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２ 期
２０１４ 年３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２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二元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
———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
１
王ꢀ 焕，樊ꢀ 葵
２
（
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广州５１０００６；２．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
ꢀ 摘要：当下，社会大众与农民工群体的媒介互动越发呈现叙事化倾向。 鉴于新闻叙事的多元主体性与日常化
接受性，农民工媒介形象在叙事建构中存在诸多的伦理问题，不仅涉及新闻故事的选择，更涉及报道视角及新闻事
件的文化语义结构等方面。 因而，从叙事伦理批评出发，剖析新闻文本中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的隐蔽过程及深
层故事结构中的叙事意识，探究文本中潜藏的伦理观念体系，将是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研究的崭新尝试。
关键词：农民工；媒介形象；媒介叙事；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６６⁃０９
ꢀ
ꢀ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工大量出现。 据
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
剧、绘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
统计，该群体数量在２０００ 年还仅为８８４０ 万人，而到
［
１］
［２］２
了２０１１ 年就迅猛增长至２５２７８ 万人。 农民工群体
在我国社会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影响，他们纷纷
走进各个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领域，构成了文
学、电影、绘画、戏剧、新闻报道等符号形象系列。 然
而，尽管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但他们并不掌握主动
的话语权和有效的话语通道进行自我诉求和自我形
象展示。 现代媒介组织在这一群体从现实世界中的
客观存在向媒介符号形象的建构过程中，通过新闻叙
事“拟态”了平面化、刻板化和类型化的群体媒介形
象，不但使得该群体的社会真实存在与其媒介形象产
生差异，更使得公众认知发生偏离，制造了某种社会
习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群体间的社会互动。
从这点而言，研究农民工媒介形象叙事行为及其背后
的叙事伦理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 从古
至今，人们通过“讲述”印证、传承其“存在”，不同的
讲述形式（如文学或新闻报道）都是文化自身确证与
传递的手段。 这其中自然包括在现实世界进行叙事
的新闻报道。 然而，现代社会的叙事形式纷繁错杂，
叙事概念本身被不断泛化，仅在概念的外延层面进行
区分，已经不能阐释现代社会多元化尤其是跨媒介化
的叙事形态。 因而在新世纪伊始，叙事学学者们纷纷
抛出“叙事性” 的概念，企图为多元的叙事文本提供
内涵层面的衡量与评判标准。
北美叙事学者普林斯这样界定叙事性：“如果某
个客体逻辑连贯地再现了至少两个互不预设、互不暗
［
３］１９
如此理
示且时间错位的事件，那么它就是叙事。”
解，新闻报道同文学等虚构性讲述一样，同为叙事。
同时，他将不同的叙事媒介视为“叙事域”，由于“叙
事域”的作用，使得某些叙事比其他叙事看起来更像
“叙事”，就好像文学的“叙事域”提升了其自身的“叙
一ꢀ 建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新闻文本———一种
“
形式真实”的叙事
罗兰·巴特曾指出：“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王焕（１９８６—），男，北京人，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樊葵（１９７０—），女，江西南昌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１６６
王ꢀ 焕ꢀ 樊ꢀ 葵ꢀ 二元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
事强度”。 相比之下，新闻报道由于其“叙事域”的作
用，受众往往并不把它当作一种刻意的“讲述”。 但
从“叙事性”概念来看，新闻报道确实为一种“形式真
实”的叙事，这种“形式真实” 体现为所讲述故事的
障、民工讨薪、子女教育、社会救助、生活状态、违法犯
［１４］３８
罪等
。 学者张鹏认为大型党报主要报道农民工
接受政府关爱，得到政府扶持与帮助，都市报则多讲
［
１５］
述农民工遭遇不幸、违法失范等。 中山大学李艳
红也认为，农民工报道存在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受
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英雄／ 正面行为叙事、受爱护
