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２ 期
２０１４ 年３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２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影响
赵ꢀ 法ꢀ 欣
（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
ꢀ 摘要：“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是拜占廷帝国中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作品，尤其有助于我们了解关于毁
坏圣像运动的历史内容。 然而，由于作者自身经历和时代特征，这部《编年史》具有三重明显的特征，即自始至终运
用单一的评价体系，作者选取史料的片面手法，以及对历史事实和某些因果联系的曲解。 这些特点对后世拜占廷
历史写作乃至整个文学活动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有必要清楚认识这些特点，才能够更加准确、合理地
对这部《编年史》加以利用。
关键词：“忏悔者”塞奥发尼斯；《编年史》；拜占廷帝国；中世纪；历史写作
中图分类号：Ｋ３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９９⁃０８
ꢀ
Ομολογητηｓ） 是９ 世纪拜占廷的历史学家，他的
编年史》 （Χρονογραφια） 涵盖了２８４ 至８１３ 年从
ꢀ
“ 忏悔者” 塞奥发尼斯（ Θεοφανηｓ ο
褒与贬，有人将他视为最后一位以单一标准划分作
［
１］１８１－１８３
品中人物的拜占廷历史学家
。
《
塞奥发尼斯将《编年史》 中的人物分成虔诚的
和不虔诚的两类，区分这两类人的标准除了他们对
待圣像的不同态度以外，还包括这些人对待教会、教
士和修道士阶层以及宗教异端的态度。 首先，在对
人物的称谓上已经体现出作者泾渭分明的划分态
度。 塞奥发尼斯习惯于在人名前面加上限制词，那
些坚持圣像崇拜的人往往被冠以一些赞美性的修饰
词，如君士坦丁六世是“虔诚的”、“富有能力的”，米
哈伊尔一世则是“宽宏大量的”、“最为尊贵的”，日
耳曼诺斯和塔拉修斯两位牧首都被誉为“神圣的”；
而那些毁坏圣像之人，则会被冠以最恶劣的名号，如
利奥三世是“不虔诚的”，尼基弗鲁斯一世是“厚颜
无耻的”，阿纳斯塔修斯牧首则是“伪牧首”，尼基塔
戴克里先皇帝（ Διοκλητιανοｓ） 直至米哈伊尔一
世·拉加贝（Μιχαηλ Ａ’ Ραγκαβε，８１１－８１３ 年在
位）统治第二年的历史事件，这部史学作品是我们
了解查士丁尼时代、伊拉克略王朝、特别是毁坏圣像
运动时代等几个时期最重要的原始文献。 国际学术
界对塞奥发尼斯及其《编年史》的某些相关问题曾
作过有益的探讨，但是对这部作品的基本特征及其
影响问题缺乏整体的关注，因此笔者不揣冒昧，略陈
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单一的评价体系
塞奥发尼斯在《编年史》 中以对待教会的态度
为前提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历史事件的是与
非，其评价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单一性特征。 塞奥发
尼斯是圣像崇拜的卫道士，他按照人们对待圣像的
态度将笔下的人物划分为两个阵营，确定对人物的
［
２］ｐａｓｓｉｍ
斯牧首更是被称为“被非法任命的”
。
一位历史学家本应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对历
史人物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而不受任何政治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拜占廷史籍中所反映的民族观念”（批准号：１３ＣＳＳ００５）、西南民族大学专门史
硕士点建设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ＸＷＤ－Ｓ０６０１０５）之成果。
作者简介：赵法欣（１９８０—），男，天津市人，历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９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益、宗教情节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我们在塞奥发尼斯
那里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 尼基弗鲁斯一世皇
帝（Νικηφοροｓ Ａ’）在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拜占廷帝国在９ 世纪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
经济改革措施和税收政策。 一些历史学家对尼基弗
鲁斯的经济活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褒奖，认为他的
