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 卷第５ 期
２０１４ 年９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宋代《史记》研究与文章修辞之学
杨ꢀ 昊ꢀ 鸥
（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广州５１０２７０）
ꢀ
ꢀ 摘要：宋代是中国文章修辞之学深入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史记》研究评论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形式和内
容，体现在出现了以词句修辞为中心的《史记》节录本《史记法语》、最早的《史记》评点本《班马异同评》，在宋人的
笔记、文话之中对《史记》的评论也因为修辞学的发展而引向细致具体的方面。 宋代修辞学深化、拓宽了《史记》的
文章学研究思路，完善了《史记》接受的主要形式，为明代《史记》研究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史记》研究；宋代；文章学；修辞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３７⁃０６
ꢀ
ꢀ 一ꢀ 宋前文章学理论评论中的《史记》
样从风格上宏观把握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是贯穿始终，
［２］《辩骚》，１５６
在中国早期的文章学理论中，风格学是批评家常
如“《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 ，“张衡
２］《明诗》，１９５
《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
［
用以品论作家和鉴赏作品的理论工具。 曹丕《典论·
论文》云：
，
［
２］《诠赋》，２８９
ꢀ
ꢀ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艳”
等这样的评论与上引《典论·论文》“齐
…
…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孔融体气高
气”、“和而不壮”等语在批评方法上比较接近。 早期
的文章学理论总体上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与
人物品评紧密关联的作品品评，另一方面则是试图以
简洁的词语或短句高度凝练地概括作品风格。 后者
对宏观风格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作品整体修
辞风格的把握。
［
１］２２７０－２２７１
妙，有过人者……
其中“齐气”、“和而不壮”、“壮而不密”、“体气高
妙”等语皆是就作家的创作整体风格而言。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根据历代作家的自身才
性，总结出风貌各异的文章风格形态：
ꢀ
ꢀ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
早期文章学理论中这样的评论方式，具有高度凝
练的概括性，易于流传和与知者会心，但也有明显的
不足之处，那就是在过于追求简短的品评语词过程中
易于对作品（特别是篇幅规模较大的作品）丰富的细
节特征产生忽视，并且有可能造成思路的局限和陈陈
相因。
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
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
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
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
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
［
２］１０２４－１０２９
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
宋前针对《史记》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学评论是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一段论赞：
此外，《文心雕龙》在分体论文的具体论述中，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编号：１０＆ＺＤ１０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昊鸥（１９８３—），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广东省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记》学与中国文
章学。
１３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
不再局限于从整体风格上做凝练概括，而往往评论到
