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１ 期
２０１４ 年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谢ꢀ 贵ꢀ 安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
ꢀ 摘要：在两宋有据可考的《宋实录》修纂官员２５３ 人次中，川蜀地区达４４ 人次之多，居各地之首，约占全部人数
的六分之一，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态。 南宋时期，由于中原的丧失和川蜀在国家版图中地位
的突显，使川籍实录作者人数剧增，超过了号称人文渊薮的浙江和江苏。 川蜀实录作者之众，与当地的史学家族及
其所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关，出现了纵贯南北两宋的成都华阳范家、南宋崛起的眉州丹棱李家和邛州蒲江高家。 此
外，眉州眉山的苏轼和隆州井研的李心传投身于实录修纂，也加重了川蜀实录作者的份量。
关键词：《宋实录》；作者群；蜀文化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４⁃０８
①
［１］卷二［２］卷一六○
是中国文化
ꢀ
ꢀ 作为“天府之国”的川蜀
是该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荣衰，进而影响到该地的
人才增减以及这些人才对国家史学贡献的大小。 目
前，关于四川古代史家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的成
在西部的主要“产区”，与东部的江浙遥相对应。 川蜀
所拥有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史学上也有突出的显现。
特别是两宋时期，川蜀籍史家大放异彩，撰成许多重要
的史学著作，如成都华阳人范祖禹的《唐鉴》、成都人
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新津人张唐英的《唐史发潜》、
眉州丹棱（眉山市丹棱县） 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
编》、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乐山市）人李心传的《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等。 两宋时，川蜀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梓
州路（南宋改潼川府路）、利州路（南宋后期分为利州
东路、利州西路）、夔州路等，虽然包含了今重庆市，但
②
［３－６］
果
，但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专门研究《宋实录》
作者群的论著，故本文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加以探
讨。
一ꢀ 国史《宋实录》与川蜀地方作者
《宋实录》是两宋朝廷组织修纂的官方史书，属于
“国史”系统，反映的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全国政事，属
于编年附传体裁的当代史。 《宋实录》的修纂和应用，
关乎大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和“祖宗规模”。 宋高宗
曾明确指出：“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
《
宋实录》的作者却分布于阆州，成都（华阳、双流、新
繁），眉州（眉山、丹棱、青神），蜀州（新津、崇州），邛州
临邛、蒲江），汉州绵竹，永康军青城县，顺庆（南充），
［
７］卷九《高宗九》［８］卷一八上《宋高宗五》
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
除宋
（
末战乱时期外，宋廷自始至终都遵循祖制编修实录。
隆州（井研）等地，皆在今四川省境内。 本文所论川蜀
作者，便指今四川省的作者。 虽然四川是今天通行的
地理概念，但以四川盆地为主要地理单元所形成的特
殊的生态环境，则并不受行政区划的变化而改变，其对
史学人才孕育所赋予的自然条件是既定的，变化的只
正如洪迈所言：“检照国朝典故，累圣祔庙之后，即诏国
［
９］２７８９－２７９０
两宋共有１６ 朝皇帝，北宋
史院修纂《实录》。”
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
九朝，南宋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帝
七朝，除南宋度宗和恭帝外，均修有实录，共计１４ 朝实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作者简介：谢贵安（１９６２—），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
１４
谢贵安ꢀ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录。 其中《太祖实录》又修过４ 次，《神宗实录》先后修
过６ 次，哲宗与徽宗《实录》各修过２ 次，高宗、孝宗、光
宗《实录》也各修过２ 次。
川蜀史家对《宋实录》的修纂，并非一开始就占有
优势，而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
程。 相比较而言，川蜀实录作者北宋时较少，只有９ 人