政策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实力，为后世统治者
公元７１７ 年，哈里发欧默尔派遣马萨尔马斯率领一
支舰队从水路进攻君士坦丁堡。 根据塞奥发尼斯的
记载，上帝对这些船只刮起一阵风暴，使这些船只四
处飘散，有些在普罗科尼索斯和其它岛屿附近沉没，
其余的船只在穿越爱琴海之时遭遇大冰雹的袭击，
海水沸腾，船只的龙骨断裂，与所有成员一起沉入海
底。 塞奥发尼斯进而指出，是上帝的旨意向拜占廷
人和阿拉伯人同时展示了这一奇观。 但根据现代学
者的考证，所谓“海水沸腾”很可能是希拉火山喷发
［
３］９１－９２，１１３
留下了一个充盈的国库
。 塞奥发尼斯在
《
编年史》中对尼基弗鲁斯一世皇帝的财政与经济
［
２］５５０－５５１， ｎｏｔｅ ９
改革活动给予了比较详实的记述，但是作者对这些
政策的评价呈现出全盘否定的色彩，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便在于尼基弗鲁斯的某些政策损害了修道院的
既得利益，因为这位皇帝于８１１ 年出征保加利亚之
引起的一系列不寻常现象
。 由此我们看
到，塞奥发尼斯将一些自然现象巧妙地转化为上帝
对外族实施惩戒的一种手段，正是上帝的护佑才有
拜占廷人的胜利。 可见，作者的这种解释体系完全
是出于宗教立场。
［
２］６７２
前曾经提高了对教会和修道院的税收
。 有学者
甚至认为，塞奥发尼斯对尼基弗鲁斯一世严厉的财
政政策持有抵触态度，完全是一种私人愤怒的流
塞奥发尼斯对待外族人的立场和出发点与其他
一些拜占廷历史学家存在明显的区别。 如１０ 世纪
的“执事官”利奥（Λεων ο Διακονοｓ）在其《历史》中
也运用了相当的篇幅对拜占廷周边各民族予以记
述，通篇展现的是作者较为公允的对待外族的态度，
没有恶意的谩骂嘲讽，没有毫无根据的攻击，相反，
利奥经常能够在外族人身上发现许多拜占廷人自己
［
４］１３７，ｎｏｔｅ ２９
露
。
塞奥发尼斯单一评价标准的另一个体现，在于
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所谓基督教“异端”派别的态
度上。 塞奥发尼斯对各异端教派持有敌意，于是，对
待这些异端教派的态度便成为作者考量拜占廷统治
者的重要标杆，也构成作者评价拜占廷统治者的重
要标准之一。 如，在谈及米哈伊尔一世颁布敕令、准
备将摩尼教和“贱民派”（Αθιγγανοι）信徒处以死刑
时，塞奥发尼斯满是赞美的语气；而皇帝在斯都底特
派人士的劝说下只处死了一部分异端分子之后，作
者将向皇帝进言的斯都底特派称作“ 邪恶的谋
［
７］
都不具备的美德
。
在塞奥发尼斯的观念中，将人群一分为二，在基
督教信仰体系内表现为正统信徒与异端分子，对外
则表现为基督徒与异教徒两个世界。 塞奥发尼斯以
信仰的划分统领一切，按照这条界线在《编年史》中
贯彻自己的单一评价体系。
［
２］６７８［５］９６－９７
士”
。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米哈伊尔一世
二ꢀ 选取史料的片面手法
皇帝并无多少作为， 没有为拜占廷帝国带来福
塞奥发尼斯在《编年史》 中经常运用断章取义
式的处理方法，部分地选取特定事件或截取完整事
件的某一局部予以记载。 这种片面的处理方法往往
会令读者难以了解历史进程的全貌和真相，难以对
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判。
［
６］３６４
。 他迫害上述几个异端的行为在塞奥发尼斯
祉
那里之所以能够得到赞扬，完全是因为这位皇帝崇
拜圣像的宗教立场以及在任期间向教会和修道院的
慷慨施赠。 因此，在处理类似这种问题的时候，塞奥
发尼斯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客观冷静完全被宗
教情感所取代。 能够坚持所谓“正统”信仰的君主，
即便在其它领域一无是处，同样可以受到褒扬，这完
全背离了一名历史学家应有的客观态度。
历史学家对材料进行适当取舍，或是在记述中
做详略处理，本是历史撰述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然
而，塞奥发尼斯对材料的处理方法却并不属于这种
性质，他对史料的选取和记述重点以及详略的处理，
完全受到其单一评价体系的影响，是对史料和历史
过程的任意剪裁，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了读者对历
史实际情况正确完整的把握。 我们只能通过其它拜
占廷史家的记载来弥补塞奥发尼斯记载的不足，还
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塞奥发尼斯单一评价体系的运用，还体现于他
对外族人的态度上。 塞奥发尼斯按照宗教信仰将不
信基督教的外族人归为异教徒，他们与拜占廷人不
同，是不受上帝庇护的人群，他们对帝国敌对行动的
失败是上帝的旨意，是神明对这些异教徒的惩戒。
１００
赵法欣ꢀ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影响
就某位历史人物而言，塞奥发尼斯经常择取其
众多行为中的一种或几种予以记载，为的是通过这
些事例达到或褒扬或批判的目的，而有意规避那些
不利于阐明自身观点的反面材料。 这种处理手法无
