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３ 期
２０１４ 年５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４
底层叙事：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评罗伟章小说《星星点灯》
邓ꢀ 利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星星点灯》这部小说体现出罗伟章对自己的超越：其一，对底层的表现从原来的平视转为俯视，作者站
在人性的制高点俯瞰底层，不缺乏对底层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质疑与批判，批判了底层的堕落，使底层文学重新回
到百年新文学的经典话题———思想启蒙；其二，从“一个人的成长”转到“几个底层人之间的战争”。 罗伟章对自身
的超越昭示我们：底层叙事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关键词：罗伟章；《星星点灯》；底层叙事；堕落；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６６⁃０６
ꢀ
ꢀ 罗伟章是继阿来、裘山山、邓贤、麦家之后，四川
悯情怀，满怀敬意地写出了人物身上的不幸与善良，
［２］８２
文坛崛起的新一代领军人物，被业内专家誉为“近
年成都市文学界最有实力和活力的作家”，是“近年
活跃的同辈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
唯其善良又屡遭不幸，才使人倍感痛心 。 正如
陈思和所说：罗伟章的小说体现了压在沉重的现实
［
３］３６
。 由此，
生活的滚石下人性中美好的精神力量
［
１］
之一” 。 罗伟章著有大量的长篇、中短篇小说及
小小说、散文，不少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
选刊》等刊物争相转载，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
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
川文学奖等，其《饥饿百年》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备选作品，虽然最终未能获奖，但罗伟章的创作依然
出现令人欣喜的“井喷”态势。
评论界也指出，罗伟章的小说未能更深层次揭示出
除体制和物质层面外，底层民众被歧视、被边缘化的
［
４］９３
意识形态根源
。 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罗伟章
发表于《清明》杂志２０１２ 年第２ 期的《星星点灯》，
已经显露出他对上述特点的超越和对自己局限的突
破。 因此，研究罗伟章的创作，不能不谈《星星点
灯》，当今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忽略，笔者窃以为是
一种遗憾。
由于罗伟章创作的活跃，“罗伟章创作研究”自
然也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多数研究集中在
一ꢀ 伤疤与创作
《
我们的成长》、《故乡在远方》、《天河之舞》、《我们
罗伟章的名字似乎与底层叙事粘连在一起，尽
管他本人并不认可（罗伟章本人对此多持谨慎态
度，甚至坦言自己并不接受这样的文学命名，因为他
认为文学只有好坏之分，与题材、地域、流派等无关，
文学没有边界。 但他最受关注的小说都是写底层生
活，这些作品决定了他的身份———“底层作家”，而
的路》、《大嫂谣》、《变脸》、《饥饿百年》、《太阳底
下》等几部大家熟知的作品。 从这些作品中，评论
界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罗伟章真实生动地描绘
了来自生活最深处的底层民众的悲戚与痛楚，罗伟
章对其笔下的人物倾注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同情与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邓利（１９６７—），女，重庆璧山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１６６
邓ꢀ 利ꢀ 底层叙事：一个未完成的命题———评罗伟章小说《星星点灯》
且特别醒目）。 底层叙事给读者留下的记忆是：走
出贫瘠土地、进入城市打工的乡民们依然过着步履
维艰的生活，进城后依然改变不了被歧视、被侮辱的
身份焦虑。 底层叙事展现了一个被社会排斥或被社
陈贵春后又被抓进黑厂无偿劳动三年，饱尝折磨，被
迫抢劫杀人，最后在异乡遭到枪决。 《我们的路》
中，主人公郑大宝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满身疲惫，最
后发出感叹：“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
