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５ 期
２０１４ 年９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刘ꢀ 开ꢀ 军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 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
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 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 至清代章学
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 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
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
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 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 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
深沉的思考。 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
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关键词：史学批评传统；中国史学；史学变革；司马迁；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Ｋ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１０⁃０７
［
１］６６２－６６３
ꢀ
ꢀ 史学传统是在史学实践中积淀、形成、流布、升华
现，如孔子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孟
２］１５５
，就是这方面
［
而成的，是历代史学家认同、遵守的治史理念、方法、宗
旨与精神。 史学传统具备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
历时性，它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二是内涵相对稳
定，但并非固步自封；三是能够反作用于史学，引导史
学良性发展。 中国史学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如人们
常说的求真、经世、彰善瘅恶、审美、良史之忧等。 此
外，中国史学还有一项重要的传统，即商榷史篇、品评
史家、批判史学的传统。 历代史学家或评一人、一书、
一派，或在总揽一代史学全貌的情况下评骘史学的得
失与进退，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抽象讨论史学本体问
题，铸就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
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的代表。 不过，史学批评从一项具体的学术活动进而
成为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则是两汉时期的事情了。 西
汉时期，司马迁对《春秋》 展开了多方面的评论，诸如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
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
［
３］３２９７
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据鲁，亲周，
３］１９４３
；《史记》对孔
［
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子及《春秋》的评论还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
传》、《匈奴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章。 可见，司
马迁对《春秋》 的评论是深刻的、自觉的、多重的。 司
马迁在《史记》中还评论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书的
编纂及史家宗旨、史书的社会影响力等，这些奠定了史
学批评传统的基础。
①
国史学的变革是一个大课题。 本文侧重于从史学发
展史纵向讨论史学批评传统的形成轨迹及其在中国史
学变革中的具体表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 史学批评传统的形成与传承
司马迁之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思想家、史学家传承
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 以续《史记》而著称的班彪，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３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晚清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与成就（１８４０—１９１１）” （ 编号：
２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１９８１—），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１
１１０
刘开军ꢀ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是继司马迁之后发扬史学批评传统的第一人。 这样评
价他的依据是班彪撰写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纯粹的
史学批评专文《前史略论》。 这篇文献评论前代史书，
包括《左传》、《国语》、《世本》、《 战国策》、《 楚汉春
点，是后人得以认识并发扬传统的基础。 三是史学批
评的类型更加多样，有纠谬类、商榷类、札记类、目录提
要类等，是传统良性传承的重要表现，而且各类型史学
批评之间既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共同推动中国史学
批评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四是实现了史学批评传统
的哲理化提升，出现了“史德”、“史意”、“撰述”、“记
注”、“别识心裁”等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和术语，其代
表作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
４］１３２４
秋》、《史记》等，所谓“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恰
