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2期
2
012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2
March,2012
明代屈原戏论考
何光涛
(四川宜宾学院文新学院,四川宜宾644007;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明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部: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神女》和《双栖记》、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佚。袁于令创作《汨罗记》一事虽仅属传闻,但确属实;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正义性
格,促成他创作了该剧;但创作后不久,其父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将其焚烧。《神女》、《双栖记》是否属于屈原戏,学
术界看法不一,但相关文献和它们的剧情均表明它们是屈原戏;《神女》的作者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吕天
成。关于徐应乾的生平,除了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明末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今人的戏曲著作多将《汨罗》写成《汨罗记》,误。以上四剧的关系因《远山堂曲品》模糊不清的记载显得扑朔迷离,
其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参考、抄袭的事实。
关键词:明代屈原戏;《汨罗记》;《神女》;《双栖记》;《汨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2-0105-10
有明一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
史遗文》,诗文有《音室稿》(或作《及音室稿》)、《砚斋
稿》(或作《留砚斋稿》),戏曲作品有《西楼记》、《金锁
记》、《鹔鹴裘》、《瑞玉记》、《玉符记》、《合浦珠》、《珍
珠衫》、《汨罗记》、《战荆轲》、《双莺传》等。
①
部,分别是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
神女》和《双栖记》、徐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
《
佚。关于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少,学术界目前还无专
文论述。本文拟汇集相关文献资料,对四部剧作的
相关问题予以考论。
学术界对袁于令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多有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其《汨罗记》一剧,还少有
研究。该剧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云:“闻友
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
秦灰,不可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
一
袁于令的《汨罗记》
②
袁于令(1592—1672),江苏吴县人。原名晋,
明末改名为于令;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入清不
久号箨庵;别署幔亭峰歌者、幔亭过客、幔亭仙史、吉
衣道人、白宾;室名有剑啸阁、音室、及音室、砚斋、留
砚斋。他出身吴县名门望族,风流倜傥,性喜音律,
热衷戏曲创作。本为贡生,后因与人争妓除名国子
监。明末入京求官,结果不详。入清后步入仕途,最
后官至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以“侵盗钱
[2]65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 这段话
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如袁于令是否真正创作过《汨
罗记》?若是真实的,又是谁烧了它?他创作该剧的
原因是什么?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番考述,以就
教于学术界。
(一)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真实性
[
1]程迓亭《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258
粮”
乡,依靠朋友的周济,诗酒自娱。康熙十一年
之罪被免官,回到家
因为该剧仅见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一书,并
且祁彪佳又说是“闻”,即听说,所以袁于令创作该剧
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要考查其真实性,
(
1
672),客死于绍兴上虞县。著述丰富,小说有《隋
收稿日期:2011-11-03
作者简介:何光涛(1975—),男,四川平昌人,宜宾学院文新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得分析祁彪佳和袁于令之间的关系。
没有和袁于令的家人交往过,所以他只能是从袁于
令本人那里听到的。
③
祁彪佳(1602—1645),浙江山阴人,字虎子,
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自号寓山居士,明末著
名戏曲家。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任福建兴化府
推官。崇祯四年(1631)升御史,后出任苏州府、松江
府巡按。后因得罪权贵,受到排挤,退居家中达八年
之久。崇祯十五年又被启用为河南道御史。崇祯十
六年因弹劾吴昌时,被改官南京任刷卷。潞王监国
时,出任苏州府、松江府总督。清顺治二年(1645)清
兵大举南下,自知事不可为,自沉殉国。
袁于令会不会是故意杜撰此事,以欺骗祁彪佳
而博取名声呢?应该不会,因为他极富才华,文思敏
锐,要创作一部戏曲并非难事。如清人雷琳等编撰
的《渔矶漫钞》记载他曾经创作传奇《瑞玉》,“词曲工
妙,甫脱稿即授优伶。群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
演。是日诸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优人请曰:‘剧中
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诸公各拟一
调。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
即索笔书〔卜算子〕……。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
④
他一生交友广泛,尤其和袁于令交往颇深,这
[
4]78
从他《祁忠敏公日记》和《远山堂尺牍》的相关记载中
可以看出。他对袁于令的戏曲才华非常佩服,经常
请教戏曲音律方面的问题,还请他帮忙修改自己所
写和所编的剧本,甚至在写作《远山堂剧品》和《远山
堂曲品》时还请他帮忙搜集剧本。袁于令也确实热
心地给予了帮助。
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
从祁彪佳的角度看,他也不会在《远山堂曲品》
中故意虚构此事以增加好友的名声。因为在他写作
此书的时候(1629年),袁于令早就以《西楼记》名闻
天下,不需要靠弄虚作假来增加名声。
(二)是谁烧了《汨罗记》?原因是什么?
