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2期
2
018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2
March,2018
“荔枝道”研究三题
郭声波,周航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510632)
摘要:“荔枝道”这一称谓在古代文献中非常罕见,大概晚清吴焘的《川中杂识》中才正式出现,但今天学界所谓
的“荔枝道”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当前学界及舆论界虽普遍使用这一称谓,但理解往往有偏差,和史实不符
合,故应当谨慎使用。洋州越大巴山而南的道路用“洋巴道”指代更准确。“荔枝道”成为驿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专为杨贵妃贡鲜荔而开,它和当时唐国力的强大以及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荔枝道”;洋巴道;驿道;荔枝;唐代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170-07
“荔枝道”是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
不甚了然。唐天宝年间(742—756),杨贵妃嗜鲜荔
①
②
随着蜀道研究的兴起,已有一些学者关注这条道路。
枝,于是朝廷自涪州(今涪陵)快马加鞭取鲜荔枝,途
细审这些成果不难发现,前贤基本集中在考证“荔枝
道”的路线问题上,或追溯“荔枝道”的历史沿革,而关
于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荔枝道”这一称谓是如何产
生的,“荔枝道”的确切指代对象是什么,它与洋巴道
之间的关系如何,它是否专为贡杨贵妃鲜荔而开辟的
经通州(今达州)、洋州(今西乡)等地送达唐代首都长
安。为了保证荔枝顺利运到,沿途有不少驿站进行接
力,因此这条道路在当时是国家级道路,是比较通畅
的。但和金牛道、米仓道等同为自巴蜀入关中的重要
通道不同的是,文献中对它的名称并没有明确地记载
驿道等问题,由于前辈学者并没有专门探讨,乃至当 (除了北段的子午道)。唐代关于贡荔之事的记载,仅
前学界多有认识上的偏差。近年来,随着蜀道申遗工
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荔枝道”这一词汇更是频频进入
学界和公众视野,而对这些问题的厘清也就显得更为
迫切。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如上所及数题略
陈管见,以期厘正对“荔枝道”的一些认识。
有杜甫、李肇、杜牧等人寥寥可数的描述,道路名称自
然无从得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涪州到长安的道
路云:“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
[1]738
都二千三百四十里” ,而没有明确记载涪州至洋
州段的名称。《通典》记载通州到长安的道路云:“东
[
2]928
一
“荔枝道”称谓溯源
(北)取洋川郡骆谷路约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 ,
只提到从洋州到长安的路段名称为“骆谷路”,而通州
到洋州路段的名称并不见记载。《太平寰宇记》的记
“
荔枝道”这一称谓在古代文献中几乎不见记载,
今天学界和舆论界虽频繁使用,然对它的形成过程却
收稿日期:2017-06-16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南大学马强教授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90)以及四川省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课题项目“荔枝道及其相关历史的问题研究”(QYYJB1603)的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郭声波(1959—),男,四川泸州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
学、历史文献学研究;
周航(1991—),男,四川达州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170
郭声波
周
航“荔枝道”研究三题
[11]27
[12]66
载和《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基本相同,依然
王立显 、蓝勇
等人的论著中都明确使用了这
③
不载洋州至达州、涪州段的名称。《舆地纪胜》、《方
一称谓,这标志着“荔枝道”作为一个专称获得了学界
的普遍认同。不过,此前学者对“荔枝道”这一称谓并