是史学批评的范畴。 在史学批评史上流传广泛的班固
对于司马迁的评论就源于《前史略论》。 从先秦时期
关于史学批评的言论，到两汉时期司马迁、班彪等人的
有分量的系统论述，史学批评开始作为一项传统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发展。 此后，史学批评传统在官
修正史的史家传记和私撰的各种史书、序跋、书札中都
有所传承与发展。
史学批评的最初形态只是关于史家、史书的简短
赞誉，但史学批评在它的童年已显示出不凡的学术鉴
赏水准。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批评的言论越来越多，
形成的文本形式多样，涉及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内涵也
愈加丰富。 时至今日，史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已成为
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
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 南朝的刘勰和盛唐的刘知幾是
这一时期传承史学批评传统的杰出代表。 刘勰所撰
②
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要之，史学批评传统的形
成与传承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个别到一般、由附庸
到蔚为大观的历程。
《
文心雕龙·史传》是一篇优秀的史学批评专文，既评
及《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魏晋以前的史
学名著，也概论了史学功能、历史著作的审美要求等史
学理论问题，在继承史学批评传统方面，如“开辟草昧，
二ꢀ 史学批评与史学方向
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
它影响了中国史学家治史的方向。 史学批评传统从思
想维度上保障了史学家理性的审视前代史学，寻找到
突破和超越前代史学的路径。 纵观史学发展的历程，
史家治史的方向除了受师承、兴趣和时代环境的影响
外，还与他对史学所持的批判标准和眼光有直接的关
系。 史学家常常是在史学批评中找到了他们的学术方
向与领域的。 当史学家发现前史之不足时，就会自觉
地调整、确定新的治史目标，纠偏以归于正，这是中国
史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
５］１６９
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思想
，可以在司
［
３］８７８
中找到
马迁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踪影。 但刘勰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在于他不再局限于
评论具体的史书，而是注重从理论上评论史学，如“述
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
［
５］１７２
乎”
，以“素心”论信史，明确提出了史家心术问题。
刘知幾的《史通》则是关于史学批评传统的一次条理
［
６］１
化的总结。 刘知幾以“商榷史篇”为职志，可谓继承
了班彪的风格；他还特别强调史学彰善瘅恶的功能和
撰写信史，则是受到了刘勰的影响。 刘知幾论“ 六
家”、“二体”，评“直书”、“曲笔”，析“叙事”、“鉴识”，
以“史才三长”区分文人与史才，并将这些史学批评的
理论认识汇聚成了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史通》，从而
将史学批评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
（一）史学批评与历史撰述方向的确定
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家在他从事历史研究之初，都
会认真思考自己的撰述方向问题，即他要从事怎样的
历史研究，或者写一部怎样的历史著作。 这个时候，史
学批评帮助他们找到了答案。
东汉灭亡后，关于东汉历史的撰述诸家蜂起。 东
晋史家袁宏在阅读了有关东汉史后，指出它们的两点
不足：一是“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二是未能阐扬
“名教”，“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
十书，非徒记事而已。 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
尽之。 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
甄明。 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
宋元明清时期，史学批评传统进一步发展，主要表
现为如下四点。 一是批评家数量多，且不乏以批评史
学而著称于世者，如曾巩、郑樵、叶适、高似孙、王世贞、
焦竑、胡应麟、顾炎武、牛运震、赵翼、邵晋涵等人，他们
均有关于史学批评的专门论述，且受到后世的重视，对
史学批评传统的延续与发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
是批评性文献数量庞大，名著名篇迭出，如《新唐书纠
谬》、《通志·总序》、《修史条陈四事议》、《史书占毕》、
［
７］《序》
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
。 于是，
袁宏撰写了《后汉纪》，并找到了他著史的两个着力
点：简要与名教。 显然，袁宏的这两个方向都是通过史
学批评的方式探索到的。 袁宏卒后约６０ 年，范晔以纪
《
史乘考误》、《史纠》、《读史纠谬》、《廿二史札记》等，
构成了传统史学批评的主要部分及传承链条上的闪光
１１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传体撰写了一部东汉史《后汉书》。 如同袁宏批评前
贤一样，范晔“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却“殆少可意
的先河，班固撰《汉书》，断代为史，为后代正史所沿
用。 这两种治史方向对中国史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其实，马、班在史学思想上的这一分歧透过史学批
评可以看得更清楚。 班固认为“ 汉绍尧运，以建帝
业”，但司马迁却将汉高祖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
［
８］１８３０
者”
，遂致力于《后汉书》的撰写。 南北朝时期，像
袁宏和范晔这样在史学批评传统中寻觅史学方向的还
有沈约。 在沈约的批评标准下，已有的刘宋史“多非实
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
秦、项之列”，所以班固要“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
［
８］２４６７
［１２］４２３５
方来，难以取信”，于是他“谨更创立，制成新史”
。
