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4期
2
011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4
July,2011
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以
年四川为例
921-1927
黄天华
1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中共地方党史中有许多前人不曾注意的问题,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1921-1927年间的四川党史资
料就揭示出:职业、饭碗与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参加中共革命的同志中有一部分是冲着饭碗来的,他们对革
命事业的忠诚度也直接跟自己的饭碗能否保住相关;“反革命”多且杂,势力也很大,进步党、共和党、无政府党、东
方文化派等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中共的革命,而且要和国民党或国民党右派联合起来反对中共;中共及国民党左派
提高党权与刚投向革命的军阀的军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很多军阀屠杀中共党人的惨案由此发生。
关键词:中共早期历史;四川;革命;职业;反革命;党权;军权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4ꢀ0025ꢀ08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全
国性的大问题或几个关键地区上,而对于其他一些
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省份的党史则关注得很不够。
事实上,这些省份的党史不但重要,而且曲折复杂,
有很多不为前人所注意的面相,如果深入细致地研
究这些地方党史,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中共党史和中
国近代史的看法。本文就以1921-1927年的四川
为例,试着提出几个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问
题加以探讨,以抛砖引玉。
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抗议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
京的暴行,四川军阀刘湘的部下王陵基、蓝文彬和团
阀曹燮阳、申文英等却派兵包围会场,造成200余人
死亡、1000余人受伤、300余人被捕,中共重庆地委
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长冉钧、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陈
达三、群众大会总指挥漆南薰等重要人员惨遭杀害
的血案。“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四川笼罩在一片
白色恐怖中,成都等地军阀也严厉搜捕共产党人,成
都市总工会负责人孟本斋以及在涪陵领导农民运动
的李蔚如等人也先后遭到杀害,中共四川地方党团
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认真检阅四川这段时期的相
关史料,可以发现一些前人所不曾注意的情况,而这
些情况恰恰对中共四川党团组织当时及此后的发展
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情况
不是四川独有的,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共在四川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1921年
春,成都就有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同年冬,社会主
义青年团先后在成都、泸县、重庆、内江、万县、涪陵
等地建立。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
组建立。随后,大革命运动在四川的发展,又推动了
四川各地党团组织的进一步建立与发展。但是,
1927年春,中共在四川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3
一
革命与职业(饭碗)
月31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在重庆通远门
罗志田先生曾指出:“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
收稿日期:2011ꢀ04ꢀ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天华(1977-),男,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川康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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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
