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 卷第５ 期
２００６ 年９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
论晚清中西交往中的“语言问题”
周ꢀ 毅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
ꢀ 摘要：任何形式的中外交往都必须以语言文字的沟通为前提，而中西方在语言文字上和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差
异和隔阂必然导致中西交往间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和误会。 晚清时期，民间的洋泾浜英语仅停留在肤浅而实用的层
面上，在中西双方缺乏相互尊重、善意和理解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往必然存在障碍，曲解和误会甚至纠纷时有
发生。 国人在吃尽了苦头之后，终于开始开办自己的外语学校，并开始认真研习英语及其文化，以应外交和自强所
需。 对英语在近代中西交往中的作用进行解构，不只是语言本身的课题，它更涉及到思想意识、社会文化乃至外交
政治层面。 这对于我们理解那段历史、理解语言与交流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当今的中外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
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晚清；中西交往；语言问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６）０５⁃０１０４⁃０６
②
ꢀ
ꢀ 人类在进行交往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最
相对无颜，是以迅速回京。
为密切。 当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首先是语
言文字上的同化（即翻译）过程。 反过来说，任何形
式的中外交往都必须以语言文字沟通为前提，而中
西在语言文字和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差异和隔阂必然
导致中西交往间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和误会。 然而，
语言问题从来就是一个重要而又极易被双方忽略的
问题，而问题的产生也有双方的责任。 近代中西交
往之初，西洋人一开始就以“我族中心主义”的心态
和殖民主义的手段来看待和对付中国；而自视清高
和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也极为鄙视“番鬼”、“番语”
及其文化，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乡绅百姓起初都瞧不
起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曲解或误会西
文和西学。 对清国人的这种态度，西方人早有察觉，
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记载为证：
从语言和文化上看，不同民族之间的言语沟通
必然导致不同程度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和误会，更
不用说在晚清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西洋人有意设下圈
套和国人轻视和误读外人文字以及英语本身所处强
势地位的情况（当时存在一种惯例，即在出现各语
言文字歧义的时候，均以英文为正义）。 一方面，民
间的洋泾浜英语仅停留在肤浅而实用的层面上；另
一方面，在中西双方缺乏相互尊重、善意和理解的情
况下，他们之间的交往障碍重重，曲解、误会甚至纠
纷时有发生，国人在吃尽了苦头之后，终于着手开办
自己的外语学校，并开始认真研习英语及其文化，以
应外交和自强需要。
一ꢀ 用音译汉字贬义词来称呼西方人
国人鄙视西洋人，可以从他们给后者取名这一
点来看。 晚清时期，美国商人马士在研究中西人名
翻译时曾指出：“中国人在音译外国人的名字的时
候，避免使用那种令人发生愉快的字，或者像一个中
ꢀ
ꢀ 皇上谓外国人只可计诱，是以好言哄骗，
①
一味奉承中多藐视外国人之语。 此次耆公来
津，英法翻译官将此等奏章当场献出，耆英自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１２
作者简介：周毅（１９５８—）， 男， 四川成都人， 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１
０４
ꢀ
ꢀ
周ꢀ 毅ꢀ 论晚清中西交往中的“语言问题”
国名字，也就是真正有文化意义的名字的字，以表示
人，兹特公同具呈挖造秘鲁东家凌虐华人之事，
递禀于驻秘鲁之理马京都美国钦差大臣，因无
［
１］１４４页脚注１
其高尚。”
譬如，鸦片战争前夕的１８３４ 年，
④
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Ｌｏｒｄ Ｎａｐｉｅｒ（生卒年代不
详）的中国译名“律劳卑”，就是当时广州十三行最
③
富有的官商伍浩官在通知Ｌｏｒｄ Ｎａｐｉｅｒ 前去拜访时
人翻译，未能遽定是非。
不难推断，在以上的案例中，受凌虐并难以讨回公道
的只能是不懂外语的华工。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美国加
州淘金热期间，美国人在中国沿海一带招聘华工，或
被中间商称为卖“猪仔”。 正是当时美国人不懂汉
语以及中国苦力不懂英语造成了双方的误会和中间
首先使用的。 至于谁最先译出此中文名，我们至今
尚不得而知。 但伍浩官有意不使用马里逊博士的音
译汉字“拿皮尔”去写律劳卑的名字，而是用三个不
吉祥的汉字“律”、“劳”、“卑”分别代表Ｌｏｒｄ（爵士）
和Ｎａｐｉｅｒ（拿皮尔），中文的含义是“劳苦卑鄙”，这
表现了中国人藐视西夷的一般心态和作法。 再一个
典型例子是晚清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爵士
⑤
