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 卷第６ 期
２００６ 年１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
论鸦片贸易合法化
对中国近代禁烟的影响
付ꢀ 娟
（
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成都６１００２１）
ꢀ
ꢀ 摘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准许鸦片输入中国合法化”条约，不仅加剧了中国的土药泛滥，导致国
内烟毒问题更加严重，还影响到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使本属中国内政的禁烟上升为需经外交协商的敏感问题。
关键词：鸦片贸易；合法化；禁烟；影响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３２⁃０４
ꢀ
ꢀ １８５６ 年１０ 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腐朽的清王朝节
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
面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此，笔者仅就其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
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试作探讨。
节战败，英法联军胜利在望。 为准备即将进行的议和谈判，
①
顺利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国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指
示全权特使额尔金通过谈判，达到“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
一ꢀ 因土药泛滥，中国烟毒问题更趋严重
［
１］６１８
置于合法地位”
的目的。 已被战争搅得焦头烂额的清政
在中英条约签订之前，鸦片的种植与贩卖在中国至少是
公开受到禁止。 自１８５８ 年中英条约签订之日起，清政府承
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表明中国正式进入鸦片的“弛禁”时期。
鸦片的种植、贩卖与吸食不再被视作非法，从而直接刺激了
土药的泛滥，导致国内的烟毒问题更加严重。
府不愿在这一问题上继续纠缠，盼望早日达成“和议”，在中
方代表大学士桂良等即将赴沪谈判前，１８５８ 年８ 月２７ 日，咸
丰皇帝密令其在谈判中可以全免洋货关税与鸦片弛禁为条
［
２］１１２８
件，换取罢议公使驻京等条款，“为一劳永逸之计”
８５８ 年１０ 月１３ 日，中英上海税则谈判，额尔金正式提出了
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屈辱条款。
８５８ 年１１ 月８ 日，中英双方正式签订《通商章程善后
。
１
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直接影响是：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间，
废农田而种罂粟的地区愈广，土药的产量猛增，大有替代洋
药的趋势。 有学者曾指出，“１８８０ 年以后，中国土产鸦片逐
“
１
［
５］１２２
条约·海关税则》，《税则》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
定每百斛纳税银叁拾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
口，即属中国货物……。 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
渐代替印度的产品”
（１８８１ 年），仅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出烟土２５．６ 万担
。 据当时的《西字报》载，光绪八年
［
６］５５３
。
鸦片供给量的激增，在中国本土孕育催生了日益庞大的瘾君
子阶层。 曾经因洋药大量输入而形成的吸食鸦片之风，在土
药价格低廉的催化下，从上流社会向普通百姓蔓延，以致二
三十年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成为洋药的受害
者。 有人曾估计，“（１８８２ 年） 有４５％ 的男子和２％ 的妇
女———在市镇有７０％的男子———吸食鸦片。 据消息灵通的
［
３］１１６－１１７
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
这就是中国近代
史上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条约。 时任美国外交官的
卫三畏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评论这一条约：“为了不准这种毒
物通过海关进口，中国政府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现在却
已让步；以南京条约而结束的鸦片战争终于胜利了。 那些可
尊敬的英国商人和政府自此以后再也不必为走私这项商品
［
１］８６２
中国人说，有１／ ３ 的成年男子吸食鸦片”
。 鸦片吸食需
［
４］１８７
而感到耻辱了。”
英国梦寐以求近３０ 年的鸦片贸易合法
求量的增长，又反过来刺激国内罂粟种植区域的进一步扩
大，加之土药成本低廉，贩者与地方政府均可从中渔利，促使
化愿望，终于在炮火的威逼下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１８
作者简介：付娟（１９７３—），女，四川成都人，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
１