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
具体的篇目和具体的遣词造句，或者就具体的文章技
法展开评述讨论，这些评论多数侧重修辞的方面，目
的主要是授人以实际的作文经验。 陈骙所著《文则》
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文话，也是中国最早的修辞
学专著。 《文则》以前代经史典籍的具体行文为例，
系统、细致地论述了文章写作中的各种修辞问题，标
志着文章修辞学专门化的成立。
［
３］２７３８
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针对《史记》行文风格做出的“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总体评价，得到了后世裴松之、范晔、裴骃、刘勰等文
史学家的一致认同，并基本延续了其说法。 如刘勰在
《
文心雕龙·史传》中对班固的评论表示了高度的认
［
９］
同：
其二，文章评点之风的兴起。 南宋是中国诗文
评点之学全面兴起的时代。 从整体上说，诗文评点的
内容包括立意、布局、修辞、叙事、训诂、考证等诸多方
面，其中对修辞技法的评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词句修辞往往是文本最细节、最基本的内容，评点这
种批评方法使得评论者得以最近距离地贴近文本，促
进了修辞学向细致、深入的方向发展。
ꢀ
ꢀ 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
［２］５７６
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直到唐代，始有韩愈、柳宗元以“雄深雅健” 和
洁”来概括《史记》的总体风格：
“
ꢀ
ꢀ 韩愈评其（柳宗元） 文曰：“雄深雅健，似司
［４］５１４２
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
５］５４３
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在宋代文章学理论，尤其是修辞学取得深入发展
的情况下，关于《史记》 的评论也产生了新的形式和
内容。
宋前针对《史记》的文章学评论，意见大体上不
［
６，７］
。 不难发现，这些评论大多很凝练，同
出以上内容
时很简短。 《史记》是一部篇幅超过五十万字，内容
和文字表现手段都极为丰富的作品，这样极其简短的
评论对其具体篇章、具体行文的阐释力是远远不够
的。 即便就评论本身而言，也存在着阐释力方面的局
限。
首先，出现了以词句修辞为中心的《史记》 节录
本。
文献记载最早的《史记》 节录本是东汉卫飒的
《史要》，后亡佚。 《隋书·经籍志》 云“《 史要》 十
卷”，“汉桂阳太守卫飒撰。 约《史记》 要言，以类相
［
１０］９６１
如班固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意为《史记》
叙事清晰分明而文辞不显华美，行文质直而不显俚
俗。 而实际上，《史记》是一部明显带有子书倾向的
史籍，其语言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其行文质直是一种
必然而不是高明的写作手段，用华美或质直的修辞标
准去衡量其文章价值比较牵强。 与之相近的例子，
从”
。 根据“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的载录来
推测，卫飒《史要》应该是根据《史记》记载的历史内
容，择其重点，并进行了一定的分类编排，并没有对
《史记》的文章价值予以充分重视。
南宋洪迈编著的《史记法语》是第一部基于《史
记》词句修辞价值的专著。 《四库全书总目》云：“是
编于《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
《
晋书·陈寿传》：“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
得失， 有益风化， 虽文艳不若相如， 而质直过
依次标出，亦间录旧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
［
８］２１３８
［１１］５７８
之。”
《晋书》编著者对陈寿《三国志》的文章学评
备修辞之用。”
《史记法语》对《史记》进行摘录的
论也是赞赏其行文质直，并将其与行文艳丽的汉赋大
家司马相如相比较，实则毫无可比性。
标准与其史学价值、思想立场毫无关系，只取其“句法
古隽者”，即完全从文章修辞的价值上进行取舍。 洪
迈对《史记》 词句进行摘录的目的是“以备修辞之
用”，实际是以备科考修辞之用。 洪迈另节录有《南
朝史精语》，《四库全书总目》 云：“迈于诸书多有节
本。 其所纂辑，自经子至《前汉》皆曰‘法语’，自《后
汉》至《唐书》皆曰‘精语’。 盖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
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其排比成编者，则有王应麟
这样的状况，在宋代发生了变化。
二ꢀ 宋代修辞学发展下的《史记》接受形式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深入发展的时代。 宋代科考