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
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 你的四周都是铜墙
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
①
会隔离的空间实体、一种“污名化” 的空间生态景
观，它以文学的名义呈现出底层生存秩序建构和城
市秩序建构景观。 在追求优越生活普泛化的时代，
底层叙事以直面转型期中国底层的生存状态获得读
者的赞许，它对于保护和改善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当然，或许是太纠结于现实，底层叙事也受到质
疑———拿底层说事，底层叙事通过夸大苦难而获取
读者。
［
６］２
过是一条来城里讨生活的可怜虫！”
罗伟章在他
的作品中展现了底层的希望、失望、绝望、困惑、屈
辱、敌视、挣扎和失衡。
罗伟章２０１２ 年发表的中篇《星星点灯》，就几
个主要人物的身份来看，除喻小凤，都是农民工，而
且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将之视为底层叙事是毫无疑
问的。 假如罗伟章依然按照原有底层叙事的路子来
完成该部作品，这部小说将无新的意义可言。 我之
所以比较看重这部作品，是因为在《星星点灯》中，
罗伟章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 这种超越体现在两
点：其一，对底层的表现从原来的平视转为俯视；其
二，从“一个人的成长”转到“几个底层人之间的战
争”。 在之前的作品中，罗伟章对底层采取平视的
视角，对底层充满同情，而这部小说中，罗伟章站在
人性的制高点俯瞰底层，不缺乏对底层的同情，但更
多的是质疑与批判，批判了底层的堕落，使底层文学
重新回到百年新文学的经典话题———思想启蒙。 在
之前的作品中，罗伟章以一个农民工进城后的变化
为线索，而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是几个底层人之间
的“战争”。 在底层文学的表现方面，罗伟章使更多
的表现成为了可能。
罗伟章从小生长在大巴山一个贫穷的农民家
中，６ 岁丧母，一碗咸烧白长毛了也要拿回家与家人
分享。 “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
一块伤疤，你不得不面对它，当你把它倾吐出来形成
②
文字，就是一种表达” 。 对罗伟章而言，这块伤疤
就是记忆中童年经受的饥饿和苦难。 童年的苦难记
忆使他一开始就将自己关注的对象定位在底层人民
的艰辛和挣扎上，这一起点决定了罗伟章创作的迅
速成熟，也使得罗伟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创作定位
在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定位在关注底层的
命运、生存和生命状态上。 这也决定了罗伟章没能
脱离底层叙事的模式：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劣让底层
人民伤痕累累，甚而面目全非。 《变脸》中的陈太学
为了“融入”都市，不得不让自己“变脸”，在那样的
生存空间也只有“变脸” 才能成功。 与《故乡在远
方》中的主人公陈贵春相比，陈太学还算幸运，他虽
然牺牲了尊严、良知、道德，但毕竟“成功”了。 陈贵
春怀着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美好理想从贫困山村走
进城市，一到城市就四处碰壁：
二ꢀ 底层的堕落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
有一个颇受争议的观点：社会在堕落时，穷人也会随
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
［
７］
ꢀ
ꢀ 陈贵春打理好行装，告别父亲和妻儿，到广
社会的堕落，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
《星星点灯》反映的就是穷人的堕落。
。
东打工去了。 他在广东流浪了整整２０ 天，才在
一家建筑工地找到事做。 由于精工细做惯了，
陈贵春干活显得比别人慢，半个月后就被工头
踢开了。 陈贵春去找工头要钱，工头不仅不给
他钱，还说他白吃白住欠了工头的４０ 块钱。 工
头竟然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了仅有的１００ 元钱，
然后掏出一张５０ 元的人民币扔到了地上。 吃
中午饭的时候，那卖饭的师傅不仅不给他打饭，
林力来自四川有名的穷县沐川的一个小乡镇，
他的家距离镇上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且不通汽
车，家的周围被大山所包围。 黄金和他的侄儿、表弟
来自陕西农村。 这些来自偏远乡村，本该具有善良、
