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 卷第４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年７ 月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
蒋ꢀ 海ꢀ 新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ｔａｇｏ， Ｄｕｎｅｄｉｎ，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Ｐ．Ｄ．Ｂｏｘ ５６）
ꢀ
ꢀ 摘要：与“泼妇”、“悍妇”和“淫妇”相对的母亲形象历来以其善良慈爱恭俭温和受到称颂，然而“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发表作
品的中国女作家们，在女性切身体验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特殊方式对“母性”进行了质疑，表现了新一代女作家对传统女性角色的
思考和反叛。
关键词：女性作家；母亲形象；女性角色；重写母性；反母亲叙事；父权母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６）０４⁃００６７⁃０６
ꢀ
ꢀ １９３３ 年，学者俞正燮将单身女子比做失业工人，因为婚
以父权为中心的主流意识相碰撞，从而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
表现出来。 本文下面要讨论的只是其表现之一———对母亲
形象的重写。
［
１］１２８
姻是女子是赖以生存的“职业”
。 其实，过去的女人光
有丈夫尚不足以保证生计，女人必须有孩子，最好是儿子，才
能够终生有靠。 没有儿子则可能被丈夫休弃而处于“失业”
状态。 从这方面看，所谓“天然”的母爱并非完全是“无私奉
献”，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妇女存活的个人需求相吻合，又是父
系种姓延续之必需。 以此观之，传统的母爱观在某种程度上
是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生育功能的道德包装，儒家提
倡的孝道也保证了女人生育会得到实际回报。 可是，一旦婚
姻与生育不再是女人的谋生之道，女子和男子可以平起平
坐，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找一份生活，一般人视之为
一ꢀ 重写母性：另一种为母的视角
迄今为止，有大量的文本从“子”的角度赞美子与母之
间“美妙的共生关系”。 冰心是描写这种关系的高手名家，
她的佳句“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我在母亲的
［
２］８５
怀抱里”
为人传诵至今。 著名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娅·
伍尔芙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中，让女主角利丽·布瑞丝
科突发回归母腹的奇想，而且这“回归”在文本的想象中就
［
３］７９
像“把水倒进水罐”一样自然
。 利伯曼还指出，在西方文
“
天生亲情，纯然无私的母性”又会怎样地述诸文本呢？
９８０ 年代以来，女作家的作品中不断涌现出对“天然母
学理论界曾经名噪一时的心理分析兼文学理论家朱丽叶·
克瑞丝特娃在其《黑太阳》一书中，将母亲精心养育男性婴
儿描述为必然之事、天然之情。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鲜有论者或作家站在母亲的个人立场上来观察母婴关系。
在西方心理分析文本中，还常常可以看到美化母婴“共生关
系”的词句。 例如，“婴儿与母亲的前俄底蒲斯融合” 以及
１
性”进行挑战的文字。 女作家的文本对天然母性进行挑战绝
非偶然，因为对“天然”母爱的宣扬往往将生儿育女作为女
人的天职，是女人最重要的职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束
缚女性的意识形态建构。 而女性要解放自身，就不得不冲破
这种束缚。 １９４９ 年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文学
被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继续塑造符合主流意
识形态的革命英雄，并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 在这种主
流文学影响下长大，继而在１９８０ 年代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女
作家们，可以说没有受过传统女性的“规（闺）范教育”。 她
们的文学想象发端于她们作为女性但又不单单是作为女性