疑掩盖了很多或许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历史信
息，妨碍了读者对特定历史人物有全面的认识。 例
如，君士坦丁五世皇帝（Κωνσταντινοｓ Ｅ’）在位的
毫无缘由的邪恶之举。 但是其它史料对瓦尔达尼斯
反叛的记载却能够使我们了解事情的原委，例如约
瑟夫·耶尼修斯（Ιωσηφ Γενεσιοｓ）在《列皇记》中
便道出瓦尔达尼斯起兵造反完全是出于个人权力野
［
８］８－１１［９］
心的膨胀
。 仅此一例，我们便可以获知，就
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的记载而言，塞奥发尼斯在遴
选材料时，将那些不利于个人观点阐发的材料彻底
摈弃，只保留那些对自己论说有利的材料展开记述。
塞奥发尼斯这种断章取义式的处理方法最鲜明
地体现在他对战争的记载上。 他在《编年史》中多
次记载拜占廷人在毁坏圣像运动时期的战事，特别
是帝国与周边各民族交战的情况。 通过分析作者对
某些战争细节以及战争结果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
塞奥发尼斯经常弱化毁像派皇帝军事行动的积极成
果和胜利，而极力渲染那些崇像派统治者在军事领
域的成就，或是为这些人的失败寻找替罪羊。 根据
塞奥发尼斯的记载，君士坦丁五世于７６０ 年前后远
征保加利亚，在韦里加瓦斯隘口遭受保加利亚人的
３４ 年是拜占廷帝国中期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他在
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领域的作为决定了帝国当
时的命运并深刻影响了未来帝国的发展。 然而，在
《
编年史》中，塞奥发尼斯对君士坦丁五世的记载却
紧紧围绕这位皇帝推行毁坏圣像以及迫害修道士的
各种行为。 即便是针对这个具体的行为，塞奥发尼
斯的记载也是不完整的。 如他写道，君士坦丁五世
大肆迫害修道士，甚至将达尔马托斯修道院改造成
了军营，而且将以卡利斯特拉托斯、迪奥斯和马克西
米诺斯等人命名的修道士和圣女住所夷为平
［
２］６１１
地
。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
［
２］５９６
坦丁五世所面对的是一个由朝廷高官、军事将领以
及教会领袖广泛参与的阴谋活动，因此君士坦丁的
策略意在维护自身的统治；此外，君士坦丁皇帝没收
修道院财产也应当被视作为其各项财政措施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仅仅为了与修道院为敌，所以君
士坦丁对修道士阶层的迫害、对修道院的打击有着
伏击，伤亡惨重，大败而归
。 然而，牧首尼基弗
鲁斯（Νικηφοροｓ ο Πατριαρχηｓ） 却有着截然不同
的记载：君士坦丁五世主动出击，斩杀大量保加利亚
人；随后不久又从海路陆路同时进发，攻入保加利亚
境内，在马尔凯莱与保加利亚人会战，迫使后者求和
［
１０］９－２０
并派送人质到拜占廷帝国
。 实际上，塞奥发
［
６］２３９－２４３
深刻的社会背景
。 但是塞奥发尼斯对上述
尼斯此处是有意对君士坦丁五世取得的军事成就避
而不谈。 根据现代学者的分析，韦里加瓦斯的失败
只是这次征战的一个环节，后来拜占廷人取得了战
内容基本避而不谈，弱化甚至是抹杀了君士坦丁皇
帝其它方面的政策与作为，将记述的重心完全置于
这位皇帝对教会和修道士的迫害上面。 因此，我们
在《编年史》中见到的是一个不甚完整的君士坦丁
五世皇帝。 之所以出现这般情况，完全是由作者片
面选取材料所造成的。
［
１１］４３－４５
争的胜利
。
无论是对人物的塑造，抑或对事件的记载，塞奥
发尼斯选取材料的片面手法都妨碍了读者全面了解
历史的全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作者对时代尤其是
对８、９ 世纪拜占廷帝国历史发展的记述存在一定的
缺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后人将这两个世纪简
单归结为“毁坏圣像时代”。 然而，我们知道，在整
个伊苏里亚王朝（７１７－８０２） 和阿摩利王朝（８２０－
８６７）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历史还有其它许多重要的
内容，但是塞奥发尼斯在《编年史》中有意忽略了许
多这样的信息。 他这种对材料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宗
教立场和视野的偏颇，并非像其他拜占廷史家那样
就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而言，塞奥发尼斯时而
会淡化甚至省略其中的某些内容，只截取一些片断
加以记述，给读者造成以偏概全的印象。 例如，塞奥
发尼斯关于瓦尔达尼斯·图尔科斯反叛的记载明显
省略了其重要背景，即这次起义是为了支持流放中
的伊琳妮女皇，后者先前曾与阿伊提奥斯合谋推翻
［
２］６５７－６５８， ｎｏｔｅ １１
尼基弗鲁斯一世
。 在此，塞奥发尼斯因
为伊琳妮女皇是虔诚的崇像派而抹去了她阴谋夺权
的重要内容，对她的政治野心只字不提；而尼基弗鲁
斯皇帝维护自身统治、消除政敌势力的正常举措也
因为他信仰方面的不虔诚而受到了歪曲，被解释为