淳朴传统美德的人将自己的朋友、同乡夫妇二人绑
架，抢走２８４００ 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再将他们的尸体
分别捆在一块石头上扔进沼气池。 当尸体被打捞上
来时，已高度腐烂。 剩下被害人男女双方风烛残年
［
５］５６
还大骂他：你这杂种，我挖死你。
１６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父母，男方的母亲原来背是直的，“现在却驼得很
厉害，眼睛朝下，好像随时都在辨认儿子留下来的踪
迹”，父亲“脸上硬撅撅的神情完全消失了，目光散
他的身边，让他的性压抑问题也获得解决。 林力做
水果生意第一年就将贷款还完。 黄金转手承包了一
个石材厂，穿着洁白的衬衫，悠闲自在地抽着玉溪香
烟，皮肤虽然还是蜡黄蜡黄的，但已不像先前那样粗
糙。 这一切表明，林力他们绑架任向坤夫妇，既不是
环境所逼，也不是生活所迫。 他们杀害任向坤夫妇
就是想弄一些钱用，金钱的诱惑，永远都无法填满的
私欲，导致他们的堕落。 底层的非法化生存，不是底
层生存生态恶化的结果，而是人性贪婪的恶果。 小
说中，被贪婪的欲望所支配的，还有任向坤老家的一
群年青人。 他们组成几个团伙，专门抢劫手机，将抢
劫的手机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被害人任向坤本人也被贪婪的欲望所支配。 他
明明知道那些手机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但为了赚
取更多的钱，他帮他们销赃。 任向坤昧着良心赚来
的钱不但没给他带来梦想的幸福，反而葬送了自己
的身家性命。
［
８］１９
淡，嘴角下垂，胡尖上挂着白亮亮的唾液”
。 女
方的母亲瘫痪在床，凭直觉感到女儿出事了，本不能
说话，现在成天喊着女儿的名字“凤……凤”，声音
也像瘫痪了一样。 小说揭开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底层在堕落。
底层堕落的第一个表现：贪婪。
罗伟章在《故乡在远方》等作品中，主要是通过
主人公的“成长”，揭示转型时期社会外在的问题和
危机。 而《星星点灯》不再仅仅是社会批判，而是深
入到人的内心，揭示人性中可怕的贪欲。 黄金、林力
的残暴不是环境所逼。 不可否认，作品也描写了农
民工进城后生活的艰辛，做生意的艰难，“税和费太
高，而且定税和费的随意性很大”，“税高，费更高，
收费的部门极其繁多，工商、卫生、城建等等，都要
收”，成都市民“总能够通过各种关系，找某些单位
把陈货买去作为福利发给职工，价钱是贱了一点，还
底层堕落的第二个表现：底层间相互的嫉妒。
“收拾任向坤的动机早就有了，只是那还不能
称为动机，而是埋藏起来的一枚毒瘤。 这枚毒瘤就
［
８］２３
要给前来商定的人回扣，但至少不会亏本”
，而
［
８］２２
林力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但这不是构成林力杀人的
原因。 小说没像惯常的同类作品那样，写林力、黄金
他们在成都做工时谁克扣了他们的工资，没写他们
做工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作品只是淡淡提到，林力
开水果店前，和黄金、任向坤在西区一家建筑工地做
水泥工。 小说中也没有惯常的城里人和乡村人的对
立情绪，而是城里人接纳了乡下人，喻小凤和农民工
任向坤结婚了，而且，相反的是乡下人不接受城里
人，任向坤的父亲因为喻小凤结过婚而拒绝这个媳
妇。 喻方白第一次见任向坤时，不喜欢任向坤，“不
是他对任向坤的妒恨”
。 这种嫉妒一是源于情
欲，二是源于金钱。 喻小凤是林力首先发现的，“却
［
８］２２
。 他们两人都是农民，他根
被任向坤弄上了手”
本就看不起动不动就脸红的任向坤，而恰恰是他看
不起的人将他喜欢的漂亮女人弄到手了。 还让林力
感到嫉妒的是，沐川那些抢劫手机的人只愿意将手
机卖给任向坤，不卖给他。 借助绑架，既可以得到
钱，又可以发泄嫉妒，林力欣然同意了黄金的计划。
罗伟章在《农村永存》中说：“他就永远不会失
望，否则那就只能是无奈的呐喊。 这种无奈，根源是
人类要求得太多了！ 对那种简单朴实的生活，我们
很难懂得欣赏，我们从个体的攀比延伸到民族和国
［
８］１４
是因为他是农民，而是他太不像一个男人”
。 任
向坤和喻小凤结婚后没房子就住在喻方白家，连任
向坤老家的人都不理解：“小凤长得那么漂亮，成都
又有那么多好男人，她为什么偏偏就嫁给了一个农
［
９］３２
家，并由攀比而发展为攫取。”
林力等人就是要
求太多而发展为失去理性，疯狂攫取。 钱钟书将人
的各种欲望比喻为魔鬼，魔鬼在夜晚访问他时对他
说：“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你
不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 你受我引诱时，你只
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
［
８］１０
民？ 那任向坤不就是一个农民吗？”
林力是任向
坤的同乡，林力都到喻方白家吃过好多次饺子，城里