次，南宋时达到极盛，多达３５ 人次。 大致而言，经历了
从无到有到盛的三个阶段。
作为国史的《宋实录》，其作者由朝廷选拔，来自
宋代史馆、国史院、实录院以及其他馆阁机构，但例无
专官，多为兼职，故不一定纂修到底，经常半途置换。
可以说，《宋实录》的修纂者并非专意挑选，而具有某
种程度的随意性。 正是在这种随意中，川蜀籍作者较
大规模地入选的事实，反映出川蜀籍作者较高的素质
和四川地区文化发达的状态，是川蜀人才多的概率作
用的结果。
第一阶段：北宋初川蜀籍作者的缺席
川蜀作者修纂《宋实录》并非一开始就具有优势。
据最初所修的《太祖实录》的四次修纂与《太宗实录》
的修纂共五次纂修中，都没有川蜀人的身影。 《太祖实
录》初修９ 人次，其中河北、河南籍各３ 人次，山东、江
苏各１ 人次，未知籍贯１ 人次；二修４ 人次，其中河北３
人次，江苏１ 人次；三修８ 人次，其中河北３ 人次，河
南、山东各２ 人次，江苏１ 人次；四修６ 人次，其中河
南、江西各２ 人次，山东、湖北各１ 人次。 《宋太宗实
录》的修纂有７ 人次，其中江苏２ 人次，河南、河北、山
东、福建各１ 人次，未知籍贯１ 人次。 在以上出场人员
中，河北最多，达１０ 人次；河南次之，达８ 人次；山东和
江苏再次之，各达５ 人次；江西２ 人次；湖北、福建各１
人次。 可见，在北宋初期，参与实录修纂最多的作者还
是中原地区，而川蜀竟无一人参与。 直到宋仁宗继位
后，开始修纂《真宗实录》 时，川蜀人才正式登上实录
修纂的舞台，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越来越重的修纂
主力。
与《清实录》 修纂人员完备地附载于每部实录之
前不同，《宋实录》 的修纂人员连同实录本身都已散
佚。 只能依据考证，尽量弄清其作者情况。 据笔者的
粗略统计，宋代共进行了２６ 次修纂，纂成１４ 朝实录，
有据可考的修纂官员共达２５３ 人次（由于有些人多次
出纂不同的实录，故本文以人次来计算），其中川籍作
者共４４ 人次，约占１／ ６，即１７．３９％（详见表１）。
表１．《宋实录》修纂人员省籍概况表
省籍（今日）
四川
人次所占比例
所占平均数
１／ ６
４４
４０
３４
２９
２６
２４
１７
１１
１０
６
１７．３９％
１５．８１％
１３．４４％
１１．４６％
１０．２８％
９．４９％
６．７２％
４．３５％
３．９５％
２．３７％
１．９８％
０．７９％
０．４０％
０．４０％
浙江
１／ ６
福建
１／ ７
北宋初期川蜀尚未完全融入中原，加上王小波、李
顺起义导致的川蜀与中原的疏离，似对这种局面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 至道初，太宗认为：“蜀民轻浮，好为游
乐，官吏政宽，能与之浮沉，民即便安。 若稍执纲纪，动
即怨怼。”南宋时曹彦约读此后，指出：“祖宗时广南、
川蜀向化未久，择平允识事体及政宽与之浮沉者治之，
江西
１／ ９
河南
１／ １０
１／ １１
１／ １５
１／ ２３
１／ ２５
１／ ４２
１／ ５１
１／ １２７
１／ ２５３
１／ ２５３
江苏
河北
山东
［
１０］卷四
乃其宜也。”
说明宋初川蜀地区文化积淀尚浅。
安徽
这对宋初川蜀史才的沉寂有明显的影响。
湖北
第二阶段：北宋中后期川蜀作者的出现与渐盛
仁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川蜀作者趁修《真宗实录》
之际，登上了实录修纂的舞台。 虽然北宋川蜀作者只
占两宋整个该地实录作者的２０．４５％，但毕竟实现了零
的突破，并逐步增多。 最先登上这个舞台的是阆州（今
阆中市）陈尧佐。
山西
５
广东
２
陕西
１
湖南
１
未知籍贯（董淳、
宗度、任守忠）
３
１．１９％
１００％
１／ ８４
乾兴元年十一月癸酉，朝廷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
维、翰林学士晏殊修《真宗实录》，不久又命翰林侍讲
学士孙奭、 知制诰宋绶、 度支副使陈尧佐同
总计
２５３
ꢀ
ꢀ 从表１ 可以看出，四川作者人数最多，占整个修纂
［
１１］卷九九［８］卷六《宋真宗二》［１２］卷三五
人员的比例最大，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文化发达的盛
况以及在史学上所具有的实力。
修
。 与陈尧佐作同事且有据
可考的共８ 人，前后两任监修冯拯和王钦若，一起从事
实录修纂的有李维、晏殊、孙奭、宋绶、王举正和李淑。
二ꢀ 川蜀作者修纂《宋实录》的阶段性特征
１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陈尧佐，字希元，是川蜀第一位修纂《宋实录》的作者。
欧阳修在所撰《陈文惠公尧佐神道碑》中指出，陈尧佐
平生奏疏尤多”，但“悉焚其稿”，其他著作“有《文集》
三十卷，又有《野庐编》、《潮阳编》、《愚丘集》，多慕韩
此前立场倾向旧党的川蜀籍作者及其门徒们全军覆
没，无一人入选。
“
不过，徽宗时初修《哲宗实录》时，１９ 位新党作者
中，仍有３ 位川籍作者。 邓洵武是成都双流人，字子
常，在初修《哲宗实录》 时，他的地位比较重要。 他是
以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哲宗实录》 的。 据
《宋史》卷三二九《邓绾子洵武传》载：“洵武，字子常，
第进士，为汝阳簿。”绍圣中，担任过国史院编修官，撰
《神宗正史》，“议论专右蔡卞，诋诬宣仁后尤切。 史祸
之作，其力居多”；徽宗初，改秘书少监，“既而用蔡京
荐复史职……进洵武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修撰
［
１３］卷十五
愈为文。 与修《真宗实录》，又修《国史》”
。 晁
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四介绍陈尧佐时称：“陈尧佐，