①
［１２］
是根据特定的著作主题来选取材料
。
三ꢀ 曲解历史事实与因果联系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作
１０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５］５－４１
，比塞奥发尼斯给出的年份晚了２０ 多年。
者在构建历史事实和阐释因果联系时有曲解的成
分。 塞奥发尼斯或是将不属于某些人物的行为附会
在他们身上，或者将某些本来没有任何关联的事件
强行联系在一起，以此来影响读者对历史的判断。
塞奥发尼斯常常会在《编年史》 中凭空编造一
些内容，歪曲历史的真相，误导读者对真实情况的了
解。 如他在书中记载到，毁坏圣像运动的肇始者利
奥三世（Λεων Γ’）于７２６ 年宣布清除圣像。 随后，
君士坦丁堡居民对于利奥的新政策感到苦恼，于是
他们杀害了一些皇帝手下的人，因此很多肇事者遭
受刑罚、鞭打、流放和罚款，这导致了学校和虔信上
前后
所以说，在涉及毁像政策对拜占廷外交关系的影响
时，塞奥发尼斯有意将这两件事附会在一起，为的是
将帝国对外关系的不利局面归结为禁止崇拜圣像的
恶果。
除此之外，塞奥发尼斯还经常运用天人感应、上
帝意志等手法，对历史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歪曲，这
集中体现在他对自然灾害的论述上。 他在《编年
史》中多次对自然灾害予以记载，我们不能简单地
将这些内容视为作者对自然环境的关注。 塞奥发尼
斯提及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水、干旱、地震、严冬
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瘟疫、饥荒等不良后果。 然而
作者的记述方式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塞
奥发尼斯经常将对自然灾害的描述置于某些重大宗
教、政治事件之前或之后，似乎有意在这两者之间制
造出某些联系，令读者顺其自然地将某些恶劣的自
然现象（如干旱、洪水、火山爆发等）视作上帝通过
大自然对特定人物实施的警告或惩罚。 这种处理方
法不禁让我们联想起现代学者提出的“文学块”理
论，即塞奥发尼斯从其它一些作品中截取若干段落，
将它们按照新的顺序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出原作所
［
２］５５８， ５５９－５６０
帝教育的废止
。 但是利奥三世的清除圣
像命令颁布之后，拜占廷的教育事业并未受到影响，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衰落迹象，因而这实际上是塞奥
②
［２］５６１，ｎ．５［１０］１２１
。 显而易
发尼斯凭空杜撰出来的内容
见，塞奥发尼斯有意用自己编造出来的内容来诬陷
利奥三世，将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后果“嫁接”到利奥
皇帝身上。
塞奥发尼斯在《编年史》 中还有另外一种“创
造”，主要体现在他对一些史料的加工和利用方面。
如他所记，莫里斯皇帝（Μαυρικιοｓ） 于公元５９１ 年
收养波斯国王侯斯罗伊斯为义子后，派遣梅里提尼
主教多米提亚诺斯和纳尔西斯到侯斯罗伊斯那里，
［
１４］３１８
不具备的新含义
。
自然灾害和异常景象是许多拜占廷史学作品中
经常出现的主题，很多拜占廷史家如实记载这些内
容，通常是为了对某些历史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例
如天气变化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 １１ 世纪的历史
学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Μιχαηλ Ψελλοｓ） 在他
的《编年史》中记述了１０４３ 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
堡的详细过程，起初双方势均力敌，但随着天气状况
的突然改变，拜占廷人逐渐占据优势，最终打退了罗
［
２］３８９－３９０
并且由纳尔西斯负责战争事务
。 但在塞奥
菲拉克特· 希莫卡蒂斯（ Θεοφυλακτοｓ
Σιμοκαττηｓ）的《历史》中，上面列举的几个事件分
别出现在不同的篇章，实际上彼此间并无太多因果
［
１３］［１４］
关系
。 因而塞奥发尼斯是将前代史家塞奥菲
拉克特《历史》的不同段落糅合在一处，虽然几个事
件的顺序并未颠倒，但是作者通过这种拼接方式在
它们之间无形地“创造”出一种因果联系，这在本质
上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歪曲。
［
１６］３７
斯人的进攻
。 普塞洛斯给出的完全是自然的解
释，即拜占廷人从天气突变中获利并借此打败了敌
人，作者并没有将这种情形归结为上帝的旨意或某
塞奥发尼斯歪曲历史真实的另一个主要手段，
体现为他将一些不相关联的事件有意联系在一起，
造成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因果联系，进而误导读者的
判断。 根据他的记载，利奥三世皇帝发动了毁坏圣
像运动之后，罗马主教格里高利将罗马、意大利和西