重视词科，这就导致了宋代知识阶层普遍比较重视行
文雅驯，由此带动了修辞学的繁荣发展。
宋代修辞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型文章学批评形式文话的出现和兴起。
文话与诗话、词话同时出现于宋代，标志着文章批评
专门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文话针对作家作品的评论，
［
１１］５７８
《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
可见洪迈
编著的“法语”、“精语”是宋代浓厚的科考风气带动
下的产物，具有类书的性质。 同时可以看出洪迈比较
１３８
杨昊鸥ꢀ 宋代《史记》研究与文章修辞之学
推崇《史记》、《汉书》的修辞成就，认为二者的文章学
地位高于后来的史书。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史记》在行文中复沓重
［１２］
叠、善用虚字等修辞技法有了深入的研究。 《史记
法语》没有对《史记》原文做出评论，主要摘录《史记》
中精彩的句子，共计１４００ 多条。 这些摘句多数语义
丰满、转合有力、语法层次富有张力。 如“视水见形，
《
史记法语》对《史记》只进行词句摘，并附有少
量旧注，对《史记》原文没有做评论。 但摘录本身就
是一种评论方式，选家通过对原文的节录摘选出修辞
符合“句法古隽” 特征的词句，体现出选家的修辞品
味。
［
１３］３
［１３］４
视民知治”
，“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 ，“军不五
［
１３］１３
，“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
不攻，城不十不围”
［
１３］３１
［１３］５４
与洪迈同时的钱端礼也编有相近的史钞。 钱端
礼《诸史提要》 “取诸史（包括《史记》 在内的九种史
财”
，“宾客不我内门”
等这表明洪迈对《史
记》的修辞学价值有比较进步的认识：以散文为实用
语言的《史记》在修辞上并不拘泥于一字一词的精雕
细琢，而注重具体语境下的字词搭配和语感流畅。 陈
［
１１］５７９
书）之文可资词藻者，按部采摘，汇辑成编”
，体
例和《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相近，但择选不精，
价值不高。
［
１４］４３１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多取句法”
，即是此
第二，出现了首部《史记》评点本《班马异同评》。
南宋倪思编《班马异同》是一部将《史记》和《汉
书》进行对勘比较的著作，后宋末刘辰翁在此基础上
进行评点，著成《班马异同评》。 刘辰翁是宋代著名
的诗文评点大家，其对《史记》、《汉书》的对比评点之
中，涉及到《史记》修辞、叙事、人物刻画等多方面的
内容，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意。 在《史记》的文章学研究方面，洪迈的专门化和
细致化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人，是《史记》 接受史上
值得重视的人物。
关于《史记》的行文风格，用字繁简历来是评论
家讨论的核心问题。 唐代柳宗元以一“洁”字总括，
②
这个“洁”字在原语境的意思应该是简洁。 晋代张
辅在比较评论《史记》与《汉书》的时候，就主要从文
字的繁简来判定二者的优劣：
需要说明的是，《班马异同评》虽然对《史记》的
具体行文做出了许多精彩评点，但因为是《史记》 和
ꢀ ꢀ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
余以为失。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
五十万言。 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
《
汉书》的对比评点，篇幅只能涉及到和《汉书》相关
的部分，不能涵盖《史记》全书，不是针对《史记》的专
门评点本。 最早的《史记》专门评点本应是题为明代
杨慎所著《史记题评》。
［
８］１６４０
同，不如迁一也。
在张辅看来，《史记》胜于《汉书》的主要原因在
于《史记》能够用５０ 万字的篇幅叙写３０００ 年的通史，
而班固《汉书》用８０ 万字只写了汉代２００ 年的事情。
这样的评论当然是比较盲目的。
第三，宋代的文话、笔记及其他类型的著作中，出
现了许多针对《史记》行文的评论。
①
在对前人意见的继承基础之上，宋人评论往往
比较具体，能援引具体的词句作为佐证，观点和结论
也比较切实。 这样的情况，与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直
接相关。 宋代优秀的文人、学者普遍具有博学多闻、
文史兼通的特点，这就使得许多并没有对《史记》 做
专门研究的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黄震等人，在对前
代典籍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也能够对《史记》 做
出细致、精当的评论。 这些评论虽然零散，但在后世
