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第38卷第5期

2

011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5

September,2011

由热情而理性:₁₉₁₁_-₁₉₁₂年间

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李学桃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摘要: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之初,杜亚泉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并对其进

行热情宣传和介绍,颂扬、支持革命,但在短暂的热情之后,杜亚泉敏锐地发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

提出了解决方案。杜亚泉这一“由热情而理性”的转变,是其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表现,也是革命本身不足开始显

露的重要表征。更为可贵的是,杜亚泉能在短时期里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去解决问题,针对革命的先天不

足,他试图从革命后续的建设中去努力,借此以完善与巩固革命。

关键词:杜亚泉;辛亥革命;折衷;理性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5ꢀ0005ꢀ07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

泉,笔名伧父、高劳等,浙江绍兴会稽县伧塘乡(今上

虞市长塘)人。他是清末民初“调适”思想的典型代

表,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科技启蒙的先

理思想及其所创办的《亚泉杂志》等方面。已有成果

中,涉及到杜亚泉政治思想的不多,且基本认为杜亚

泉主张渐进的变革,着重强调其“调适”的特点。囿

于这一固有思维,往往将其与“革命”打成两阙。

事实上,对于辛亥革命,杜亚泉不是一个“局外

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杜亚泉迅速以高劳、伧父等

笔名撰文为革命做舆论上的宣传与学理上的论证。

并且,他在历经短暂的欢欣之后,敏锐地察觉到革命

后中国面临的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应对

主张。本文以1911-1912年间杜亚泉所发表的与

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献为基本材料,考究杜亚泉对辛

亥革命的基本认识与看法,梳理其由热情而冷静理

性的思想变迁轨迹,探究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与思想认识的变化。

①

[1]23-30

驱

,胡愈之曾誉其为“中国科学界的先

[

2]

驱” 。

近代中国,“调适性现代化”是一个“被遗弃的选

[3]36

择” ,而杜亚泉的思想“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

上纯正的调适传统”,因此,“五四以后,杜亚泉及其

调适思想亦渐为20世纪激荡的中国历史所湮

[4]4,6

没” 。20世纪90年代起,杜亚泉开始进入学者

们的视野。1993年,《杜亚泉文选》面世,这是建国

[5]433-435

以来首次出版杜氏文集

。在文集的长篇序

文中,著名学者王元化首次将杜亚泉归为进步的自

由主义启蒙学者,并提出了应该对杜氏进行心平气

一

初期的热情: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宣传与

[4]7

和的再认识和再估价这一课题。此后,学术界对

杜亚泉的研究出现热潮,但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伦

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辛

收稿日期:2011ꢀ05ꢀ10

作者简介:李学桃(1984—),男,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

想史、中华民国史研究。

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亥革命爆发。对于这次革命,杜亚泉进行了及时而

证,使之为世人所接受。

又热情的宣传,表达出理解与支持的态度。这种热

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舆论上对辛亥革

命进行宣传介绍;二是从学理上论证辛亥革命的合

理性与必然性;三是在个人情感上热情洋溢地赞美

辛亥革命。

首先,他肯定了“战争”的意义,认为“战争为人

间社会一种之事实,人间社会之历史,其大部分皆供

战争之记录”,并且“战争为人间社会之所不能避,亦

[12]1

人间社会发达之所不可缺” 。杜亚泉认为,战争

不仅不可避免,并对社会发达、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即^便^是^自^古^有^着^爱^好^和^平^传^统^的^中^华^民^族^,^若

