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6期
2
011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6
November,2011
“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
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赵国壮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辛亥革命前后,在其他重要产糖区糖业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情况下,四川糖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
展局面。其极度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开埠后川省土货的区域外市场扩大,市场的拉力驱动着省
内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作物专作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张力增
强,推动了川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二是政府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承续以及扶持糖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通过
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
复杂的原因,而未必都归于政治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四川糖业;重庆开埠;禁烟;经济惯性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024-08
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社会变革中,均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后,辛
1
亥革命的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的研究迅速地成为历史学中无可争议的显
①
学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研究对象及领域,均在不断的增加和拓展。如果从解读角度来看,学界
已由政治史、革命史、英雄人物史及事件史等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从注重其在宏观政治层面上
影响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其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探讨。近年来,该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学界开始运用记忆史
②
视角来分析政府及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及诠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史研究视角出发,以四川
糖业发展为例,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极度繁荣的原因,诠释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之间的背离,希望为辛亥
革命的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一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的极度繁荣
糖分甘蔗糖及甜菜糖两种。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可以追溯到唐代,而甜菜糖的历史则较短,是
③
在近代由国外引进而来。中国甘蔗糖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其中又以广
[1]431
东、福建及四川等地为重要产糖区 。
近世以来,川省植蔗的历史当追溯到1716年,是年福建人曾达一从家乡带来蔗种,使一度中断的植蔗制
糖又恢复起来,之后,甘蔗逐渐成为四川盆地重要的商品作物之一。据《简州志》记载,在乾隆年间,简阳一
[2]
带,“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其品甚多,糖霜谱不能尽纪” 。又据《内江县志要》记载,在嘉庆、
道光年间,内江县所属沱江沿岸居民,“尤以艺蔗为务”,“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种蔗利润极为丰厚,“其
收稿日期:2011-06-20
作者简介:赵国壮(1980—),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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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壮“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3]29
壅资工值十倍于平农” 。
近代以来,川省植蔗范围已越出沱江流域,顺着河流的走向向川东、川南地区发展,比如长江、沱江、嘉陵
江、岷江、渠江等江河两岸均为蔗糖产区。辛亥革命前后,川省糖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发展高峰
可以从川省沱江流域糖业经济发展情况中得到很好的诠释。辛亥革命前后,该区域甘蔗种植面积达全川蔗
田总面积的70%,沱江河两岸30里尽为蔗田,从事甘蔗种植的蔗农在总农民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内