家这一新的社群”,而“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
时多向政府乞怜或结伴钻营”,有革命思想而不从事
革命的约占5%,这类人因“诸多思潮扰其胸中或顾
虑将来的位置,不敢决入某旗帜下,遂徘徊歧路,莫
知所从”,有革命思想又能着手进行的约占
[1]9,17
究职业革命家”是大可开拓的领域 。本节就以
四川革命史为例,尝试对职业与革命的关系做一初
步的勾勒。
[
5]179-182
。也就是说,学生中绝大多数人还是以
5%
四川本来是辛亥革命的发难地区,“在革命党的
同盟会历史上也有不少知名人物,然而四川的国民
党在民十五六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其势力并不
职业或饭碗为第一考量,且因此常常与军阀官僚勾
结,加之当时各种思潮竞争激烈,所以决心从事革命
的人较少,只占5%。这一点和全国的情形有些异
趣。论者就指出: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或边缘知识
分子已是全国政治运动的主力军,甚至部分是其领
[2]139
大”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二次
革命后国民党在四川的势力不断削弱,而进步党则
在四川占据了重要位置,其支柱人物张澜1917-
1920年出任四川省长、1926-1930年出任国立成都
大学校长,20年代四川军政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杨
森、刘湘等人又都是张澜的学生。也就是说,进步系
在四川的势力非常大,影响所及,“新辈因饭碗关系
②
导中心。或许,边缘知识分子在内地(特别是类似
四川的地区)的实际情形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霁帆在报告中还向团中央提出:“一部分负责
之穷同志每因一月几元钱之生活费牺牲其若干为团
体办事之力量,觉甚为可惜。若能酌予最低生活费
之接济,则既可专其力,且可一其心矣。”与此同时,
四川党的负责人之一的童庸生,因“家庭非他接济不
能生活,不能不从事教育生涯”,后因遭到进步系等
方面的压迫,不能在重庆教育界立足,只好远去涪陵
[3]176
多加入进步系,故民党分子反无几也” 。
922年10月,
成都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
1
责人王右木在向团中央报告工作时指出:四川“几乎
全地是军队,遍处是军队的政客,派数有但、余、邓、
刘、田、赖、刘、陈、石、张、杨等等这多派。现在尚生
活之青年,能读资本家书之青年,大概不是自己接近
彼派、此派,必是自己的亲戚至友接近,毕业后为生
活□□□,平时可为生存保障之地,不然必是自己家
庭就是政客之某派。这种事实,遍各民间,不染派之
力者,除去甘心当鱼肉者外,必是毫无知识而且愚庸
的废人。到了这步田地,要谋个真正对主义能工作
的团体,硬是很难”,因此,“哪有SY(即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引者注)的工作,不与军阀派别上生冲突
的?使冲突一关系到自己生活基础上,信念一不能
[6]152
寻找生计 。
无独有偶,四川的进步系、国家主义派也非常在
意饭碗问题。1926年初,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上报
告四川的党务状况时指出:“四川近来知识阶(级)的
陋劣,莫有一个能领导民众向革命去的团体,更说不
上有能够影响到青年思想或学术上有力的人物,只
有一些饭桶,在这一些军阀官僚龌龊势力下面讨一
点残汤的留学生而已。他们不是研究系走狗,便是
变相的研究系的走狗,再不然就是捧反革命的右派
分子,甚至于右派分子都说不上,纯粹为饭吃而无耻
①
[4]77
[7]23
战胜物质条件的压迫”,工作就很难进行了 。
王右木此处指出的重要现象,对于理解四川近代史
地反革命党。” 吴玉章所说的研究系就是进步
系,而他在说到研究系等派系的时候几次提到与
非常关键。涉及到本文的就是:包括革命工作在内 “饭”相关的东西,足可见“饭碗”问题之重要。
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和军阀、政客之间的派系有关,因
为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职业问题、饭碗问题。
两年后,王右木所说的情形依然如故。1924
年,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张霁帆在给团中央
汇报成都各阶层状况时指出:成都“有大小学校百余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四川的中共党
团组织“几至全体崩溃而致于瓦解”,一切的运动都
[8]173
无形中宣告停顿 。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
立,并对此前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检讨,其中涉及最多
的也是革命与职业、饭碗的问题。临时省委指出:在
座,学生约有万余人;教会学校有十余座,学生约有 “三·三一”以前,由于负责同志“往往社会地位很
千人”;学生分为几派:读死书不问外事的约占1/
徒活动以谋位置的约占5/10,这类人“以读书为
高,身兼民校教育或行政机关等数要职,而不能以全
副精神来做党的工作,故腐化现象,机械习惯,中毒
颇深,至今有些地方,尤不免认党为某几个私人的,
做党的工作,好象为某人效劳一样,望得到报筹[酬]
,
1
0
手段,以争饭碗为目的,易与官僚军阀勾结作恶”,不
读书、不问事、专享乐的约占3/10,这类人“到毕业
