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6期
2
011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6
November,2011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
—
——宋代顶峰论献疑
张邦炜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
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为证明“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作者提出了宋代农民欢乐说、宋代妇女幸福说、宋代
官场廉洁说、宋代士大夫人格高尚说,并盛赞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高薪养廉、保障言论自由等政策,特别是君相互
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对于上述种种颇具颠覆性的论断,本文较全面地作了力所能及
的学术性商讨。
关键词:宋代;顶峰;献疑;美化;数据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130-14
一
“往前多走了一步”
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君子时代”;宋代社
会“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
的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
会”;其“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
可比拟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
判断颇具颠覆性。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
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
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
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
“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1]245
世。”
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乏同调。浏览网络,
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 “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
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
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
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
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
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
诩,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者,不计其
[2]416ꢀ423
[3]
际” 。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
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
一步就是谬误。”
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又有《梦回
[4]
宋朝》 的著作印行。《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
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 《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
①
[5]
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
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 、当
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
寡妇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
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只是愚意以为,
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
“大宋朝”。书中有关宋代的论述不无合理的内核,
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
收稿日期:2011-09-12
作者简介:张邦炜(1940ꢀ),男,四川江安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
130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
完美吗?
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
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
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
二
“没有‘量’,怎么‘计’”
[
16]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
这八朝的总和” 。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
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
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
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
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
[6]1
的10倍之多” ;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
[7]
GDP” 。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
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
[
8]20
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600美元 。
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
认同。吴承明认为:“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
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
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
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 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
[
9]
guestimate(
美俚语瞎猜)。” “他高估宋代的经济
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
[
10]
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 彭泽益“对麦迪森 “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
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
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
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
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
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
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
[11]
呢?”
“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的这句话
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
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 “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
[
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
14]225ꢀ227
这类有些
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
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
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
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
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
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
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
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
[8]18
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断言:“北宋疆土虽 “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 。再如作
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
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
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
部用煤的水平。”然而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
[12]
顷左右。” 《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
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赋税所不加
[13]4166
者十居其七” 。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
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多万顷。按一 《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
[17]7750
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
炭,无一家然薪者。”
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
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
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不到当代我国国
土面积的1/3。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
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以及其它一些零星史料,
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发生了一场燃料革命,并
以此作为宋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依据
1
[18]177ꢀ199
1
8亿亩
,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
之一
。然而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
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
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
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
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
问题。”严氏列举出若干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
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
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
[14]220
动” 。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
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
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
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
[
19]28ꢀ30
据。”
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
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
[15]820
矣” 。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77
[21]293
恰 ……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
刘攽
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
恰表明,南宋都城临安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无煤可
用,以致薪柴十分紧张。笔者当年虽然有所保留,毕
竟大致相信了宫崎之说。近年读到严氏之书,才恍
然大悟,宋代普遍用煤的结论是靠不住的。
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
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地
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
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
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
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作者断
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
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
三
“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
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
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
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
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
[20]485,492
[21]19
也。”
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
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
宋诗中这类
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
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
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
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
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
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
[23]卷36
“
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
新”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
[
24]2708
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
百姓哀叹:“王税何由
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
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备,所以有靖康之乱。”
[
认:“税赋太重。”
25]1714
[26]卷4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
备?”
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
[
21]
诗选注》 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
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
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
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
粟数钱无兵戎!”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
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
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
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
[27]卷4
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 ,宋代农民的
幸福指数并不高。
四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
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
[13]4340
园,岁以为常。”
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
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 “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
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 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并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
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
文移!”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 “保护”、“帮助”人民。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
[28]96
“
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
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
或许正是
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
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
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
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
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
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
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张咏《愍农》诗曰:
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
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
福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
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
[16]
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
养院等机构而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
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
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
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
题相当严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
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
[22]9
“
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 诗句难免
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
成果应当是事实。
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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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
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
[24]3127
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
一语。某些时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
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
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
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
[37]237
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 “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 。
宣和年间(1119ꢀ112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
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 “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
(
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
1
[25]2340
[38]2387
诸州建慈幼局” ,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
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者众” 。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
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
[
39]209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
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
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祐年间(1056
者” 。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
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
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
[33]119
)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
ꢀ1063
外” 。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丐者之长
[40]415
曰团头” 。
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
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
五
“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
29]卷43
而纳新棺” 。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是个有争议的
问题。传统观点是:宋代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
位急转直下。笔者试图对此作些订正,认为:“宋代
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这一过程
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
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
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
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
[41]175
的转折点。”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断言“宋
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
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并否认宋代礼教及男尊女卑的
存在。宋代果真没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欢女爱吗?