[4]73
江,农民人数约50万,蔗农约30万,占农民总数之60% ;并且农家保有较高的植蔗率,“每户农家的平均
[5]第四章,1ꢀ2
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高达60.20%、57.50%”
。沱江流域以其植蔗面积、糖
品产量、制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川省最富盛名的产糖区域。而作为该流域的糖业重镇———内江,仅其
一县的糖品产量在此时就超过亿斤。据1919年日本糖业专家河野信次赴各省的实地调查,该年四川的糖产
[4]4
为180万公担 ,根据当时内江植蔗面积与全川植蔗面积的比率约为1:3来推算(按:据隗瀛涛研究,清末
民初,内江植蔗面积约为20万亩,全川植蔗面积60ꢀ70万亩),内江这一时期的糖产为1.188亿斤,这是最
早的统计数字。之后,据张肖梅调查,“内江糖业之极盛时代,当推清末民初,每年产糖清达1亿斤以上,白糖
2,400万斤以上,桔糖3,600万斤以上,水糖2,500万斤以上,冰糖400万斤以上,煮货300万斤以上,糖房
[6]T117
1
,200
家以上,漏棚1,000家以上,诚可谓极一时之盛” 。对此时内江糖业繁荣发展情况,学界均持肯定
[7]40ꢀ41
态度。隗瀛涛认为,这一时期内江产糖为0.89亿斤 ;邹作圣在对几组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此
[8]282
时内江产糖为1.25亿斤 ;陈栋梁、李明生认为,1911年内江产蔗11.98亿斤(按10斤蔗1斤糖的比率来
[
9]10
[10]137ꢀ164
算,该年产糖为1.198亿斤),1919年产糖1.26亿斤 ;陈祥云赞同隗瀛涛的看法 。综合以上各家
观点,以沱江流域为代表的四川糖业在此时正处于高度发展时期。
然而,国内其他重要产糖区,如沿海产糖大省广东及福建,长江中游重要产糖省份江西,在此时均呈现出
④
一片衰退之象。潮汕地区是广东省内的重要产糖区域,自1858年汕头开埠之后,该区域糖业有较快的发
展,而1903年后从汕头输出糖额顿形减少,1905年输出糖品804,398担,较之1896年的1,327,085担减少
[1]447,519
了522,687担;汕糖不仅失去其第一输出地北清市场,而且又失去了香港及欧洲市场 。又如厦门,“糖
则以漳(州)所产之白糖、红糖,在光绪年畅销于天津、牛庄,间亦有运销新加坡等处,迨后,洋糖起而角逐,遂
[11]389
日萎缩,今则本市反有洋糖进口矣” 。
⑤
不可否认,从受洋糖侵逼的程度来看,内陆川省糖业所承受的压力明显小于沿海地区的糖业。不过,
这也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反差。那么,该流域糖业极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学界对这些原因有
过一定的探讨。例如:王笛认为,清代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使更多的商品粮投向市场,而且一些地
[12]147ꢀ150
区也出现了棉、桑、蔗、烟、茶、果等专业种植区,逐步形成了初级的区域间生产分工
;刘志英则强调
[13]6,7
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及政治条件等因素在糖业发展中的作用 ;陈祥云把上述原因细化为气候、土壤,植
[10]
蔗比较利益的驱动,洋纱销售内江的影响及政府禁烟之政等几个方面 。本文在已有分析基础上,将这些
因素进一步深化,并试着从“经济惯性”及“政策承续”角度去概括之。
二
“经济惯性”———重庆开埠后川省经济持续发展
从革故鼎新的政治表层来看,辛亥巨变,民国肇造,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断裂”。而以革命直接
⑥
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则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前者是从政治史角度来肯定辛亥革
命在推翻清王朝及建立民国中的地位,后者则从社会史视角指出辛亥革命并未引起革命前后社会的巨大变
化。政治史重“变”,社会史着力描述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不变”,有学者主张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
来,强调两者都存在仅以若干地区、民众为观察点而不能全面反映史实之失,从事不同方面研究的学者均要
[14]
正视其短,应将两种研究视角融为一体 。这些讨论从深层或者实质上说仍是对革命本身定性问题的讨
论。本文并不回避这一争论,而是运用实证分析来作出应有的回应,强调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背离。
辛亥革命爆发后,川省响应革命号召,成立反清革命政府,开始与清政府决裂。之后,因护国、护法战争,
滇、黔军队进驻四川,川省遂于1916年进入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至此,川省政治与前清政治发生了较大
的“断裂”。不过,与政治层面上的较大“断裂”不同,经济层面却表现出较大的惯性,这一惯性主要体现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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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庆开埠后川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上。
1891年的重庆开埠,对川省进出口贸易格局及土货出口的幅度均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就进出口贸易
格局而言,开埠之前,川省土货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输出商品以粮食、食盐为大宗,与江浙、湖广等地的原
棉、土布及手工业品交易,即土货与广货的交换;开埠之后,在输出的商品中,粮、盐让位于生丝、猪鬃、桐油、
[15]
夏布、药材等农副产品,进口则以洋纱、洋布为大宗,形成了土货与洋货的交易 。其次,从土货出口的幅度