商的欺诈。 即使翻译，也只是凭对外语半生不熟
而又懂点洋泾浜英语的通事所言为据。 如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 年）四月间一篇题为“华工出洋记”的文章这
样记述道：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５）， 他的英文名字是Ｓｉｒ Ｈａｒｒｙ Ｓｍｉｔｈ
ꢀ ꢀ 故当询问工人之时，每用一不谙洋文之通
事传话，各工与委员会言语不通，惟凭通事所言
为据，故各工所答莫非顾往二字，此言一出通事
之口，即令填诸合同之上，于是不得不照章画
Ｐａｒｋｅｓ，中性的音译汉字应为“帕克斯爵士”。 对于
中国人来说，这位干足了坏事的英国佬只配这个代
［
２］２８６页侧注２
。 另三个
表“恶魔撒旦” 的名字“巴夏礼”
⑥
例子是“丁韪良”、“卫三畏” 和“骆三畏”。 这三位
晚清来华洋人的汉字名字分别音译自英文名字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Ｓａｍｕｅｌ．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Ｓａｍｕｅｌ． Ｍ．
Ｒｕｓｓｅｌｌ，中性的音译汉字应为“威廉·马丁”、“萨缪
尔·威廉斯”和“萨缪尔·罗素”，而“丁韪良”、“卫
三畏”和“骆三畏”对中国人而言含有相当的贬义：
押。
在民间层面上，中西语言不通，时而也引起中西
纠纷。 清光绪年间学部试卷就有这样的记载：
ꢀ ꢀ 夫警律者，试为当今之急务，其意尽善尽
美，人民遵守而行，外人何敢侮之？ 保全人民之
利益，岂浅鲜哉？ 即外国人在街市而论，或因语
言不通，或因假酒后之狂妄，推原其故，皆意在
“
丁韪良”的“韪”在汉字里的谐音是“违良”（违背
⑦
良心），“卫三畏”和“骆三畏”听起来更像个“混混”
或“地痞”的称呼，绝非雅号。 至于清朝人将后来成
为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外交官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
于试偿。
以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的通商口岸城市， 有中
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因语言不通而发生后者侮辱前者
的事件，也有在双方的冲突中因语言不通而出现前
者殴打后者的案例。 《上海闲话》（上）有这样的描
述：
（
即“赫德”） 误译为“字鹭宾” 究竟是出自何种心
理，尚不为后人所知。 晚清时期类似的例子并不少
见。
晚清时期，除了极少数有见识的朝廷高官和士
大夫之外，国人一般只有乡土和朝廷的观念，对外部
世界几乎全然不知。 他们将所有的洋人混为一谈，
甚至看成是同一个民族：“红毛番”和“蛮夷”。 他们
憎恨“番鬼”，言辞轻蔑，但对清廷纵容洋人在中国
贪婪好财、无视亲情与友情、轻视传统和历史的品行
又无能为力，只好以音译贬义词的称呼来发泄内心
的不满。
ꢀ ꢀ 以中外语言文字不同之故，国际交往间遂
不无误会。 如道光七年青浦殴打外人之案，可
略见一斑。 而又有误读外人文字，在我国间竟
［
３］２３
成一种习惯者。
上文所说的“在我国间竟成一种习惯者”的“误读外
人文字”，实则指的就是“讲洋泾浜语”。 同样的情
况也发生在外国传教士错读中国话或讲洋泾浜汉语
所造成的误会：一次，一位传教士非常客气地请听众
们坐好，却把汉语“坐”念成“错”，结果中国听众们
二ꢀ 中西语言的隔阂导致民间误会和纠纷
由于中西语言不通，近代早期中外之间常常不
能达到有效的交流。 以早年华工出洋为例，清同治
八年（１８６９ 年）四月十六日，美国劳使来函称：
［
４］４８
纷纷离教堂而去
。 不论是洋泾浜葡语还是洋泾
浜英语，尽管在中外人士之间可以勉强沟通，但是若
涉及到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法律等方面的交流，它
们显然无能为力。 即便必须进行这种交流，障碍和
ꢀ
ꢀ 原来广东华民往秘鲁国充当雇工者三万余
１
０５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误会必然发生。 这就难怪上海开埠后那里的外国人
只需讲几句洋泾浜英语便足以应付日常生活。 对他
们而言，说洋泾浜语以及与华人交往仅停留在低层
次的交往上，下班后外国人尽量寻求由自己的同胞
组成的社交圈子。 对于中西语言沟通的准确性，民
国时期上海租界工部局华文处就深知其重要，它的
一份有关翻译工作的报告曾写道：
当临时翻译。 这些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是长期生活在
中国并刻苦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中国通”，在为
西方国家担任翻译任务时，不仅向本国的谈判代表
提供大量有关中国的机密情报，而且还对外文条约
的文字肆意篡改、弄虚作假。 曾为法国使团担任翻
译的一位法国传教士就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的
中文文本里加入“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
［
７］１１８
ꢀ
ꢀ 翻译官一职事关重大。 一句话，甚至一个
建造自便”字样
。 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列卫
词错误会带来不穷的麻烦，使工部局处于尴尬
境地。 一个马虎或不胜任的译员是一个非常危
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Ｒｅｅｄ，１８０６—１８７６）在给国务卿
的信中对在华传教士的作用给予如下评价：
ꢀ ꢀ 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的人们的学
识，对于我们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
⑧
险的人。
三ꢀ 错误的语言翻译设下外交陷阱
［７］７８
毫无疑问，错误的语言翻译会带来麻烦甚至危
险。 在外交层面，这种麻烦或危险可以给一个国家
带来历史性的灾难，或改变一段历史的进程。
早在１７９３ 年，欧洲派到中国来访的最大规模的
使团———马嘎尔尼使团，为了炫耀英国的军事文明