以下三点应当指出。
[30]卷92
于市井,而不逮山谷” 。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
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
[
31]食货68之144
类,其弊多端”
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
。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
第一,不能仅以个别人物为例。杨门女将、杜十
娘系小说、戏曲中人,不足为据。且按照冯梦龙在小
32]卷上
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时间定位,此事发生在
明代万历年间,与宋代无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
淑真,就其个人生活而论,幸福指数只怕都不高。即
便是先由良而倡,后从良做妾的才女聂胜琼,虽然有
一首情真意切的艳词《鹧鸪天》传世,并留下了一段
故事性极强的爱恋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似乎也谈不
上尊严和幸福。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数
要高些,有《江城子》为证。但只怕也不能仅凭一首
。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 《江城子》就得出这样的推论:“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
[
而不及贫下人” 。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
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
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
[33]112
吏局” 。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
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
[34]卷13
“
恩例” 。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
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
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
[
穷僻镇聚”
35]2656ꢀ2657
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
幸福的。”何况不能仅以王弗等中上阶层妇女为例,
更应关注广大下层妇女的境遇。李觏《哀老妇》云:
[36]卷5
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 。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
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
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
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
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
白发。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
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车送出门,急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诀,
代已较为常见。程颐毕竟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
[
23]35
[44]301
欲死无刑诛。”
这类描述下层妇女苦难的宋诗为
事极大。”
明清时代那样大。司马光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
虽然其社会实际影响远不如后来的
数不少,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汝坟贫
女》、《织妇怨》、《织妇叹》、《翁媪叹》、《耕织叹》等等。
第二,应当重在剖析妇女的权益。权益涉及面
[
45]50
离之。”
在传统时代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宋诗有句云:
宋代妇女离异另嫁的事例不少,但离异
广,包括经济上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政治 “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
上的应试入仕权、参与社会活动权,文化上的受教育
权,个人生活上的婚姻自主权、离异另婚权以及家事
管理权,等等。要将唐、宋作前后对比,不大容易。
但对男、女作性别比较,似乎不太困难。宋代女性与
男性的差别相当明显,女性通常不能上学念书、参加
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笔者曾海里捞针,举出一个特
例:宝元二年(1038)冬,宋、夏激战,保安军(治今陕
明。小窗寒烛夜,结纽缀郎襟。不结寻常纽,结郎长
[21]290
远心。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
在广大女性
经济不能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时代,妻子内心深处不
免隐藏着被丈夫抛弃的忧虑和恐惧。离异另嫁者
多,只怕绝非女性幸福指数高的象征。何况缠足这
一摧残、禁锢妇女的陋习兴起于宋代。
与其他朝代并无二致,宋代的社会心理同样是:
[43]卷3
西志丹)北巡检刘怀忠之妻黄赏怡“率兵来援,多所 “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梅尧臣诗曰:“生男众
[
15]2945
俘获” ,朝廷论功行赏,封她为永宁县君。史
称:“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南宋时出
了两个特例:一个是淳熙元年(1174),女童林幼玉考
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
[46]125
守诗书,女大逐鸡狗。”
当时福建等南方山区盛
行的杀婴之风,以杀女婴为主,“闽人生子多者,至第
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
[31]选举9之30
中,“特封孺人”
。孺人与县君一样,均系封
[
47]19
号而已,并非实职。另一个是嘉定五年(1212),女童
吴志端未能进入复试。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有悖礼
教。官员们强调:“女子之职,惟麻枲丝茧织纴组紃
是务”,“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
水溺之” 。总之,整个传统时代都是男尊女卑的
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宋
一代概莫能外。这一成说只怕很难颠覆。
六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
宋代素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称。
吴志端毕竟还有幸参加童子科初试,童子科以外的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称为“知识分子、官员
[
他日将安所用”,并指责她“艳妆怪服”
31]选举12之39
。
进士等科目是绝对禁止女性应试的,女性绝无入仕
为官的机会和可能。在宋代,女性虽然仍然享有一
定的财产继承权,但与男性不能相提并论。南宋时,
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不无一定道理。书中从朝廷的
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两大方面予以论证,内容大抵
属实,且不乏中肯之论,其中也难免有概括不尽周延
及渲染失真之处。
[
42]4865
“
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 。
男主外,女主内”,按照这一性别分工,家事由作为
主妇的妻子管理,但家长只能是身为男性的丈夫。
家庭小社会,社会大家庭。”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
“
在作者看来,宋代士大夫在经济上待遇丰厚。
关于宋代的俸禄,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北宋杨
亿认为比前代减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