来看,开埠之后,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态势。在开埠后的1892ꢀ1901年这头十年里,猪鬃出口值增长了
倍左右
、铅增加了8倍、白蜡增长了23%、羊毛增长了61%、青麻增长了34%;蚕丝本为川省土产输出的大
2
宗,在这一时期全省蚕丝年平均产值约为350万两,输出量占到半数。四川土货在重庆开埠后30年的出口
价值如下表所示。
1
892ꢀ1921年30年间四川土货出口价值对照表(单位:海关两)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2
,604,5003,135,7763,413,9003,521,5633,556,3874,325,7133,693,5104,610,8223,398,0084,837,178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8
,639,0928,276,79610,952,02811,169,25610,892,12611,079,93612,990,09814,177,15815,490,97410,069,575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
1,078,50712,132,62213,859,18816,537,26017,803,4115,018,52514,872,62916,666,04212,554,79714,480,110
资料来源:根据张学君、张莉红合著《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8页)及周勇、刘景修合
著《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505页)两本著作中的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表来看,头十年从重庆关输出货物的总值(鸦片除外)总体呈大幅度增长趋势,1901年比1892年增
长了85.7%;在1902ꢀ1911年第二个十年里,土货出口仍处于快速增加态势(包括鸦片),并于1904年突破
千万大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十年里,川省土货出口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出口总值仍与革命前持平,均有千
万海关两数值。
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刺激了省内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蔴、罂
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桐油业、制糖业,均
处于快速扩张阶段。
例如蚕桑业,川省温和的气候及肥沃的土质颇适宜种桑,川北、川东、川南均为重要的产桑区域,其中又
以川北一带最为兴盛,其产量几乎占了全省产量的1/3。19世纪中叶,四川蚕丝生产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
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的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70年代以后,川省蚕
丝进入国际市场,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
一个热门;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涌现了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或作坊)的新式缫丝企
业,其中较大者如1902年由陈宛溪创立的三台县裨农丝厂、1906年由重庆花纱布商人王静海创立的三台县
永靖丝厂,这些缫丝工厂均采用新式缫丝技术,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缫丝工人,均能制
出高质量生丝;此外,1900年由合川举人张森楷倡议开办的四川蚕桑公社,旨在劝事农桑、改良缫丝技术,随
[16]113ꢀ117
后张的主张及业绩受到清政府的表彰和支持,在政令的推动下,20世纪初四川种桑育蚕蔚然成风
。
与1891ꢀ18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价值888,933海关两相比,到1911ꢀ1915年间,川省年平均出口生丝价
[7]42
值3,707,792海关两。在生丝出口效益的刺激下,农村蚕桑业在清末民初出现了空前兴旺局面 ,嘉陵江
[17]206
上的南充逐渐成为川北产制丝织品的中心 。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不应求,与1891年生丝出
[17]205
口13,154担相比,1914年川省生丝出口达32,242担,增长了145% 。
再如川省桐油业,其历史较早,分布也较广,产区遍及长江、乌江及嘉陵江等三江流域的62个县,“其中
[18]8
尤以长江流域之下川东云阳、奉节、开县、万县、忠县等地为最盛,乌江流域各县次之” 。在重庆开埠之
[19]148
前,桐油产量很少,且川省人民对桐油用途的认识也极为浅薄,“仅充油船、油篾及点灯等用” 。1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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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壮“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以后,桐油干燥性强的特点被发现,迅速成为亚麻仁油的替代品,受到工业化国家的青睐。重庆开埠之后,它
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万县逐渐发展为四川桐油生产及集散的中心,省
[19]148
内70%的桐油由该县集散。一战期间,四川桐油销售达到了第一个销售旺盛期 。
在出口贸易格局变化及土货出口幅度持续增长的刺激下,川省内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即区域间分工
