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 卷第3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42,No.3
May,2015
2015 年5 月
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张ꢀ 晓ꢀ 川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
ꢀ 摘要:平壤战役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关键一役。 战前,掌握兵权的李鸿章因主张调停和议,饱受言路弹章攻击,
其手下将领也受到质疑和指责。 至数路清军迭次入朝驻扎平壤,因后勤、军纪等原因多有骚动,统兵最多的淮军卫
汝贵部又成为清议对象。 平壤一役,城南的淮军战果和战况都不落下风,但入朝清军却因北门的失利而溃败。 战
后追究责任,力战不退的卫汝贵反而成为众矢之的,被描述成未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和平壤失守的罪魁祸首。
关键词:甲午平壤战役;言路;后勤;李鸿章;卫汝贵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3⁃0136⁃07
ꢀ
ꢀ “甲午中日之役,在研求远东历史者,胥认为近
前敌后勤、作战与后方政局和舆论等因素同时纳入
研究视野,并通过对战局和后勤等方面细节的考察,
来探究战前用人择将争议、战役过程以及战败后责
任追究、战役历史书写的互动情况,从而展现一个更
为立体丰富的甲午平壤之役。
[
1]441
平壤一役为中日陆军在战争中的
世极大关键。”
首次会战,对战局影响深远。 是役,清军守城失败,
烽火遂入国境。 不过,战争似乎并不仅仅在前敌展
开,庙堂之上的枢垣、翰詹科道的清议与前线文武之
间皆关系复杂,大同江畔的烽火连天和御史台前的
言路开阖交相辉映,后方的决策、舆论与前敌转运、
战况互为表里又参差不同,舍前线、言后方和舍后
方、言前线之论都会有失偏颇。 前后合以观之,方能
理解整个战役的真实情况,辨明各方势力对平壤战
役观察评价的意图和影响。
一ꢀ 开战前针对淮军集团的言路攻击
军机大臣翁同龢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可
以说是当时朝廷内外位最高、权最重的汉臣,他们之
间的恩怨也为人津津乐道。 据说,李鸿章初入曾幕
时,以进士妙笔代曾国藩参奏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两
人便已结怨。 当然,这段双方私人恩怨的故事可靠
②
程度有着不小的争议,但也有人认为此事“自为甲
关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政治局势,石泉在其《甲
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一书中剖析颇详,尤其是
将视野拓展至甲午战前数十年洋务、清流以及宫廷、
朝臣等方方面面,其对开战前夕和战争初期朝中主
战、主和舆论以及中枢、北洋等关系把握亦相当到
午至戊戌之间一大公案,直关士气与国运之兴衰,非
[
1]173
。 除开这段颇有争议的私人恩怨
止谈掌故也”
之外,翁、李分别是当日朝中两大派别的领袖。 翁同
龢为士林风向,门下有众多名士,如南通状元张謇、
两妃之兄志锐以及文廷式等。 李鸿章乃洋务主将,
不仅主持对外交涉,铁路、电线、矿务、铁甲舰诸端亦
多出自李氏之手。 抛开守旧趋新之异不论,士林清
流和洋务派在言辞上相互攻击,以至于在各种事务
[
2]441
。 至于甲午战争中的平壤战役,除了各种甲
位
午战争史书籍有所涉及外,还有孙克复等人的专篇
①
论文,多以讨论作战为何失败为主旨。 本文目的
并非检讨甲午平壤之役过程和失败原因,而在于将
收稿日期:2014⁃05⁃22
作者简介:张晓川(1983—),男,上海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
