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2期
2
018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2
March,2018
《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
———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龚伟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传世正史文献对汉武帝时期使者出“西夷西”四道的记载,内容大多近同,具体分述上仍然存在一些差
异,甚至不少记述互有抵牾,如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
等。这些文献“讹误”的地方并非全都是错漏,反而是不少真实历史信息的反映。在西汉开发西南夷的时代背景
下,结合“西夷西”道路与古代民族通道、汉代诸多官方政令、汉夷关系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
身毒道”的“出西夷西”的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邛、僰”四道。
关键词:汉代;汉武帝;南方丝绸之路;“西夷西”道走向;《史记》;《汉书》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162-08
[3]343
汉武帝元狩年间派遣张骞指求“蜀身毒道”,被认为 “蜀通身毒之道即自蜀经滇池、洱海、哀牢诸地” ;夏
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有官方记录的肇始,《史记》里对这
一史事的记述历来被研究“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
路”的学者所重视。根据学者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状况
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南方丝绸之路”这一专题研究自
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则系统地记载了中、印、缅之间,
特别是滇西保山、德宏边区同印度、缅甸之间,从古代直
[4]
到抗战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来往和联系;任
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一文是晚近以来
学界最早对求“蜀身毒道”所出“四道”的走向作了较详
2
0世纪以来便一直方兴未艾,并云集了一大批研究者如
[1]
[5]
夏光南、冯承钧、岑仲勉、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
改革开放后跟进的地方学者有任乃强、方国瑜、童恩正、
李绍明、张毅(汶江)、江玉祥、霍巍、段渝、罗二虎、黎小
尽梳理的成果。近来学者研究涉及到“出四道”走向
问题的有段渝、王子今、陈保亚等先生。段渝《古代中印
交通与中国丝绸西传》一文系统梳理了滇越道、僰道(五
尺道)和牦牛道(灵关道)的走向问题,并且对西汉通西
[2]
龙、蓝勇、刘弘等,以上学者对南丝路的研究无论在宏
观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既有研
究中涉及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而“出四道”
的具体走向的探讨甚少,且论之不详。较早涉及这一问
[6]
域之前的南方丝绸之路情况进行了梳理;王子今《汉
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一文结合新近
发掘的四川向家坝遗址发掘材料,探讨了汉武帝时期
[7]
题的是方国瑜、夏光南、任乃强等先生。方国瑜在《云南 “西夷西”道路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意义;陈保
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一文中特别述及“汉武帝求通
蜀身毒道”内容,他吸收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认
为“蜀身毒道”应是滇蜀通印度的缅甸高原陆道,并且结
亚《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
早期形态研究》一文系统地梳理了古代云南、四川和东
南亚交通的情况,其中对汉武帝遣使张骞“出四道”通
[8]
合文献和古代西南夷民族分析,认为“皆闭昆明”走向为 “身毒”的具体走向有所论及。以上诸家对于“蜀身毒
收稿日期:2017-09-13
基金项目:本文系邹一清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研究”(15BZS017)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龚伟(1990—),男,安徽巢湖人,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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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伟《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道”的研究都从各自的角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推进,对
