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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永ꢀ 1904 年霍西笔下的巴塘、丁林寺与“乙巳凤全死亡事件”
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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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任乃强著《西康图经》境域篇(全一册)(南京亚细亚学会1933 年初版,第90 页)记载:“今巴安县(1915 年改名巴塘县)清
为巴塘粮台,其地在金沙江、巴曲(河)平原上,重山四合,绿野中开,平原三十余里,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青稞小麦,弥望葱
秀,全康区中温暖平坦之河谷平原,未有更大于此者。”陈重为《西康问题》(83 页)称:“巴安即巴塘,沿江一小平原,亦西康
之惟一平原也。 广约五七方里,气候温和,五谷丰穰,桃李竞芳,俨如内地。”翁之藏《西康之实况》(41 页)叙称:巴安“县为
旧巴塘驿站,当沿江一小平原,气候温和,五谷丰美,桃李梨枣,靡不生殖,春夏之交,芳草争妍,柳绿桃红,景物之优,不亚江
南,全境最优美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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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丁林寺的堪布(即住持,居住寺中总持事务者)是坝哥未格(《民国巴安县图志》一书按四川语音将“坝哥”译为“八角”)。
他有五位主要助手:相子,俗称“管家”;“铁棒喇嘛”;“掌经喇嘛”;充本,“本”汉译为“官”,“充本”即“僧商官”;“法神喇
嘛”。 他们分别掌管寺内财产、寺规、诵经、商业等等事务。 堪布集团即指这些人。 少数有“格西”学位的喇嘛也在其中。 有
学者将“格西”汉译为“进士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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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般涅槃经》卷6:“若诸弟子,无有擅越(布施)供给所需,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建立护持正法,我听弟子受蓄奴婢、
金银、车乘、田宅、谷米、贸易所需。 虽听受蓄如是等物,要当净施笃信擅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68 页)认
为,这最后八个字当为佛门的准则之一。
从凤全的前任桂霖始,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今昌都),但桂霖久居成都,“殊属延缓”,后于“光绪三十年四月甲寅
(
1904 年5 月20 日)以目疾解职”。 参《清实录》第59 册第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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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刀,比喻微利。 《左传》有“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一语。 土司、上层喇嘛徒询一己之私,可见一斑。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724 年7 月16 日)总理王大臣遵旨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所奏之“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其中一条
称:“西宁各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番民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
械;……与大兵抗衡”等等,故“请嗣后定例,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 朝旨:依议。 此即“旧
制”。 参见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中华书局1966 年,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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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蔺傅嵩秌(华峰)在其所著《说番人喇嘛》一文中,指出巴塘喇嘛“不当差”、“朝夕梵诵经”,不事生产,“喇嘛寺有地土
征粮,有资本生息,且人之或疡或故延喇嘛诵经,皆厚赂之,并有将家产全纳于寺者”,故喇嘛被惯养成为“贪财好惰”之人。
参傅嵩秌《西康建省记》,第77⁃78 页。
1905 年4 月5 日下午未时至申时之间凤全被杀,次日未时, “盖用正副土司印信及各乡村图替”的《巴塘番众公禀》(借用
《
东方杂志》译名)送至巴塘粮员吴锡珍处转呈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一式四份)。 此时清廷尚未派兵“进剿”,堪布集团、土
司仍很活跃。 《公禀》用藏文起草,笔者已见两种译本,文内的“巴塘百姓”一语为土司等人盗用。
清政府的巴塘屯垦之议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 《锡良遗稿》第一册载:四川总督锡良奉上谕“有人奏,川藏危急,请
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著锡良察看情形妥筹具奏”(第365 页);锡良于1903 年12 月17 日复议上奏,在强
调一大堆困难后,认为“自打箭炉以外,五谷不丰,兵米全由转运”(第492 页),实对国防不利,遂遵旨在“土性沃衍,宜于垦
种”,“气候温和”的巴塘平原“先兴垦务”(第360 页);1904 年5 月18 日,锡良又奏“因垦为屯”已在实施之中,“该处土司等
尚未梗阻”(第405 页);1904 年7 月6 日英国侵略者攻占我国西藏江孜,8 月4 日占领拉萨,9 月7 日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
萨条约》,至10 月1 日英国侵略者才撤出西藏。 有此背景,凤全于12 月24 日到达巴塘后不久即继续“勘办屯务”,以期“将
来以岁入之租,养防边之勇”〔《清代藏事奏牍》(下)第1275 页〕,此实为国防之急务。 堪布、土司等人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体
利益,竟为私利而焚毁屯田,窃喜之人乃外国侵略者。
ꢂꢃꢄ最早持此一观点的,是事发当年《东方杂志》所述“由于开办垦务以致激变”〔乙巳年(1905 年)第7 期第364 页〕。 民初,曾
在赵尔丰帐下任职的刘赞廷编著《民国巴安县图志》,称:“至光绪三十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此,见地豪腴,招夫开垦,土人
误以破坏风水,纠众反抗,遂由杀凤全氏于鹦鹉嘴。”(巴蜀书社1992 年版,第809 页)自此以后,持此说者众,如“凤全行至
巴塘,因垦务而为番众所戕杀”(杨仲华《西康纪要》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33 页)。 但《巴塘县志》(四川民族
出版社1933 年版)第七编第二章第一节“凤全被戕始末”,则将凤全“极力主张实施限制僧侣数目”(第150 页)列述为事件
起因之首,实可参考。
ꢅꢃꢂ1905 年任里塘粮务同知查骞称,“凤全平日谩骂成性”,在蜀为官,“与大吏论(争)不合,掷冠拂案”,口出“凤老子”粗话;他
在里、巴期间“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tobacco, 烟草) 铜斗击夷目首曰‘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狗
头’”,且“声色俱厉”,“夷目”“情益怼”(《边藏风土记》第109 页);“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由成都赴藏,沿途傲慢,巴塘土司及
泰宁寺喇嘛来谒凤,凤久其跪,且以铜烟斗击其首,并叱之,土司怒愤”(《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地名录》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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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禀》亦指责凤全对“夷禀”“不维不准,反而恶言责斥”[《清代藏事奏牍》(下)第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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