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外交通史。
136
张晓川ꢀ 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上交加肘掣,为晚清政局重要一幕。 以李鸿章为首
略四条中之“选将领” 一条,言刘锦棠、黄少春、陈
湜、魏光焘等湘军将领可用,后又附片参劾刘铭传、
的淮军集团把持北洋军事与洋务事业多年,自然成
为士林非议对象,更何况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和淮军
集团整体品质偏差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之命
[
5]第一册,53,55
丁汝昌
。 次日,翁同龢的门生、侍读学士
文廷式有《 奏请将丁汝昌革职拿问治罪
[
3]18
[5]第一册,58
运
。
片》
。 七月初九日,御史安维峻在《请饬督
至甲午年中日关系紧张,在和、战国策上,李鸿
臣详查海陆各军目前实情折》中,将丁、刘、叶、卫等
前敌后方的陆海淮各军将领议论一过,其奏章遥指
章一意主和,而朝中以翁为首成主战舆论。 以青年
才俊为主的科道言官和各部小京官纷纷上奏言战,
此前力陈停办船械的翁同龢口出“今北洋海陆两
[
5]第一册,67-69
。
的是“督臣”李鸿章
在战氛渐浓的情况下,士林对于李鸿章早已不
[
4]21
之言。 翁同龢一
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意主战的表态,被认为有驱李鸿章入虎口之意,恐怕
能信任。 七月初三日,即宣战后二日,户部侍郎长麟
上折希望能够特诏恭亲王奕来主持军国大
[
1]441-446
[5]第一册,45
难逃倾轧误国之责
。 战前士大夫尤以甲申
计
。 即使在平壤之役和大东沟海战前不
战事为据,虽承认海军不如人,却颇自负于陆军。 如
御史庞鸿书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距丰岛开战
仅四日)上奏以为:“现在与战于朝鲜,正可由陆地
进兵,舍我所短,而用我所长。 前者越南之役,以法
人之桀黠,而镇南关一战,斩首敌酋,军威大振,此前
久,另觅大员替代李鸿章主持对日大计的主张也不
少见。 七月十七日,有御史王鹏运《奏请任恭亲王
[
5]第一册,89
。 同日,御史钟德祥上
总统海疆军务折》
奏,称“为今日策胜算……请特旨别授一资望宿旧
[
5]第一册,99
,并在附片中放言:“所最宜
大臣出而临边”
[
5]第一册,24
事之可见者也。”
急者,似在我皇上之简将帅,使指顾之顷重帅大将络
绎奉命骏发,将四裔咸晓然于中国之能筹边者,不在
一李鸿章之宿重名也,中国之能破虏者,更不数淮军
然而,尽管对陆战充满信心,主战派却发现主和
持重的李鸿章实为备战之一大障碍。 盖因李坐镇北
洋二十余年,可以一战的战守常备淮军多在其麾下。
掌兵者主和,是主战官员群体必须解决的困境。 战
端未开时,即有吏科给事中余联沅保举刘铭传、刘锦
[
5]第一册,101
之毫不济事也。”
字里行间将扬抑之心意表
露无遗。 以上表态还系旁敲侧击,有的奏章更不加
遮掩直奔主题,要求对李鸿章加以严惩。 七月初三
日,由吏部尚书代呈的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
[
5]第一册,13
棠、刘永福、陈湜
。 除称病在乡的刘铭传
[5]第一册,47
外,其他几人均非淮系人马,主战派意在倒淮用湘,
利用湘淮矛盾达到抑制李鸿章和积极备战的目的。
六月二十日,侍读学士准良称赞宋庆毅军八营“素
精训练”,左宝贵“年富力强,不避险阻”,聂桂林“纪
直言:“李鸿章调度乖方,请旨严予处分。”
七月十六日,王鹏运的《奏陈军务片》一针见血地指
出: “ 李鸿章狃于和议, 著著落后, 坐失事机
[
5]第一册,86
……。”
七月廿三日,志锐上奏《敌情诈伪及
[
5]第一册,26
律最严,胆气尤壮”
递的郎中端方条陈,明言刘锦棠可用,“殆非刘铭传
。 由工部尚书怀塔布代
李鸿章衰病无能请简派重臣赴津视查
[
5]第一册,123-125
