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2期
2
012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2
March,2012
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
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近代中国处于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其间有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时期边
政学为代表。学界对前者已有充分研究,但对后者尚少关注。基于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意义及学界已有研究
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将民国边政学研究引向深入的基本思路有三点:即在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学科发展、研究
人群及其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索边疆研究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术历
程,从文本与语境互动的角度考察边政研究与边疆政治的关系演进,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
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重要进展。
关键词:过渡时代;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2-0151-08
梁启超在1901年指出,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
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
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
“
停顿时代”来说,近代中国处于充满变数的“过渡时
代”。这种过渡,即“两头不靠岸”,“语其大者”,包括
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
风俗上的“新道德”,均未能以取旧有而代之的态势
[2]1
特殊历史景观” 。这种“特殊历史景观”在民国时
期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呈现得最为充分,可谓百花齐
放,你方唱罢我登场,未有停歇。过去学界定论泾渭
分明的诸多新、旧人物在近年史学界的言说中,变得
混同而复异,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亦新亦旧,不新不
旧,成为学者们的口头禅,这益发证明那个时代确实
是个“过渡时代”,因为过渡时代才最具有新旧杂陈
的特征。
①
形成。梁启超此语极具预见性,其后数年发生的
科举制度废除及封建帝制的覆亡,便是数千年未有
之大变化,对中国发展及走向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
响。这种变化的全局性和剧烈性,以及“过渡”即为
②
“
新”的观念,为当时及其后不少国人所论及。这
种变化的造因,既有西潮的冲击,也有本土文化与时
俱进的流变。当然,由于近代中国既存的区域性差
异及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等的不同步,仍有大量相
边疆研究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学术,但其兴
盛则在近代以降。在此过渡时代,即有两次边疆研
究高潮,分别出现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20ꢀ40
年代,以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为代表。
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自然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1]77ꢀ82
对持续而不变的层面 。这样一种互歧多变的
特征,在民国时期尤其明显,“新与旧、中与西、自由
收稿日期:2011-01-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边疆政治与边政学”(编号:09CZS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1976—),男,四川峨眉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边疆学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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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旧学新知的混同,传统学术与近代学科的交融,学术
能让研究者更少顾虑而加以关注。民国历史的特殊
性就在于它的过渡性和短暂性,这种过渡的短促,导
致新时代的缔造者怀抱着许多旧时代的历史记忆。
这大概提示我们,恐怕时代的远近比时代的新旧更
能影响学者的学术选择。由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
学等典型的“西学”在1950年代被清理出来作为资
产阶级学问,以致学科中断达30年,加上民国边政
研究资料搜集的不便与困难等现实原因,得到国民
政府鼓励和支持、众多此类学科学者参与的民国边
政学,在较长时期内游离于学人论述之外,亦在情理
之中。
社团与学术期刊的兴起,都使边疆学术有着与以往
大不相同的面貌。如果说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处于
从传统步入近代的“初级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仍
本传统学术以因应边疆变局;第二次则明显在“近
代”的路上走得更远,从各类新旧学科参与、各界人
士投入、传播方式更新等看,已基本具备近代学术的
内外表征。然而由于传统学术生命仍在,学界老辈
依然活跃,“西学中化”仍在进行之中,再因国共内
争,政权易手,方兴未艾的民国边政学暂告中辍,其
“过渡时代”的学术特征依然明晰。马大正指出,“边
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现代学术研究新视角和新方
法对中国边疆进行全方位研究”是第二次边疆研究
高潮的突出成就。他进而指出,“中国边疆研究成为
一门现代边缘学科即起步于二十世纪前半叶之见
解,今日已成为学人的共识,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给以
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时有面世,研究正在
有序推进。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不断深化,从中国
边疆研究史的视角,对上述两次研究高潮的演进脉
络及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日益为学人重视,渐成
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中谈到:“民族主
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
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
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