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
“
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太后垂帘只是皇权断裂
时段的特殊现象,大多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是
声威显赫一时的章献明肃太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宣
仁圣烈太后即宋英宗高皇后,也无非是代行皇权而
已。皇帝作为社会大家庭的大家长,非男性莫属。
第三,不能否认宋代礼教的存在。翻开司马光
[48]卷16
吏。”
范仲淹认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
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
[49]卷上
复。”
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方今制禄,
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
[50]8
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 清人赵翼的看法与
杨亿等人正好相反,他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并
在其《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
制》、《宋恩赏之厚》、《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加以阐
述。可能正是依据赵翼等人的论断,《中国文明的反
思》一书指出:宋代官员“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
《居家杂仪》,什么“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
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女子“作歌诗,执俗
乐,殊非所宜也”;“凡为子妇者,毋得畜私财”;“子甚
[43]卷4
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13]13164
“
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 ,这句话在宋
134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16]
见”。至于“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 一类的说法,
更是言过其实,并无实据。
士人感叹道:“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到
[
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
57]1353
梁庚尧先生《南宋
[
59]322ꢀ417
对于宋代的俸禄,何忠礼、张全明先生有专门研
究。何氏认为:“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
非常优厚而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
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
的贫士与贫宦》一文
列举了大量士大夫贫
困的史实并分析其成因,值得参考。总之,宋代士大
夫并非人人富有,而是贫富不一。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朝“实行高薪养
廉的政策”,不无一定史实依据。鉴于官吏薪俸较
[51]
上无廪给可言。” 张氏指出:“宰相、枢密使等高官
享有极其优厚的俸禄,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衡
低,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
[52]
[31]职官61之1
量、评价全体官员的俸禄水平,没有普遍意义。”
在宋代的宰相中,确有因其俸禄优厚而生活富裕乃
至豪侈者。寇准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贵,不点油
不若省官以益俸。”
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
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
[
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
49]卷上
对
[53]15
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 ,且心存
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给予高度评价:“省官以清吏
[
60]卷1
及时行乐之想,竟声称:“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
治,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
也确实时有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
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 《俸禄杂录》的记载统计,地区性的增俸多达20次,
宋代
[
54]后集卷16
听艳歌”
。又如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
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
局部性的增俸多达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
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
中祥符年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到南宋中
[55]1557
[61]699ꢀ700
座上,谓之香云” 。又有因多种原因清贫甚至
期,官员的俸禄据说“或七八倍”
于北宋初
穷困者,如吕端贵为宰相,“不蓄赀产,(其子吕)藩兄
年。但是,宋代物价多次上涨,官员所增俸禄往往被
物价上涨抵销,加俸在某些时段不过是虚增而已。
特别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员的名义俸禄最高,实
际俸禄最低。当时人说:“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
[13]9517
弟贫乏,又迫于婚嫁,因质其居第” ;毕士安“四
[13]9522
方无园田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 。中下级
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
百,驿券肉半斤”。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
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
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有位书生投书县尉
[21]262
[62]卷27
穷” ;“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州县小
[27]卷9
吏无以养廉为叹” 。有学者将北宋视为高薪不
[63]
能养廉的典型 。就蔡京之流而论,确实如此,他
们俸禄最高,最不廉洁。笔者认为:宋代官未减反
增,俸名增实虚,廉未养愈贪。总之,宋代高薪养廉
的设想不无一定道理,但其实践很不成功。
②
借米,县尉以诗作答:“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
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
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
[56]285
来谒索觅甚瓮。”
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
七
“西湖虽好莫吟诗”
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
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
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代士大夫不仅
在经济上待遇丰厚,而且在政治上自由度大。当时,
[64]
朝廷一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在传