于“出四道”的走向有所论述,但都没有对传世文献作严
格的比勘,其中不少文献中的“讹误”处仍有待廓清。就
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厘清“四道”走向及其历史背景,
对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及古代西南民族关系研究
都有所裨益。
弘力谏,汉武帝始下令“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
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武帝罢“西南夷”约四年后,元狩
元年,张骞自西域回汉廷,向武帝建言开“蜀身毒道”,汉
廷始再次经略“西南夷”。第三次是在元鼎五年至六年,
因南越相吕嘉叛乱中央王朝,汉武帝“使驰义侯因犍为
发南夷兵”打击南越,平定南越后,诛且兰、邛君,杀筰
侯,威震“西南夷”,并于元鼎六年设置四郡。就西南全
一
“蜀身毒道”与汉武帝时期开发“西南夷”
①
《史记·大宛列传》载:
局而言,汉廷于元鼎六年共设置了七个“初郡”,为后来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
历代王朝治理“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基础。
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
武帝一朝对“西南夷”的数次征伐,客观上促进了
“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融合。从“西南夷”地区考古发
掘出许多汉代瓦当、墓葬和城址,也可以反映出秦汉中
[
9]3844
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
汉书·张骞列传》载:
《
[
12][13]
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
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
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治理情况 。汉武帝的三
次开辟活动,其中元狩年间求“蜀身毒道”活动相较于另
外两次活动自有其鲜明特征。如此次“开辟”活动有着
明确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指导、详细的谋划布局等,这些
特征对于研究西汉时期西南对外交通史意义重大。
汉武帝元狩年间发四道求通西夷西道路,俱载于
[10]2690
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以上两处记载的都是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张骞为首
的四道使者,自蜀、犍为二郡出发向西、南,寻求通“身
毒”道(或言“西夷西道”)。这是中央王朝第一次派官方 《史记》《汉书》二书,学界多引用来讨论古代西南的丝绸
使者探求南方对外交通道路,在当时应是一件非常具有
开拓性的伟大事业。虽然此次通身毒道并未成功,但此
次经历为开拓经“西南夷”的对外交通线路做出了当时
历史环境下的尝试,也使得中央王朝深入地了解了“西
南夷”社会。由于诸多原因,传世文献对此次出使活动
的记载不尽详细。如《史记》一书对此次出使虽多次提
及,然总体言之疏略,没有为后世留下更多的信息;后世
正史多因袭《史记》,唯《华阳国志》对此稍有补充。综合
传世正史文献对此次出使活动的记载,内容大多相同,
但仍存在一些差异之处,不同记载之间甚有互相抵牾
处。就以《史记》《汉书》比较,便有出“四道”与五地、“出
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
之路。学者们较保守地估计,至少在汉代,蜀地就有商
路通达印缅,多名之“蜀身毒道”、“蜀布之路”、“西南丝
②
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这一民间商路流通的年
代上限,学界持有多种意见。随着晚近西南三星堆遗
址、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掘,学界渐渐接受了自蜀经
西南夷地区抵达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贸易道路早
[14]
至商代中晚期就已开通的观点 。然而,早期南方丝绸
之路的民间商路性质与西汉官方极力要开通的“蜀身毒
道”的性质不能全然等同,西汉时期求通的“蜀身毒道”
是官道性质。本文关注的求通“蜀身毒道”所出“西夷
西”四道的活动,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它是首次官方记
载的南方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此始南方丝绸
③
“闭筰”等差异。对于这些疑窦,切不可忽略。唯有廓清
之路开始从民间商路转向官方贸易道路。
讹误和史实,才能充分认识求通“蜀身毒道”所出“四道”
的历史真面目。
二
“发间使”与“使间出”述议
《史记》中有两处对元狩年间发四路汉使的记述,通
过对比两处记载的差异,可以发现更多文本背后的历史
信息。
首先,有必要梳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三
次大规模经略活动。西汉武帝一朝对于“西南夷”的第
一次征伐是从建元六年至元光二年间,建元六年始派大
军征伐东越,并遣唐蒙风晓南越,后拜唐蒙为郎中将,开
辟自蜀通南越的“南夷—牂牁道”,费时有年;随后于元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
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