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胡适这篇文
章,主要是针对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立论,故其所言
的第三步,也是其最希望的一步,在当时的学界表达
③
似尚不甚充分。但若我们目光顺延到胡适表达此
观点的随后几年,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兴起的边政
研究中,已经很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建设民族国家的
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即统一
和建设民族国家的一面。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经历了从反抗压迫到抵御外侮再到建构国族的转
变。当然这样的转变并非单线进行,而是侧重点的
变化或是新倾向的出现。而这个转变的每一个环节
都与“边疆”密切相关:边疆地区既是反抗压迫的重
要地带,也是抵御外侮的国防前线,还是建构国族的
关键场域。没有边疆及其人民的参与,近代中国的
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便无所附丽。换言之,“边疆”
丰富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
[3]1
研究的热点之一” 。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确实已
“渐”成研究的热点,不过“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第
一个研究高潮”。民国边政学近年始“渐”为学人垂
注。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学界对其兴起原因、具体成
就及其有关人物和著述进行了较多研究,普遍认为
晚清西北史地研究是爱国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是
晚清学术界经世思潮的主要代表。清王朝的腐败、
外敌入侵导致的西北危机以及经世学风的复兴等是
其兴起的主要原因。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祁韵士、
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及其相关著
[
4ꢀ6]
作 。马大正在分析20世纪上半期的边疆研究
时指出,“由于边疆研究物件的特殊性,当时一些著
名团体,一些活跃的领军人物,不少都带有旧时代深
深的烙印。因此,当时轮进入社会大变革的二十世
纪下半叶,上述这些团体和人物很多被扫入历史后
院,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由此给今日研究者在资
民国时期许多学人致力构建的“边政学”,是在
国家倡导和支持下,政(治)、学(术)两界改良边疆地
区政治和加强国族认同的共同努力,是那一时期名
副其实的“当代民族问题研究”。边政学以挽救民族
危亡为时代使命,以开发、建设和稳定边疆为直接目
标,以政治学、人类学等为主要学术依托,以边疆政
治为主要研究内容,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
文化等相关问题。随着边政学的兴起,大量学术组
织、边政学者群体、大学边政学科和相关专业期刊均
应运而生,在资料积累、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取得丰硕成果,为加强边疆地区国族认同和民族团
[3]1ꢀ2
料收集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 。“时代”
更旧一些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尚可让新时代学者频
频回顾,“带有旧时代烙印”的民国边政研究的团体
和人物却为新时代学者遗漏。旧得纯粹(也仅是相
对而言)的旧时代,相对不新不旧的过渡时代,或许
152
汪洪亮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结做出了突出贡献。相对于西北史地研究,民国时
期边政研究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丰富,中西新旧的
杂陈使其具有与传统边疆学术截然不同的理论方法
和存在形态。边政学是近代中国第二轮边疆研究高
潮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
国化和本土化最为重要最具成效的学术领域,是中
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范畴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
型的产物,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将人类学、民族学应用
延到学术界,用今日之时髦语,即要“与国际接轨”。
于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
中进入中国,不少国人也主动到国外求取新学。科
举废除后的各级学校,系科与课程设置也多以西学
为圭臬。但是这些学科在中国要得到发展,必得求
其应用,必得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新来的
西学,不得不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世界化与本土化
的并行不悖,使新来的西学在中国立足发展,同时又
保持其学术的规范性。那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的繁荣
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似可
证明相关学科行走在世界化与中国化之间两得其
宜。其成就与经验无疑值得梳理和总结,并可供今
日之学人反思。
[7]137ꢀ144
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有效尝试
。
那时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黄金时代,这些
西来的学科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既使其
学科的本土化得到深入,又提供了边疆研究的新视
野。由于边政研究的勃兴,及其在那时学术研究中
的显要,有人类学者称那一时期是“边政学时
第四,有助于鉴往知今。历史经验证明,边疆地
区的治乱得失,直接关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
展与巩固。民国时期朝野人士对边政改良、国族构
建亦付出相当之努力,惟因内患外忧,战事不暇,施
政时间既短,不少举措失当,成效自然有限,但其经
验及教训,却实可为今日所取法或鉴戒。国家领导
人一直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加强边政
学研究,有助于吸收历史经验和前人智慧,为决策部
门制定政策以及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提供理论和实践
方面的借鉴。
[8]39ꢀ40
代” 。故加强对民国时期边疆政治与边政学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重建那一时期政学两界共同致力
于构建“民族国家”、增强国族认同和促进边疆地区
发展稳定的重要史实,深入理解学术与政治在边疆
地区的互动,进一步深化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民
族政策乃至与当时中国边疆危机相关国家关系的认
识。边政学在抗战时期国人一致抗日形势下的勃
兴、战后国共内争白热化形势下的衰落及战后中国
政制转型后的中辍,也最可反映此类应时而生的显
学恰是最易受时局影响的“险学”。