人和乡下人相处融洽。 林力和黄金敲打玻璃橱窗，
“
１１０”来后，看见玻璃窗没敲碎，也没有因为他们是
［
１０］１
农民工就乱罚款。 林力和黄金看报刊亭里张贴的人
体摄像图片，爬到脚手架上看内衣展览秀，在饭桌上
偷偷摸喻小凤的手，并把这一切解释为性压抑，似乎
这很值得同情。 但作者很快就安排林力的妻子来到
理想，你没看出是我”
。 人性本质上有一种盲目
的欲望，人被大大小小的世俗性欲望所支配。 《星
星点灯》揭示了底层的各种世俗性欲望。 林力、黄
金、黄金的侄儿、表弟、抢劫手机的集团，包括任向坤
１６８
邓ꢀ 利ꢀ 底层叙事：一个未完成的命题———评罗伟章小说《星星点灯》
本人都被个人化欲望所支配。 这些欲望，既有极端
的金钱的欲望，又有普遍的世俗性欲望———自私、虚
荣心、嫉妒心理以及微妙的心理需求、贪图享乐（林
力生意好的时候，还能勤勤恳恳做人，生意败下来，
就变得懒散，喝酒，在茶馆赌博，睡觉） 等等。 他们
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这些欲望的碰撞。 罗伟章在
之前的底层叙事中，一般都是社会批评，底层的罪
恶，都是社会造成的，通过对人的批判，达到对社会
的批判。 对于人的性恶本质，罗伟章鲜有涉及，因为
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观念。 而在《星星
点灯》中，施害者、受害者都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
的欲望，在欲望这个魔鬼的引诱下，人失去理智，甚
至没有人性。 林力杀害了任向坤夫妇回到成都，见
到喻方白时，没有惊恐，没有愧疚，一如平常。 魔鬼
不在外部，而在人的心灵深处。
是黄金的人生信念。 于是，黄金从别人手里转包石
材厂，石材每平米少赚两块钱，就从工人那里赚回
来。 拖欠工人工资，“反正全都是民工，拖欠他们一
［
８］２４－２５
阵，他们耗不起，不要你说就自己走人了”
。
于是，他开导林力“你不能像我这样把别人炒掉，但
［
８］２５
。 鲁迅先生曾
也可以在你老乡身上想想办法”
经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
［
１２］１２５
。 这部作品很好地诠释了鲁迅的这一
更弱者”
观点。 这种人生观和阿Ｑ 欺负吴妈、小尼姑何等相
似，向弱者泄愤，可谓阿Ｑ 的幽灵在现代中国游荡。
几年前，罗伟章还将救赎底层的希望寄托在底
层：“在过度强调城市化进程的今天，乡下人收获的
是生存的窘迫和尊严的丧失。 他们需要帮助，这是
显而易见的，可是谁来帮助他们呢？ 只有贫困者自
［
１３］４５
己。”
现在暴露底层的相互争斗，这是直面现实
底层堕落的第三个表现：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
凌弱者。
的结果。 农民工从乡村来到都市，对生活具有含糊
或弥散的不满意感；现实行动中具有无能感；人际关
系缔结过程中具有自尊体验的乏力感。 在这种意义
匮乏的外在世界，农民工处于压抑、空虚的弱势状
态，正如阿Ｑ 在未庄的地位，不能应对强大的城市
社会，于是转而欺凌弱小的同类，寻求内心的平衡。
拼命地挖掘善良与美好，拼命地营造温情，拼命
地施予同情与怜悯，不是当今底层叙事应该承载的
任务。 底层的碎片化、趋利性与自堕性正在改变他
们的性格，使得原先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大部分光质
不再。 这种状况会导致什么，它对制约社会变革、保
持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生态将产生何种影响，确实
令人堪忧。 《星星点灯》所呈现的农民工的病态心
理警示我们：要实现社会有序的秩序建构，还得重回
百年新文学的经典话题———思想启蒙。 改造国民
性，思想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林力、黄金
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一种思考：中国农民物质、精神
的贫困部分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自身，如果不改变这
一点，不进行思想启蒙，即使让他们衣食无忧，他们
的行为、结果依然不会改变。 从这一方面看，把《星
星点灯》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继续亦无
不可。 罗伟章这篇新作的价值或许体现在这一点
上。
《
故乡在远方》、《变脸》等作品表现农民进城之
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仅仅是农
民和城里人的斗法，农民工之间还保留着乡情情意。
在《大嫂谣》中，胡贵离家二十年，但他的口音一点
没变，连那种很土的尾音也没变，“想到那间垮掉的
房子，再听他的口音，我简直无法把他跟一个在外面
［
１１］１４
‘
很吃得开’的大老板联系起来”
。 大嫂和村里
其他乡亲到他那里打工，他都尽其所能给他们安排
工作，而且能照顾的就照顾，大嫂“一个女人家的，
