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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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6
November,2011
外国人士对四川
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510631)
摘要: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利用中文史料较多而外文史料较少,且多从国人观察问题的视角出发。而利用翻译
出版的有关外文史料,从外国人士即时观察与反应的视角,就成渝两地保路运动的兴起、罢市抗税、成都血案、四川
新军动向以及外国人士反应等事件、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可以丰富四川保路运动的面相。
关键词:四川保路运动;外国人;务谨顺;斯泰老;即时观察;反应;四川新军
中图分类号:K257.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014-10
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历史资料的陆续发
掘,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检视既存研究成果,就研究视角而言,大多按照国人
观察问题的方式、依据保路运动“亲历者”的记忆来
建构历史。就利用的史料而言,则以中文史料为多;
已经出版的相关史料汇编对中文史料亦大体搜罗详
尽。而相关外文史料,搜集相对不易,利用尚欠充
分。此类史料多系外国政府及其驻华公使、领事、税
务司、传教士的来往书信和电稿,既属即时的观察和
而自保路同志会成立以来,“暴动又闹得更激烈了”。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保路运动兴起的
主要原因,正是“士绅阶级”的财产权和参政权受到
了威胁。7月7日,他致信朱尔典指出:“大部分士
绅阶级也都感到不满,因为清廷刚刚宣称实行君主
立宪,而此次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决策,却未与四川
资政院(按应为‘四川谘议局’)洽议即发布。士绅阶
级又多为川汉铁路公司的成员,他们的利益和权势
都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倍感不满。”他详细地记述了
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的情形:6月17日,在铁路
公司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宣称他们抗议“铁路被盗
①
反应,亦是写给外国人自己看的,与国人观察问题
的角度有所不同,立场似乎相对“中立”。本文主要
利用已经翻译汇编出版的外文史料,选取所涉及的
若干重要事件和问题,从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
的即时观察和反应这一视角,进行梳理和探讨,或许
可以丰富四川保路运动的面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1]56
卖” ;次日,“大约有一万人聚会”(务谨顺认为此
人数“当然是夸张的”),提出“破约保路”的宗旨,参
会者“表现前所未有的热情”;6月19日,开始入会
会员登记,“会刊编者报道说,铁路公司的办公室以
及附近的通道挤满了申请入会的群众,他们秩序井
然,从天亮苦等到晚上,悄悄地自己掉眼泪,直到每
个人都按序签了名”,虽然保路同志会“争辩委员会”
一
成渝两地保路运动的兴起
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是较早对四川保路运
动进行观察者。他在1911年6月3日致英国驻华
公使朱尔典的电函中陈述了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 (按即“交涉部”)“被认为是危险的职务,申请者大多
[1]57
“由于清廷将川汉铁路权收归国有,引起民间暴动”,
仍选择参加该会” 。
收稿日期:2011-09-30
作者简介:谢放(1950—),男,四川成都人,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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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放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3]247
组织和领导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提出了
成都举行的股东大会代表 。
“
文明争路”口号,以严防发生群体性的暴动行为。
务谨顺也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记述说:6月20
日,“一般工作委员会”(按即“总务部”)首次开会,主
席在开场演讲时,强调要“严防借故暴动”,并将六个
不过,《每月汇报》的作者观察到,与成都保路运
动参与者相比较,重庆保路运动参与者的态度则有
明显区别,绅商股东态度温和而学堂师生情绪激越,
两者的主张一开始便有分歧,绝非“全场一致”。据
字用粗黑字体印出,“反复强调提防这一点,而且显 6月的《每月汇报》第七号记述:6月28日举行的实
然牢记在心”;6月21日,成立“演讲委员会”(按即
讲演部”)时,“又有人提出必须维持安全的原则”,
当天主席强调“应承认错误出在盛宣怀,而不在外国
际上是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即6月初举行的第一
次会议“几乎是失败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出于谨
慎”,“怕横生不虞”,加之下雨的原因,“只有三十人
左右参加了会议。并且,除了决定稍迟些日子召开
二次会议外,没有任何结果,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相当
胆怯。这次会议像是组织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与会者约有800余人,除较多的“商人、显要和股东”
