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３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５ 月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唐ꢀ 普
（
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十一日，苏轼“舟中读《文选》”。 由苏轼论及《文选》的文献似可得知，元
丰年间苏轼才开始正式阅读《文选》，而且这个《文选》应该是五臣注本，之前苏轼或当见到过国子监李善注本，但
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阅读。 他对《文选》的评论仅是点滴的、武断的，正反映出他没有深入学习《文选》的事实。
关键词：苏轼论《文选》；《文选》版本；庆历新政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６４⁃０６
［
２］卷八，１００
。
ꢀ
ꢀ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十一日，苏轼作
题文选》一文，云：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
苏轼评论《文选》，较多地收入《仇池笔记》中，四
①
ꢀ
ꢀ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
库全书《东坡志林》十二卷本也悉数收入。 今据《苏
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
可见矣。 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 观
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 以知其馀人
忽遗者甚多矣。 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
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
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元丰七
轼文集》将其论迻录如下（《题文选》见前引）：
ꢀ ꢀ 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 以轼观之，拙
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 宋玉赋《高唐》、
《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相
与问答，皆赋矣。 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
异。 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 之语。
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
非西汉文。 而统不悟。 刘子玄独知之。 范晔作
《蔡琰传》，载其二诗，亦非是。 ……李太白、韩退
之、 白乐天诗文， 皆为庸俗所乱， 可为太
［
１］卷六十七，２０９２－２０９３
年六月十一日书。
苏轼什么时间开始阅读《文选》？ 他舟中所读
文选》用的是什么版本？ 笔者试以苏轼评论《文选》
《
为出发点，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
１］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１４２９－１４３０
一ꢀ 苏轼论《文选》
息。
宋初，《文选》学习和接受程度较高，陆游云：“国
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 所谓五
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
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 而世以为胜善，亦谬
矣。 谢瞻《张子房》诗曰：“苛慝暴三殇。”此礼所
谓上中下三殇。 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 而乃
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
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 诸如此甚
［
２］卷八，１００
但庆
子至为之语曰：‘《文选》 烂，秀才半。’”
历、熙丰之后，《文选》学逐步走向衰落。 苏轼恰恰正
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时期，他对《文选》
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评论《文选》也仅止零星点滴。
作为一代文豪，他开启了新的书写文风，“建炎以来，
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 亦有语曰：
［
１］卷六十七，《书谢瞻诗》，２０９３
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 今日读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作者简介：唐普（１９７２—），男，四川邻水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编审。
１６４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２］５３３２
，这已是苏轼晚年的文章
（
１１００）三月作于儋州”
《书苏李诗》 之后，即元丰年间或者其后。 《书谢瞻
诗》出《仇池笔记》，题作《三殇》，十二卷本《东坡志
林》则收录有《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 王松龄谓：
“《东坡志林》所载各篇，上自元丰，下迄元符，历二十
了。 《书谢瞻诗》、《书文选后》，《苏轼全集校注》皆云
［
１２］７５０１，７５０５
。
“
作年未详”
作于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的《题文选》，当是苏
［
１４］《点校说明》，１
轼罢黄州转汝州任途中所作，其所阅读的《文选》，或
是他本人藏书。 虽然此处苏轼并未论及五臣注、李善
注的问题，但通过苏轼其他文章可以一并考知苏轼阅
读《文选》 的大致时间。 《与朱康叔二十首》 之十三
云：
年”
坡先生志林小序》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纪元
。 按：赵用贤为其子赵开美刊本《刻东
［
１４］
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 ，元祐至绍圣仅十余
年，赵氏说法不确切。 又，赵开美《仇池笔记序》 云：
“《笔记》于《志林》，表里书也。 ……兹于曾公《类说》
［
１５］
。
ꢀ
ꢀ 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
中复得此两卷，其与《志林》并见者得三十六则”
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
不改其意，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