的集评本，如明代凌稚隆辑《史记评林》 中得到了集
中展现。 在集评本中对照历代的评论，可以看出宋人
的评论在各个方面都启发着后来的评论家。
刘勰在这个方面的见解明显高于张辅：
ꢀ ꢀ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
难明。 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
［
２］５８３
焉。
刘勰提出，作为翼经之作的《左传》 有“于文为
约”即简洁的行文特点，但是正因为其简洁所以导致
了“氏族难明”的阅读困难。 刘勰对《左传》的这个评
价是十分中肯的，《左传》 简洁的叙事中所包含的大
量的异名以及复杂的人物关系历来被认为是阅读的
最大障碍，此外，简洁的叙事也造成了许多具体事件
在细节上的模糊。 而《史记》 对资料进行整理和裁
剪，氏族谱系和人物关系得到了清晰的梳理，并且对
事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就让后世读者在阅读上得
到了便利。 在刘勰看来，《左传》的简洁不完全是优
点，而《史记》 的详赡也正是它得到后世史籍宗法的
三ꢀ 宋代修辞学影响下的《史记》研究成就
宋人从文章修辞学角度入手，对《史记》 展开的
研究评论在《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专注于遣词造句的修辞学将《史记》 研究
推向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地步。
１３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因。
刘勰的看法尽管比张辅高明，但仍然是从整体的
学理论之中，韵文理论又早于散文理论成熟。 文章学
早期的理论偏重于修辞方面，就是受到了诗学及韵文
中以遣词造句为中心的理论影响。 中国文章理论家
对叙事在观念上是比较不重视的。 《文心雕龙》卷三
十一至卷四十共十卷所涉及到的十种写作手段和写
作能力，主要集中在修辞方面，而并不包含“叙事”方
面的内容。 《文心雕龙·史传》云“然纪传为式，编年
缀事，文非泛论， 按实而书”， “ 俗皆爱奇， 莫顾实
角度来讨论《史记》的繁简问题。 《史记》的实际写作
并非一味地在修辞上追求简洁或者相反，而是根据叙
事需要选择繁简的写法。 宋人在这个方面的讨论往
往针对具体的篇目而展开，如陈模《怀古录》言：
ꢀ
ꢀ 今之言作古文者，但知当减字，其实非也。
古人为文，有多而少之者，有少而多之者。 ……
尝观迁叙高帝封功臣，逐一云某人几千户，某人
几百户，此可不详而详之者，以见高帝之豁达不
吝处。 《樊哙传》云，某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
大夫；某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某战却
敌，斩首十六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此等
琐细，不必具载而载之，以见樊哙初焉所能战胜
之功止于此……此等详其不必详者，又不止于要
作文法，又且皆有深意。 若论作文，而但欲以减
［
２］６０４
理”
，可见《文心雕龙》对叙事的要求是质朴的，并
不鼓励在史传中增加人为的叙事，而只需秉笔实录。
刘知幾《史通·叙事》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
［
１６］１２２
刘知幾所言“叙
工，而叙事之工，以简要为主。”
事”以简要为主，与刘勰的主张相近，而与《史记》的
实际写作中围绕人物与事件运用描写、渲染、夸张等
写作手段的“叙事”有所不同。 可见在传统的文章学
观念之中，《史记》式的“叙事”并不是得到充分重视
的文章写作能力，而是一种被置于修辞范围内部的文
章技法。
［
１５］５２１－５２３
字为工，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陈模首先批评一味以简省为优的偏见，然后连举
数例（原文篇幅过长，以上为节录）论述《史记》行文
用繁的妙笔，最终论证繁简本是作者的写作手段，并
非是文章优劣的评判标准。 这样的评论比起前代评
论者从整体上讨论《史记》风格的繁简显得更加切实
中肯，令人信服，对作品的阐释力大大加强。
陈骙在《文则》 中特别提到，“文之作也，以载事
［
１５］１３８
为难”
。 所谓“以载事为难”，很大原因是因为对
叙事理论缺乏认识。 故而陈骙对《左传》和《史记》的
评论往往不如对《论语》 和《考工记》 的评论一般得
力，原因就在于《文则》 的理论依据主要集中于字句
的修辞，而对以叙事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有一定的理论
隔阂。
在修辞技法的研究方面，宋人也总是能将评论落
实到细节。 陈骙《文则》：
ꢀ
ꢀ 《论语》曰：“南宫三复白圭”，司马迁则曰：
三复白圭之玷”，辞虽备而其意竭矣。 “在邦必
今人悉知《史记》主要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于叙
事，而非字句修辞，但在文章叙事理论尚未自觉的宋
代，《史记》叙事价值的发掘得到了修辞研究的逐步
推动。
“
达，在家必达”，司马迁则曰：“在邦及家必达”，
［
１５］１６１
辞虽约而其意疏矣。
陈骙在《文则》中推崇的修辞风格是简洁（“文贵