崇祯八年(1635)八月,袁于令路过山阴,特地拜
祁彪佳说袁于令的《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
望了辞官在家的祁彪佳。祁彪佳创作了四首诗记载 “秦灰”有两个出处,一是指秦始皇焚烧书籍,二是指
[
3]1587
这次相会,在诗中他称袁于令为“素心人” ,盛
赞他的才华胜过陆机、潘岳。八年后,也即是崇祯十
六年,袁于令在北京候选,祁彪佳在京师任职,二人
再次相见。祁彪佳在《癸未日历》中详细记载了他们
这次交往,他们有时在“月下小酌,出画卷共观
项羽焚烧秦宫。无论出自何典,“秦灰”在此之意都
是灰烬。《汨罗记》为何成了灰烬呢?因相关史料阙
载,无法确知,只能推测。笔者认为,原因应该不出
两方面,一是毁于自然火灾,二是毁于人为。
首先来看自然火灾。在古代,一个家庭失火应
该是件大事。袁家是名门望族,社会交往广泛,若发
生火灾,自家或好友都可能有所记载。但是,现存关
于袁家的所有文献资料,均无相关记载。所以大致
可排除《汨罗记》毁于自然火灾的可能性。
[3]1337
[3]1338
之” ,有时“同至莲花庵观水” ,有时“共素
[
3]1338
斋于寺之阁上,共述居园之乐” 。这次交往前
后达半年之久,两人几乎形影不离。该年八月,祁彪
佳因弹劾吴昌时被迫调离北京,出任南京刷卷。离
开时,袁于令还将家眷托付祁彪佳带回吴江。
由以上材料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祁彪
佳对袁于令的创作应该非常关注。袁于令创作《汨
罗记》一事,祁彪佳虽是耳闻,但应该事出不虚。
祁彪佳对于此事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没有亲眼
见到剧本,故只说是听说。听谁说的呢?揣摩《远山
堂曲品》中的那句记载,大致可以推测是听袁于令自
己或袁于令家人说的。因为“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其次来看人为因素,若《汨罗记》果真毁于人为,
那是谁烧了它呢?是统治阶级因该剧内容触犯了明
代律令而烧了它吗?还是社会上的某个人认为该剧
在讽刺自己而烧了它吗?应该都不是,因为《远山堂
曲品》明言“《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刚刚写好
就被烧了,外人是没看到的。既然外人连剧本都没
看到,又何来烧它之事?再者,是袁于令本人因为不
满意该剧的质量而烧掉它吗? 应该也不是,因为从
见”,说明剧本刚写好后就被烧掉了,除了袁于令或 《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之忠愤”一句看,此剧内
其家人,外人是没有见过剧本的,对剧情自然也就无
从知晓。但是,从“极状屈子之忠愤……惟散其事于
容应该不错。
那么,究竟是谁烧了它呢?笔者认为,极有可能
《
神女》、《双栖记》中”一句可以看出,祁彪佳很熟悉
剧情。所以祁彪佳只能是从袁于令或其家人那里
闻”到的。又,从祁彪佳现存文稿来看,祁彪佳一生
是袁于令的父亲烧毁它的。这可从袁于令的家族背
景、袁于令本人的性格行为方面去推考,还可从《西
楼记》中的相关剧情去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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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袁氏家族是吴县名门望族,“家世多循吏文
5]
〔小净应欲下介〕〔外复唤转介〕从今以后,
凡是会文的相公来,都请进厅堂。若是闲人酒
客求诗索字的,一切都回了。
[
苑” 。据《吴门袁氏家谱》记载,袁于令九世祖袁宁
一在元代曾官海道万户,赐第吴县闻德坊;曾祖袁褒
为太学生,潜心读书,未仕;祖父袁年为万历八年进
士,初任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最后官至陕西按察
使;叔父袁坊,国学生,历官山西布政使司理问、广东
化州府同知、山西绛州府同知;父亲袁堪为万历二十
八年举人,初任浙江孝丰知县,后官至广东肇庆府同
知。由此可见,这个家族是书香门第,几乎世代皆从
事举子业。
〔小净〕晓得。
〔外〕孩儿过来,你今后一意举业,把所制词
曲,不论已成帙未成帙,已刻版未刻版,都将来
烧了,决不可再做了。
〔生〕孩儿谨尊严命。
第九出《庭谮》写于鲁请于鹃的文社好友赵伯将
前来,询问于鹃的学业情况。赵伯将嫉恨穆素徽和
于鹃相好,趁机在于鲁面前大进谗言。这里再次提
到烧书的事情:
⑤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家族,又是贡生,本应修身
律己,集中精力于举子业,但是,他却喜好那些于举
业毫无帮助、被士人视为小道的戏曲。他本人也风
流浪荡,追逐声色之娱,经常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
〔小净〕令郎是高才,原不消十分用功,那曾
有名士甘就时趋。
[
1]吴伟业《赠荆州守袁大韫玉》,258
少年走马过红楼”
的生活。最
〔外〕说起名士,一发是他自误张本,只为终
日自负了词坛重名,反把时艺看易了。
〔小净〕须是禁他做绮丽语。
后以至与人争妓,对方“甚不平,为兴讼
[6]《西楼记》,492
[6]《西楼记》,492
焉”
,袁父“惧,送子系狱” 。虽
然有这样的牢狱之灾,但他似乎并未醒悟,年老之时
回忆年轻时的生活,还不无自豪地说:“若仆生神庙
初载耳,借父祖之清华,恣游敖,其视大江以南山水
皆吾园池。而名姝巧笑,倡优狎客之徒,悉家隶也。
歌词一落笔,晨而脱稿,夕遍里巷。过数十日,而海
内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诸坊曲,氍毹灯烛,高堂
〔外〕前日老夫曾到他书房,见歌曲满案,已
面谕一番,都把来烧毁了,难道又做?