的生活经验，她们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要与仍然
［
４］８６
“母婴交流中多种形式的身体快感及具有乐感的嬉戏”
；
分娩以前， 母腹中的胎儿更是处于一“ 极乐的子宫世
［
５］２０６
之中。 在这样的语句中，母亲并不是话语主体，面对
界”
使她身体极度不适甚而可能危及她本人生命的怀孕分娩过
程，以及那往往令她精疲力尽的育婴生活，她被剥夺了话语
［
６］２６
权
。
理想化的“母婴一体共生关系”是一座语言建构的意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蒋海新（１９４８—），女，重庆合川人，新西兰奥古塔大学语言文化系讲师，文学博士。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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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形态大厦，一直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拆解这座大厦是一种
冒险行为，因为在传统卫道者的眼中，这有可能削弱现存的
道德伦理关系。 尽管如此，当代中国女作家们，以亲身的生
活经验为写作基础，开始揭示囊括所有为母体验的“美妙的
母婴一体共生关系”不过是一个神话。
念将“为母”作为女性成为女人的必备条件，反映了社会上
占主流的男权意识。 而“我”认为出生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理
过程；子女因为被生出就被认为接受了父母的恩惠，因而必
须对父母毕恭毕顺，则是不自然的，没有道理的。 “我”与母
亲的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每当与母亲发生冲突之后，
“我”就想：“她热心地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难道就为了
多一些让她伤心让她不快的机会？ 她给了我生命，因而有权
利蔑视我、讽刺我，有权利干涉我的一切。”我对母亲这一角
色充满了批判，“我”自己不想成为一位“对另一生命具有权
“
文革”以后女作家的作品中，最早打破这个神话的是
张欣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１９８１）和张洁的小说《方
舟》（１９８２）。 两位作者在当时都受到批评，其原因之一是她
们将她们的女主角“男性化”了。 其“男性化”的主要表现是
她们的女主角都把工作和自我充实放到了第一位，而把做母
亲这件事放到了第二位。 张欣欣的女主角为了上大学，不惜
做人工流产；张洁的女主角或因不甘当生儿育女的机器做人
工流产，或为了工作将唯一的儿子全托给父母照料，以至于
到了母子生疏的地步。
［
８］２８
利同时承担义务”的“母亲的复制品”
。
尽管“我” 并不想当母亲，婚后仍然怀了孕。 怀孕予
“我”以充分的机会，对有关女性身份和母性的种种传统观
念进行拆解和批驳。 作者提供了怀孕的经验细节，并在此基
础上发挥孕期的感受，直至形成一种貌似“荒唐的逻辑”。
在这个逻辑背后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险恶的真实”，即母亲
想要杀害亲子的冲动。 “我”之怀孕，正如绝大多数女性亲
身感觉的那样，是以“身体不适”进入意识层面的。 “我”以
为自己生病了，便去看医生，被告之是怀孕。 怀孕以等同于
生病的感觉开始，其欲传达的明确信息是，怀孕是对女性身
体的一种侵犯。 接下来的孕期反应更是非同寻常的折磨。
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的细节描写：“我”双腿浮肿，吃什
么吐什么，憔悴不堪，不得不卧床休息。 为了保护腹中的胎
儿，“我”的母亲和丈夫把“我”当成一位需要小心对待的“病
人”，不让“我”看任何凄惨或有暴力的影视节目和书籍杂
志。 这样的叙述让人感到，假如胎儿可以享受母腹中“极乐
的子宫世界”，怀孕对于母亲却是一种非常状态，甚至无异于
一场可怕的疾病折磨。 母婴矛盾即开始于此。
张抗抗的小说《隐形伴侣》（１９８６）在描述女主角潇潇的
人生经历时，断然拒斥了“天然”的母子亲情。 意味深长的
是，这一拒斥和已成定格的文学叙述针锋相对。 潇潇是下到
北大荒的女知青，她与一同下放的男友在北大荒结婚，婚后
怀孕，在他们的小土屋里产下一子。 对于初为人母的潇潇，
作者进行了如下的的描述：
ꢀ
ꢀ 一切并非象小说中写的那样———她看见婴儿的第
一眼，使她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 在这里，一条光秃秃
的土炕上，她产生的却是一种陌生的疏离感，她觉得这
个生命对于她来说，似乎有点荒唐。
如果说已成定格的文本叙述很少真正反映过女性为母
的切身体验，那么在蒋子丹的小说《假月亮》中，即将为母的
女主角便有理由“憎恨”诗人，因为他们“欺骗所有的女人，
