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３ 期
２０１５ 年５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５
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朱ꢀ 梅ꢀ 光
（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２３５０００）
ꢀ
ꢀ 摘要：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开启了传统产婆大规模近代职业重塑的历程，是落实产婆改良思想的一种制度性
举措。 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主要通过技术置换来逐步展开，反映了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同时又催生了职业资
格化制度设计的进程，共同塑造旧式稳婆以西方为典范的职业形象和职业手法。 早期作为先导的民间训练模式，
与后来国家主导的普及化推行，共同构建起制度形塑时官民互动的发展态势，在其中，国家扮演着资源整合者和制
度运行保障者的角色，民间医学和教育资源仍然发挥着促进作用。 就制度实施的效果来看，职业重塑的历程不甚
理想。 训练方式上的“损之又损”以及“学”与“术”的训练难以兼顾平衡，这些自发生成的制度性障碍，对过渡时期
产婆训练的整个行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产婆；职业重塑；产婆训练班；技术置换；制度形塑；制度反思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９．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５７⁃０７
ꢀ
ꢀ 传统中国的生育观，向以胎产归之天然，将接生
呢？ 就分娩行为的医疗化而言，至少有二重涵义，既
有针对产妇分娩各阶段是否处于医疗“氛围”（而非
迷信）中予以救助的一面，也有涉及接产人员是否
能够医疗化“施行” （而非仅凭经验式） 的另一面。
具体到产婆训练班来看，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核心
是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而这首先是通过技术置
换来逐步展开的。
一门视为卑污下贱之行业，操其权柄者，多为旧式产
婆。 近代以后，本乎西医技法而养成的助产士兴起，
在职业手法上与传统稳婆迥然有别，新旧两大产婆
群体渐呈对立之势。 但在新旧嬗变之际，近代国人
经充分辩论，逐渐达成改良之议，对旧式产婆进行职
业重塑，约于１９２８ 年后，她们以接受较为统一的训
练班形式，被逐步纳入正规的助产职业教育的行列
中。 伴随医疗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学界对近代产
婆的研究，也由过去蒋竹山所评论的“少有人碰触”
就技术而言，产婆拥有的“旧式接生方法”，属
于传统经验的范畴，在新技术者眼中，这是典型的
“非科学与没有前途”。 因此，训练班的创设，就是
要触及接生问题中的新与旧，即“新的医学的智识
与技术如何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帮助和增进这些
①
向间有所论转变，但相比而言，对其职业改造的研
究，触论还甚浅。 有鉴于此，本文拟借助于对旧式产
婆训练班的制度检视，对相关问题作一专门探讨。
一ꢀ 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
［
１］１００
非科学的旧医药界人士”
。 “帮助”和“增进”的
途径无他，唯有以新技术置换传统经验之一途。 这
种以新代旧，在时人看来，实乃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
产婆训练班中医疗化的分娩行为是如何展开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一般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分娩卫生救助机制研究”（２０１４ＳＫ１１）之成
果。