统时代确实很难得,无疑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作
者指出:“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
或许增加一个“较”字,改为“较自由”、“较开放”,要
确切些。作者又说:宋代“没有特务”,“没有文字
狱”,“没有思想禁区”。这“三个没有”则不是事实。
将宋代的皇城司称为明代锦衣卫的前身,或许
言过其实。但说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
特务,只怕一点也不错。皇城司的这些人员,北宋开
国之初早已有之。司马光说:“祖宗开基之始,人心
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
[57]682ꢀ683
塘。”
至于俸禄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个
机构之间差距很大,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显。
南宋初年,顺口溜说:“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
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
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
鬼。”“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
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
[58]82ꢀ83
弥甚。”
广义的士大夫还应当包括未能入仕为
官的读书人。他们“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
其数量若干倍于官吏,其经济状况通常更差。有位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58
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
密行伺察”激起民愤,也曾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大 “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
朝廷有时担心
“
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
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
本司,本司皆录奏”,宋真宗“虑其恐喝骚扰”,“于是
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
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
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
[13]13760ꢀ13761
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
。再如嘉
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
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
[15]1687
即擒捕者,勿得以闻” 。有时又出于政治斗争
的需要,予以扩充。如“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
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
[67]149
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 。因文得祸者往往贬
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
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
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
[65]451
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 。早在宋仁宗末年,司
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
[37]59
[35]2608
圄,横罹楚毒。”
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
人” ;“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
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
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
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
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
[15]6162
[35]2747
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但并未
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 。因文得祸者
产生任何作用。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
疏弹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
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领皇城司石)得一恣
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
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
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
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
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
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
还有被处死或逼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
[13]574
中坐指斥谤讪,弃市” 。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
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
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
[13]11294ꢀ11295
而死”
。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否认宋代存在文字狱,
仅以“文字案件”相称,认为:“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
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
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
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
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
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皇帝
专制制度是宋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任何人从根
本上予以否定和动摇,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思想禁区
和最低的意识形态底线。不仅“谋反”、“谋大逆”,即
使是“大不敬”,也要受到严惩。绍兴十四年(1144),
[66]697ꢀ698
年”
。宦官石得一虽然被贬职,但探逻依然
如故。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
[13]13765
即捕治,中以深文” 。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
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
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大概是内
禅在即,高宗这次还算比较开明,“戢逻卒,罢诸军承
[13]11884
受” 。所谓“戢”者,约束而已。可见,今人所