叙事和中立叙事，另外还存在两种较为常见的混合叙
事类型“受难＆ 负面行为”叙事及“受难＆ 受爱护”
“
真实”化预设以及受众接受故事时的“非审美化”诉
求。 一旦我们将新闻报道“形式真实”的外衣剥去就
会发现，同文学一样，新闻也是在叙事这一符号化过
程中被叙述者“涵化”置入了主观化的情节与意义。
形象完成于叙事。 媒介形象作为一种符号形象，
是以某种符号和符号集合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其中故
事化是重要的符号组织手段，这个符号组织的过程无
法镜子般地复制客观现实。 农民工媒介形象是在媒
介的叙事化符号运作与受众的叙事接受认知的互动
中共同完成的，但前者成为后者的主要依据。 通过在
报道中讲述农民工的思想、行为、谈吐、经历及其与社
会、环境及他人的互动，受众获得对这一群体形象的
感知。 同时，通过叙事中的叙事话语、言语方式，大众
被叙述者引导，按照某一方式或角度形成对该形象的
印象和评价。
［
１６］
叙事
。
总结这些研究，其思路都在于通过量化统计农民
工报道的故事题材与故事情节归纳报道的故事类型，
从而在类型化故事背后找到相应的刻板化的农民工
媒介形象。 然而量化统计虽然精确，但也缺乏价值层
面的思辨，而且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受难、蒙恩、失范、
成功等类型化报道只是情节的种种表层特征，这种情
节特征依然是散在的，需要进一步提炼的。 结构主义
人类学家施特劳斯曾强调，表层的故事规则背后有更
［
１７］６９
深层的人类思维在支配着
。 具体到新闻叙事，在
农民工报道高度类型化的情节模式背后也应有更核
心的思维与文化语法。 而找到这一深层的语法结构
也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因此，叙事学这一产生于文学领域的理论有充分
的“合法性” 介入农民工媒介形象研究，并且这一介
入将比新闻传播学自身显现出更加贴近文本所指的
方法论意义，在社会结构、文化、农民工媒介形象及新
闻叙事文本之间建立起一种“细读” 机制，从而发现
他们之间更为隐蔽的作用方式。 在其他农民工媒介
形象研究中，尽管有诸多学者运用了形形色色的理
综上，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不侧重定量研究，转而
通过文本细读法，参考学界一些已有研究，对农民工
报道进行定性分析，尝试对类型化的农民工报道进一
步归纳。 研究材料方面，本文主要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及《华西都
市报》中与农民工有关的叙事性报道进行研究。 通过
总结材料可发现，农民工报道的确存在高度类型化的
叙事倾向。 农民工违法犯罪、破坏社会秩序、干扰城
市环境等题材最为多见，同时农民工受难、生活陷入
窘境、离奇死亡、因自身素质低下犯下愚蠢错误等题
材也较常见。 农业报多见农民工进取奋斗，走向成功
的事例，党报则多见农民工受到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
救助或在这些力量帮助下取得成功的事例。
［
４］
［５］
论，如社会学理论“污名化与倭化” 、“性别研究”
［
６］
［７］
及新闻报道学（报道内容、主题），语言学话语分
［
８］
［９］
［１０］
析理论和传播学（框架理论、议程设置论、场
［
１１］
［１２］
域理论、媒体商业化逻辑与媒介排斥）的方法，
但由于缺乏叙事学的“细读” 机制，使得研究结论无
法通过文本佐证向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结构层面开
拓，结论仅仅停留在归纳农民工报道类型与现实形象
关系及探讨记者职业道德的层面。
二ꢀ 学界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类型化研究
三ꢀ 农民工报道的深层叙事结构———城乡二元
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
当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农民工媒介形象，其
中有大量关于农民工报道类型的研究。 如人民大学
许向东指出：“农民工形象大体再现为受苦受难、被关
爱、受苦受难与受助相结合、受苦受难与负面相结合、
按照叙事学理论，叙事文本包括话语与事件链两
个层次。 事件链背后的叙事语法主导文本故事，而故
事被叙事话语讲述生成叙事文本。 例如在党报中，农
民工受难后总是受到党和政府的救助，这种情节规则
暗含在相同类型的报道中，报道的主要人物和具体情
节都是可替换的，在故事生成后报道也只是话语层面
的斟酌而已。 在事件链层也就是故事层中，叙事语法
［
１３］
负面形象、正面形象等类型。” 西南政法大学张诗
蒂以社会学“污名化”及“倭化”理论阐释农民工媒介
［
４］
形象。 华中科技大学徐艳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当
下我国大型党报中的农民工报道题材主要为：权益保
１６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又有着深层与浅层结构之别。 深层结构即故事的文
化语法，灌注在叙述者头脑中，支配着故事的浅层结
构（故事中各个事件的逻辑组织）。 现有研究提出的
农民工报道类型只是故事的浅层结构，应该还存在着
一个更深层的语法结构支配着失范、受难、蒙恩、成功
等等类型化的新闻故事。 格雷马斯提出，语义方阵即
是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这个非历时性的结构“和表
达方式（叙述话语）无关”，是“一个独立的结构阶段
叙事语法，如可上升至超越体裁与文体的层面，就必