,用语尚客气。 三天后,自请北上抗
折》
[
5]第一册,34
所可比”
。 宣战后,又有编修张百熙请刘锦
日的湘抚吴大澂,指摘起老前辈李鸿章来丝毫不见
[
5]第一册,63
棠
以及御史安维峻推荐李秉衡、冯子材、刘
其身为督抚的沉稳,“李鸿章之老成恃重,虑损军
[
5]第一册,76
[5]第一册,134
铭传、董福祥、刘锦棠等折片
。 可见,除了
威,虑损国威耳”
。
甲申抵御法军的刘铭传外,当时北洋陆军主力淮军
将领在他们眼中皆不可恃。 有的折片还直接参奏淮
系人员,比如御史钟德祥六月廿一日有参劾驻日公
战端未开之际,主战派的弹章攻势已经直指李
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当日作为中国海陆军主力的北
洋舰队和淮军统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攻
击。 李鸿章既拥重兵,又在外交事务上有很大的发
言权,但其主和的态度和战备的不力,都令朝中清议
[
5]第一册,30
使汪凤藻的附片
。 珍妃之兄,与翁氏过从
甚密的礼部侍郎志锐,七月初三日有《奏请将丁汝
昌等拿交刑部审明正法片》,举荐方伯谦代替丁汝
和主战舆论不满。 故而,朝野以湘代淮及寻干员代
[
5]第一册,44-45
③[2]96-98
。
昌统率北洋舰队
。 若以日后丰岛、大东
李的呼声和策划不曾间断
沟海战中方伯谦临阵脱逃的表现来看,这一主张实
属保举非人。 刑部侍郎龙湛霖在七月初五日所陈方
二ꢀ 清军入朝与平壤之战
在言路奏章交劾和主战的帝意之下,李鸿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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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四路大军跨越鸭绿江入朝应援叶志超和聂士成统
每两合钱七百五十文”;与之相比,此时天津的银钱
率的牙山孤军,分别为:总兵马玉崑所率毅军4 营
比价则为“每两约合制钱一千四百余文”,即白银一
两在天津可换得的铜钱几乎是朝鲜可兑换的一倍;
清军入朝以后,发到士兵手中的饷银,兑换成日常购
2
000 人,卫汝贵的盛军13 营6000 人,副都统丰升
④
阿带领的奉天盛字练军马、步各2 营共1500 人,
丰岛海战当天起行的左宝贵的奉军马2、步6 共8
物所用之铜钱,竟然缩水一半,难怪叶志超有言“官
⑤
⑥
[8]第十五册,414
营3500 余人,内有靖边军5 营归聂桂林分统。
其中,马玉崑和卫汝贵两军最先入朝,七月初四日抵
达平壤,丰升阿、左宝贵、聂桂林等部七月初六日抵
兵一月应领之饷不敷半月之用”
。 基于
此,兵发朝鲜的清军不得不使用大批车辆装载铜钱
运往前线,致使不明就里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
(1894 年1 月至1897 年7 月期间为法国驻华公使)
目睹“清军用一队队车队为军队运送作为军饷和作
⑦
达平壤。
入朝部队的后勤状况不尽如人意,除了每营必
备的军械、帐篷及应急粮饷等分别由海陆起运之外,
后勤保障还遭遇到两个困难。 首先是粮食供应问
题。 由于运力有限,清军粮食供应部分靠就地采买。
[
9]31
。 不
战费用的铜钱” 后,将之称为“古怪现象”
过,即便耗费了大量的运力运送铜钱,仍然不能解决
“东钱缺少,无从预筹”的困境,李鸿章等人甚至准
⑨
备将铜铅等原料直接运送至朝鲜开炉铸钱。 朝鲜
[
6]下册,189
然而,“韩地瘠苦”
,加上当时朝鲜正处于秋
收前之缺粮时段,新谷还未登场,平壤一带更是粮食
缺乏,即便前往平安、黄海、咸镜等道搜集,陆路运输
本地的金融状况,虽似与军情无关,但实际上给入朝
清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占用了运力,迟滞更多
军用物资的转运,而且使前线军心不稳,引发了军
纪、士气等其他降低战斗力的问题。
[
6]下册,175
也非易事
。 第二个困难更为严重,甚至很大
程度上也是导致买粮不顺的重要原因,即朝鲜本国
钱少银贱之金融状况。 据晚清驻外使节报告,全球