[9]3844
二千里。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
[11]
光二年遣使司马相如往喻西夷,设置了数十郡县 。这
一次经略活动的成果就是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
了犍为郡、蜀郡都尉等十余县。第二次是元狩年间求通
[9]3630
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发间使,四道并出”与“使间出西夷西”都是记载元
狩年间汉使者寻求“身毒道”的事件。这里的“间使”与
“蜀身毒道”活动。事因唐蒙在元光年间开辟南夷道给
“西南夷”带来了极大骚动,元朔二年,经御史大夫公孙 “间道”,学界的理解存有不同的意见。任乃强先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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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间使”不是朝廷正派的使者,可能是当地的商人队
伍;同样地,任先生将“使间出”理解为使者没有走官道,
格,只有升封为中郎将,才能建节出使。在相似的文本
叙述结构下,司马相如亲自出使西夷已是确定的事实,
那么,元狩年间张骞等四路汉使也应该是亲自出使过西
夷地区。
[5]
而是走商人行商的小道。任先生对西南民族、地理研
究尤为精深,他立足于多年的田野经验,从民族学的田
野知识出发对“发间使”、“使间出”作出解释,其观点不
无可取之处。然而,此处的“间使”与“间道”或可作他
解。
三
五地与四道:“出邛、僰”道考述
《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欣然,乃令骞因蜀犍为
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
[9]3844
从文献本身来看,“发间使,四道并出”与“使间出西
夷西”两处记载十分吻合。“发间使”应是“使间出”之
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
的记载明显可以看出,駹、冉、徙、邛、僰是汉朝使者出
从这里
意,“间使”也不应当与当地的蜀商人有关系。任先生认 “四道”所经的地点。
为“间使”是指汉使者扮着商人出使,其意甚合理;但是,
文献记载的是出四道,而司马迁所列举的四道所出
任先生以为,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并未亲自
的地点有五处,依中华书局版《史记》的句读即“出駹,出
冉,出徙,出邛、僰”。这里的四道和五地,该作何解释
呢?首先需要理解的就是“出邛、僰”走向。《史记正义》
认为:“出邛、僰”中,“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
[5]
随使出征,此点似可细究,或可证其一二。
其一,比较以上两处文献记载来看,一处明言“乃令
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另一处言“天子乃令王
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更加可以确定
[9]3845
西南也” 。根据两《唐书》记载,唐代雅州就是汉代
的严道县,今雅安一带。自古以来,学界都将僰道地点
定在今宜宾。那么,此僰道同唐人所说的雅州之僰有何
关系呢?笔者试着解决此问题。首先,笔者对历代文献
中出现的“僰”进行了梳理。大体上,历代史籍中相关僰
的记载有如下几类。
“间使”就是间四道而出的汉朝廷使者,他们应是张骞、
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此四人中,王然于、吕越人
早已于元光六年随司马相如出使过西夷地区。应当说,
这四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使者,因而他们成为元狩元年的
“身毒道”各路使者也算合情合理。
其二,元狩年间,“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
蜀犍为发间使”,首先表明了张骞是此次官方出使的首
领。张骞在此之前已经出使了西域,历经了十三载,携
胡妻室及副使归汉,行经匈奴、大宛、乌孙、康居、大月
氏、安息、条支、大夏等国,史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
之壮举。从张骞的自荐和汉武帝“欣然以为然”的态度
都可以看出,张骞对自己能求通“蜀身毒道”十分自信。
第一类,“邛僰”连称,指地名。如《汉书·地理志》
载:“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县十二:僰道,莽曰僰
[10]
治。” 僰道,属犍为郡,是犍为郡治所在。根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记载来看,“僰道”就是僰
人所聚居之地,它应是在划归汉朝郡县建置后改为僰道
的。故后世史家对“僰道”多注解为:“犍为郡治所,故僰
侯国。”僰道,犍为郡治所,一般指的就是今宜宾地区。
[9]1716
这种自信想必与其“凿空”的经历密切相关。因而,他亲 《史记》所载“散币于卭僰以集之” ,“乃令骞因蜀犍
[
9]3844
自带领使者并分四路行使“西夷西”地区本就十分合理。
其三,《史记》对司马相如出使西夷的记载云:“天子
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
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 ,
其中的“僰”都指的是地名,和“僰道”一词相似。
第二类,僰作为族名。这类情况在历代史籍中记载
零散。如《汉书》载有“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