字希元，阆州人。 端拱初进士，累迁三司副使。 修《永
定实录》（即《真宗实录》），擢知制诰，历韶、庐、寿、洛、
并、同、雍、郑八州。 景祐四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后以太子太师致仕，年八十二卒。”当然，陈尧佐与
修实录时，仍未能改变当时的中原主力格局，其同事
中，河北籍有３ 人，江西有２ 人，河南、山东、江苏各１
人。
［
２］卷三二九
《哲宗实录》，迁吏部侍郎”
。 除邓洵武外，张商
英也是川蜀作者，是蜀州新津人。 哲宗亲政后，“商英
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极力攻之”，但崇宁时却与蔡京
议政不合，被“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除
中书侍郎，拜尚书右仆射，他为政持平，劝徽宗节，为何
执中等所排挤， 后官复原职； 宣和三年卒， 终年７９
到《仁宗实录》修纂时，川蜀的作者开始占有一定
的优势。 《仁宗实录》修纂者有据可稽的共１１ 位，其中
河南籍４ 人，排名第一，但此时的川蜀作者２ 人（王珪、
范镇），与河北并列第二，福建、湖北各１ 人，反居其下，
未知籍贯者１ 人。 川蜀并非仅仅是人数上占有优势，
而且在地位上也有表现。 王珪是第一批任命的排名第
一位的《仁宗实录》 修纂官员，位列贾黯、范镇、宋敏
［
２］卷三五一《张商英传》
岁
。 另一位川蜀作者是蹇序辰。 据载：
“崇宁元年九月癸卯，翰林学士蹇序辰兼修国史、实录
［
１５］卷一三二《徽宗皇帝·讲议司》
他是刑部侍郎
修撰、讲议详定官。”
［
１１］卷一九九，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
求、吕夏卿、韩维之上
。 王珪，“字
蹇周辅之子，也是成都双流人，为邓洵武的老乡，看来
同入实录院修史，并非偶然。 绍圣中，提议将元祐旧党
的言论，“选官编类，入为一帙”，促成元祐党禁；蔡京
为相后，复拜刑部、礼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后
黜知汝州、苏州，移永州安置。
［
２］卷三一二《王珪传》
禹玉，成都华阳人”
。 他排名《仁宗实录》
作者的首位，地位自然比较特殊。 当贾黯调台谏和宋
敏求外贬时，都由王珪挑头上疏，出面挽留。 范镇，《宋
史》卷三三七有传，称“字景仁，成都华阳人”，与王珪
是老乡，修纂中应该有所配合。
第三阶段：南宋川蜀籍作者群的崛起与鼎盛
王珪将他的地位延伸至《英宗实录》 的修纂中。
南宋时，北方中原地区沦陷，川蜀在全国中的地位
骤增，文化繁盛，人才众多，在实录修纂中占有更大的
优势。 南宋前期，川蜀籍作者群崛起，修纂人数达到鼎
盛，占两宋整个川蜀实录作者的７９．５５％。
《
英宗实录》修纂者有据可稽的共９ 位，其中提举１ 位，
编撰官员７ 位，刊定１ 位，刊定者便是王珪。
北宋晚期，川蜀籍作者逐渐增多。 哲宗元祐元年
第一次修纂《神宗实录》时，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
的共有１９ 人，其中川籍作者有２ 名，即著名的文学家
苏轼和著名的史学家范祖禹。 虽然川籍修纂者人数不
占优势，但二人都十分知名。 苏轼在元祐二年任翰林
院学士兼侍读时预修《神宗实录》。 范祖禹是元祐元
年闰二月丙申被任命为实录检讨的：“著作佐郎范祖禹
绍兴时，重修了北宋神、哲、徽、钦四朝的实录。 四
修本《神宗实录》始修于绍兴四年五月，完成于绍兴六
年正月，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的共有１７ 人，其中
有三位川籍作者：范冲、任申先和常同。 四修是对绍圣
本实录的否定，故旧党后裔占据上风。 范祖禹之子范
冲担任直史馆，是实际的四修本《神宗实录》修纂的负
责人。 绍兴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
宗《实录》。 “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
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 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
禹坐谪死岭表。 至是复以命冲”，高宗对他说：“两朝
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范冲于是“论熙宁创
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
因。 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 蔡京误国之
［
１１］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
为《实录》院检讨官。”
范祖禹本来
被任命为右正言，但当时吕公著为左丞，“祖禹以婿嫌
改著作佐郎，为实录院检讨官，迁著作郎兼侍讲”，后
“
迁右谏议大夫，兼实录院修撰”，在绍圣遭到弹劾，
“
言者论祖禹所修《实录》 以为诋斥先帝”，而一贬再
１４］卷七七《范祖禹传》
。
［
贬
绍圣间，二修《神宗实录》，对元祐本进行否定，故
１６
谢贵安ꢀ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来系年要录》卷一○七载，绍兴六年十二月辛酉（二十
［
２］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
。
罪”
另一位直史馆是任申先，字德初，眉州眉山人，是
八日），“张浚监修国史”。 《哲宗实录》此时仍在修纂