作者简介：朱梅光（１９７９—），男，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的研究。
１５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皆散漫无序，实不足以言学也”，可见在叶氏眼中，
传统资源实已被置于“不足以言学”的地步。 何以
言学呢？ 他认为，当然是西医资源，以此眼光视汉代
以下妇科产科“专书”、“著作” 和“胎产之方” 皆为
首先，自认为属于科学且有前途的一方，是如何
认定”旧技术的无效乃至危害性的呢？ 当时国人
“
颇为推崇新医学，认为在医学上，与女子关系至为密
切者，“莫如产孕小儿两科”，期待“医术昌明”，能成
为当时“黑暗女界中之一服清凉散”，即使医学“现
［
７］５５
。
“古人之陈迹”，“其理论则与今之新医术不符”
这样一来，“新旧式接生问题”便转化成为“中西医
问题的一部分”，在分娩医疗化的资源竞争中，中医
与旧式接生法一样， 被打上了“ 非科学与没前
［
２］９－１０
。 这种医
尚幼稚”，也“不可以其简陋而轻之”
学眼光与心态的养成，使得他们认识到旧式产婆连
庸医也算不上，至多具备一些缺乏医学常识的经验。
当时全国各地的稳婆普遍“生理不知，解剖莫晓”，
［
１］１００
的烙印，从而退出竞争的行列。
随着社会的认可与接受，西医合法性不断增强，
途”
［
３］８
仍强行收生与接胎。 因此，这种分娩卫生，就其
手法而言，更多属于一种社会行为，而非医疗行为。
约于１９１９ 年，毛子震从产科学的角度，建议将
产婆的名字改为“护产医”，这是迎合社会心理尊崇
医学的一种看法。 而虞诚之也从医学的角度，对之
近代的外来资源也就成为改造传统的“当然”主体。
１９２９ 年底，无锡市政筹备处社会科附设接生婆训练
班，负责培训工作的王世伟主任与诸涵英教员，俱为
［
８］４２，４５
。 全国
拥有西医教育背景的产妇科开业医士
其他地方性的“训练稳婆办法”中，俱明确宣示招集
组织的训练班应“遴请当地西医或助产士义务担任
“
很表同意”，认为“中国的产婆向来没有医的知识，
［
９］１２
。 至此，旧式产婆经由西方医学观念的冲
是无可讳言的”，若欲以“改良的动机”补救之，最切
训练”
［
４］２２－２３
。 由
要的一点是产婆“万不能没有医的知识”
此可见，具体到产婆来说，学界言说中经常提及的
分娩医疗化”由来有自，并非专指蒋竹山先生所谓
击，再到被动“认定”，步步深入地受到西方医学的
影响，开始进入医学体系并接受正规的医学训练。
医疗化要求产婆具备医学知识，产婆被纳入正
规医学培训体系，同时也催生了职业资格化制度设
计的进程。 在虞诚之看来，过去被称为“有经验”的
稳婆，获取旧技术的方式极为简单，他将这种旧式收
“
的“医疗化的分娩行为”。 近代以来弥散于社会的
崇医心态，远早于这种“施行”的行为，且形成一定
的话语权势，解析并“认定”着旧式产婆及其传统经
验。
［
４］２４
。 从其观察问题的标准来
生界定为“不合法”
其次，近代中国呈现中西医竞争的格局，竞争态
势涉及面甚广，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产婆培训中。
那么，谁能取得优势而成为培训的资源主体呢？ 其
实，作为外来资源，早在１９ 世纪末，已有人认识到
看，实乃不合“西法”。 由此可知，能否合于西法，已
成为虞氏乃至时人思考分娩卫生如何建设的重要标
准。 进一步来说，合于旧法的稳婆群体，已没有维持
这种职业的资格。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产婆训练
班其本质实为构建一种新的职业资格的准入机制。
设置职业资格的新标准，早期明显受到日本及
欧美各国产婆改良思想的影响。 １９０７ 年，国人已注
意到日本检定产婆职业资格的情况，“产婆技术之
优劣，非得医师之确定者，断不可十分信任”，同时
“
西法收生”能有“解产厄”的医疗效果。 西方“收生
诸事，皆藉医士取其谙识血脉子宫骨盘部位”，“故
受胎成孕以及分娩产后各事，医士无不深明其理”；
反观中医医史，“从来妇科书籍于胎产一门，大半专
论气血，至胚胎分娩尤属模糊，大约因其近于狎亵，
故从忽诸，无怪医家之梦梦，不得不以稳婆之言为圭
产婆“非经医师试验，予以免许文凭者，不准应用学
［
５］１－２
［１０］８
。 后来国人又认识到，不独日本如此，“考诸
臬也”
。 而到２０ 世纪初，中医形象益形毁坏，
识”
时人认为中医对于“吾国之厄于产事者”，“亦惟饰
其按脉授方之丑态，此外更无所施”，而“教会医士
各国法律”皆然。 产婆若要“营其业”，须经“试验及