未进行明确界定,以致当前对其理解逐渐发生了偏
差。
舆胜览》等地志虽然提到了涪州贡荔枝之事,但也只
是提到路经子午道,洋州以南路段名称仍不见记载。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汉水流域的房州(今房县)
翻越达州山路至夔、峡一带的道路时,称此道路为“开
“古代道路都有名称,但往往因文献漏载,或者刊
载名称很多(代有其名),或与现在的思考角度、撰写
意图、涉及地区和论述时代不同,而产生需要重新命
[3]1807
元时涪州进荔支路” 。方回在《续古今考》中称这
[4]170
条道路是“王莽所开,唐明皇荔枝路” 。明人王云
[20]
凤在诗《子午谷》下自注云:“子(午)谷,唐取荔枝
名的问题” 。“荔枝道”这一称谓的出现,基本可以
证实侯甬坚先生的这一论断。“荔枝道”指代的道路
里程甚长,古代应该不会有专门的称谓称之,这对今
人而言当然就出现了重新命名的问题。现代的道路
名称,一般是道路两端的地名省称加上道路性质,如
[
5]175
路。” 这些记载中出现的“荔支(枝)路”,按其文
意,不能整体地看成一个名词,和目前学界所称的“荔
枝道”明显不同。胡林翼《读史兵略》又载:“从故道袭
雍,此今日驿路所谓北栈者。前子午道,则唐时进荔
[6]700
支道也。” 这里进一步出现了“荔支道”,但根据文 “川藏公路”、“成渝铁路”、“京九铁路”、“包茂高速公
意,仍不是一个专称。
路”等,通俗易懂。而古代道路的命名方式则丰富得
多,侯甬坚先生在文章中列举了9种,若细较之,可能
会有更多。像“荔枝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
以所运物品为道路命名的情况,在古代其实并不多
见。这类概念往往是晚近以来学者们为了揭示某一
特殊历史事件或现象而创制的概念,它们涵盖的地域
范围往往比较宽广,且因为出现的时间较晚,所涵盖
地域范围内的道路大多已有名称。不过,它们包含了
丰富的文化信息,这对地名学内涵的丰富有积极意
义。
真正可算作专称的记载,目前所见最早的,或为
清人吴焘的《川中杂识》:“蔡君谟《荔枝谱》曰贵妃
(嗜)涪州荔枝,岁命驿致,故东坡诗云‘天宝岁贡取之
涪’,今子午谷尚有荔枝道,盖当时南海与涪州并进荔
[7]2840
枝。”
但就笔者所见,民国以前的文献中将“荔枝
道”作为一个专称来使用仅此一例,因而这并没有引
起学界重视。故到了民国时期,蜀道研究虽已经兴
起,却仍不见学界使用“荔枝道”这一称谓。如林超先
生在研究蜀道时,先后提到过子午道、褒斜道、傥骆
道、陈仓道、嘉陵道、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紫阳万
二
“荔枝道”的含义
[
8ꢀ9]
源道等道路名称,唯独没有提到“荔枝道” 。
新中国成立后的蜀道研究更加繁荣。黄盛璋先
生较早关注川陕古道,20世纪50年代,他在文章中称
自洋县、西乡到万源、达县、万县以至重庆、涪陵等地
在正确理解“荔枝道”含义之前,有必要先阐述一
下“蜀道”的概念。从学术意义来讲,其概念的明确关
系着蜀道的研究去向和纵深程度;从现实意义来看,
这也是当前蜀道文化线路申遗工作顺利开展所需。
[10]
的道路为“洋巴道” 。这一称谓逐渐被学界接受, “蜀道”一词虽早在汉晋时期就已出现,然迄今为止,
[
11]11
后来出版的《四川公路交通史》 、《四川交通路线
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辞海》、《辞源》等权威工具
书也没有收录。不过,学界在长期广泛使用后,逐渐
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蜀道,包括巴蜀周
边区域通往巴蜀内地的古道。狭义的蜀道则专指关
[
12]66
[13]304
史》 、《洋县志》
等书籍即明确使用了这一称
谓。几乎与黄先生同时,冯汉镛先生也撰写过相关论
文,称唐代梁山县至洋州西乡县的道路为“高都驿
[14]
路” 。考其所据,当源于《舆地纪胜》“高都驿路,乃
中地区(含陇南)至巴蜀地区的古道,包括翻越秦岭、
[15]3666
[21]彭邦本序
天宝贡荔枝之路也”
的记载。不过,笔者认为,
大巴山的陈仓道、剑阁道等多条道路
。有人
高都驿路指高都驿的上一驿和下一驿之间包括高都
驿在内的这段道路较为合理,盛唐时“荔枝道”上的驿
站肯定不止此一处,超出这个范围的路段仍以此称
之,似乎不妥。在此稍后,严耕望先生系统研究唐代
追本溯源,认为蜀道的含义有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演
[22]
变过程 。然而,今天学界对蜀道含义的使用似乎
并不仅仅限于狭义。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没有
完全达成共识,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蜀道如何定义,
交通路线,称运送荔枝的这条道路为“天宝荔枝 “荔枝道”都应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对它的
[16]1029