〔小净〕不瞒老先生说,烧得几何? 如今俳
优所习,皆令郎歌曲。须是搜索外面底本,惩治
演习之人,方断其作兴。还须屏外游,锁书斋,
限功夫,精神方聚。
[7]《赠袁箨庵七十序》,621
所奏,无非袁生辞也。”
〔外〕唉,药石之言,老夫谨领命了。正是与
⑥
袁于令这样的性格行为,父亲肯定非常生气。
父亲必然希望他专心科举,继续光大袁氏家族。所
以,当父亲看见他创作对举子业毫无帮助的戏曲作
品时,必然愤怒,甚至烧毁。这也可以从袁于令带有
自传性质的传奇《西楼记》的相关情节得到印证。
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
自《西楼记》在明代盛演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
该剧是袁于令的自身写照,如宋起凤《稗
[
9]101ꢀ102
[10]
说》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 、袁栋《书隐
[6]《西楼记》,492
丛说》
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今人也普遍
《
西楼记》写宦门子弟于鹃与名妓穆素徽之间的
认为该剧多少带有袁于令的自传性质,并从人物命
名、人物思想等方面加以考证,如徐扶明的《袁于令
曲折爱情故事。二人郎才女貌,真心相爱,却遭到相
国的儿子池同和于鹃的好友赵伯将的百般破坏。最
终二人在侠士胥表的帮助下,终成眷属。
[11]57
[12]11ꢀ14
与<西楼记>》 、陆萼庭的《谈袁于令》 、周
震麟的《袁于令戏曲作品的个性特点和人格理
[
13]69ꢀ70
剧中的于鹃出身名门,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喜
欢歌词曲赋。父亲于鲁进士出身,为当朝御史。第
四出《检课》写于鲁对于鹃“雄才自恃,杂艺分心,广
想》
等。笔者认为,文学作品虽然不等于生活
本身,但来源于生活,剧中烧书情节应该有生活的影
子。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应该有作品被烧的经历。
并且剧中烧书的原因和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因为性格
行为可能受到父亲的指责是一样的。所以,大致可
以认为《汨罗记》是他父亲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烧掉
的。
[8]
结四方之名流,遂袭一时之虚誉” 很不满意,担心
他“把举子业看轻了”,于是一天突然去他书房查看,
看到书桌上尽是新写好的用于“付梨园供歌唱”的
“淫词艳曲”,非常生气。于鲁要他看重“文章事业”,
⑦
熟读“祖父遗书”,而不许再“去撰著词曲”,最后命令
他杜绝和文友们往来,并烧毁了他写的词曲:
徐朔方、李复波两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
《西楼记》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此我们也可
1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以得知,《汨罗记》的写出时间应该在这之前,是袁于
令非常年轻时的作品。
可能写出“极状屈子之忠愤”的剧作出来。其实,袁
于令是一位人格非常复杂的作家,除了这些让人诟
病的缺点,他还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比如他富
有正义感,敢于参与反对阉党的斗争。天启年间,以
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专权,横行无忌,祸乱天
下。其中御史崔呈秀是无恶不作,排在阉党“五虎”
之首位;应天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立生祠不遗余力;
织造局太监李实助毛一鹭打击东林党人,穷凶极恶。
袁于令为此创作传奇《玉符记》和《瑞玉记》对他们进
(三)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原因
联系剧名看,再联系《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
之忠愤”的那句话,可知该剧写了屈原整个一生的悲
剧历程,而袁于令创作此剧时还不到十九岁。他如
此年轻,又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少年走马过红楼”
的公子生活,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主题沉重的历史
剧呢?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
关系。
[16]171
行揭露和讽刺。《玉符记》“直陈崔、魏事” ,《瑞
从万历中期开始,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厌恶群
玉记》“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
[
4]77ꢀ78
臣争斗,“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
[14]261
太监李实,拘陷周忠介事” 。由此可见,袁于
令是位无所畏惧、富有正义感的人。虽然这是他三
十七岁的事情,而创作《汨罗记》是他十九岁前的事,
但一个人的性格主要是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生大
体不会变,所谓“江山易移,本性难改”。所以从性格
特征来看,他也可能创作出《汨罗记》这样一部借古
讽今的历史剧来。
中外缺官亦不补” ,导致朝廷政事累积,官僚倾
轧,朋党相攻,整个官场处于阴沉恐怖的气氛中。而
农民起义也前赴后继,仅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三
十九年(1611)间,就发生了浙江赵古元、福建吴建、
南京刘天绪、保定刘应第等人的起义。边境也面临
着危险,北方边患不息,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整
个明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内阁大臣叶向高
上疏道:“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
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
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
衅,四也。风声气息日趣日下,莫可挽回,五
二
吕天成的《神女》、《双栖》
吕天成,正史无传。据他的《曲品》、王骥德《曲
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文献记
载,他是浙江余姚人,生于万历八年(1580),卒于万
历四十六年。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
他出生官宦世家,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参加秋
试,失利。他终其一生科场都不顺利,自从对他影响
很大的沈璟、外舅祖孙矿和表伯父孙如法相续谢世
后,“他逐渐转入颓唐,崇信庄老,‘淡然入
[15]6233ꢀ6234
也。”
道出了明王朝内忧外患的根源。
为此,正直的士人和官员无不忧心忡忡,如顾宪
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一些剧作家也拿起笔创作
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沈应召的《去思记》、
冯梦龙的《精忠旗》、叶宪祖的《使酒骂座》和《易水
寒》等。其中很多是历史剧,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时代,在醉心声色之余,对当时的
腐败混乱也应该有所感悟。并且他生于官宦之家,
[17]429
道’” 。他因从小受家族长辈的指导,嗜好声
律,擅长词曲。后来又和沈璟、王骥德交善,更精于
曲律。创作小说《绣榻野史》和《闲情别传》,《绣榻野
史》今存。创作杂剧《齐东绝倒》(又名《海滨乐》)、
长辈们平时议论时政,也极有可能影响着他。所以 《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
他创作《汨罗记》的目的,应该是借屈原忧国忧民的
忠愤”事迹,讽刺当朝那些无心国事而专心倾轧的
风情》、《缠夜帐》、《姻缘帐》共八种。创作传奇《神
女》、《双栖》、《戒珠》、《金合》、《三星》、《神镜》、《四