外,主要是各个学校尤其法律学校的学生,与会者出
现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即“股东和任有官职的人
们”,“把铁路收归国有已看作既成事实,不表示反对
意见,只关心他们的钱和利益将会作何处理”,而“学
生和文人们”则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揭发乔树
“
[1]57
人;出在中央政府,而不在四川地方当局” 。这
表明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希望争路的斗争矛头不要指
向外国人和四川地方官员,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在本
地发生针对洋人和官府的过激言行。有意思的是,
尽管保路运动领导人一再宣传“文明争路”,反复强
调“勿暴动”,但在这位总领事眼里,保路运动一开始
便是一场日趋激烈的“民间暴动”。可见,关于“暴
动”的界定标准,在总领事和保路运动领导人的心目
中并不一致。
[
2]193
为了表示保路运动将被纳入“文明争路”的轨
枬和甘大璋是卖国贼” 。他们中有人还明确提
出:“你们的本金、利息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到这
里来是为了反对铁路国有化。”公开号召采取罢课、
罢市和罢税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其中,以中学
堂教师朱叔痴(按即朱之洪,同盟会员)的言论最为
道,7月6日(六月十一日)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
②
报告》第九号所刊《关于演讲之要闻》披露了“政
界”限制保路同志会演讲的相关条款。务谨顺指出,
这个条款实际上是先刊登于6月21日官方的《成都
日报》上,是“署总督王人文对地方官员的一篇文
告”,“王总督提出几条对于巡回演讲者的规定,即演
讲者必须先向地方官员交阅保路同志会批准他演讲
的证明书;每次每一地区只限准一个人演讲;演讲者
必须是在某个社团或公会———例如教育协会———的
赞助下进行,但不在乡村里举行;当赞助的社团提出
[2]195
激烈,“是这次运动的煽动者之一” 。7月8日
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因事前散发了一万份会议通知
书,前来参加的人数多至四五千人,除了学校的师生
之外,大多数是“三教九流、地位低微”的下层民众,
而“很多可尊敬的人、商人、社会名流,看到那些人在
那里聚会即转身而回了”。这次会议同样出现较为
激烈的场面,“演讲主题仍是前两次会议的那些,但
措辞之激烈无可比拟,而且演讲者也还是那几个。
所以语气也更明确地反对政府和反对外国人,声称
公开抵抗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谈到了法国和英国的
[1]57
书面请求,要求停止演讲时,演讲就必须停止” 。
《每月汇报》的作者(似是在重庆的一位法国
③
人)也是较早观察四川保路运动的。在1911年5
月的《每月汇报》中,他似有预见地指出:“目前,社会
对于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法令,完全持无动于衷的态
度。然而,应该料到文人们会兴风作浪,搞一个表面
[2]196
野心,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试图插手铁路了” 。
会上有人倡议向官方举行示威,于是参加会议大多
数人,前往川东道衙门抗议,道台被迫同意按照民众
的要求发出电报。两天后又举行了第四次会议,参
会的人数较少,会上选举了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的代
表。
[2]192
看起来具有普遍意义的抗议运动。”
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4号《重庆同志之
爱国热》一文报道:6月28日(六月初三),重庆召开
铁路股东分会,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到会者四
千余人,咸激昂慷慨,不愿以性命相依之铁路直接送
诸政府,间接送诸外人,全场一致,誓死必争”;会议
决定于7月8日再举行会议,选举出席8月4日在
《每月汇报》的作者注意到,重庆保路运动的参
与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实际上可以分为四类群体。
第一类是川汉铁路的股东尤其是大股东,他们关心
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④
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要“保证他们的利息收
入,他们同样是满意的。他们更愿意给他们偿还本
金,从此与铁路不再有任何瓜葛”;这一群体也包括
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
不过,据外国人士的观察,罢市抗税风潮在四川各地
尤其是在成渝两地的情况并不一致。
“
商人和要人的经纪人”,他们“对铁路问题同样漠不
8月30日,朱尔典转述了务谨顺于8月24日
的汇报:“暴动者今天在拥挤的会议上宣布,全省从
明天起一律停止商业活动,而且拒绝缴税,除非撤销
外国的铁路合同。到处在散发抗议书,商店关闭。
除非地方官吏采取排外的步骤。”至8月29日,“局
势严重,商店仍关闭;军人在街道巡逻,他们可能站
入群众的一边。人们嘲笑四川总督发出的抚慰书。
他不敢采取北京当局可能已命令他进行的压制手
段。因为如果他这样做,即使不发生叛乱,也要引起
关心”,因听信了股本遭受损失和铁路管理不当的传
闻,便“欢迎新的组合甚至外国人的参加,这样能减
少对政府企业的不信任”,“也愿意摆脱以铁路名义
加在他们头上的‘自愿的贡献’”;这一群体“便是代
表明智、稳重的部分,民众中的‘资产阶级’部分”。
第二类是学校的师生、留学生以及学界的小股东们,
“还有未成熟的政客”,尽管“对他们说来,‘倒霉的股
票’不值什么”,但他们在保路运动中却最为积极、言
行也最为激烈。第三类则是人数最多的下层群众,
包括“小店主、手工艺人、工人、苦力”,“一大批爱在
茶馆里摆龙门阵的二大爷们、流浪汉以及在那里充
数的大量背水扛滑杆的苦力”,这一群体虽然“对与
他们饭碗、账本无关的问题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却
[1]45