部领土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切断它们与利奥三世
［
１７］１６６
种超自然力量的干预
。
但是，在塞奥发尼斯笔下，一些自然现象却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 那些不符合作者宗教信仰和政治理
念的做法，往往与恶劣的自然现象相伴生；这些灾难
的出现，被作者认为是上帝对这些行为与行事者的
警告或惩罚。 因此，７４５、７４６ 年的大瘟疫是因为君
士坦丁五世摧毁圣像，７９８ 年的日蚀是因为君士坦
丁六世在宫廷政变中被弄瞎双眼，而８０２、８０３ 年的
反常天气（暗无天日、秋季严寒）则是因为尼基弗鲁
［
２］５６４－５６５
的联系
。 实际情况是，尽管罗马教会与拜占
廷帝国关系紧张，但是格里高利二世和格里高利三
世两位罗马主教始终接受拜占廷帝国的领导，君士
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分道扬镳实际上发生于７５０ 年
１０２
赵法欣ꢀ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影响
［
２］５８５－５８６，６４９，６５５－６５６
。 由此我们看出，
斯一世登基称帝
月，塞奥发尼斯被流放至萨摩斯拉基，并且于当年３
［１９］２８０，２８２
塞奥发尼斯在《编年史》中多次运用这种歪曲了的
因果联系，误导读者对历史真实的理解。
月１２ 日去世 。 至１０ 世纪君士坦丁七世皇
帝（ Κωνσταντινοｓ Ζ’ Πορφυρογεννητοｓ） 统治期
［
２１］１１７－１１９［４］１３６－１３８
。 因此我
四ꢀ 上述写作特点成因解析
间，塞奥发尼斯被封为圣人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 呈现出上述三个特点并
非偶然，这几个特点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作者的个人
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理念和政治立场。
首先，塞奥发尼斯早年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浓
厚的宗教情结，使他成为一名虔诚且坚定的基督徒，
这是日后他写作立场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在
适当的时机这种虔诚可以转化为宗教偏执。 根据后
人为他所作的传记，我们得知，塞奥发尼斯７６０ 年左
右生于帕尔塞尼奥斯湾，他的父母分别是伊沙克和
们有理由认为，毁坏圣像时代遭受迫害的经历是塞
奥发尼斯的宗教观由虔诚转向偏执的重要环节，这
种转变进而影响了其政治观和历史写作的观念。
不仅如此，毁坏圣像时代的特殊经历，也为塞奥
发尼斯进行《编年史》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促进
力。 具体而言，在毁坏圣像时代，塞奥发尼斯面对施
加在自己身上的迫害并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勇
敢地起来反抗。 他反抗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
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团结帝国境内的宗教人士，反对
拜占廷中央政府的毁坏圣像政策；另外一种就是通
过撰写《编年史》来表达自身信仰的虔诚，批判毁坏
圣像派统治者的错误行为。 塞奥发尼斯的第一种反
抗行为，被拜占廷统治者视作政治上对皇权的挑战，
③
［１８］１－４０［１９］２７０
塞奥多蒂
。 ３ 岁那年父亲去世，年轻的
塞奥发尼斯选择日后的利奥四世皇帝（Λεων Δ’）
作为自己的保护人。 １８（或１９）岁那年，他与贵族之
女迈佳洛（Μεγαλω）结婚，但是他们的婚姻只维系
了很短的时间，随后夫妻二人共同放弃尘世生活，分
因此根据帝国法律对此予以制裁；在帝国政府权威
［
４］１３６
［２０］２５７
别隐退到修道院中过上了隐居生活
。 可见，在
面前，塞奥发尼斯的政治反抗最终失败
。 现实
塞奥发尼斯年纪尚轻之时他便有了一种浓厚的宗教
情节，他为了宗教信仰毅然舍弃世俗生活，成为一名
修道士。
反抗的不成功令他不得不转而寻求它途，于是将自
己的反抗诉诸笔端，用一部《编年史》作为武器，向
当时的毁像派统治者宣战。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隐修生活更多是出于自身虔
诚，那么塞奥发尼斯在成年之后、特别是在毁坏圣像
运动期间的经历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宗教情感，甚
至达到了可以为信仰舍弃生命的地步。 在利奥五世
皇帝（Λεων Ε’，８１３－８２０ 年在位）掀起的毁像运动
第二阶段中，塞奥发尼斯坚定地维护圣像崇拜，因此
遭到了拜占廷统治当局的迫害。 根据多种史料记
载，包括塞奥发尼斯在内的一批修道院长被利奥五
世招集至君士坦丁堡，这些人在威逼利诱面前仍然
拒绝改变立场，坚持崇拜圣像，于是皇帝将他们投入
监狱， 不久之后又将一些人流放至帝国各省
塞奥发尼斯通过撰写《编年史》 来表达自己对