26
黄天华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
之心颇切(即希望党为之找饭碗、给官做)。故许多
中共,又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很实际的饭碗问题、职业
问题。总之,反革命是多而且杂,势力也很大。
前文已述及进步系在四川有着重要影响。1926
年8月,中共重庆地委在向中央汇报四川各派军阀
动态时说:“刘湘与他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头脑冬烘,
且与进步系的关系异常密切”,“邓锡侯本人是川军
中旧派的代表,且与进步系关系太深,左右的人几乎
全是进步系”,何光烈为了“排斥进步系的张表芳(即
张澜—引者注),故不得不拿民校(指国民党-引者
注)去做挡箭牌,所以要请玉同学(即吴玉章-编者
注)赴顺(庆)为之办高中,以作与民校输诚的表
地方的党,都好象是新式土豪劣绅利用的争权夺利
的狐群狗党,其一切活动策略,都是联络某团阀某豪
绅以打击其他的某一个团阀豪绅,而达到霸占某机
关维持某负责人登台的目的”;而且,“一部分同志不
但不能以革命为职业,而反成为革命的雇佣者”;“大
部分同志认为革命为副业,饭碗问题非常重要,甚至
有利用党以保障其地位或作进身之阶者(如教员、民
[
9]317-318
团地位)” 。
“三·三一”惨案恰好使许多同志失掉了职业,
所以“畏怯消极的倾向很厉害”,以致于临时省委成
立两个多月后,党的工作仍然“一事无成,连一个登
记都未赶紧办完”。临时省委发现常常出现的“怪
事”,就是“大部分同志在现时严重压迫之下失了公
开职业,遂自以为是革命的职业家,天天找党介绍吃
饭的职业,甚或很不客气的问着党要饭吃,以为他既
[12]4-7
示” 。也就是说,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在四川的
发展,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一些军阀排斥进步系,清楚
说明中共在政治上的重要斗争对象就是进步系。
1924年1月,童庸生向团中央报告说:重庆的
学校,“无一非进步系手握,学生脑筋中恨国民党为
仇雠,因此学生一听说马克思党加入民党多不了然
[10]242-243
失业,党当然要拿钱来维持他的生活”
。如
果党不能供给生活费,一些党员就“宁愿在家吃闲 (时为问难,费唇舌辩论,苦极了),所以此地学生脑
饭,一点工作不肯做”;就连各地负责同志也多以革
命为“副业”,“把他自己的职业看得比团体的工作更
为重要,除了他有空余时他是不过问的,以致我们发
出的通告,很少即时发生效力,非经我们催问数次,
他们是不写信来的,即写来但又略而不详,所以到现
筋已为进步系所利用。加以教员中又缺乏社会思潮
之研究(有一萧楚女,略知社会思潮,但马氏学说究
未彻底,与杨森密切得很),所以学生脑筋不是倾向
杨森即是无政府主义者(此尚是优秀者,其他麻木不
仁者又不知凡几)。所以此地学生运动成效甚小”,
在还有许多地方的组织犹未完全恢复或整理就绪, “工厂工人虽有一工会,然工会中意见颇不一致(因
[
11]278
遑云其他” 。
可以看出,早期参加中共革命的同志中有一部
政局时变),有民党、有研究系头脑者,有乱七八糟
[13]173
者” 。此处有几点值得注意:一、进步系把国民
党认作是敌对者,而尚未把中共视为敌对者,甚至对
中共加入国民党也很不了然;二、萧楚女等人虽略微
知道社会思潮,却对马克思主义并未彻底了解,所以
一度倾向军阀杨森;三、学生不是倾向研究系,就是
倾向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这还是其中比较优秀的,等
而下之者就更多了,工人的思想也是“乱七八糟”。
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非常复杂、混乱,中共在四川
的革命环境不容乐观。
分就是冲着饭碗来的,并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
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也直接跟自己的饭碗能否保
住相关。事实上,职业、饭碗问题涉及到革命队伍的
组成成份、革命干部的来源及其品质、革命工作的具
体运作及其成效等重要问题,对中共早期革命事业
乃至中国革命史都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非常值得
学术界深入探讨。
二
反革命的多样性
目前学术界在研究中共革命的对立面———“反
无政府主义确实有着重要影响。1923年11
月,童庸生就向刘仁静报告说:重庆“可比无政府党
之极乐地小[之]说,此地无政府党异常之多,印刷物
亦不少,吾主义之印刷物又少,且如社会主义讨论之
革命”的时候,多关注国民党右派或“四·一二”政变
③
之后的国民党、青年党以及军阀,较少注意到当时
站在中共对立面的远远不止这几种力量。民初活跃
在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的进步党(研究系)、共和
党、无政府党、东方文化派等等重要势力,都不同程
度地反对中共的革命,而且要和国民党或国民党右
派联合起来反对中共。同时,这些党派之所以反对
[14]172
有力印刷物一本都无” 。1925年8月,杨闇公
又说:无政府党已是“日暮途穷的现象。决不是去年
暑假以前那种样子了,可以说日刻虽与我们有点障
[15]209
碍,简直不关痛痒了” 。这说明在1924年暑天
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114