谓特务,北宋、南宋不是没有,而是都有,只是其严重 “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 而忘越之杀而父
[13]13759
程度小于后来的明代而已。
乎?’杖脊刺配吉阳军。”
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明太祖忌讳
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
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 “贼”字、“光”字,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
《
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
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仅有惨烈
程度的差别,其要害都在于维护专制皇权。宋代文
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
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
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
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
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
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
[
15]7336
訾,无所不至。”
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
[13]367
集” 。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
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
典型的文化专制。
136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
27]卷24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
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
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苏轼“好讥刺”,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
必数千瓶” ,“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
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
[39]1354
禁” ,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
[13]13765
外国珍宝,死犹及门” 。嘉泰年间,“韩侂胄颛
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
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
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
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
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
[68]188
赤壁之贬” 。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
[69]卷54
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
总之,宋
代并非“没有思想禁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自由度
只怕并不算高。
八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
13]12034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
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 。陈自强还只是大肆
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
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
[70]卷4
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 ;“今士大
[13]11033
夫方寡廉鲜耻”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
[30]卷74
[13]13784
人而不要做好人” ,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
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 。
[71]135ꢀ136
“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
。《中国文明的反
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
思》一书则给予宋代士风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朝“有
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败
和贪婪之风”,“宋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和官场
文化,宋代的官员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潜规则需要遵
守”,“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
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各走极端,均有笼统偏颇
之嫌。然而有一点似乎可能肯定,宋代防止贪污并
不成功,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
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
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宋人谚语曰:“欲待富,
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
[13]12352
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
李清臣在《议官》一文中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
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
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
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
[73]卷106
义。”
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
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
[
74]卷21
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
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
难治。”
[75]卷49
不一。”
[55]1023
须胡做。”
四。
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
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
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
[
15]402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
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
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
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
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
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