[
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
9]3693
再看《史记》对张骞出使
[10]3561
活动的记载:元狩年间,张骞等出使活动是“天子欣然,
疏俗,殊邻绝党之域” ,“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
[9]3844
[10]4136
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以
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 ;另有《通志·四
[
15]197
及“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
夷传》所载的“黑僰濮”
僰”、“黑僰濮”都指称僰之族属。《汉书》所言“羌僰”,
西夷与张骞出使西夷的两条记载来看,其文本格式基本 《史记集解》引徐广言:“僰,羌之别种也。”如此解释似乎
等,其中所载的“羌僰”、“蛮
[9]3630
夷西,指求身毒国” 。从《史记》对于司马相如出使
相似,都是“天子……令(建节往使)……相如(骞)……
副使王、壶、吕等(王、柏、吕等)……驰传(使出)”,只是
两处文本背景处理上有详略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
是司马迁介绍张骞与司马相如的差异。如张骞早已因
前后呼应。然而,将羌与僰联系起来说是东汉以降的说
法,西汉以前并非如此。“蛮僰”之说,是针对“胡虏”而
言,是少数民族的泛谓;“僰濮”连称,则有把“僰”定为濮
系族群之意。僰为濮系说,在《华阳国志》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认为僰、濮同音,即为同一族属。另如,徐中舒先
[
9]3836
“
凿空”之壮举被封为太中大夫 ,已具备出任使者资
[16]97
格,故略言之;而司马相如位卑,彼时没有出任使者资
生也认为,居于棘围之中,所以称之为僰人,属百濮 ;
164
龚
伟《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段渝先生也著文主张,僰是濮属,并列举了先秦至汉初 “僰”的地位显著,自僰通南越的牂牁道就是唐蒙经略南
[
17]435
将“僰、羌”区别看待的诸多文献记载 。僰人考古所
显示出的独特的悬棺葬文化,与氐羌民族的石棺葬、土
坑葬差异十分明显,当属不同族系。另外,诸多文献所
载的“僰(道)”多是指犍为郡之僰道。从文本来看,无论
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还是《华阳国志》、《通志·四夷
传》,都是把僰放在南方少数族群中去介绍的,这与北方
的氐羌民族所溯源的方位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史记正
义》引徐广言“僰,羌之别种”,正反映了大约汉晋之后部
分僰人向西迁徙、与当地的西夷氐羌民族相融合的史
实。故唐代沿袭汉晋说法,认为“僰”是“羌之别种”。这
正如段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在秦汉时期,僰与羌
是区别而言的。
夷的重要目标,然而治道二岁,历经磨难,却没有成功,
僰道令也因此被送斩成都。但是,汉王朝却在开辟自僰
道通南越的道路过程中,不无意外地认识到了自僰道通
西夷的道路。这一点从考古学成果中也可找到依据。
四川凉山州近30年的考古发掘显示,至少从商周时期
开始,从僰道向西,经马湖江、卑水、安上抵达邛都及往
西入定筰的被称为“卑水ꢀ定筰道”的线路,就已经初步
[11]
形成 。秦汉王朝在开辟“西南夷”过程中,很快就掌握
了自僰道通西夷的大道,并逐渐发展为官道。
汉王朝发现僰与西夷之间联系的重要作用,似乎有
些偶然的因素。从文献中得知,大致是因唐蒙治道费工
无成后,司马相如受旨风晓巴蜀返,命向武帝禀报情况,
方才引起汉王朝重视西僰之道。随后武帝遣相如建节
往使西夷,略定数十县。但是,《史记》却明确地将僰与
南夷相区别。这其中的原因,似是汉人知道自僰道通西
夷交通线非常重要。同时,僰和西夷族群相近,关系更
为密切,故称西僰,以与南夷相区别。秦汉时期,从僰道
向西通“邛、筰”,就是走马湖江、卑水直达邛都一线,交
通十分通畅。有学者曾撰文指出,这条线是秦汉王朝通
西夷的主要路线,比西边的旄牛道、西夷道更加顺
第三类,关于“僰”的记载是指僰的方位,如“西僰”、
“
滇僰”、“(南)僰”。如《史记》所载:“相如为郎数岁,唐
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
职……且夫卭、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
[
9]3689
记已。”
在司马相如略定西夷的范围之内。所以,“西僰”意为近
西夷”的“僰”,又位于汉、蜀以西,故常称“西僰”。《史
这里的“西僰”,是相对于“南夷”而言的,是
“
记》所载:“南御滇僰,僰僮,西近卭笮,笮马、旄牛,然四
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
[19]68
达 。
从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汉武帝元狩年间遣汉使所
[
9]3958
鲜。”
其中的“滇僰”,是连称,意为滇与僰地域相近。
滇在汉代的西南少数族群系统中属于南夷,故“滇僰”应
出的四道之中的“出邛、僰”当是一道,非分“出邛”、“出
僰”两道。同时,《史记正义》所言“僰,今雅州”,可能是
对《史记》正文的误解。综合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史家
多认为,自秦汉以来,僰是僰道县;汉代以来,僰是犍为
郡的重要辖县,更是郡治长期的所在地;汉武帝元狩年
间,“出邛、僰”一道,是自成都以南犍为郡的僰道出发,
向西经马湖江、卑水、安上至邛都,向西经筰都、青衣、严