非创入也。 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
既为表里书，其收文时间范围或许较为一致。 由此我
们大体可以判断二文或许作于元丰年间或之后。 按
照孔凡礼先生关于《书苏李诗后》 一文的系年，此二
文定当作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之后。
［
１］卷五十九，１７８９
之谓也。
苏轼文集》 谓此二十首“ 以下俱黄
１］卷五十九，１７８５
，《苏轼年谱》谓元丰五年（１０８２）董钺
《
由上可知，苏轼较为集中地对《文选》进行评论，
是在元丰年间或之后，直至晚年《答刘沔都曹书》 一
文，较为全面地将他论及《文选》（注释除外）的部分
文字糅合到了一起（见前引）。 这段文字论萧统集
《文选》“拙于文而陋于识”的举例（宋玉《高唐》、《神
女》二赋篇初误叙问题，苏李诗及李陵《与苏武书》为
伪作等），其实在《题文选》、《题蔡琰传》中早有论及，
显然是他晚年对自己以前观点的重述。
［
州”
去，“ 赠《 哨遍》， 抒思归之意。 并寄朱寿昌（ 康
［
１１］卷二十，５４１
。 文云“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当
叔）”
是在苏轼检校过《文选·归去来》之后才有是说。 故
苏轼在元丰五年之前已阅读过《文选》，至少《归去
来》应该是读过的，而且参考过《文选》所录。
又，《书苏李诗后》云：
ꢀ
ꢀ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 予本不识陈君
现在再来看看苏轼评论《文选》 所用的版本问
题。
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 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
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
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
春秋之时， 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 不必己作
首先，可以否定的是苏轼元丰六年“舟中读《文
选》”不会使用李善、五臣合注本。 宋代六家注本的
始祖是秀州州学刻本，是书刊刻于元祐九年（１０９４），
而苏轼《题文选》 作于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由此而推
之，《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当在《题文选》的前后年
间所作，其所用的本子很有可能是苏轼“舟中读《文
选》”的同一版本。
［
１］卷六十七，２０８９
也。
此文盖苏轼黄州期间手书李陵赠苏武诗予陈君
［
１３］
式后而作，饶学刚系于元丰五年（１０８２） ，孔凡礼则
［
１１］卷十九，４８６
系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 八月
注》谓“元丰五年（一○八二）作于黄州”
，《苏轼全集校
［
１２］７４８６
。 苏轼
那么，这个版本是五臣注本还是李善注本呢？
《书文选后》 专论五臣注及萧统之鄙陋，是故明刊本
《文粹》卷四十、《东坡全集》卷九十二题作《五臣注文
选》。 既如此，当是五臣注本无疑。 又，《书谢瞻诗》
一文，虽首云“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其
实仍然是在批评五臣注的问题，他所用的《文选》 本
子，亦肯定是五臣注本。 如果是国子监本《文选》，苏
轼批评五臣注时当会用李善注加以辩驳，事实上他举
五臣误注“三殇”的例子，即谢瞻《张子房诗》“苛慝暴
三殇”李善注云：“《礼记》曰：孔子过泰山侧，妇人哭
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
也，一似重有忧者？ 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
多次谈及苏李诗的真伪问题，而此时他竟在陈君式罢
职时，“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
子卿之篇”，并没对苏李诗的真伪产生怀疑。 试想，既
然苏轼认为苏李诗乃后人伪作，此时他“书以赠之”，
即不符人之常情了。 由是可知，至迟在元丰年间陈君
式罢黄州时，苏轼那时尚未对苏李诗的真伪问题产生
疑问。 这说明他认真阅读《文选》中苏李诗也当在此
之后，正是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舟中读《文选》”
前后，而《题蔡琰传》当在其“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
亦后人所拟”之后。
既然如此，《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则当作于
１６６
唐ꢀ 普ꢀ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
１１］卷一，１２
。 也即在这一年，刚入乡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不去也？ 曰：无苛
简，与陈太初同学”
［
１６］５０５
而苏轼
政。 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校的苏轼得以读到了《庆历圣德诗》：
批评五臣注云：“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 言暴秦无道，
戮及孥稚也。 而乃引‘苛政猛于暴虎，吾父吾夫吾子
皆死于是。’ 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
乎？”并不知五臣注乃源自李善，即使误也当自李善
起，又于此前极力称赞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并
ꢀ ꢀ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
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
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
人者何人也？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 轼曰：
“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
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
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
③
以之贬抑五臣，失之。 可见，苏轼此时可能看到的仍
然是五臣注本，或仅凭自己当年见到国子监本《文
选》的印象（详后所论）作出“李善注《文选》，本末详
备，极可喜”的判断后，对五臣注加以批评。 所以，从
此文来看，东坡一生的确对《文选》没有深读。 郭子
章《豫章诗话》卷一云：“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
［
１］卷十，《范文正公文集叙》，３１１
矣。
《庆历圣德诗》的作者石介，对宋初“草必称‘王
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
［
２］卷八，１００
晖’”
这种西昆诗风极为不满，作《怪说》极斥
