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赐宅简论 - 历史学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9卷第2期

2

012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2

March,2012

宋代赐宅简论

魏华仙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赐宅,即皇帝或朝廷赏赐给皇亲国戚、大臣、归顺者、宦官等特殊人群的住宅。它既是一种赏赐形式和政

府对官房的特殊分配方式,也是统治策略的具体运用。宋朝廷为解决赐宅采取多种手段,使其具有差别、灵活、实

效等特点;但赐宅的增多和华丽,不仅给宋代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且在社会上形成追求住宅享受的不良消费

风气,影响深远。

关键词:赐宅;宋代;特殊人群;赐宅之费;住宅享受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2-0134-09

①

宋代房产形式多种多样,赐宅仅是其中之一。

赐宅,即皇帝或朝廷赏赐给臣僚住宅,在史籍中往往

写作“赐第”、“赐第宅”等,是自古就有的一种赏赐形

式,也是政府对官房的一种特殊分配方式。目前学

到南宋后,诸王的这一居住制度发生了变化,李心传

认为是宗子散处地方郡县和王属鲜少的原

[1]78ꢀ79

因。所以,诸王受赐宅的只四人。他们是:太

平兴国七年(982)三月,宋太宗罢去其弟秦王赵廷美

开封府尹职务,改授其为西京留守,“赐西京甲第一

②

界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不多。我们拟从宋代基

[2]8666

本史料出发,对宋代赐宅的诸多问题,如哪些人可以

享有赐宅?政府又如何解决赏赐所需的住宅?宋代

区” ;哲宗元祐初年,赐其叔父、英宗次子吴王

[2]8720

颢京城“咸宜坊第一区” ;宋神宗熙宁四年

赐宅有哪些经验?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对当时的国 (1071)二月,赐仁宗兄弟、濮王允让之子宗晟芳林园

[

3]5348

家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作些探讨,不当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宅一区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赐宋太祖

之子赵德芳的五世孙、秀王子偁的长子、孝宗同母兄

伯圭甲第于安僖(“子偁”谥号)祠侧(按:子偁于绍兴

十四年殁于秀州,绍熙元年立庙于湖州秀园,建祠于

临安府,所以伯圭的赐第应在临安府),但没过多久,

他又兼任崇信军节度使,赐第于湖州,并殁于

一

宋代享有赐宅的特殊人群

我们从宋代基本史料,如《宋史》、《续资治通鉴

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典籍中搜检相关史料,从中

看出,享有朝廷赐宅的人群主要有如下几类。

[

2]8688

(

一)皇亲国戚

此。

公主受赐第的情况有两种。其一是在其出嫁

主要包括宗室、公主、外戚。宗室,即皇帝的兄

弟和诸子,也即诸王。关于他们的住宅,自宋初以来

就有制度规定:诸王成人以后,朝廷为其修造专门的

府第,集中居住。“东都故事,宗室子皆筑大室聚居

时。如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同母妹妹秦国大长公

主再嫁高怀德,赐第兴宁坊;开宝三年(970),太祖女

魏国大长公主下嫁王承衍,赐第景龙门外;咸平五年

之。太祖、太宗九王后曰睦亲,秦王后曰广亲,英宗 (1002),太宗女杨国大长公主下嫁柴宗庆,赐第普宁

二王曰亲贤,神宗五王曰棣华,徽宗诸王曰藩衍”,但

坊;咸平六年(1003),太宗女雍国大长公主下嫁王贻

收稿日期:2011-10-31

作者简介:魏华仙(1964—),女,四川仁寿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代社会经济。

134

魏华仙宋代赐宅简论

永时有赐第;兖国公主出嫁时,仁宗所赐“一第之费,

[2]12703

宋神宗

宋徽宗

宋高宗

宋孝宗

宋理宗

2

1

4

3

1

3

0

1

0

5

1

4

1

缗钱数十万” ;淳熙十三年(1186),宋孝宗孙女

安康郡主嫁与殿前司前军统领罗忠信之子罗良臣,

赐甲第;景定二年(1261)四月,理宗女周、汉国公主

嫁与杨太后侄孙杨镇,理宗为其建第

[2]8771ꢀ8774,8789ꢀ8790

宅

。其二是其出家时。大中祥符二

从表中可见:第一,所赐功臣人数总数顺序前四

名依次为宋太宗、太祖、仁宗、神宗时期,都在北宋;