其简”）、蓄意（“蓄意为工”），在先秦两汉文献之中最
推崇《论语》和《考工记》。 《史记》并不是该书重点论
述的对象，在《文则》 中仅有此一处较具体的评论。
陈骙对修辞风格的论述和对各种文献修辞水平的优
劣评价并不是简单笼统言之，而总是援引具体的文例
来进行讨论。 在上述材料中，陈骙以两则意思相同，
而《论语》、《史记》措辞不同的实例来说明前者的修
辞手段简洁、含蓄、典雅，臻于完美之境，后者在追求
行文简洁、文意完备的过程中在修辞方面留下了缺
憾。 这样的研究相当细致，也很有说服力，较之印象
式的批评更具有实际的价值。
如陈模《怀古录》 中讨论《史记》 赞语的春秋笔
法：
ꢀ ꢀ 马迁诸赞，不特是文（字） 高，见识也高，如
赞不疑云：“塞侯微巧。”赞叔孙通曰：“（制礼）进
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 儒宗。” 又论申、韩：
“皆出于老子《道德》之意。”皆是表然独见，此如
《春秋》之笔。 ……前辈言，马迁作《管仲传》 只
载与鲍叔结交一事，《晏子传》只载越石父一二
事，《孟子传》只载邹衍、淳于髡诸子大言无当等
［
１５］５１７－５１８
事，却隐然形容得孟子好。
陈模所引述的三段《史记》赞语，实际上旨在说
明《史记》 能够运用简洁的词句卓有见识地评论人
物，而与寓意言外、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不尽相符。
但陈模在此论之后紧接着将春秋笔法这种隐微的修
其次，《史记》的修辞学研究推动了《史记》的叙
事学研究。 中国诗学理论早于文章学理论成熟，文章
１４０
杨昊鸥ꢀ 宋代《史记》研究与文章修辞之学
［
３］１８７７
刘辰翁就此评点到：
辞手段引申为《史记》的叙事手段，即认为《史记》在
叙事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客详主略的写法来反衬传
记主体人物的品质特征，也即明、清两代评论家普遍
言。’”
ꢀ ꢀ “携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
叹”，字字已是，不可增损。 增“数匝” 已拙，增
“而叹”少缓，“欲与子有言也！”却去“也”字，大
非。 其凄凉不快，正在此一“也” 字。 若增“吾”
字，去“也”字，语势径直，其反形成矣，非徘徊犹
豫甚不得已之意。 从一“也” 字有成与不成之
异。 若此处看得言有可悲，则过在高祖，文字之
③
认同的《史记》“以客形主”的叙事手段。 通过研读
陈模的此段论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宋人在对《史
记》的研究中修辞学理论向叙事理论的渐进。
宋末学者黄震在其笔记《黄氏日抄》中设“读《史
记》”一卷，主体上以评论史事为主，间有文章品评。
其中对《荆燕世家》的评论则体现出叙事性解读反向
影响到修辞品评的迹象：
［
２０］１３１
妙如此。
刘辰翁的这一段评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讨论文
章增减字的问题，似乎与前文所述陈骙比较《论语》
和《史记》的行文情况接近。 而实际上，刘辰翁的评
点虽然细致到了一字一词的增减问题，但并不是就字
论字，就词论词。 他指出，韩信在进退维谷之际对陈
豨的密语，句前是否有“吾”字和句末是否有“也”字，
展现出的韩信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欲与子有言
也！”情绪激荡，凄凉不快，“吾欲与子有言”，语气平
和，毫无徘徊犹豫之意。 这不仅仅是某词某句修辞手
段的优劣高下的问题，而更体现了两位作者对全传叙
事发展、对淮阴侯韩信此时此地的情绪，以及对一言
一语背后隐藏的重大政治风云的把握力度。 显然刘
辰翁认为此处《史记》的写法更加高明。
ꢀ
ꢀ （田）生乃如长安，不见泽，而以计谒高后之
所幸张子卿，使王诸吕以张本，而王刘泽于燕。
然则田生所干刘泽之画，即明年所施于张子卿之
计，曰“弗与” 云者，弗与我施行所画，促之之辞
尔。 泽，刘氏也，而王诸吕，乃出其计，其罪大矣，
故太史公之赞曰：“刘泽之王，权激吕氏”。 而释
之者弗察，谓画为“计画”，谓“与”为“党与”。 夫
于干刘泽，不言其所画，而于干张子卿言之，文法
之相为先后如此，而释之者弗能察，故夫史迁之
［
１７］卷四十六，２６７
文深远矣。
司马迁在《荆燕世家》中精心刻画了策士田生为
营陵侯刘泽称王而设下诡诈之局，叙事抑扬跌宕，可
读性极强。 黄震所谓“以计谒高后之所幸张子卿，使
王诸吕以张本”中“张本”一词，本就是史注家和史评
家用以评论史学叙事的词语，意谓预先伏笔。 如《左
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
氏、武氏助之。 翼侯奔随”，晋杜预注：“晋内相攻伐
这样的例子在《班马异同评》中还有很多，如评
《留侯世家》中对张良事圯上老父的描写，评《魏豹彭
越列传》 “喋血乘胜日有闻矣” 句，等等。 这样的评
点，形式上脱胎于词句修辞研究，内容上讨论的却是
和叙事直接相关的问题，在理论上对《史记》 行文的
精妙之处把握得更加契合。 这种寓词句评点于全篇
叙事的眼光，比洪迈重视《史记》 精彩文句的句摘要
更加进步，不仅深刻精当，在思路上也逐渐突破修辞
学的藩篱，为后世的《史记》评点打开了局面。
［
１８］９７
…
…传具其事，为后晋事张本。”
刘知幾《史通·