各国官方不铸银钱(即银币)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
受到后勤等因素困扰的清军,在抵达平壤后的
月余时间内,除了一次贸然出击和击退日军小股先
头部队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至日军进逼,因谎
报战功而任诸军总统的叶志超才仓促部署防御:
ꢀ ꢀ 现奉征倭事宜总办李钦差传谕:倭情诡诈,
必须严防。 现在战守布置,既经会议定局,彼此
令互相援。 查南门外江南,马总统(玉崑)与盛
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
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 自大西门至
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
缓急,可使盛军应援。 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
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
援之。 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
及山海关戍兵,即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
军各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
队可速援之。 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
[
7]299
。 而且,相对于中国的银两和制钱双本位制,
鲜
⑧
朝鲜则基本上只使用铜钱作为通货。 这就导致了
银在朝鲜并无通货地位,故而价值不高。 朝鲜的这
种金融状况,早在壬午和甲申两次兵变之后,已给驻
扎朝鲜的清军造成了困难。 如李鸿章在光绪十年
(
1884)上奏称:因为“朝鲜银贱钱荒,百物昂贵”,导
[8]第十册,197
致在朝“将弁士卒艰苦万状”
。 次年,他在
《
议覆开源节流折》所附条议清单中也提到了“派防
朝鲜各营” 由于“ 该国银贱物贵, 月饷不敷日
[
8]第十一册,136
。 不仅在朝清军受“银贱”影响,饷银
用”
不敷使用,中国方面代管的朝鲜电报局经费也因此
捉襟见肘。 时在朝鲜办理交涉通商等事的袁世凯,
曾经向李鸿章报告:“盖因朝鲜各物皆贵,银价极
贱, 虽竭力节省, 仍较中国电局费用为
[
8]第十二册,399
⑩
多。”
由此可见朝鲜“银贱”问题困扰驻朝
出,立照军法惩办!
鲜的中国人员已久。 这一问题在承平之日尚不至于
造成严重后果,在战时则大大影响清军后勤保障。
由于使用和携带方便,清军的军饷和外务费用一般
使用银两及进口银元作为支付手段,然而进驻朝鲜
的清军则必须使用铜钱交易,这就增加了以银两换
铜钱这一步骤。 根据叶志超的电报,朝鲜银与钱的
兑换比例很低,“以银易钱,库平百两作九十五两,
作战部署中独不见左宝贵及其统领的奉军较为
可怪。 戚其章的解释是:“以左宝贵驻城北山顶,仍
[
10]88
其实,在如此紧
守玄武门,故命令中未曾提及。”
张的情况下,按照驻地划分防区理所当然,岂有以
“仍守玄武门”而不见于防御命令之理。 此说若通,
则表明其他诸军皆临敌换防,断无可能。 其间还有
一事蹊跷,叶志超在前敌曾经发电报言:左宝贵“右
138
张晓川ꢀ 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
8]第二十四册,326
。 李鸿章亲信盛宣
偏中风,不能起床”
皆在此指挥;城西日军师团主力因路上耽搁,较晚到
怀也去电旅顺告知宋庆,“贯廷中风,卧不能起”;同
日,他又电询平壤的洪熙: “ 左贯翁病能治
达,攻击未几,即遇清军骑兵出击,清军进攻也不利,
双方僵持,又因大雨,遂停战,所以伤亡很小;城北元
山支队先进攻,朔宁支队即投入,连下城外堡垒、牡
丹台及外城玄武门,左宝贵死之,日军不能近内城,
ꢁꢂꢃ[6]上册,146
否?”