格”，登录名簿，方有营业资格。 而在此之前，还须
取得试验（即考试）资格。 只有取得正规化的医学
培训和学习经历，才能取得这种资格，“非入学校及
养成所，修习产婆学术一年以上，得有修业证书或毕
［
６］４
及曾习西医者，能按医生之法则，拯之于危” ，可
见当时社会对西医的信仰有益形坚定之势。
１
９１９ 年，在广东海丰产科学校的演说中，叶蔚
［
３］７
。
文甚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胎教之传，而保产则乏
术，其载录于周秦古籍中者，几若昙花偶现，然又类
业文凭者，不得受产婆试验”
因此，通过学习与考试，赋予旧式产婆法定的职
１５８
朱梅光ꢀ 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
１５］６３５
。 以上这些运作虽方式各异，但崇“学”输
业资格，这也成为创设产婆训练班时的题中应有之
义。 后来吴葆光仿照此例，拟定一份“中国卫生改
良表”，主张设立“产婆养成所”，“凡欲谋生此业者，
研究
“学”的理念如一，而产婆的学术化也成为官方举办
产婆训练班孜孜以求的目标。
［
１１］２
。 陈
若非由所毕业，领有文凭，概不令其行业”
其二，提倡速成性。 ２０ 世纪初，杭州城内有“金
绅高绅慨助经费，与英人梅滕更医士”商议，“组织
一速成产科医学堂”，专收年长识字妇女入堂学习，
志潜也认定普通接生婆若没有相当的训练，就没有
维持这种职业的资格，并主张以“训练所”的形式，
提供给产婆操使职业所须具备的“ 训练的要
［
１６］６
。 １９１６ 年，有人主张“养成产婆”，
“年半卒业”
［
１２］１１３－１１４
。 １９２８ 年８ 月３ 日，内政部公布的《管
求”
在探讨“养成之法” 时，针对已经“悬牌之各收生
婆”，提议“择各地善堂公所乡约之属，设数区产婆
讲习所”，勒令其“每日以一定时间，入所肄业”，“仿
理接生婆规则》中明确规定：“地方官署应设临时助
产讲习所，令核准注册之接生婆，分班入所练习”，
在“练习期满成绩优良者”，由地方官署核给证明
书；同时接生婆还须向地方官署“请领接生婆执照，
［
３］９
。
速成科之例，以半载为期，试验合格，准其营业”
这种速成之例，对后来官方产婆训练班的制度创设，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１３］９５－９６
。
未领执照前，不得开始营业”
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最后落实到职业资格上，
而以学习与考试为主要内容的职业资格化，又为近
代以来分娩医疗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多一重的“物
质”基础，从而也成为分娩医疗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无论是医疗化还是资格化，其思考路径都是
对传统分娩卫生社会行为的一种纠正。 而具有法定
意味的资格新标准的设定，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理
解为，是国家力量对分娩卫生进行控制的一种表现。
二ꢀ 官民互动的制度形塑
早期形塑阶段，以民间力量为主。 原因就在于，
不仅“政府困于党争，酣战不遑，何暇顾及于此”，就
是“所谓曾受新文化薰染之新女子”，惟以“解放改
造”、“平等自由”为务，于“妇女健康，生育保障，则
尚未尝一聆其高尚之建议”，因此，“欲行改革之方，
［
１７］１１０－１１１
。 具体到产婆训练而言，以
惟在知识阶级”
医界和教育界的职责为大。
而北伐后全国名义上统一，为分娩卫生国家化
的转向提供了可能。 １９２８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
《训政时期卫生行政方针》，明确宣示各地“分班招
集接生婆”，“授以简要接生学识及消毒大意”的必
要性，并下发《接生婆须知》，制定《管理接生婆规
则》，目的在于“取缔营业杜绝流弊之外，并授以必
要之接生智识，以期适用”；同时编集《接生方法》，
对清洁、消毒、接生、脐带扎切、假死初生儿苏生以及
看护产褥妇等诸多科学方法， 广为刊
与分娩“医疗化”相类，学界经常言及分娩“国
家化”的概念，其涵义本身与界限也具有开放性与
不确定性，但多将其表述为一种特征性的总结。 其
实，将之理解为蒋竹山所谓的国家角色的扮演，似更
为合适。 就以产婆训练班来讲，国家在其中扮演什
么角色呢？ 对此问题的考察不能就事论事。 因为早