对于边政学这一近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历史存
在,当时即有杨成志、吴文藻、马长寿、徐益棠等学者
对其学科内涵、成就与贡献加以阐述。到20世纪中
期,因政制转型,中国大陆人类学、社会学中断,边疆
研究转向民族问题研究,曾经煊赫一时的边政学受
其次,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高潮
的历史传承关系。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
西方学术交融并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此时边疆研
究无论是内在理路还是外在形态都发生了诸多变
化,其显著特点是由传统的史地研究向近代社会科
学研究方向发展。很显然,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虽
有了较强的“文化自觉”和疆界意识,但就其学术方
法及传播途径来看,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仍变化不
大,而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无论是在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还是在研究团体与发布渠道上都可谓今非昔
比,众多西方学科的流入及其在中国边疆研究上的
各种新老学科的混合运用,更突显其西学东渐的本
土化实践。
[9]39
到批判甚至否定 。撤离中国大陆的台湾当局初
亦寻机重整边政,学界对边政研究非常重视,后因国
民党政权重返大陆无望,台湾学界的边政研究遂转
入当地原住居民研究。国外主要有美国、日本及欧
洲一些学者关注中国边疆研究,尤其是对新疆、西
藏、蒙古等的研究,但对边政学甚少措意。1980年
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逐步复兴,以马大正为代表的
学者和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学术研究
机构致力于构建中国边疆学,但对民国时期边政学
着力无多。已故李绍明先生指出,应该“善待那段历
史,这段学术史是很值得回顾、值得研究”,“需要我
们客观地来看,来评价,现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开
始多了,但还不深入,其实没有几本书将这段历史梳
再次,有助于深化对20世纪前期我国学术界的
“学术世界化”到“学术中国化”思潮演变的认识,更
深切地理解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实践及其在边政
研究中的运用。国门洞开后,尊西崇新风气逐步蔓
[10]41
理清楚,并给予恰当评价” 。
15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5ꢀ16]
确如李先生所言,学界迄今对民国时期边政学
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能够反映国家政治的
边疆形态、西学的引进并逐步中国化、边疆研究近代
转型的重要研究客体较少关注。尽管马大正、王建
民、胡鸿保、王铭铭等学者在论述民族学、人类学等
学科发展及边疆研究史或研讨吴文藻的学术思想及
贡献时,都会提到“边政学”,但多是一笔带过,多是
引述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视其为边政学的开篇
征 。符雪红的论文回顾了边政学兴起的过程,
概述了20世纪上半叶边区开发的相关理
[17]116ꢀ119
论
。吴楚克在《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对边政
[18]
学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简要论述 。罗崇敏在《中
国边政学新论》中对边政学的历史沿革进行概括并
[19]
反思,提出广义边政学的概念 。不过,吴、罗二人
均着眼于当代中国边政学的架构,对民国时期边政
学虽略有回溯,但均简略言之,仅概述其特色,而对
事实梳理不甚措意。上述诸种论著,均未就当时从
事边政学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刊载边政研究论著的
相关期刊,筹办边政专业或设置边政课程的教学机
构等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既有研究学术史、思想
史或社会转型的成果在对象上多专注于学者、学派
④
或奠基之作,略谈其学术内涵及时代价值。周星
在吴文藻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提交的《“边政学”的
再思考》一文,就对《边政学发凡》一文的学理价值进
行了分析。他认为,吴文藻所提倡的边政学,是其社
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吴
氏所提倡的“边政学”与“社区研究”联系起来加以理
解;他还提出,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
⑥
或研究机构个案,但对民国边政研究有关的学者
和团体关注不足。近年有多篇硕士论文对禹贡学
会、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政学会及其所办刊物有所
[9]
“
边政学”及当年边疆政治研究的成果。他在另一
⑦
篇文章中指出,边政学迎合了政府的边疆政治运
动———这个运动旨在巩固当局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基
础,边政学在客观上有助并服务于全国各族团结一
致、共同抵御外侮的中华民族救亡战争这一符合国
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时代运动;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
冀望学术研究直接应用于中国政治尤其是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政治改良,但是功能学派中某些与其殖民
色彩相联系的消极因素在边政学上也有所反映;边
政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即在战后建立一个“允
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民族国家,虽具进步意
研究,学界对康藏研究的有关刊物也有一定探
[
20ꢀ23]
讨 ,只是对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
会和不少大学设置的边疆研究机构及所办刊物,目
前学界尚无系统梳理。这大概与现今民族学、人类
学界多注重田野考察,对学科史不太经心有关。或
因学科中断30余年,民国时期不少重要的学界老辈
被闲置,并大多缺乏传人,以致今人目光多聚焦在费
孝通、林耀华等人身上,而对那时学界的众多要人却
无人追述与研究。王铭铭近年较注意人类学的学科
[8]
梳理,但对边政学却无专门论述。历史学界虽注
意及此,但多从边疆史地研究角度来分析。如马大
正、刘逖只系统介绍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论述了
[
11]333ꢀ334
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异于一纸空谈
周星虽对边政学有宏观的认识,但未就其具体史实
。
进行研究。金天明、龙平平认为,吴文藻提倡的边政 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以及台
[
24]
学,是其“民族学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和突破,进一步
表达了反对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中国民族学的观
点,将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引导到了实际应用的道