须深入至社会结构意义的范畴里，发觉类型化故事的
深层结构，将类型故事与叙事话语视为深层“符号语
［
１９］１３６
义结构” 的转换生成
。 在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
事塑造中，无论是叙事话语还是类型化故事，或是记
者姿态，文本聚焦结构等方面都体现出某些社会观
念。 而这些观念的基础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这些观念的出发点是“城市中心” 的叙事视角，在这
些观念的背后则是伦理层面的叙事意识———农民工
对城市身份的诉求与社会拒斥。
［
１８］９６
作为较大的意义场的组织层次”
。 同时王国卿也
对格雷马斯的理论进行总结：“在深层结构与语言表
达中间则有两个表层结构：一个是叙述结构……另一
（一）对“失范者”、“沦落者”的道德性拒斥
［
１９］１３６
。 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层次
个就是话语结构”
违法犯罪、沦落无助等类型化的农民工报道虽常
见报端，但是故事类型只是潜在的情节规则，而这些
失范、沦落等类型化报道的背后是社会的道德性排
为：语义方阵→行动元→叙事话语→话语分析（格雷
马斯的话语分析同叙事话语不同）。 他的理论模型突
破了之前叙事语法研究理论的“盲点”，将叙事语法
在行动结构的层次上继续向抽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层
面延伸。 “换句话说，符号学理论只有包括了基本语
［
２２］
斥。 以《夜色中有人叹息》 为例，记者在文本中流
露出对卖淫女的同情，因此故事表层情节中的社会排
斥意识相对于杀人抢劫等失范叙事有一定的隐蔽性。
但细读之后可发现，记者话语间流露的同情遮盖不了
此类失范与沦落报道的社会道德性排斥。
［
１８］９７
义和基本语法两个部分才能令人满意”
，也就是
将内化在行动功能结构背后的人类文化意义作为一
切文本的根本结构。 这一分类意义重大，将各种叙事
理论归纳在一个明确的结构体系中。
故事讲述的是张敏、陈蓉两个到东莞打工的农民
工女孩，一个为钱，一个为情，从打工妹逐步沦为卖淫
女的经历。 故事中两人具备相同符号素： 一是厂
妹———收入微薄、地位卑微；二是卖淫技师———收入
丰厚，为老板“服务”。 两个女孩都感到挣钱太少，面
对城市生活的诱惑，自己的地位太卑微、太乏味，于是
她们都从“道德” 的毫无经济地位的农民工走向了
“不道德”的富有的卖淫女。 作为“道德”的女性农民
工，她们无法得到她们理想中的城市生活，但作为按
摩技师，她们更加无法被城市接纳。 她们一个内心仍
对这个职业有所抵触，另一个依旧不敢告诉父母自己
真正的职业，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现在换了一个
厂上班”。 可见无论经济状况是否得到了提高，她们
都丝毫不能被城市文化及秩序所接纳。 同时故事中
的其他人物———举债七、八万的陈蓉男友，对真相毫
不知情的张敏父母，频繁扫黄的公安局，嫖客与包养
者，拉张敏下水的好姐妹白玲，都具有象征意义。 故
事中的嫖客作为金钱与社会权威的象征，同张敏、陈
蓉、陈蓉男友及张敏父母所代表的农民群体与农村文
化，构成语义对立。 文本从叙事逻辑上将城市与乡村
分割成两大对立的符号系统纳入故事链。 公安局则
代表着社会道德标准，扫黄行动则是对违反城市秩序
的卖淫女的道德性谴责与排斥。 可见，公安局扫黄行
动与张敏、陈蓉为代表的卖淫女的对抗关系是城市符
不仅如此，格雷马斯还认为该理论系统可包含一
切人类文化中的叙事，因为它们背后的本质是“意义
的结构”，具有转换生成性。 叙事作品的表层结构
（
故事中各个事件的逻辑组织）以及叙事话语和具体
文本都是依次从非时间性的文化意义结构中转换生
成的，“从它出发才能进行各价值系统（价值哲学）和
［
１８］１００
循环创价过程（意识形态）的静态分节和表达”
从这一点上，格雷马斯就将形式上的“虚构叙事” 与
真实叙事”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新闻叙事同样在
。
“
人类文化结构的制约之下生成，它同文学、电影等虚
构叙事在意义结构方面都是社会和文化的客观生成。
之后，杜克大学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
论》中将语义方阵扩大为八元结构：基本项（ｘ、反ｘ、
非ｘ、非反ｘ）和乌托邦项（ｘ 与反ｘ 派生、反ｘ 与非ｘ
［
２０］９４
派生、非ｘ 与非反ｘ 派生、非反ｘ 与ｘ 派生）
。 故
事人物相当于杰姆逊所说的符号，符号由符号素构
成，符号素就位于基本项，符号就位于乌托邦项。 “他
（
格雷马斯）认为一个文本中关键的形象一定会以冗
余的形式反复出现，只要把它们扫描出来，构成对立，
［
２１］
。
我们就不难发现适合的义素”
在分析农民工媒介形象，尤其是文化与社会对其
影响时，语义结构论将是有效手段。 格雷马斯认为，
１６８
王ꢀ 焕ꢀ 樊ꢀ 葵ꢀ 二元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
号系统与农村符号系统矛盾对立的显在转化。 因此，
从文本的叙事语法与叙事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故
事的深层结构是农民工群体对城市身份的渴望与城
市拒斥的抗争，张敏和陈蓉都想摆脱贫穷过上相对富
裕的城市生活，但是这一想法永远不可能如愿。 其
次，拒斥的具体表现是超越叙事话语的道德性，是以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合法与非法等伦理观念为依
据的。 记者虽表露出大量同情性叙事干预，但故事人
物设置与叙事结构依然体现出社会文化通过“涵化”
记者传达出对农民工群体获得城市身份这一诉求的