在国家力量统一推行之前，已有民间各种训练模式
竞起，即使在所谓“国家化”主导之时，其情形也是
颇为复杂的。
［
１８］７１－７７，９５，９７－１０１
。 至此，民间早期的制度形塑开始
布
转向国家层面的制度构建，而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
也表明“国家化”程序的某种完成。
总体来看，１９２８ 年之前关于产婆训练的各种理
念与模式，有两大特点。
而官方主导下的产婆训练班中，国家也要借重
民间资源来完成其角色扮演。 《管理接生婆规则》
要求地方官署设立“临时助产讲习所”，而此项讲习
其一，强调研究性。 １９０７ 年，有人主张设立“产
婆学堂”之前，“先设稳婆研究会，叫现在所有挂牌
子的收生姥姥们，都入会研究生产的道理”，想要中
［
１３］９６
。
所“ 得委托医院或医学校、助产学校办理”
［
１４］１６
。 虞诚
国的“收生姥姥”都成为“有学问的人”
“委托”二字值得注意，表明不必非由政府机关直接
办理，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专业性的社会力
量来进行。
之在１９１９ 年谋求补救改良产婆时，主张“各省各县
须多设产科的研究所”， 以使产婆具有“ 医的知
［
４］２７
。 后来，北平市卫生局组织“产科筹备委员
识”
这其中，委托助产学校来办理，成为各地创班授
学的一种主要方式。 如当时杭州市政府就“会同省
立助产学校迅即筹备成立”，并由学校先行调查本
会，设立接生婆讲习所”时，另设“接生婆研究会”，
专门对“受训练之接生婆”如何“增加其常识”加以
１５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市散处各地的接生婆，并参与拟定了“杭州市训练
安局切实调查外来及旧住全数收生婆，勒令注册，立
刻送由省立医院稳婆训练班训练， 以免难产枉
［
１９］２６
。 ３０ 年
接生婆办法八条”，编排班级，安排训练
［
２７］５４
更有甚者，直接将训练班附设于公安局。
代，“中央委员会”下级广西分会组织筹设“省立产
科学校”，其中一个用途即为培养“各县村镇旧式稳
死。”
如甘肃省卫生实验处就与“公安局会同办理”，定名
为“甘肃省会公安局附设接生婆训练班”，在筹备期
间，由“省会公安局委任该处助产士陈怡迪为该班
［
２０］３
。
婆训练指导所教员”
其次，委托医院办理，成为另一种主要运作模
［
２８］６－７
。 这样一来，公安局也就
式。 如汉口市“接生婆训练班办法”中，明确规定将
主任，以便负责进行”
“
接生婆训练班附设于市立医院，由市立医院院长
相应地成为训练班的主管方之一，代表国家力量行
使招集、监督与取缔的强制性职权，国家角色在此也
就扮演着保障训练班正常运转之责。
主持办理”，训练班教职员“除有关法令一门由市政
府派员担任外，余由市立医院院长就该院医师职员
［
２１］３３
；福建省政府决定自１９３９ 年６ 月
中遴委兼充”
份起“分期由各县卫生院训练乡村接生婆”
江苏省则计划“派新式助产士”往６１ 县办理“平民
就其所属来说，产婆训练为妇婴卫生的组成部
分，约从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全面推行公共卫生，
以各地卫生实验区的成立与卫生事务所的设置为代
表，卫生机关在训练班中的职能与地位日益凸显。
继之推行的县政改革运动，对妇婴卫生更予以关注，
至此，国家角色的扮演似有逐渐增强之势。 与此同
时，在多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民间的医学与教
育资源利用这一契机，对农村产婆改造乃至妇婴卫
生的推进表现得尤为活跃，这又说明某种程度上官
民互动的态势依旧存在。
［
２２］３８７
；而
［
２３］７０
，但
产院”，“以救济一般胎产兼训练旧有稳婆”
由于人才不足难以实施，故于“过渡时期”，先“由省
立医院兼办稳婆训练班，藉求妇婴生命保障之普及
［
２４］４３
。
化”
两种模式中，政府作为“委托” 方，并非直接创
班授学，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间接的领导性。
作为“受委托”方，学校和医院虽为国家所立，但毕
竟属于社会性的资源，以其专业的学识与人才而被
国家所推重，纳入训练体系，成为施学的直接主体。
在这其中，国家扮演着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如整合专
业人才资源以发展助产学校，整合专业设施资源以