道进入筰人腹地而受其抵制。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这
条线路上的重要县、郡都加强了控制。如近年来在陕西
西安出土的古代四川地区的秦封泥印章中就有“成都丞
该是与南夷“滇”接壤的僰人。又,《汉书》记载:“莽……
[
10]4181
及北狄胡虏逆舆(洎)南僰虏若豆、孟迁。”
南僰”,指的是僰位于长安之南,相对于“北狄胡虏”而
言,也是泛称。
这里的
“
另外,关于“僰”的记载,就是“僰僮”、“僰婢”、“僰
虏”一类。这些记载都表明古代僰人多向外输出他们的
奴婢之类,在全国的市场上十分受欢迎。这些不是本文
分析重点,此不赘述。
总之,僰人属百濮,在先秦时期就被蜀王所征服。
[18]122
[20]
从《华阳国志》所载“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僰” ,又
印”、“青莪禁印”、“卢山禁丞”等 。根据学者对其的解
[
18]118
如杜宇王朝初期便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
两相比较可知,“僰”在先秦时为南中大国。后来,秦辟
读可知,秦王朝对蜀郡及“西南夷”地区的青衣、卢山等
都加强了政治控制。从考古出土印章显示的地域来看,
至少可以说明自邛都往西“出邛(僰)……闭(氐)筰”是
能够说得通的;另外,自邛都向南,经台登(邓)、抵达古
昆明,受到昆明族群抵制,这也是符合文献所载的“因蜀
犍为……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南方皆闭巂、
昆明”的情况的。
“
西南夷”,服僰侯,设立僰道县;汉代属犍为郡,汉朝廷
将僰明确区别于南夷族群而划为西夷族群类。
僰道在汉朝治理南夷族群中有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从僰道向南分别有五尺道通滇、牂牁道通南越。“僰”属
西夷一说,除了“西僰”之称的依据外,还依据《华阳国
志》“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
四
西夷西:“出徙、出駹、出冉”道述议
[18]172
道令通之,费工无成……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
的记载。这说明建元年间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时,
《汉书》记载元狩年间四道所出是“出駹,出莋,出
徙、卭,出僰”,此处“出莋”与《史记》所载的“闭笮”当必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一误。《史记》所载“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
明”,表明筰(莋)是抵制汉使者通身毒国的。“闭莋”就
不可能是“出莋”。先秦至汉晋时期,“筰”是西夷中实力
安),向西经青衣、徙,越大渡河,可抵达筰。西夷道(牦
牛道)指从古蜀(成都)经临邛(雅安)、严道(荥经),越邛
笮山到筰都,自筰都往南经阑县、零关道抵达邛都;或
较强的族群,与汉王朝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汉使者求 “到汉源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
通身毒道为筰所闭,是完全符合当时筰与汉王朝族群关
系的。故《汉书》所记之“出莋”当是误记;相比而言,《史
记》中的相关记载则更近史实。
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当时是牦
[23]185
牛王部中心)” 。在唐代,自今汉源往西入藏的这条
古道,也是川茶入藏的干道“黎州路”。牦牛王部落与筰
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木雅草原可南达定莋(盐源)。这
条古道连接着古蜀、邛(临邛、邛都)和笮(筰都、定莋)。
也就是说,邛、严道、徙、筰之间的民间商道一直是比较
畅通的。汉使自蜀郡出发,进入青衣江,经过“徙”再西
南向走到“筰都”(汉源一带)或到“筰都”控制的大渡河
中游、雅砻江中上游就被“筰”阻滞。这就是“出徙”为筰
所闭的路线。此条道路与另一路线“出邛、僰”为“筰”或
21]3515
青衣即是今青衣江 “昆明”所闭存在着密切联系,除了都是被“筰”闭道外,
(
一)“出徙”与“出徙、邛”覆议
.“出徙”考述
史记》“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 ,“司马长
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
1
[9]3625
《
[9]3692
臣” ,其中的“斯榆”和“徙”是同一族群。唐张守节
史记正义》曰:“徙音斯,《地理志》云徙县也。”裴骃《史
记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徙”在汉嘉,据《续汉书
《
[
郡国志》言:“汉嘉,故青衣。”
·
一带。徙,音斯,今雅安天全始阳镇和徙(斯榆)关系密
切,大致徙在今青衣江天全县一带。
两道在自邛都向西的道路多是重合的。这也就是《汉
书》将“出徙”写成“出徙、邛”的原因所在,它反映了一定
的历史事实。
《
史记》“以筰都为沈黎郡”,其中的“筰都”是今汉源
一带。又同书传载:“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可见
筰都”在“徙”以西以南。有学者指出,在先秦时期,
筰”和牦牛(夷)是相似度极强的古族群,很可能就是同
一族群;而先秦时期的“筰”的活跃范围,也包括雅砻江、
“出徙”道和“出徙、邛”道的两处记载都是渊源有
自,反映出西汉西南古代交通的变迁情况。其中,《史
记》所记的“出徙”道,是要表达从蜀郡成都出发,向南经
临邛、严道(雅安),向西走青衣之“灵关道”,经过徙(斯