［
７］２０５
说创造生命的事业高于一切”
。
“我”对母亲角色的不情愿以及怀孕的折磨使“我”产生
了一个秘密的愿望：把胎儿呕吐出来。 每次呕吐之后，“我”
都坚持要看痰盂里的呕吐物，希望能在里边发现“胎儿的头
发指甲或者另外什么器官的碎片”。 “我”仿佛经历着一场
生死搏斗。
在小说《等待黄昏》中，蒋子丹进一步拆解关于母性的
［
８］
神话，这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反传统的。 小说主要叙
事由借第一人称的女性“我”讲述女性生活。 其中关于“她”
的恋爱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在男权文化制约之下，女
性在心理以及情感方面的弱势。 与此同时，也敲响了对男权
文化的警钟，引起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对这一文化的警
觉。 从内容方面看，“我”和“她”的叙事是同一女性话语主
体的故事，它分别展现了女性生活的两个层面：情爱与生育。
在结构上，作者对这两个叙事层面的分裂处理使读者感到这
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从而显示出情爱与生育在本质上并非同
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这样的处理十分有利于对母爱神话
的拆解。
对于胎儿，“我”是母亲。 但是，“我”这个母亲形象与丧
失了自我的传统母亲形象迥然不同：“我”有极强的自我保
护欲。 “我”想要窒息胎儿的念头即来自于自我保护欲的逻
辑发展。 作者蒋子丹曾经说过她要追求的是“这样一种小
说：细节真实，逻辑荒诞，而在这逻辑背后，还有一种险恶的
［
８］３５０
真实”
。 可以说《等待黄昏》属于那种作者所追求的小
说。 那么，在这篇小说的逻辑背后，是什么“险恶的真实”
呢？
“
我”关于为母的叙事是小说的重点，这一部分叙事以
这个“险恶的真实”说到底就是母亲也有自我，也有自
我保护的冲动和追求自我满足的驱力。 在潜意识的层面，母
亲对令自身不适甚至在损害她自身利益基础上取得发展的
孩子具有摧毁的原欲。 民俗俚语中骂孩子的一些语汇，诸如
“小冤家”、“孽障”、“挨千刀的”、“死不了的”等等，也许便
根源于这种潜意识层面的摧毁原欲。 借用西方心理学的研
女性身体的真实体验，对理想化的“母婴一体共生关系”进
行了一次批判的解构。 “我”首先以女儿的身份审视自己的
母亲，一位妇产科医生。 她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传统
妇女没有的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但是她仍然坚信，只有在
成为母亲之后，一个女人才能成为“完全”的女人。 这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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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新ꢀ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
究，我们可以对这个“险恶的真实”做进一步的补充。 弗洛
伊德把人的进犯性看成一种独立的能量来源，认为它来自普
遍的生物自我摧毁倾向，他将这种自我摧毁倾向称做“死亡
本能（ｄｅａｔｈ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或“死亡驱力（ｄｅａｔｈ ｄｒｉｖｅ）”。 基于弗
洛伊德的这一认识，心理学家克莱恩认为婴儿出生伊始，便
处于一种类似“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境地（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ｓｃｈｉｚｏｉ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意欲“将母亲身体的全部内容都据为己有并进行
摧毁”。 她写道：“我们有理由假定，我们从后期自我了解到
于伦理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文
本中的母婴关系。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包含三个主要因素：
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 其中，文化因素对前两个
［
１１］７
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
。 那么，就《等待黄昏》而言，是什
么样的文化因素对文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这个文化因