相》、《四元》、《二媱》、《神剑》、《李丹》、《蓝桥》和《双
“
朋党;甚至还有可能借楚怀王宠幸郑袖而疏远忠臣
之事,讽刺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而懈怠国事。
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袁于令富有正义感的性格
也是他创作该剧的原因。
⑧
阁画善》,共十三种。创作戏曲理论著作《曲品》,
为晚明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戏曲
作品除了《齐东绝倒》和《曲品》,均已失传。
众所周知,袁于令有许多让人诟病的事情,比如
他一生都热衷于声色之娱;入清做官,被视为丧失民
族气节;做官后又因“侵盗钱粮”而被免官,等等。纵
览他的一生,看似他确实是一个人品不高的人,不大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据此可知,吕
天成的《神女》、《双栖记》两剧中也有屈原故事,也属
108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2]131
于屈原戏。但是历来研究屈原戏的学者要么遗漏这
见矣。”
3.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艳品”中著录吕
⑨
两剧,要么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其原因
究竟是什么?两剧的故事情节如何?并且,有些文
献认为《神女》的作者是吕天成的父亲或者其他人,
这又当如何解释? 这些都值得研究,笔者拟就这些
问题进行考论。
天成《神女》时说:“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沈
词隐评之,谓:‘东邻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
堕时趋。’乃其才情富丽,每一词如万绣齐张,亦
[
堪配《骚》,亦堪佐《史》。”
2]19
(
一)对《曲品》和《远山堂曲品》中相关记载的整
体分析
一些学者遗漏这两种剧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吕
4.吕天成在《曲品》“新传奇品”中著录王剑
池的传奇《春芜》时说:“《春芜》,宋玉事,予曾作
《神女》、《双栖》二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
[
18]243
天成在《曲品》中著录王剑池的传奇《春芜》时所说的
那句话:“《春芜》,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
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
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者。”
细细研读这些材料,不难发现,祁彪佳在《远山
堂曲品》中的三处说法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的,都是准
确的,并非自相矛盾。他先是总体谈论袁于令的《汨
罗记》和吕天成两剧的关系。他认为,袁于令的《汨
罗记》写出后就被烧了,后来的人不可得见,但是剧
中的屈原故事却在吕天成的《神女》和《双栖记》中可
以看到。
[
18]243
者。”
而不是写屈原的。
而另一些学者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
由此他们认为这两部剧作都是写宋玉的
原因大概是《远山堂曲品》中的另外一则材料:“《双
栖》,此《神女》改本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
其笔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然后,他再就吕天成两剧的具体情况进行谈论。
他认为《双栖记》和《神女》是“改本”和“被改本”的关
系,也即是《神女》是《双栖记》的初稿,修改之后,两
剧就“绝不同”了。那么,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故
事情节还是其它? 对此,《远山堂曲品》又透露了一
些端倪:“《神女》,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暗指它
的音律有问题。而吕天成的老师沈璟也曾经批评过
[
2]131
照,恍忽如见矣。”
改本,改了后才写到了屈原“汨罗江畔”等事迹,因此
双栖》是屈原戏,而《神女》不是。
他们觉得《双栖》是《神女》的
《
这些看法似乎都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有相关的
材料作为支撑,并且这些材料要么来自吕天成自己
所著的《曲品》,要么来自大家都在征引的《远山堂曲
[19]899
品》。若要否定它们,要么就是否定吕天成自己的 《神女》的音律问题,说它“音律尚堕时趋” 。至
话,要么就是承认《远山堂曲品》中的记载自相矛盾。
实情究竟如何?《神女》和《双栖》究竟是不是屈
原戏?笔者认为,要澄清这些问题,必须对《曲品》和
于内容方面,祁、沈二人都没有提出批评,沈甚至赞
[19]899
扬它说“东邻客舍,曲有情境” 。由此推测吕天
成对《神女》进行的修改,应该是它的音律方面的问
题。那么,经过修改后而成的《双栖记》情况又如何
呢?沈璟评论之:“《双栖记》即《神女》改本,然与前
《远山堂曲品》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整体、科学的分析,
而不应该片鳞只爪地抓住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片面
分析。这样,才能得出公允的、合理的结论。为了便
于说明,现将《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两书中关于吕
天成两剧的所有材料罗列如下:
[19]899
绝不同。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
由
此评论可以大体得知,《双栖记》在音律方面“与前绝
不同”了,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多大改动,以至沈璟提
出建议:“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又从祁彪
佳的评论可以看出,《双栖记》的语言因为“以《骚》、
1.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能品”中著录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时说:“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 《雅》供其笔端”,从而雅致、形象得多了,产生的阅读
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
效果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照,恍忽如见矣”。
[
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
2]65
2.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中著
录吕天成的传奇《双栖》时说:“此《神女》改本
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其笔端,觉汨
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照,恍忽如
至于《曲品》中的说法,客观地分析,吕天成的意
思是说王剑池的《春芜》是写宋玉故事的,而自己也
有两部剧作写到了宋玉。他并未说他的两剧只写了
宋玉而没有写屈原。事实上,在戏曲作品中,屈宋两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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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经常被共同写到的,如尤侗的《读离骚》和胡盍
朋的《汨罗沙》。
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
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
[22]28ꢀ29
由以上分析可知,《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中的
穷士乎!’”