之中，因此张浚除任五修《神宗实录》监修外，必为《哲
宗实录》监修。 除了张浚外，还有一位与其意见不合的
川蜀作者范冲。 在重修《哲宗实录》之初，赵鼎是行政
负责人，而具体的业务负责人当首推范冲。 范冲代表
元祐党人后裔的立场，对旧党子孙很是照顾，“司马光
率先弹劾章惇的左正言任伯雨，次因任伯雨遭新党蔡
卞等人的迫害而受到牵连，“用匿名书复逮其仲子申先
赴狱”， 但“ 申先在狱， 锻炼无所傅致， 乃得
［
２］卷三四五《任伯雨传》
释”
。 据陈骙《南宋馆阁录》 卷八《官联
下》，知任申先绍兴五年七月以起居舍人兼直史馆，与
修《神宗实录》。
［
１９］卷五四四《儒林传》
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
。 与范冲配合
修撰官常同，字子正，是邛州临邛人，故监察御史
常安民之子。 绍兴四年，“除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
撰”，上疏论神、哲二史云：“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
的另一位川蜀作者是前面提到过的常同。 然而，与四
修《神宗实录》时不同，此时重修《哲宗实录》，出现了
其他的川蜀作者，史馆修撰勾涛即是其一。 《宋史》卷
三八二传云：“勾涛，字景山，成都新繁人。 登崇宁二年
进士第”，绍兴八年，“除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实录》”，
《
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
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认为
［
２］卷三八二《勾涛传》
“
不可信于后世”，高宗“ 深嘉纳”，乃命常同担任修
“六月，《实录》 成，进一秩，就馆赐宴”
。
［
２］卷三七六《常同传》
撰
。
参与《哲宗实录》重修的秘书少监苏符，也是川蜀眉山
人，他因为“元祐政事屡致分更”，提出“非符所宜参
预”， 想打退堂鼓， 高宗乃令其修纂《 日
然而，在四修后，《神宗实录》 又进行了第五次修
纂，发动者是川蜀人张浚。 他在赵鼎罢相后，从绍兴六
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独任宰相，于七年六月六日正式
推动了对《神宗实录》的第五次修纂，试图否定赵鼎的
四修本。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人，进士及第，高宗初
立，升为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出任川陕宣抚处
置使，绍兴五年出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
密院事，六年十二月代替赵鼎担任《神宗实录》 监修，
推动实录的改修。
［
１７］卷一一一，绍兴七年五月癸巳
历》
他的名字。
，因此修成后的名单中便没有
《徽宗实录》初修始于绍兴七年闰十月，终于绍兴
二十八年十一月，长达２１ 年。 据现有史料考知，实际
参加修纂的史官共有１８ 人，其中川籍作者２ 名。 其一
便是成都华阳人范冲，担任直史馆，在《徽宗实录》 初
期修纂工作中主领其事。 “高宗南渡……预修《徽宗
实录》。 方是时，范冲领史局，翌以文辞进，删润功居
最为配合张浚改修的，是他的老乡著作郎何抡，
［
２０］卷四《人物考·朱翌》
“
初，《神宗实录》已成书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
多”
。 高宗曾指出：“ 朕向尝论范冲修
［
１６］卷二一，绍兴七年五月乙丑
抡刊正讹谬”
。 何抡，字抡仲，永康军
《徽宗实录》，惟当记政事之大可为法者，其细事自不
青城县人，也是进士出身。 绍兴五年，因“张浚所引”，
必书。 大抵史官须有经学， 乃可用
［
１７］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庚子
［１６］卷三一，绍兴十三年夏四月辛巳
何抡从左宣教郎升为秘书郎
。 七年，
也。”
高宗提出修纂原则，面对的
时任著作郎的何抡，在宰相张浚的支持下，提出刊正四
修本《神宗实录》的讹谬，并积极从事刊修工作，用签
是范冲，这足以表明范冲在当时史馆中的特殊地位。
另一位修撰官勾涛是成都新繁人。 据《续通志》 卷三
八二本传载，绍兴间，“复修《徽宗实录》，涛以中书舍
人吕本中荐，丞相赵鼎谕旨宜婉辞纪载”，但勾涛回答
说：“崇宁大观，大臣误国，以稔今祸，藉有隐讳，如天下
［
１８］卷七《官联上》
贴和涂抹的形式，改正前修实录的错误
。 然
而，五修本《神宗实录》因张浚被贬，“抡不自安，遂撤
［
１７］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壬午
，被迫终止。
去前日签贴焚之”
［１９］卷三八二
《
神宗实录》 的第六次修纂，是在绍兴七年十月，
野史何？”
赵鼎复相后进行的，是对五修的否定，对四修的回归；
任用的人员，多是张浚执政时遭到打击的史官，故六修
时，无一川蜀人。
重修《徽宗实录》从孝宗乾道六年十二月始，至淳
熙四年三月完工。 有据可考的川籍作者有２ 人，其一
是眉州丹棱人、修撰官李焘，其二是其子检讨官李垕。
《钦宗实录》的修纂人员多失载，今有据可稽的作
者中无一人为川蜀籍，这在南宋实录修纂中是不多见
的现象。
重修本《哲宗实录》始修于宋高宗绍兴四年五月，
成书于绍兴八年九月。 参加修纂的史官有据可考的共
有１６ 人，其中川蜀籍作者便有５ 人，约占三分之一。
张浚一度担任《哲宗实录》重修的监修。 赵鼎罢相后，
张浚独任宰相直至绍兴七年九月。 据李心传《建炎以
孝宗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修《高宗实录》，迄光、宁、