［
１７］２５４
诚为的论。
喜昭明。”
其代表人物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
苏轼生前可能见到的《文选》刊本，五臣注本有
五代毋昭裔刊本（蜀本）、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平昌孟氏
刻本，李善注本有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国子监刊本（大中
祥符国子监本刊成未印即付烬，故不得而见）。 此外，
天圣四年平昌孟氏刻本沈严《五臣本后序》 云此前
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
［
１９］卷五，６２
。 同年，范仲淹任参
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
知政事，主持“新政”，其中一项是改革贡举制，改变
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新政
阵营里的许多人物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范仲
淹是他们的政治领袖，而在北宋散文的发展上，他们
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欧阳修是他们的文学旗
“
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
［１６］１４６１
而舛脱夥”
，汪超认为：“由沈严之序，我们可以
［
２０］
得知，在天圣四年（１０２６ 年）平昌孟氏五臣注本刊刻
之前，两浙亦曾刊刻五臣注本《文选》。 但今已不传，
其具体情况无由得知。 沈序所谓二川印本，当指五代
手” 。 此时的苏轼刚发蒙入学，这种制度的改变势
必会影响他的学习内容，因为“读书求仕成了宋代读
［
１０］２４５－２４６
。
书人主要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唯一目标”
［
１８］
孟蜀毋昭裔刻本。” 这两个版刻的五臣注本，一因
年代久远，二因“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而舛
脱夥”，在平昌孟氏刻本出来之后，士人不大再对此加
以选择。 由此则可以判断，苏轼“舟中”所读《文选》，
或许可能是平昌孟氏刻本。
幼年的苏轼，受学张易简、母程氏、伯父涣、刘巨、
乡人史清卿等， 其父洵“ 居丧眉州， 不出蜀， 教二
［
１１］卷一，２３
子”
。 乡先生既然对苏轼说韩琦、范仲淹、富
弼、欧阳修四人为“人杰”，那么他对范仲淹、欧阳修
为首的文学创作倾向显然是赞同的，这对苏轼的启蒙
意义非同小可。 此外，苏轼之父苏洵本人与欧阳修也
有交游， “ 昔我先君， 怀宝遁世， 非公则莫能
三ꢀ 苏轼所见《文选》李善注本时间考论
苏轼既然阅读评论《文选》 所用注本为五臣注
本，那他为什么又在《书谢瞻诗》中明确表明“李善注
［
１］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文》，１９３７
致”
。 正是在科举和苏洵父子
《
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 呢？ 这表明苏轼应当是
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下，苏轼幼年所习的内容可能会
远离《文选》。
见到过李善注本的，并且对当时通行的五臣注本“世
以为胜善”的观点表示了否定。 但遗憾的是，苏轼在
评论五臣注的时候，却举错了例子。 这极有可能是受
制于当时转迁赴任的特殊环境，他没有条件翻阅李善
注本，故有感而发、信笔拈来，加之对《文选》没有进
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仅凭印象，作出了一些较为武
断的结论。
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十八岁的苏轼“日益壮大，好
［
１１］卷一，３２
。 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二
。 可见，青少年时
读史、论史，间亦好道”
［
１１］卷二，３６
十岁的苏轼“已学通经史”
期的苏轼主要学习的是经、史著作。 学成之后，自然
是要走入仕的道路。 嘉祐元年（１０５６）秋，苏轼兄弟应
［
１１］卷二，４８
开封府解，试景德寺，“榜出，……苏轼第二”
。
苏轼得以见到《文选》李善注本，极有可能是他
入直馆阁之后，而不大可能在其入仕之前。
嘉祐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苏轼“应省
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
之‘太学体’。 梅尧臣得之以荐，欧阳修喜置第二”，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八岁的苏轼“入小学，师张易
１６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
本《文选》附录有国子监校本校勘、雕造及进呈官员
姓名，与《宋会要》所言合。 可以想象，苏轼在直史馆
期间，见到《文选》国子监本毫无疑义，也是很容易的
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又试特奏名”，十一日，“赐进士
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
［
１１］卷六，１３７
“
苏轼、苏辙皆进士及第。 ……（欧阳） 修喜得轼，并
事。 苏轼治平二年（１０６５）直史馆
；熙宁二年
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 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１０６９）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宣告院，兼判尚书祀部，以
殿中丞、 直史馆判官宣告院， 权开封府推
［
１１］卷二，５１－５５
。 正是苏
文风为变。 苏氏文章，遂称于时”
［
１１］卷八，１５８，１６６
轼文章契合了欧阳修的品味，欧阳修选择苏轼作为自
己的接班人， “ 我老将休， 付子斯
官
；熙宁三年差充殿试编排官，罢开封府推
［
１１］卷九，１７５，１９１
； 熙宁四年迁太常博
官，依旧宣告院
［
１］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１９５６
［１１］卷十，１９５
文”
。 其后，欧阳修举荐苏
士
。 据《宋史·职官九》所述叙迁之制，殿中
轼应制科，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八月二十五日，经过层层
选拔的苏轼兄弟受仁宗御试，“苏轼入三等，辙为四
等。 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
丞“ 有出身转太常博士， 无出身转国子监博
［２３］卷一百六十九，４０２４
士”
，可知苏轼正是以殿中丞身份迁任
太常博士（即有出身，进士及第）。 随着这种身份和
地位的改变，苏轼的眼光显然超越了一般读书人认为
《文选》五臣注优于李善注的实用主义，故其会在后
来认为李善注“本末详备，极可喜”，这与景德四年监
三馆书籍刘崇超所言李善注“援引该赡，典故分明”
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馆阁之士与普通文人对李善注
与五臣注审美（或功用）趣旨的差异，使《文选》的版