暴动” 。在英领事看来,罢市风潮已经发展到令
当局不敢贸然压制的地步,否则将出现暴动甚至叛
乱。而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护理总督王人文要负
很大责任。务谨顺8月29日致信朱尔典说:王人文
自护督以来,“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热忱的‘爱国
者’”,“四川保路风潮闹到今天这般地步,四川省同
中央政府的关系搞得如此紧张,事实上绝大部分责
“得意地宣传那些捣乱分子的无稽之谈”。第四类是
“拥护政府行动的公职人员”,他们表面上似乎附和
[
1]60
保路运动,但不过是“在北京还没有明确下达命令,
还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权力和保证,他们便会继续随
任得归咎于王人文的姑息怂恿和玩忽职守” 。
在赵尔丰接任总督之前,“四川保路运动已经发展得
十分危险”,以至赵接任后“一时还不能打破前任留
[
2]194ꢀ195
声附和那些抗议”。
[1]59
这四类群体中,铁路股东们的态度最值得关注。
重庆的一位“最主要的股东”主动访问了美国领事,
下的僵局” 。
重庆的罢市在表面上则显得温和一些,甚至出
“
声明主要当事人的观点与煽动者们的观点截然不
现了富商害怕利益受损而拒绝罢市的情况。据重庆
海关税务司斯泰老(一译施特劳奇)8月28日的记
述:当地虽然“在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是有
人正在暗中进行宣传鼓动,保路同志会已号召罢市。
道台对这运动似有轻视的意思,但我认为现在对时
局发表意见为时过早。就目前情况而言,还没使人
惊慌的理由。道台已奉命,重庆发生任何运动,立即
同”,强调重庆的保路运动“是一次学校师生们的运
动,主要商人和社会显要依然是这次运动的陌路
[2]196
人” 。在这位股东看来,保路运动不过是一场
学生运动”,而与川汉铁路“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
主要商人和社会显要”,反倒成了运动的“陌路人”。
每月汇报》作者也认为,实行“铁路国有”使那些被
“
“
《
[
4]56
迫缴纳“铁路税”(按即租股)的股东们“很高兴”,他
们“只是担心这笔税款用别的形式或在别的借口下
重新对他们征收”,因此抗议“铁路国有”的示威活动
予以镇压” 。他又在8月31日的信中写道:“前
天晚上有消息说,重庆各商店将于次晨关门,宣布罢
市。不过官员沿街奔走,劝告商民继续开门营业。
[
2]194
[4]56ꢀ57
并不符合这些股东们的“真实感情” 。如果这位
股东和《每月汇报》作者所说的确为事实,那么这一
历史现象也确实耐人寻味。
早晨九点左右,街道上已恢复常态。”
直到9
月中旬,重庆还没有出现罢市,只是商人停止了向上
海采运货物。斯泰老9月16日的信说明了相关缘
由:“重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罢市,这完全是由于富
裕商人拒绝参加的缘故。首先,他不愿意遭受损失;
其次,罢市以后数以千计的百姓将丧失生计,从而导
致暴动和更大的损失。鉴于局势的不安定,商人已
停止向上海采运货物。从进口船只很少这一事实来
二
从罢市抗税到成都血案
尽管保路运动领导人采取了“文明争路”的策
略,但从8月下旬开始仍然发生了波及全川的罢市
抗税风潮。据《广益丛报》第9年第28期刊文描述:
“
南坫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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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放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看,我估计他们已通知上驶的民船不要来重庆。另
一方面,他们已经赶紧把准备装运的货物运出口了。
除了柜台上的零星交易外,全部买卖都已停
于是,成都商民“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
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均头顶先皇神
位纸条,奔往南院请罪,被各处巡兵阻止;不听,巡兵
竟放枪击毙商民数人。而人心犹不畏死,直投南院,
又被赵督及军官田征夔立命亲兵同巡兵击毙数十余
人,受伤者较多”,督院又派巡兵四十人到蒲殿俊、颜
楷家中逮捕二人,至晚约9时又逮捕了蒙裁成、胡嵘
[4]57ꢀ58
顿。”
成都四周各城镇都已宣布罢市。川北情况如何没
他还对全川的罢市状况作出如下判断:
“
有确切消息。成都以南的罢市运动还没有越过长
江,重庆西面和北面约二里的地区商业还未停顿。
由于情况经常变化,一个地方可能在短时期内罢市
后复业,复业后又罢市,很难确定哪些地方受到罢市
⑤
二人。并查封了《西顾报》、《启智画报》各报馆,抄
毁昌福公司,阻遏邮电机关,兵逼商家开市。次日,
还查抄了蒲、罗、邓三人家中信件,封闭省内外各印
刷处,逮捕昌福公司学生数人,拆毁满街圣牌,派兵
全城戒严。
[4]57
风潮的影响。全省正处于激烈的纷扰中。”
这种“罢市后复业,复业后又罢市”的情况也在
部分州县存在。如内江天主教传教士皮亚尔于9月
6日记述了当地的罢市情形,“从上星期三起已有三
天了,无论官方采取怎样的劝告,所有商店仍然关上
门,当官员上市巡查时,商店就打开门,只要走了又
检视中外各类史料,对“成都血案”作了详细记
述的还有英国驻重庆代领事布朗于9月22日致朱
[6]10ꢀ19
尔典信 。布朗特别强调,此信内容是9月9
日离开成都的一位绅士,根据保路同志会的观点,
[5]249
关起来” 。务谨顺也收集了部分州县的类似信
息,如9月6日绵竹来信:“店铺于9月3日关闭,但 “对成都暴乱以及导致暴乱的原因”提供的说明。朱
后来由于官吏的要求而开门营业。”9月12日德阳
来信:“商业在停顿了十一天后,于十一日重新开
尔典于10月13日将此信转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并
加以说明:“该信对四川省内的骚乱以及导致骚乱的
原因作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说明,这个说明是成都的
一位绅士向他提供的。虽然这个说明显然具有派系
情绪的色彩,但它可以用来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众的
看法和信念,他们的愚昧无知使他们成为股东代表
[6]33
市。” 总之,部分州县的罢市抗税的情形表明,在
官方采取劝阻措施后,罢市经过数日或十余日后复