由此可知,剧中还写道了伍子胥。
记载都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每次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以梦解梦者”说明伍子胥出现在剧中其它人物的梦
所以“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惟散其事于《神
女》、《双栖记》中”一句也自然不诬,由此可以确定这
两剧都写到了屈原,都是屈原戏。
中的。由“倡优拙,楚剑利”一句看,剧中还出现了倡
优角色。《说苑》:“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
倡优拙。夫剑利,则士多慓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
[23]365
(二)两剧的故事情节
吾恐楚之谋秦也。”
梅鼎祚对剧中的倡优深为
从以上“极状屈子之忠愤”、“觉汨罗江畔,暗雨
凄风”、“宋玉事”等语句可知,两剧是以屈宋故事为
主。
愤怒,担心他们迷惑楚王、分散楚王治国的精力,从
而对楚国的安危深表忧虑。由此可知,倡优在剧中
的戏份必然不少。《双栖》只是就音律方面从《神女》
改编而来,剧情应该也大致相同。
从《远山堂曲品》“黄陵庙前,暮色斜照”一句看,
剧中还可能出现了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关于
黄陵庙,韩愈《黄陵庙碑》云:“湘旁有庙,曰黄陵,自
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尧之长女为
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辞谓娥皇为君,谓女英为帝
(三)《神女》的作者问题
关于《神女》的作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王骥
德《曲律》等都记载为吕天成。《远山堂曲品》的记载
已见上引,《曲律》有两处记载:
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
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
曰槜李大荒逋客。郁蓝《神剑》、《二媱》等记,并
其科段转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
[20]5679ꢀ5680
子。”
由此可知,在剧中,娥皇、女英又有可
能和《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等同起来了。
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文集”卷十八《<神女
记>题词》一文还可知《神女》剧中更多的故事情节。
题词云:
[24]165
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
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
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媱》、
骚累与日月争光,神女以雨云着梦,后代遂
指大夫之所讽,襄王之所遇者,而诧以为奇,又
一梦矣。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体娴雅而口微辞,殆以宋玉自命乎? 至若吊屈
怀湘,则又茹志于忧国,寓陫于詈余,将亦被放
之辰,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 吾闻之,倡优拙,
楚剑利。 是记出倡优且工,吾不胜为楚虑
[24]167
《神剑》,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
王骥德和吕天成交善,所言应该不诬。吕天成
自己也说:“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由此,该剧
的作者看似毫无争议,必然是吕天成。后世戏曲著
作在著录《神女》时也直接将它归于吕天成名下。
但是,和吕天成同时的龙膺却认为作者是吕天
成的父亲,他在《重刊纶濦文集》卷二十四《答吕麟趾
太仆》云:
[
21]345
矣。
“詈余”出自《离骚》,指女媭责备屈原,由此可知
此剧有此类情节。又言“被放”、“行吟”、“詹卜”等,
当是用了屈原《卜居》、《渔父》故事,而写进剧中(《卜
居》云:“屈原既放……往见太卜郑詹尹”云云;《渔
父》言:“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云云)。又
言“吊屈怀湘”,可能还涉及到贾谊的渡湘江而作赋
以吊屈原的故事。由“神女以雨云着梦”一句看,宋
玉《神女》中的内容肯定也被写进了剧中,只是神女
和娥皇女英、湘君湘夫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得
而知。“芦中人”指伍子胥,典出赵晔《吴越春秋》:
乃足下《神女记》,英英如百琲明珠,遇合本
奇,才情复丽,大是合作,可必其传。然悉楚事
楚人无能张之者,幸借五色管张之,何哉? 足下
内朗外温,肤清神澈,当代之兰台大夫也,故能
[25]241
发其余蕴,游戏弊端。
麟趾为吕天成之父吕胤昌的字。龙膺与吕麟趾
交善,在这封信的开头回忆他们的交往,说:“始仆与
足下同理官,齿相若也,情则肺肝,义则金兰,即生同
[25]241
“
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
胞,第同籍,蔑以加焉。”
官,年龄又相当,有着金兰之交。并且从龙膺对该剧
由此可知他们同朝为
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夫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
110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的评价来看,他是阅读过该剧的。据此,龙膺所言应
该不虚。
例外都引用《远山堂曲品》中“至广宁迁乌”、“官医
巫,以强项为当事所扼”等文字,非常简略,模糊不
清。
作者究竟是吕天成还是吕胤昌? 惜乎资料有
限,不能确考。徐朔方推测说:“或是父子合作也。
父代子作,或父子合作而单署子名,以博早慧之美
其实关于徐应乾的事迹,《酌中志》一书还有一