进一步深化及协作程度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省内出现了
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例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
及鸦片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蔴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这些专作区在分工
经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作。从糖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域间协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
反映。
首先,蚕桑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沱江流域的糖品销售。糖品作为熬夜的提神剂而被蚕农大量食用,蚕
农成为重要的糖品消费群体,“在蚕丝业未衰落前,川北、川东、川南一带之养蚕农家,因通夜工作,容易疲劳,
[5]第七章,2
多吃糖兴奋精神,故每年消耗为数不少” 。就沱江流域各种糖品的外销比例来看,川东北的嘉陵江流
[4]57ꢀ58
域是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内江约15%白冰糖、20%红糖销往嘉陵江沿岸各县 ;简阳约20%白糖及
0%红糖销往遂宁,再由该县转销嘉陵江上游地区;资中约60%白、红、冰糖销往长江与嘉陵江沿
2
[4]126,114ꢀ115
岸
。
其次,川东桐油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糖业的发展。榨过油的桐子饼不能食用,但为很好的农田肥料,这
是该业与其他行业进行协作的重要砝码之一。在多年种植后,蔗田地力耗费较大,施肥成为农户增加蔗田产
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每种肥料对于甘蔗生长有着不同的效果,“草木灰为钾肥,人粪尿、猪粪为氮肥,菜
油枯其主要成分亦为氮肥,但亦含少许磷酸。草木灰促进蔗茎之生长,人粪尿及猪粪促进生长发育……菜油
[20]
枯能增高蔗茎之糖分,尤其在肥沃土壤中,有显著之效果” ,所以,油枯是提高甘蔗含糖分的重要保障,是
蔗农肥田不可缺少的肥料(这也不排除部分蔗农过于贫困而无力购买油枯)。据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调查,抗
战前沱江流域每亩蔗田施用肥料的数量为“普通用油饼70斤,人畜粪尿30担,草木灰约1担,其造价为4.3
[5]第二章,13
元”
。蔗田生产对油枯的需要,促成了沱江流域与川东的榨油业、桐油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油菜与
桐油之来源地多为糖的重要销售地或转口地,故油与糖的集散大致成对流的现象,因而菜油的经营多由外销
[21]98
糖商兼理,商业资金的运用随多便利,故糖与油的运销关系甚为密切” 。资中外庄业“往外埠买货时,多
[4]87ꢀ88
附带办糖而去,一方卖糖,一方采购本地所需之物品,一来一往均可获利” 。
再次,洋货的输入也对糖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辛亥革命前夕,川省输入的商品中棉纱(以洋
[7]90
纱为主)占第一位,约1000万海关两,输出商品中鸦片占第一位,约1200万海关两 。川省商品市场的扩
大及对外贸易平衡的维持是建立在棉纱输入和鸦片输出的基础之上。不过,并非如传统自然经济瓦解论所
认为的那样,洋货的入侵给自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洋货输入总量中具首要地位的棉纺织品对川省
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并不大。一方面,洋布的销售数量很少,且又仅局限于一些大城市的中产者;另一方面,
作为这一时期输入四川的最大商品———棉纱,它不仅未能肢解川省农村“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大批
⑦
小手工业者及农民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反而使农业与手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结合。开埠之前,川省
土布业因棉花不足,每年需从湖北、陕西两省输入大量棉花;开埠之后,物美价廉的洋纱输入,解决了土布业
在纺纱环节上的瓶颈问题,反而刺激了土布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又带动了土货与洋货之间的大量交
易。20世纪30年代前,从事洋纱贸易的洋行买办,在内江安庄、设号,收购沱江流域土货,如皮毛、猪鬃、牛
胶、五倍子等,较大的商号有德大丰、庆丰元、天赐生等;这些买办,凭借雄厚的资财和对长江下游商贸熟悉的
[22]123
优势,垄断了外销两湖的整个桔糖销售 。
总之,重庆开埠后,无论是传统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新兴的桐油业、山货业,均处于持续的快速发展过
程中,因此,以它们为代表的川省经济在辛亥革命前后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未中断
这一发展趋势,而经济发展中的惯性反而推动川省各业持续向前发展。不过,这一“惯性”持续的时间有限,
随着防区制的形成而渐渐减弱,且这仅能解释辛亥革命前后糖业发展未曾中断或持续向前发展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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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而要完整地回答这一极度繁荣局面形成的原因,还要从政策利好方面去进一步分析。
三
“政策承继”———政府政策利好方面的承续
辛亥革命爆发引起的政权更迭,带来了新一轮的革故鼎新。不过,从遗产继承角度来看,民国政府继承