道” 。到了80年代,“荔枝道”才重新为学界所
研究,乃至纳入申遗范围,理所应当。
[17]
[18]200
[19]23
[20]
使用,王开 、史念海 、李之勤 、侯甬坚 、
目前学界对“荔枝道”的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则是对其概念的认识尚存在一些误会。吴焘《川中杂
北段为子午道,已见于文献记载,自无需多言。
中段我们不妨使用黄盛璋先生所提出的概
念———“洋巴道”。观黄氏在论文中所附之图,可知
识》虽然出现了“荔枝道”的称谓,但它似乎仅指子午
道的一段,这和它的由来及我们今天期望它所指代的
对象都不符。严耕望先生在地图中将新宁(今开江) “洋”当指洋州(或者洋县),“巴”显然不是指镇巴,更
[
16]附图14
至涪州段标注为“天宝荔枝道” ,亦会让人产生
非巴中,应该是泛指巴文化区域。黄氏将达州定为洋
巴道的另一端,我们非常赞成这一观点。因为狭义蜀
道的诸条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翻越了东西走向
的山脉,连接了山脉南北的两个重镇。古代交通较现
在远为落后,在山间开辟道路非常不易,因而连接两
个重要地域的山区往往会比周围的平原丘陵地区承
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比如政府为了保证
两区域之间的正常联系,会频繁地组织人力开山修
路,修建阁道,由此也可能会留下丰富的造桥修路题
记、石刻等历史遗迹;战乱时期山区由于路险,战略地
位突出,往往成为军事活动频发之地;文人骚客经过
之时,往往因为道路难行而激发灵感,产生丰富的吟
咏佳作等等。古人对狭义的蜀道虽未明确下定义,但
从他们对蜀道诸条道路起始点的观点看来,应当和我
们的理解近似。如金牛道,《读史方舆纪要》云:“自沔
县(今勉县)而西南至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之大剑关
新宁至长安段不包括在其中的错觉。郭鹏《汉中地区
[23]678
志》在附图中明确将“荔枝道”标注在西乡之南 。
[24]
[25]
倪玲玲 、李久昌 等先生研究的“荔枝道”也仅仅
是洋州以南的部分。今天学界在提到蜀道具体所指
时也往往将子午道和“荔枝道”并举。如前文提及的
彭邦本序就这样认为:“狭义的蜀道,是指翻秦岭越巴
山、连接陕西西安和四川成都的道路。由关中通往汉
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以及由汉中通往
[21]
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组成。” 言下之意
很明确,“荔枝道”只包括了洋州越大巴山到达州、涪
州等地部分,它和子午道并列,不包括子午道。我们
认为,这些看法显然对“荔枝道”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
差。上文已经论及,“荔枝道”是从“贡杨贵妃荔枝之
道”省称而来,则它自然应该包括从荔枝的产地到目
的地全程,即从涪州到长安的整段路程,而非其中的
某一部分。又如前文所言,今天意义上的“荔枝道”晚
近以来才出现,它其实并不适合作为一段道路的通
称,而只能是针对唐代贡鲜荔事件而言,超出了这个
范围的使用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了,否则便会出现几个
道路名称指代上的重复与混乱。今天大多数学者言
及蜀道时,正是超出上述范围后仍坚持使用“荔枝
道”,但又想避免诸道路之间的指代重复,就被迫“腰
斩”了“荔枝道”本来该有的里程,故这种做法显然违
背史实,并不可取。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
一点,故言及洋州南越巴山至巴蜀地区的道路时,并
未使用名气较大的“荔枝道”,而是改用了今人新提出
[27]2670
口(今四川剑阁县剑门关),皆谓之金牛道。”
这
和今天学界较多地认为金牛道起止点是汉中和成都
有所不同。又如米仓道,“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
川保宁府(今阆中)之巴州(今巴中),为米仓
[27]2671
道。”
这也和一些学者主张的米仓道应该是汉中
南越巴山至南江、巴中后再到重庆的观点不同。勉县
与剑门关之间、南郑和巴州之间皆为崎岖难行的大巴
山脉,而勉县、剑门关、南郑、巴州都是大巴山南北的
重要据点。洋巴道上的通州,地处大巴山南麓,北临
秦陕,南极渝黔,西接“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东通湖广
[28]1041
富庶之地,实乃“山水之国”、“四川咽喉” ,其地
名“通州”、“达州”便得名于“居四达之路”,毫无疑问
为一重镇。历史时期,通州越巴山与汉中地区,进而
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故成为洋巴道南端极
为合理。
[26]249
的称谓,如“洋巴道” ,这一做法是严谨而可取的。
由前文介绍可知,洋州以南至巴蜀地区的道路在