湾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 。但是,他们对中国边
疆学的系列观点,大体据今所需而论,既对那时学者
的边政学思路和角度未予深入解析,难免不与之有
相当大的差异。
[12]31ꢀ32
路 。比吴文藻《边政学发凡》一文发表略早的
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或许是因为刊载在《广东政
治》这样一个地方性刊物上,数十年来学界无人论
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边疆局势及边政
面貌密切相关。最早对国民政府的边政进行系统梳
理的是1944年朱子爽编著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的边
[13]34ꢀ44
及,更不用说阐发其文本之大义 ,迄今为止多
⑤
[25]
种版本的杨成志文集均未收录此文。
疆政策》 ,该书整理了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有关
近年针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立言的论著渐多。
林超民以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樑等四人为
线索,对边政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初步论
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
的一些建设措施。周昆田的《三民主义之边政建
[26]
[27]
设》 、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 等论
文,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进行了总结。目前
关于民国边政的研究主要涉及边疆民族政策与边政
[14]380ꢀ405
述
。段金生着眼于边政涵义及其研究内容
和方法的两篇论文,未及边政学的发展历程和特
154
汪洪亮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机构。较为综合的研究成果有李国栋的《民国时期
须在重建史实上下功夫。应将民国时期边政学形成
及发展的相关人物与机构及其所产生的学术成果进
行系统梳理,以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为中心,纵横拓展
其历史轨迹,寻索那时国人为构建国族、“抗战建
[28]
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 和段金
[29]
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 两部专著。前者以
民族”为着眼点,对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发展过程、
“
⑧
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与制度、民族政策与对边疆民族
地区的治理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民族政策
有整体系统性,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民族政策的
基本内容,但流于形式;后者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实践及相
关问题,对国民政府边政得失进行分析,认为其受到
中央政治权威、传统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形势、地缘
政治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表现出过渡形态、边缘性
和实用倾向突出的重要特征。赵云田对国民政府的
治边机构的组成结构、职能进行了梳理,并考察了蒙
国”的学术努力。边政学是当时边疆政治发展和
国人边疆观念演进的学术反映。对民国时期的边疆
政治局势、边疆政策之演进及中央和地方的边政措
施及成效进行研究,是理解边政学如何应运而生的
关键。除了政治形势的考量,民国时期学术环境的
变化亦不可忽略。对边疆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
型,我们应考虑到学者藉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变
化,这就与“西学东渐”密切相关。西学进入中国,对
国人来说,既是被动的,也有主动的成分。无论主动
与被动,本土化都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在中国真正
站稳脚跟。社会调查在民国逐步形成运动态势,并
且在社会人类学研究领域受到广泛提倡,也成为边
政学的重要方法。国人对边疆时局及国家命运的关
注与思考,国族主义思潮的勃兴,规定了边政学发展
的内容与方向。抗战军兴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极大改变了既有的中国学
术版图,大量学者云集西部边疆,为边政学的兴起准
备了人员基础。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经历了从零星
到群聚,从自发到自觉,从实践摸索到理论提炼的过
程,这也需要我们具有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把握这
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边政研究既已成“学”,便应有
其成“学”的特性,有其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民国时
期已有初步探索,尽管其对“边政研究”表述各异,但
其思想内核却有相当一致的内容;他们对边政研究
的内容、涉及的学科及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的详细
论述,丰富了我们对那时学界致力于边疆研究学科
体系化和研究规范性的认知。概言之,笔者的研究
思路是在对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学科发展、研究人群
及其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史实重建的基础上,从学术
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索边疆研究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学
术历程,从文本与语境互动的角度考察边政研究与
边疆政治的关系演进,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审视人类
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在边疆
地区的重要进展。
[30ꢀ31]
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功能 。周竞红分析
了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机构的设置及其政策,认
为其民族政策内容庞杂而缺乏持续性,政策执行效
果有限,但从长时期来看,这些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
[32]
家的整合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马玉华探讨了
[33]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内容及价值 。杨作山
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边政机构沿革与边疆民族政策的
实施,认为当时的边疆民族政策对于协调民族关系,