以前,无政府党给予中共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有意思的是,一些国民党员也在鼓吹无政府主
义。1924年1月,童庸生就说重庆“有一个民党报
纸叫《商务日报》,但是大吹大擂无政府主
人” ;在万县杨森军中任秘书及代表多年的刘泗
英,也在万县发展组织、代销《醒狮》杂志。很快,中
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四川团部就成立了,还在重庆、万
县等地设了分团部。
[
13]173-174
义”
。这说明国民党内部其实也很复杂,不
青年党与中共之间争夺最激烈的领域就是教育
界。1925年,青年党的得力干将徐孝匡出任重庆联
合中学校长、杨叔明出任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
长,“这两个学校,在当时重庆来说,是两个学生人数
最多,最为社会所注目的学校。徐、杨奉行国家主义
的狗化教育,严格限制学生政治活动,尤其反对共产
仅仅是左右派之分。1924年6月,成都地方团执行
委员会就指出:“川中民党本极复杂,有熊(克武)、石
[16]29
青阳)、吕(超)各派别” 。
926年4月,四川青
1
(
年军人联合会又说:四川现在“伏满了反革命的右派
分子,党员大都是属于熊克武(联治派)、杨沧白(投
降段氏)、石青阳(国民党北京同志俱乐部)三系的
[19]520
党所领导的一切活动” 。1926年2月,重庆地
方团执行委员会就报告说:“(女师、联中)现在反动
派的势力(国家主义及民右派)如怒潮般的澎湃,已
由无组织无团结的,渐形成有组织有团结的团体,积
[17]117
人” 。可见,即使国民党右派内部也分了不少
系。
1926年初,
吴玉章在国民党二大报告四川党派
[
20]242
状况时,不仅提到了进步系(包括其衍生组织诚学
会),而且提到了共和党。他说:共和党“大半原是革
命党人”,是章太炎组织的统一共和党的成员,“他们
有时合进步党来反对国民党,也有时合国民党来反
对进步党,纯是采的机会主义,现在共和党的名称虽
然消灭,而新交通系的黄云鹏,又奉段(祺瑞)的使命
回川活动;现于重庆组织联合会,要约了许多国民党
极的准备与我们决斗。” 1926年初,吴玉章也
说:青年党和研究系“把持了全川的教育,不使青年
加入革命运动”,“他们组织得有宏仁学社、川政协进
会、中社、诚学会、存实学会、联治会……团体,专在
川中抢饭吃,不惜牺牲一切人格道德与民众的利益,
去尽量的献媚军阀官僚。最近四川党部亦间有不肖
分子公然加入该项社团,这是要请中央注意
[7]14
[7]24
右派分子,想成一个新团体,这是值得注意的” 。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还没有公开分化的时候,其实党
派之间的争斗主要是在进步党、共和党和国民党之
间展开,互相间的分合也是不确定的。
的” 。此处,吴玉章再次提到了饭碗问题,而且
说国民党中亦有不肖分子为了饭碗问题“公然”加入
青年党和研究系控制的团体的情况,足见饭碗问题
确实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争夺的关键。
另一方面,目前学术界虽然对青年党、共产党、
国民党之间的互相革命、互相争斗有了较多的研
此外,1923年,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一场著名的
科学与人生观(玄学)的论战,学术界对此关注已很
④
⑤
究,但对于这些斗争如何在地方层面展开却关注
多。但是,对于中共在这场论战中的角色以及这
很少。而四川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因为
青年党三大领袖中的曾琦、李璜都是四川人,他们也
把四川作为青年党的重要根据地予以经营。大约从
场论战在地方上的影响则探讨较少。1924年8月,
童庸生向团中央报告说:最近,重庆“梁漱溟派颇发
达,由此牵及启超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而骂我们为浅
薄者,遍地皆是。此问题系全国思想界问题,应请中
兄(指团中央—引者注)设法在《民国日报》,或《新青
年》、《前锋》上,切实讨论批评攻击为要。近来唯心
唯物之论战,只攻击了柏格森及太戈尔,莫有想到祸
起萧墙的梁派孔家内[唯]心哲学,望中兄提出问题
转CP中兄(指中共中央—引者注)知道征伐方略为
925年开始,青年党开始大肆在四川扩张势力。8
月,杨闇公就说:“最可恶而新回来与我们为难,反对
派借以号召者即国家主义,自然除了此地(指重庆—
引者注)处处与我们为难外,还有其他如成都等处
1
[15]209
了。” 12月,成都团员裴紫琚又说:“醒狮派亦决
定向川中进展,曾琦已由申汇款数百元交成都王某
办机关报。而省中‘醒狮’最为畅销,……大敌当前,
要。再者川中SY如何能一致统合马说者不致分
[18]154
[21]180-181
必有一场决战。”
李璜即于1926年下半年返回
裂,亦请中兄代为留意”
。中共把科玄论战
国立成都大学任教。他回忆说:这一时期,“青年党
的外围组织,在四川发展特别迅速而普及。‘惕社’
组织以成大、师大为大本营,加入的学生近四十
视为是唯心与唯物之间的论战,而这场论战又对中
共内部的思想统一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既存研究
较少关注的一个面相。
28
黄天华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
927年9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又指出:“四川
封建思想特甚,所以东方文化派(即上文所说梁漱溟
四川的势力还比较小,军阀不但不重视,而且予以打
压。
1924年1月,童庸生就告诉刘仁静、恽代英说:
1
派等—引者注),良心救国派,佛学下至同善社,儒教