开市营业,并没有发生大的“骚乱”。
不过,也有部分州县出现了持续罢市抗税的情
况。如务谨顺收集的9月11日潼川府来信说:“同
成都的联系已经切断,店铺仍关闭,有各种谣言,但
无乱事。保路同志会统治该城,他们发布的公开声
明是表示爱好和平的,但他们不允许店主缴付通常
的捐税。”9月12日新都来信:“店铺仍然关门,有各
[6]9
和省谘议局反抗政府权力的工具。”
该信记述的“成都血案”经过与“冤单”所述最为
接近。“冤单”系抄件,原注“渝局[重庆电报局]照
抄”。所以布朗的记述除了依据成都绅士提供的情
报外,可能也参考了“冤单”的内容。与“冤单”相比
较,布朗的记述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6]33
种荒诞的谣言。” 这种持续罢市抗税斗争的出
现,显然与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民众抗争急
剧升温密切相关。
第一,比较注意提供较确切的时间和数据。如
总督“上午九时”打电话通知股东会议代表到督署商
议北京来电。股东们“过了十一时之后”打电话询问
到督署的代表何时归来。北打金街发生的大火“至
下午二时停止”。是日到铁路公司的约有“六百名股
东”。包围公司的清军有“二三百名士兵”。总督衙
门前面布置的军队是“一支二三千人的队伍”,督署
前“死伤的群众约有十五人,在开枪引起的大骚乱
关于“成都血案”的发生经过,各类史料的记载
详略不一,细节说法亦多有出入。中文史料则以9
[7]138ꢀ142
月8日左右出现的《成都绅民代表冤单》
的
记载最为详尽确切。据“冤单”陈述:原定9月7日
上午9时在铁路公司召开股东会,“先时督院开列名
单传股东会会长及同志会各部长共十九人到院,称
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于是张澜、罗伦、江三
乘、邓孝可、叶秉诚等五人立即前往。至午后一时,
突来官兵将公司包围。赵尔丰发布告示称:“只拿首
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议会解散,谣言
勿听。兵队保护,匪徒难侵。拥挤上院,格杀勿论。”
⑥
中,还有许多人受伤”,另外在打金街一名警官还
开枪“打伤了二、三人”。当天被总督逮捕的代表“总
共有十人”。
第二,部分记述更为具体详细。如蒲殿俊、颜楷
被捕的情形,冤单仅说巡兵到二人家中将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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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布朗的记述则为:“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先生听到首
领被捕的消息后,往见署按察使周善培,对那种不法
行为提出抗议。他说:股东会议的首领是遵守法律
的人,他们不会参加任何骚乱。周善培建议说,蒲应
同他一起去见总督,商讨此事。他们两人一起前往,
但到达总督衙门后,蒲也被逮捕。保路同志会中的
另一著名人物颜楷,已回家渡(按原文如此)中秋节,
在他乡下的房屋中被一小队士兵捕获,并被解往总
主教川东教区主教马克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9
月21日的信中写道:“成都的形势一般说来似乎没
有改善。总督过去拥有的五到九千的军队已失去一
半,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战斗,并退一旁等待事
[5]313
变。”
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布朗在9月22日写
给朱尔典的信中还提供了一个具体事例:在罢市的
时候,新军统制朱庆澜曾检阅士兵,“他要所有那些
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士兵站起来,因为他希望把他们
开除出伍。全体士兵竟站了起来!”布朗由此写道:
[6]15
督衙门。” 另外布朗还提供了“冤单”及其他史料
不载的一个情形,即血案发生之后,“城内呈现出十 “巡警和陆军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四川人,对保路同志
分激昂的情绪,人们决定举着灯笼,在总督衙门周围
会抱同情态度;他们曾经宣布,打算拒绝对本省的同
[6]18ꢀ19
形成一个警戒圈,以防止他们的朋友被押出来处死。
胞开枪射击。”
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斐格于10
[
6]16
所有的人都将与他们的朋友同生共死” 。由此
可见,布朗此信不失为研究“成都血案”的第一手史
料,颇具参考价值。
月9日向法国外交部长报告说:“这些军队中有的因
开小差,一开始便人员大减,有的则表示不愿对四川
[7]206
人开枪。”
正是由于四川新军对保路运动持同情和中立的
三
四川新军的动向
四川新军在保路运动中的动向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迄今尚少专文研究。四川新军没有像湖北新军
那样在辛亥革命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这是四川反清
起义发动较早而宣布独立较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
如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所指出:“假使四川新军里
面真正是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是已
态度,在被迫奉命镇压保路运动时自然不肯出力。
然而,四川革命党人对新军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联
络,使新军与民军互不通气。据四川同盟会领导人
熊克武记述:新军将校姜登选(革命党人)奉命率炮
兵进攻民军重镇新津时有意放空炮,“日施开花炮数
百发,皆阴取其信管,阳相持不下”;而民军却不知姜
为革命党人,“以为官兵皆吾仇敌”,竟将新军队官陈
锦江(革命党人)及其所部围而杀之;姜登选“闻报震
怒,以同志军愚而暴”,立率部攻陷新津,造成新军与
[8]240
经独立了的。”
除夏之时部二百余人在龙泉驿举义外),但据外国
尽管四川新军没有普遍响应起义
(
人士的观察,四川新军对保路运动大多还是采取了
同情和中立的态度,不愿服从赵尔丰的命令参与镇