《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 班固
沈约撰述的《宋书》能够进入“二十四史”的行列，与他
的史学批评眼光及其对原有的刘宋史的改良与完善有
直接的关系。
认为通史不足以凸显西汉皇朝的历史地位，唯有断代
史才能担负起“宣汉”的使命。 可以说，班固对司马迁
的批评是他申述史学志向的自白，而班氏的这番批评
又促成了会通与断代两大史学思潮长期主宰史学发展
的大势。
唐代史家在重修前史、改作新史、修撰国史方面，
表现出发展史学批评传统的自觉意识。 唐太宗认为已
有的多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绪
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 叔宁课虚，滋味同于画饼；子
云学海，涓滴堙于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于
创业。 洎乎干、陆、曹、邓，略记帝王，鸾、盛、广、松，才
重断代、轻会通引领了汉唐间史学思潮的主流。
刘知幾批评《史记》道：“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
纪传，散以书表。 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
一时，而参、商是隔。 此其为体之失也。” 所以通史是
［
９］４６７
［６］１９
编载记。 其文既野，其事罕传”
。 唐太宗评价了干
“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 相比来说，刘知幾
宝、何法盛等多位史学家，阐明了官方重修《晋书》 的
缘由。 李延寿作《南史》和《北史》的动机，除了父命之
外，也源于他的史学批评见解：“著述之士，家数虽多，
对《汉书》的评价却很高。 这致使这一时期的通史撰
述寥若星辰。 但到唐代中晚期以后，史学风向悄然发
生了变化。
［
１０］３３４４
泛而商略，未闻尽善”
，那么他弥补前史之不足，
宋代史学批评家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张扬
会通之道。 郑樵作《通志》，以“通”为史意。 他批评班
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遂失
便是情理之事。 唐代还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总
志《元和郡县图志》，与以往的历史地理著作有所不
同。 据撰著者李吉甫说：
［
１３］《总序》
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郑樵的批
ꢀ
ꢀ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
评虽有的地方失于孟浪，但这篇批判性文献所洋溢的
会通精神却反映出史学思潮嬗变的暗潮涌动，成为中
国史学批评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郑樵之后，断代为
史之风虽并未消歇，但研究《史记》的论著毕竟越来越
多，《史记》 的地位日益超过了《汉书》，《通鉴纪事本
末》、《文献通考》、“续三通”等会通之作也时有问世。
到清代中期，章学诚更提出了“通史家风” 的理论命
题。 他说：
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
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 至于丘壤
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
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
［
１１］序２
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
李吉甫这番话把史学批评与治史方向的关系讲得非常
明白，他批评前代方志在详古略今、传疑失实、鬼神异
端等方面的弊病也有一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
样的学术反思中坚定了撰写一部真正具有社会功能的
历史地理著作的信念。 总的来看，史学家对已有著述
的批判直接促使他们从事新的撰述，这是许多有成就
的史学家共同走过的学术道路。
ꢀ ꢀ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
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 于
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
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
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学者少见
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
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
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 古人复起，奚足当
（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思潮的变迁
如果说史家个体的撰述还只关乎史学发展方向的
一个个具体的面相的话，那么史学思潮的变迁则是带
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史学发展问题。
［
１４］４６３
吹剑之一吷乎？
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发展的两大方向，也是中国史
学史上的两大思潮。 司马迁作《史记》 开纪传体通史
章学诚还总结了通史的“六便” 和“二长”，即“免重
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
１１２
刘开军ꢀ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
１４］３７５
。 可见，在
邻事”六便和“具剪裁”、“立家法”二长
裁“典制体”。 那么，史学批评传统在《通典》的问世中
占有怎样的分量呢？ 杜佑在《上通典表》 中讲得很明
白，经史“多记言，罕存法制”，“每令懵学，莫探政经，
略观历代众贤著论， 多陈紊失之弊， 或阙匡拯之
会通与断代两种思潮交相辉映、互较短长的景观中，史
学批评传统的身影从未隐去。
考据与义理也是史学发展的两大方向。 在中国史
学史上，考据与义理的治史风格曾分别占据过主导地
位，但二者始终是共存的。 宋代义理史学繁荣，历史评
论之风甚盛。 至明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由虚而实，史家
力矫宋人论史空疏之弊，考史之作渐兴。 王世贞批判
明代中期以前的史学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
者也。 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
