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０ 卷第６ 期
２０１３ 年１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邓ꢀ 稳
（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
ꢀ 摘要：古代京都赋“蔚似雕画”，其中大量的地理方位描写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俱为上南下北、左
东右西。 绾合存世文献与古人观念，可证古时京都图、天下图遵循南上北下、左东右西的绘制模式。 京都赋及其变
体疆域、大一统赋皆本地图写作，甚且形成图赋并传的现象，因此其补充志、乘的功能与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关键词：京都赋；疆域赋；古代地图；图赋并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４４⁃０７
即今人观地图总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三篇京都
赋里却正是前南后北、左东右西。 现分述如下。
一
（
一）左东右西之例
（
１）班固《西都赋》：“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
《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自述作赋心得为：“赋
长安。 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
［
１］卷二，１９
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上林》二赋“东西南北，驰骛往来”，诚然。 然而，班
今检《子虚》、
［
２］２２
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
《
按：《战国策》载苏秦说秦王以秦“东有殽、函之
３］７８
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后出转
精，超迈前人，每述一都皆能总天下四海而论之。 这
种宏大的空间铺叙、精确的地理描述，不借助地图很
难做到。 由于相关文献的缺失，很少有学者揭示京
都赋写作与地图间的关系。 左思《三都赋序》云“余
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
［
固”
。 函，指函谷关；殽，指殽山。 朱珔以为：“函
谷关有二。 秦故关在今陕州灵宝县南，即汉弘农县
地，有关城在谷中，深险如函，故名。 ……汉新关在
［４］２５
今河南新安县东北。”
《春秋左氏传》僖公三十二
年曰：“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
［５］１８３２
陵，文王所辟风雨也。”
《西征记》 云：“函谷关
［
２］７４
图”
，给我们探讨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 东自崤山，西至
［
４］２６
如果京都赋作者果真根据地图描述“山川城邑”，则
其方位必当与之相同。 描述方位有两种方式：第一
种是用东、南、西、北表示，第二种是用前、后、左、右
表示。 考诸班固、张衡、左思三人的京都赋，常常两
者兼而用之。 用第一种方式表示方位，古今没有差
异；用第二种方式表示则与现代地图所观方位相反，
潼津，通名函谷，号自天险。”
可见函谷关与崤山
相近，具体地点虽然屡有细微变迁，但皆在汉代长安
城的东方。 《 盐铁论· 险固篇》 云： “ 秦左殽、
［
６］５２５
函。”
可知汉代所称“左边”即为东方。 考之谭
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司隶部”地图，函谷关
①
正在长安的东边，但用第二种方式表示却在长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汉赋文学地理研究”（编号：ＣＸＺＺ１３＿
０１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邓稳（１９８０—），男，四川南充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０
１４４
邓ꢀ 稳ꢀ 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的右边而不是左边，即原文实应换成“右据函谷二
崤之阻”才与今之地图相合。 《长杨赋》云：“命右扶
风发人，西自褒斜。”可见褒斜在汉代的右扶风，或
附近。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云：“褒斜道，今之
北栈。 南口曰褒，在褒城县北十里。 北口曰斜，在凤
（５）张衡《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
［２］３７
戎。”
按：李善注引《汉书音义》应劭注曰：“天水有大
［
２］３７
阪陇坻。”
以西。
考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天水在长安