３２
ꢀ
ꢀ
付ꢀ 娟ꢀ 论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中国近代禁烟的影响
国内土药种植面积越来越广。 郭嵩焘曾言：“种罂粟一亩所
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
片烟土税， 亦数倍于常赋， 官民皆有所利， 以至四处蔓
也由人，禁也由人”的被动局面。
签订鸦片贸易合法化条约，本是清政府为平息战火采取
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饮鸩止渴的后果非一时半刻
就能显现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洋烟大量输入的刺激
下，土药泛滥、烟毒肆虐的恶果日呈狂澜难挽之势，清廷才重
提禁烟旧话，意识到不管是从国计民生，还是从维护自己的
统治来讲，烟毒都不可不禁。 然而，禁烟要取得成功，须得内
外并行；禁内弛外，只会给洋烟的侵入提供更大的空间。 可
是，对此刻清政府来说，既已同意鸦片为合法商品输入，则不
［
７］卷１０，页２
延”
。
洋药大量输入和土药泛滥也影响到各地督抚大员们对
禁烟的态度，或禁或弛，政令不一。 一部分人认为洋药禁令
既开，土药势所难禁，因而丧失禁烟信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洋药既不能禁，还不如大量种植土药，以夺洋烟之利。 如光
绪七年（１８８０），封疆大吏李鸿章上折声称：“土烟之毒究比
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傥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
敢轻言禁烟，以免再次影响中英外交大局，“急之恐生他变，
［
８］卷９６，页１４
［６］５５６
来华，再增土药税厘益加厉禁，尚未为晚。”
实际上
缓之则吸食者日益众”
之间的根源，实在于此。
。 清政府摇摆在“禁”与“不禁”
在此之前，地方大员借口“以土抵洋”而行征税之实的情况
已非常普遍。 自咸丰九年（１８５９），产烟大省云南开征土药
税，各省亦相继仿效，以此为地方一大税源。
以条约的形式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实质是把本属中国
内政的禁烟问题国际化，不可避免地给禁烟带来难度。 清廷
制定什么样的禁烟政策以及采取何种方式禁烟，均须考虑列
强各国的反映。 因为事关交涉，从１８５８ 年鸦片贸易合法化
到１９０６ 年发布禁烟诏书，清廷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过有效的
私收土药税不仅对各地土药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同时把清政府置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对外，清政府不能
行禁烟之实；对内，清政府又不能禁止地方政府从中渔利。
有此背景，清政府“寓禁于征”的政策逐渐酝酿成熟，并逐步
付诸实施。 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户部
奏请整顿土药税厘，李鸿章表示赞同，称此举“既可裨益饷
需，且亦收回利权之一助，并可以征为禁，隐寓崇本抑末之
意”。 不仅如此，征收土药税厘还可革除历年积弊，防止地方
［
１２］６２５
禁烟措施
。
１８５８ 年条约签订后，为谋求烟毒问题的根本解决，处于
被动状态下的清政府就限制鸦片入口问题与英美等国展开
了艰难的谈判，但收效甚微，以致参加过多次交涉的奕訢感
慨地说：“昔日允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即遇事竭力挽
［
９］１９６７
［１３］１９
“
征多报少，于国课毫无裨益”
。 清政府采纳这一建议，
回，亦不过百分中之一二”
。 鸦片贸易合法化条款成了
将土药税正式纳入中央财政体系。 从此，土药税正式成为清
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清政府头上的枷锁，难以摆脱。 １８６８ 年，中英进行修约谈
判。 恭亲王奕訢等“欲将鸦片准入中国之款作为废纸”，在
给英方代表阿礼国的来往函件中，深望英国“将种烟之地改
种谷米、棉花，我中国亦严禁栽种罂粟，则此项生理既停，自
然而，“寓禁于征” 政策的实质在“ 征” 而不在“ 禁”，
“
征”的结果更加剧了清末土药种、售、吸、贩的泛滥程度。
［
１４］４４４
据国外资料统计，１９０６ 年清朝颁布禁烟诏令前夕，中国各省
无吃烟之害矣”
。 奕訢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 万般无
［
１０］４５７
鸦片的总产量达５８４８００ 担
，而同年报关入口的洋药为
奈之下，清政府再次于１８８１ 年派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赴印
［
１１］
［１５］２４８
５
４２２５ 担 ，中国的土药产量竟达洋药输入量的１０ 倍。 尤
度协商增加鸦片入口税及招商专卖事
，希望通过增加
其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进口洋药还是自产土药，绝大多数
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消费了。 近代中国烟民的数量和鸦片消
费量如此惊人，其原因发人深省。
烟税遏制洋烟输入的势头。
在禁烟国际化交涉过程中，最先与清廷达成协议的是美
国。 １８８０ 年，中美双方达成协议，“禁止美国公民经营鸦片
［
１６］４１７
。 美国政府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同意中方的要求，
二ꢀ 禁烟政策的摇摆不定与禁烟问题的国际化
贸易”
１
８５８ 年鸦片贸易合法化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产
表面上看是出于纯粹的道德责任，实质性的原因是美国同对