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 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
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
［
１７］３９８３
方”
。 意思是说，以往的史书偏重记言和揭露时
弊，在记载和论述典章制度与治国良策方面有所欠缺。
如果没有这种史学批评的推动，杜佑很难找到创新之
着力点。 《通典》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深远影响，催生
了一大批典制体史书，使典制体在史书体裁中大有异
军突起之势。
《通典》的后继者中，《文献通考》最有盛名。 它的
作者马端临生活于宋元之际，与身处唐朝由盛转衰时
期的杜佑一样，秉承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十分重视典
章制度的贯通研究。 既然已经有了《通典》，马端临为
何不在《通典》已有的框架下续补唐天宝年间到南宋
时期的典制，却要另起炉灶，撰写一部起于上古至于南
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制体通史呢？ 在马端临的史学批
评思想中，可以找到答案。 马端临评价《通典》道：“纲
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
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
［
１５］３６１
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王世贞之后，著名史学
家焦竑也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所著《焦氏笔
乘》、《献征录》都具有重要的考史价值。 由王世贞、焦
竑等史家开启的考史之风，经过清初顾炎武等人的发
展，至清朝乾嘉时期遂成为史学主流，涌现出一大批高
水平的考订、校勘、补续历代正史的著作。 乾嘉考史学
派在史学批评上的一个总的取向是排斥空言、尊崇考
辨，如“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
意见， 驰骋议论， 以明法戒也， 但当考其典制之
［
１８］“自序”３
无遗憾焉。”
马端临认为《通典》在门类设置和
材料采择等方面还有待改进，所以他要作《 文献通
考》。 二书相较，不难发现《文献通考》在内容上更加
丰富，在分类上也愈发细密。 《通典》２００ 卷将历代典
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
门，而《文献通考》卷帙达到３４８ 卷，分类更增至２４ 门。
尤其是门类的增加与细分，体现了马端临的创新精神。
如《通典》的“食货”一门到了《文献通考》中被分为田
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
《通典》的“选举”一门被厘为选举和学校两门；《文献
通考》还新增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
异”五门。 这些细化和新增的门类更明晰地呈现了古
代典章制度的设置、演变与功用。 马端临的史学批评
不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是将创新的思想落到了实
处。 马端临虽然在史书体裁上继承了杜佑，但在体例
上又有所创造。 如果说杜佑是以史学批评传统开创了
典制体通史的话，那么，马端临就是通过史学批评创造
性地发展了典制体通史。
［
１６］“序”１
实”
。 要之，史学批评已成为史家群体阐发撰史
动机和旨趣的主要方式，并在史学思想的升华和史学
思潮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仅如
此，史学批评传统在传统史学的推陈出新方面也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三ꢀ 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
学术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又往往源自批判。
史学批评传统的学术属性归根结底是一种反省型的学
术评价，是史学主体评述、探索、追问史学之道的思想
历程。 在史学批评中，史学家首先明白了以往的史学
是怎样发展而来的，这等于研读了一部中国史学的创
新史。 其次，史学家获得了创新的勇气与自信、能力与
素养。 史书体裁的创造与体例的完善是史学创新最显
著的外在表现形式。 这里重点考察它们与史学批评传
统的关系，以论证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之间的关联。
典章制度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编年体
中却罕见制度的踪影。 在纪传体中虽有“书志” 的篇
目，然所载简略，且并非所有的正史都有书志。 这使史
书编纂既滞后于社会发展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官
至宰相的唐代大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 解决了这
一难题，创造了专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新型史书体
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并称中国传统史学
的三大体裁。 三者之中，纪事本末体最晚出现。 它的
出现要归功于南宋史家对《资治通鉴》的批评。 《资治
通鉴》卷帙宏大，不便阅读，且受编年体的局限，在叙事
完整性上也有缺憾。 杨万里就说：“予每读《通鉴》 之
１１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 盖事以年
隔，年以事析。 遭其初，莫绎其终。 揽其终，莫志其初。
原有的地位，而被章节体所取代，史学家们开始采用章
节体撰写中国通史、断代史、学术史等，这是新史学家
在精神上与旧史学决裂的表现，昭示着一场史学革命
的到来。
［
１９］３２０３
如山之峨，如海之茫。 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
这是指出了编年体的先天不足。 不过，编年体在南宋
遭遇到的批评，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
发展机遇。 袁枢“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
四ꢀ 史学批评与史学革命
１９ 世纪末叶，传统史学开始走向近代，但史学批
评的传统并没有就此终绝。 相反，２０ 世纪初年，梁启
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掀起了批判旧史
学、建设新史学的巨浪，史学批评传统在史学近代化进
程中迸发出惊人的学术能量。 史学批评传统与近代史
学革命的关系至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史学批评作
为史学革命的急先锋，为史学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