压,一定程度促成了同志军声势的壮大。
[
10]231
民军相互残杀 。
新军与民军在省城交战的中文史料大多仅言梗
概,既存研究亦不大注意微观细节,而外国人的记述
则常有细致描述,让读史者有重返历史现场之感。
据法国传教士沙班的观察,对围攻成都的民军,新军
最初是采取劝导驱散的办法,结果因偶然因素而兵
戎相见。他于11月3日追记如下: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较早指出了
四川保路运动的反清性质。他在9月8日的信中
说:“四川的动乱首先是反政府的,只是在反对其他
事项中,在一定程度上才间接反对外国,即反对政府
利用外国资金在四川省建设铁路的政策”,并初步判
断四川新军会同情保路运动,“四川省现有一个整镇
10月8日上午快到8点钟时,军队从北门
出去,朱统领想说服这些反叛者分散。这些反
叛者藏身于离城三里凤凰山的庙宇里,约有五
六百人。反叛者的代表回答可商量。但有些反
对撤退的人开枪向军队射击,一个士兵被打死
了。军队从10时开始向庙宇猛攻,大炮步枪一
直打到下午二时。据军队说,有276个反叛者
被杀,还加上些和尚。军队方面只抬了两具尸
体进城。在城内,人们肯定地说军队损失了一
百多人。第二天有怜悯心肠的地方官给276具
(的兵力),第十七镇,只是名义上的整镇,它组建不
久,并不满员。该镇全部由在四川招募的兵员组成,
官兵同情四川同乡。有人为此担忧。总督已由湖北
[9]750ꢀ751
省招募来三千新兵作补充” 。
斯泰老也注意到四川新军在同志军围攻成都时
保持了中立的态度。他在9月16日的信中说:“成
都被乡下老百姓包围着,这些人携有各式各样的武
器。新军已不肯服从总督的命令,他们现在保持中
[4]57
立态度,驻在离城五英里处的营房内。” 法国天
18
谢
放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火匣子来埋葬尸体。在胜利之后军队要进城
时,他们看见一只摆渡船靠在北门河岸,他们走
近前去观察。突然从船上开了一枪,军队还以
从总督的作战命令,但亦未加入民众一边,即持中立
[11]540
态度,我认为此与事实相符。”
孙中山及同盟会
为什么不让四川新军“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
尚待探究。另据时任十七镇参谋官、同盟会员程潜
在《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一文中的追述,1911年
8月中旬,他奔父丧离川返湘之时,将同盟会在军中
的工作交姜登选接任,并告诫朱庆澜说:“老百姓与
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
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
闻新督性情急燥,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
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岑春蓂、庄赓良受到撤
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车之
[5]279
猛烈射击,消灭了船上的所有乘客。
新军在进攻民军时也不过虚张声势,似乎并未
认真对付。沙班继续写道:
直到10月22日,反叛者的一边整日枪炮
不停。炮弹飞到城墙上,有些甚至落到房子上。
在这时候,军队都镇定地留在营房里,对反叛者
的枪炮和咒骂一概都未回报。
0月22日星期日黄昏时,
朱统领带了两
1
三百士兵出北门外去搜索西门外山地。他连反
叛者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他满足于烧掉他们的
茅草房子和旗帜。他回转城来,到达二郎观附
近,夏渡口的反叛者看见了他们就开炮,火药味
散布在空中。在河对岸没有反叛者任何形迹,
军队只得撤退回城,那时正好有一炮打在他们
附近。
[12]76
鉴。”
看来,程潜鉴于赵尔丰“性情急燥”及长沙
风潮牵连新军将领被祸而行事谨慎,只是希望新军
不要参与镇压保路风潮而激起大变,自然不会考虑
四川新军反正的问题。接任军中同盟会工作的姜登
选,后来于新津一战中与民军交恶,自然也不可能主
动配合民军举义。同盟会未能重视发挥四川新军的
作用实属考虑不周,正如隗瀛涛先生所指出的:“同
盟会在四川没有充分发挥新军的作用虽然有客观原
有一群反叛者聚集在海关附近的一所房子
里,军队立刻开枪,并自称打死了30到40人。
于是他们带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回城。他
们认为有凤凰山战斗一般的胜利。他们回城时
[13]194
因,但终归还是一失策。”
四
外国人士的反应
[
5]280
肩背包袱,却未见到战败者的任何武器。
学术界曾经强调列强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干涉,
这一说法或许还需要提供有力的证明。实际上,从
各国公使和领事的反应来看,他们最担心的是保路
运动引起民变而发生排外暴动,最关注的是在华外
国人士的人身财产安全。况且四川历来是教案频发
的地区,攻打洋教的过激行为曾屡见不鲜,对于外国
人士来说不能不心有余悸。当保路风潮波及全川尤
其是出现罢市抗税之后,各国公使和领事感到如果
局势继续恶化,将可能出现排外暴动而危及外国人
士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安全
转移本国侨民,并且准备派遣炮舰护送。
沙班的上述记述说明,至少从凤凰山交战的情
况来看,四川新军镇压“反叛者”还是具备军事实力,
只是没有认真对付而已。其结果正如10月9日斐
格给法国外长的报告所说:“总督的军队在南部和西
部都没有什么进展,那里的造反者仍主宰着广阔的
地区。今晨收到的娄金先生的电报是这样概括形势
的:兵员极少的官军未建寸功,官方报刊只好宣布假
[2]206
胜利。”
四川新军未能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主动发挥积极
作用,除了四川革命党人与四川新军本身的局限外,
大概与同盟会总部的部署亦有关系。1911年9月
8月24日成都宣布罢市后,英国驻成都总领事
5日,孙中山在复咸马里的信中曾透露了同盟会总
部的有关意图。他说:“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
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
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