素是将女性排挤到边缘地位的男性中心文化。 这在小说中
有多次表现，此处仅举关键的三点加以说明，这三点构成了
小说的整体脉络。 其一，“我”在文中多处反复讲述她１３ 岁
那年看见的一只红蜻蜓。 那年她月经初潮，“身体里定期流
出的暗红色血浆”使她“好象失去所有的天真和快乐”，有了
“不可告人的忧虑”。 她担心着男同学的恶作剧和男老师的
“不怀好意”，不敢参加小伙伴的嬉戏和运动。 红蜻蜓意象
的反复出现，象征女性从孩童走向女人时期彷徨抑郁的心理
现实。 这一时期，她们开始体会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边缘化。
因而，红蜻蜓是“凄苦”的，“翅膀被雨水濡湿了，扇得沉重”。
更有甚者，“一旦红色不再流出，老年也随之来临”（与此对
照的是，社会上认为男性在女性绝经期的年龄，仍是壮年）。
其二，她的男朋友一边享受着妻子的照顾，一边又隐瞒有妇
之夫的身份，骗取情人的关爱和服务，这个男朋友就是一个
具象化了的予取予求的男性中心。 其三，在家庭内部，“三从
四德”规定母亲除“从父从夫”以外，尚须“从子”（虽然事实
上并非尽然如此）。 女人可以因生子而享尊荣，也可以因生
女而受屈辱。 母与子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母亲与男
性中心文化的关系。 在《等待黄昏》 中，苏密的双胞胎和
“我”产下的婴儿均为男性，这里婴儿的的男性性别绝非偶
然，它将小说文本中的母婴关系再次指向女性与男性中心文
化的关系，反映出作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有意对抗。
［
９］８
的某些功能，一开始就在那里。”
这一对母体进行占有并
摧毁的原欲不仅来自婴儿体内的进犯性，同时也来自它对母
体的物化分割———母亲在婴儿眼里仅仅是局部的物体或功
能，是奶汁、乳房等好东西和一切快感。 在阐述母婴关系方
面，克莱恩即此成为物体关系（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理论的始作俑
者。 女性主义学者苏来曼指出：“米蓝尼·克莱恩对孩子朝
向母亲的杀害冲动，极具同情和理解；却对母亲也会感到的，
朝向孩子的杀害冲动缄口不提。”利白曼在分析林叔华的小
说《小刘》时，引用了苏来曼的评论，并对小说中逆来顺受的
母亲扼腕痛心：“她（母亲）甚至不能够因她儿子的贪婪和无
礼而冲他发火———在这里我们感到抹杀母亲视角意味着可
［
１０］１５１
怕的自我丧失。”
蒋子丹的《等待黄昏》提供了一个鲜明
的对比。 通过描写“我” 意欲保护自己而让胎儿窒息的念
头，让自我回归到了母体。
作者进一步通过“我”的女友苏密将这一念头演变为行
动，使自我保护的逻辑达到了某种既荒谬又真实的极致。 苏
密天生丽质，有着“女神般完美的身体”。 她工作十分劳累，
中年以后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使她的生活更加劳累，使她本
来在中年以后就须倍加保护才能勉强维持的美貌难以为继。
在“我”发现自己“有病”，继而妊娠反应剧烈，卧床不起的时
期内，苏密杀死了亲生的双胞胎儿子。 苏密其人及其杀子的
故事由“我”断断续续地讲出。 在“我”的叙述中，“对她杀死
亲生儿子的真正动机，一直没有明确解释”。 但是，在上下文
中，在“我”对苏密天生丽质的多次渲染和描述中，作者已经
给出了一个貌似荒谬的合理的推导。 在苏密眼里，女人的生
命跟鱼相似：“成熟产卵然后衰老然后死去。” 一方面，如此
工具化了的女性生命对女性自我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苏密
深知自己美丽绝伦并以此自傲。 不难想象，苏密爱美且深爱
自身之美。 可是劳累的工作再加人到中年再加双胞胎儿子，
严重地威胁到了苏密的美貌，杀死儿子似乎也就具备了逻辑
上的合理性。 当然，实际上读者还可以考虑到苏密沉重的双
重负担问题，她可能在某种极端劳累困顿的情况下，杀死了
儿子。 可是小说无意就后一方面展开。 “我只是庆幸她终于
完美地离去了”，因为“既然天地造就了她的完美，她就不该
残缺不全地活着”。 作为母亲的苏密与一对双胞胎儿子不能
共生，苏密与“我”一样并不具备“母爱的天性”或母性。
尽管“我”似乎对苏密杀子给出了一种唯美同时也符合
自我逻辑发展的解释，这个解释在伦理上是不能认可的。 由
就这一层面来看，《等待黄昏》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了
一次文本的颠覆。 这个颠覆从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出发，进而
达到行动的体现，再进而升华到自觉的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心
文化的挑战。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叙述者“我”将胎儿与自身