了清王朝绝大部分的遗产,如疆土承继、制度延续等方面。就糖业发展而言,本节主要从禁烟之政所带来的
利好及糖业政策的承继两方面来分析糖业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是清末川省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近代川省的鸦片生产,始于清政府为筹集镇压李永和、蓝朝
鼎起义和石达开太平军的“团练”军饷。1857年,政府正式对包括鸦片在内的土药、土货抽收厘金,鸦片成为
合法商品。农户选择种植鸦片,不仅与政府财政政策的外在推力有关,而且也与人地矛盾的压力及比较利益
下的诱惑力有关。辛亥革命前,四川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地矛盾非常紧张。全国人均耕
[23]7ꢀ8
地面积约3.95亩,而同时期的四川人均耕地面积仅约为1.81亩 。人均耕地的不足,直接导致生产的
粮食不足农户家庭所需,农户在以工补农之外,必须广种经济作物。种植鸦片的平均收益远高于粮食作物及
其他经济作物,据重庆海关调查,种植鸦片的平均收益比种植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高出80%,比栽培玉
米、豆类多出大约2.3ꢀ3.9倍。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川省农户放弃粮食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改
种鸦片。在1869年,鸦片在四川物产中已名列前茅,自此以后,川东各县,特别是重庆与万县之间的涪州、忠
州、丰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绥定、东乡、巴县等地成为鸦片的主要产区。同时,鸦片的产区也逐步
扩展到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大足、遂宁、徐州、永宁等地,如资中县“自罂粟籽重入境,利获数倍,于是争趋
[16]55
如鹜,稻麦逐渐歉收” 。高额的货币收益,刺激农户扩大鸦片种植,到光绪末年,四川省内已有140余州
[24]
县种植鸦片,其种植面积约为35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68%,年平均产量为12.74万担 。
随着鸦片的长期泛滥,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愈加严重,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06年全国禁烟运
动高涨,清政府发布上谕,以十年为期根除烟弊。四川总督锡良严格执行中央禁烟明诏,于省城设立戒烟总
局,派署盐茶道沈秉堃,候补道林怡游、周善培充当该局总办,专任筹划戒烟之责。在禁止农户种植鸦片的同
时,也从限制买方消费入手来禁烟,不仅规定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初一日起,勒限至三月底止,一律
[25]2
停收烟灯捐,至六月底止,将各属城乡大小烟馆陆续禁止,一律闭歇” ;而且要求吸食鸦片的官员,于六个
月内戒断,“以为矜式”,且“覆验不虚,方准照旧供职”,如果隐瞒不实,则“一经查实,本部堂定行遵章奏
[26]3
参” 。但是,骤然禁烟,也有较大的实际困难。“禁之太骤,厘税突然短少,不独协济外省之700余万两愈
难筹措,即本省各项新政亦将无力推行”,且“一旦禁民种烟,农家既少此项岁收,即不可不另谋他项生
[27]8
产” 。可以看出,鸦片种植已经契入川省的农业种植结构中,烟税也成为政府税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
⑧
分。但是,“若狃于十年从容递减,恐人心怠缓”,川督赵尔巽将十年禁绝缩短为两年,1911年种烟禁绝。为
[28]1
了弥补农户家庭收入的不足,政府一方面劝事种桑养蚕,另一方面又鼓励种植杂粮 。
在沱江流域一带,在植蔗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斗米斤糖”的农谚道破植蔗制糖的最大秘密)之下,农户则
把之前种植鸦片的田土用来种植甘蔗。农户这样的选择,既与该流域自然条件、植蔗传统有关,也与该流域
的租佃制度、糖业习俗有关。就该流域土地占有关系而言,佃农及半自耕农的比重非常大,在土地租佃过程
中存在了一种“预租”制度,即先交纳地租,才能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农户要获得土地使用权,
就必须提前弄得一大笔资金来缴付“预租”。在农村金融枯竭之窘况下,农户弄得一大笔现金实属不易,而糖
业中的“预买预卖”风俗恰好能够满足农户对大笔资金的需求,于是他们将腾出之地尽种甘蔗。就沱江流域
的糖业而言,蔗农家庭有“卖青山”及“预糖”两种卖预货方式来融通资金。“卖青山”,即蔗农将未收获之甘
蔗,于前一年冬或当年春季预卖于糖房。这种情形,在下河地区较为普遍,内江、富顺、隆昌、泸县的蔗农多以
“卖青山”形式处理掉自家产品,“内江蔗农多是未在甘蔗下种前,估计自己种蔗土之面积,能产若干甘蔗,预
[29]62
先售卖,谓之‘青山’” 。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对内江东兴镇127家蔗农经济调查显示,“计卖青山者,占
[30]132
90%以上”
。隆昌、富顺两县,“甘蔗未成熟时或未下种时,蔗农向糖房预卖,估计土之多寡,能产若干,
[29]36
由中人担保售卖,议定蔗价” 。“预卖糖”这一方式多盛行于简阳、三星场、资阳王二溪、资中等地方。这
些地方的蔗农用产糖量来计算甘蔗栽培的面积,普通情况是能产一千斤糖清或水糖的面积约等于一万土(2
28
赵国壮“经济惯性”与“政策承续”: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极度繁荣的原因新释
亩),然后,据估算的蔗田面积,蔗农再将他们所栽培甘蔗的应得糖量预卖糖房或糖商。
清末政府实施禁烟政策,使沱江流域农户失去了挣得一笔现金的机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下,农户把
甘蔗作为鸦片的替代品来种植。1911年,沱江流域鸦片种植的禁绝,成为了推动该流域糖业极度繁荣的关
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扶植糖业发展政策的承续。辛亥革命前,晚清政府已着意扶植糖业发展。早在1898年,