否定，与该群体违反城市伦理体系的道德性拒斥。
故事中，张敏父母与陈蓉男友虽然被拒斥在城市
社会体系之外，但还不与公安局所象征的社会道德秩
序构成对立，而张敏与陈蓉却在想要纳入城市社会秩
序的过程中逐渐沦为城市伦理道德的对立面，从根本
上体现出农民工群体越想融入，越被边缘化的怪圈，
以及城市伦理体系对这一群体失范的道德性谴责。
农民工群体同城市社会秩序与伦理体系呈现出完全
相反的语义关系，他们既不拥有人生价值也不拥有他
人尊重，甚至没有资格拥有人的基本感情。 社会文化
对农民工群体失范者、沦落者的道德性拒斥通过叙事
手段十分明显地显现，即这群人不应该被纳入城市的
规则体系之中，是完全被排斥的对象。 不过相比之
下，此文本的道德性拒斥还是比较隐蔽的，而那些直
接描述农民工偷盗、抢劫、强奸的故事则更为显在地
体现了城市文化对这一群体的道德性拒斥。
保险。 农民工到全顺工作，虽有身份差异，但也想拥
有城市工的社会保障。 农民工群体作为乡村文化的
符号同雇用他们的全顺公司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符号
构成对立。 农民工在故事中有两个符号素，一方面他
们的身份是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想获得城市职工的
基本社会养老保险，也就是想要拥有同城市职工一样
的身份性保障，体现出这一群体对城市生存权利的诉
求。 肖友若作为记者是城市中的精英人群，他曝光张
全收揩油事件，二者构成对立。 张全收也具备两个符
号素，一方面他是农民工出身，有农民工身份，另一方
面他又是农民企业家，雇用了农民工，从他们身上赚
取利润。 张全收在多年拼搏的过程中经济地位得到
了提升，但是仍然无法完全获得以记者肖友若为代表
的城市群体的认同。 因此在故事中，张全收作为农民
群体的象征符号同肖友若代表的城市精英群体构成
语义对立。
故事深层结构体现出农民工的身份诉求同城市
秩序的冲突———农民工群体想要获得市民身份的意
图同城市秩序有着对立关系。 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
家张全收尽管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但也为以肖友若
为代表的城市力量所斥责，被塑造为奸诈的农民企业
家形象而与其他城市身份的企业家区别开。 这两对
对立的身份诉求与拒斥同失范叙事相同，所不同的是
拒斥呈现的特点不一样。 在这类故事中，农民工有着
麻木、机械或狡猾贪婪的特点。 拒斥形态是社会对农
民工的文化轻蔑与价值否定。 故事表层语义为：张全
收是农民工出身的、为富不仁的劳务派遣公司老总，
他榨取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且为自身狡辩，而农民工
则对自身利益麻木，甚至对记者为他们争取合法利益
也没有表态。 而故事的深层语义为农民工身份归属
问题，这一语义要高于文本表层中记者指责张全收不
给农民工雇员上保险的含义。 如果我们将农民工工
人及张全收视为乡村文化符号，而将记者肖友若和其
他公司看作城市文化符号的话，这一故事的根本语义
是城乡两个社会群体针对城市身份的诉求与拒斥的
斗争，这同失范、沦落类叙事不谋而合。 只不过在文
本中，身份拒斥的形态不是道德上的谴责，而是社会
对这一群体文化与智识层面的讽刺与否定。 此类文
本中，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智识、性格及文化轻蔑共存。
（三）对“成功者”的身份置换
（
二）对“奸诈狡猾”与“无知愚钝”者的文化轻蔑
和价值否定
同失范与沦落的类型化走向相同，强调农民工奸
诈狡猾、破坏社会秩序的报道也较常见，然而这些类
型也只是深层叙事结构的转化生成。 以《张全收大倒
［
２３］
苦水：报道客观ꢀ 做人好难》 为例：故事讲述包工
头张全收从农民工保障金上揩油，而后记者肖友若对
其人大代表身份提出质疑。 张全收被塑造为想要通
过“跟风”逃避责任的狡猾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则被
塑造为对自身利益麻木的人。 虽然文本想在话语间
显露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立场，但故事结构、人
物关系都潜在地体现出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无知的轻
蔑以及对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张全收的价值否定。
故事主角为张全收、农民工、全顺公司及其他雇
用农民工的企业、南方都市报记者肖友若。 张全收是
农民工出身，通过多年拼搏成为农民企业家。 他的公
司经营劳务派遣生意，雇用农民工，但没给他们交纳
如果说上述两种类型叙事属于道德是非和文化
优劣的拒斥，是显在的、易于理解的，那么在描述农民
工成功形象的文本中，拒斥则显得极为隐蔽。 首先，
１６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所谓成功是以现代城市文明中的成功为标准来加以
衡量的；其次，成功往往被表述为对原有身份丢弃后
获得的救赎和重生。 在党报中，这种救赎往往是由党
或政府主导的，农民工只是蒙恩者，没有主体性。 此
类报道中看似肯定性的情节类型，其实有着一种更深
层次的拒斥意味。
立林、皮进军拥有两个符号素：一般员工身份、农民工
身份。 而总理温家宝接见徐万年本质上也体现着城
市权威与市民化农民工的社会身份。
徐万年的奋斗过程，其实是在权威社会力量的
“恩惠”下，逐步摆脱农民身份变为城市化的企业管
理者身份的过程。 而张立林、皮进军等其他农民工也
处于这个身份置换过程中。 温家宝总理与青岛港总
裁常德传作为强大的国家与企业领导人站在了张全
收与其他农民工的对立语义位置上，决定着他们是否