榆)、青衣,西出为“筰”所闭。而《汉书》所记的“出徙、
邛”道,表达的是自蜀郡经过“徙”南向经越巂之“零关”
道抵达邛都。总之,“出邛、僰”、“出徙”与“出徙、邛”、
“
“
[22]
大渡河上中游 。
汉武帝元狩二年发间使,从“徙”出发(向西南)行了
一二千里遭到“筰”人的阻滞,即是文献所记“其北方闭
(氐)筰”之意。又《华阳国志·蜀志》载“张若因取笮及 “出僰”诸道都是各有源自,彼此在道路上都存在着交
江南地”,若文献无误,张若夺取过笮,秦自然也能通徙,
叉、重合部分。现在读到它们,不能因字面上的差异而
厚此薄彼,更重要的是梳理出文本间差异处所隐含的古
代西南交通道路变迁的史实。如《史记》所载的“出邛、
僰”道和“出徙”道,与司马相如通西夷关系极大,司马相
如曾“略定西夷,邛、筰、冉、駹、徙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
④
因为先秦时笮与徙是相连的两族群。同样,在陕西西
安出土的秦封泥印章中,有“徙我丞印”。高子期将“徙
[20]
我”解释为急读“徙” ,“徙我丞印”即是“徙丞印”。这
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秦在“徙”设置过县。又《史记》载: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
[9]3892
[9]3692
内臣。”
从以上推理可知,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完全
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西昌)” ,“西夷邛、筰可置郡
[9]3628
有能力通达“徙”之地。汉朝使者从蜀郡成都出发,向西 ……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由司马相如的行
南行达“徙”(雅安天全一带),这条道路在秦汉时期都是 迹可知,邛都、徙(榆)之间道路相通较便,故《史记》之
能通达的,只是汉使者越过“徙”向西前行时被“筰”人所 “出邛、僰”、“出徙”就是沿着司马相如的行迹分两路出
闭。
使的,其中“出徙”道更有可能是越过沫、若水向西遇到
筰人抵制,“出邛、僰”道如前分析则是从犍为郡僰道出
发向西通往邛都。《汉书》将《史记》记述的“出邛、僰”、
2
.“出徙”与“出邛”
“出徙、邛”和“出邛、僰”道有极其相似的方向。前
面已经分析了“出邛、僰”是从犍为出发,经僰道向西抵 “出徙”调整为“出徙、邛”、“出僰”,其意以为“出邛、僰”
达邛都,再经邛都或向西为筰所闭、或向南为昆明所闭。
当分为“出邛”与“出僰”两途,而“出邛”与“出徙”就是
邛、徙间的道路相通情况可以并为“出徙、邛”一道。实
际上,《汉书》所作的调整,反映了经过西汉多次经略西
夷之后,在西夷地区不断地实民开边,使得西夷早期的
“出徙”也是向西为筰所闭。两道最终都是闭于筰。那
么,两道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 从文献上对邛和徙之间
的道路联系做一番梳理发现,自邛都往北至严道(今雅
166
龚
伟《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交通情况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自
蜀郡通往邛都的官道发生了改变,即西夷道(牦牛道)由
区域性民间商道的性质渐变为由官方控制的官道。这
一点在司马相如的行迹中有明显的体现,到元鼎六年在
邛都设置越巂郡、沈犁郡,可见西汉对西夷的控制越来
持江源出自西蜀徼外之西羌之地的言论,多出现在唐以
前,而唐以后诸家渐渐转向认为江源出自临洮。据《蜀
水经》引述:“范致能《陆务观》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究
⑦
诘,盖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岭始’……近人引《江
源记》云:‘岷山发源于临洮木塔山’……为此说者,盖因
《隋书》岷山在临洮郡临洮县,《括地志》:‘岷山在岷山溢
乐县见有一水自木塔山来入江者’,遂以为江水发源彼
⑤
越强。
(二)“出駹”与“出冉”
[25]36-37
《史记》“以冉駹为汶山郡”,《集解》引应劭曰:“今蜀
中。”
从前贤总结的观点来看,隋唐时期对江源的
[
9]3631
郡岷江。” “駹”和“冉”都在今岷江上游。李绍明先
生撰文指出:“冉、駹的得名是和冉山、駹水有关……冉
山在今茂州附近(汶川、茂县)……駹水很有可能是今杂
认知开始由西源说转向东源说,这大致是与唐吐蕃的古
道繁荣有关,“唐宋以前地入吐蕃,竟以江源为疑案”,唐
宋时期与吐蕃的通道多不走岷江道而走甘青唐蕃大道。
今或可察江源所出正源定在西蜀徼外,不过东流也有小
支流。
[
24]
谷脑河(理县附近),认为‘杂谷脑河为駹水’。” “冉駹”
在史籍中多是连称,两地相近且族群都属于氐类,汉武
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地区设置汶山郡。《华阳国志·蜀
志》载:“汶山郡……汶山县,郡治。……濊水、駹水出
焉。故冉駹界邑居也。”可知冉、駹共同生活在濊水、駹
除此以外,在岷江上游地区,先秦至两汉时期便是
羌人所聚居之地。如《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
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既出,又与劓
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
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
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卬畏秦
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