和海军实力，特意带来了英王赠送给清乾隆帝的
作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
自从英语成为西洋官话以来，英语无论在商贸
口头交流上还是在条约文字里都成了西洋各国的一
种标准语和通用语。 清咸丰年间，英美两国促请清
廷选派学生赴两国学习英文，“以便他日文书往来
不用配送汉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语文字强中国传
ꢃꢂꢁ
习抑已汰矣” 。 光绪初年，无论朝野，已有以英语
“
君主号”战舰的模型。 乾隆帝在参观此模型时曾
当面提出几个问题，但由于担任翻译的在华意大利
传教士德天赐仅为一个钟表专家，“明显缺乏船舶
方面的知识，无法将英国人的航海拉丁语翻译成汉
语，并将汉语译成拉丁语，这一交流上的困难使乾隆
为偶像者。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 年），在中葡之间草签
《通商友好条约》之前，条约初稿第３６ 款规定：“各
国议立和约，原系汉洋文字，惟因欲防嗣后有辩论之
处，兹查英国文字中外人士多熟悉，是以此次所订之
和约以及本合约所附之专约，均以中国文、大西洋文
暨英文三国文字译出，缮写画押九纸，每国文字三
纸，均属同意。 当遇有大西洋文与中国文有未妥协
［
５］３１２－３１３
兴味索然”
。 假如德天赐能以地道而有趣的
传译打动乾隆皇帝，那么近代中西交往史乃至近代
中国和世界史必定会大大改写。
［
８］３６０
然而，西方人也钻了中国人不懂西洋语言文字
的空子而大做手脚，欺世盗名，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
权益，以捞取本国和自身的最大利益。 典型的事例
有：清康熙年间，倍受康熙帝宠爱的来华比利时传教
士南怀仁曾被清廷委任为朝廷翻译官，负责对外翻
译接待工作。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 至二十七年
之处，则以英文解明所有之疑。”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年），中葡之间正式草签《通商友好条约》，并
于翌年正式换文缔约。 当时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
司的英国人赫德及其助手金登幹受李鸿章的派遣，
代表清廷与葡方谈判。 有关这一事例，《明清时期
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是这样记述的：
（
１６８８ 年）间，南怀仁在担任沙皇特使尼果赖等人访
ꢀ ꢀ 果然，赫德和金登幹在谈判和缔约过程中，
曾连续使用极不光明正大的做法，以诱使李鸿
章和奕劻入殼。 他们多方为葡方策划，建议葡
方总督兼葡方谈判代表可以利用英文字句的多
义译文作为骗取清政府对条约条款认同的办
法。 例如赫德对罗沙出点子，说：“地位条约的
英文字句必须仔细斟酌， 使它包含了每一意
义。 我预料用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永久占据）
等字就可以达到目的。 中文文字不妨含蓄，只
要提到就够了，不必说得太多。 我原来拟的已
华的拉丁语翻译和魏牛高与法俄罗瓦访华的拉丁语
传译时，乘机把私自绘制的清国地图以及清政府的
政治、经济、军事机密情报偷偷送给对方，以换取俄
国开辟一条欧洲人从俄国来华的交通路线的承
⑨
诺。 南怀仁还曾在清廷和葡萄牙使节之间进行外
交斡旋，使葡萄牙国顺利取得了在澳门的一些特
［
６］６６－６８
权
。 那时，英、美、法、德等国由于在本国很难
找到精通汉语及其文化的翻译人员或汉学家，同时
又不信任华人通事，便常常雇用在华西方传教士充
１
０６
ꢀ
ꢀ
周ꢀ 毅ꢀ 论晚清中西交往中的“语言问题”
经可以行了。 新拟的条文首先带有强占的意
味，其次文中关于治理澳门的词句又意味着割
失其本指，往往以小嫌釀大衅，无他，皆语言文字不
ꢁꢄꢂ
通之弊耳。” 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在其所编的《学
务纲要》中也指出了昔日操洋泾浜的通事劣质翻译
之弊端：“一则翻译之日少，印刷之资轻，可以易售
而罔利。 一则因中国通洋文者少，故摘取其单词片
［
８］３９－４０
让领土。”
这里，赫德利用自己作为清政府的正式谈判代表这
一特殊身份以及英语作为当时中外条约文字的标准
语这一便利，明显偏袒葡萄牙一方，对中国进行“连
哄带骗”，使得葡萄牙梦寐以求的侵占澳门的图谋
得以合法化。 他将中文文本里的“永驻管理澳门”
字样有意译成英文“ｔｈｅ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ｃａｏ”，使得中文的“永驻”成为英文的
［
１２］１５－１６
语，以冀欺世而惑人，鄙险甚矣。”
因此，“认识
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以应外交所需，是总理衙
［
１３］３８
。 由于外交无小
门兴办洋务教育的最初动机”
事，这使得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于１８６２ 年后相
继开设近代中国第一批官办外语学堂———京师同文
馆、上海广方言馆与广州同文馆，以培养中国自己的
有别于通事的正规翻译人才和合格外交官。 这一举
动得到了朝野内外的肯定。 甚至大清国光绪皇帝也
开始屈尊学习英语，聘用同文馆毕业的高材生张德
彝和沈铎为自己的私人英语老师，目的是为了能用
英语直接了解洋人和西学，与时俱进，改良中国，使
大清国能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的
行列。 一时间，“宫里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王
爷和大臣们都一窝蜂地去寻找英语读本和教
“
永占”；还将中文文本里的“未经大清国首肯”字样
有意译成英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从英文的角度既可理解为“未经中国事前同
意”或“未经事先与中国商量”。 这说明，“赫德、金
登幹之流，实在挖空心思地算计中国，时时处处埋下
祸根”。 甚至连赫德本人也承认，为促成这个条约
［
９］９２
的缔定，他采取了“哄骗”的手段
。 当然，赫德、