会等等,禁锢了一大部分人的思想,足以灭杀民众的
反抗斗争精神。”“对国家主义派及孙倬章之社会民
主主义,应多指出其理论上空想,不合实际,不明国
际形势,行动上勾结军阀、政蠹之谬误,加以不断的
重庆“为杨森势力范围,国民党人不敢竟行将党正式
组成———现只有一秘密国民党团体,人数有十四人,
名称四民社,出一周刊(尚未出版,下周可望出版,出
版后即寄一份到沪)。此秘密团体俟政局有变时,即
[22]132-134
[13]173
攻击。”
此处提到的孙倬章之社会民主主
揭穿出来作国民党支部” 。也就是说,国民党
义、良心救国派、同善社、儒教社以及他们在四川的
实际状况,都是目前史学研究中基本不曾关注的问
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调查时发现,
同善社在寻乌县城很有影响,“进了同善社,得些朋
友,可以做官”,寻乌县曾有三个县长进了同善社;毛
泽东又说:“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
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
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军阀势力范围内还处于秘密状
态,不敢公开活动。李璜也回忆说:由于国民党左右
[2]241
两派竞争甚烈,所以军人们颇为轻视国民党 。
这种状况直到1926年北伐军攻下长沙、武汉之后才
有所转变。
1926年夏,北伐军攻克长沙的消息传到四川,
川中各派“大小军阀,因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
对于广州和此地的民校(指国民党-编者注),有大
部分的人都表示好感,甚或极力的与民校拉拢”,刘
文辉因为“北伐军在湖南的胜利遂动其投机之心,把
他前次命令封闭的叙府学联和后援会等启封,并向
民校极力要好,自命为是中山信徒,翻印三民主义等
[23]97
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全
国很多地方都有同善社。所以,如果不搞清楚上述
这些组织对当时的社会、农村问题的影响,中国革命
的对象及革命的真实环境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些问
题应该是今后学术研究中可以开拓的领域。
[
12]3-6
三
党权与军权
书散发军中以表真诚” 。刘湘此前曾下令通缉
中共党员吴玉章和邓劼刚,此时却“忽将前次对我们
的通缉取消以表诚意,并派代表输诚愿与合作”;李
筱亭回忆说,刘湘有意聘他和杨闇公为顾问,结果李
答曰:“余任党务,全川政治例应过问,何以聘为!”而
此处所说的不是中共内部的党权与军权,而是
指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党权与刚刚向国民革命军
投诚的军阀的军权,这两者间曾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冲突,进而导致了很多军阀屠杀中共党人的惨案发
生。这一点也可以从四川军阀对革命的态度以及
[25]38-44
刘湘“骤闻此言,已隐如芒刺在背” 。刘湘只
是想聘国民党左派(含中共)为顾问,李筱亭却理直
气壮地说,过问全川政治本就是其职权范围、不需要
聘,这话无疑对刘湘有很深的刺激。
“
三·三一”惨案清楚地看出来。
北伐发动以后,国民党内就一直存在着党权与
军权之争,但在军事进行期中,这种权力之争并未提
上台面,而且对于新近投靠革命的军阀如何处理其
军权与党权的关系,学界也较少关注。1927年3
月,四川的国民党左派开始致力于提高党权,以图节
制军阀。他们发表宣言称:“自从去年春季以来本党
出师北伐,行使最高指导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凡所
措施都迁就军事去了,以致未能充分执行全国代表
大会所赋予之职权,遂形成军事畸形的扩大,而政治
建设反形落后,不能适应一般民众的要求”;进而提
出,“一切权力均属于党”,“凡属党员应尽全力拥护
党的统一,务使个个党员的意旨与活动,完全屈服于
党的意旨与活动之下,使党的权威确能树立,则一切
这时,四川军阀正积极与国民政府联系,表示投
诚的倾向。杨森在1926年8月15日通电就任吴佩
孚所委任的四川省长职,并很快派出代表去南京谒
见蒋介石;刘湘于8月13日约同赖心辉、刘成勋、刘
文辉等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又于8月19日致电蒋
介石表示“愿效前驱”;赖心辉、刘文辉也派代表向北
伐军表示“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
[26]389
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 。10月23日,杨
森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1月27日,
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被分别委任为第二十
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12日,邓
锡侯、田颂尧被委任为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
然而,四川军阀又迟迟不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
[24]80-81
权力方能归党掌握” 。其实,提高党权被作为
政治诉求提出,也说明了中共及国民党左派此前在