稳定边疆,维护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但亦具有民族问
题尖锐化与处理民族问题持维护封建特权的政治立
[34]
场局限性 。总体来讲,关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
界对西北边疆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相对更为关
注,对西南边疆则相对较少关注。而且这些论著大
多是从政策角度着眼,较少具体探讨边政实施及其
效果。已有研究成果,或是关于边疆某一区域的政
策探讨,或是关于中央政府与某一地方关系的分析。
这一研究现状,与当前边疆民族方面的档案资料开
放尺度有限和资料整理不成系统不无关系。
综合上述,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边疆政治与
边政学的论著甚少,即便有些从史学角度进行的探
讨亦很不充分:既少有边疆调查与边政研究的事实
梳理,也少有时代与学术互动的宏观表述,当时出版
的大量边政期刊和边政著作等“原典”较少得到运
用,故当时西部边疆地区众多考察活动、学者群体、
专业刊物、学术团体及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边疆民
族地区本土学者的“自观位”研究,均缺乏基本梳理
和必要的史实重建、计量研究与价值分析。
鲁迅在论科学史时提出:“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
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
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
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
笔者以为,如欲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研究现状,必
1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凡论往古人文,
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
恩显认为,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是最早的“真正以
[36]55
整个中国边疆为范围,进行区域研究者” 。中国
边疆研究是各个学科都在参与的研究领域,吴文藻
当时虽主张贯通人类学和政治学,但也同时指出若
干联系密切的学科,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首推人类
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其次为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又其次为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欲
使边政学的观点正确,方法精密,题材丰富,内容充
实,就必须从这种种学科,随时吸收其精华。非如此
不足以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在应用社会科学方
面,边教学、社会事业、边疆文化变迁研究、海外华侨
[35]26
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
在探讨清楚
民国时期边政学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如何对其进行
较为持平的评价? 鲁迅此语,最应为我们所取法。
若执意“倒放电影”,以今情揣古意,以后见之明睥睨
旧人,时人成就自然有限。观其一时代之学术,必得
对其时代有充分之认识。人均处于一定的客观社会
条件中,若已尽力而为,其所得成绩“与其所能至而
较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理应给予高度评价。民国
时期大批学人来到边疆地区,深入实地调研,提供了
大量关于边地实情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众多发展稳
定边疆、改良边疆政治的对策方案,对于时人了解和
关怀边疆,及边疆人民认同国家和中华民族,均具有
重要启迪意义。由于时代原因,其必有局限,诸如部
分学人仍存在“我族”、“异族”心态,动辄以“同化”为
良策。作为史家,对此亦不必苛求;但为今日改良边
政计,指出其时国人边政研究之是与非,则亦无不
可。
[37]9ꢀ10
社会研究,“亦可为边政学的借鉴” 。比该文
稍早发表的杨成志所作《边政研究导论》,同样是以
整个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在其研究方法上也表达
[38]
了类似观点,且所列学科更为广泛 。“以整个中
国边疆为范围,进行区域研究者”出现在“边政学时
代”即20世纪30ꢀ40年代,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要研究边政学,当然要求研究者也要具有整体
的眼光和多学科的视野。在尽量多掌握民国边政文
献的基础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体味时人的处境与
心境,领悟其学术追求、学科背景和学术成就,大致
不会离历史本相太远。
“边疆”是个特定的区域概念(当然,此“区域”也
往往具有文化、政治的涵义),边疆研究实质上也是
区域研究,国外流行的阿尔泰学、西藏学、蒙古学、突
厥学,其实都是以中国的某一边疆区域划分的。林
注释:
①
梁启超此文虽写于1901年,但其“过渡时代”的指谓实包括19世纪中期以后。他说:“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
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
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
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参见:梁启超《过渡时代
论(190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27-30页。
②
不少学人在论著中,也用了“变动时代”及由此产生的“新”与“旧”来表达他们的研究旨趣。以变动时代为标题的著作就有不
少,如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良玉《变动时代的记录》(吉林人民出版
社2003年版)、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罗志田《变动
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罗志田先生还用“激变”或“裂变”来表达这种“变动”的程度,见其所著《从
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及《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
学术》(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专题讨论新与旧的论著甚多,此不赘。
③
④
胡适此文发表在《独立评论》1935年第150期。罗志田认为,要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否则无法
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以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
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
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