后方的淮系人员似深信之,并非唬弄
总理衙门;且去电前线询问,又似非叶志超从中捣
鬼。 李鸿章报告总署称:此事得知于叶元申电,即十
三日傍晚来电。 根据《甲午战争史》所引《清日战争
实记》,上述临敌布防命令是西历9 月13 日(即八
ꢄꢂꢁ
暂时驻足不前,战斗即结束。
以战果论:城南日军混成旅团死130 人(将校6
人、士兵124 人),伤290 人(将校17 人、士兵273
人);城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死6 人(均为士兵),伤
26 人(将校2 人、士兵24 人),7 人失踪;城北日军
元山支队死36 人(将校2 人、士兵34 人)、伤144 人
(将校6 人、士兵138 人),日军朔宁支队死8 人(均
为士兵)、伤46 人(将校3 人、士兵43 人)、5 人失
[
10]88
。 如果叶电属实,左宝贵应在病
月十四)发布的
榻上,可能不及与会。 同时,翻检史料发现,叶、左交
往还颇有值得玩味处。 在诸军抵达平壤时,叶志超
本就“与盛毅诸将平日分属等夷,今膺总统,同人中
[
8]第二十四册,304
或各存意见,不服调度”
;左宝贵则早以
ꢅꢂꢁ
“
素号英勇”闻名,且同时“大军云集,器械鲜明,士
踪,城北日军共计死44 人、伤190 人。
[
5]第六册,179
。 诸军之中也
饱马腾,大有指日成功之望”
无论从战况还是战果来看,城南的战斗是最为
成功的,清军在战斗结束时还处于进攻态势,其中战
后屡被指为未战先逃的卫汝贵曾亲率士兵过江作
战,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最多;城西战场清军骑兵
数“ 马、 左营规较为整肃, 迭论战事, 其气甚
[
8]第二十四册,306
壮”
;而叶以牙山败军“散漫奔驰……奔
波一月余,流离数百里”,绕道而至,情形萎顿,自与
奉军等气势呈现天壤之别。 叶志超于“敌人之强弱
冲击不当,伤亡较大,但好歹“盛军死力拒守,如铁
[
5]第六册,180
[5]第六册,182
虚实,早已洞悉于胸”
;而“宝贵狃于捕马
11]卷四百六十,12710
。 在随后的一次会商
壁铜墙”
,迫使日军停止进攻;恰恰是左宝
[
贼之功,颇轻敌”
贵镇守的北面成为日军的突破口,在一上午的战斗
中就失门殇将,导致后路见阻,全军士气崩溃,无心
恋战,溃围而走。
守撤去从的诸将会议上,叶志超建议撤退,左宝贵则
力言坚守,豪言:“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
国家? 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
三ꢀ 战后评价与追责
[
5]第六册,180
时不必计也。”
及至开战之后,左宝贵有“以兵守志超勿令逸”的言
叶、左之话不投机可见一斑。
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未几黄海
战罢,水师大损,烽火蔓延入境,满清“龙兴”之地危
急,大为震惊的言官们愤不可抑,言路奏章攻势渐入
高潮,矛头直指淮军将领卫汝贵。
[
11]卷四百六十,12710
辞
。 所以,叶志超所发布的命令中,没
有关于奉军的内容,或许是左宝贵卧病在床而未能
与议,或许是此时的叶志超已经差遣不了奉军。
在清军纷扰逡巡之际,日军已形成对平壤围攻
之势。 大岛义昌领第九混成旅团3600 余人,挟牙山
胜利之余威,突击大同江南清军阵地,攻打平壤南
门,其面对的是盛军主力和毅军的共同防线。 立见
尚文领朔宁支队2400 余人,攻平壤东北;从平壤东
面登陆的元山支队4700 余人,绕道进攻平壤西北;
这两支队避开城北的江自康及丰升阿部,专攻左宝
贵军。 以野津道贯亲领的第五师团本部约5400 余
人,过大同江从西面发起冲击,彼处驻军为盛军另一
部和从牙山撤回的芦榆防军。 日军投入进攻兵力共
九月初三日,《请饬下宋庆破除情面严查卫汝
贵临敌先窜情由片》宣称:“卫汝贵统带盛军观望不
前。 敌势汹汹,又复首先逃窜,以致一队奔溃,千军
[
5]第一册,287
摇心。”
此后,卫汝贵未战先溃渐渐成为统
一口径。 御史高燮曾于初六日上奏言:“叶志超、卫
汝贵两军不战而溃,诸将相率奔逃。”两片相同之处
是左宝贵和马玉崑都成为其对立面,其中且有“左
宝贵军火不足,赴该军求援,卫汝贵等复置之不
[
5]第一册,300
顾”
的说法。 这是不知从何处道听途说的
言辞。 其实,当左宝贵在北门殉国时,卫汝贵尚在城
南与日军激战。 一天后,一份由吏部尚书麟书和徐
桐代呈的请罢斥李鸿章的奏折上达天听。 在此折
中,李鸿章首当其冲,被描述为权奸叛徒似的人物,
不仅“比年以来,天下之利权李鸿章绾之,天下之兵
16000 余人,较清军为众。
战斗概要大致如下:城南日军先攻清军江南阵
地,盛、毅军防守得力,还曾组织反攻,卫、马两总兵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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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李鸿章主之。 朝廷倚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
久后,言路大潮涌动,李鸿章自顾不暇,也就无力维
护手下了。
私人,以欺罔朝廷”,而且还有“倭米船则放之,倭运
开平煤则听之”,私放日本间谍,其子李经方“又在
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等诸多叛国行径,奏折中