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
粜于民” ,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
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
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
阁’”,以致“其家金宝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
[65]772
令人、十安人” 。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
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
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
[13]4362
计” ;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
[
13]13684
[76]170
万计” 。
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 。于是出现了不少“债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
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
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当然,宋朝长达300多年,不可一概而论。王曾
瑜先生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
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
[31]食货21之16
目,以为馈送”
;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
[
要”
31]职官72之7
[72]卷上
;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 。朱
[24]2642
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 。
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
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
[77]
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 宋理宗时,
13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真德秀说:“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
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
议郎、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讦其
[35]2604
事” ,于是引出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李
光《小史》案。程颢、程颐的弟子邢恕则卖师求荣,他
居然对宋哲宗说:“臣于程某,尝事之以师友,今便以
[13]12961
染成风,恬不知怪。”
照此说来,宋孝宗时,官
场风气一度较好。然而只怕不能说宋朝官场“没有
潜规则”。
[24]3108
程某斩作千段,臣亦不救。”
更有“兄弟为参商,
[13]13728
九
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父子如秦越”者 ,如蔡京先与其弟蔡卞,后与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视为“君子时
其子蔡攸争权。史载:“(蔡)攸父子晩年争权相忌,
[
80]卷5
代”,认为: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政治上有理想,文化
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
炎附势,不巴结权贵”;并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
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这
个全称肯定判断,似乎欠周延。宋人好取绰号,民间
谣谚不少。绰号与谣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
社情民意。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鱼龙混杂,
良莠不齐。
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
总之,范仲淹、包拯
在宋代实属凤毛麟角,士大夫大多与他们不同,甚至
正好相反。
宋代的士大夫在民间的谣谚中,既有博得赞扬
者,也有备受抨击者。受赞扬者如叶康直、丰稷,他
们在宋神宗时,任光化、谷城知县期间,“凡政皆务以
利民”。民谣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
[13]12706
衡。”
又如谚语云:“江左二宝,胡伸、汪
[13]13130
从士大夫的绰号看,既有勇于坚持原则的有骨
藻” ,称赞胡、汪二人才智超群。在谣谚中受
到抨击的士大夫为数更多。如:“襄阳二害,田衍、魏
③
气者,如鲁宗道、赵抃外号“鱼头参政”、“铁面御
④
⑤
[81]卷2
史”,赵贺、薛奎人称“赵家关”、“薛出油”。又有
泰,近日多磨,又添一廌” ;“宁逢黑杀,莫逢稷
[
13]7234
[36]卷7
当官不表态,依违于两可之间的不作为者,如张士逊
察” ;“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 。这些地
方官被民众称为“害”、喻为“虎”,可见其民愤之大。
至于蔡京、蔡卞兄弟,民众更是恨之入骨。民谣曰:
⑥
⑦
外号“和鼓”,王珪人称“三旨宰相”。寇准绰号
“柘枝颠”是对其豪侈作风的批评,他“好柘枝舞,会
[78]60
[82]667
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 。
蔡京、蔡卞“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 。
至于熙宁年间,人们将王安石等五位宰执称为“生、
谣谚云:“满潮(“朝”的同音字)都是贼”,“冷(“寒”的
⑧
[76]189
老、病、死、苦”,则好评与讥评兼而有之。
同义字)的吃一盏(“斩”的同音字)” 。伶人语:
在士大夫中,更有寡廉鲜耻的无耻之徒。如看 “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浙江宁波地区的别称)
[83]卷下
风使舵的变色龙,侍御史杨畏“捭阖立朝,更元祐、元
人。”
分别表达了民众对韩侂胄及其党羽的苛
丰、绍圣,每变其说,以投时好,人谓之‘杨三
政和史弥远拉帮结派的无比愤慨。民谣曰:“欲得天
[65]584
[15]2294
变’” 。宋徽宗时官至宰相的赵挺之与“杨三
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变”相仿。他“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 “寇”指寇准,“丁”指丁谓,一褒一贬,爱憎分明。
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
[79]卷1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上述绰号与谣谚未必都
准确无误,但毕竟反映了宋代确有不少士大夫在民
众心目中印象极差,甚至恨入骨髓。据载,对于民众
的嘲笑与谩骂之声,邓绾竟说:“笑骂从汝笑骂,好官
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 。又如媚事权贵的
邀宠者,薛昂身为执政大臣,在为蔡京而作的诗里居
然有句云:“达时可谓真千载,拜赐应须更万回。”“时
人谓之‘薛万回’。”两浙转运使朱峻上权相贾似道
[
15]5253
我须为之。”
果真如此,其脸皮之厚可谓惊人。
“
札子禀事,必称云:‘万拜覆。’时人谓之‘朱万
[62]卷57
宋代是“一个君子时代”的论断值得斟酌,只怕不能
从整体上给予宋代士大夫这一群体笼统的赞扬。
拜’” 。再如面善心狠手毒的笑面虎,如蔡卞
对客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
“
十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叉’”。盛章更典型,他在宋
徽宗时,“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
态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
对于有宋一代的政治制度,清初学问家顾炎武
的总体评价很低。他说:“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