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0]485
职务,原因之一就是军阀们对当时的南北战局仍持
观望态度,二是各军阀“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
于异党,而非统一于本党也。”
四川军阀明确将
中共定为“异党”,并实行武力镇压,难怪吴玉章说
[31]229
监其军,使其部下离贰,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 “三·三一”惨案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
[27]392
定” 。直到11月21日杨森才第一个就职,而
邓锡侯和田颂尧则一直拖到1927年3月1日才就
职。更有甚者,刘湘就任之后,仍然保持北洋军阀委
任的川康督办头衔。有意思的是,杨森还一度“妙想
天开,竟派员到北京晤李守常同志请求加入共产
梁启超曾说“中国幅员如此其广”,要“了解整个
[32]27
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 。这句话对
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适用。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
中共早期地方党史中有许多不为前人所注意的面
相,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就四川来说,一方面,
[28]66
党” 。可见,四川军阀的投机心理非常严重。
四川军阀虽然口头上宣称要一致加入国民党、 1921-1927年间,四川大多数人最关心的是饭碗问
服从党纪,但是又怕党代表“监其军”,而他们更怕的
是中共及国民党拉走其部队,拿走其命根子。因为
就在这时,中共领导下的泸顺起义爆发了。1926年
题、职业问题,即使是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为了生活,
也很有可能要与军阀政客“勾结”,这和北京、上海等
地学生多是各种反帝反军阀运动主力军的情形很不
一样。当时的四川,有很多军阀派系,有很多党派,
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也就是说,站在中共
对立面的反革命既多且杂,而且经常联合起来对付
中共。一般人究竟参加哪个党派,跟饭碗问题直接
相关,党派间争斗的关键之一就是饭碗问题。即使
是参加中共早期党团的人,也常常为饭碗问题所压
迫,甚至部分人为了饭碗而“公然”加入其他党派。
也就是说,在那个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时
代,四川一般人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是当下的生存
问题,而更高远的国家问题、主义问题,或许不是他
们所关心的,或者是虽关心但力不足以过问,真正的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只是一小部分觉悟了的先
进人士。另一方面,军阀何时参加革命,是否真正参
加革命,是否背叛革命,关键要看他们的权力能否保
持正常运转,一旦中共要提高党权、压制他们的军
权,他们就会强力反弹、坚决镇压,以维护其既得利
益。而那个时候的中共四川党团组织毕竟是弱小
的,其势力和实力尚不足以抵挡军阀和其他各种反
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因此,握有武力的地方军阀
还是影响当时四川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消长的关
键。只是各方势力的具体情形及其消长过程,还值
得学界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还有待更多资料
的发掘和更多同仁的参与。
2月1日,赖心辉部旅长陈兰亭、袁品文等在泸州
1
起义,并由陈、袁两旅和皮光泽旅组成国民革命军川
军第四、五、六路;12月3日,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
乾在南充起义,由秦、杜两旅组成第二、三路;黄慕颜
旅在合川响应,将所部组成第一路。以上六路,由国
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统一指挥,准备集
中顺庆,共图发展,以巩固革命。随后,在军阀的围
剿中,起义失败。泸顺起义爆发后,刘湘等军阀宣称
起义将领是“背叛长官”、“背上作乱”,急欲“剪除其
[27]392-393
部下之左派分子”
。可以说,泸顺起义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四川各军阀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军事
地位感到岌岌可危,故急欲消灭中共与国民党左派
在四川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及国民党左派
想要通过提高党权来制约四川军阀的军权,无疑会
遭到军阀的反扑。
中共就说军阀反对提高党权运动是“三·三一”
[29]10
惨案爆发的主要原因 。惨案发生后,刘湘等川
军七军长又于4月9日发出通电,反对提高党权。
他们说:“提高党权之说,不过排除异己之别名,所谓
统一革命势力,又为移植共产分子之暗号,近且列为
议案,明载报章,公然多数共党人员,加入各级政府,
把持权力机关。然则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