可以被其所掌握的城市体系接纳，从而再一次体现出
故事背后的农民工身份诉求，即只有遵循城市社会的
行为逻辑，才可纳入城市生活秩序，农民工的城市身
份诉求才可实现。 可见，无论何种类型的报道，其深
层的叙事结构都是一致的：具有乡村文化元素的农民
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对城市身份的诉求以及同城市
文化秩序拒斥的抗争，而所谓的成功即成功的身份转
换及秩序重构。 因此成功进取类型的农民工报道体
现出更为强大的城乡二元文化对立。
［
２４］
以《从打工妹到劳模大学生》 为例：故事主要
讲述的是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阿斯姆姑丽·阿卜杜克
热木在乡政府与兰奇公司的帮助下，说服了观念保守
的父母，来到天津打工。 她工作认真，被提拔为班组
长，后又带领家乡姐妹去广州务工，最终因为她对家
乡突出的贡献，成为感动新疆十大人物，被送到大学
继续学业深造的故事。 其主要人物为阿卜杜克热木、
她观念保守的父母、乡里领导干部、天津兰奇公司。
阿卜杜克热木有两个符号素：农民身份与感动新疆十
大人物、大学生身份、劳模身份等，后三个身份将其概
括为得到肯定的城市化身份。 这两种符号素构成对
立，故事也在她从农民身份到城市身份的转化过程中
展开。 而兰奇公司则象征着城市权威与秩序，与“政
府”共同构成掌控农民工命运的符号化力量。
通过叙事语法分析可见，农民工新闻诸多情节类
型背后都存在一个由社会结构、文化及社会意识主导
的深层叙事逻辑，它支配着表层类型化故事的生成。
这一深层语义结构体现为“诉求”义素与“拒斥”义素
的对立，它支配着几乎所有农民工报道从叙事语法到
叙事话语再到新闻文本的转换生成，不但包括大量的
通讯类报到，也包含许多社会性的简讯，如讨薪类简
在故事的深层结构中，阿卜杜克热木的成功是在
城市力量及政府力量帮助下，逐步摆脱否定性农民身
份，成为肯定性城市群体一员的过程，故事背后的社
会文化语义为：农民工只有否定原有身份并被置换为
城市身份才是最大的成功。 成功与进取类故事中拒
斥意识的显现并不体现为对失范、受难或麻木的谴
责、批判与嘲讽，而是为农民工的成功设置一个符合
城市思维的标准，从而在叙事中塑造出一个由于脱离
乡村思维与行为模式而获得“成功”的形象。 这种叙
事结构比直接的谴责与嘲讽更具拒斥意味，是对乡村
文化与农民工身份价值的根本性否定。
［
２６］
讯《被辞讨薪四工人挨打》 ，其所叙故事虽短，但精
简的故事链背后依然体现出诉求与拒斥的强烈对立。
可见，报道中存在着普遍的拒斥性叙事意识。 当
诉求—拒斥的意识形态被表达后故事便完结。 因此
每一篇报道本质上都体现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
二元对立。 但不同的是，身份诉求与拒斥的叙事结构
是较为本质的、抽象的，在不同故事类型的报道中，这
一深层结构的显现方式不同。 在失范类故事中，拒斥
以道德谴责显现，且拒斥意识相对浅显，容易被受众
感知。 在蒙恩、受难、麻木、愚钝等类型化故事中，拒
斥则表现为一种对农民工价值、思维与缺陷性性格的
嘲讽，而在进取与成功类故事中，拒斥意识开始变得
隐蔽，难于直接把握，它是通过为农民工成功者设置
一个属于城市价值观的成功标准以及成功者摆脱农
民工身份而表现的。 这样的设置已经超越了对个体
或群体农民工的拒斥与蔑视，而上升到对农民工背后
乡村或农村文化及农民身份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是一
个虽然隐蔽但更为严重的叙事伦理问题。
［
２５］
再以《这里也是我的家》 为例。 故事讲述一个
普通农民工徐万年多年来在企业领导及公司政策的
关怀下，在青岛港集团努力工作，最终成长为集团西
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并被总理接见的故事。 同
时报道中还穿插了青岛港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关
心爱护员工，以及同是农民工出身、在工作岗位上取
得成绩的司机、车长张立林和大港公司装卸队二队副
队长皮进军的事件与经历。 主角徐万年身上有两个
符号素：农民工身份、城市化的企业管理者身份。 这
两个符号素为对立关系，被温家宝接见的徐万年可视
为被权威社会力量接纳的农民工。 同时青岛港总裁
常德传的身份可以符号化为城市力量。 其他人物张
１７０
王ꢀ 焕ꢀ 樊ꢀ 葵ꢀ 二元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
四ꢀ 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体系及其重构
在叙事学中，叙事干预即叙述者改变直接陈述的话语
［
２７］
我国的叙事伦理批评滥觞于刘小枫，但刘的
风格，以主观姿态现身于对故事讲述的过程之中。 通
过干预，叙述者可以清晰、明确地传达自身倾向与评
价。 在农民工报道中，新闻话语并不能做到完全客
观，时常流露出歧视态度，而歧视的内容在不同文本
中也显出不同层次与深度。 如“李旗的教训就在于，
叙事伦理理论并未真正与传统的伦理批评相区别。
２
００８ 年，伍茂国出版专著《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将该
［２８］
理论放大至叙事话语层面，标志着叙事伦理研究
转向叙事话语。 叙事伦理批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伦
理批评。 伦理批评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标准来衡
量文本中的人物与主题，而叙事伦理则在更为宽广的
话语层面研究社会意识与伦理体系如何潜在地影响
叙事，如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叙述者与受述者关系、