古代文献中是没有专门称谓的,乃至今人在其名称上
“
各自为阵”,或曰“洋巴道”,或曰“高都驿路”,亦有谓
[
24]
“
小巴间道” 者,还有人根据今天的道路命名习惯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会,不少人往往会据今天的
情况来衡量古代的情况,即认为“洋巴道”的南端定在
渝州(今重庆)会更加合适。其实,重庆并非一开始就
处于区域的中心地位,这种情况至少是在宋代后才逐
渐形成的,在此之前,它的地位、经济实力等方面并不
比周围的涪州、渠州、合州(今合川)等州突出,甚至还
将洋州南越巴山至重庆一带的道路称为“洋万涪道”、
[12]66
洋渠道” ,更有人将“荔枝道”笼统地称为“巴蜀
“
[23]685
道” 。由此可见,如何准确地称呼它,是后续研究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必须予以明晰。
检阅地图,根据长安至涪州间不同的地形单元和
唐时的行政区划,这条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北段
洋州至长安,中段通州至洋州,南段涪州至通州。
④
多有不及之处,在嘉陵江以东的巴蜀地区也是非常
靠后的(如表1所示)。而且,古代重庆地区和关中地
172
郭声波
周
航“荔枝道”研究三题
区的联系往往是通过三峡水路至湖北,再北经襄阳、
南阳等地至关中,或者溯嘉陵江北上接金牛道,再走
川陕大路至关中,而直接北上达州,再越巴山、秦岭至
关中的路线使用较少,故将洋州至渝州的道路视为一
段特有的道路似有不妥。还有人将洋巴道的南端定
开命名,达州往北至洋州为洋巴道自不必说,往南不
论是西南经渠州(今渠县)水路至重庆还是东南经新
宁、梁山(今梁平)等地到重庆的道路名称都可以重新
命名。道路的命名,其意义就在于指代明确和区分不
同,使相互之间界限较为明确而不产生混乱,如果相
互之间重复太多,或指代不清,则说明这种命名方式
存在着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包含内容比较丰富的道
路总称,它可以是很多条道路的总称,或许就无需那
[29]
在巴中 ,更是难成其说,很明显是将洋巴道之“巴”
误解为巴中,显然是不明川陕交通之分布格局及黄先
生意图所致。
南段的涪州至通州间隔数州,在古代又没有必需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因而更不会出现专
门的道路名称,所以,我们只能按照今天的习惯为其
命名,不妨称之为“达涪道”。如此,“荔枝道”就由子
午道、洋巴道、“达涪道”三部分组成。
么精确
,例如“蜀道”以及蓝先生近年所提出的“秦巴
[
30]
古道”
等当属此例。
荔枝道”开通的背景
三
“
天宝时期“荔枝道”为驿路当无疑问,文献对此已
有明确记载。文同诗《寄子骏运使》云:“西乡巴岭下,
[31]521
表1.唐代嘉陵江以东的巴蜀诸州等级、
险道入孱颜。使骑到荒驿,野禽啼乱山。”
诗中所
户口、辖县、县均口数对比表
言的驿道,位于西乡县巴岭山麓,在宋代已经荒废,察
其方位,当即唐时的“荔枝道”所经。李复《回王漕书》
中也明确记载了洋巴道在唐时为驿路:“自洋南至达
州,若两路漕司差官会议于境上,画图以阅,旧迹可
见。但山路须有登陟,往日曾为驿程,今虽废坏,兴工
州名
渝州
万州
开州
涪州
忠州
合州
州等级
下
户数
口数
辖县数 县均口数
7393 28098 5
5179 25746 3
5660 30421 3
9400 44722 5
6722 43026 5
5620
8582
10140
8944
8605
12870
18750
12312
10117
8575
9126
7433
14688
7622
8841
17845
下
下
下
[32]555
想亦不难矣。” 《舆地纪胜》引《洋川志》云也及唐
下
时设驿取鲜荔事:“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
中 66814 77220 6
[ ]
1
53905
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
古代道路的开辟
夔州下,都督府15620 75000 4
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古文献中常言的开通往往是
指拓宽和进一步修缮,“荔枝道”亦是如此,它并非为
杨妃贡鲜荔而专门开辟的道路,而是将既有的道路加
以修缮,增设驿站,成了贡荔的专用驿路。那么,这些
旧有的道路是专为贡荔才升格成为驿道的吗? 杨妃
册封于天宝四年(745),此后日渐显贵,故贡鲜荔之举
必在此后。若驿道专为贡荔而开,则在天宝四年之后
开辟?
通州
巴州
集州
壁州
利州
阆州
蓬州
渠州
果州
上 40743 110804 9
中 30210 91057 9
下
4353 25726 3
下 13368 54757 6
下 13910 44600 6
上 29588 132192 9
下 15576 53353 7
下
9957 26524 3
中 33604 89225 5
