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 卷第６ 期
２００７ 年１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４，Ｎｏ．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７
论经济体制转型
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
李ꢀ 新ꢀ 芝
（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８）
ꢀ
ꢀ 摘要：借鉴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从经济体制改革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这一角度，通
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探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因
素的作用及影响，说明经济体制的变化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并认为体制性因素是影响社
会阶层结构变化最深层的动因。
关键词：经济体制；社会分层机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１４⁃０６
ꢀ
ꢀ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有三种
这一体制的转型有紧密联系。 因此，加强体制性因
素与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基本模式：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的，如西方发
达国家；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的，如原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事实上，后者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
代末期采用“休克疗法”强制推行向市场经济过渡
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社会阶层结
构现代化也已经基本形成。 但即使这样，这一经济
体制的转型仍然导致了国内各种危机的加剧和社会
动乱的到来，并由此引发了苏联、东欧国家剧变。 三
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同步进行，这
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所特有的。 不同于原苏
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
代化进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由于这种体
制性因素的严重阻碍，这一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直
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
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轨和
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同步进行。 这一体制转变对我国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我
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都与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地选择资源
配置方式，即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从计划经
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社会资
源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社会分
层的角度来说，则意味着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机制、不
同阶层之间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社会
分层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这里我们借助马克斯
·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的市
场转型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转型过
程中社会分层机制深刻的变革，以此说明经济体制
的变化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之间具有的密切关
系。
马克斯·韦伯作为西方社会学界的代表人物，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李新芝（１９６６—），女，新疆石河子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
１
４
ꢀ
ꢀ
李新芝ꢀ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
其社会学理论影响极大。 在对社会分层机制做了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概括出两种基本的
社会分层机制，一是依仗强制性命令的机制，一是依
仗利益状况的机制。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前者，权
力的实施一般是通过机构或“组织”的强制性命令
乃至暴力实现，这些机构或“组织”的主体是“官僚
机构”，代表是“国家”。 在这样的统治范畴内，人们
所面对的是直接的强制性“命令”，而国家通过法律
和暴力维持和控制强制性命令实施的过程，保护那
些重要社会资源的占有结构免受反对暴力的威胁。
国家的强制性命令权力最大量表现的，往往不是这
些暴力工具的行使，而是“日常的”国家行政管理，
是各种机构以国家的名义，向整个社会行使强制性
的管理权力。 人们与这种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关系
是无法替代的和不以人们的需要或利益多少为转移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资
源分配机制和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一方面，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比例在逐
渐减少，控制的范围和程度在不断下降，与原有体制
相联系的政治权力因素作用逐步弱化；另一方面，随
着市场和其他社会机制逐渐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
义，社会成员个人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生产技能、
事业成就等后致性因素的作用逐渐增强。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学界越来越多
地开始关注中国由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引发的
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以及其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其中
以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较有代表
性，影响也较大。 他指出，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将
根本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
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 １９８９ 年，他在《市场转型理
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 一文中做出如
下假定：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
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分
层机制。 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市场的
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那些国家社会主义中最具
特权的阶层或阶级，即再分配者，失去了他们的一些
特权，而获益的是那些处在国家社会主义等级制度
底层的人，即“直接生产者”。 结果是，由收入和获
得稀缺物品来衡量的不平等被缩小了。 他阐述了再
分配制度中市场制造平等的机制：如果工资不由行
政命令来设定，而由交换关系来确立，那么生产者便
可能具有更多的权力；如果市场发挥作用，那么人力
资本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政治忠诚度可能关
系不大；如果在再分配经济中存在市场，那么企业家
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途径。 这种情况在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反映。 １９７７ 年到１９８５ 年
间，中国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城市与农
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农村中农民与干部的收
入差距也缩小了。 这是国家对农业政策减少干预的
结果。 这时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的生产计划也更
少受到计划者的严格控制，而且可以把农产品带到
城市市场上出售，结果，生产扩大了，劳动生产率提
［
１］２６０－２７１
的，只能被动地服从
。 后者即依仗利益状况
的机制，尽管依然存在权力不平等的结构，但与前者
相比内在机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典型的形式
中，这种统治建立在以某种方式保障的对财产的占