甚至称李“闻败则喜,闻胜则忧”,有“虽食李鸿章之
肉于事奚裨”之论,其意不仅仅在“迅赐罢斥”甚明;
卫汝贵也未逃众怒,被目为李鸿章爪牙之一,称其
卫汝贵经刑部审判和光绪降旨,于甲午年末被
依律问斩。 关于此案是否存在冤杀成分,学界有不
ꢉꢂꢁ
同意见。 但是,正反双方都以为卫汝贵在平壤战
ꢊꢂꢁ
役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刑部所拟罪状不合实情。
卫汝贵之有克扣军饷和军纪不严,此事即便李鸿章
也有所耳闻,其出征前就曾劝诫,盛军到达朝鲜后又
“
望风先逃”,被视作溃逃的始作俑者,就连叶志超
[
8]第二十四册,322
也不过是“继之”之从犯,又历数“种种罪状,罄竹难
多次电告
议。 卫汝贵曾致信盛宣怀,称“韩地瘠苦……兵勇
。 不过,情况也并非全如物
[
5]第一册,300-305
。 同日,
书”,与丁汝昌并列“两巨奸者”
又有高燮曾要求将卫汝贵、叶志超分别治罪的附
[
6]下册,189
之寻柴觅水亦事之常”
,这显然与入朝军队
[
5]第一册,308
片
。 主战领袖张謇的条陈则先讲卫汝贵得
的后勤保障以及朝鲜当地的物资、金融状况有关。
参照上节分析,可知情况属实,并非辩解和托辞。 卫
汝贵还说:“丰军亦名盛军,敝军又较他军稍大,以
官不正,“卫汝贵之统领,以贿李经迈得之”,又指其
[
5]第一册,311
,似从源头上找根源。 到九月初
诸多劣迹
十日,御史陈其璋奏请将丁汝昌、卫汝贵、孙显寅三
[
6]下册,189
致众恶皆归”
,也可谓在理。 其时,丰升阿军
[
5]第一册,327
人法办的条陈附片,明言“斩此三人”
。
的确纪律不佳,前线发回的电报称:“丰带旗兵不甚
ꢁꢋꢂ[6]上册,98
;“丰都统为人长厚,所部
将前敌之败归咎于淮军,将淮军之不利归咎于
精炼,且有骚扰”
各营,骚扰百姓异常”
[
8]第二十四册,306
李氏,而左、卫两将则成为勇怯之标志性人物,甲午
。 丰升阿所率领
ꢆꢂꢁ
平壤战役评价的基调已定。 舆论造势之大,使得
的盛字练军与卫汝贵统带的盛军,名号接近,或许也
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导致“众恶皆归”。 关于卫汝贵
被杀,《异辞录》中记录有一段袁世凯为丁汝昌请求
抚恤不成之感言庶几近情:
西方观战者在完全没有搞清楚中日军队作战部署的
情况下,就以为“华统领卫汝贵闻日兵之至,先已抱
ꢇꢂꢁ
头鼠窜”,根本没有参加战斗。 至清廷为左宝贵立
祠、卫汝贵被斩首后,人人皆知左宝贵为殉国捐躯之
ꢀ ꢀ 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
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
至,势不可当。 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
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 仅归咎于
出货之一部,谁任其咎? 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
ꢁꢂꢈ
英雄,卫汝贵则为未战先逃的懦夫。
其实,单就平壤守城战来说,先溃的反而是左宝
贵奉军。 时左宝贵“登城指挥,中炮踣,尤能言,及
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于
[
11]卷四百六十,12710
[12]129
是诸军皆溃”
。 随军的栾述善称:“奉
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
军正在惊恐之际,见队伍如飞而至,遂成败兵,全军
另外,如将平壤之役前后,朝野对于淮军集团的
口诛笔伐,与之后湘军败绩对比,多少也显示出宽紧
不公来。 湘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之勇,或许还不及盛
军,却鲜有如此咬牙切齿的奏章和舆论攻击。
[
5]第六册,182
根据日军的记录,平壤城
慌乱,轰然溃散。”
北玄武门破时,西、南两方还毫不知情,仍处于苦战
之中。 此时,指挥城西战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津
道贯,亦不知玄武门已破、城头有白旗悬起的情况,
他所接到的报告都称平壤坚固、清军善战,故而发出
甲午战争,除中日军事交锋外,还有以翁同龢为
首的主战清流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之间的矛
盾。 有评价称:“惜乎松禅老人(即翁同龢———笔者
按),读词不熟,昧于乡先生之绪论,不为清廷立自
治之策,而徒以觝排合肥(即李鸿章———笔者按)为
“
若不幸失败, 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 之誓
[
5]第八册,58
言
。 日军从被俘清军口中得到的情报是:
左宝贵战死后, 其“ 部下亲兵马队抢先逃
[
5]第八册,57,58
跑”
。 这也证实了城北奉军率先溃逃。
[
1]177
平壤之战即发生于两派斗争的大背景
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战后一周所奏《临阵脱逃官弁
请予严拿正法》一电,参奉军三名营官“首先开城脱
逃”,虽有推诿之嫌,却也是实情,况且此电也提及
能事也。”
下。 战前,李鸿章、卫汝贵、丁汝昌等人就遭到了种