1

ꢁ从舆论上对辛亥革命进行热情宣传与介绍

“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 “国民无战斗之精神,亦不能保持其和平之主

[6]4

[12]1

理性之前驱,作人民之先导” 。在杜亚泉看来,著

义” 。这样,他通过对“战争”作用的肯定,以及

书立说是“理性之先驱”、“人民之先导”,他看到了舆 “战争”对维护中华民族寻求社会进步及保持“爱好

论宣传的导向作用。因此,革命爆发之初,杜亚泉迅

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辛亥革命进行报道与介绍。

和平之传统”的作用的强调,指出了“战争”的合理性

与必要性。

₉₁₁_年₁₀_月_辛_亥_革_命_爆_发_后,

杜亚泉旋即发

1

其次,杜亚泉认为“革命之事,各国有之”,“此事

表《川路事变记》、《世界多事之年》等文章宣传保路 (指辛亥革命———引者注)之起因,率由政治之不良,

[

13]7

运动、武昌首义,并表达出理解与支持的态度。他认

为,清政府在处理铁路修筑权的过程中,“狐埋狐搰,

出尔反尔。国家大事,乃有如此办法。虽百喙无以

自解于天下后世”,并且拱手将铁路修筑权“无端输

政体之未善。而种族之异,亦足为其诱因” 。他

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治腐败而

政体又不完善,加之种族之间的差异等原因而爆发,

并且“国民之全部或一部,对于现政,怀激烈之反感,

仅以普通之手段,不能遂其改革,乃因此而起战

[7]43

送” 列强,从而导致保路运动爆发,“吾人综观川

省事变之始末。有不能不归咎于政府大臣与地方大

吏之溺职者”,而“祸首诸臣,决不能逃天下万世之公

[12]2-3

争”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现政”反感激烈,以

普通的手段不能实现政治改革,而非以流血的方式

不能达到目的,故“战争”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即属此

例。但是,杜亚泉决然不是“好战分子”,他认为,“当

其君民寇雠,操戈同室,御外利器,移以对内,肉飞血

[7]42,44

论” 。紧接着,11月,他发表《革命与战争》、

《革命战事纪》等文章,直接宣传、介绍辛亥革命。他

[8]35-46

通过对意大利与土耳其的战争、海地共和国

[9]46-50

[12]3

革命等的热情介绍 ,来渲染、衬托“革命”。

溅,肝脑涂地,此诚历史中之惨剧也” 。

₉₁₂_年₄_月_,杜亚泉发表《革命成功记》,积极地宣

1

₃_ꢁ在个人情感上赞美辛亥革命

[

10]6-16

传辛亥革命的成果。他试图通过对当时世界

上其他国家革命的报道与介绍,来宣传与渲染“世界

革命”大潮,促成人们对“革命”的接受,为辛亥革命

作舆论宣传,为之“造势”与“打气”。据统计,在

₁₉₁₁_年₁₀_月_至₁₉₁₂_年₁₂_月_这_一_年_多_的_时_间_里,

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赞美之情,体现在其对辛

亥革命的基本理解之上。他对辛亥革命的基本理

解,逻辑起点是对“革命”的赞同认识。他认为,“革

命”,“其本意以天子为天所命,天子不道,天即革其

[12]1

命而改命他人,盖专指帝王之易姓改物而言” 。

杜亚泉撰写、翻译关于革命的文章共52篇,其中直 “革命”是“天子不道”,上天遂改命他人;“革命”是

[12]2

接论及辛亥革命的文章25篇,占全部论述“革命”文 “君臣克贼”,“革”“贼子”之“命” 。这些认识,体

[

5]

章总数的近一半。与此同时,自1911年春起,杜

亚泉笔政《东方杂志》,他又借编辑工作之便,在《东

方杂志》上刊出大量介绍“革命”以及“辛亥革命”的

现出杜亚泉对“革命”正义性的肯定和对“革命”的支

持与赞成态度。

对于辛亥革命,杜亚泉认为,它的爆发自有其必

然性与合理性,从情感上流露出对其赞美之情。首

先,他对于武昌首义的评价是“以数万生命冀得一善

[

11]473-476

文章

。这些无疑很大程度上对“辛亥革命”