有上，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 基于利益的
权力机制，常常在形式上表现为“自由的”利益交换
基础上的权力，与基于强制性命令的权力机制是背
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之所以说依仗利益的权力是
“
交易性”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是它常常以服从者出
于自身利益、形式上“自由的”行为为基础。 在这一
机制基础上产生的服从或依赖，是相关行动者追求
自己利益的结果，虽然他们的服从或依赖是环境所
［
１］２６５－２６８
迫，但在形式上以“自由的交易”为基础
。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可
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威的、强制性命令权
力的统治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取代了依仗利益的、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统治，国家直接占有了几乎全
部重要的社会资源，从而也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
机会。 国家不仅通过行政管理机构和其他国家暴力
机构行使着权威的、强制性的命令权力，而且由于在
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所
有资源都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集中起来，按照国
家的目标和意识形态取向，逐级地在社会成员中对
资源进行分配。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分层机制中，政
治权力作为国家命令式权力的核心基础，成为不同
阶层占有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权力的机制成为
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社会分层实际上是政治分层。
［
２］１８３－２１６
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
１９９６ 年，倪志伟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崛起：中
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对他的市场转型理论做
了进一步发展。 为了说明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分层
机制变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倪志伟特意把他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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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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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全国样本资料分为内地和沿海两个分样本。 因为与
沿海相比，内地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得较晚，再分
配经济的因素较之沿海保留得更多。 分析的结果发
现，在内地，干部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明显地要高于沿
海，在沿海最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的地方，
干部与一般农工一样没有经济回报优势，而企业主
机会尝试更好发挥自己的工作潜力的机会。 这种社
会分层，压抑了社会阶层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社会发
展自身的活力也因此受到限制。 二是与一般制度安
排相联系的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对我国社会
分层机制变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城乡分割
的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
就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而言，它将城镇户口和
农村户口加以明确区分。 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
户口，那么迁居他地，特别是从农村迁往城市是十分
困难的。 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其他生活资料的供应
制度、人事档案制度以及劳动用工制度，在农村与
［
２］２１７－２５９
的经济回报很大
。
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体制变迁与社
会阶层结构变动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 尤其重要的
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变迁，不仅推动了所有制结构、
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基础的调整和改革，而且
引起了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并进而影响到社会
分层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下面即从两种不同经
济体制对社会分层机制发生的影响加以说明。
首先，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动
的影响。
“
公社制”联系，在城市与“单位制”联系，这就把所
有的社会成员都置于行政控制之下，从而严格地限
制了城乡间的社会流动。 根据所属户口性质的不
同，国家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人的就业、教
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政策。
同时“城市人”和“农村人”这样的身份划分，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出生的地点决定的，具有明显的先赋性。
农业人口的孩子通常沿袭父母的户口，只能通过升
学、参军等有限的机会获得“农转非”的机会。 这不
仅客观上把城乡人口分为两个经济利益不同的阶
层，而且强化了人口对所在地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
而限制了人口的社会流动，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过程中
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
计划经济体制是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运行
的机制，也就是说这种经济体制运行的根本力量是
政府权力。 这就要求政府要有充分能力掌握生产和
消费的所有信息，有充分把握合理安排社会生产和
人民生活，有充分权力动员、调配、控制和处置所有
的资源。 这些都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
政府还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都必须遵守相
应的经济行为规范，即不允许、也不需要个人去追求
自己特殊的物质利益。 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有
效实施，政府必须借助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制度和政
策安排来实现，因而，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分层
机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与之相联系的一
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的。 集
中表现在：一是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即在所有制结
构上追求单一公有制。 从社会分层角度看，由于全
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制
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
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
人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
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先赋性或是国
家分配的结果，而且这种地位一旦确定，就很难改
变。 对个人来说，很多人一辈子因此可能就一直守
在自己所出生的地方劳动、工作、生活，几乎很少有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机
制，实际是政治分层———即主要根据人们的政治身
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以及家庭出身
（
先赋因素）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
阶层结构基本上是封闭的。 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将
一定资源分配到一定的地位后，一般就固定下来，很
少再予以改变。 社会成员个人一旦进入特定的身份
或单位行政体系后，相应的地位和资源就由国家提
供保障，人们的收益就已经确定，他们的劳动投入与
他们应得的各种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使得因正
常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而产生的激励效应完全被
抵消掉了，严重抑制了社会成员个人的积极性，阻碍