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或为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
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
[
17]446
水附近。段渝先生指出駹水可能是今黑水 ,任乃强
[18]191
先生认为濊水和今大渡河部位全合 ,两家所指都是
在大渡河上游地区。濊水与駹水是冉、駹的分界河流,
駹居駹水是无疑的,濊水在駹水西北,很有可能就是冉
生活的区域。又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
族群记述自西(南)向东(北)的次序“自筰以东北,……
冉駹最大”来看,冉在駹之西,濊水也在駹水之西,故可
推断濊水大约是冉的主要活动区域。又,任乃强先生在
[27]2875-2876
妇。”
文献中所涉及的地名,如“三河间”、“赐支
《
蜀布之路》一文中言:“出駹”道走向是从駹水河谷(今
[5]
河曲”,都是指与岷江上游所出的西蜀徼外之地相近;及
“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即是《史记》所云“自冉駹
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可见“皆氐
类也”说明“氐”是对“在蜀之西”众多游牧族群的泛称。
而此“出駹,出冉……其北方闭氐、筰”之走向,即与“北
方闭氐、筰”之“广汉羌”、“武都羌”相合。故“出駹”与
杂谷河)西进的。
冉駹所在地大致就是今岷江上、中游地区,这一地
区自古便是古代羌人的聚居地,自成都青城沿岷江水道
向上可抵达羌人地区,经此也可继续北上进入西北甘、
青地区。这一古道在沿线的考古发现中早有证实,并有
专门研究,如陈良伟先生《丝绸之路河南道》便专门辟章 “出冉”道当是自蜀郡成都出发,沿岷江道抵达“广汉羌、
节对“河南道的早期开发”、“岷江支道”、“河源支道”作
武都羌”所聚居之西蜀徼外之地而被困不能成行。这一
古道的具体走向,传世文献也有描述。
⑥
论述。然而,历代文献所述之岷江古道之走向,与岷江
源争论相关。“江源”所出,一说出西蜀徼外,一说出临
洮。清人李元所著《蜀水经》专门对“江源”进行过梳理
论述,大致从历代文献来看,《禹贡》、《山海经》、《汉书》、
如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一载:“《志》曰‘江水发
源于临洮之木塔山,至山顶分东西流者,即岷江也。由
草地甘松岭,八百里至漳腊,其水渐大。漳腊由经镰刀
湾达松潘,于下水关,入红花屯,达叠溪至穆肃堡,黑水
《水经注》都认为“江源”即“岷江源”,发源于徼外古羌
[25]36-38
地 ;郦道元更是指实为:“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
从南合之入深沟,经茂州南至于威、汶,转银岭合草坡河
[26]571
[28]卷三十一,1-2
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
另外,
至蚕崖入灌口。”
若将“岷山发于临洮大塔山”
《
沙州记》、张守节《史记正义》、《江源记》及《蜀水考》多
一句以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来析解则为:“江水源出
今松潘卫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狼架岭南流,东支
自弓槓口至漳腊营合正支,西支自杀虎塘至黄胜关合正
支持“江源”出自临洮。如李元所云:“江源自临洮而来
不诬也,今由黄胜关六十里至两河口,由两河口西行八
十里为出,由两河口北行九十里为狼架岭,而狼架岭遥
[
支,南经茂州、威州、汶川县以至灌县离堆。”
29]卷二〇七,25
则
[25]38
接洮州,实然大源皆溪涧众流会合而成。”
很显然,支
江水西源之说较明朗。此两书都是唐以后著作,对于岷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江源的认识难出“出临洮”之局限,然已开始对东、西二
些令人疑窦之处并不是简单的错误,反而一定程度是史
实的体现,因此我们对文本背后的历史信息更应予以关
注。历代史家对于“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的关注
一直不减,也大都绕不开汉武帝元狩年间遣张骞求通
源有合并之势说。若仅讨论秦汉时期岷江源,还当以西
源说为妥。从以上两书所载来看,后人对岷江古道的走
向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覆按《史记》“出駹,出冉
…
…其北方闭氐、筰”,可明了此二道大致走向是:自成 “蜀身毒道”这一史事,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曾也有数家做
都灌口沿岷江水道北上,经汶县、茂县、叠溪、黑水县进
入駹、冉之氐羌区域。
过较多的梳理,然对于文献记载的本身往往考辨不足,
对于文献“讹变”之处的历史隐含信息也似没有深究。
本文从文献比勘角度出发,梳理西汉首开“蜀身毒道”的
经历,对“西夷西”道路的走向进行了覆议;并依据正史
所传文献,对文献相抵牾的地方尽量做出辨析,且尽可
能地参考前贤之作和考古材料等,以深挖“西夷西”道的
历史信息。综合以上考述,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
毒道”的“出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
邛、僰”四道。
五
结论
张骞自西域回汉后,主张开通蜀滇通往身毒的道
路,在《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述。或许囿于史书体裁等原
因,历代文献对“身毒道”的记载比较零散,而且文献在