种质疑和指摘。 清军入朝以后,由于后勤和朝鲜实
际情况等因素,处境艰苦,不能自持,一定程度上引
[
5]第一册,250
淮军的江自康、孙显寅脱逃之事
。 只是不
140
张晓川ꢀ 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起了军纪松懈,进而成为后方舆论、奏章攻击的材
头集中于率领淮系盛军的卫汝贵,不少文字基于义
愤,歪曲了战役过程的事实真相,影响了日后关于此
战的历史书写。
料。 平壤一战,城南尚能相持,北门过早失守,因退
路被切断而引发溃退,国内舆论更是口诛笔伐,将矛
注释:
①
②
甲午战争史专著以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为代表,专篇论文有孙克复《甲午平壤之战》(载《辽
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4 期)、宋梦良《试论平壤保卫战失败的原因》(载《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等。
比如翁飞的《翁李关系探源》和朱育礼的《翁李交谊与政见异同》两篇文章都认为翁李因代参事件的交恶没有多少可信性,
对未来政坛中两人的交往也不存在什么影响。 两文载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合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9-239 页。
③
④
⑤
石泉在其《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著作中对此有所分析,尤其是对张謇与翁同龢往来书信中暗语和谋划有所解读。
练军编制依照淮军的营制(淮军亦沿袭湘军),步队一营合营官501 人,马队一营马勇250 名。
戚其章认为,左宝贵所部“后又招募500 人,成立炮队1 营,合计4026 人”(见《甲午战争史》,第82 页)。 但据盛京将军裕禄
奏《左宝贵东征军拟请添募炮队折》(《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19-221 页)记载,“该军带赴朝鲜马步八营,原只三千五百
人”,而该折所请发饷日期即八月十五日平壤已经陷入激战,而到朱批“另有旨”的八月十七奋死一战的左将军已壮烈殉国。
可见,即便成军,新募炮队也不可能入朝,更不可能投入战斗。
⑥
其实,靖边军和奉军在多大程度上为一军值得怀疑。 日人档案中认为,靖边军是后来加入的,且战前奉军大部在奉天,靖边
军则在东边道台(驻凤凰城)指挥之下(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争史》,载《中日战争》第七册,第422、449
页)。 而且,在平壤,奉军和靖边军的防区也无联系,左、聂之间似乎没有统辖关系。 可见,四大军只是当时一般习惯性称
呼。
⑦
⑧
以上基本参考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以及日人记载相关档案《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争史》(见《中日战争》第七册)等。
有研究表明:“在1876 年日本强迫朝鲜开放贸易之前,朝鲜的全国通货是政府铸造的铜钱……18 世纪早期,当日本白银通
过朝鲜出口到中国时,朝鲜王朝禁止使用白银作为国内的通货,朝鲜所开采的银也大部分供中国使用。”参见:林满红著《银
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詹庆华、林满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59 页。
⑨
⑩
《盛宣怀致叶志超函》,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195 页。 关于在朝鲜铸钱的准备和筹划,还可以参见陈崇桥、张玉
田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 年版,第72、73 页。
参见:《清日战争实记》。 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88 页。 《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争史》记载基本相同,见《中日战
争》第七册,第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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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称:日军将校以下就有“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 其数字出入,是因为《情况
表》记录的是总攻击开始后的9 月15、16 日两天的伤亡,而戚其章先生所引可能包括12、13 日小范围接战的伤亡。
ꢁꢆꢂ梁启超《李鸿章传》影响很大,其中就有“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等语。 见马勇编《梁启超中国近代名人传记丛编》,河
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96 页。