定的记载。《酌中志》是明末太监刘若愚所著,主要
记叙了“由万历朝至崇祯初年中的宫廷事
[
26]266
但王骥德在《曲律》中这样评价吕天成:
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
称。”
[28]前言,1
“
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
迹” ,也兼及宫外之事,是一部“比较翔实可信
[25]172
[28]前言,1
文词。”
的著作” 。该书卷二十一“辽左弃地”详细地
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
记载了万历、天启年间“全辽沦陷”的前因后果,其中
[25]167
⑩
其少年游戏之笔。”
由此可知吕天成从小就聪
有徐应乾的一些事情。全文较长,兹录重点于下:
颖,似乎不必靠父亲这样的帮助来博取名誉。
笔者认为,说作者是吕胤昌仅见龙膺的《答吕麟
趾太仆》,属于孤例,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还
是应当认为作者是吕天成。又,徐朔方据梅鼎祚《神
女记题词》中的“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一句,认为“芦中人”是指《神女》的作者,并说:“似托
至万历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宁辽伯总镇辽
东,巡抚则赵公楫,欲将鸦谷关外,将其哈唎佃
子等处地方居民招徕内徙,以邀功赏。时先将
军应祺正任辽阳副总兵,曾具呈阻之曰:……。
奈抚镇贪功之谋已成,见呈大怒,遂多方布阱,
其欲甘心先将军矣。……。先将军由此愤郁成
疾,于本年夏告病回卫,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
十一日病故。其年冬,抚镇果行文招徕居民,安
土重迁,几至激变。……。遂将膏腴地数百里,
尽为□□所得。
[
26]266
名付刻者。”
是指剧本的作者,而是指剧中的人物。
徐应乾的《汨罗》
一)关于徐应乾的生平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芦中人”并非
三
(
徐应乾,正史无传,相关文献极少,最常见的是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该书共著录徐
应乾六种传奇,并对每种的内容作了一定介绍,其中
两种涉及到他的一些生平。
丙午夏,辽镇广宁管饷通判徐公应干,浙江
绍兴人也,目击辽镇边备大坏,条十五事上于镇
抚。首列□□一款,而两老不胜怀忌。至秋七
月,奉按院萧公淳檄委徐公阅察河东十四卫,于
辽阳库庙见先将军呈谏割地之案,不觉冲冠眦
裂,为赋二诗以志不平。其《晓渡青石岭》一律
曰:“深秋于役未曾休,历尽凄凉辗转忧。绝贡
称王宁久服,媚□割地岂良筹? 草头垂露含民
泪,山脚流泉咽戍愁。郑侠丹青今若在,时艰早
已达宸眸。”其《清河堡阅操》一绝曰:“曾闻辟土
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优? 可惜殴民分界处,膏
腴多少属东□。”抚镇闻之,遂将徐公捏陷,革职
为民。
《德政篇》,徐应乾。弘农之渡虎,中牟之驱
蝗,潮洲之驯鳄,被之弦歌,足为治谱。至广宁
[2]64
迁乌,则徐君自道也。
治谱”一词,典出《南齐书》:“琰父子并著奇绩,
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
“
[27]914ꢀ915
示人’。”
后以“治谱”为称颂父子兄弟居官
有治绩之典。这说明该剧描写了徐应乾的父亲或兄
弟在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广宁”,
明洪武二十三年置,治所在今辽宁北镇县。“则徐君
自道也”这句话又说明该剧还记叙了徐应乾在辽宁
北镇的事情。
□□既得膏腴之地数百里,遂阴怀叛心,隐
忧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后,兵科等衙门宋公一
韩等,各疏劾弃地非是。内有云:“刘副将一呈
《两诗》,徐应乾。徐君官医巫,以强项为当
[28]186ꢀ187
事所扼,乃直记其事;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快
而辄死,徐通判二诗而去官。”
[
2]64ꢀ65
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
李成梁,辽东总兵,《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有传;
赵楫,辽东巡抚。二人贪功贻患、致使全辽沦陷之
事,《明史》多有记载。但他们倾轧副总兵先将军、管
饷通判徐应乾之事,《明史》无载。从以上材料可知
徐应乾的籍贯、在辽东时的官职以及遭到打击排挤
由此可知徐应乾曾官任医巫,但是“强项”指什
么,“当事”又是谁,为什么“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等,
很难明白。
近代以来诸多戏曲论著在介绍徐应乾时,无一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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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和结局,也明白了他的传奇《两诗》剧名的来
才是《汨罗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祁彪
佳的严谨态度。
清代沈复粲在《鸣野山房书目》卷三“乐府家二
历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的原因。
概之,由以上两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勾勒
出徐应乾的生平:徐应乾,浙江绍兴人,字孔坪,生卒 ·传奇”中著录了他所看到的“五百五十六种共百六
年不详,万历三十四年(1606)尚在人世。父兄曾在
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他曾官任医
巫和辽宁北镇任管饷通判。任通判之时,因见北镇
防备大坏,曾于丙午年夏条陈十五事上书镇抚赵楫,
遭到赵楫和李成梁的怀恨。后赵、李为了贪功邀赏,