浮词》：“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
［
１６］１１５
黄震用“张本”的概念来阐
布虽疏，错综逾密。”
释《荆燕世家》是十分中肯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黄震论述此传在叙事上的精心安排，最终却是为了说
明行文中“画”和“与”字是司马迁寓有深意的修辞用
字。 尽管这并不是客观的看法，却从另一个方面表现
出宋代《史记》文章学评论之中修辞学和叙事学纠结
未分、后者尚需借助前者作为最终评论形式的状况。
与黄震同时的评论家刘辰翁在《班马异同评》中
对《史记》 的评点实际上已经将重心转移到叙事方
面。 以其对《淮阴侯列传》的《史》、《汉》两种写法的
评点为例。 《史记》载：“淮阴侯挈其（陈豨）手，辟左
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 欲与子有言
四ꢀ 余论
宋代基于修辞学而产生的《史记》接受形式和批
评思路，为后世《史记》文章学研究树立了范式。 明
代是《史记》研究大繁荣的时期，也是《史记》文章学
地位定型和文章学价值被深入发掘的时期，主要通过
史钞、评点和文话、笔记评论三种形式得以体现，这三
种形式都滥觞于宋代。 史钞方面有仿《史记法语》而
辑成的施端教《读史汉翘》、凌知迪《太史华句》 等。
评点方面，明代《史记》评点蔚然大观，据统计有８０ 多
种，其中有最早的《史记》专门评点本杨慎的《史记题
评》，在《班马异同评》基础上增订的许相卿《史汉方
驾》，汇辑材料最为完备的凌稚隆《史记评林》，专注
［
１９］２６２８
也。’”
数匝，仰天而叹曰： ‘ 子可与言乎？ 吾欲与子有
《汉书》则云：“（韩）信挈其手，与步于庭
１４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于《史记》 文章学价值的归有光《归评史记》，等等。
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
怪其不类。 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
运之以轻灵。 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
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摹浅陋之习。
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
而文话、笔记中对《史记》 的评论则更加不胜枚举。
明人对《史记》的评论也由宋人的相对实际、客观，逐
渐发展为深求、抬高，最终使得《史记》的文章学地位
在明末超越其它先秦两汉文献而到达顶峰。
［
２１］《文理》，２８６－２８７
另一个方面，随着宋人确立的《史记》 修辞学研
究，以及由此带动的《史记》 叙事学研究在明代持续
发展，也带来了后世评论者对《史记》 评论重文轻史
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清代遭到了章学诚的猛烈批评：
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
章学诚此论固然不无过激之嫌，但《史记》 研究
中深求文法，忽视史体的倾向亦是明清两代《史记》
评点声口近似、陈词累出的主要原因，值得今人自警。
ꢀ
ꢀ 惟归（有光）、唐（顺之）之集，其论说文字皆
注释：
①
②
宋人普遍认同《史记》的整体风格是得之雄健、质直，失之麄率，与前人差别不大。
清代方苞对“洁”提出了新的看法：“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
耳。”（《书萧相国世家后》，《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２ 版，５６ 页）但如果实际考察柳宗元在《答韦
中立论师道书》原语境中的叙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
《
《
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
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８７３ 页）可以发现其中提到的与“洁”并提的“质”、“恒”、“宜”、“断”、“动”等语，意义比较直接，没有需要特别深
解之处。 方苞的看法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很具识见力，但并不符合柳宗元的原意。
明、清评论家对《史记》在写作中自觉运用“以客形主”叙事手段的研究，思路来自于宋人，加之受到明代《史记》文章学地位
迅速崛起的影响，有求之过深的倾向。
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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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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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