着社会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分层
机制变动的影响。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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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芝ꢀ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
制，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根
本变化。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则意味着社会成
员地位获得机制、不同阶层之间相互关系发生了根
本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
化。 这一变革成为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最深层次
的动因。 这一影响的产生同样也是通过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一般制度安排、具体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来实现的。
种非劳动收益。 这就使社会成员个人收入发生了两
个方面的变化：收入来源由单一的劳动收入变为多
元化的收入，收入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拉开了
差距。 而收入的不同来源和收入的差距正是划分社
会阶层的重要依据，许多学者甚至主要是根据人们
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来划分阶级和阶层的。 收入
分配制度的重大变化对我国阶层状况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影响。 它最直接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人数相当
可观的先富人口群体和以国有企业下岗、待业工人
为主的城市贫困人口群体。 收入分化问题已成为当
前人民群众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即在所有制结构上看，为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由单一公有制
转向多元所有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首先发展起来。 而随着个体
经济的发展，一些个体经营的企业和商店因生产经
营业务扩大，雇工人数逐渐增加，成为雇工经营的私
营企业。 １９９２ 年初，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
一切工作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
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
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与一般制度安排相联系的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也对我国社会分层机制和阶层结构变化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有：一是教育事业的大
发展。 从邓小平为知识分子正名到恢复高考制度，
从“８６３”计划的实施到“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党
和国家逐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
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共识，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本身可以创造
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流
动的机会，使人们更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
己的阶层地位，以达到提升社会地位的目的。 在今
天，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对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影
响越来越明显。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一是可以找
到一个好工作，二是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 据
研究结果显示，１９９５ 年与１９８８ 年相比，我国的个人
［
３］３７２
活水平”
，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 １９９７ 年，中
共十五大更是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私营等非
［
４］２０
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
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引起我国社会阶层关
系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生
产关系比较单一，因而社会阶层结构也比较简单，由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 改革开
放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变得
复杂起来，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外，又出现了与私有
制经济相联系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新的社会阶
层，原来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也不断分
化，一部分人也加入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
［
５］２２８
教育收益率从３．８％提高到５．７３％
。 如果说，改
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主要是由某些先
赋条件和政治态度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一定的职
业地位则是人们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
和主要表征，而人们借以获得一定职业主要是由个
人的能力、技能、素质和业绩决定的，获得某种职业
的从业资格、技能、知识、素质往往又由受教育水平
所决定，事实上，现在很多职业的准入资格首先是一
定的受教育程度。 从这种意义上说，由于教育事业
的大发展，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在机制上发
生了明显的转换。 二是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
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确立干部革命化、知识
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四化”方针；建立了干部离退
休制度，实现了新老干部正常交替，特别是１９８８ 年
由于所有制发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分配结构，
而分配结构方面的调整则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层的结
果。 改革后，通过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使人们能
够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适应的劳动报酬。 在农村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是给企业下放决定
工人工资的自主权，拉开工人工资水平差距。 而
“
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
［４］２２
配”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更使得社
会成员个人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可以获得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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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七届人大决定实行公务员制度，对社会阶层结构的
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因为它不仅改变了过去建立
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血缘分层和所谓依据政治思想
表现的政治分层的先赋与主观的阶层评价标准，调
整了被扭曲的阶层关系，使以前受到压制的社会阶
层获得了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增加了社会流动的途
径，而且开始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使人们逐
步形成靠自己努力、成就至上的观念，使社会机体充
满了活力。 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化，也正在给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和可能。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阶层结
构的变化出现了合理化的趋势。 我国社会成员的流
动正在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流动是通过国家计划调配的，
社会成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导致有的行业部门或