叙述方式与行为中的伦理意识等。 同样，新闻报道也
可以对叙事伦理研究进行关照，探究隐蔽在报道话语
与新闻事件中的社会伦理意识。
［
２９］
聪明反被聪明误，跳楼秀过头牢房坐” 中，“聪明反
被聪明误”体现出记者明显的负面评价。 在一些文本
中，叙述者有意无意地挖苦与讥讽农民工略显愚昧与
保守的思维与想法、行为与外貌，而在另一些文本中，
歧视则深入到对农民工人格、生命价值与尊严的挖苦
中。 总体观之，在这些讥讽与挖苦的背后，是城市文
化对乡村文化的否定，体现出城市群体从自身价值标
准与利益出发，对农民工及乡村文化的全面性歧视，
使得“人文关怀”、“人本主义”等原本农民工报道应
当具有的叙事伦理品格化为乌有。
具体在农民工报道中，由于媒介形象生成于叙事
的各个层次，因此形象所体现出的社会伦理意识并不
是单一的拒斥意识，而是一个多层面的体系结构。 通
过前文分析可发现，农民工报道的叙事伦理基础是我
国特殊户籍政策所导致的城乡二元对立，这个社会结
构生成了新闻报道中普遍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的
非时序性文化语法，在这种文化语法的影响下，农民
工报道所讲述的故事呈现出高度类型化的特点，最终
在这些报道的文本话语中出现“迎合都市市民趣味的
其次，农民工新闻话语中还普遍潜藏着城市中心
主义意识。 生活中的记者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城
市生活多年，他们的思维与观念早已城市化甚至精英
化。 记者以自身的立场对农民工进行聚焦，就容易使
得叙事文本中体现出一种“城市中心”的视角。 这一
视角屏蔽了农民工其他的形象特点，只展示他们愚昧
无知或违法犯罪的一面，并将农民工群体置于记者代
表的市民群体的对立面，无形中扩大了文本内的媒介
歧视。 同时，由于新闻报道被大多数受众视为现实世
界的再现而非“拟态”，因此报道中的歧视可能会超
越文本，被扩散到社会文化结构中去。
［
１５］
报道立场” ，农民工形象“他者化”、机械化及媒介
歧视等等叙事伦理问题。 农民工媒介形象叙事伦理
的社会结构基础是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而农民工媒
介形象叙事伦理的文本基础则包括故事伦理和话语
伦理：故事伦理表现为深层叙事语法———身份诉求与
拒斥，以及高度类型化的农民工媒介故事；话语伦理
则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叙事、媒介歧视、他者化与机
械化思维。
最后，通过叙事话语的建构，农民工媒介形象呈
现出“他者化”倾向。 在西方后殖民语境中，“他者”
是建立在主体意识中心上的“别人”，是“你我”二元
对立思维模式中的异己的力量。 显然，农民工作为一
个不具备自我表述与自我彰显的话语能力底层，只能
成为以城市媒介为主体叙述者的叙述对象，而作为城
市的闯入者，在城与乡的二元等级秩序和拒斥性的叙
述视野中，最易被模塑成异己的陌生“他者”。 媒介
及城市群体潜在地将农民工视为秩序的入侵者与破
坏者。 因而农民工媒介形象总是同以媒体叙事者为
代表的城市利益集团相对立的。 这其中还有一个媒
介与受众想象共同体之间的文化和道德联盟问题，除
去社会结构的作用，这一“道德联盟” 还与“媒体逻
辑”关系密切，“在当代信息传播过程中，表面的自由
选择掩盖了隐含的不自由，……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
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略甚
现代媒体已经成为最为强大的观念来源。 新闻
报道所建构的农民工形象不仅更多地导引了社会大
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内化为一种群体偏见并产生现
实结果，而且也影响着这一群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
价。 另一方面，报道中某些错位的伦理意识也简化了
复杂多维的城乡关系，形成城乡二者强弱鲜明的媒介
话语力量，弱化了农民工独立人格的存在。 总体而
言，二元对立下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必然造成他人
对农民工的认同和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双重困境。 因
此，农民工报道应当抛弃深层的、不合理的叙事观念，
构建自身的理性叙事伦理与叙事秩序。
（
一）审视叙事话语中的媒介歧视
叙事文本的话语是显现伦理意识的重要要素。
１７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３０］
至排斥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 。 城乡二元的现状
以及各种复杂的原因，使得在农民工报道中，看上去
十分自然的事实陈述实际上早已包含进媒介歧视这
一前提性命题，影响着整体的叙事框架，从而将农民
工塑造成“他者”。 排斥性的他者化叙事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还原这个群体的本相和真相十分值得怀疑。
板叙事意识的误区，正视和发现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
关系复杂的多面性，从而在叙事话语与新闻故事的选
择方面重新建构报道走向，为社会搭建一条缓解矛
盾、利于和谐互利的桥梁。
在农民工符号形象的各种叙事范式中，小说是极
具理想化的典范，其中的农民工故事往往具有“诗
性”，文本意图指向理想化的农民工人格，企图通过建
构一个个理想化的农民工个体而发现普遍的人性，达