［
７］２６６３
翔府郿县西南三十里。”
顾氏又云：“陇坻，即陇
（６）张衡《西京赋》：“右极盩厔，并卷酆鄠。 左
［２］４３
山，亦曰陇阪，亦曰陇首，在凤翔府陇州西北六十里，
巩昌府秦州清水县东五十里。 山高而长，北连沙漠，
暨河华，遂至虢土。”
按：李善注曰：“《汉书》右扶风有盩厔县。”
考之地图，右扶风在长安城西，是此处以西为“右”。
［
２］４３
［
７］２４６４－２４６５
南带汧渭。 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
见褒斜、陇首俱在汉代长安城的西面，考之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如此。 这种以西为右的说
法，前人也早已注意，并认为是一种常例，如朱珔云
可
［
４］３５３
高步瀛疏曰：“河，谓黄河。 华，谓华山。”
考诸
《
《中国历史地图集》，华山在长安城东，是此处以东
为“左”。
“
据此则褒斜乃关中西南阻隘，故赋以为右界之险
（７） 张衡《 东京赋》： “ 左制辟雍， 右立灵
［２］５６
［
４］３０
也”
，显然是以“西” 为“右”。 如用第二种表示
台。”
方式，依今之北上南下的地图来看，则应为“左界褒
斜陇首之险”才与今之地图相合。
按：薛综注曰：“言德阳殿东有辟雍，于西有灵
［
２］５６
台。”
西则为当时通例。
（８） 张衡《 东京赋》： “ 左瞰旸谷， 右睨玄
此处谓三雍宫在德阳殿有误，其言左东右
［
２］２５
（
２）班固《西都赋》：“左墄右平。”
张衡《西
［
２］３８
京赋》亦云：“右平左墄。”
［
２］６４
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云：“班孟坚《西
圃。”
上。”
硎。”
都赋》 曰： ‘ 左墄右平。’ 左， 东也。 …… 右， 西
按：薛综注：“旸谷，日出之处。 玄圃在昆仑山
［２］６４
［
８］２５３
也。”
是知此处以左为东，以右为西。
（
３）班固《西都赋》：“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
（９） 左思《 吴都赋》： “ 左称弯碕， 右号临
［２］８８
［
２］２９
之无涯。”
女处其右。”
按：《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
张衡《西京赋》亦云：“牵牛立其左，织
［
２］４４
李善注云：“吴后主起昭明宫于太初之东，开弯
［
２］８８
碕、临硎二门。 弯碕，宫东门；临硎，宫西门。”
［
２］２９
女象。”
《三辅黄图》云：“《关辅古语》曰：‘昆明
（二）前南后北之例
［２］３７
（１）张衡《西京赋》：“于前则终南、太一。”
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
河。’ …… 今有石父、 石婆祠在废池， 疑此是
按：李善注曰：“盖终南，南山之总名。 太一，一
［
９］２５４
［２］３７
也。”
考古发掘证明，昆明池东西两处的石人真
山之别号耳。”
可知李善以为终南即南山，太一
则南山之一峰。 杜彦达云：“《方舆纪要》言终南山
在今西安府南五十里……东西八百里，山既绵长如
此，则虽合之为一山，而随地异名，即可分之为二山
实存在。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云：“今斗门镇
附近尚遗存石雕人像一对，一东一西，遥遥相对，它
们的作风古朴，显然是西汉的作品。 东面的石雕是
男像，应系牵牛（图一三———引者案：作者原注，今
不附图，下同），西面的石雕是女像，当为织女（图一
四），前者位于豫章馆所在岛屿的东部，后者位于昆
［
４］２６１
矣。”
考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在长安城的南
方，是知汉京都赋以前方为南方。 由此则与今之地
图下方为南方相反，依今之地图而言，则可换成“于
下（后）则终南太一”。
［
１０］１３
明池的西侧，与班张两赋的记述完全相符。”
知汉赋确以左为东、右为西来进行京都的空间描写。
４）张衡《西京赋》：“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
可
（２）张衡《西京赋》：“于后则高陵平原，据渭踞
［２］３７
（
泾。”
［
２］３７
塞。”
按：据考古发现，“西汉的首都长安城遗址，在
按：薛综注云：“崤及函谷关、桃林，皆在长安
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三公里，北距渭水南岸约二
［
２］３７
［１０］３
东。 故言左。”
之明证。
此是薛综以为东即左乃当时通例
公里”
。 由此可知，泾、渭两条河流在汉长安城
的北方，是知汉赋以“后”方为“北”方，与今之地图
１４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上北”相反，依今之地图言，则可换成“于上（或为
前’）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
３） 张衡《 东京赋》： “ 泝洛背河， 左伊右
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唯一具体年代清楚、死者见于史