完善各类医院，整合各类民间理念以齐一所需传授
的学科知识。 当然，在整个计划中，国家扮演的角色
并非一直如此，在某些方面适时凸显政府机构的相
应功能，颇能弥合社会资源不能做到之憾。
三ꢀ 学术化的制度反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国人对过渡期间产婆训
练班的举措，呈现出某种反思的倾向。 总体来看，时
人对办班培训成效的评说，褒贬不一。 有认为其效
果不错，值得进一步推广。 如上海产婆补习所的工
作，其成效初显，通过训练，产婆渐成为“新法产科
［
２９］２８
。 同时，也有人认为效果不甚
学术的宣传使者”
理想。 如黄胜白通过自己的观察，尤其对乡村训练
如各级政府中的公安机关，在训练班的制度设
计中，参与度很深。 １９３０ 年，北平特别市规定，欲在
稳婆之举，给出了“并非良好办法”、“成效至微”、
［
３０］７－８
。 １９３４ 年，全国医师
“适得其反” 等悲观评论
“
本市执行接生婆业务者”，应赴“公安局注册，领取
联合会也认为过去五年办理成效不甚理想，“接生
［
２５］３
［３１］２７
。
执照，方得开业”
。 后来的福建省虽将执照发放
稳婆，依然到处横行，有加无已”
权归于民政厅，但将招生资格审核权派发给各级公
安机关，规定：“在省会经营接生婆业务，无论以前
领有执照与否，应由省会公安局督饬各分局，限二十
黄胜白将其咎更多归于顽固的产婆群体，这种
消极观感的形成，明显受到新旧对立二分思维定式
的影响，与近代早期新派人士对旧式产婆“污名化”
之举有或隐或显的关联。 全国医师联合会则将责任
归于“地方卫生主管机关”奉令不力，揭示了国家实
际扮演的角色在训练主导力量由民到官的转移中，
与社会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但不管出于
何种原因，这些批评之声在举办后期颇为盛行，其实
也体现出国人由效果看模式而产生的日渐增加的担
忧心态。 若以今日眼光回溯之，这种在事实和观念
［
２６］１１
。 之所
日内，调查登记，开列名单”，呈送民政厅
以如此，是因为产婆群体特殊，不仅居住分散，而且
大多思想顽固，拒斥训练。 因此，不管是取缔还是训
练，都带有强制成分，这就需要公安机关威权职能的
介入。
１
９３４ 年，江苏省立医院在“即刻可实行之改进
计划”中，就希望：“由行政力量严格取缔，即日由公
６０
１
朱梅光ꢀ 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上俱有的不佳观感的形成，除了有产婆与政府之责
外，其制度本身也值得我们去反思。 训练班以灌输
医学知识为宗旨，但又以“速成”为务，这就导致这
种学术化的运作模式呈现“损之又损”的特点。
首先，这种特点体现在训练班的课时上。 就训
练时长来讲，异时异地的各种训练班都不甚统一。
但大体上，早期民间培训机构学习期限较长。 如上
海产婆补习所不仅规定“以一年为度，以每六个月
毕业一次”的学习期限，同时还规定“至少积至二百
“剪脐带”，“但不知剪刀要烧的原理，于实际也无大
［３６］１４
补”
。 此处实揭示出训练产婆时，如何构建“学
（理）”和“术（法）”的平衡关系，至为重要。
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种并重原则有时实难兼顾。
１９２８ 年，《管理接生婆规则》第五条在建议“接生上
之必要知识”时，着重于教习清洁消毒法、接生法、
脐带扎切法、假死初生儿苏生法、产褥妇看护法等科
［
１３］９６
，可见此一操作指南中规定的“必要知识”完
目
全侧重于“术（法）”的传授。 各地以此为标准的产
婆训练班多数继承了这种倾向。 １９３５ 年，江苏省立
余塘民众教育馆举办的训练班，直接以“养成新法
接生之技能为宗旨”，在其课程纲要中，除“人体简
明解剖学”属于简明之学理范畴外，其他诸法的讲
［
２９］３１
。
小时以上者始予参与毕业试验” 的听课时数
而全国层面的各地训练班为追求“速成”性，专以压
缩为务。 《管理接生婆规则》中，将“接生婆练习期”
［
１３］９６
，表明其“速成”性的普及
统一缩减为“两个月”
［
３７］８５
。 后来福建省会接生
已占据上风。 福建省会接生婆训练班，“每班以一
个月为度”，每日授课时间，“自下午二时起至五时
授皆为培养“技能” 而设
婆训练班，虽以增进接生上“必要之知识及助产能
力”为务，但其课程与《管理接生婆规则》中的建议
［
２６］１１
。 而河北
止”，其累计听课时数已不到一百小时
［
２６］１１
。 方法本简
清河产婆训练班，将“训练期暂定为两周，一日二时