到对这一群体与社会的抚慰。 因此我们看到，小说中
的农民工大多朴实善良，有着纯真的最初的理想，有
着执着的奋斗精神。 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虚构叙事展
现了这一群体的精神内在，从而指向了虚构叙事的核
心目的———审美。 此类理想化的叙事建构是对普遍
的超越，是对诗性、人性与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呼唤。
而新闻等真实叙事的功利性色彩使得它较虚构叙事
呈现更明显的类型化。 面对这一问题，新闻叙事应从
虚构叙事中汲取一定的“诗性思维”缓解自身过度的
“工具理性”。 所谓“诗性”，无疑是在故事中体悟人
性与人生，以个性的、人格的、生命的意识来观照现实
中的农民工群体，不仅在报道中还原其外在的表象、
行动，还要还原其背景、内心以及行动背后的深刻动
因，从而还原其多侧面的影像和真实复杂的现实存
在，在叙事话语方面发掘话语肌理间内在的审视向
度，让报道可以使人更多反思现实。 农民工报道缺少
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性思考，很少对农民工群体有
理解与抚慰，因而也缺少对叙事伦理的反思。 丧失诗
性理念的叙事，无论是真实叙事还是虚构叙事，都将
失去文本走向的终极指引，使叙事成为单纯的苦难展
示与低级趣味的猎奇。
（
二）摆脱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模式
叙事的类型化是以新闻报道为代表的真实叙事
与以小说、电影为代表的虚构叙事共同面临的问题。
然而在比较中，农民工报道却呈现出更加单一的类型
化趋势。 从新闻事件的发展走向来看，党报中农民工
奋斗的正向结果往往是因为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援助。
相反，都市报中失范叙事却缺乏复杂原因的追索，仅
仅因为贫苦所致的犯罪，违法时的穷凶极恶，以及不
加思考的愚昧行动成为种种刻板印象在情节方面的
固着。 当然，小说与电影叙事中也存在农民工“返
［
３１］
乡”与“抵抗”的故事类型，但在具体的人物行动与
功能层面，这些虚构故事还是多元化的。 每一个农民
工故事都有不可复制的情节，因而虚构叙事中的故事
也就具备了对有一定独立人格的农民工个体的阐释
基础。 而这一基础在新闻报道中被高度类型化的故
事走向所摧毁，使得新闻故事不但在结尾保持类型
化，甚至在起因、经过、转折等各方面的叙事“功能”
上也保持类型化，从而消解掉新闻文本对鲜活的农民
工个体的阐释根基。
而类型化的故事走向还只是农民工报道的相对
显在侧面，在叙事话语方面，叙述与聚焦也保持高度
的类型化，第三人称外聚焦构成的冷漠与旁观叙事几
乎主导了所有农民工报道。 新闻事件与叙事话语的
双重类型化构建了农民工刻板的媒介形象，导致只要
经过简单的量化分析就可以加以归类。 相比之下，以
小说、电影为代表的虚构叙事却不容易通过区分叙事
话语与故事走向的类别进而归纳文本中主要的形象，
每一个形象都具有多元的叙事策略与话语言说，每一
个形象之间都有相对较大的性格侧面与个体差异。
在叙事层面类型化的背后是农民工报道中记者
理念的“刻板化”。 戴着有色眼镜的审视，预先将他
们假定为对城市秩序的入侵与破坏者，潜在地将农民
工置于智力与道德的低位，认为没有精英力量的指
引、帮助、拯救这一群体便无法立足于城市，诸多刻板
化的报道理念是类型化的直接推手。 尽管户籍政策
制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但记者不应该在报道过
程中无视或将这一对立视为理所应当，而应该走出刻
在人物形象方面，小说与电影对人物内心及性格
的开掘应当为新闻报道所借鉴。 虚构叙事中，人物的
内心世界总是被尽可能地放大。 如陈武《换一个地
［
３２］
方》笔下的于红红，其内心世界中同各种来自都市
的诱惑作斗争，坚守着自身对“贞洁”的理解，使得这
个小人物保有着人格的尊严。 打工文学“把握了农民
工进城后所展现的异质化生存状态”，体现了“农民
在进入城市后受城市的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形成自我
［
３３］
生存的焦虑心理” 。 人物内心世界的放大有助于
树立起形象与读者对等的尊严，缓解读者与形象之间
的隔阂，使得读者走进这一群体，理解这一群体。 而
现有新闻叙事却少有内聚焦的运用，因而也就很少有
文本可以讲述农民工内心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
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内心世界的痛苦与挣扎。 高
１７２
王ꢀ 焕ꢀ 樊ꢀ 葵ꢀ 二元对立中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
度类型化的第三人称外聚焦造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冷
农民工报道中二元对立叙事伦理的需要，新闻等真实
叙事应当从虚构叙事中汲取这一“历史理性”，直面
人心与社会，在人生、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中重新审视
农民工群体，重新审视特定历史境遇下的城市与乡
村，从而超越狭窄的、现在时态的二元视域，将新闻叙
事引向历史哲思下的谅解与宽容。 “现象真实”侧重
进行时态下的准确叙述，而“历史理性” 侧重还原当
前世界的历史坐标。 在建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新型
叙事伦理时，首先应当给予个体的农民工形象以主体
性，将他们看成有完整人格的生命存在，并在报道中
还原他们的人生轨迹与生活历程。 当前的新闻报道
总是截取这一群体生活的某一瞬间，如：叙事定格在