书记载的墓地，从而为汉初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考古
［
１４］５９
（
资料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断代标尺”
。 更为幸
［
２］５３
瀍。”
运的是，三号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两幅汉初地图，谭其
骧以为“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
早地图《 华夷图》、 《 禹迹图》 早了一千三百多
按：薛综注曰：“泝，向也。 洛，洛水。 河，黄河。
［
２］５３
伊，伊水。 瀍，瀍水。”
此句意为东都洛阳前迎洛
［
１４］３１４
水，后背黄河。 考诸《中国历史地图集》，洛水由西
南而来，黄河于城后蜿蜒而东，正合汉赋“前南后
北”的描写通例。
年”
。 这两幅地图的命名略有争议，其中一幅
画有山、水、居民点和道路，相当于现代的地形图，大
约是汉代常说的舆地图，故有人称其为《长沙国南
［
１４］３０７
（
４）左思《蜀都赋》：“于前则跨蹑犍牂，枕其輢
部舆地图》
。 另一幅是驻军图，图中“深平”二
［
２］７５
交址，经途所亘，五千余里。”
字写得特别端正，“我们认为深平应是驻防区域的
大本营所在，也就是三号墓墓主生前的常驻地。 因
此，我们建议把这幅图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
按：犍牂指犍为郡与牂柯郡。 犍为郡据《 汉
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大清一统志》等书知其
故城在今四川宜宾附近。 牂柯郡在贵州，《资治通
鉴地理今释》 云： “ 牂柯郡， 治今贵州平越
［
１４］３１５
平防区图’”
。 两幅地图经过相关单位的努力
已经实现了拼接复原，“图中标明了‘东’、‘南’等方
向，画有山脉、河流、道路、城镇、村落、兵营和城
［
１１］卷二十《汉纪》十二
州。”
交址见《汉书·地理志》，考其地
［
１４］３０５
则在今广东、广西。 可见此处是以蜀都南为“前”，
其地相去五千里，若未察看地图，是决难想象的。
堡”
。 所以单先进认为《长沙国南部舆地图》
“由于它采取水流自上而下的去向进行绘制，因此
（
５）左思《蜀都赋》：“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
与现在一般地图的方向恰恰相反，即地图的上部是
［
２］７６
［１４］３０７
仑。”
南方，下部是北方”
。 单先进以为采取“水流自
按：高步瀛疏曰：“上言其前，自属南境。 此言
上而下的去向进行绘制”地图是造成汉代地图上南
下北流于表象的原因，未结合相关文献对古地图的
方位作细致考索。 詹立波认为：“图面定向为上南
下北、左东右西，与今天的通用地图相反。 这可能是
当时绘制地图的一种规定，也可能阅图时一般都是
［
４］９１３
其后，则是北境矣。”
征之汉赋它篇，则有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
［
２］１２３
梧，右西极。 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扬雄
２］１３６
扬雄《解嘲》：
［
《
“
长杨赋》：“左太华而右褒斜。”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 前番禺，后椒涂。”
［
２］６３０
［１４］３３３
等
坐北面南，如此执图，比较容易和实地对照。”
等。 验之两汉其他文献，则有《史记·吴起传》：“夏
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
指出汉代地图上南下北是“当时绘制地图的一种规
定”正确，言其原因则太简略。
［
１２］２１６６
北。”
前乡嵩高，后介大河。”
《汉书·翼奉传》：“左据成皋，右阻渑池，
检阅先秦两汉典籍，可以发现涉及方位的可分
为大小三个层次：一是人（观察者）自身的前后左右
及与其相配的东南西北；一是人所居住的宫殿的前
后左右及其相配的东南西北；一是山川地形的前后
左右及其相配的东南西北。 前文已举出汉赋及同时
的其他文献在宫殿和山川地形及汉代地图中具有上
（前）南下（后）北、左东右西的特点。 而个人的例子
很多，无需多举，因为后两者都是以人的方位认识为
基础而形成的。 这种认识源于太阳神崇拜，太阳神
崇拜“乃是远古时代遍及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
［
１３］３１７６
等等。
（
三）早期地图当是“上（前）南下（后）北，左东
右西”
上所举数十例无论是对宫殿的描写，还是对京
都四围山川地形的描述都是以左东右西、前南后北
为书写标准，与今天通行的地图正好相反。 由此，我
们可大胆提出如下推论：两汉魏晋时的地图应是上
南下北，左东右西。 事实是否这样呢？ 考古学给予
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
１５］７
１
９７３ 年１１ 月至１９７４ 年初，对长沙马王堆二、
各大文明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
。 何新在《诸