毁像派统治者的批判与不满，在著作中抒发自己的
愤慨之情。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才会在这部作
品中见到作者对毁像派统治者的仇视、对历史人物
和事件评判的偏执，这些都成为塞奥发尼斯写作过
程中一贯保持的基调。 而且，作者还将这种基调延
伸至毁坏圣像时代之外的人群，以同样的原则来评
判他们。
尽管塞奥发尼斯在前言中写道，自己是在好友
乔治·辛凯洛斯（Γεωργιοｓ Συγκελλοｓ） 的恳求下
才答应进行写作的，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写作
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自己的创作，而仅仅是从古代历
史学家和散文作家的作品中做了节选，将各种事件
安置于每年中正确的位置，这样，读者们便可以清楚
［
１９］２７６，２７８［２０］２４５－２４６
区
。 ８１５ 年，牧首尼基弗鲁斯因拒绝
签署毁坏圣像公会会议的决议而遭到利奥五世的罢
免并被流放，塞奥发尼斯坚决站在牧首一边，此后不
久，塞奥发尼斯便同其他许多人一道被开除教籍，他
地了解到各种军事的、教会的或民事的事件发生于
［
８］１６
［２］１－２
也因此赢得了“忏悔者”的称号
。
哪位皇帝在位的哪一年
。 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
由于积极参与崇拜圣像的活动，塞奥发尼斯被
利奥五世囚禁于塞尔吉奥斯和瓦克霍斯修道院，随
后于８１５ 年被转移至自由宫，在那里接受语法学家
约翰（ Ιωαννηｓ Γραμματικοｓ） 的盘诘。 ８１８ 年２
《编年史》是一部没有思想的史料汇编，仅仅满足于
按时间框架罗列历史事件；反之，它是作者塞奥发尼
斯精心构筑的一部史学作品，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思
想、立场和价值判断。
１０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综上所述，塞奥发尼斯的个人经历直接导致其
编年史》诸多特点的形成，作者评价人物事件的单
最深刻的影响存在于写作风格与评价体系方面。 塞
奥发尼斯之后的许多拜占廷史家对其史学成就评价
甚高，斯基利齐斯甚至认为古典作家之后最优秀的
历史作品之一就是由塞奥发尼斯撰写的，此后再无
《
一标准、选取材料的片面方法以及曲解史实和因果
联系的手段，使他的作品在拜占廷史学著作中显得
极具特色，他的这些著史手法对后世拜占廷历史写
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２３］１
有能够出其右者
。 或许斯基利齐斯的高度评价
是出于自身的好恶，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塞奥发尼
斯所遵循的某些撰史原则，如评价体系的单一性甚
或不客观修史的方法等，影响了后世一些拜占廷史
家的史学写作，此类作品构成了拜占廷史学著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 塞奥发尼斯的撰史方法与原则对后世的影
响
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 自诞生之后便广泛流
行，受到后世拜占廷知识界的推崇。 作者的撰史方
法与原则，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史学写作
甚至文学创作的趋势。
除此之外，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在一定程度
上迎合了拜占廷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并且进一步
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强化和定型，因而在拜占廷史学
的发展进程中居于特殊的地位。 我们知道，在拜占
廷帝国千余年的历史上，众多历史学家著史的动机
各不相同，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尺度，在数量众多的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 在作者身后的流行程度
及其广泛影响，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首先，他的《编年史》有数量较多的手稿流传于
世。 与其它很多拜占廷历史作品的手稿传承情况相
比，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有多种手稿传世，粗略
［
２４］２１４－２１５
史学著作中很少出现所谓的“官方” 史学
。
［
２１］１３５－１３６
算来竟达１０ 余种之多
，其中还包括一份完
历代拜占廷史家可以根据自身好恶在著作中对历史
人物与事件作出相对自由的评判，因而皇帝、贵族、
军事将领、宗教领袖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们批判
的对象，尤其是对帝王的批判似乎已经成为拜占廷
成于８７０－８８０ 年间的拉丁文译文手稿。 有学者认