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甚至认为:“若其职官、军旅、
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他仅对“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等四件事予以肯定:“此
[58]139
柔懦不异平日” 。有卖友求荣的告密者,如陆
升之。李光“尝作私史”,其长子孟坚“间为所亲左奉
138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皆汉唐之所不及。”清人杨宁对此尚有所保留,他说:
不杀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桧、丁大全诸人则失
司马光在元祐初年所说:文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
“
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
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
[
84]573
刑也。”
武相仿,他说:宋代“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建树的一环”,“无
制度的政府,哪能有好施为,哪能有好结果”;还说:
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
当代已故史学名家钱穆的看法与顾炎
[15]8855
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 。宰相
依附于皇帝,简直跃然于纸上。皇帝的命运则与宰
相基本无关,宰相对皇帝的制约不是刚性的,而是柔
性的,是否有效,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乃至于心情。宋
代包括宰相在内的士大夫,其奏议可谓连篇累牍,其
目的无非是请求乃至央求君王“可其奏”、“从其请”。
这既体现了宰相制约皇权的柔性,也表现了士大夫
对刚性皇权的承认、尊重与依赖。宋代皇帝确实一
般善于纳谏,较为开明,但至多不过是“你提建议我
做主”而已。对于宋代分权制衡的表象,虞云国先生
有实质性的思考。他认为:“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与
政治运作相对完善地出现在宋代,已略具近代分权
制衡的外观雏型,但人治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君主专
“
“
[85]74ꢀ84
宋代就太差了” 。顾氏、钱氏之说或有偏颇之
处。《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
制度,特别赞赏宋代“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
“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其实,这两项制度
和一项设计是否存在,还有待商讨。
作者说:“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
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宋朝实行君相互制是个
新提法,有别于较为通常的君臣共治论。北宋名臣
文彦博有句名言:皇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
[
15]5370
[87]
姓治天下也” 。所谓君臣共治论,无非是说宋
朝皇帝依靠士大夫治理天下、管理国家,士大夫是赵
宋王朝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对象。而君相互制说则夸
大了宰相的权力,低估了皇帝的权力,不尽符合有宋
一代的历史事实。下面两点值得注意。
制的制度梗桔,终使尝试归于失败。” “略具”、“外
观”、“雏型”、“梗桔”等关键性的词汇值得玩味,“归
于失败”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第二,皇权并未虚化。笔者注意到有此一说:
“宋朝没有一位皇帝是秦始皇式的暴君。”按照持此
说者的标准,制造大量文字狱和岳飞特大冤案的宋
高宗还算不上暴君。然而只怕也应当注意到:北宋
没有一个皇帝是汉献帝式的傀儡皇帝。即使是仁
宗、哲宗这两位童子皇帝,在他们亲政前也仅仅分别
是章献太后、宣仁太后怀抱中的阿斗,绝非宰相手中
任意摆弄的木偶。宋代的皇帝再开明,也与君主立
宪制下的虚位君主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他们至少切
实地掌握着两种最重要的权力,即最终决定权和宰
相任免权。选拔王安石为宰相,大臣异议甚多,诸如
第一,君相地位悬殊。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
行的权力,君相互制说有将两者置于平起平坐地位
之嫌。宰相行使的无非是皇帝赋予的最高行政权,
而皇帝拥有的是最高统治权,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
军队的最高统帅,还是独一无二的最高大法官,并且
皇权高于神权。这一帝制时代的通则,连僧人也奉
为圭臬。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述:“太祖皇帝初幸相
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
‘
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
13]10229
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 “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53]1
等
等,宋神宗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张浚先出任枢密
使,后又官居宰相,反对者的声浪更大。宋孝宗断然
拍板:“朕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宋代皇帝不断撤换宰相,其中不乏受惩处者。宋代
宰相虽无任职年限,但一般任期较短;前后134名宰
相,任期累计在120个月以上者9人,仅占6.7%,
其中蔡京四起四落,赵普、吕夷简、文彦博三起三落,
秦桧两起两落。终身任宰相者11人,仅占8.2%。
宰相任职平均不到42个月,其中最长的是王珪,任
得礼。” 所谓“得礼”,即进一步将皇权至高无上
这一帝政时代的最高准则具体化、制度化。神权尚
且如此,相权何足道哉。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皇
权与相权怎能等量齐观。皇权至高无上,但并非完
全不受约束,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对皇权的滥用
有一定乃至较大的制约作用。《中国文明的反思》一
书认为宰相制约皇帝,笔者基本赞同。但皇帝对宰
相岂止制约而已,宰相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正
如宋仁宗朝宰相杜衍所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
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
[88]245ꢀ264
相105个月,可是死后被罢相 。由于宰相
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像蔡京这样不可一
[86]卷7之1
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
也如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世的权臣在皇帝前面也只能奴颜婢膝。史载:“(蔡)
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亷
证。
第三,北宋后期的所谓“两党轮流执政”,并不是
[
13]13727ꢀ13728
耻。”
谈起?
君相地位天壤之别,两者互制从何
新、旧两党“和平”竞争的结果。当时政局变幻,犹如
走马灯。其根本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的变动,诸如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去
世、徽宗即位,钦圣卷帘、徽宗亲政,徽宗内禅、钦宗
即位。钦圣即徽宗初年垂帘听政的神宗向皇后,谥
号钦圣献肃。北宋后期政权和政局的主宰者不是
新、旧两党,仍然是皇帝及代行皇权的太后。北宋后
期的两党轮流执政与共和制下的两党轮流执政,在
性质上迥然不同。严格说来,北宋后期应当称为两
党轮流辅政,两党无非是轮流辅佐皇帝或垂帘太后
施政而已。当时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两党轮流执
政。
十一“朝廷大患,最怕攻党”
与分权制衡一样,宋代的党派表象,也值得认真
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类比。《中国文明的反思》一