理宗始完竣，前后修纂者约１２ 人，其中川蜀人有３ 名，
１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占四分之一。 继张浚后，川蜀人胡晋臣再次负责实录
纂时，川蜀作者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 《宁宗实录》始
修于理宗嘉熙二年（１２３８）三月己未，并分４ 次进呈，景
定四年（１２６３）六月庚午最后由贾似道进呈。 在这漫长
的２５ 年时间里，根据现有史料，共有１５ 人参与了《宁
宗实录》修纂。 真正参与实录修纂的是李心传、高定
子、高斯得、黄震、张显、赵汝腾、袁甫等人，其中李心
传、高定子和高斯得三人为川蜀籍作者，占全部作者的
五分之一。 《理宗实录》 的修纂人员，多不可考，据现
有史料，能够考证出３ 人。 修纂过孝宗、宁宗等实录的
高斯得，无疑是《理宗实录》 的修纂者，故川籍作者占
三分之一。
院的全面工作。 张浚是实录院的监修，而胡晋臣是实
录院的提举（相当于监修）。 据《宋会要辑稿》载：绍熙
元年“ 十二月十三日，诏参知政事胡晋臣提举实录
院”。 胡晋臣，字子远，蜀州（今四川崇州）人。 担任具
体修纂工作的也有川蜀人。 杨大全是《高宗实录》 的
检讨官，字浑甫，眉州青神人，乾道八年进士；庆元元
年，“修《高宗实录》，充检讨官”，先是韩侂胄专权，笼
络杨大全，“大全笑谢，决不往。 明日遂丐外。 时《实
录》将上矣，上必推恩。 大全去不少待”，是一位正直
［
２］卷四○○《杨大全传》
的史官
。 理宗时，朝廷有意重修《高宗实
录》，著名的史学家李心传便是改修《高宗实录》的修
纂者之一。
三ꢀ 修纂《宋实录》的川籍史学家族和名家
川蜀作者之所以在国史《宋实录》 修纂中独领风
骚，与川蜀的文化教育渐趋发达有关，更与这种文化养
成的史学家族的兴起有关。 在《宋实录》的修纂中，仅
川蜀的几大史学家族的出现，就使实录修纂中川籍作
者成员大增，占有绝对的优势。 两宋时期，在实录修纂
领域，川蜀形成了三大史学家族，分别是成都华阳范
家、眉州丹棱李家和邛州蒲江高家。
《
孝宗实录》与《光宗实录》的初修大约是一起进
行的，作者基本相同，均是７ 人，其中川蜀作者都是一
人，他就是眉州丹棱人李壁，字季章。 其父是著名史学
家李焘，有家学渊源，故傅伯寿特地推荐他接替自己修
纂《孝宗实录》，但随着李壁地位的不断攀升，“不复领
［
２］卷三九八《李璧传》
史事矣”
。
虽然上述二实录初修时，川籍作者只有一人，但
孝宗实录》和《光宗实录》同时重修时，川籍作者却达
１．成都华阳范家
《
成都华阳范家，史学人才辈出。 这个家族是一个
历久不衰、纵贯南北两宋的史学世家，出现了好几位
《宋实录》的修纂人员，为宋代史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
献。
到鼎盛。 据考，前后与修者共１３ 人，川蜀人有魏了翁、
李埴、游似、李心传、高斯得、高定子，竟然多达６ 人，几
乎占了一半。 邛州蒲江人魏了翁以兵部郎中、太常少
卿、秘书监兼实录院检讨，居此职长达二年之久，曾上
作为范家第一代实录修纂官员的是范镇，字景仁，
“其学本《六经》”，却在史学上也成就了一番事业。 范
镇举进士后，先后任馆阁校勘、直秘阁、起居舍人、集贤
殿修撰和同修起居注、翰林学士等与文化相关的官
《
论实录缺文疏》，提出改修的措施；理宗端平二年七
月，魏了翁又以权礼部尚书兼任实录院的同修撰。 眉
州丹棱人李埴和游似是端平间孝、光两朝《实录》的同
修撰。 理宗端平元年八月，李埴以权刑部尚书兼实录
院同修撰；三年九月，游似以礼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
［
２］卷三三七《范镇传》
职
。 在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他参与修纂
了《宋仁宗实录》。 据《资治通鉴后编》载：嘉祐八年十
［
２１］卷九《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
撰
。 游似后又升为实录院修撰，为
二月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
［
１２］卷七一《宋纪·仁宗》
。
此他上疏请辞，但皇帝下诏（《朝议大夫新除礼部尚书
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游似辞免升兼修国史
兼实录院修撰恩命不允诏》）指出：“纂修史籍，由同而
正，盖彝典也。 卿学该百氏，才擅三长，论撰逾年，善于
其职。 晋升一级，以示宠褒。 胡执谦冲，谓难冒处。 能
于前而不能于后，岂有是哉？ 毋弃尔成，亟祇朕命，所
录》”
范镇的侄孙（从孙） 范祖禹是成都华阳范家第二
代实录修纂专家，字淳甫，一字梦得，从小失去父亲，
“叔祖镇抚育如己子”，可以说受到范镇的深刻影响，
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范祖禹中进士甲科后，并没
有立即入仕做官，而是“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
洛十五年，不事进取”，在修纂《资治通鉴》 的过程中，
范祖禹还撰写了《唐鉴》 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
乱”，学者尊之为“唐鉴公”。 范祖禹的史学才华受到
司马光的赞赏，称自己“纂次淹久，致其沉沦”，而范祖
［
２２］卷二
辞宜不允。”
纂，超过一年，而且做得很好，既然“能于前”，就一定
能于后”，所以降诏慰留。 隆州井研人李心传、邛州
蒲江人高斯得、高定子叔侄均与修。 重修光、孝两朝
从中可见，游似是真正从事过实录修
“
［
１４］卷七七《范祖禹传》
《