十二本”完整无缺的“全本”传奇,其中也有“《汨罗》”
[32]95
一剧 ,但是未标明作者名。查阅戏曲目录文献,
元明清三代现存的戏曲剧名中有“汨罗”二字的共有
四种:袁于令的《汨罗记》、徐应乾的《汨罗》、清初郑
瑜的《汨罗江》和晚清胡盍朋的《汨罗沙》。袁于令的
不顾副总兵先将军的阻拦,强行迁徙关外之民“内 《汨罗记》在写好后就被烧毁了,故当排除;郑瑜的
徙”,致使辽东边疆数百里之地落入敌人之手。丙午 《汨罗江》是杂剧而非传奇,也当排除;胡盍朋的《汨
年秋,徐应乾阅察河东十四卫,在辽阳库庙中看见当
时先将军的阻拦信,对赵、李二人更加非常愤怒,于
是写了《晓渡青石岭》、《清河堡阅操》两诗进行讽刺。
赵、李闻知,捏造罪名,将他革职为民。被革职之后,
徐应乾写了大量的传奇作品,记叙自己在辽东之事,
如《德政篇》、《两诗》和《筹虏》等。但除此之外,他何
去何从,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
罗沙》创作于咸丰元年(1851),而沈复粲是道光三十
年(1850)去世的,故也应当排除。因此,《鸣野山房
书目》所著录的《汨罗》当是徐应乾的作品。这里,也
明确无误地说明徐应乾的此剧名为《汨罗》。
但是,今人的戏曲文献著录此剧多把剧名误写
成《汨罗记》,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傅惜
华的《明代传奇全目》、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
辞典》、徐寒主编的《中国艺术百科全书》、邓绍基主
编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等。这大概是错误地
认为《远山堂曲品》“孔坪为此”的“此”字是承前指代
袁于令《汨罗记》一剧。
另外,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广东也有一名叫
徐应乾的人,见《千顷堂书目》、《浙江通志》、《广州通
志》。因其籍贯、字、官职、著述均与前面的徐应乾不
同,故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笔者不敢将二人
视同为一人。引录于此,以待学术界察焉:
关于《汨罗》的剧情,大概是徐应乾借题发挥,借
忧国忧民的屈原讽刺无谋误国、倾轧忠臣的赵楫和
李成梁,借不辨忠奸的楚王讽刺神宗和熹宗在处理
赵楫和李成梁之事上的含混。赵楫和李成梁本应处
斩,非但没有,而且他们的子孙要么“送国子监读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儒家类”:“徐
应乾,《士林正鹄》四卷,字以清,遂昌人,贡士,
官雷州府学教授,搜辑古人孝、弟、忠、信、清、
[29]306
慎、勤、敏八行,凡二百余条。”
[28]188 [28]188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五“经籍”:
书” ,要么“蒙准袭爵” 。这样的结局连《酌
[
28]188
“
《士林正鹄》四卷,黄氏书目:徐应乾著,字以
[30]4174
中志》的作者太监刘若愚都感到“窃痛” ,何况
曾经深受其害的徐应乾呢? 徐应乾本人性格直率,
敢说敢为,由创作传奇《两诗记》“盛斥李宁远、赵中
丞,快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就可以看出。而
这部《汨罗》,又是“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其
中必然有辛辣的讽刺。
清,遂昌人。”
雍正《广州通志》卷四十一“名宦志各府”:
徐应乾,仁和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雷州府
学教授,端庄儒雅,卓有师范,初训英德,著有
士林正鹄》、《读书正旨》诸书,又汇集《雷州
“
《
[
31]
志》,草编摩未就而去。”
二)关于《汨罗》的剧名和剧情
据《远山堂曲品》,徐应乾共有传奇《德政篇》、
四
以上四剧之间的关系
(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此,历
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这段话虽然在剧目的著
录、剧情的提示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同时
又有一些疑点。疑点一:从写作时间上看,难道是袁
作在前、吕作在中、徐作在后?疑点二:从“散其事于
《
两诗》、《筹虏》、《扊扅》、《三迁》、《汨罗》六种,全未
流传下来。关于《汨罗》的剧名,《远山堂曲品》著录
曰:“《汨罗》,徐应乾。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
…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此处明
确说剧名为《汨罗》,而不是《汨罗记》,袁于令创作的
112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神女》、《双栖记》中”看,莫非吕作借鉴了袁作? 李
的先后顺序是:《神女》—《双栖记》—《汨罗记》。吕
复波为此也感到疑惑,在《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
一文中说:“这段文字很叫人生疑。……莫非吕取袁
作之关目写入己作? 然而吕天成《曲品》刊行时,其
作已成,袁于令不大可能早此写成本子来。姑记此
天成《神女》完成时,袁于令才九岁;《双栖记》完成
时,袁于令最多才十二岁。袁于令《汨罗记》不可能
早于吕天成的两剧。那么,祁彪佳为什么要说“惟散
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呢?“散其事”三字给人
的感觉似乎是吕天成参考了袁于令的《汨罗记》,甚
至抄袭了其中的一些情节。
[33]284
待考。”
但他后来并未就此进行考证。这些疑
点牵涉到四剧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察,笔者姑作推
考,以就教于学术界。
笔者认为,祁彪佳自然知道吕天成不可能参考
或者抄袭袁于令的《汨罗记》,除了完成时间的先后
原因之外,还有《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吕天成是