说明:资料来源于《新唐书》卷四十、四十二,中华书局
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最繁荣的时段。其时玄
宗励精图治,国家强盛,疆域辽阔,四方晏然。如此庞
大的国家系统要有效地运转起来,交通通讯系统必须
高度发达。《通典》载盛唐时交通状况云:“东至宋、
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
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
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
1
975年版,第1028-1039、1090-1091页。
蓝勇先生在研究四川古代交通时,将洋巴道的概
念扩大,认为应该有三条,分别是洋万涪道、洋渠道和
[
12]67
荔枝道 。我们不太赞同这种观点,现申述如下。
正如上文所述,黄盛璋先生率先使用“洋巴道”这
一称谓,并且已经将其在地图中展示得很清楚,即从
洋州到达州,再往南的部分则只能算作延长线,我们
前文也已经论证了洋巴道南端在达州的合理性。蓝
先生贸然将其含义扩大,反而使诸道路之间的关系显
得不清楚了。例如蓝先生所考证的洋渠道和荔枝道
在达州至洋州段其实是重复的,我们以为完全可以分
[2]41
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的交通不但非常发达,
而且行旅也有安全保障。《唐六典》记载,玄宗时天下
[33]163
驿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 。按当时十五道(或
⑤
者十六道)平均计算,每道约有一百个驿站,而唐制
三十里一驿,也就是说平均每道的驿路有三千多里。
这么长的里程显然不仅仅是各自区域内的主干道才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驿站之设,不少次一级的道路必然也有驿站设置。
故其时的驿路之多,很可能超过了我们当前的认识。
严耕望先生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旁征博引,考证
精详,然也仅仅考出了盛唐时馆驿五百多个,即便加
上今存江南、岭南二道之馆驿,也决计超不过开元盛
世时的一半,由此可见他对当时有些交通路线的等级
判断可能存在误差。由于每个道的辖区、重要性和发
展程度不同,其间驿站、驿路的分布肯定也各有参差。
洋巴道这样在当时山南西道区域内具有重要意义的
道路,必然也有驿站的分布,而且数量还不在少数,前
引文同诗及李复的记载亦可为证。只是限于史料匮
乏,今仅见丁溪馆一例,而且是数十年后的元稹提到
的。
值得一提的是,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文中将通
⑦
州描写得极为荒凉。这里不排除其中应该有真实的
一面,毕竟唐代川东地区和成都平原、关中地区等发
达地区相比肯定是较为落后的,当然更应看到作者夸
大的一面。因为当时元稹处于极度悲苦、对前途甚感
绝望的境地,言由心生,看到的景象自然都是荒凉的。
而白居易并未到过通州,他的描写仅是附和元稹而
已,纯属臆想之作,不足为凭。所以,这和通州在当时
的川东地区相对较为发达的一面并不矛盾。
[34]
如两京间的驿路最密集,有四十多个驿站 ,平均二
十里左右即有驿站之设;最稀疏的情况则无定数,可
[16]序言
能七八十,乃至一百多里才有驿站之设 。无论
各道驿站如何分布,我们以为,其时十五道至首都长
安应该都有驿路,而且每道治所也有驿路至其辖的重
要州县。“荔枝道”所涉及的区域主要在山南西道,我
们可以着重考察山南西道的驿道开辟情况。
隋唐时期,通州至长安,除了经洋巴道,还有两条
大路可通长安:一是西经蓬、阆、利等州至金牛道,再
走川陕大路至长安,约二千五百里;二是东经开、夔等
州出三峡,再经荆、襄、邓等州至长安,约三千一百
贞观以后,道制逐渐形成。此时的道,虽尚未形
成较稳定的治所,但监理使者的职责显然有利于加强
各道内部州县之间的联系,进而也就有利于各州间的
交通发展。景云二年(711),山南道分为东、西二道,
西道辖梁、洋、壁、集、通、开、渠、合、蓬、巴、利、兴、凤
[2]928
里 。此二道相对易走,但皆迂远。随着唐朝国力
的增强、山南西道的形成以及通州在山南西道地位的
凸显,洋巴道亦被辟为驿道。只是限于史料,目前难
以确定驿道开辟的具体时间。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相
关的史料来推测驿道开辟的大致时间。山南道未分
东西之前,道之长官一般驻襄阳,通州若与之联系,东
经三峡水路即可,与洋巴道无涉。而且,玄宗之前诸
朝,邮驿系统和唐朝国力一样尚处于发展期,驿站之
设置不及玄宗朝完善。通州与首都联系从西北取金
牛道和东出三峡水路皆可,洋巴道似乎没有辟为驿路
的必要。景云以后有了山南西道,通州与大巴山以北
的梁、洋等州政治联系加强。开元二十二年(734),唐
[35]837
十三州 。这些州被大巴山分割为南北两部分,故
道之长官要顺利行使其职责,就必须重视翻越大巴山