为，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８、９ 世纪拜占廷帝国
［
４］１４１
。 可见这
的知识都是从这部拉丁文译本得来的
［
２５］
部《编年史》在当时已经传播至西欧地区。
史学作品中一个恒定的主题，它贯穿于各种拜占
廷史学著作达千年之久。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塞
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写作于作者８１０－８１１ 至８１４－
其次，塞奥发尼斯之后的一些拜占廷史家热衷
于对其《编年史》进行续写。 在拜占廷史学作品中
有３ 部明显接续他的《编年史》 而作，分别是约瑟
夫·耶尼修斯的《列皇纪》、《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续》
和约翰·斯基利齐斯（Ιωαννηｓ Σκυλιτζηｓ） 的《历
史概要》 （Συνοψιｓ Ιστοριων）。 这三部作品皆从
塞奥发尼斯驻笔的地方，即公元８１１ 年左右开始自
己的记载，而且《历史概要》在体例方面也有意模仿
塞奥发尼斯的作品，大体按照编年体例展开记述。
再次，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被许多后世的拜
占廷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所使用或援引，尤其是修
道士乔治、《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续》的作者以及斯基
［
２１］１１７
８１５ 年间的软禁时期
，自然不会是在统治者的
授意下所作，因而这种非“官方”史学的特性保证了
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撰写史书，进而在书中形
成了鲜明的个人立场和单一的评价体系，使其作品
带有明显的批判倾向。 尽管此后的拜占廷史学作品
在写作风格与手法上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或史家旨趣
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史学写作的“非官方
性”被一直延续下来。 就这一层面而言，塞奥发尼
斯的《编年史》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 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史学
领域，它甚至影响了毁坏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廷文学
创作的趋势，并且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潮流在此后若
干世纪里的蔓延。 众所周知，为数众多的拜占廷知
识分子在毁坏圣像运动进行期间和结束后，创作了
大量的、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来纪念这场运动，表达
自己的立场，其中比较常见的体裁包括圣徒传记和
历史作品。 由于最终的结果是圣像的崇拜得以恢
复，因此崇像派的势力重新抬头，他们大肆销毁毁像
［
２１］１３５
利齐斯等人
。 就连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也在他
的一系列著作中大量使用《编年史》中的段落，对其
进行引用或改写，如《论帝国的管理》一书的几个章
节（如第２１、２２、２５ 章）就是对《编年史》的直接改写
［
２２］ｃｈａｐ．２１，２２，２５
或照搬
。 可见君士坦丁七世对这部史著
的重视程度，也可从中得知《编年史》至少在１０ 世
纪的拜占廷帝国仍十分流行。
最后，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对后世史学作品
１０４
赵法欣ꢀ 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特点及其影响
派人士的各类作品，因此我们现今所掌握的资料当
中绝大多数是崇像派的作品，那么无疑占主流的思
想也是崇像派所鼓吹的理论，而毁像派的观点则受
到了压制与批判。 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
们对这段历史以及许多历史人物的评判。 例如，长
期以来，无论是拜占廷学者还是现代历史学家，都习
惯于将利奥三世视作毁坏圣像运动的发起者，认为
正是他在７２６ 年所颁布的一道法令开启了这场持续
百余年运动的序幕。 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能
够支持利奥三世颁布禁止使用或移除圣像敕令的可
靠证据是不存在的，因此后代崇像派人士以及某些
现代历史学家将利奥视为“毁坏圣像”的皇帝是不
成为那一时期崇像派文学作品的代表与先驱。
总之，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种种特点体现了
拜占廷史学写作的多样性，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把握