三号汉墓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三号墓出土的记
事牍表明，该墓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
一六八年），……马王堆的三座汉墓，就是现已发掘
神的起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上古时代以二
方向定位的观念，并指出清代顾祖禹、阎若璩、胡渭
等人对此已有论述，“他们在研究《尚书》时发现：上
１４６
邓ꢀ 稳ꢀ 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
１６］８４４
《淮南子·汜论训》：“履天子之图籍，造
古人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 而凡言北者，又均
可与西通。 非同于后世以为东、西、南、北四向迥然
路。”
刘氏之貌冠。”
图。 其证可见《淮南子·精神训》“使之左据天下图
［
１７］９４４
所言“天子之图籍”则为天下地
［
１５］２１５
相反者”
。 通过对太阳运动规律的分析，何新
［
１７］５４２
又指出“那时候太阳看起来仿佛是从偏东的南方升
起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把南方
称作‘丹穴’、‘太阳之地’，认为是太阳的老家。 却
把北方称作‘少阳’。 而把北方称作‘暮谷’（昧谷、
蒙谷）、‘太阴之地’，看作太阳被埋葬于地下的‘墓
地’，却把西方称‘少阴’。 ……当上古先民尚未形
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时，他们必然只能靠视觉和
感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 因此他们只能掌握两个方
位———太阳升起的方位，即东方与南方的重合；以及
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
。 《后汉书·邓禹
传》：“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
［
１８］６００
是时，刘秀得郡县城
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池已不少，与地图相较却说只得了地图上所绘天下
地形图的十分之一，可知此时地图已略如后世疆域
图。 汉赋亦有此种记述，如崔骃《反都赋》云：“收翡
［
１９］１１０３
翠之驾，据天下之图。”
班固《东都赋》：“是日
［
２］３３
淮南王刘安谏击闽越
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
书云：“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
［
１３］２７７８
［
１５］２１８
数百千里。”
亦可为汉时地图比例尺较大的佐
太阳下落的方位，即西方与北方的重合”
。 由
证。 据此可知，汉代已有天下总图，京都赋作者已能
借范围广大的天下图进行宏大的京都空间描写。
（二）汉人有“按图”习惯
这样的视觉经验形成南阳北阴的观念，自然在地图
的绘制过程中也要得以体现。 所以无论中外（赤道
②
以北的民族），早期地图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古代学者“左图右书”，概山川沟渠、陵园寝庙
如不求助图画，终究会盲人摸象，不得其方。 瞿兑之
这种地图的形成及用其他文献加以证明的过程较繁
琐，笔者拟单独撰文予以详释，不再赘述。
《
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云：“汉时官署有地图，行军
［２０］１７３
时亦有地图之制。”
因此，地图可分为行政所需
二
的舆地图和行军所需的行军图两大类，古人从事这
两项工作时也自然要“按图”行事。 《管子·七法》
京都赋作家利用地图完成创作，左思《三都赋
序》“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可为确证。 除此之
外，史无明文，加之古代早期地图业已亡佚，历代学
者罕有言及其关系者。 笔者既注意此间消息，则不
揣浅陋，略作探讨。
［２１］１２０
云：“故兵也者，审于地图。”
其《小问》 篇记载
管子回答齐桓公行军袭邑的要领时的应答为：“用
［２１］９５６
货察图！”
《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
［１３］２１４９
“
按舆地图，部署兵的从入”
，是知汉代依图部
兵。 汉代李陵于天汉二年行军“至浚稽山止营，举
（
一）汉时有天下总图
［１３］２４５１
图所过山川地形”
，则是行军绘图备用的明
长沙马王堆所出舆地图和防备图只涉及长沙南
部，属于区域地图，而京都赋涉及整个都城及其周
边，范围广阔，必然需要与之匹配的大地图。 《周
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
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以天下土地之
图，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
证。 以图籍行政者为例颇多，如《史记·张仪列传》