ꢁꢇꢂ《蒲雷东方观战纪实》(《中日战争》第六册,第59 页)中,蒲雷称左宝贵部力拒大岛旅团。 其实,左宝贵在城北,大岛义昌在
城南,蒲雷根本没有弄清中日双方部队的位置。
ꢁꢈꢂ其实,就左宝贵战殁的形象而言,未尝没有各种势力以其所需添油加醋的成份在里面,比如多宣称左宝贵着黄马褂上城决
战。 若以上文所言甚真的忧劳中风的话,如此行为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但这丝毫不损其为国捐躯的壮烈。
ꢁꢉꢂ持卫汝贵是被冤杀观点的有:戚其章《甲午战争中最大的一桩冤案———卫汝贵被杀案考析》,载《安徽史学》1990 年第1 期;
廖宗麟《卫汝贵被杀是一桩冤案》,载《安徽史学》1991 年第4 期。 认为卫汝贵罪有应得的有:张剑《卫汝贵是被冤杀的
么?》,载《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11 期。
ꢁꢊꢂ认为卫汝贵不算被冤杀的张剑承认:“在刑部相关卫汝贵平壤之战的罪名中,大多是不切实际的,不是过分的苛求,就是莫
须有的‘捏造’。”见张剑《卫汝贵是被冤杀的么?》,载《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11 期,第37 页。 文章认为卫汝贵该杀的主要
问题是军纪,但是根据刑部“按失误军机与失陷城寨二罪均应拟斩”以及光绪谕旨中“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
1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饷,纵兵抢掠情事”来看,杀卫的主要理由还是战事,克扣军饷和军纪问题只是“并有”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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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体智.异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Logistics and Yan⁃lu: A Re⁃study on the Battle of Pyongyang in 1894
ZHANG Xiao⁃chuan
(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Abstract:The battle of Pyongyang is a crucial battle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1895. Be⁃
fore the battle, LI Hong⁃zhang, the Chief military officer, together with his subordinate generals and sol⁃
diers, suffered from accusation and impeachment for his avocation for peace talks. After Chinese troops
entered and stationed in Pyongyang successively, there were various disturbances resulting mainly from
military disciplines and logistics. WEI Ru⁃gui, the general of the Huai troop, whose troop has most sol⁃
diers of all, became the target of political criticism. During the Battle of Pyongyang, the Huai troop won
the battle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while other Chinese troops of the Qing Empire lost the battle because of
the defeat in the north gate. Despite his persistence in fighting, WEI Ru⁃gui became the target of public
criticism. He was described as a defeated command who had escaped before the fight and the main culprit
for the lose of Pyongyang War.
Key words:the battle of Pyongyang in 1894; Yan⁃lu; logistics; LI Hong⁃zhang; WEI Ru⁃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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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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