的关系看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它是一个掠夺我占有我的暴
君”，“我”暗暗希望它会因窒息而死亡。 另一方面，“我”又
为自己进行伦理方面的辩解：“它无知无觉，它没有痛苦。 这
不是罪过，算不上什么罪过。”这个辩解中前面一句话的两个
分句重复使用中性代词“它”，消解了胚胎为人的资格，从而
引出对犯罪的否定。 可是，后面一句里由两个分句重复进行
的否定，在语气上却显得由强而弱。 本来，“这不是罪过”已
经十分坚决，接下来的“算不上什么罪过”却透露出犹豫和
心虚。 此处足见强大的主流文化意识早已渗透叙述者的灵
魂，“我”虽然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极为大胆的挑战，却对自己
的匪夷所思也感到恐惧，所以“我”接着说道：“想到这儿，我
的心就缩紧，血就不再奔流。”其实，她的恐惧的重要原由之
一是因为男权中心文化规定婚姻是男性延续父系家族的手
段，子嗣被看得极其重要。 杀子，哪怕是杀尚未成人的胚胎
（其有很大可能是一个儿子），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小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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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说特定的虚拟场景中，“子” 代表了男权中心文化。 所以
我”清楚地意识到“腹腔内那个不声不响的小东西”已经成
规范生活，每天用爱他的表示求证我是一个好母亲。 为
母子深情的幻想所迷惑，我竟常常陶醉在母爱之中，忘
了我和那男孩子本质上的对立。
“
为“这个家庭的主宰”，是自己“无法抗衡的力量”。 这从她
丈夫的表现上也看得出来。 “我”的丈夫是一个“习惯于沉
默的男人”，新婚之夜他别无多语，只是问“我”：“你愿意为
我献身吗？”可是因了这“一块没有声息的胚胎”，他变得“能
说会道”“热情奔放”，而且“自从得知我有孕在身，他整天坚
持使用同种笑容。 他心甘情愿为我做任何事情，包括从不愿
做的事情。 他的劳作，他的亲切，他的笑容，不过是为了那个
刚刚形成的生命，而不是为了我”。 这“一块没有声息的胚
胎”牵动了传统的文化规范，在这一规范中，女人被当成以生
育来延续这一规范的工具。 由此观之，苏密杀子可以视为女
性意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挑战，因此在文本中她尽管被司法
部门判处死刑，“我”却对她满怀同情。
引文中母子之间被忘却的“本质上的对立”指涉女性与
父权制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对立，引文中的“儿子”，如前所
述，应被视为代表父权制文化的一个能指。 行文至此，再回
到苏密杀子，我们可以看到“杀子”其实就是“弑父”———一
种文化意义上的弑父，可以视为五四运动对父权制的反抗在
女性心理层面的深化和延续。 正是在这个象征性的意义上，
小说文本未对苏密杀子进行道德方面的谴责。
从文字的表层意义来看，这一“本质上的对立”似乎被
“我”遗忘，其实，这是忘而未忘。 文本强烈的女性意识正是
通过这种表面上的遗忘而达到了对现实底蕴的指涉。 例如，
文中提到“有时候，我常常忘记‘儿子’这个称呼的含义，我
会突然间怀疑这个男孩子的来历，我想不起他是谁，他从哪
里来”。 当儿子叫我“妈妈”时，“我”便感到这是一种“不露
痕迹”的“可恶之极”的“暗示”，“我宁愿让他对我直呼其名，
或者什么都不称呼”。 显然这种似是而非的遗忘，是对男性
中心文化的拒斥，也是对所谓天然母性的反叛。 在这里，女
性与父权制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对立不仅未被遗忘，反而以一
种貌似被动消极实则激进的对抗方式展现了出来。
二ꢀ 反母亲叙事
小说中“我”的婴孩也是男性，这一有意为之的性别归
属不仅有助于文本对“母婴甜蜜共生说”进行挑战，而且有
助于“我”指涉生活表象之下的另外一种“险恶的真实”。 虽
然叙述用语极端，却洞悉了母亲作为女性个体寻求自我保护
的“快乐原则”以及其不得不屈从“现实原则”的深层心理：
ꢀ
ꢀ 我怀抱亲生的婴儿，想着是他蛮横地占据过我的腹
腔借助我的体温我的养分一天天壮大，是他用尖指和利
齿撕开我的腹壁侵吞过我的血肉，就油然而生出一种恐
惧。 他已经出脱成慈眉善目的人形，没有人能认出本来
的模样，可是只要他张开嘴不顾一切地吸吮我的乳汁，
我马上又看见了他贪婪的本相。 从他开始存在的那天
起，他就是我的主宰。 他捏造了我们之间的骨肉亲情，
顶着合乎人情世理的名分，不断地盘剥我，一天数次从
我体内汲取他所需的汁液，用还未生出牙齿的牙床把我
的乳头磨得鲜血洇洇。 他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毫不
怜恤地把我的活力一点点攫为己有。 我的血液源源不
断顺着乳腺输出，正在不知不觉中干涸。 我并不真正爱