单位人才积压，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奇缺，学非
所用和用非所学的现象大量存在。 随着市场机制逐
渐被引入劳动人事管理，各地区、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和人才市场的相继建立，人们的流动开始从被动服
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这种转变即考虑了社会各
单位的需求，又尊重了流动者的意愿，有利于社会成
员和工作岗位的优化配置，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随着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改
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
干部招聘制、竞选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全面施行，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身份制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社会阶层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
体制改革，为社会成员，首先是那些在过去计划经济
体制下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进行经
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由资源，他们更倾向
于利用市场经济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
方面，在市场上，那些与行政权力有关的因素作用开
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人们对市
场机会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人们不仅有可能在国
家直接控制的身份、单位和行政体制之外占有一定
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物质财富，而且那些与个人相联
系的地位标准或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也因摆脱了
国家的直接控制而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有助于人们把握和创造市场机会，如人们的教育水
平、职业经验、生活经历等。
第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分层
的影响，尤其体现为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中国社
会阶层结构的转变正朝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方向
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基本消除了占有生产
资料和财富的阶级，社会阶层结构中按行政权力分
层的等级体系成为唯一的分层体系，几乎所有社会
成员都是参照这一体系来确定其社会地位的，这种
等级地位不是经济因素分化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
及其系列相关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以国家权力
为核心得以存在和运行的。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
入，社会地位的获得途径多样化了。 一部分社会成
员脱离国家地位安排和原有的分层秩序，而直接进
入市场，个人地位从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的安
排和分配到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地位，人们地位的
升降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作用的影响，个人地位越
来越远离国家直接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动
性，社会阶层的划分也从以权力为核心逐渐转向以
市场为核心。
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我国
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不仅是极其深刻的，
而且主要是积极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社会流动
自由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利益趋
动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破了原来人们的
社会地位长期固定、工作岗位和个人身份很难变动、
收入分配基本平均的格局，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
会分工和收入状况，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 市场
经济打破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割、地区和行业的隔绝，
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按照市场的需要，在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行业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选择职
业，再加上优胜劣汰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地改变
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变换着人们所从事的工作。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渐进
性特点，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社会分层机制。
如作为原有制度基础之一的城乡分割制度，并没有
随改革的发展而彻底废除，而仍在一定范围内起作
用。 近年来城乡之间多种差距的重新拉大，特别是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其深层次的原因之一仍
然是这种城乡分割制度；而城乡之间出现的大规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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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４－５１
。
社会流动，也仍然是在城乡身份差别的基础上进行
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二者在权利、机会和收益上的
不平等状况。 所以，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推进在一定
程度上提供了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空间和自
由资源，制造了大量上升流动的机会，尤其是市场经
济体制的成长和发育，正促使社会分层机制发生重
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制度结构仍然是社会
分层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一，过去的社会分层机制还
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有学者提出，在现阶段的中
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社会资源分配关
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
络，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型”社会分层机制还有
待完善
总的说来，我国经济体制变迁对社会分层机制
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是深刻的。 同时，由于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以及所受
到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阶层结构变
动中，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家权力影响以及市场经
济中的“市场化”因素影响是并存的，这就可能对社
会分层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这是我们必须要尽力防
范和努力克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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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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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Ｘｉｎ⁃ｚｈｉ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ｕｐ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ｃｔｕ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ｃｔｕ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ｃｔｕ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
责任编辑：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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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