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
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
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
方面它尚毫无准备。据官方报道,四川新军拒不服
务谨顺即感到有可能发生暴动,于8月29日电告朱
2
尔典说:“眼见外国居民的安全已十分危险”,并建议
清廷向川路公司作出妥协,偿付宜昌工程用款,保留
川路公司修筑四川铁路权利,不过必须称之为“支
[1]46
线” 。领事的建议显然是希望能缓和四川绅民
和清廷的矛盾,避免暴动的发生。
朱尔典对务谨顺的这一建议虽然有些不以为
然,但还是在次日回电称,将向清外务部交涉,“催请
1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48
他们采取步骤保护外国人”,并说明已经同盛宣怀洽
商,盛本人虽“完全承认局势的严重性”,但仍然表示
清廷决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而不惜一切代价,也
绝不妥协”。朱尔典由此告诫该领事说:“你建议修
改一项关乎四个列强之利益的合同,这必需要负很
大的责任,而且我恐怕你的建议将被四川总督作为
证据,证明我们同情地方而不同情中央政府。”英外
交部也批示:“驻成都领事的行为,的确需要检讨。”
保护” 。赵尔丰恰在此时通知英领事撤离侨民,
不排除次日将武力镇压保路运动的考虑。9月7日
上午,在成都的17名外国人士“按照总督的要求”动
身向重庆转移;另有116人(绝大部分是传教士)原
定于次日撤离,“后来考虑这样做可能不安全”而留
[
1]59
了下来 。
正因为各国派出炮舰的主要目的不是干涉保路
运动而是为了保护侨民,所以当清政府请求协助运
兵时,立即遭到各国的婉拒。朱尔典得到清政府向
英、法、德公使提出“提供一两艘炮舰供他们调遣,以
便将端方和他的部下从宜昌运送到重庆”的请求后,
便于9月17日电告格雷说:“我们都感到这一请求
存在着种种值得非议之处,因此并不表示赞同。”清
政府又通过美国代办向三国公使提出可否“疏通本
国政府出售或租借适合长江上游行驶的炮舰,如果
可能的话,他们可以挂中国旗使用”;朱尔典向英国
政府转达了这一请求,并认为这一请求虽有“非同寻
常的性质”,但“如果到事态变得必须接受时再作考
虑,反倒被动”;格雷则指示可以考虑派炮舰“在紧急
的情况下保护英国臣民的安全”,但“并非一定采纳
租借炮舰给中国政府的建议,鉴于四川省目前的局
势,中国官员也并非一定得靠英国的军舰运送”,在
他看来,“采取这一步骤除会引起其他可能的异议
“
这是长沙暴动的重演,该暴动也是起因于铁路合同
的问题。”“我们完全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四川领
[1]46
事的行动实在是考虑欠周。”
然而,目睹保路风潮日益高涨的务谨顺依旧无
法释怀,对清政府的举措不力也有所抱怨。他于8
月31日再次电告朱尔典称:“在这次危机期间,外务
部发出的保护我们的命令形同一纸空文。总督最多
[1]46
只能保护他自己。”
月3日,朱尔典与奕劻举行会谈。奕劻告知:
9
“
四川总督已因对待保路运动的态度而受到朝廷的
申斥,并将负责保护在成都的外国人,端方已奉命立
即率部队从汉口出发,前往四川应付危机。政府已
表示将以宽大为怀的态度对待川路股东,并拨付二
百万两银子作为损失补偿金,但决不修正现有铁路
政策。”并表示:“对四川方面的任何让步,都将导致
湖南和广东提出类似的要求,这不光牵涉到废弃湖
广铁路借款合同的问题,而且将冒全局崩溃的风
险。”朱尔典提出从驻长江上游的英国炮舰中派出一
支分队“前往成都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奕劻否
定了这一建议,“认为这样做只能助长仇外心理”,并
保证“四川总督已从别省借调到足以维持秩序的军
[1]53ꢀ54
外,还可能马上激起具有排外倾向的运动” 。
这表明各国政府大体希望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
既不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保路运动而引火烧身,也
不希望同情地方而得罪中央政府。
重庆地方当局也曾有过请求各国军舰协防的意
图。9月14日,斯泰老向总税务司安格联报告,川
东道“已请求各国军舰在造反的人发动进攻时协助
保卫重庆”,而“各国军舰还不大愿意接受这一请
[1]47
队入川” 。
月5日,务谨顺又电告朱尔典,“端方仍按兵
9
[4]58
未动,关于他的动向尚无可靠消息”,建议“如果清政
求” 。在重庆出现反对铁路国有的示威活动后,
驻重庆的英、美、法、日四国领事曾通过函件“提请道
台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产业可能遭遇危险”,
要求道台“如果可能的话,禁止召开有关铁路问题的
公众集会和增加重庆现有人数极为不足的兵
府真的派兵入川,我们应事先撤离所有在川的外国
人”。次日,朱尔典回电宽慰说,清廷“已向四川总督
下达逮捕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的紧急命令,端方将
于明日出发”,“我已同法国和美国公使进行了商谈,
我们都怀疑眼下采取撤离外国侨民的步骤是否明
[2]194
员” 。各国领事此举即使属于干涉保路运动的
行为,也是出于保护侨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考虑。
同志军围攻成都,导致成渝之间一度交通阻塞,
电讯中断。无法及时获得外界可靠信息的各国公使
和领事们再次感到了形势的危急。朱尔典在9月
[1]47
智” 。
不过,最终通知英领事及时撤离侨民的不是英
国公使而是四川总督。务谨顺于9月7日电告朱尔
典,总督据外务部的指示于9月6日晚告知他,“若
有外侨希望去重庆或宜昌,可以即行动身,他将提供 14日的电稿中说,根据重庆领事从川东道获悉的情
20
谢
放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报,“成都的局势已变得危急起来。数以千万计的暴
民包围了这座城池,清军和城外暴民们在城墙上的
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军队蒙受了严重伤亡,但仍不
能击退暴民。所有通往这座城市的道路都已落入暴
民手中。照此下去,城中很可能出现断粮危机。领
事已通知所有在四川各郊县的传教士,在情况变得
更加严重之前,他们应去就近的安全之处躲
乱”的各种传闻已经在上海“引起了一场轰动”。9
月22日,他在写给法国外长塞尔夫的信中指出:“如