金登幹之流这样暗助葡国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因为一旦港澳可以沆瀣一气，那么制定共同的“洋
药税项”、联手贩毒以对付中国将是一件极为容易
之事。 至于鸦片战争期间香港的割让和赔款，情况
也极其类似：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子麦华佗（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Ｊｒ．，１８２３—１８８５）曾担任英国驻华商
务监督义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ｌｉｏｔ） 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在
与中方的谈判中尽力帮助英方威胁讹诈清政府，迫
［
２］２１４
员”
。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尤其随着口岸城市
租界工商业的兴盛，对精通西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
要就显得尤为急切，只懂西语者再也称不上合格的
人才。 不少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仅通西文而不懂
西方科技难以振兴中华。 后来主办京师大学堂的清
末大学士孙家鼐在其“筹北京建立学堂奏摺”（清光
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里就直接了当地指出：
ꢀ ꢀ 京师建立学堂为中外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
……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斤斤于文
字语言， 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
……以中学西学兼通者为上策，中学精而粗通
［
６］７６
使清廷谈判代表琦善签订《中英川鼻条约》
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 类
四ꢀ 朝野内外掀起英语学习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訢等人痛感在对外交涉
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与西人交往不仅不“识其性
情”，而且“易受人欺蒙”。 同时，《北京条约》 规定
ꢅꢂꢁ
西学者次之，西学精而粗通中学者又次之。
“
嗣后英国文字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
然而，西语是西学的基础，正如郑观应在其《盛
世危言》里指出的那样：“然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
为先，虽不必数十国尽能了然，而英俄德法四大国实
乃不可偏废，其次则格致之学，再次则五洲之事，循
［
７］２６１
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 １８５８ 年，中英签订了
《
天津条约》，条约中也提出了语言问题。 该条约规
定：英国给中国的所有外交信函均使用英文，并附上
［
１０］４８
ꢆꢂꢁ
汉语译本，同时强调要有忠实可靠的翻译
。 甚
序渐进，融会贯通。”
至《中日马关条约》里的第五款规定：“本约缮写汉
文，日本文及英文各二份，校对无伪，署名盖印，汉文
与日本文遇有解释字义不同之处， 以英文为
余论
在近代尤其晚清的中外交往中，语言问题从来
就是一个重要而又极易被各方忽略的问题。 民间层
面的洋泾浜英语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它
所传递的被曲解和被误会的信息至今难以估量。 而
在正式的商贸和外交翻译过程中，西方人更是使尽
［
１１］５３
凭。”
在华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４５—１９１９）曾撰文指出：“于是乎交涉要
事不得不寄耳目于他人词气，轻重缓急，辗转传述，
１
０７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骗术，利用中国人不懂地道外语的劣势，常常有意曲
解和误会以捞取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通事包括
比较精通外语的中国学者在理解与运用外语上也不
免会出现一些偏差。 据说，当年大学者胡愈之在美
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先生（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１９０５—
可同日而语，在斯诺夫人看来，将她称为“斯诺的爱
人”，意味着她仅是斯诺的“情人”，带有不尊重之意
味。 如果胡愈之能按照英美人士称呼“妻子”的习
惯来称呼斯诺夫人，又如果斯诺夫人了解汉语“爱
人”的实际含义，就不会发生上述这场小小的风波
了。 因此，对英语在近代中外交往的作用进行解构，
远不只是语言本身的课题，它更涉及到思想意识、社
会文化乃至外交政治方面。 这对于我们理解那段历
史、理解语言与交流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当今
的中外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１９７２）所著《西行漫记》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的译
者附记中，把斯诺夫人称为“斯诺的爱人”（Ｓｎｏｗ’ｓ
ｌｏｖｅｒ）。 当样书送到斯诺夫人手中时，斯诺夫人大发
脾气，虽经再三解释，仍不予理解。 胡愈之最后只能
［
１４］７９
到印刷厂把纸型换改
。 这里的误会在于：英语
里ｌｏｖｅｒ（“爱人”）意为“情人”，与“妻子”的含义不
注释：
①
耆公即耆英（１７９０—１８５８）， 清末满洲正蓝旗人， 字介春。 鸦片战争时期，曾任钦差大臣， 与英国代表璞鼎查（Ｈ．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