他，但仍然尽职尽责用生命之泉哺育他长大……因了我
尽职尽责的假象，人们以为我可以做一个好母亲。 我知
道一个母亲假如不爱她的儿子，她就不要指望世界上有
谁还会爱她。
在这一部分里，那些“忘掉”女性与父权制文化之间本
质上的对立而被后者同化的母亲将被称为“父权母”。 在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女作家的作品中，父权母囊括了某些“革命妈
妈”和传统型母亲，她们既是牺牲者同时又为“父”作伥牺牲
他人，因而成为女作家们批判的对象。
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背景，方方的小说《一唱三
［
１２］１６８—１９３
叹》塑造了晗妈这一令人感叹的“革命妈妈”形象
。
晗妈的丈夫是长年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工程师，她本人受过高
等教育，可是因为婚后有了四个孩子，不得不成为一名家庭
妇女。 在“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紧锣密鼓中，她积极响应
号召，不惜断送儿女的个人前程，先后把他们都送到了生活
艰苦的边远地区。 她的举动为她赢得了“革命妈妈”的光荣
称号，令她很是骄傲自豪了一阵子。 在方方的笔下，晗妈不
仅毫无女性自我而且她的政治虚荣心超过了她对儿女的关
爱，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竹林的小说《清明》中的女主角更
已沦落为政治的工具。 作为一名女干部，她总是带头执行政
策，从来不会惹恼自己的上级。 她甚至强迫自己已经怀孕８
个月的女儿打胎，置其生命于不顾，只因为后者在计划外超
生。 这些革命妈妈的形象显示出在她们身上所谓的“母性”
几乎荡然无存。
如果说引文中“我并不真正爱他，但仍然尽职尽责用生命之
泉哺育他长大”道出了某些女性不愿意承认或者尚且毫无
知觉的潜意识，那么在将近小说结尾之处，作者更指涉了一
种似乎无可奈何的“良母”现实。 这一现实中的母爱似乎是
一种建立在遗忘之上的迷幻———一种男性中心文化训育之
下的迷幻：
ꢀ
ꢀ 那个男孩子飞快地长大，长成一副无忧无虑心满意
足的模样，仿佛时时在昭示世人，我是一个好母亲。 我
们貌似亲近，不可分割，有关母子间相互倾轧的往事被
贴上封条由我们俩共同看守秘密存放，成为不可告人的
隐私。 他仍然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指定我按照他认可的
女作家笔下某些传统型的母亲也并非所谓“天然的母
性”，她们只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代言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父权母”。 蒋韵的小说《落日情节》中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个
［
１３］４０７—４３９
典型
。 这位母亲重男轻女，其子在“文化大革命”中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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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新ꢀ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
卷入武斗饮弹身亡，这之后她便把儿子的死归咎于女儿。 她
整天哭哭啼啼，动辄发怒，使女儿也相信是自己把哥哥推上
了不归路，并且深为自责，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的罪人，从而
更将母亲的话奉为圣旨，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位母亲不让女
儿到外地的大学念书，对女儿的恋爱横加干涉，最终埋葬了
女儿的终身幸福。 与此相对的是文中另一青年女性，她的父
母都很开通贤达，这位女性便学业有成，最后过上了美满如
意的生活。 的确，年轻一代女性的幸福是以“父权母”的缺
场为前提的。 可是“父权母”作为父权制文化的一个幽灵，
仍然在在众多为母的女性之中游荡。
一中心文化的崇拜涵盖了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 不过，在徐
坤的《女娲》中，女主角和堪称第二女主角的两位女性———
玉儿与她的婆婆均是农村妇女，因此她们对菲勒斯的崇拜也
就既直接又具体，没有任何文雅的装饰。 读者看到，穿着开
裆裤的于德全用小手从小鸡鸡上揪一把，然后将手送到他奶
和老奶的嘴头上，听她们舌子在上下齿龈之间“嗒”地檫一
下，表示吃得很香甜。 祖孙三人就一起咧开缺牙漏风的嘴幸
福地笑了。 这段描写勾勒出一幅我们熟悉的乡村风俗画。
在展示母亲们（引文中已成为奶奶和祖奶奶）对菲勒斯的崇
拜的同时，上面的引文也显示了被父权制文化同化了的母亲