载张仪言： “ 据九鼎， 案图籍， 挟天子以令于天
［
１２］２２８２
下。”
族。”
《龟策列传》 又云：“为之图籍，别其名
《后汉书·郎顗传》载郎顗言：“诚欲陛下
［
１２］３２３２
…
… 披图籍， 按经典， 览帝王之务， 识先后之
［１８］１０５８
政。”
又有以地图古今发兴亡之感叹的，如《论
［
１６］７０２
坟衍、原隰之名物”
。 《周礼》写作年代及所叙
衡·辨崇篇》：“按古图籍，仕者安危，千君万臣，其
［
２２］１００９
事实年代虽有争议，但最迟之篇亦不晚于西汉中叶。
由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可知最迟西汉应有天
下总图，且这一事实又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
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
得失吉凶，……各有远近。”
《后汉书》 卷四十
八：“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
［
１８］１６０５
汉赋亦有杨修《许昌宫赋》
兴王所以得之。”
［
１９］１１１４
“凭玉几而按图书，想往昔之兴隆”
之说。 《周
礼》载分掌地图的有大司徒、遂人、土训、冢人、墓大
夫、司险、职方氏、山师、川师等多种官吏，亦是不同
官吏查看不同地图的佐证。 因此，先秦两汉等士人
［
１２］２０１４
也”
九州之图， 以周知其山林、 川泽之阻， 而达其道
相符。 《周礼·夏官·司马》云：“司险掌
１４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已有根据不同需要查看不同地图的习惯。 是以左思
明言写作《三都赋》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
声威；自作史记下狱后，得到显宗赏识，“召诣校书
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
从事孟异共成《 世祖本纪》。 迁为郎， 典校秘
（
三）班固、张衡、左思俱有查阅地图的经历
［
１８］１３３４
左思自道作赋稽之地图，考之史传，知为真言。
晋书·文苑传》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
书”
，既撰《世祖本纪》，当得遍读天下舆地图、
《
行军图；“自为郎后，遂见亲近。 时京师修起宫室，
［
１８］１３３５
，是知班固作
造《齐都赋》，一年乃成。 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
浚缮城隍，……乃上《两都赋》”
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 遂构思十
《两都赋》正在睹台阁所藏天下地图后。 张衡创作
《二京赋》的时间，史无明文。 但由以下几点可知他
［
２３］２３７６
左思生
年，……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
［
１８］１８９７
活于临淄，用一年时间创作《齐都赋》，不能确知其
是否参考地图。 但进行《三都赋》创作时，有机会进
入京师，向张载访求岷邛事，问之不足，乃求为秘书
郎中。 据《晋书》本传，张载父亲张收为蜀郡太守，
太康初年张载到蜀地探亲，路经剑阁曾作《剑阁铭》
按照左东右西、先南后北的顺序描述蜀地位置：“远
与汉时地图的关系。 “祖父堪，蜀郡太守”
，合
“汉时官署有地图”，是其可能亲见地图之一证；“衡
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
［
１８］１８９７
经》”
，游太学、通《五经》，必熟《尚书·禹贡》
等天下舆地篇，不知天下地图，不可通也，是其二证；
［
１８］１８９７
，可与“安
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
２３］１５１６
属荆衡，近缀岷嶓。 南通邛僰，北达褒斜。”
可
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
［
１８］１８９７
时间重合，如此亦得机会遍阅天下舆图，
知张载对蜀地相当了解，但初入蜀关，这种了解不应
是亲身经历所得，当为考之图籍所知。 左思访问张
载时，张载已为著作郎多年，后来左思欲广益见闻，
求为秘书郎。 著作郎、秘书郎必定可以大量阅读图
籍。 《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
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
未有官。 ……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
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
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 于是改隶秘书省。 后
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
专掌史任， …… 著作郎始到职， 必撰名臣传一
令”