的道路建设,因而梁州、洋州往南翻越大巴山的米仓、
洋巴二道日显重要。梁州成了山南西道治所以后,这
种趋势可能更加明显。从前文所列表格可知,通州在
唐代为上州,当时嘉陵江以东的巴蜀地区仅有阆、通
二州,可见其地位之突出;而在山南西道辖州中,其地
位则仅次于梁、洋二州,和阆州相当,然阆州归属多有
⑥
变化,故通州之于山南西道较阆州为重要。通州的
人口数,在嘉陵江以东的巴蜀地区亦为翘楚,在山南
西道诸州中则仅次于梁州。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
出,通州虽然较川西成都平原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一
定差距,但在川东地区及山南西道辖区内却是较为突
出的。进而亦可推知,洋巴道对于山南西道监理大巴
山以南各州,甚至唐廷监理山南西道、黔中道都有一
定意义,故在盛唐驿站广布之际,成为驿道极为合理。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今存的唐代山南西道境内的驿站
多集中在陈仓、褒斜、傥骆、金牛四道上,约三十
[36]
廷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 ,道的监理功能趋于稳定,
各道治所相对固定。这意味着各道治所和其所辖州
郡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亦即对交通的通达性要求提
高。开元二十三年(735),通州升格为上州,户四万
[37]1531-1532
余,口十一万余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三百余
州,《旧唐书·地理志》仅对会州和通州的州等级升格
时间进行了记载。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其中可能有特
殊含义。对通州而言,等级提升也意味着政治地位提
高,在区域内的重要性提高,因而通州至道治梁州的
道路(主要是洋巴道)的重要性也跟着提高,故被辟为
驿路似乎顺理成章。《唐六典》的最终完稿是开元二
[16]附图14
个 ,而大巴山以南的广大区域仅有通州丁溪
馆、巴州清水驿、蓬州芳溪馆和歇马馆等极为零星地
分布,合计亦不过四十个,较各道平均值相去甚远。
而上述四道今存之驿站分布已然较为密集,故失载之
驿站当主要分布在其他道路上。因此,我们认为,像
[38]
十六年(738) ,若洋巴道在二十三年前后被辟为驿
道,自然在其统计之中。当然,天宝时期为了鲜荔顺
174
郭声波
周
航“荔枝道”研究三题
利入贡,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驿站是有可能的。
子午道早在唐初就是驿道,成书于唐初的《法苑
都平原的陆路捷径,故此交汇之地有驿站分布极为合
理,所以,高都驿的设立未必即与贡荔有关。当然,天
宝时期为贡荔在“达涪道”上可能设有多处驿站,因为
今不见载,于此则不作过多的推测。
[39]512
珠林》载有“子午关南第一驿名三交驿……”
可以
为证。不过,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此道开元时代不置
[
16]681
驿,直到天宝时贡荔才重新成为驿道 。因此,子
午道重新成为驿道当即贡荔所需。
综上所言,“荔枝道”各段情况有所不同,“达涪
道”上的驿站不能确然地理解为专为贡荔而设,洋巴
道在贡荔之前已然是驿道,子午道则先是驿道,后降
为普通道路,天宝时为贡荔又成了驿道。总体而论,
南段“达涪道”是为驿道,有高都驿可证,然文献
中仅见此例。虽然《舆地纪胜》明确记载了“荔枝道”
经过高都驿,然观高都驿的位置不难发现,它恰位于 “荔枝道”成为驿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专为杨妃贡荔
交通要冲之地,不但梁山北上达州要经过此驿,而且
它还位于梁山往州治南浦的要道上,而万州经梁山,
继而经渠、果、遂等州的道路是荆襄和江南地区至成
而开,它和当时国力的强大,进而广设驿站以加强中
央对地方的管理与联系,以及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
都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
注释:
①
相关的论著主要有: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年版)、蓝勇《四川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冯汉镛《贡杨妃荔枝路线考》(《文史杂志》
2
002年第5期)、薛宗保《唐代贡鲜荔途径考辨》(《中国农学通报》2010年第7期)、邹怡《杨贵妃所吃荔枝是如何送到长安
的》(《小康》2015年第16期)、倪玲玲《蜀道之荔枝道的历史沿革》(《寻根》2016年第1期)、李久昌《荔枝道早期历史考述》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等。