华鸦片贸易利害关系不大，其所占市场份额亦不多。 鸦片战
争前，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和波斯运来鸦片，赚取鸦片利润。
但在列强的对华鸦片贸易中，中国进口洋烟的绝大部分来自
英属印度。 １８７６ 年，英国公使威妥玛（Ｗａｄｅ Ｓｉｒ Ｔｏｍａｓ）在谈
及对华鸦片贸易时不得不承认，鸦片贸易“完全操于英人手
生了重要影响，突出地表现为禁烟重点不一、政策摇摆不定
和内政问题国际化。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禁烟重点在于禁止鸦片输
入，即所谓正本清源的“塞源”之法。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
败，宣告清政府这一政策的破产。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
的禁烟重点被迫由“塞源”转向“遏流”，重点是禁止国人吸
食鸦片。 １８５８ 年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
可谓釜底抽薪。 “塞源”既不可能，“遏流”自难实行，更遑论
禁烟重点！ 自此之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处处受制于英国处
心积虑设计的怪圈，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竟成为须
经外交协商方能解决的敏感问题，中国的禁烟最终落入“贩
［
１７］１３５
中”
鸦片都来自印度
。 根据１９０５ 年的统计结果，中国９５％以上的进口
［
１８］１６
，美商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到１／ １０。 所
以，鉴于对华鸦片贸易的现状，美国在禁烟问题上采取了合
作态度。 不仅如此，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目的，是希望一方
面能削弱英国的在华势力，又有助于自己扩大对华贸易，更
能借此获得中国的好感，在道德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实
１
３３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现其国际领袖的梦想。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协议的签订
使中方看到了禁烟的希望，从而更积极展开禁烟努力。 尽管
直到１８８７ 年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以后，中美间的“禁止美国公
民经营鸦片贸易”协议才正式换文批准，但对中方来说，美国
的作为对推进中国禁烟进程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国际
化的中国禁烟问题终于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贸易的巨额利润。 １９ 世纪７０ 年代初，鸦片为英印政府提供
的收入高达８０４５４５９ 英镑，约占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１／
［
１９］４９０
６
。 对这一巨额收入，“英国政府很难同意实行加税，致
［
１７］１５５
。
排挤印度鸦片在中国市场上跟土产鸦片竞争”
进入１９ 世纪８０ 年代后，情况发生变化。 这时，中国土
药大有逐步替代进口洋药之势，加之１８８０ 年中美达成严禁
鸦片入口的协议，国际上和英国国内反鸦片力量不断壮大，
直接推动了中英鸦片税厘并征谈判的进行。 １８８１ 年，曾纪
泽奉旨经办鸦片税厘并征之事，历经四年，终于在１８８５ 年７
月１８ 日与英国外交大臣沙里斯伯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
条》，并与《烟台条约》 由英国政府一并批准。 于１８８６ 年５
月《续增专条》规定，自１８８７ 年２ 月１ 日起，进口洋药“按照
每百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 并纳厘金， 不过八十
三ꢀ 漫长而艰难的中英禁烟谈判
尽管中美双方达成了禁烟协议，但在对华洋烟输入中一
直居于“盟主”地位的英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侵略权益，
在１８５８ 年后的中外禁烟交涉过程中，中国与英国谈判交涉
次数最多、时间最长、过程最为艰难。
中英商谈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鸦片是否征税、税率多少和
在内地是否重征。 围绕上述焦点问题，双方唇枪舌战、往复
辩论，竟长达半个世纪。 如奕訢就曾想利用１８５８ 年条约中
［
３］４７１
两”
。
“
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
鸦片税厘并征之事，看似小事，实则因牵涉中外关系而
［
３］１１６－１１７
别定货税”
之语，提高洋药进口税，以达到逐步限制
艰难无比。 历经奕訢、郭嵩焘、李鸿章和曾纪泽的不断努力，
耗时３０ 载，谈判始向有利于中方转化。 在此过程中，英方不
肯舍弃既得的鸦片利益，为此设置重重障碍。 双方争论的焦
点，一是对中方提出的税厘并征１１０ 两之数，英方讨价还价，
屡经更迭；二是英方欲将“如中国不能令有约之国一体遵照，
英国即有立废专条之权” 的语句载入专条，曾纪泽因担心
“各国串通挟制抑或借此事希图别项利益”而坚持不肯写入
入口的目的。 然而，条约解释的权力在强者，条约的真正实
施也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 １９ 世纪后半期，对于中方提出
的洋药税厘并征及洋药进口逐年递减的方案，英国政府多次
故意单方面加以拖延乃至否决，并把是否重征鸦片税作为讨
价还价的砝码，伺机获取更大的侵略权益。
中英第一次修约谈判是在１８６８ 年，针对英方代表阿礼
国（Ａｌｏｃｋ）提出的众多侵略要求，中方代表奕訢只坚持“洋药