又那么大年纪，我就让他做地面上的活，拌点灰浆，
［
１１］１６
推推斗车”，因为“都是家乡人嘛”
。 大嫂推斗
车受了伤，医药费全都是胡贵支付的，大嫂出院后，
胡贵只让她拌灰浆不让她推斗车，但工钱没有减她
的，一分也没减。 胡贵还保留着乡下人的质朴和可
爱。 《星星点灯》却是暴露进城的农民工内心失衡，
冲破道德底线，底层间的相互残杀。 这似乎是荒谬
而残酷的逻辑，也是我们从感情上很难接受的现实，
然而这却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孙立平将这种现象叫
做底层的沦陷。 黄金他们也在为他们的民工身份焦
［
８］１４
虑，“民工的身份就像一块黥印刻在他的脸上”
。
但这样的焦虑却是提醒他们：“我”是农民工，“我”
无法与城里人抗衡，“我”应该转向与农民工斗，“你
我这些进城的农民工，想跟城里人斗是斗不赢的，过
去斗不赢，现在还是斗不赢，城里人有城里人的优
如何摆脱现代人身上的贪婪、私欲等弱点，作品
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很有意思的是，小说几次
提到喻方白对乡村的记忆，“太阳把地皮晒得热烘
烘的，土腥味和满地落叶吐出的最后一丝生命气息，
［
８］２５
势，你我永远没法比，我们只有跟自己人斗！”
这
１６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混杂在阳光的气味里。 这种气味，喻方白很多年没
久的妻子，要求妻子喻小凤带着７０００ 元钱去救他。
［
８］１１
闻到过了，他很想念”
。 与对乡村的思恋相反的
妻子的父亲喻方白让女儿与警察联系，喻小凤担心
警察的出现会让绑架者撕票，自己毅然一人前往绑
匪所在地营救丈夫，结果夫妇两人都被绑匪撕票。
喻方白为了寻找女儿、女婿，两次孤身一人到事发所
在地。 小说为了增强故事的神秘感，还加入了一些
神秘的情节。 比如：喻小凤被绑匪撕票时，心理默默
喊道：爸爸，你要为我报仇哦。 而与此同时，父亲
“双腿一蹬就醒了，女儿的嗓音略带一点涩味”，“爸
爸，你要为我报仇哦”，“女儿身上热嘟嘟的气息直
是，喻方白来到林力的水果摊时，感到很陌生，因为
这里车子太多，人声鼎沸，他不愿看到这些，所以很
少来这里。 小说的结尾，喻方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
打击之后，登上火车，他要到他曾经下放劳动过的四
川东北部的一个小村镇上去。 为什么喻方白要离开
都市去农村？ 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 结合罗
伟章的另一篇文章《农村永存》，我们似乎就不难理
解喻方白的这种选择和作者的这种安排了。
［
８］５
ꢀ
ꢀ 散文家苇岸曾这样写道：“看着生动的大
扑鼻孔” 。 这种声音还多次出现在情节中。 尽管
小说没有通常侦探小说的朴素迷离的情节，诡谲、妖
异的气氛和推理，但小说还是强调悬念和可读性，利
用第三者转移读者的视线。 喻小凤的第二任丈夫向
公安局王局长暗示，小凤是任向坤杀害的。 王局长
也觉得：“任向坤身上值得怀疑的地方就很多，最主
要的一点就是钱。 他和喻小凤同居几年，合伙做了
好几年生意，他们的钱是怎么处理的？”“任向坤会
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 它叫任何劳
动都不落空。 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
最适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
农村之所以能够永存，苇岸的话就是理由。 只
要人类歌唱善良和美好，再过千千万万年，农村
也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农村永存也就是善良永
存。 每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层面的追求，发自灵
魂深处的对农村的热爱，其实是对一种道德的
不会是在唱戏？ 会不会是他害了喻小凤，却制造出
［
９］３０
［８］２１
忠诚。
自己一同被害的假象？”
在喻方白寻找女儿、女
对农村的热爱，就是对道德的坚守。 喻方白到农村
去，就是寻求精神的宁静，寻找久违的道德，因为
婿的过程中，不断穿插对喻小凤过往经历的回忆，喻
小凤的三次婚姻、任向坤与林力、林力与黄金的关
系、喻方白一家的现在与过去的情况都穿插在寻找
的过程中，通过追忆来完成。 这样的安排将小说与
纯粹的侦探小说区分开来，又使小说不再沿袭底层
叙事的窠臼，作品具有可读性，读者亦感到新鲜，也
增强了小说的厚度。
［
８］１５
“
农民的心地像泥土一样朴实”
三ꢀ 神秘化的叙事
。
从《骆驼祥子》开始，写农民工进城多数是以一
个农民工进城的经历为线索构成全篇，写他们在城
市中的“成长”。 小说叙事的模式为：主人公带着美
丽的梦想，从乡村来到都市，开始寻梦之旅。 梦是美
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美丽的梦想幻化为幻境，读
者跟着作品中的主人公感慨苦海无边，何处是岸。