半”，“期于一年内，将划定区域内之产婆完全受
讲授内容基本无异，仍以术法为主
易可行，只要切实遵守即可，但之所以会出现有些稳
婆囿于成见拒不执行的情况，其原因之一是作为方
法层面的“术”本离不开理论层面的“学”的濡养，训
练班若只是以授“法”为务，方法本身极有可能因孤
悬于学理之外而失去其有效性。
［
３２］８３
。
训”
其次，这种特点又体现在灌输产医科知识时的
简约化上。 如《管理接生婆规则》要求地方临时助
产讲习所，对分班入所练习的接生婆，教以“接生上
［
１３］９６
，“必要”二字，若以“简化”诠释，
必要之知识”
同一时期，另有一些训练班的课程安排有变化，
这实隐含着平衡“学”“术”关系的某种想法和努力。
民间力量参与度颇高的河北清河产婆训练班，除继
续讲授诸“法”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产科生理解剖
学大意”与“细菌学大意”等纯“学”范畴的科目；另
外，在两周的训练期中，“一日二时半，以一时讲解
最能说明问题。 １９３４ 年修正的“上海市卫生局训练
产婆简章”，其课程安排中明确有“训练现有旧式产
婆使于最短时间能了解简明产科学术及方法”的宗
［
３３］１６６
。 “最短时间” 只能了解“简明” 学术，“必
旨
要”之外的相关知识群只能囿于时长限制而摒弃。
若要兼顾“必要”内外的知识，则只能如河北省产婆
训练班的课程要求，对于相关课程以及“各种异常”
［
３２］８２－８３
，就是平衡两者关
解剖学，一时半表证手术”
系的一种表现。 后来，广西各县接生婆训练班的办
法大纲中，除“妇产科大意”科目授“法”外，特意开
设“生理学大意”、“药物学” 和“卫生学大意” 科
［
３４］６
。 摘要讲授虽能涵盖学科之
只能“摘要教授”
全，但每门讲授的学科仍不脱简约化的处理。
［
３８］２
，以满足学理知识传授的需要。
但现在看来，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颇可质疑。
学术化运作模式重在“学术”。 从训练班的课
程来看，“学”、“术”的指示层面似乎不同。 姚燦绮
就稳婆群体的落后性曾经批评道：“无所谓学识，无
所谓技术，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生理和病理，什么叫做
目
在传统改造中，以系统、逻辑性为特点的西方近代学
理知识的普及，能为社会提供一种习以为常的新式
观念，这种观念若能深入稳婆大脑，替代其固有思
想，确能保障方法的施行。 １９３４ 年，上海市卫生局
在修正训练产婆简章时，就认识到使旧式产婆“了
解简明产科学术及方法，增进其助产常识及能力”
的重要，但由于稳婆自身基本条件的缺失，其对“学
术”的培养，在课程中往往只能简化为“妊娠产妇、
［
３５］３３
在姚氏看来，“学识”和“技术”是
消毒和灭菌。”
相对应的一对概念，若说“生理和病理”属于学识范
畴的话，那么“消毒和灭菌”更侧重于技术一类。 高
振之后来也认为，有经验的收生婆由于“熟能生巧
的原则”，对收生是“相当有办法的”，同时也知道
“
脏污是要不得的”，并以新剪刀或火烧之后的剪刀
１６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３３］１６６
，就是
胎儿及新生儿生理与病理常识”的灌输
娩卫生医疗化的转向，与职业资格化一起，重新塑造
旧式稳婆以西方为典范的职业形象和职业手法。 在
官民互动的制度形塑中，国家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其
利用外部资源以达到改造内部的目的，而代表近代
的新式资源又依托国家力量以达到置换传统的目
的。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举措效果来看，被重塑职业
的对象似乎不愿完全“就范”，这虽与诸多外部因素
有关，但以学术化为依归的制度本身在设计上自发
生成的制度性障碍，似应更值得我们反思。
一种无奈之举。 以常识灌输来带动观念变革，虽不
失为一条实用化的路径，但“损之又损” 的训练方
式，又决定了即使将学理知识简化为常识传授，在训
练学时上也不一定能得到充足的保证，这样一来，兼
顾“学”与“术”的训练实难有效的平衡。
综上所述，产婆训练班开启了近代产婆职业重
塑的历程，是落实产婆改良思想的一种制度性举措。
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反映了广大基层接产人员分
注释：
①
蒋竹山《从产婆到男性助产士：评介三本近代欧洲助产士与妇科医学的专著》，〔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７ 期，
第２３８ 页。 关于学界对产婆群体的关注，其代表性的成果有：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产婆》，〔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１
９９３ 年第１ 期；姚毅《产婆的“制度化”与近代中国的生育管理———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韩〕《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０ 辑；赵婧《西医产科学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产婆训练》，《史林》２０１３ 年第４ 期；朱梅光《取缔抑或养成：近代国人关于旧
２
式产婆出路之争》，《安徽史学》２０１３ 年第４ 期；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６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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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ｗｉｆ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 Ｍｅｉ⁃ｇｕａｎｇ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ｗｉｆ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ｗｉｖｅｓ． Ｉｔ ｗ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
ｄｅａｓ．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ｉｎｇ ｏｌ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ｎ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ｎ 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ｒａｎ ｕｐ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ｗｉｆｅ’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 ｗｅｒ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ｗｉｄ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ｕｄ⁃
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ａｓ ｎｏｔ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ｌｙ ｉ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ｅｒ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ｉｄｗｉｆｅ’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ｄｗｉｆｅ；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ｍｉｄｗｉｆｅ’ 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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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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