新道路，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可视为这一类的代表；第
二种是史学革命已然兴起，史学批评为其营造良好的
学术氛围，史家群体内部的相互批评又推动了史学革
命的深入发展，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堪称此类
典范。
［
２０］１１９３４
《
通鉴纪事本末》”
。 这就是说，袁枢为弥补编年
体的缺憾而撰《通鉴纪事本末》，遂开创了纪事本末
体。 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中心，不同于编年体以时为中
心和纪传体以人为中心，具有叙事独立、眉目了然的优
点。 《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
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清初高士奇著《左传纪事本
末》，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清末李有棠作《辽史
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 在近代史学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的魏源《圣武记》 主体也是纪事本末体。 这
些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袁枢所创的体例上又均有不同程
度的发展。
通过批评《资治通鉴》 而创造的新型史书体裁并
不止纪事本末体一种，还有纲目体。 朱熹以史学批评
的眼光看待《资治通鉴》以及胡安国编的《资治通鉴举
要补遗》，认为二书均有缺憾，读后“不能有以领其要
而及其详”，于是他“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
盖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
备言。 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辞事之详略，议
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 资治通鉴纲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革命时代。 １９０１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 ꢀ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 虽然，自
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
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
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
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
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
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
２１］３９４７－３９４８
目》”
。 《资治通鉴纲目》大字提纲、小字分注
［２４］１
的形式，具有纲举目张之优长。 此后，纲目体中又出现
了商辂的《资治通鉴纲目续编》等，在传统史书编纂体
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
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更对旧史学进行了
全面的、颠覆性的批判。 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主
干———历代正史的评价语出惊人：“‘二十四史’ 非史
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其中对“君史”与“民
史”的矛盾对立论述得入木三分，“从来作史者皆为朝
学案体是一种记述学术思想的专史。 这种体裁成
熟的标志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在黄宗羲之前，已
有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
逢的《理学宗传》等。 对这些书，黄宗羲评论道：“各家
自有宗旨，而海门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
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 钟元杂收，不复甄
别，其批注所及，未及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
［
２５］３
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
梁启超以批判的口吻评述传统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差
异，认为传统史学缺乏关于历史因果的探讨，不过是谱
牒罢了，若以新史家的眼光视之可谓中国无史，进而否
定了传统史学存在的合理性。 这个论断在一百多年后
的今天看来，诚然有些过头了，但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
的批判思路在当时却顺应了潮流，并得到了当时许多
史学家的热烈响应。 国粹派骨干邓实就说：
［
２２］
也。 学者观羲是书，而后知两家之疏略。” 《发凡》海
门即周汝登，钟元即孙奇逢。 黄宗羲批评周汝登主张
禅学，孙奇逢著录驳杂，不得学问要领。 他编《明儒学
案》在指导思想和著录标准上就力避周、孙之偏，遂为
学案体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梁启超称赞黄宗羲：“中国
［
２３］４８
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
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逐渐失去了它们
近代以降，
ꢀ ꢀ 又闻之新史氏矣，史者，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
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
１１４
刘开军ꢀ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也。 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 异哉中国三千年而无
一精神史也。 ……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
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
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 史岂若是