但就开国初期所赐而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是最

多的,这却是一致的,说明很多人为建国奋斗,作出

了重大成就,皇帝或朝廷对其论功行赏,使其享有赐

予第宅的待遇。第二,赐予第宅的49位大臣中,武

将30人、文臣19人,这一点虽与有宋一代的“崇文

抑武”方略有所背离,但却与宋代内忧外患、战争不

断的国情相符合。第三,从纵向来看,无论北宋还是

南宋,武将受赐人数由多变少、呈递减趋势,而文臣

受赐人数则由少变多、呈递增趋势,说明宋朝的“崇

文抑武”方略从酝酿到执行有一个过程。陈峰先生

认为宋太祖时是这一方略的萌芽期,太宗朝正式确

立这一方略,真宗和仁宗两朝是这一方略的全面推

年(1009),宋真宗赐“幼不茹荤”、“许其剃度”的太宗

[3]1595

女陈国长公主保和坊光教院。当然,第二种情

况较为少见。《宋朝事实类苑》记载,随陈国长公主

[4]559

出家的诸王之女(县主)有30多人 ,这些人就没

有享受赐给修行寺院的待遇。而为出嫁公主赐予第

宅,一方面具有给出嫁女嫁资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

对驸马及其家人的赏赐和尊重。从以上几条材料

看,除安康郡主所嫁罗良臣的具体情况不甚清楚以

外,皇帝为公主们所选的驸马都是当朝或前朝的实

权派,具有浓厚的政治联姻意味。

我们统计出宋代外戚受赐第的共有15人,其中

北宋9人、南宋6人,北宋仁宗和南宋高宗都是赐外

戚第宅最多的皇帝,均为4人。所受赐宅的15人

中,只有2人政绩突出,即宋太宗所赐的李继隆和宋

孝宗所赐的郑兴裔,其余都是庸碌无为、坐享禄位之

辈,而仁宗时所赐的杨景宗和高宗时所赐的韦渊甚

或暴虐横行、不循法度,当然这两人最后都被贬官、

出外安置,没福享受赐第。皇帝对外戚的赐第,既有

对这类人群的照顾、安抚和依靠,也有对他们突出政

绩的回报、鼓励和赏赐,充分体现出“宋法待外戚厚,

其间有文武才婿,皆擢而用之;怙势犯法,绳以重刑,

[6]255ꢀ288

行和贯彻时期

。这一点与表中数字显示也

基本吻合。第四,表中无法显示的是文臣武将赐宅

的质的差别,武将受赐往往是在战死后对其家属的

[2]9368

赐予,如太宗时的刘福、真宗时的王继

[7]方域4之22

[2]10508[3]3103

[2]10521

忠

、仁宗时的任福

和张忠、

[2]13158

[5]260

神宗时的苏缄、徽宗时的刘正彦、高宗时

[2]13212

[2]11461

的李彦仙、孝宗时的魏胜等等,除宋高宗

[

2]13535

对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赐第以外,整个宋代对

文官的赐第就宽敞与豪华而言远远超出对武将的赐

第,此在下文再述。

亦不少贷”的精神。

总之,皇亲国戚这类受赐宅的人群中,真宗时的

公主最多,仁宗、高宗时的外戚最多。

再看奸佞之臣。我们所统计的这类受赐宅的人

(

二)大臣

③

中,北宋占了6人,分别是王钦若、何执中、王黼、

这类人包括文臣武将及奸佞之臣,是受赐宅人

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就我们目前所搜检的史料来

看,文臣武将受赐宅的达49人,奸佞之臣10人。

先看文臣武将,我们将受赐宅人数制成下表:

蔡京、邓洵武、高俅,主要集中在真宗和徽宗时期,尤

其是后者,多达5人;南宋4人,分属四个时期,具体

是高宗时的秦桧、孝宗时的谯熙载、理宗时的郑清

④

之和度宗时的贾似道。

所赐人数

皇

帝

小

计

奸佞之臣由于常在皇帝身边,加之善于迎合皇

帝,使“龙颜”开怀,因而他们也得到比他人更多的实

惠。在赐第方面,就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满足于已

有赐第,要求重新赐予或多次赐予。王钦若本已有

赐第,只是位置不太好,“在太庙之后、后庙之前,出

入宴处,皆不遑宁”,于是请求重新赐予,真宗“诏可,

武将

7

文官

1

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宗

8

7

10

2

17

3

1

4

2

6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802

寻于安定坊造第赐之” 。何执中,“初,赐第信

李处能得到金人取燕的消息,“越境来朝”,宋赐第京

[14]卷144

陵坊,以为浅隘,更徙金顺坊甲第。建嘉会成功阁,

师 ;同年,从辽境来归的郭药师在打败仗的情

[

2]11102

[2]13738

帝亲书巨额以示宠” ,则是因为先所赐第不够

宽敞华丽而重新赐予,且皇帝还为其亲自书写匾额,

可见其亲密程度。王黼最初的赐第在昭德坊,宣和

况下,迁同知燕山府,赐以甲第。这类包括10

条材料,分别与15人相对应。其中主要有:太祖伐

蜀前,“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

待昶,供帐悉备”,乾德三年四月,孟昶一行降服后到

达开封,太祖将其赐予孟昶居住,同时还为其官属建

[2]13681

元年(1119)担任宰相后,再赐城西甲第。蔡京

的赐第很多,校注《清波杂志》的刘永翔作有辨析,即

蔡京在位时的赐第在汴京城东,罢政后又赐城西,因

[2]13880

有居第。据说,在修建过程中,太祖考虑道:

[8]278

[15]1

此有“东西园”之说。南宋理宗时的郑清之,因 “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 所以一次性地

依附史弥远而为宰相,嘉熙四年(1240),“赐楮十万

修建有五百间屋子的宅邸,且包括屋内所有陈设,的

确可见太祖对降服孟昶的信心和细心。

缗为筑室”;淳祐四年(1244),进封卫国公,再赐第;

[

2]12420ꢀ12421

第二年,“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

。理宗景

对吴越钱俶和南唐李煜,太祖同样为其建有宅

邸,“特命有司造大第于薰风门外,连互数坊,栋宇宏

丽,储侍什物无不悉具”,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和

钱俶,并许下“先来朝者以赐之”的诺言。开宝九年

[2]13783

定三年(1262),赐贾似道第于葛岭。第二,所

赐第宅宽大华丽。王黼宅“宏丽壮伟”,周围数里,正

厅以青铜瓦覆盖,后堂起有高堂大阁。徽宗尝亲至

其宅,目睹“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拟宫禁,喟然叹 (976)二月,钱俶一行来朝,太祖高兴之余,将其安置

[9]231

曰:‘此不快活耶!’”

陆游记“蔡京赐第,宏敞过

在礼贤宅。太平兴国三年五月,钱俶献出两浙十三

[10]106

甚” ,又说“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

州之地以后,太宗正式把礼贤宅赐给了

[

10]63

[2]13899,13904

人行其下,望之如蚁” 。秦桧的赐第在临安望仙

桥,是他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行都)朝天之东,有

桥曰望仙,仰眺吴山,如卓马立顾。绍兴间,望气者

以为有郁葱之符。秦桧专国,心利之,请以为赐第。

其东偏即桧家庙,而西则一德格天阁之故基

他

。叶梦得所记与此有异,南宋宇文绍奕

⑤

和汪应辰进行了考辨。然而,太祖似乎没有遵守

他的承诺,因为李煜是开宝八年冬降服的,但他却并

未住进礼贤宅,其弟侄均受有赐宅,大概太祖是恶其

抗诏,所以封其“违命侯”而剥夺其特殊住房待

[11]13

[2]13861

也” ,格天阁地面铺有“锦地衣”,即华丽地毯。

遇。

[

12]355

贾似道家中花园宏大壮丽,各随地势构筑。第

三,皇帝为其宅题写匾额,迁入时用教坊乐,场面宏

伟。王黼迁入城西赐第时,“导以教坊乐,供张什器,

(四)宦官

就我们所统计的来看,宦官受赐宅的共有7人,

其中北宋6人,他们是太宗时的王继恩,真宗时的李

神福,神宗时的李宪、宋用臣和程昉,徽宗时的梁师

成。他们担任监军,甚至直接领兵打仗,参与国家重

大决策的制定和国家重要工程的管理,反映出在宋

太宗、真宗、神宗、徽宗时期宦官势力的发展。不过,

这些宦官当中,除李神福、宋用臣二人尚能收敛,因

而得以寿终以外,其余四人都犯下恃宠害民之罪,最

终死于非命,也体现了宋代“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

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蹱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

[

2]13681

悉取于官,宠倾一时” ,徽宗为其书写过七道匾

额: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

[13]368

斋、隐庵。秦桧迁入赐第时,高宗“有诏就第赐

[11]81

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 ,其“格天阁”匾额

系高宗亲书。两浙转运司还设立了一个名为“箔场”

的机构,“官吏甚众,专应付赐第事。自是讫其死,十

[10]32

九年不罢,所费不可胜计” 。

总之,大臣这类人的赐第,文臣武将在人数上占

大多数,但在赐宅的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别;奸佞之臣

虽然在人数上不占多数,但却在享有赐第的选择权、

赐第的宽广华丽方面占尽先机,影响深远。

[2]13599

虑深矣”的对待宦官之道。

以上可见,宋代受赐宅的人群,或者以其特殊的

身份地位,或者以其特殊的战功政绩,或者以其攀附

谄谀的特殊手段,获得对朝廷住宅的占有、居住甚至

所有权利,尽管他们内部有受赐第的大小、豪简的不

同,但这是广大普通官员不敢奢望的,所以说他们是

特殊的人群,也是宋代官房政策的导向所在。那么,

(三)归顺者

这主要与太祖、太宗两朝在统一全国时的招降、

安抚策略有关,也有徽宗在面临金人压境时的胡抓

稻草行为。宣和五年(1123),原辽国宰相李俨之子

136

魏华仙宋代赐宅简论

[2]8870

周,因讨李继迁有功赐官第 ;元丰八年(1085),

宋代政府又是如何解决赏赐所需住宅的呢?或者说

宋代赐宅又有哪些特点呢?