不可能看见的。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有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四剧创作的时间。
(一)袁于令(1592ꢀ1672)的《汨罗记》。据本文
第一部分的相关推论可知,该剧的完成时间应该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若推论仍不足以令人信服
的话,那么此剧的完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祁彪佳《远
第一,从对四个剧本了解的先后顺序来看,他或
许最先知道袁于令《汨罗记》的剧情,于是有了先入
为主的心理基础;当后来读到吕天成和徐应乾的剧
本时,他就无意识地根据自己最先知道的袁于令《汨
罗记》的剧情去评价它们,而忽略了几个剧本创作的
先后关系,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后读到的就是后出的。
第二,从他与三位剧作家远近亲疏的关系看,他
与吕天成、徐应乾无甚交往,而与袁于令交善,故他
心里可能时时存念着袁于令的剧作。因此,即便他
知道几个剧本之间的先后顺序,甚至也最先读到吕
天成、徐应乾的剧本,但他在写《远山堂曲品》时也极
有可能无意识地忘记或者忽略它们之间的先后顺
序,而拿好友的剧作作为蓝本去评别人的作品。
ꢂꢁ췍
山堂曲品》最终完成之时,也即是1631年。
(二)吕天成(1580ꢀ1618)的《神女》、《双栖记》。
据徐朔方先生《王骥德吕天成年谱》考证,《神女》的
[26]265
完成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双栖记》完
成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据吕天成于万历三
十一年(1603)曾将包括此剧在内的十余种戏曲寄给
沈璟批评一事可知,此剧完成时间最迟不会晚于该
[
26]246
年 。
(三)徐应乾(?ꢀ?)的《汨罗》。因无其它资料佐
证,我们只能根据《远山堂曲品》的成书时间,推出它
的完成时间至迟在1631年。但具体何年,不得而知。
据此可知,除去徐应乾的《汨罗》,其它三剧完成
注释:
①
吴柏森《我亦江边憔悴人———古代屈原戏鸟瞰》(《宜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和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
年第2期)将它们称为“屈原戏”。
②
袁于令,正史无传,其生平资料散见于陈继儒《题西楼记》、毛先舒《赠袁箨庵七十序》、董含《三冈识略》、龚鼎孳《定山堂诗
集》、曹溶《静惕堂诗集》、彭而述《读史亭诗集》、袁栋《书隐丛说》以及《吴门袁氏家谱》、《江陵县志》、《荆州县志》、《吴县志》等
文献中。今人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心史丛刊》二集)、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李复波《袁
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陆萼庭《谈袁于令》(《清代戏曲家丛考》)等文对这些文献钩沉爬梳,对袁于令做
了比较全面的考证。本文对袁于令的生平简介对这些成果有所参考。
③
④
祁彪佳,生平资料见《明史》卷二百七十五、《祁忠敏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3册)和《祁彪佳文稿》等文
献。
谭坤《祁彪佳与晚明曲家交游考》(《中华戏曲》2007年第1期)和赵素文《晚明戏曲家祁彪佳与袁于令的交游》[《九江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2期]两文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⑤
⑥
关于袁于令的科举出身有进士、贡士、贡生三种说法,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考证认为当是贡生。
其中“那曾有名士甘就时趋”、“禁他做绮丽语”、“还须屛外游,锁书斋,限功夫,精神方聚”、“正是与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为
唱词。
⑦
参: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第5期,157页)和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280
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⑧
⑨
吕天成的传奇剧目,各书著录不一。吴书荫在《曲品校注》附卷三《吕天成和他的作品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5页)中
考证得出共有十三篇,兹从之。
遗漏这两剧的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楚辞书目五种补遗》(《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84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齐晓枫《明清戏曲中与屈原相关剧目考》(台湾《辅仁
国文学报》第二十一期),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年第2期)。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的如徐扶明《关
于屈原的戏曲作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⑩
引文中有“……”的地方,为笔者省略。“□□”非笔者所加,乃原书所有。
췍ꢂꢁ关于《远山堂曲品》最终完成时间,杨艳琪在《<远山堂曲品>为何未收孟氏传奇?》(《戏剧》2004年第2期)一文中考证说:
“《远山堂曲品》的写作在1631年前就已初步完成,后来也未做增补。”本文从之。
参考文献:
[
1]靳荣藩.吴诗集览:卷14下[G]//四部备要:集部第8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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