生》、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柳诒徵
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以及顾颉
刚的回应文章《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
胡二先生》、《答柳翼谋先生》诸文，都是充满批评色彩
的学术专文。
［
２６］
邪？ 中国果有史邪？ 中国无史矣。
邓实提出“史必有史之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新
史学家的共同追求。 从梁启超振臂高呼“呜呼，史界革
在这场古史研究的革命中，顾颉刚及其批判者都
发扬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 如胡堇人在批评了顾颉
刚的一些观点后，指出：“顾先生要推翻全部古史，当然
要寻出几个充分证据，方可叫人信服，断不能这样附会
周纳。 我很盼望先生和许多学者抛弃主观的见解，平
心静气细细研究，再把研究的结果整理一部上古的信
［
２５］７
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开
始，中国近现代史学脱去了传统史学沉重的桎梏，迈出
了建设新史学的关键一步。 在史学革命中，新史学在
历史观上抛弃了天命史观、英雄史观、循环史观、倒退
史观，接受了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在叙事上否定了帝王
将相为中心，增加了民众风俗、社会生活等新的内容，
实践着从“君史”到“民史”的转变。
［
２７］９６
史出来，那才是我们最欢迎的事。”
顾颉刚坦然接
受批评者的部分意见，承认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得足
够细致与充分，“证据不充，无以满两位先生之意，甚以
为愧”，但顾颉刚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能轻易认为
错误，所以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见详细写出，算做答
１
９２３ 年，正值而立之年的顾颉刚在与钱玄同的书
信中说：自己“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
述更进一步”，因为崔述“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
［
２７］９７
文，与两位先生讨论”
。 顾颉刚接纳上述批评并非
［
２７］５９
家的辨古史”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说，这标志着一场声势浩荡的
古史辨”运动的开始。 “古史辨”着眼于怀疑上古史，
。 在信中，顾颉刚大胆地提出了“层
矫揉造作，查阅顾颉刚的日记可以得到证明。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顾颉刚写道：胡适“转寄其族叔胡堇人先生驳予
［
２８］３６９
“
古史说一分，甚快”
，批评者“尽情地驳诘我，逼得
推翻古代的偶像，揭露作伪的上古史，“古史辨” 派的
重点是“古书辨”。 崔述是传统史学家中在古史考辨
方面成就最大的一位，但顾颉刚批评崔述在考辨的标
准上还不够科学。 可见，“古史辨”运动对于中国古史
研究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革命。
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满足
［
２７］自序，３
。 论辩双方坦诚地商榷、切磋，把古史研究
了”
引向了深入，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着科学治史的方向发
展。 简言之，如果没有史学批评，也就没有现代学术史
上的“古史辨”运动，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对２０ 世纪中
国史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大辩论。 在这场近代史
学革命中，史学批评传统的作用不容小觑。 自１９２６ 年
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 史学批评传统
这种内在的张力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变革的重要因
素。 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
沉的思考，一辈又一辈的史学家们在史学批评中获得
了史学研究的灵感与动力，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
统的指引下不断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这一点，无论是
在漫长的传统史学历程中，还是在史学近代化的过渡
时期，都得到了验证。
《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１９４１ 年《古史辨》第七册问世
的十多年间，论辩双方围绕古史的真伪、研究古史的旨
趣与方法、古史的破坏与重建、历史研究的胆识等重要
问题展开的批评与申辩常见诸于报刊。 仅在《古史
辨》第一册中，就收录了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
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的疑问》、《讨论古史再质顾先
注释：
①
可参考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版）、阎静《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
的考察》（《人文杂志》２０１３ 年第４ 期）等文。
②
关于史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参阅张越《史学批评二题》，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３ 年第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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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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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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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ｓｅｌ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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