们养育孩子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意味深长的
是，引文中两个老年女性对“小鸡鸡”的宠爱和崇拜既是现
实主义的描写，又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通过这一情节，徐
坤巧妙地具象化了母亲对菲勒斯的崇拜，正是这样的崇拜维
系并巩固了男性中心文化的秩序。
“
父权母”在徐坤的小说《女娲》中遭到了无情的鞭笞。
小说的标题直指华夏古老的生殖崇拜，并且正如标题所示，
生殖繁衍也是小说女主角的重要生活内容，可是我们在这种
生活内容中看到的不是为母的骄傲和自豪，而是愚昧、屈辱
和苦难。 在为母的两代女人身上，我们看不到母爱之心，有
的只是扭曲变形了的人性。 克莉斯托娃在其论文《女人的时
间》中，将所谓女人的时间解释为“对重复和永恒的具体计
量，这种重复和永恒是通过循环往复，孕育以及生生不息的
生物韵律来保持的， 这样的重复和永恒与自然一
作为文学形象的父权母在女作家残雪的短篇小说《污
［
１５］４０５—４０９
水上的肥皂泡》中遭到了“子”的谋杀
，这一谋杀的
象征意义在于表现新一代女性对父权制权威的最激烈的反
抗。 小说一出语便大逆不道、怪异骇人：“我的母亲化做了一
木盆肥皂水。”接着仿佛是叙述者的不打自招：“如果有人明
白底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畜生，是卑鄙阴毒的谋杀者。”但
是读完全篇小说，我们会看到叙述者“我”只是在潜意识上
想杀害母亲，故事的结局，即母亲化做了一木盆肥皂水，是潜
意识荒诞不经、极度扩张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是暴虐乖戾的
母亲和忍辱屈从的儿子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 在这样的冲
突中，叙述者的男性生理性别丝毫不能掩盖他在文本中的女
性化处境。 例如，其母“崇拜”本单位的一个科长，“变尽了
法子去讨好卖乖”，但科长“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爱理不
理”。 “周旋了几次毫无结果之后”，母亲便决定把儿子送给
他“当上门女婿”，逼着儿子与她同去科长家巴结送礼。 这
样的“修好”使人想起“婚姻”一词中的“婚”与“姻”在古汉
语中原本指代成婚男女各自的父亲。 这样的婚姻体现了
“父”之权威，是家族之间的交易。 在这一层面上，奉命完婚
的儿子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女性化地位。 在貌似荒诞离奇
的故事情节中深藏着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表现在文本中是对
父权母的否定。 仿佛要表明父权母是女性的自虐，我们看到
母亲随即“就开始揉胸口，打自己的耳光，一直打得透不过气
来”。 她在打自己的当儿，碰翻了一杯茶水，她用手去揩溅到
自己脸上的茶水，“每揩一下，脸上就出现许多白色的泡沫，
而且在揩过的地方，千真万确的有一道道洼痕”。 这样的场
景给叙述者提供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我”给母亲端来了一
盆滚烫的水，建议母亲“洗一洗”。 一盆滚烫的水不足以造
成母亲的死亡，更何况叙述者“躲在门外，听见母亲一边掺冷
水一边诅咒”。 但是，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是这个时代的
梦，那么残雪的小说便是极其典型的梦，因此一般的逻辑解
释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最后母亲消失了，只剩下“一盆发黑
［
１４］４４３—４６２
致。”
可是在徐坤的笔下，将女性囿于这种以繁衍为
中心的循环往复之中恰恰是非自然的，因为它剥夺女性作为
女性人所具有的对美好生活的本能追求。
小说的女主角叫玉儿，她是余家买的童养媳，换言之，是
余家的丫鬟、长工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余家看中的是她体格
健壮，一双大脚，可以多子，是田头好劳力。 值得注意的是，
玉儿是她母亲丧夫后亲手卖掉的，她用卖玉儿得来的钱，为
自己制了几件新衣，然后跟着一位浪迹江湖的手艺人跑掉
了，玉儿此后便再也见不着自己的生母。 天然母性在这里再
次受到拷问。 被卖后的玉儿两次逃跑，但两次都被抓回毒
打。 命令毒打玉儿的是她的婆婆，玉儿最终被凶狠毒辣的婆
婆驯服。 公公对家事不闻不问，婆婆在家里取代公公而行使
父权。 当她发现玉儿有孕在身时（被公公诱奸所致），她把
玉儿打得死去活来。 为了保全余家的面子，她不顾玉儿的反
抗，强行安排她的儿子与玉儿完婚。 玉儿的为母之躯也是男
性获取快感的物件，她与四个男人有过性关系：她的公公、她
的丈夫、余家的长工、自己与公公生下的白痴儿子。 除了与
长工是感情相投以外，其余的都涉嫌强奸。 作为男性快感的