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讹变”,如前文所重点关注的
“间使”与“间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
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多处。这
注释:
①
“初郡”一词,首见《史记·平准书》“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置初郡十七”。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南
越为九郡”条案曰:“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
都、牂牁、越巂、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凡十七也。’”故笔者认为,十七郡中,除了南海九
郡和零陵郡外,涉西南夷的“初郡”凡七。
②
③
“蜀身毒道”称法取自于《史记》等文献;“蜀布之路”由任乃强先生提出;“西南丝绸之路”提法以学者江玉祥先生为代表;“南
方丝绸之路”提法以童恩正、林向、段渝等先生为代表。
战国时期秦早就设置蜀郡及西南夷郡县,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有贡献,但总体还没有上升到官道控制层面上。如在
《华阳国志·蜀志》中可以看出,秦对蜀及西南夷的治理也多是因袭古蜀之风,于商路性质的早期“南方丝绸之路”并未大规
模使用武力征伐,并将其纳入到官道控制层面。
④
⑤
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可以为证,徙和笮是相接壤的两族群。
沈犁郡后虽被废,但是越巂郡一直为汉控制,西夷之邛都地位也越加提升,通往邛都的西夷道在西汉经营下成为重要的官
道。
⑥
如陈良伟先生提到:“考古资料证实在岷江上游经茂汶和汶川再往云贵高原,均分布有文化内涵颇为接近的石棺葬文化。
这种文化的上限追溯至战国时期,下限当在东汉中期前后。”并且他梳理出来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中两条之支道:湟水南向经
隆务河通往川西的通道(后来的隆务河支道和岷江支道组合的前身)、岷州南向洮河往汉中通道(洮河支道和白龙江支道的
组合前身)。从考古资料看出的川西北向西、南与云贵高原的文化联系,实为《史记》《汉书》所述“出駹”“出冉”二道的基础背
景。
⑦
其实,《蜀水经》所引述范成大、陆游的话,约出自胡渭《禹贡锥指》卷十四下之《附论江源》:“范成大《吴船录》曰:‘江源自西戎
来,由岷山涧壑中出,而合于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国言耳。’和陆游《入蜀记》曰:‘尝登岷山,欲穷江源而不可得。盖自蜀境
之西,大山广谷,谽岈起伏,西南走蛮箐中,皆岷山也。则江所从来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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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ationof“Xiyixi”inShijiandHanshu
———AndOnDiscourseoftheSouthSilkRoadintheHanDynasty
GONGWei
HistoryDepartment,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
Abstract:InthehistoryofHandynasty,therewerefourroadsof“xiyixi”intheperiodof
EmperorWudi,andmostofthecontentswerecloselyrelatedtoeachother,buttherewerestill
somedifferencesinthespecificpoints,manyaccountswereevencontradictorytoeachother,
suchasthe“fourways”and“fiveplaces”,“QiongBo”and“SiQiong”,”startingfromBo”and
“startingfromxiyixi”,“startingfromZuo”and“closewayinZuo”,andetc.Theseliterature
“errors”areactuallynotallerrorsbutthereflectionofactualhistoricalinformationinstead.Un-
derthecontextofdevelopingsouthwestinthewesternHandynasty,combinedwithcomprehen-
siveinvestigationof“xiyixi”road,ancientnationchannels,officialdecrees,relationshipbetween
HanandYiis,thefourroadsof“xiyixi”intheperiodofEmperorWudishouldbetheroads
startingformMang,startingformRang,startingformSiorQiong,startingformQiongandBo.
Keywords:theHandynasty;theemperorWudi;theSouthSilkRoad;thedirectionof“Xiy-
ixi”;Shiji;Hanshu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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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