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也;所谓统一势力者,统一
注释:
①
此处所谓“派数有但、余、邓、刘、田、赖、刘、陈、石、张、杨等等这多派”,其中的二刘确指何人已难考证,应是刘存厚、刘成勋、
刘湘中的两人,而当时的刘文辉只是刘湘麾下驻扎宜宾的一个旅长而不应属于二刘之一,其余的姓氏依次指但懋辛、余际
唐、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陈国栋、石青阳、张澜、杨森。又,本文中的“团阀”是指民团首领;其他的“团”,如无特别注明,都
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30
黄天华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
②
③
④
⑤
关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及其在近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请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
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等论著。
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研究,请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2000年第11卷第1期]等论著。
关于国民党、青年党、共产党三党之间的互相革命、互相斗争,请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收
入氏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论著。
关于科玄论战的新近研究,请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
3
期)、《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以及欧阳哲生《丁文江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刍议》
(《中州学刊》2009年2期)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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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IssuesoftheEarl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tParty
———ACaseStudyofSichuanin1921—1927
HUANGTianꢀhua
History,CultureandTourism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
Abstract:IntheParty’shistorytherearemanyaspectsofsignificantacademicvalue,which
hasn’tbeenpaidattentiontobefore.In1921—1927,thehistoricalmaterialsofthepartyinSiꢀ
chuanrevealthattheoccupation,thericebowlandtherevolutionhaveacloserelationship,part
ofthecomradesintheearlytimeparticipatedintherevolutionsoftheC.P.forsurvival(therice
bowl andtheirloyaltyfortherevolutionarycausewasalsodirectlyrelatedtotheirricebowls,
so“counterꢀrevolutionist”aremanyandmixed,andtheirforceswerealsoverystrongwhenthe
ProgressiveParty,theRepublicanParty,theAnarchyParty,theSchoolofEasterncultureopꢀ
posedtheC.P.’srevolutioninsomedegrees.Moreover,associatedwiththeNationalistPartyor
theRightistoftheNationaliststheyopposedtheC.P..ThepartypoweroftheC.P.(andleftist
oftheNationalists)hadoncehadtheintensecontradictionwithmilitarypowerofthewarlord
whojustjoinedintherevolution,thereforethemassacreinwhichmanywarlordsslaughteredthe
membersoftheC.P.occurred.
),
Keywords:theearlyhistoryoftheC.P.;Sichuan;revolution;occupation;counterꢀrevoluꢀ
tion;Partypower;militarypower
[责任编辑:凌兴珍]
32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