门
⑥
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 。 边政学的兴起及其
学术实绩，可以说是政学两界共同发力的结果。 而边
政学的研究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当时边政发挥积极影
响，也取决于政学两界多大程度上对于边政问题形成
的共识与共谋。
《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一书，
选取１９３１－１９４８ 年为主要时空论阈，联系近代中国的
历史，视野开阔地论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兴起的时代
背景，细致梳理了此一时段政学两界对边政的研究、
建树、成就及其局限（其实还有很多方面人士都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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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见解），以及在复杂困难的时局
思考问题，因而出现了近代中国学者身上的“通病”
（实际上，当今大量学者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和困
惑）———虽然很多人都欲“经世致用”，但更多流于
“纸上谈兵”，因而曲高和寡？ 简言之，民国边政学者
们在困难时局中历经千辛万苦“为学”而做出来的研
究成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为政”的目的？ 诚
如作者在书中所论，由于边政学者们在其研究中体现
出了强烈的“政治关怀”，很多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
“边疆政治”和“边疆治理”出发，“经世致用”的特点
过于明显，因而显得并不那么“学术”；但问题还有另
一方面，即从事边政研究的学者们更多注重“提出问
题”（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对于“解决问题”，则
实在难以苛求他们了。 背负着近代中国累积而来的
大量沉重“包袱”的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危难时局，外
御强敌，勉力支撑抗战，诸多原因导致其边政建设成
效大打折扣。 上述状况，其实体现了民国时期“为学
难，为政更难”的时代特点。 处于特定时局，过于强调
“经世致用”，反而致使民国边政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呈现出“学非纯学，用亦难用”的特征。 以笔者愚见，
书中关于边政学对民国边政建设所起的“资政”作用
的论述反映得不够充分，此点可能乃是其主要原因。
另外，近代大量来华外国人很多都对中国边疆与
边政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看法、观点、成果、
建议及对策。 可能由于本书主要是讨论国内学人的
边政学研究，故对外国人相关成果的关照，虽有涉及，
但尚显不够。 当然，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那可能将
会是另一本专著的内容。
下边政学对国民政府边政建设所起的有限的“资政”
作用。 全书内容颇具系统性，基本勾勒出了民国边政
学的“学科性”。 笔者以为，对于大量民国学人关于边
政学的学科阐述、边政问题的实地调查以及相关建言
献策的翔实甚至略显琐碎的文本和实证分析，实乃本
书着力最多亦最见功夫之处。 这就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窗口，让我们能够从中深切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边
疆与边政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而且，书中不少论述和观点，对于当今中国的边疆建
设，亦具有参考和启示作用。 如张汉光所提革新边政
三原则（民族平等化、社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及以
现代化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主张，徐益棠“以民
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的边教主张，都有
很深的洞察力，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
史料的驳杂繁难（仅马大正先生主编之《民国边
政史料汇编》及《续编》即各有３０ 册）、牵连干扰因素
太多（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所有问题可能都与外国
影响相联系）、研究内容太广（尤其是“为学”一旦涉
及“为政”之后）等等，都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研究
“
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这个大课题是一件费力
费时的“苦差事”。 《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
１９４８）》一书，能够爬梳各类史料，将此问题条分缕
－
析，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贡献。
笔者读此书后，还有一个感受，提出来供作者及
读者诸君参考。 较之于书中对民国边政学研究的系
统和深入程度而言，边政学对民国边政建设所起的
“
资政”作用，于书中反映得并不那么充分。 对此，笔
总之，在近代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很多问
题只要研究者一旦深入下去，可能都会有令人“拍案
惊叫”的新发现。 就像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一样，近
代以来的中国边疆与边政问题研究，在汪洪亮等人的
努力下，研究领域已经变得愈来愈宽广。
者亦曾与汪洪亮君讨论过：究竟是民国边政学由于兴
盛时间较短（书中认为边政研究真正成“学” 是在
１９４１ 年），其大量研究结论及建言献策未能更多地为
国民政府采纳？ 还是边政学者们更多是从“为学”的
层面进行了研究，而未能真正从“为政”者的立场出发
注释：
①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Ｊｏｈ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②
Ｅｒｉｃ Ｔｅｉｃｈｍ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ａ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２． Ｍａｐ Ｉ．
③
④
⑤
⑥
《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书》，《禹贡半月刊》１９３７ 年第７ 卷第１⁃３ 期。
李安宅《自序》，《社会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３⁃４ 页。
汪洪亮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１９３１—１９４８）》，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９ 月出版。
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边政公论》１９４２ 年第１ 卷第５、６ 合期，第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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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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