罗伟章的《故乡在远方》、《变脸》等作品亦是如此。
这种模式化的结构比较单一、僵化。 而《星星点灯》
是以父亲寻找女儿、女婿为线索。 初一看，《星星点
灯》有点类似侦探小说，具有侦探小说的某些元素。
小说从任向坤夫妇失踪写起。 农民工任向坤卖二手
手机发了一点小财，于是遭到绑架，打电话给新婚不
当然，人物语言过分书面化、规范化，反而减弱
了作品鲜活的生活感，不能突显四川地域特色是这
篇小说的不足。 此外，小说中的人物个性不够鲜明、
性格不够丰富，是小说的又一遗憾。
从《故乡在远方》到《星星点灯》，罗伟章演绎了
农民工进城的发展历程：寻找、努力、挣扎、失败直至
堕落。 叙事风格也相应发生变化。 罗伟章对自身的
超越昭示我们：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停，农民工
问题就会持续。 底层叙事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注释：
①
“污名化”是指城市公众、传媒将农民的某些缺陷如小农意识、说话粗鲁、肮脏等特征进行夸张，并成为了一种城市“公众”固
化的意识和记忆，这是在农民集中居住地不断演绎出来的种种真实与非真实的叙事逻辑。
此段话出自罗伟章２０１２ 年５ 月２３ 日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所作的讲座。
②
１７０
邓ꢀ 利ꢀ 底层叙事：一个未完成的命题———评罗伟章小说《星星点灯》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１］“底层作家”罗伟章：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Ｎ］．成都晚报，２０１１⁃１１⁃０３（２２）．
２］罗勇．触摸那伟大的力量———罗伟章小说创作简论［Ｊ］．绵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
３］陈思和．寻求岩层地下的精神力量———读罗伟章的几部小说有感［Ｊ］．当代文坛，２０１０，（１）．
４］张松．罗伟章的“乡下人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初探［Ｊ］．现代语文，２０１０，（１０）．
５］罗伟章．故乡在远方［Ｊ］．长城，２００４，（５）．
６］罗伟章．我们的路［Ｊ］．长城，２００５，（３）．
７］孙立平．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Ｎ］．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７⁃０８⁃１５．
８］罗伟章．星星点灯［Ｊ］．清明，２０１２，（２）．
９］罗伟章．农村永存［Ｊ］．天涯，２００４，（３）．
１０］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１１］罗伟章．大嫂谣［Ｊ］．人民文学，２００５，（１１）．
１２］鲁迅．鲁迅全集：第４ 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罗伟章．我不是在说谎［Ｊ］．四川文学，２００６，（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ＮＧ Ｌｉ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ｎｇｘｉｎｇ Ｄｉａｎｄｅ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ＬＵＯ 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Ｕ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ｄｏｕｂ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ｏｎ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ａｃｋ ｔｏ 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ＵＯ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ＵＯ’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Ｏ 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ｇｘｉｎｇ Ｄｉａｎｄｅｎｇ；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ｌ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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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