[

神宗赐“故左仆射王珪寿昌坊官第”

3]8529[7]方域4之23

;

[2]13594

二

宋代赐宅来源及其特点

南宋孝宗赐外戚郑兴裔居第 ;宁宗赐佞臣谯熙

[

2]13696,13674

皇帝把房屋作为赏赐品的前提是他手里必须要

有现成的房屋,而房屋非一般物件,它的成型需要诸

如地基、人工、材料、资金和时间等条件,要在短时间

载之子令雍和宦官王德谦居第

。

其二,修饰官舍再赐居。太祖于建隆四年(963)

攻下湖南后,湖南割据者周保权被押至京师,太祖

[2]13950

内很好地解决它,不仅在古代就是现代也是难度较 “葺京城旧邸院为第,令居焉” 。(按:《宋会要

大的事情。宋代为了筹措赐宅来源,可谓煞费苦心,

百计千方,由此而成为其一大特色。

辑稿》则记“朗州邸务,葺为居第”,不在京师而在朗

州。这似不可能,因为周保权后来不住在朗州而在

[7]方域4之22

(一)新建赐第

京城,以后又知并州

。)前述宋真宗赐给剃

太祖所赐功臣、归顺者的宅第多系新建,前已述

及为孟昶、钱俶和李煜建宅的情况,而大臣中尤其是

对沈伦和郭进二人的住宅又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太

祖了解沈伦住宅简陋后,派人专为他画图设计,又派

宦官监督工匠按图修建,这住宅规模一定小不了,以

致沈伦自己都有些担心逾制,“私告使者,愿得制度

度的陈国公主的寺庙,就是“就加光饰,颇亦宽敞”的

保和坊光教院。

其三,既赐官第又给房租补贴。仁宗的舅父李

用和从小穷困,后虽是外戚,也有了官职,但在京城

一直没有自己的住宅,都是住官舍,最初“诏寓馆芳

林园,用和固辞,又假以惠宁坊之官第”,直到他生病

之后,仁宗登门探视,才“赐所居第,并日给官舍僦钱

[2]9113

狭小” 。开宝年间,太祖在开封城为郭进建宅,

且打破常规,“悉用筩瓦”,招致质疑,“有司言,旧制:

非亲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进控扼西山十余

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

[2]13565

五千” 。李用和既有了住宅,又得到房租补贴,

而且这个补贴还是高标准的,即每天五贯,一月就一

百五十贯。嘉祐三年(1058),“天平节度使、宣徽南

院使张尧佐卒,赠太师,赐其家僦舍钱日三

[

2]9336

无妄言。’”

有功大将的器重。太宗时新建宅第的受赐者首先是

文官程羽,他在知成都府时,“为政宽简,蜀人便之”, (1075),朝廷调整部分官员薪资待遇,“诏(司农)寺

可见太祖对这位为他坚守北大门的

[3]4528

千” ,即每天三贯,一月九十贯。熙宁八年

[2]9083

太宗“优以清职”,且“即泰宁坊营第以赐之” ,

也说明文官在太宗朝地位的上升。真宗时,有给文

官、为朝廷建言开利之道的杨允恭的家人造

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

[

3]5198

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 ,一月才五贯。

以上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当然是最有利于居住

者的,但主要享有者都是身份特殊的外戚,一般官员

只在无房居住的情况下才得到少量的房租补贴。

(三)赐予房钱

[2]10163

[2]13427

宅 ,也有为隐逸之士种放起第 ,还有为宦

[2]13605

官李神福修宅

的情况。南宋高宗时为大将张

[2]11475

俊“修甲第” ,理宗为其女周、汉国公主在京师

嘉会门起第。

这是在官府一时拿不出空房,又没现成官舍的

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其办法是朝廷直接给受赐者缗

钱,但指明这钱只能花在住宅上面,也就是时下所说

的住房专用资金。这也包括三方面。

新建赐第,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或朝廷没有合适

的现成的第宅用于赏赐大臣,另一方面也与受赐者

本人的功绩或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及其重视程度有

关,而且主要出现在王朝草创初期。

第一,赐钱买房。太平兴国二年(977),陈洪进

(二)赐予官第

献土来朝,太宗赐其三个儿子“白金万两,各令市

[2]13962

官第(或称官舍),即官府所有的房产。宋代设

宅” 。太平兴国三年,太宗探视楚昭辅足疾时,

有管理官府房产的专门机构“店宅务”,其职责是“掌

见其宅第狭窄,当即命令为其扩展,但被楚拒绝,遂

⑥

[2]8959

官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即掌管官房的出 “赐白金万两,令别市第” 。太平兴国初,赐田