实录》时，是史学“川军”最盛的时期。
禹则能“安恬静默，若将终身者”
时，范祖禹“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迁著作
。 哲宗
南宋最后两朝实录《宁宗实录》和《理宗实录》修
１８
谢贵安ꢀ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
２］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 他担任检讨是在
郎兼侍讲”
李垕早于其父而亡，但父子同修《徽宗实录》 一事，却
载于史册。
除了这位早亡的长子李垕外，李焘还有两个儿子
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实录》院
１１］卷三六八，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
，后兼国史院修撰。 绍
［
检讨官”
述时期，“言者论祖禹修《 实录》 诋诬”，连贬偏远之
也参与了实录的修纂。 其一是四子李壁，参与了《孝宗
实录》和《光宗实录》的初修。 当时，朝廷任命傅伯寿
和陆游修纂二书，但两人年纪太大，只得各举一人代替
自己。 据《两朝纲目备要》卷七载：“陆荐京西转运判
官李大异，傅荐新除夔州路提点刑狱李壁。”李壁在修
实录时，升迁太骤，“为秘书少监，迁宗正少卿、直舍人
院，以至执政，不复领史事矣”。 其二是五子李埴，在端
平元年八月，以权刑部尚书兼实录院同修撰，参与了正
在进行的《 孝宗实录》 和《 光宗实录》 的编
［
２］卷三三七《范镇从子百禄从孙祖禹传》
。
地
范祖禹的儿子范冲，字元长，是成都华阳范氏家族
的第三代实录修纂专家，登绍圣进士第。 南宋绍兴四
年，“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冲为宗正少卿兼
直史馆。 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
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 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
［
２］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范冲传》
坐谪死岭表。 至是复以命冲”
另据《宋史》卷二七《高宗纪四》载：“（绍兴四年）五月
…癸丑（四日）以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
。
［
２１］卷九《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
…
纂
。 兄弟俩可以说是接力从事孝、
宗、哲宗《正史》、《实录》。”高宗对他说：“两朝大典，皆
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范冲修《神宗实录》，“为《考
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
光两朝实录的初修和再修。
３．邛州蒲江高氏家族
稍后于丹棱李氏崛起的是邛州蒲江高氏。 高家也
是南宋时实录修纂的著名史学世家，叔父高定子和侄
子高斯得都是南宋实录的修纂者。 前者修纂了《孝宗
实录》，后者于理宗时与修了《孝宗实录》的重修本。
高定子，字瞻叔，嘉泰二年举进士，后迁太常少卿
兼国史院编修官、起居舍人，后改翰林院侍讲、权礼部
尚书，升兼侍读和直学士，曾因修孝宗、宁宗《日历》之
功，“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
实录院修撰，赐衣带、鞍马”；在理宗时“领史事”，做过
实录院修撰， 参与了《 孝宗实录》 的修纂工
［
２］卷四三五《儒林列传五·范冲传》
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
，后改
任实录修撰，迁起居郎，改翰林侍读学士，终年７５ 岁。
成都华阳范氏家族还有一个姻亲，也是实录修纂
的重要官员。 他就是范祖禹的岳父吕公著，是元祐初
［
２］卷三三六《吕公著传》
继司马光之后的《神宗实录》提举官
。
如果说成都华阳范氏家族纵贯两宋的话，那么眉
州丹棱家族则是南宋崛起的新兴史学世家。
２
．眉州丹棱李焘家族
南宋时，眉州丹棱李氏家族崛起，形成著名的史学
世家，出现了李焘及其子李垕、李壁和李埴一门四杰的
盛况。
［
２］卷四○九《高定子传》
作
。 高定子对其侄高斯得的史学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李焘不仅是著名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而
且还是《徽宗实录》 的修纂者。 李焘，字仁甫，绍兴八
年，擢进士第，调华阳簿，“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
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又撰成《续资治通鉴
长编》，为纂修《徽宗实录》 奠定了史学基础；乾道五
年，“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寻兼实录院检讨官”；
淳熙改元，进秘阁修撰、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
当时“《徽宗实录》置院已久，趣上奏篇”，李焘推荐吕
祖谦为秘书郎兼检讨官参与修纂，他自己也升为敷文
阁直学士，兼侍讲、同修国史，在重修《徽宗实录》中发
高斯得，字不妄，拥有很好的修史基础，除受叔父