户部已在“议复各省自辟利源折”中强调“若合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素常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
[31]1564
岁增之利无算” 。20世纪初年,在洋糖进口日盛、国糖式微的情况下,商部章京廖世伦拟呈本部种蔗制
糖各试验场、制糖讲习所、改良旧式糖厂、提倡新式糖厂、上海宜设精制糖厂、试制芦粟糖、试种西洋萝葡等条
[32]1ꢀ6
陈八则,以求振兴糖业 。商部采纳了廖的振兴糖业条陈,随后札文天津总商会劝导糖商种蔗制糖并设
法改良,“行札到该商会,即便转知各糖商详细劝导、体察地方情形,设法改良并随时呈报本部,如有应行保护
[33]20
之处,本部自应力与维持,以图进步而辟利源” 。
909年
,
商务局对川糖提净方法进行试验,结果较为理想。在试验结果的激励下,川督赵尔巽积极提倡
1
改良糖业技术,不过鉴于“商人狃于成法,惮于投资”,而主张在糖捐项下“提银二万移交劝业道”,从事糖业改
良事项。同时,又考虑到资中、内江为产糖重镇,“应由糖捐局资州、内江地方官会同劝令各糖户,派遣聪敏子
弟,送日本及台湾制糖厂学习,以为学成自立,不假外材之计”,“学习调查之费,均在糖捐项下详明拨
[34]7ꢀ8
[5]第一章,44
给” 。随后又派郑澍辉等4人去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革命而罢 。
[35]1
910年10月1日,
省府在资州城内开设精糖公司筹备处,劝谕绅民纳捐办公司 。12月19日,川督奏请
1
设糖务局,提议由糖务局总领糖业改良的各种事项,如“调查本省蔗糖情形,选购闽、粤、南洋及台湾各处蔗
[36]7
苗,设场试验,开会品评,并选聘技师、招生见习,以为改良基础” 。
[37]225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及北京政府农商部起初对实业的发展确实是比较重视的 。袁世凯在以临时大
总统身份发布《修订各项经济法规以利实业发达令》时,首先声明要继承前清的制度遗产,“凡关于保护兴业
[38]15
各法令,业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布令概行适用,次第施行” 。农商部为
录送整顿糖业办法暨批令事致鲁、豫、桂、黔、鄂、滇、湘、晋、闽、直(隶)、赣、奉(天)、吉、黑、川、粤、浙、皖、苏等
省巡按使及京兆尹咨文,强调“现在欧洲多事,世界重要产糖地方大受其影响,振兴糖业实以此时为难得可贵
[38]257ꢀ258
之机会”,要求对糖业进行整顿,“而整顿方法,尤以定区域、行检查二事为切要之图”
。1914年,农商
部为《农商公报》撰写的《中国南部之糖业稿》,就中国南部糖业产制状况作详细介绍的同时,也呼吁“现今欲
[38]258ꢀ262
设大规模制造工厂,亦颇困难,惟若设百吨程度之改良糖厂,则应不难成立也”
。同年,民国政府对
制糖公司颁布了五厘保息条例,对甜菜种植颁布了每亩补助甜菜种银一角、肥料银一角之条例,后因战端骤
起而未加实施。1918年,川省政府委派伍所南、廖享九赴日本购买制糖机械,当时已买回大批制糖机,并运
[5]第一章,44
到宜昌,但由于交通不便,返川者仅最小三轮榨蔗机一部
。
从前后扶植糖业发展的政策来看,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在涉及到国家财赋来源、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等重大利益攸关问题时,其宏观政策是具有相似性及连贯性的,糖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也就得益于这些政策的承续性。
四
结语
通过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
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原因,而未必归于政治上的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
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经济成长理论来看,这一时期蔗糖经济的发展是介
于广泛性增长和斯密型增长两种模式之间,其经济总量的增长一方面在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动,另一方
面,也是主要方面,在于同类种植农户的增加。
在这一时期,沱江流域的糖业以及川北地区的蚕丝业、川东地区的桐油业等行业均处于高度发展状态,
即使受到洋布冲击的四川土布业,也因借助洋纱的力量而触底反弹。同时,又涌现出一批与旧有的资本主义
萌芽割断了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新式企业,如火柴业、采矿业等。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它们在
2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时处于共同发展状态,在发展的同时,它们之间也相互促进,使区域内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最后,本文的归因分析,也从两个层面上回应了学界对清末民初中国糖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其一,在讨
论这一时期糖业衰退时,学界倾向立足区域研究而概括整个糖业,认为此时中国整个糖业处于衰败状态,而
本文的分析则强调,此时川省蔗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3,且处于高度繁荣时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界定
这一时期中国糖业的发展状况。其二,学者们列出的“衰退”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方面:一是蔗糖业自身的困
境,如制糖技术落后导致产能低下、糖质低劣,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租佃关系及借贷关系)束缚糖业生