是其三证。 《历代名画记》 载“《地形图》 一卷，张
［
２５］２１７
，可知张衡对地理确有较深研究。
衡”
（四）后代京都赋、疆域赋与地图之关系
晋代左思《三都赋》 后，六朝南北割据，再未创
作恢宏的京都大赋。 唐代李庾《两都赋》因长安、洛
阳两都汉唐宫室虽差异颇大，而四围山川、南方三
雍、太学却无大变化，故其描写顺序亦无差异。 宋代
周邦彦《汴都赋》既云“左据函谷，右界褒斜，号为百
［
２６］册三，４８７
二之都”
，可见是以左东右西、南上北下为
方向进行描述。 但其后云“ 左洞庭而右彭
［
２３］７３５
［２６］册三，４８９
人。”
可知著作郎承东汉名儒“著作东观”而来，
蠡”
，似乎又以北上南下、左西右东为描述
自当博览图籍，撰成史书。 前有“永初中，谒者仆射
顺序。 这样的矛盾在前文所举三篇京都赋中绝未出
现。 元、明京都赋甚夥，但多祖述班固、张衡的京都
赋。 一方面继承了汉代京都赋左东右西、前南后北
的写法，如杨维桢《镐京赋》：“函崤二华之踞其左，
褒斜陇坻之界其右。 终南太一之表其前，洪河泾渭
刘珍、 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 撰集《 汉
［
１８］１９４０
，后有缪徵“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
记》”
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
［
２３］１２６５
，可确知著作郎需要博览天下图籍，撰作
官”
［
２６］册三，５５８－５６０
史书。 这也应是左思访问张载的主要原因。 《唐六
典》引《晋起居注》云：“武帝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
之带其后。 ……若其前滹沱，后居庸。”
黄文仲《大都赋》：“易河滹水带其前，龙门狐岭屏其
［
２４］卷十，１０３
［２６］册三，５６４
景丁四部，使秘书郎四人，各掌一焉。”
正是
后。 混同鸭绿浮其左，五台常山阻其右。”
［２６］册三，６３５
左思访询，并自求掌管图籍的著作郎、秘书郎，得以
博极图籍，所作《三都赋》才被誉为“其山川土域，草
③
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 。
李时勉《北京赋》：“右挟太行，左据碣石。”
这可能属于沿袭前制，并未与同时的地图方位顺序
吻合。 因为现有保存于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图
画，即刘豫阜昌七年（１１３６）上石的《华夷图》和《禹
迹图》已呈现上南下北、左西右东的方位特点。 但
这不说明元、明时期京都赋创作可以离开地图，丘濬
《南溟奇甸赋》 即云：“邈舆图之垂尽，绵地脉以潜
班固、张衡能成功创作京都赋亦与其职典图籍
有莫大关系。 考班固创作《两都赋》的经过为：“年
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
［
１８］１３３０
言，无不穷究”
，但是时尚未睹天子秘书、大汉
１４８
邓ꢀ 稳ꢀ 京都赋写作与古代地图之关系
［
２６］册三，７７５
事实上，据《唐六典》，唐代国内地图
通。”
水图，王世贞《玄岳太和山赋序》云“见《水经注》及
［２６］册二，４９０
《荆州图副记》” ，其为地理图则无可置疑。
“
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每三年一上估
计太困难，所以《唐会要》又云：“请州图每三年一送
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据《宋史》，宋代亦先后
有“每闰年造图纳仪鸾司”、“每两闰一造”等不同规
定。 可以说唐、五代以后，地图制作越来越精良且日
李纲《武夷山赋序》亦云“武夷山水之胜……图籍载
［
２６］册二，５４９
。 薛士隆《雁荡山赋序》云：“念其
之详矣”
（雁荡山） 山水奇甲天下而未有文赋，欲赋之未可
也。 归得建炎间郡丞谢君升俊山图……已而得乐清
洪丞蕆所镵新图并赋……又假旧图于叶氏以补图
缺，于是图籍大备。 顾皆叙次疏阔，洪赋工矣而犹有
④
益普及。 由此也促成了一大批《皇畿赋》、《一统
赋》的形成，如杨侃《皇畿赋》、金幼孜《皇都大一统
赋》（杨荣、胡启元亦有此作）、莫旦《大明一统赋》。
这些直接以国家疆域为描写对象的大赋更能体现地
图的重要性，甚至反映出地图方位形态的变化。 今
举莫旦《大明一统赋》为例。 该赋借“不虚生”之口
从“一统之分野”、“一统之郡县”、“一统之山河”等
九个方面论证“一统之所以为大”。 今以“一统之郡
县”为例观其与地图之关系。 其论南方九蕃为：“南
京以东，是为浙江。 浙分东西，嘉湖及杭。 金衢严
处，宁绍台温。 浙南滨海，是为福建。 ……南京西
南，则江西境。 昌饶康建，抚袁临信。 ……由江更
西，湖广一方。 ……转而东南，则为广东。 ……广之
又西，桂柳浔宁。 ……广西之西，贵州云南。 ……贵
［
２６］册二，６２９
未尽，故为集略成赋。”
一方面指出作赋之
前搜集地图的作用，一方面揭示了地理赋与地图相
互配套流行的传播方式。 无独有偶，南逢吉注《会
稽三赋》于卷首列南宋绍兴府地图，并论列图原因：
⑤
“右南宋绍兴府图也，列诸首则读赋者易为解矣。”
可见，地理大赋无论创作还是传播都与地图密不可
分。 以此推证，京都大赋理应如此。
总之，作为“苞括宇宙” 的京都大赋，在描写山