副产品，玉儿生下九子一女（她与长工无子）。 她为母的过
程也是她的自我异化过程。 随着儿子们的相继问世，玉儿在
家庭中的地位相应提升：从奴隶到母亲直至婆婆，她最终在
思想行为上都成了她昔日所仇恨的婆婆的翻版。 从一个具
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孩子到“父权母”式的婆婆，玉儿的生
命历程展示了父权制文化同化女性的历程。
也许，这一同化的本质是将远古时期崇母的生殖崇拜转
化成了菲勒斯（ｆａｌｌｕｓ）崇拜。 菲勒斯指涉阳具但并不等同于
具体的单个的阳具，它是父权制男性中心文化的代称。 对这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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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脏肥皂水”，可叙述者仍然听见母亲问他给科长的礼物送
去了没有，而那“嘶哑的声音是从木盆底部发出来的”。 显
然，母亲似乎是化在那“一盆发黑的脏肥皂水”里了。 如果
把女作家这样的描写看成是女性意识的折射，那么这里的情
形类似于“弑父”，因为化掉的母亲是一位父权母。 这样的
描写恐怕是当今女性文学中对菲勒斯鲜有的激烈反叛。
三ꢀ 结语
然地说：“他是你的亲哥哥，多看你几眼有什么关系呢？”她
的母亲破坏了她的婚姻，因为她的丈夫“教训”了闯进洗澡
间看她洗澡的哥哥。 当她准备再次结婚要离开家时，“母亲
却暴跳如雷，满嘴都是侮辱性的字眼”。 假如我们引用班丁
［
１７］ｘｖｉｉ
登的话：“母爱不是天然的赋予而是一种礼物。”
那么我
们可以说，作者深受男性中心文化毒害的母亲只把母爱这份
礼物给了儿子，而没有给女儿。 偶见诸于报端的关于杀婴、
弃婴和买卖婴儿的报道更是说明了在经济利益和亲子之情
之间部分母亲无视道义和亲情，选择了前者而弃绝了后者。
假如有人想引用“虎毒不食子”或“舔犊之情”（本文无
意反证人类的母爱缺乏诸如此类的动物性特征）这一类的
成语来证明母爱的“天然”和“纯粹”，那么恰恰由于人类具
有意识形态这一高级动物才具备的特征，原本或许应当“天
然”的母爱，表现出来往往便不再那么“天然”和“纯粹”。 真
正无私的母爱远远高于动物的“舔犊之情”，因为这样的母
爱还受到母亲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的驱使，是人类所有亲情关
系中最不指望回报、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因而也是最崇高
伟大的爱。 弘扬这样的爱显然有助于爱心人格的建立，但是
把这样的爱归之于女人的天性甚或天职，进而要求妇女放弃
自我的发展和追求，却是一种误导。 女作家们以文学的形式
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反思，表明了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在
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种误导。
女作家张抗抗曾经指出女人写女人，读者可以从她们的
作品中看到当代女性的生活，又可以从她们对当代女性生活
［
１６］２５７
的描写中看到作家本人
。 无疑，女作家们对传统母性
的挑战折射出当代女性的经济独立，重写母性也反映出了与
经济独立相应的女性独立意识。 具有这样的独立意识的女
性并非缺乏母爱之心。 从本文所分析的母亲形象来看，对传
统母性的挑战实际上表明母爱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纯
粹”和“天然”。 在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社会，我们的言行举
止渗透着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塑造，母爱也不例外。
２００２ 年４ 月份的《女报》（上半月纪实版）登载的一篇第
一人称的纪实性文章《上帝宽恕我：双亲虽无过亲情却有
泪》，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证明了上述观点。 作者的父母生下
她，只是为了让他们患了白痴症的儿子在他们去世以后有个
依靠，她从四五岁开始就要给她的白痴哥哥洗满是尿渍的裤
子，她在家里什么家务都做，像个小女佣，成年以后更是经常
受到哥哥的性骚扰。 她哥哥偷看她换衣服，她母亲却不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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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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