⑦

[2]9360

租和修造诸事。赐给官第,就是指房子的所有权

钦祚“白金五千两,令市第” 。淳化二年(991),

属于官府,受赐者只有居住权,所以也称居第,这是

宋代解决赐予第宅的又一渠道。这又有三种方式。

其一,直接赐给现成的官第。如太宗时的李继

刘福死后,太宗“赐其子白金五千两,使市第

[2]9368

宅” 。仁宗时的文官郭劝致仕时,“赐银使市田

[2]9894

宅” 。这些赐予都是银子,且明确规定用于买

13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宅,又主要集中在北宋太宗、仁宗时期。据汪圣铎

先生的研究,北宋正常时期每两银以铜钱计算的价

入官,宋代也不例外。如太宗时的宦官王继恩曾被

赐京师甲第一区,后来因“漏泄机事”被罢免,籍没其

赀产(包括那所赐第)。咸平二年,王继恩死于贬所,

[16]917

格大约为一贯省至一贯足之间。上述“万两”、

五千两”也即相当于万贯、五千贯铜钱。按当时房

价,这些钱可在开封城里分别买到一处豪华宅院和

[2]13605

“

其家人无屋居住,只能“假官舍处之” 。曹利用

在天圣七年(1029)因罪贬官,房州安置,“没所赐第,

[17]40

[2]9708

一处较高档的宅院。

籍其赀” ;明道二年,仁宗为其恢复名誉,归还

第二,赐钱建房。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诏

了没收的赐第。还有庆历年间,张得一犯罪被诛,没

“支降御前钱二万贯,于京师起第一区”,赐给宠臣、

收其宅第;翰林学士张方平以宅第是其父张耆的赐

[7]方域4之23

[3]3913

开封尹盛京居住

。大观年间,徽宗“特赐

第为由说情,才免于籍没。

(

西北名将折可适)钱三百万,为京师居第之

赐第是这样,自建或自买的房屋更是如此。真

宗时的宰相丁谓曾自建住宅,还是一介平民的杨景

宗就是其一工匠;天圣末,丁谓官场失败,籍没家产,

[

18]卷20《折可适墓志铭》

费”

,三百万钱即三千贯铜钱,再次显

示出文臣与武将受赐的差别所在。南宋高宗时,刘

[19]卷2《论赐造宅钱札子》

[2]13554

光世曾得到过三万贯的造宅钱

。孝

仁宗将其宅第赐给已是外戚的杨景宗。这是

宗乾道、淳熙年间,有政绩和名声的王希吕,“居官廉

一座园林式宅第,“旧有园在保康门外,园内有仙游

[4]561

洁,至无屋可庐”,从知绍兴府卸任,“然犹寓僧寺。

亭、仙游洞,景趣潇洒” 。南宋高宗时把梁师成

[

2]11901

[2]13590

上闻之,赐钱造第” 。这里没说明所赐钱的属

性及具体数目。前揭郑清之在嘉熙四年(1240)卸职

时,理宗“赐楮十万缗为筑室”,则明说所赐为十万贯

楮币。当时纸币与铜钱的比价不断下跌,嘉熙四年

一贯会子最高值铜钱一百五十四文,最低值六十

的第宅赐给外戚潘永思。

2.赐给宅基。神宗即位后,尊其母高氏为皇太

后,居宝慈宫,神宗多次表示要为她建造大宅,都被

高氏拒绝,后来神宗以“望春门外隙地以赐,凡营缮

[2]8625

百役费,悉出宝慈,不调大农一钱” ,就是朝廷

[17]615

文。我们取其高位计,那么,十万贯会子则是

只给宅基,不管修建事宜。元丰四年(1081)四月,

[7]方域4之23

一万五千贯铜钱,这虽不及徽宗赐予宠臣和高宗赐 “赐提举京城宋用臣宅基一所”

,也属这种

予将领的多,但比太宗时赐予大臣的买房钱还要多。

第三,赐钱赎宅。雍熙四年(987),太祖时的将

领李谦溥之子李允正由于为其妹准备嫁资,不得已

把父亲留下的宅第典卖给了宋偓。太宗知道后,“遣

情况。绍兴三年(1133)三月,“令平江府将朱勔宅园

旧基拨赐,修盖宅屋二十间”,赐给孟太后

[7]方域4之24

家

,则是官府既批宅基,又负责修建,实际

上与新建房屋赐予差不多;但韩世忠曾说:“近蒙恩

[2]9339

[7]方域4之24

内侍辇钱赎还” 。这里没有赎宅钱的具体数

拨赐平江府南园营造私第”