英驻港首任港督）谈判并签订《南京条约》；１８４４ 年，任两广总督；１８５８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派赴天津与英法侵略军交
涉， 因擅自回京而获罪赐死。
②
③
ꢁꢂꢃ夏燮《中西纪事》卷１４，当涂夏氏江上草堂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刻本，第１６、８⁃９ 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伍浩官（生卒年代不详）， 广东南海县藉伍氏家族三子伍秉鉴（又名伍浩官）。 由于当年经营得法， 很快成为行商的首领和
首富。 十三洋行首富———怡和洋行创办于乾隆至嘉庆年间， 由伍浩官出任行商。 据说，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曾命他前来
报信， 限三日交出鸦片，没能如林则徐所愿， 结果伍浩官的头被当场砍了下来。
④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９ 年，第１３７３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⑥
Ｗｉｌｌａｉｍｓ，Ｓ． 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 Ｓｈｏｒｔｒｅｄｅ ＆ Ｃｏ．， １８６３．ｐ．２２３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韩常泰，左秉降《威斯敏斯德评文集》，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９ 年，第１３１８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⑧
⑨
《问外国人在街市有违警事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史档案，学部试卷，卷号７８。
《工部局华文处有关翻译工作的报告》，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档案，卷号Ｖ１⁃１４⁃００００６６４。
鉴于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１２９０—１９２２）对西亚和中亚的控制， 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只能选择大西洋和俄国的通道来印
度和东亚。
ꢁꢄꢂꢂꢁꢆ郑观应《盛世危言》卷２，上海古香阁光绪乙未年夏月（１８９５）重印，第１４⁃１５、１６ 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ꢅ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第５３７ 卷，卷号００２５０５。
参考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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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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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Ｍ］． 上海： 上海书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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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毅ꢀ 论晚清中西交往中的“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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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２ 册）［Ｇ］．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３３．
１３］李华兴． 民国教育史［Ｍ］．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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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ＺＨＯＵ Ｙｉ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ｎｙ ｆｏｒ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ｉｄｇ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ｅｒｅｌｙ ａｓ ａ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
ｓｐｅｃｔ， ｇｏｏｄ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ｒｅ ｓｅｔ ｕｐ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Ｓｉｎ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Ｓｉｎ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ｒａｚｅ；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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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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