产力的发展;二是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如政府对蔗糖业的榨取远大于扶持,洋糖的冲击愈演愈烈。而本文的
归因分析则诠释了区域经济结构的内聚力在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则是值得我
们予以充分认识与肯定的。
注释:
①
②
参见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的三十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严昌洪《20世
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章开沅、田彤《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浙江社会科
学》2010年第9期。
参见朱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辛亥革
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近代工商界与“辛亥”记忆的再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刘伟、张佩佩《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刘伟、潘大
礼《辛亥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郭辉、罗福
惠《民国商家对辛亥革命的特殊纪念———“双十节”广告与“广告”双十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周游《抗战
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节”纪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论著。
③
据季羡林搜罗的清代史书、杂记、方志等史料记载看,清代植蔗地区为湖南,湖北,江东,江苏,浙江的杭州府、宁波府、绍兴
府、金华府、台州府、严州府及处州府,河南的汝南、郾城及许昌,福建的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建宁府、邵武府、汀
州府、福宁府及永春州,广东的肇庆、潮州、番禺、东莞、增城、广州及佛山,广西浔州府,四川的成都府、潼川府、资州、绵州、保
宁府,台湾,江西的庐陵、广信府、饶州府、南安府及赣州府,云南的临安府,安徽。参见季羡林著《糖史》上册,江西教育出版
社2009年版,第456-459页。
④
⑤
参见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12期;冷东《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
年第4期;胡刚《20世纪初闽南蔗糖业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张兆金《清末民国时
期洋糖冲击与赣南糖业应对措施分析》,《南昌高专学报》2010年第3期。
川省桔糖,其主要输出地为两湖地区,并以汉口为其集散中心,近年“川糖的销路大部分为外国糖所侵夺,今在汉口其量不
过2ꢀ3万桶”。参见间岛《天津、汉口、汕头ニ于ケル砂糖》,《通商彙纂》1910年5月6日第38号,商业,第10页;又见《领事
报告资料》マイクロ,MF12875-61-51。
⑥
⑦
⑧
参见章开沅、田彤《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
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参见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隗瀛涛等《辛亥革命与四川社
会》,第23-37页。
我不赞同鸦片种植加剧农业危机的观点(方骏《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
期),而应从经济作物种植角度来看待鸦片种植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鸦片种植在一定程度契入了近代农业商品化的种植
结构当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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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甘蔗试验场各县糖蔗产量及甘蔗生产情况调查(1936)[G].内江市档案馆:四川省农改所甘蔗试验场全宗,案卷号15-1-
6.
30]甘蔗实验场工作日报周报月报(1936.12-1937.11)[G].内江市档案馆:四川省农改所甘蔗试验全宗,案卷号15-1-17.
31]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户部议复各省自辟利源折[G]//中华文史丛书.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
32]廖世伦.振兴糖业议[J].商务官报,1906,(15):论丛.
33]商部札天津商务总会劝道糖商种蔗制糖设法改良文[J].北洋公牍类纂,1907,(21).
34]督宪札提公款改良糖业并饬劝令各糖户派遣聪明子弟数人送赴日本台湾制糖厂学习文[J].四川官报,1909,(11):公牍.
35]资州厘局兼糖捐分局白话告示[J].四川官报,1910,(28):演说.
36]本任督宪奏设糖务局片[J].四川官报,1911,(7):实业门.
37]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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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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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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