［
７］卷６１，页８
条约
；三是条约首段的限制约束之语———“（《烟台
［
１３］４６
湖丝，则非加税不可”
。 阿礼国假意同意中方的这一要
条约》）于认真整顿洋药贸易之法，尚欠详细，抑且深愿声
求， １８６９ 年签订的《新修条约》中规定：“鸦片进口税每百斤
明，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是以定此续增专
［
３］３１３
［３］４７１
改征税银五十两”
，增加了２０ 两。 但当中方迅速批准了
条”
，经屡次争论，才被写入专条。 曾纪泽言，此举是为
这一条约后，英国政府却在１８７０ 年拒绝批准这一条约。 资
“声明此次议约加税之旨， 而暗伏将来条约议加之
［
７］卷６１，页９
料显示，１８６８ 年英国对华鸦片出口值为１２３３ 万英镑，较
根”
。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为１９０８ 年开始
［
１９］２８７
。 如此巨大的鸦
１
８５８ 年鸦片出口值增长了３２０ 万英镑
实行逐年递减印土输入埋下了伏笔。 进口鸦片税厘并征问
题最终得以解决，标志着清政府经过艰难的谈判和交涉，终
于在控制烟毒输入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
成果。
片贸易量，与之相关的英国国内商会、在华英国商人、印度和
香港商人势必一致反对加税２０ 两，清政府“加税禁烟” 外交
努力的“流产”实属不可避免。
１
８７５ 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获悉英国设立禁止鸦片
尽管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谈判过程中，曾纪泽还
提出了有关禁烟的“逐年递减之说”，以期能完全禁绝烟毒
的公会，立即与英国外交大臣沙里斯伯（Ｚｏｎｄ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商谈
鸦片税厘并征一事。 郭提出每箱鸦片征收厘金６０ 两，沙氏
的输入。 但是，英印政府坚决抵制，原因是“照专条办法，印
［
７］卷６１，页７
［１］８４７
“
坚执不允”
。 １８７６ 年，中英为“马嘉理事件”进行谈
度每年已减收税课英金七十余万镑”
。 此后中方禁绝烟
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利用中国政府急于提高鸦片税金的
心态，为解决中国内地厘金征收过重而导致英国商品“本重
滞销”的难题，抛出了解决鸦片问题的新方案———鸦片进口
毒的努力，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直到１９０６ 年６ 月，在国
际国内反鸦片力量的推动下，英国议会对鸦片贸易做出如下
议案：“本议会坚信中印鸦片贸易在道义上是不能维护的，因
［
１７］１２５
［２０］３３５
税和厘金，各口划一，统由海关征收
，但前提是“其它各
１７］１５５
。 但事实上，《烟
此要求清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使之迅速结束”
，才终于扫
［
项得到满足，鸦片专条可于同日签字”
除了中国禁烟的最大障碍。 至此，在鸦片非法输入中国百年
之后，在鸦片贸易合法化５０ 年以后，清政府才以独立自主的
姿态，再次掀起全国性的禁烟运动。
台条约》中的鸦片专条仅仅是威妥玛为获得清政府同意其
它条款而故意投放的“香铒”，是英方进行外交讹诈的手段。
１８７６ 年９ 月１７ 日，即《烟台条约》签订的第四天，清政府批
四ꢀ 余ꢀ 论
［
１７］１５０
准了这一条约
，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 个中原
纵观近代中国的禁烟历程，１８５８ 年鸦片贸易合法化条
约对其影响甚为巨大。 以史为鉴，我们可总结出两点认识。
因，同１８６９ 年拒绝批准《中英新修条约》一样，还是关乎鸦片
１
３４
ꢀ
ꢀ
付ꢀ 娟ꢀ 论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中国近代禁烟的影响
其一，对英国政府而言，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是为了谋
实行经济侵略的力度，正是基于这一“国家利益”的考虑，英
国才竖起“道义”的旗帜，而中国为此却已经付出了百年毒
祸肆虐的惨重代价。
取最大限度的殖民利益。 为维护巨大的鸦片利益，英国政府
不顾国际道义，迫使中国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随着洋药贸
易在中国的不断萎缩，英国在百般拖延后才勉强同意鸦片税
厘并征；鉴于国际反鸦片呼声的高涨以及鸦片贸易最终妨碍
了英国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英国最终接受中方逐年递减的
禁烟方案。 诚如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坦率
自白：“日益明显的是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不良愿望，使对
其二，近代中国禁烟进程的被动、曲折与艰难，国力的衰
弱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是主要原因。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合
法化”政策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帝国主义的扩张性与中国国
势的贫弱，是其基本前提。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
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
［
１８］１１注释１
［２１］９
华贸易之繁荣化为泡影”
。 中、英、印鸦片贸易关系
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