,平江府南园是

目,但李谦溥“晚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十圃,购花木竹

朝廷赐他的宅基,私第应是韩氏自己负责建造。

3.先借后赐官舍。真宗“闻枢密曹利用所居西

连营舍,甚迫隘。命入内副都知邓守恩按视隙地,并

[20]103

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 ,是一所带花园的第

宅,想必不会太便宜。大中祥符三年(1010),“出内

[3]1668

[3]2241

库钱五百万赎故宰相吕端居第赐其子藩” 。吕

端第宅被其子吕藩典卖了,真宗诏令朝廷出钱将其

赎回再赐予吕藩。这里五百万后面的货币单位应该

是“文”,而不是“贯”,五百万文就是五千贯铜钱,与

太宗时对田钦祚和刘福之子的赐予相同。

诏先借宅园并赐之” 。神宗赐给高太后之父高

[

7]方域4之23

遵甫的宅第也是先借后赐的

。

这些渠道自然都是临时性较强的办法,但也显

示出受赐者的特殊地位以及皇帝为解决他们的赐宅

的用心。赐宅作为宋代官房分配方式之一,在某种

程度上又可谓统治手段的运用。尽管享有赐宅的对

象主要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但它的确解决了立

功将领以及建言献策大臣的住房。当然,宋代国家

财政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小,同时赐宅对当时社会

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三种形式中,第一、二种形式比较普遍,第三

种较为少见,但都是朝廷对有功的将领及其后代、皇

帝宠信的大臣等人给予的特殊住房待遇。

(四)其它赐宅来源

除上述外,宋代还有以下解决赐宅来源的渠道。

₁_._以_罪_臣_第_宅_赐_予_。中国自古就有官员犯法没

收其财产(包括房屋)的处罚,赐宅当然也会被籍没

三

赐宅对宋代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一)赐宅的增多,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138

魏华仙宋代赐宅简论

⑧

据雷巧玲统计,唐代赐第共69次;而我们粗

略统计的宋代赐宅次数已近其两倍,足见宋代赐宅

的频繁。虽然筹措赐宅的渠道很多,但最终都要落

实到财政府库支出上面才能真正实现。赐给官舍只

是暂时缓解了支出现钱的压力,但官舍仍是官府所

修造;新建和赐钱则是直接来源于财政经费。所以,

随着赐第的增多,不断有大臣上疏指出其弊端。咸

平二年(999),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提到:“土木

侈过度,所以建议除国戚主第外全部没收,过于奢华

的国戚主第改赐小第。这一建议想必因北宋的很快

灭亡而没能得到实施,即使真要实施,恐怕亦非易

事。

可见,宋仁宗时期,赐宅对象增多,赐宅原则被

破坏;徽宗、钦宗时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赐宅花费

越来越多,占地越来越广,致使国家财政负担加重,

民怨沸腾。

[

3]939

穷其丽,工巧极其淫,他费百端,动计千万。”

虽

(二)赐宅的豪华,使社会上出现追求住宅享受

的风气

不是专论赐第之费,但也应包括赐第在内。康定元

年(1040),时监在京店宅务的苏舜钦给仁宗上了题

为《论无功不当赐第》的奏疏,指出“于国体至重,前

朝将相,非有勋业,则不得赐第京师”的赐第大典,在

仁宗时已发生了变化,即医卜庸流,滥有所请,即得

赐第,自有居第,且极华侈,也能得到赐第,因此他呼

赐第官员扩占田宅,成为官僚地主。赵普的赐

第后来至少进行了两次扩建,并由此引发了太祖对

他的猜疑,以致终被贬黜。第一次大约在开宝初,赵

普派亲吏私贩秦陇大木,用巨筏运至京师建房,而这

是当时朝廷严厉禁止的,一些官吏冒称赵普家的木

材以躲避检查、抽税,纷纷从秦陇运木材到京师售

卖,后这事被太祖获悉,要惩处赵普,幸赖王溥劝谏

[21]1077

吁应该轻重适宜,恩赏起效。

但这并未奏效,到徽宗大观三年(1109),御史大

夫翁彦国再次上疏指出当时赐第的严重问题:第一,

赏赐为滥,赐第过多;第二,受赐之家趁机扩展宅第,

致占官舍、拆民房,使民无地、无力再建房,增加了城

市不安定因素和国家财政负担;第三,无功之从臣、

佞幸伎术之人,凭借宠遇得以赐第,违背了赐第原

则,助长了攀援货求之风,认为赐第是“损十百万为

一第之费,及敛数十百家之怨为一家之惠”,再次强

⑨

而不了了之。第二次在前次修建后不久,赵普又

私自用京城的空地交换宫廷菜地以扩展自己的住宅

面积,还经营邸店获取商业利益。这次遇到其政敌

卢多逊的穷追不舍,最终使太祖定赵普之罪,将其贬

为河阳三城节度,直到太宗朝,赵普才重回都城,再

[2]8933

任宰相。赵普建房,花费自然不少,“韩王治

第,麻捣钱一千三百贯,其他可知。涂壁以麻捣土,

世俗遂谓涂壁为麻捣”;楚昭辅“前后赐予以亿计,悉

[21]1081

调非有大勋大业者不复赐第。政和七年

[

3]506

(

₁₁₇),淮南漕臣张根又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

聚而蓄之。……及罢,乃悉以市善田宅” ,其“居

第园池,聚奇花果美石,多致数千里者,其费不赀,有

会贤、闲燕二堂,东北隅有庄曰‘静渊’,引流水周

1

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宏

丽,非百万不可”,认为赐第是耗费最甚的一种赏赐,

[22]卷9《枢密》

“臣所部二十州,一岁上供财三十万缗耳,曾不足给

舍”

。王审琦“镇寿春,岁得租课”,石守信

[2]8811,8816

一第之用。以宠元勋盛德,犹虑不称,况出于闾阎干 “专务聚敛,积财巨万”