②
③
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89页。天宝鲜荔贡地历来有争议,严耕望先生经
过仔细考察,认为以涪州为常贡地,兼及其他地方。此结论可谓公允,且从之。
王飞先生认为,“荔枝道”之名最早出自乐史《太平寰宇记》(参见:王飞《荔枝道与杜甫荔枝诗》,《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
期)。但笔者查遍《太平寰宇记》,未见其名,不知王先生何据。
④
⑤
本文主要指利、集、壁、阆、巴、蓬、果、通、开、渠、合、渝、涪、忠、万、夔等州。
据罗凯先生考证,唐代十五道存在的时间极短,开元末以后为十六道。参见:罗凯《唐十道演化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
012年第1期。
⑥
阆州先属剑南道,开元七年改隶山南西道,天宝元年又属剑南道,大历元年又属山南西道节度使。参见:郭声波著《中国行
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9页。
⑦
如元稹诗《酬乐天寄生衣》描写通州云:“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元稹撰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页)白居易诗《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其
一)也云通州:“四面千重火云合,中心一道瘴江流。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蚕黄昏扑郡楼。”(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
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3页)
参考文献:
[
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魏了翁,方回.古今考[G]//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8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王云凤.博趣斋稿[G]//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胡林翼.读史兵略[G]//续修四库全书:第9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吴焘.川中杂识[G]//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
8]林超,孙承烈.蜀道考[J].文史杂志:四川专号,1944,(5).
9]林超.秦岭与大巴山对于四川与西北交通之影响[J].地理学报,1947,(Z1).
10]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J].地理学报,1957,(4).
11]王立显.四川公路交通史: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2]蓝勇.四川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
[
[
[
[
[
[
[
[
[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3]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洋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4]冯汉镛.栈道考[J].人文杂志,1957,(3).
15]王象之.舆地纪胜[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6]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7]王开.陕西古代交通概述[J].人文杂志,1985,(3).
18]史念海,等.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9]李之勤,等.蜀道话古[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20]侯甬坚.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J].经济地理,1987,(4).
21]张承荣,等.陇蜀古道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22]樊莉娜.蜀道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山西档案,2014,(4).