的长期存在，是近代国际关系中为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
而行强权政治的典型事例。 英国强迫印度种植鸦片，又强行
在中国销售鸦片。 鸦片的大量种植，既妨碍了印度正常的农
业经济，而鸦片在中国的大肆销售，又使中国由“无毒国”变
为种、售、吸、贩四毒俱全的毒品大国。 鸦片所造成的国民贫
穷、购买力下降、市场急剧萎缩，从根本上影响到英国对中国
府不肯给外国以平等的待遇，源于自我封闭，昧于外交。 两
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后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使中国完全丧
失了内政与外交的主动权，只能听任洋烟大量长期输入。 即
使后来想通过提高鸦片税厘来限制入口，也须历经艰苦谈
判，始获寸功。 中国近代洋烟的长期肆虐，正是处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反映。
注释：
①
英国欲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目的，最早可见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时英方谈判代表璞鼎查遵照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指示曾多
次就鸦片问题和中方代表耆英商谈，希望清政府主动开禁，即使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的历任驻华公使璞鼎查、德庇时和包令等人
仍然不遗余力地向清廷鼓吹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诸般好处。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２］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Ｇ］﹒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
４］第二次鸦片战争：Ⅵ［Ｇ］ ／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５］费正清﹒美国和中国［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
６］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Ｇ］﹒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７］王亮，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Ｇ］ ／ ／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６ꢁ
８］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Ｇ］ ／ ／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６ꢁ
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Ｇ］ ／ ／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６ꢁ
１０］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Ｇ］﹒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１１］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
１２］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Ｇ］．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２．
１３］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Ｇ］﹒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１４］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Ｇ］ꢁ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５］侯后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６］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Ｇ］﹒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２．
１７］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从［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２３ 辑［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９］罗梅什·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５．
２０］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１９０８—１９１２）［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２１］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
责任编辑：凌兴珍］
１
３５
（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