。

[

2]11218

泽者哉” 。二十个州一年上供的财税还不够建

一宅第的费用,一次赐第支费,相当于中等官员终身

的俸禄,较之其他赏赐支费高出十倍甚至百倍。宣

和五年(1123),有臣僚甚至提到以法律手段来抑制

不当赐第,“比年臣下缘赐第宅,展占民居甚至数百

家,迁徙逼迫,老幼怨咨。乞自今除大臣戚里于旧制

应赐外,余悉赐金钱使自营创,如敢干乞,重置典宪。

真宗时的外戚李遵朂的赐第,“宏丽甲诸主第,

[15]35

园池尤胜,号‘东庄’” ,《宋史》本传也说他“所居

第园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载送,有自千里至者,构

堂引水,环以佳木,延一时名士大夫与宴乐”,隐士种

放“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

[2]13426[3]1742

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

。曹利用之弟曹

[3]2496

利涉“前为赵州都监,强市邸店,役军士治第” 。

徽宗朝官僚地主占田之多达到北宋最高峰。朱勔

[

从之”

7]方域4之23

,但后来的执行并非如人愿。到靖康

元年(1126),校书郎余应求还指出:“近年以来,赐第 “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

之家相望于京师。欲乞非国戚主第者,并行拘收;虽

系国戚主第而奢侈过制者,改赐小第,仍徹去

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者。居处园地悉拟宫禁,服食

器用上僭乘舆,建御容殿于私家,在京则以养种园为

名,徙居民以为宅所。占官舟兵级月费钱粮,供其私

[

21]1718

之。”

说明赐第京师者已比比皆是,而且大多奢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3]50

[2]13686

用” ,钦宗时“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 。

十里许的石湖建有别业。周必大《文忠集》卷61《范

成大神道碑》曰:“石湖在平江盘门西南十里……公

高下为亭,植花竹莲支,湖山胜绝。……先以石湖稍

远,不能日涉,即城居之南,别营一圃……题曰范

村。”高德基《吴中旧事》也载:“范文穆公成大,晚岁

卜于郡之盘门外十里,盖因阖庐所筑越来溪之故基,

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甚。别筑

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

止半里耳。孝宗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公作

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戌千年,因

作湖山之观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

寿乐堂,他亭宇尚多,一时胜上赋咏,无不极铺张之

美。……登临之胜,甲于东南。”

当时有人指出“天下财赋尽归权倖之

[24]卷8《论制国用札子》

家”

。

南宋初期,高级官员占田之多已相当惊人。韩

世忠打算买新淦官田,高宗闻后,高兴地当即答应赐

[25]149

予,并赐名“旌忠” 。因为在高宗看来,韩世忠

把精力放在田庄上是好事情。张俊役使士兵为自己

[26]92

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化石” ,他

“

在湖州、秀州、平江府、常州、镇江府、太平州等地均

有田庄,地租收入高达60余万斛。秦桧在永丰圩有

田960顷,韩世忠、刘光世、杨存中等人不仅在都城

内有豪华住宅,在城郊的西湖之侧也都造有园林式

别墅。

没被赐第的臣僚,自建房时也纷纷效仿。太宗

女卫国长公主“尝请市比邻张氏宅,以广其居。张

氏,即华容县主婿也。上语之曰:‘如立券出卖,则可

也。’及询张氏,但云日僦钱五百,方所仰给。上戒令

不仅宗戚贵臣之家如此,豪商巨贾和乡村地主

[5]141

也竞相仿效。“常州无锡戴氏,富家也” ;“明州

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门廊厅级皆

[5]655

如大官舍”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仿

人做屋》云:“宋丞相崔与之,号菊坡,理宗朝入相。

归蜀建造府第,极其壮丽。里有豪商姓李,亦从而仿

之,就请崔府造屋匠人,一依崔府,绳墨尺寸不差,造

屋一所。”则是富商仿宰相建屋。徽宗政和七年

[3]1770

不得强市,止赐钱二百万,听于他处图置” 。太

宗时的枢密副使张融“建第差壮丽”,李心传辨析说

当时枢密副使中没有叫张融的人,恐怕是王巩记错

[27]9

了。诚然,但完全可能是张姓某人。

历官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王拱辰第宅高大雄 (1117),有臣僚言京城中“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说

壮,时有“巢居”之讥。欧阳修《寿楼》诗咏道:“碧瓦

照日生青烟,谁家高楼当道边?昨日丁丁斤且斫,今

朝朱阑横翠幕。主人起楼何太高,欲夸富力压群

明追求住宅豪华壮丽的风气已在京城居民中蔓延。

南宋嘉泰初年,朝廷还在强调“以风俗侈靡,诏官民

营建室居,一遵制度,务从简朴”,一些地区此风更为

严重,如福州“人以屋宇巨丽相矜,虽贫必丰其

[

28]770

豪。”