川地形时要超越视觉经验的限制，必定会借助地图
来完成。 上古时期，个人、宫室、舆地在方位上是合
一的，即面南背北、左东右西。 早期地图也是根据这
一原则绘制而成，所以汉赋的描写顺序与早期地图
的方位可以相互印证。 元、明、清的皇都更是对《考
工记》等都城理想的遵循和完善，因此一般的京都
赋限于表现空间的相对集中，不能反映此时地图的
绘制特点与水平。 题为《一统赋》、《皇畿赋》的疆域
大赋是京都赋的发展，它们既是地图发展的产物，也
能更好地反映同时代地图的存在状况。 正因京都赋
［
２６］册三，６１２
州西北，则四川地。 ……”
南京以南各省与
今相仿，且对每省重要府治多用一个字代替，所包府
治数量之众，让人惊叹！ 北方铺叙河南、山东、山西、
［
２６］册三，６１３
透露出所
陕西四蕃，唯其“山西倚于京左”
凭疆域地图或已为北上南下、左西右东的模式。
五）图、赋并生共传现象举隅
古来本有京都赋图。 据《世说新语·巧艺》载，
（
之写作曾依凭地图，所谓“俯验坤舆，聚都邑山川于
［
２７］８４５
［２６］陈元龙《御定历代赋汇告成进呈表》，册一，２４
戴安道（逵）即“画《南都赋》图”
。 此乃为赋作
纸上”
，故京都赋亦有
图，不但画其地理方位，也画其物象（张氏《历代名
画记》亦述戴氏作《南都赋图》，又述史道硕作《蜀都
赋图》、史敬文作《西京赋图》等，不具引）。 而历代
赋集在为赋分类时多有“地理”一门，考诸陈元龙奉
敕所撰《历代赋汇》与地图关系较密切的有《正集》
代替志、乘的功能。 袁枚《历代赋话序》“古无志书，
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
［
２８］３
；陆
山则某某，水则某……作专书、类书读故也”
次云《与友论作赋书》“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
博雅之儒， 辑其山川名物， 著而为赋， 以代乘
［
２９］３６５
“
《
地理十七卷一百二十八篇”、“都邑十卷七十篇”，
补遗》“地理三十六篇”、“都邑十三篇”。 其中有
志”
，可为佐证。 是以，《三辅黄图》、《读史方
舆纪要》等书都曾摘录班固、张衡二人的京都赋以
证当时之地理、宫室，而宋、元、明、清的众多京都赋、
疆域赋在这方面的作用却亟待发掘。
一部分赋作在序文中就明言以图作赋，如丘濬《石
钟山赋序》云：“夏官郎中令王君尚忠县人也，近出
［
２６］册二，４７３
示其图求赋。”
如果说此序中之图可能是山
注释：
①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第１５⁃１６ 页。 以下不再为地图作注。
《中华古地图集珍》（阎平、孙果清等编著，韩北沙摄影，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１４ 页）载１９８６ 年３ 月天水放马滩秦
１４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墓出土四块木板共计七幅地图，该墓定为秦昭襄王八年（公元前２９９ 年），其中有一块木板两面绘图，“图板下方注有‘上’
字，提示地图正读方向。 该图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但这是一个极小区域内的草图，不是某较大行政区可能按一种通行
标准制作的地图，与本文所述体现当时一般观念的汉魏京都图和天下舆图有异。 （宋）程大昌《雍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二所载《汉长安城图》自言“此图本《水经》为之”，及明天启年间绘制的《陕西舆图》（见《中华古地图集珍》，第６３
页）都还保留着南上北下的布局。 吴宗慈《修志论丛》“论绘图应北上南下”条亦云：“尝阅明代附图之书，大抵皆南上北
下。”（《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第１５０ 页）可知直至明代南上北下的制图思想仍有很大影响。
卫权《三都赋序》，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版，第２３７６ 页。 又皇甫谧《三都赋序》亦认为：“其物图所出，可得披
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 岂诬也哉！”（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影印本，第６４２ 页。）
③
④
⑤
参《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三节“唐、宋时期地图测绘学成就”之“地图更新与造送制度”，第３２⁃
３３ 页。
（宋）王十朋撰，南逢吉注《会稽三赋》，光绪丙申年重刊于长沙本，《图说》１ａ。 书后南逢吉《叙注会稽三赋》亦认为：“可稽矣
图者何？ 计迹以征文焉尔，亦古人左图之意也，故曰列诸首则读赋者易为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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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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