23]郭鹏.汉中地区志:第2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4]倪玲玲.蜀道之荔枝道的历史沿革[J].寻根,2016,(1).
25]李久昌.荔枝道早期历史考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6]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8]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9]柯西钢,朱立挺.古蜀道及其对汉江上游地区文化的传播渗透[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
30]蓝勇,等.三峡开县秦巴古道路线考述[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31]文同.丹渊集[G]//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66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2]李复.潏水集[G]//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3]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4]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J].历史研究,1983,(6).
35]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6]罗凯.十五采访使始置于开元二十二年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1).
3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8]张弓.唐六典的编撰刊行和其他[J].史学月刊,1983,(3).
39]释道世.法苑珠林[G]//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4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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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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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TopicsontheResearchofthe LitchiRoad”
“
GUOSheng-bo,ZHOUHang
CenterforHistoricalGeographyStudie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2,China)
(
Abstract LitchiRoad”wasscarcelyrecordedinancientdocuments.Chuanzhongzashiis
maybethefirstrecord.Theterm“LitchiRoad”inpresentacademiafirstappearedinthe1980s.
Althoughitbecomesincreasinglypopular,therearesomebiasesinpeople'sperceptionscompared
withhistoricalfactssothatthetermshouldbeusedinacautiousway.TheroutefromYangzhou
toDazhouismorereasonablenamedas“YangbaRoad”.“LitchiRoad”becamepostroadwasnot
onlyrelatedtoYANGYu-huan,themostfavoredimperialconcubineofXuanzongofTangdy-
nasty,butalsohadacloserelationshipwiththegrowingpowerofTangdynastyandtheadjust-
mentoftheadministrativedivision.
:“
:“
Keywords LitchiRoad”;YangbaRoad;postroad;litchi;Tangdynast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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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