仁宗时的枢密副使陈升之,“治第于润州,

[

29]187

[33]315

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 。仁宗时的内臣

孙可久,“赋性恬澹,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

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

居” 。四川地区,“郫邑屋极盛,家家有流水修

[34]187

竹” 。湖北沿江一带民居,“并水皆茂竹高林,

堤净如扫,鸡犬闲暇,凫鸭浮没,人往来林樾间,亦有

临渡唤船者,使人恍然如造异境。舟人云:皆村豪园

[30]109

酒,优游自适” 。范镇“居许下,于所居造大堂,

[35]43

以‘长啸’名之。前有酴醾架,高广可容数十客,每春

庐也” 。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诗:“越俗僭宫

室,倾资事雕墙。佛屋尤其侈,耽耽拟侯王。文彩莹

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

弃不居,栖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

[

31]283

季花繁盛时,宴客其下” 。

南宋高宗时的丞相赵鼎,其居第在临安太庙之

南的寿城坊,《三朝北盟会编》卷216引朱胜非《秀水

闲居录》云:“(其宅)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

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上,则四炉焚香,烟

气氤氲,合于坐上,谓之香云。”其时的御医王继先之

宅号“快乐仙宫”,是强占数百家民居营建起来的,屋

宇宏丽。宁宗时的宰相韩侂胄的府第,“凿山为园,

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后又得到高宗吴皇

[28]23

梁。”

虽然追求住宅的华丽、宽敞风气,起决定作

用的是经济实力,但少数贵戚官僚的豪华赐宅给人

们以消费导向和表率,其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

综上可见,宋代赐宅较前朝频繁,这一方面说明

宋廷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皇亲国戚、大臣、归顺宋廷

者、宦官等人群的特殊关照,以及灵活多样地解决赐

宅渠道有其经济保障,促进了宋代社会的进步和发

[

32]185

后所赐的南园。

范成大除在平江府城内建有住宅外,还在城外

140

魏华仙宋代赐宅简论

展;另一方面也存在对这一特殊住房待遇分配不公,

主要表现在文臣与武将、大臣与佞幸在所受赐宅的

豪简、大小以及赐钱多少的不同等弊端;更为严重的

是,赐宅的增多,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而少数官员

的奢华住宅享受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追求住宅享

受的畸形消费风气,这应是宋代衰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

注释:

①

②

③

④

魏华仙《从<夷坚志>看宋代房产诸形态》,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2期,第33-38页。

⑧我们所见有雷巧玲《唐代赐宅述论》,载《唐都学刊》1994年第4期,第12-17页。

《宋史》卷283“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

由于参与史弥远谋立理宗有功,在理宗朝,郑清之虽无才无德,却两度任相,三受赐第。王德毅先生认为郑清之有三大罪

过,与史弥远都应列入《奸臣传》。见王德毅《郑清之与南宋后期的政争》,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

002年版,第161-182页。

⑤

⑥

见《石林燕语》卷1,第1-2、174页。

最初称“楼店务”,太平兴国年间改为店宅务,咸平元年改为“都大店宅务”,大中祥符六年又改回来,以后一直称店宅务。见

《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2。

⑦

⑨

杨师群《东京店宅务:北宋官营房地产业》,载《史林》1991年第1期,第19-25页。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则认为赵普建的是在洛阳的西宅,建成后赵普被命入京师,此宅被捐馆。这又与《画墁录》所记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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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iefDiscussionofHouse-GrantingintheSongDynasty

WEIHua-xian

(

Colle_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_y,Chen_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House-granting^,inwhichtheemperororthecourtgivesakinsmanoftheemper-

or^,Chancelloroftheexchequer^,submission^,theeunuchspecialpopulationssuchasresidential.

Itisaformofcabinetgovernmentrewardandspecialdistribution^,butalsotheconcreteapplica-

tionofrulingstrategy.TheSongcourthasadoptedavarietyofmeanstosolvethehouse^,which

hasadifferenteffect^,flexible^,etc.Butgivenhisincreasingandgorgeousnotonlybringsthena-

tionalfinanceandheavyburden^,inthecommunityformedthepursuitofresidentialenjoybad

consumptionhabit^,farreachinginfluence.

Keywords^:House-granting^;theSongdynasty^;specialpopulation^;House-grantingfee^;resi-

dentialenjoyment

[责任编辑:凌兴珍]

_●书讯

田利军著《感悟红色政权》一书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田利军副教授所著《感悟红色政权———20世纪前半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研究》一书,于

2

011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三篇,总计34万字,主要是对20世纪前半期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中期中

共领导的根据地政权进行了细致梳理。第一篇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研究,主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行政

监督机关、司法机关、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中的地位

和影响,总结了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第二篇为川西北康区红色政权及相关问题研究,探讨了1930年代中

期川西北、康北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如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共和国政权的建立过程以及川西北土司土官在民国时期的变动

及“一边倒”地反对红军的原因,指出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早期实践。

第三篇为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研究,视角主要放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研

究,探讨了乡村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廉政问题、妇女参政问题,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是民主、廉洁、平等、开放的政权,

这种探讨是具有全新视角和独到意义的。总之,该书视角独特,对今天的民主政权建设不无启迪。(杜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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