了这些特点之后，才有可能更为准确、恰当地利用
它。 作为教界人士和虔诚信徒的塞奥发尼斯在历史
叙事中往往带有强烈的客观唯心主义特点，这是中
世纪宗教史学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同时，塞奥发
尼斯《编年史》的出现及其特点的形成是特定历史
时代的产物，具体言之，是毁坏圣像时代浓厚的宗教
氛围所造就的一部史学作品，它所具有的鲜明特色
生动反映了历史学家与时代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只有当我们对这部史著及其特点有了准确的把握之
后，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拜占廷史学写作的
特征，同时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中世纪欧洲
史学的发展，进而窥视出文艺复兴时代布鲁尼、马基
雅维利和波利多利·维吉尔等人的历史著作以及他
［
６］１５１，１５５
成立的
。 另外此时期内产生的大量圣徒传记
也都是崇像派人士的作品，它们无疑是对那些坚持
圣像崇拜、坚持与皇帝斗争的圣徒们的讴歌与赞颂。
单就这一点而论，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也具有同
样的性质。 它是那个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
［
２６］１１－１４
们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史学流派的真谛
。
注释：
①
②
③
如１０ 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执事官”利奥在《历史》中详细记述拜占廷帝国在１０ 世纪下半期的军事活动，这是由于作者敏
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其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是当时拜占廷帝国最活跃的人群。
实际上，在查士丁尼二世皇帝（６８５－６９５、７０５－７１１ 年在位）倒台后，由于政局动荡，拜占廷的教育事业受到影响，一度处于混
乱状况，但那是在利奥三世统治之前几十年的事情了。
关于塞奥发尼斯的生平，我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都是后人为他所做的传记作品，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美索迪奥斯
（
Μεθοδιοｓ）和斯都底奥斯的塞奥多利（Θεοδωροｓ Στουδιτηｓ）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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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 Ｆａ⁃ｘｉｎ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４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ｏｎ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 Ｄｕｅ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Ｃｈｒ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ｗ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ｈ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ｉｆ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
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ｈａｄ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ｉｔｓ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ｄ ｃａｎ ｏｎｅ ｍａｋ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Ｃｈｒ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ｒ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ｈｉｓｔｏ⁃
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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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