书高度赞扬宋代的党派政治“有共和的因素”,和平
的党派竞争“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认为:“以
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
两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
奇迹,说明宋朝社会的高度开放。”这些论断只怕或
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将宋代的政治现代化了,并且与
史实不尽相符。以下四点不宜忽视。
第一,宋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党派。党派是各
政党或政党中各派别的统称,党派有独特的政治纲
领、明确的政治目标、相应的组织机构、一定的组织
纪律。这样的党派在宋代是不存在的。在古代,
第四,北宋后期的两党轮流辅政不是一大奇迹,
而是一大悲剧。无休止的内斗、翻烧饼式的折腾,不
是“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而是腐败愈演愈烈。
于是,宣和年间成为北宋历史上最腐败的年代。官
逼民反,岂止方腊、宋江揭竿而起而已,史称:“河朔、
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
万计,少者屯聚。魏博间则有杨天王之流,青徐沂密
“党”是个贬义词。在古人的观念里,什么朋党比奸、
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均非正人君子所应有的行为。
[
83]卷上
宋人通常认为:“朝廷大患,最怕攻党。”
攻”即指责、抨击,“攻党”即党争。朝廷明令禁止朋
党,如宋仁宗在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诏戒朋党
所谓
[55]1568ꢀ1569
“
如高托山等,至不可胜数。”
即便没有女真
贵族的挥师南下,腐朽的北宋王朝也将被忍无可忍
的民众所埋葬。北宋亡于腐败,而无原则、谋私利、
很残酷、不停息的党争是促成北宋后期腐败加速的
重要原因之一。一句话,党争误国。当时人说:“至
宣(和)、靖(康)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
[13]219
相讦” 。除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人自称“君子
之党”而外,士大夫一般不会承认更不会宣扬自己党
同伐异。在宋代,即使是新、旧两党也既无组织架
构,又无严密纪律,由于他们无须办理加入党派的任
何手续,史家至今无法开列出一张较为准确的新、旧
两党成员名单。所谓改革党、保守党或变法派、反变
法派之类是当代才有的称呼。至于洛、蜀、朔党,虽
然出自宋人之口,但是否确实存在还是个问题,王曾
[35]2063
也。”
对于北宋的亡国,因一己私利而残酷内斗
的蔡京等进士及第的士大夫,确实难辞其咎。
十二皇帝与专制,两位而一体
对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朱熹有最简要的概括:
[24]3070
瑜先生认为:“不可能有明确的固定的朋党阵 “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
89]114ꢀ134
线。”
第二,北宋后期的党争并不“和平”。如果说熙
30年前,有学者对此基本予以否定,将宋代作为“过
分集权于中央也会走向反面的一个典型”,认为:“过
分集权中央,势必造成官僚机构臃肿。中国古代的
宁年间的党争还兼具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双重性
质,那么元祐以后则是相当标准的结党营私,什么新
法、旧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打击异己的工
具。宋人吕中说:“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
[91]
官制没有比宋代更乱的了。” 《中国文明的反思》
一书则持大体肯定的观点,指出:“宋朝在中央集权
制度之下,创造出伟大文明。”见仁见智,均可备一
说。
[
90]卷20
之自为党,皆出于私者也。”
无中生有的阴谋,不择手段的陷害,动用酷刑的冤
熙宁以后的党争,
让人不解的是,作者一再强调:宋朝政治的开放
狱,远贬岭南的悲剧,禁锢子孙的连坐,无奇不有。 “防止了专制的发生和腐败的蔓延”;然而学界通常
如今仍传世的《元祐党籍碑》就是这段心酸历史的见 认为:“皇帝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两位一体,不
140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可分离”君主专制在宋代岂止现象而已,而是其根本
仁政思想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但“民贵君轻”
在帝制时代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包括宋朝
在内的历代王朝连“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也基本
上没有做到。置身于21世纪的今日,我们的向往和
追求只怕应当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一切
权力不是来自皇帝、属于皇帝,而是来自民众、属于
民众。姑且不论宋代是否存在“中央集权加仁政的
政治设计”,在挣开帝制枷锁百年以后的当今,还有
什么必要以宋朝的根本政治制度为效法对象? 此
时,耳边不禁响起那首康熙大帝梦想“再活五百年”
的喧啸歌声,我缅怀那些长眠于黄花岗下的先贤们!
的政治制度。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是君主
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宋代一概具备,当时
怎么可能连君主专制的现象都被防止、未发生呢?
宋朝果真有皇帝而无专制,这倒是个奇迹。
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竟那
样推崇宋朝“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认定“这
是个成功的政治模式”,可以“作为今天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的借鉴”;作者反复指出:这一成功的政治模
式“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成就,其成功的
经验在今天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古代的
(本文草稿承蒙王化雨、成荫、陈鹤等学友阅览并提出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注释:
①
萧建生《中国文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所引此书,均出自其《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
的伟大与消亡》一章,第128ꢀ175页。此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曾再版。
②
③
所谓“省钱”,即省陌钱。欧阳修《归田录》卷2:“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9:鲁宗道在天圣年间任参知政事,“时贵戚用事者,莫不惮之,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
也”。
④
⑤
《宋史》卷301《赵贺传》:宋真宗时,赵贺“知汉州(治今四川广汉),蜀吏喜弄法,而贺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赵)贺多所究
诘。人目为‘赵家关’,谓如关梁不可越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四月己亥,“薛奎权知开封府。奎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人相与畏惮,至私与俚语,目为
‘薛出油’”。
⑥
⑦
《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七年二月庚申,“(曹)利用凭宠自恣,(张)士逊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卷18《宣仁垂殿圣政》:王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
守成而已。时号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以得圣旨’故也”。
《宋宰辅编年录》卷7“熙宁元月正月丙申,唐介参知政事”条云:“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王)安石生,(曾)公
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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