影响外，还修过国史、会要和要录，担任过侍立起居注。
绍定四年，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即成都修《国
朝会要》”时，征辟高斯得为检阅文字，曾“分修光、宁
二帝《纪》”，寻迁史馆校勘，“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
∙
∙∙∙∙∙∙∙∙∙
尚书领史事，时人以为美谈”，后因直言为人所陷，乃杜
∙
∙∙∙∙ ∙∙∙∙∙∙
门不出；度宗即位，召为秘书监，“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
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兼权工部侍郎，“遂兼
［
２］卷四○九《高斯得传》
。
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讲”
另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少监》载：“高斯
得，（理宗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２）五月，以礼部郎官兼国
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少监），兼职依旧。 当
月兼直史馆，七月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也就是在他
担任实录院检讨和同修撰时期，《孝宗实录》 正在修
纂，直到景定二年（１２６１）该实录才宣告完成。 高斯得
还参与《宁宗实录》的修纂，最重要的证据是他在所著
［
２］卷三八八《李焘传》
挥了巨大的作用
，实际上是重修《徽宗实
录》的业务负责人。 正因为如此，《宋史》卷二○三《艺
文志二》便径称“《徽宗实录》二百卷，李焘重修”。
李焘的长子李垕也参与了《徽宗实录》 的修纂，
“
既中制科，为秘书省正字，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
［２］卷三八八《李焘传》
编修检讨官。 父子同主史事，搢绅荣之”
。
∙
∙∙∙∙∙ ∙∙∙∙
１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耻堂存稿》卷五《书事》中说：“比年，《宁录》登进之
二》载：嘉熙二年三月壬子，“以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
馆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国史》、《 实
录》”。
时，秀岩与予先后去国”，“不知后来秉笔者果能搜罗”
那些直言强谏的奏书否？ 话中透露自己曾与修《宁宗
实录》，但当《宁宗实录》大功告成时，他与秀岩（即李
心传）都已离职。
苏轼和李心传等人的加盟，增加了《宋实录》中川
蜀修纂者的份量。 他们与上述史学家族和其他川蜀籍
实录修纂者一起，促成了川蜀史家在国史修纂中的优
势地位，反映出两宋时期川蜀地区史学人才之盛和成
就之大，并在若干领域超越其他地区。
４
．其他史学名家
除了史学家族在修纂《宋实录》时十分突出外，川
蜀地区的名家参与《宋实录》 的修纂也令人瞩目。 宋
代时，川蜀地区史才纷出，在《宋实录》的修纂中，也出
现了许多史学名家的身影。 如前面提到的《唐鉴》 和
总之，宋代川蜀地区《宋实录》 修纂人员居各省
（以今天行政区划为准）之首，约占全部人数的六分之
一，反映了宋代川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 特
别是在南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丧失，川蜀在国家版
图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川籍实录修纂者人数剧增，在所
有各省的与修人员中占有优势地位，超过了号称人文
渊薮的浙江和江苏。 川蜀《宋实录》作者之众，与当地
史学家族及其所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关，出现了纵贯南
北两宋的成都华阳范家、南宋崛起的眉州丹棱李家和
邛州蒲江高家。 与此同时，宋代实录修纂中还出现了
一些名家和大家，如眉州眉山的苏轼和隆州井研的李
心传，成为南宋历史的耀眼明星，加重了两宋时川蜀实
录修纂者的份量。 尽管地理环境并非决定文化和史学
的唯一因素，但同一环境内会造成相互间的攀比和彼
此的感染，导致某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从而影响该地区
人的素质和行为取向。 在川蜀作者中，政治立场一般
倾向于王安石变法中的稳健和保守派“旧党”（如范祖
禹、苏轼等），这不仅与作者自身的政治取向有关，而且
也深受南宋政局的影响。 南宋建立后，朝廷清理新党
及其史学，有意任命旧党后裔（如川蜀史官范冲等）对
神、哲、徽、钦实录或修改，或新修，对川蜀作者比例的
加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资治通鉴》作者范祖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
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家投身于《宋实录》 的修
纂，如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的作
者李心传等。
苏轼在《神宗实录》 修纂中有较大的贡献。 《宋
史》本传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少时由母亲程