果说大多数报刊还没有公开声明自己的倾向,从它
们的文章中却能容易地看出它们在暗暗祝愿包围成
都的民众集团取得成功。”并认为有关民军战果的消
息,多是革命党人通过报界故意宣扬的“假新闻”,目
的是为“掀起叛乱活动”制造舆论。他说:“上海报界
一贯地大搞假新闻,这一回又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
及。它们已多次宣布攻陷四川省府、总督及其全家
和主要官员被杀、官兵哗变、端方大人在宜昌遇刺等
等。毫无疑问,这种种谎言都是革命党人有步骤地
宣扬出来的,他们恨不得在这里那里引起别的混乱,
[1]53
避” 。有意思的是,来自重庆的消息对成都危局
的估计十分严重,而直接来自成都的消息反倒没有
那么可怕。9月17日,朱尔典终于收到务谨顺9月
11日从成都发来的电报,“内中报告,成都城内的一
些店铺已开门营业;城墙以内再也没有发生新的战
斗,只是城外还时有遭遇战发生;外国人没有受到任
[
浑水摸鱼,可以掀起叛乱活动。”
2]201
这位领事将“假
[
1]60
何攻击” 。
实际上,引起外国人士惊慌的还不是已经发生
新闻”完全归于革命党人的有意为之,是言之有据还
是无端猜测,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新闻
不论是真是假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四川骚乱”的
社会影响,也引起了一些中外人士的惊慌。
的暴动,而是四处流传的谣言。
还在“成都血案”发生之前,据斯泰老8月31日
的观察,重庆已经是“谣言着魔似地遍地飞传,说是
然而,外国人士努力从多方面获悉的确切信息
却表明,从罢市抗税到民军举义期间,虽然参与的会
党和民众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却绝少发生令外国人
士担忧的排外行为。
[5]301
成都的新军叛变了,一切教会建筑都破坏了” 。
传教士泰克曼报告说:“我于9月11日从山区抵达
灌县,该处流行着最荒诞无稽的谣言,其中有的说,
省城已在起事者手中,赵尔丰总督的首级悬挂在城
据务谨顺收集的部分州县9月上旬的信息,说
明当地保路同志会曾主动向外国人士表示友善的态
度。如9月2日新都来信:“本地有势力的士绅会见
了汉密尔顿先生,向他保证说,他没有危险。该城现
由地方民团驻守。本地人大都是保路同志会的成
员。首领们宣称,他们的意图是爱好和平的。”9月5
日灌县来信:“此地发生一次骚乱,巡警局、厘金局和
茶务学堂都在骚乱期间遭到破坏,但教堂未受攻击,
传教士把他们的幸免归之于本地居民的善意。”9月
[6]27
墙上。” 务谨顺收集的9月12日德阳来信说:“城
内人心极为动摇,有人主张开战。各种无稽的谣言
很流行,比方说,官吏已将该省割让给英国人,作为
[6]33
铁路借款的抵押。” 内江法国传教士皮亚尔在9
月13日的信中写道:“谣言十分厉害,甚至有人贴标
语号召百姓处死欧洲人。我很想弄到一张标语样
品,可是直到现在我尚未能得到。昨天,从乡间来的
教徒对我说,乡场里的谣言比城里更坏,人们总是说
[5]250
毁坏了教堂。” 9月24日,皮亚尔又写道:“谣言 6日中江来信:“9月3日发生骚乱,但未波及教
[
6]32ꢀ33
不断地发生。总是说要来攻击我们,这样的话我们
已开始习惯了。先说可能是9月14日,然后又贴标
语说9月20日来攻打这个地方。”“我见过从各个教
会。”
犍为的法国传教士沙班在9月9日致信
叙南教区主教法约尔说:当地9月6日实行罢市,次
日开会明确宣布罢市“是一件与‘洋人’毫无关系的
[5]250ꢀ251
[5]275
点来的教徒,各处都是老一套,多是谣言。”
事情,绝对不能触犯天主堂和教士等” 。
大概太多的离奇谣言已经使皮亚尔不胜其烦,便在
10月8日的信中感叹道:“这里显得很安宁,可是城
乡流传着稀奇古怪的谣言。传闻越是愚蠢,越是为
中国人所相信。人们就是这样异口同声地说,赵尔
斯泰老在10月13日的信中还特别说明同志军
对外国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叛党在占领的地方都
下令保护教堂,叛党领导人并发给教士通行证,准许
[4]61
他们安全通行。” 他又在10月20日的信中指出:
丰的军队要杀光所有的四川人。就是教徒也相信这 “到现在为止,四川的叛乱还是控制得很好,没有发
[5]250ꢀ251
[4]62
些。对他们的受骗,我真是万分悲痛。”
生任何排外运动。” 11月2日,法国天主教川东
法国驻上海领事喇伯第还特别观察到“四川骚
教区主教马克也致信叙南教区主教法约尔申明:“一
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直到现在,反叛者都照顾欧洲人和教会,据我所知,
我们有教士在他们的统治下,没有一个受到虐待
神父在他的报上登载,重庆英国领事宣称,以此代替
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赶快平息四川的反
[
5]317
[5]318
的。”
一场反对清政府将路权“出卖”给列强而带有民
叛,英国就要进行干涉。”
当然,这些向清政府发
出的警告,由于只是传教士的转述并在教会报纸上
公开宣示,不排除其有担心发生反洋教暴动而借公
使领事的名义向地方官员和民众发出威慑信号的意
图。
族主义色彩的保路运动,竟然没有引发任何排外事
件,不得不让外国人士感到既意外又惊讶。正如斐
格在10月9日致法国外交部长信中所指出:“迄今
为止还没见到有任何排外的表现。这是这场骚动的
一个特点。正因为叛乱分子用来为造反行动辩护的
理由是外国人参与了铁路国有,因此这个特点更令
人惊讶。外国人本来仿佛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
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来源具有职业敏感度的
英国记者莫理循则认为,所谓的危急局势实际上是
被重庆英领事和中国官方夸大了,因而大可不必为
之惊恐。他在9月19日写给布拉姆的信中说:“我
们似乎又一次受到夸大其辞的中国官方报告的欺
骗。中国人言过其实的习惯真是根深蒂固。上星期
四我曾为你准备一篇报道,指出来自重庆和其他长
[2]206
者。”
当立宪派一再宣传“文明争路”时,外国人士却
一再担心会发生“民间暴动”,大概保路运动反对“出
卖”路权的宣传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9]753
江沿岸各地的报告言过其实到何种地步。” 9月
当“民间暴动”真的发生之后,外国人士才发现暴动 25日,在写给巴恩斯的信中,他又说:“最近一些日
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清政府。正如天主教川东教区主