农民工讨薪者被驾驶豪车的老板撞死的瞬间，在工地
酣睡的农民工被掉落的天花板砸死的瞬间，民工在河
边祭拜河神以求讨薪成功的瞬间，被女上司逼得走投
无路进而将其杀死的瞬间，进城务工被人强奸深夜在
花园草坪中产子的瞬间，等等。 这一系列的瞬间仅仅
只做到了现象的真实，但无法把握农民工的生命历程
与人生遭遇。 本来值得同情的人也变成了愚蠢的，可
悲的人变成了可鄙的，可以理解的变成了穷凶极恶
的。 如果报道中多一些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了解，也许
大部分的农民工新闻会是另一番面貌。
眼旁观，使得农民工在新闻文本中的行为趋向机械
化，如在农民工违法犯罪的报道中，记者将犯罪者、秩
序破坏者与农民工身份之间建立起某种简单甚至可
以说是粗暴的因果关系，他们犯罪的深刻原因、复杂
心态，走向犯罪的挣扎过程以及犯罪后的惊恐与忏悔
都消弭在程式化的报道模板中，这种扁平压缩的形象
只能强化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
三）超越二元对立的视域
孙立平教授指出，正是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对
３４］９３
。 当年国家领导人出于现实考量才制定出城
［
立
乡户籍政策，但这种人为强化的二元结构六十年后已
超越单纯的行政政策，进入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领
域，并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城市与乡
村，这两套经济系统、社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最
［
３５］
终演化为各自的“社会关系及……生活经验” ，演
化为各自的伦理体系及思维模式。 而当这种文化冲
突走入叙事领域时，从叙述者到受叙者，从真实叙事
到虚构叙事，从叙事话语到叙事功能的安排，都无不
体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现实影响。
在农民工报道中，记者所代表的城市人群，因着
“
媒体逻辑” 的商业思维驱使，向作为目标受众的市
民群体倾斜，从而凸显并巩固了城市伦理体系。 农民
同时，应以历史理性关照农民工群体。 这个群体
不是突然间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城市中的，而是有着特
定的时代、经济、社会、政治等等复杂背景。 “从经济
的角度来定义，一个城市永远是个市场的中心，构成
工媒介形象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市民群体潜在的
“
身份自信”。 市民不仅以自身的媒介消费力同记者
构成联盟，更以其自身的文本接受姿态肯定着二元对
立的叙事伦理及自身的城市身份。
［
３６］１９９
聚落的中心”
。 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庸与维持系
面对文本内外的二元对立，新闻叙事还应反思并
借鉴虚构叙事。 本质地看，虚构叙事与真实叙事都是
由社会文化与社会意识这一核心叙事语法转换生成
的，因此虚构与真实在这一层面并不存在“虚构” 与
统，必然会源源不断地将劳动力与产品输送到城市以
支持城市的发展，这一道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只是
在工业革命之后尤为突出。 如果能以这一历史视角
审视，农民工应被视为城市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不是
“现象真实”叙事下的“破坏者”与“入侵者”。
“
“
真实” 之分，而只是外延的不同。 另一方面，所谓
真实”叙事，更多时候仅仅只能保证所叙之事的“形
再者，记者应以历史理性关照“城”“乡”二元关
系。 其实“城”“乡”概念本不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自的概念体系才逐渐建立。 我国解放后出于发展
农业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需要制定了户籍政策，这
一政策是历史的，不一定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合理
性。 “城”“乡”对立是暂时的，农民与乡村的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才是永恒的、主流的。 如果记者能够在城
乡对立的问题上多一些历史理性，那么农民工报道也
不会呈现出诸多叙事伦理问题。
式真实”与“现象真实”，并不能保证其中的“本质真
实”与“宏观真实”，也就是人性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
的“真实”，因而“真实叙事”在历史语境中反而成了
“
虚构叙事”。 相反，许许多多的“虚构叙事”由于其
直面人心与人性的价值取向，并在叙事中抱有高度的
历史与社会自觉，反而在同真实叙事对比时显出更多
的“宏观与本质真实”。 从这一角度看，“虚构”不虚，
“
真实”不实，其中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不是表面上
的“现象真实”，而是深层的“历史理性”。 出于消解
１７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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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