氏亲授以书，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
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为主考欧阳修赏识。 他对王安石
变法持否定态度。 元祐元年，任翰林学士，二年兼侍
读，四年因论事为当权者所恨，苏轼“恐不见容，请外，
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哲宗亲政后，再遭贬斥。 他
是在元祐二年任翰林院学士兼侍读时与修《神宗实
录》的。
李心传（１１６６—１２４３），字微之，隆州井研人，理宗
时，朝廷有意重修《高宗实录》，李心传便是改修《高宗
实录》的修纂者之一。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改修了《孝
宗实录》、《光宗实录》和《宁宗实录》。 理宗宝庆四年
（
１２３１），即担任实录院检讨官。 嘉熙二年（１２３８）三月
己未，“以著作郎兼权工部郎官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
馆修撰，专一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
［
８］卷三三《宋理宗三》
《
实录》”
。 又《宋史》 卷四十二《理宗纪
注释：
①
“川蜀”是宋代四川的俗称。 南宋程珌在《洺水集》卷二《奏疏·丙子轮对札子》中称：“伏愿陛下申诏诸将，使之相度山川形
势……上而川蜀，中而襄汉，下而两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当备……酌其轻重，量其缓急。”又据《宋史·选举志六》称：
“
方今国家之兵，东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余万。”可证。
②
如王定璋的《四川古代著名史学家》（巴蜀书社２００４ 年）对整个古代四川著名史家作了概括，也涉及到宋代史家如李焘、李
心传等人，但该书属于通俗读物，着力于介绍而未予深研；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涉及
到《宋实录》的修纂问题，但未从川蜀地方史角度对其作者进行考察；熊斌、黄博的《以史论政：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
究———以范祖禹、李焘为主线的考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１ 期）则是与本文较为切近的研究成果，但该文针对
四川宋代史家的前朝史研究，而不像本文这样针对四川宋史家的本朝史研究展开论述；邹重华、粟品孝主编的《宋代四川家
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对四川史学家族多有论述，但未从实录作者的角度予以关注。
２０
谢贵安ꢀ 《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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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ＸＩＥ Ｇｕｉ⁃ａｎ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２５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ｗｈ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４４， ｉ．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１／ ６
ｏｆ ａｌｌ， ａｒ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ｒｏ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ｗｈｏ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ｅｖｅｎ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ｓｕ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ｎｓ ｉｎ Ｈｕａ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 ｉｎ Ｄａｎ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ｏｓ ｏｆ Ｐｕｊｉａｎｇ． ＳＵ Ｓｈｉ ｏｆ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 Ｘｉｎ⁃ｃｈｕａ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ｙａｎ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ｇｏｏｄ 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Ｓｏ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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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