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建民《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学科发展史的回顾》(《民族学研究》第七
辑,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吴文藻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
包括纪念性文章,主要有: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陈永龄《深切怀念吴文藻老师》(《中央
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及
156
汪洪亮过渡时代的边疆学术: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引论
2
000年第1期)、刘洪英《吴文藻与西方社会学的中国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祁庆富《论吴文藻先生引进
西方文化理论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等。
⑤
⑥
周大鸣主编《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及
《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三种书均未收入此文,而《杨成志文集》附录的《杨成志主要论著编
年目录》则将该文发表日期提前到了1939年,显系编排失误。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汎森《中
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
版社1999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
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及其主编《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
转型丛书》,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
系1999年版)等。
⑦
目前,有关禹贡学会的文论多为介绍性或回忆性的文章;而对《禹贡》半月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编辑特点,主要是从历史
地理学科形成的角度对其贡献进行评述,较少从边疆研究的角度切入,最近有两篇硕士论文注意到刊物从地理沿革到边疆
研究的转变,即尹燕《<禹贡>半月刊的学术世界》(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曲文雍《<禹贡>半月刊作者群的中华民族观》
(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关于新亚细亚学会的相关研究有两篇硕士论文,一篇是李海健《新亚细亚学会与抗战时
期的边疆研究》,认为学会的成立切合了当时国人要求保卫边疆、了解世界的客观需要,推动了当时的边疆研究高潮,被誉
为抗战时期四大边疆研究团体之一;另一篇是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叶罗娜《<新亚细亚>月刊内外蒙古研究述评》的学位论文。
关于中国边政学会所办《边政公论》,近年连续撰写有三篇硕士论文,即关冬燕《<边政公论>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
硕士论文)、耿宪文《时局与边政:<边政公论>研究(1941-1948)》(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刘晓光《<边政公论>研
究》(云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且据笔者所知,兰州大学和云南大学还有硕士生正在写有关该刊的硕士论文。这些研究
成果,似可见出边政学渐成研究热点的趋势。
⑧
时人所称的“抗战建国”实际上包含着“抗战”与“建国”两层含义,抗战只是过程,“建国”才是根本目的。李安宅认为,“抗战
建国是新中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创造新中国所应有的补泄兼施的药剂”,“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参见:李安宅《胜利
与边疆工作》,《边疆服务》1946年4月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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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杨成志.边政研究导论[J].广东政治,1941,1(1).
TheFrontier’sStudiesinTransitionPeriod:AnIntroductionto
theStudiesonFrontierPoliticsduringtheRepublicofChina
WANGHong-liang
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
Abstract:ModernChinawasatransitionperiod,thereweretworesearchclimaxesaboutthe
frontier,theonewasstudyofthehistoryandgeographyofNorthwesternRegioninlateQing
Dynasty,theotherwasthefrontier’sstudiesintheRepublicofChina.Wehavemadefullystudy
ofthehistoryandgeographyofNorthwesternRegioninlateQingDynasty,butpaylittleatten-
tiontothefrontierpoliticsstudiesintheRepublicofChina.Thisarticlediscussthemeaningsof
thestudyofthefrontierpoliticsstudiesintheRepublicanPeriodandpresentsituation,andPut
forwardthebasictrainofthoughtoffurtherresearch:onthebasisofreconstructionhistorical
foundationswithdisciplinedevelopmentandresearchcrowdandwhoseideologicalcontent,ex-
plorestheacademiccoursewithitsinnerlogicoftheborderarearesearchfromthetradition
marchingintothemodern,inspectiontherelationalevolutionwithpoliticalresearchandthebor-
derareapoliticsfromthetextandthelinguisticenvironmentinteraction,surveythechinization
processesoftheanthropology,ethnologyandsociologywhenintroductionofwesternlearningto
theeastanditsimportantprogressintheborderarea.
Keywords:thetransitionperiod;frontieracademic;theRepublicofChina;frontierpolitics
studies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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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