教马克于11月2日所指出:“我认为这显然是反对
王朝的革命,而且越来越清楚现今的王朝不能幸
子以来,因四川传来非常惊人的报告,我们在北京十
分激动。我们驻重庆领事发出的荒唐而夸大的消
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和成都的电讯中断后,东方
式的臆想充分发挥了作用。有生以来,再没有见过
比颂扬赵尔丰平定叛乱的英雄行为的文告更言过其
实的了。而事实则是:二千名徒手的、头脑简单的乡
民,抗议五名护路同盟成员被捕而在衙门前示威时,
此公吓得不知所措。而来自成都平原的战报竟说:
叛乱者数以万计,被歼者数以千计,俘获的数十门大
炮被拉到一座无名高地。难道你听过比这离奇的消
息吗?难道什么战果能与这样引人注目的赫赫战功
相比?甚至连攻占旅顺口203高地的战功也不能与
之比拟!我对整个事情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我上了
当,曾说局势十分严重。但我内心里并不相信事情
[5]317
免。”
这就使他们不得不保持“中立”。从这一点
来说,革命派提倡实行“文明革命”以避免列强干涉
的策略,确有其实际效果和成功之处,过去指责这种
策略是“对帝国主义妥协”的说法自然值得商榷。
当然,个别外国人士因某种偶然因素受到一定
骚扰也在所难免,但仅是个别案例。如9月19日务
谨顺向朱尔典报告:“美国圣公会的曼里先生于本月
日或4日前后在该处(隆昌)受到攻击。就我所
4
知,此事是外国人受骚扰的唯一事例。”而受到攻击
的情形也仅是“曼里先生在经过隆昌城的时候,遭到
一伙人的咒骂,他力图提出抗议,但由于那伙人变得
更加蛮横无理,他在那些赶到街上来的警察和官吏
[9]756
真有这样严重。”
莫理循的说法是否接近事实真相,或许还可以
[6]31ꢀ32
们的帮助下逃走了” 。
同时,也有部分外国人士出于对危局的严重估
计而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尽快平息叛乱。10月26
日,斯泰老在信中透露:“重庆的报纸开始把外国列
强卷入于当前局势中了。有一家天主教会主编的中
文报纸登载一项消息说,英国公使已威胁外务部说,
除非四川的叛乱立即镇压下去,否则英国将从印度
进一步考析。但至少提示我们:就同志军围攻成都
这一具体历史事件而言,似不宜轻易相信重庆英领
事尤其是清朝官员的说法(英领事获悉的成都危局
信息实际来自于川东道);就四川保路运动研究方法
而言,不论是中文史料还是外文史料,都需要结合历
史语境,相互参照,认真辨析,才有利于进一步揭示
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相。
[4]63
派兵去。其他中文报纸转载了这项消息。” 11月
日
,法国天主教川东教区主教马克也说:“古尔东
8
22
谢
放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注释:
①
②
为了反映这些观察和反应是否“即时”,本文将尽量注明所引书信、电稿、报告的写作或收发时间。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7ꢀ188页收入了此文,但将文中前言部分删去,标题改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对讲演员在
各州县讲演的限制》。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198ꢀ199页据《保路同志会报告》原件收入了此文全
文,并指出戴书删去前言之不当,但未说明此文是原刊于《成都日报》的王人文文告。
③
《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7册收入的法国外交部档案多是与法国公使和领事有关的函电、文件,但收入的《每月汇报》原资料
没有注明作者系何人。《每月汇报》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初步判断似为一位在重庆的法国人。从文中说的“这座城市的四名
领事(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领事们曾请求道台增加在重庆的兵员”等语来看,似置身于领事之外,其作者系何人待考。
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0页。
④
⑤
被捕者除上述九人外,还有彭兰芬、王铭新二人,见《四川绅民易昌楫等劾举赵尔丰屠杀川民十大罪状致资政院说帖》,戴执
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242页。
⑥
“成都血案”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比较确切的统计为《辛亥年七月十五日被害姓名清单》(石印原件,收入戴执礼编《四川
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1133ꢀ1134页),系截至当年八月十五日(10月6日)止的登记,共26人,登记内容包括姓名、
籍贯、住所、年龄、职业、死亡日期、地点、伤情及结报人。其中当场死于总督衙门者17人(其中2人伤情登记一栏填写为“未
见尸”),其余9人或在总督衙门受伤后死于他处,或在他处被打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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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册[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2]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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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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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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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