刻在宋代的版刻史上产生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现象，
“朝廷刊本是以李善注为主，目前所知的两宋《文选》
版本中，国子监刊本没有五臣注。 而私刻当中，尤本
是李善单注，坊刻则从来没有李善单注本，更多的反
［
１１］卷四，９３
推官”
，开始了他坎坷的为官生涯。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省试中进士及第，乃得力于
欧阳修看中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此次御试
时所作赋（《民监赋》）、诗（《鸾刀诗》）竟佚，仅留《重
申巽命论》（试题）。 这在苏氏文章称雄当时、其集多
所刊刻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后苏轼入仕
则应制科，其应制文章则多为策、论。 《文选》之于苏
轼，其意义几于无矣。
既如此，那么苏轼何时开始比较正式地阅读《文
选》呢？ 这可能是苏轼入直史馆后才得以见到国子监
本。 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苏轼又应制科特旨，“学士院
［
１８］
。
而是五臣注本”
［
１１］卷六，１３７
试策，优诏直史馆”
。 史馆为宋代三馆之一，
虽然苏轼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之
间任职馆阁，有可能得以目睹国子监本《文选》，但可
能他并没有认真阅读《文选》，这从他《书谢瞻诗》中
论及李善注仅聊聊数言且印象有误的情况可以得见。
但在元丰期间，他可能得闲阅读《文选》，如《题文选》
即作于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他自黄州转任汝州期间
舟中。 而他此时阅读的《文选》版本，当是五臣注本，
《题文选》、《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及《答刘沔都曹
书》所论《文选》相关问题，都反映不出他看的这个版
本是李善注本。 相反，《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在谈
到五臣注的问题时，也仅《书谢瞻诗》 文首“李善注
《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 数字，但讨论五臣妄注
“三殇”时，却恰恰忽略了五臣本祖李善，自相矛盾。
正因为苏轼并没有系统而认真的阅读《文选》，
所以他论及《文选》的时候难免片面、武断，没有充分
的论证和翔实的材料，只能以“诸如此甚多，不足言，
故不言”，“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 其实这正
反映了他一生不喜《文选》，因而也没有认真地学习
《文选》的事实。
藏书颇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二月丙辰朔，
诏赐名为崇文院。 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
之书以实之。 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
［
２１］卷十九，４２２
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
。
苏轼或可在直史馆期间见到《文选》，而且极有可能
是国子监本《文选》。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 八月十四日，
［
１１］卷十八，１６４
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
，而宋初国子
监本《文选》的刊行，也与史馆关系密切。 《宋会要辑
稿·崇儒》载，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命翰林学士承旨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帝览之称善，降诏褒谕，以书
［
２２］卷五，２６１
付史馆”
。 可见，史馆雕造书籍并非专于史
书。 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
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 ……
《
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 又命官覆勘。 未几宫
城火，二书皆烬。 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
《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
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 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
‘
［
２２］卷四，２１３
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对焉”
。 今韩国奎章阁
１６８
唐ꢀ 普ꢀ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注释：
①
明人赵开美刊本《志林》五卷本仅卷四有“张华鹪鹩赋”一条涉及，《文选》虽录张华《鹪鹩赋》，但本文是否与论《文选》，不足
证。
②
屈守元先生认为苏轼所见李善本此处无注，“今传尤刻李注本，却把李周翰作为李善注窜入”（《文选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８６ 页）。 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即云李周翰注“乃实本于善也”（《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
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４３７ 页）。 今检奎章阁本《文选》，尽管其前有李周翰注，但并未略去李善此注（奎章阁本
祖本为秀州本，秀州本所用李善注底本为宋国子监本），此实属苏轼之误。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辨正，亦可参考：郭宝军《宋
代文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３８９－３９０ 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３８９⁃３９０ 页有较详的辨正。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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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宋会要辑稿·崇儒［Ｍ］．苗书梅等点校，王云海审订．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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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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