进行了宣传与普及,为人们认同与支持辛亥革命提

供了舆论导向。

[14]44

良之政治” ,既道出了革命的目的———建立一

善良之政治”,也通过“善良”一词凸显其对革命的

“

2

ꢁ从学理上论证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积极宣传辛亥革命的同时,杜亚泉还试图对

理解与支持。他认为,“此次我国革命军之起,其宣

示于我国民者,一为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是无人

辛亥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进行一系列学理上的论

6

李学桃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种战争之意味”,强调辛亥革命是针对满族人不良政

治的革命,而不是针对满族人的革命;并且,这次革

命“主张人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无劫夺捕虏之

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为建设

民国,创立共和政体”,“故此次战争,一改历代革命

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不特

大多数国民,倾向于此主义,即清政府中,亦已承认

于各地方之习俗人情,而致中央与地方之意思,不能

[15]3

融合,起反抗或分裂之变” ;而分权制虽然“利用

人民之两重爱国心,内治易于进步,而政令不统一,

中央之政绩不举,地方之争议易兴。对内对外均呈

[15]3

孱弱之势” 。因此,如何取舍,着实为革命之初

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杜亚泉指出,集权与分权这一问题若处理不当,

中国政治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受到影响。

[12]3

此主义而不惜让步于国民” 。杜亚泉指出辛亥

革命的目标是实现民主与共和,一语道破辛亥革命 “即使联邦说不再燃,而各行省自治权之广狭,于前

的基本性质。并且,杜亚泉还强调满清政权中亦有

革命的支持者,宣传辛亥革命支持者的广泛,凸显革

命的正义性。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道,“自是以后,

四千年来酝酿之文明,三百年来潜伏之民气,皆得乘

时发抒。为东亚细亚方面,开伊古未有之创

途关系甚重,集权分权之得失利害,讨论之余地甚

多”。他还列举美国、墨西哥等来说明这一问题合理

解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美国独立之后,……集权

说行于北方,分权说行于南方,政见不相容。于北党

之林肯被选为大总统之后,甫美分离,致启南北战争

之惨祸”,“墨西哥由帝政改共和以后,中央集权派与

联邦派对立,相互轧轹。因集权派之海特兰氏,被选

为大总统,反对派起兵逐之。自是以后,大总统几无

有能安于其位者。塔克撒斯州,卒因不服大总统倾

而独立,致启美墨之战争”,因此,“殷鉴不远,我国不

[15]2

局”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二

热情后的理性:杜亚泉对革命后的思索与

担忧

₁₉₁₂_年₄_月_,杜亚泉在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短暂

热情之后,认识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亟待

解决的重大问题。他用病人动外科手术来类比社会

之革命,“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之于吾人身体上施

[15]3

可不豫为谋其大要” 。

2.外债问题

[

15]1

外科之大手术也” ,手术的效果与一系列因素密

切相关,稍有不慎,则影响深远。而“革命”虽属容

易,但后续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极大且影响深远。

外债问题是杜亚泉革命之初所深入思索的第二

个问题,“中华民国之第二大问题,为吾辈所亟当研

[15]4

究者,则外债是矣” 。

1

.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问题

辛亥革命后初建的民国新政权^,^因^财^政^困^难^而

运转不灵,军队开支等费用无从筹措。“民国政府成

立,需费浩繁,各省地丁杂税,既未能应时解集,济中

央之急需。而海关收入税金,外人又以赔款为辞,暂

杜亚泉认为,革命后最为紧迫的问题便是中央

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与归属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以

后,其第一发生之大问题,悬于吾等之目前者,即地

[15]1

[17]16

方制是也” ,也即“联邦非联邦问题,即分权制与

不缴付。于是不得不谋之外债” ,这一状况很大

[

16]1

集权制问题” 。

程度上限制了新政权的作为,甚至使新生的政权陷

于风雨飘摇之境地。

[10]6

辛亥革命“武汉倡议,天下景从” ,“革命军

之起也,各省同时响应,标独立之帜。先设军政府,

推举都督,殆形势既成,乃设统一之临时政府于其

杜亚泉看到了革命后的财政问题,但他绝然不

是反对通过外债来解决财政危机,而是十分清醒地

认识到借助外债的危害。“夫外债非必不可借,惟不

善利用之,则其累殊甚”,他首先强调对外债合理利

用的重要性,“惟所借之债,投之于生利事业则可,投

[15]2

上,南京之临时政府” 。因此,在这样一种松散

形式下完成的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政

权,存在着很大的分散性,“殆有联邦政府之观”,且

[

18]1

“

其时言论界颇有主张联邦说者”,然而,“就从来之

之于不生利事业则不可,诚为不刊之论” 。

杜亚泉反对借取外债,主要原因是他意识到列

强外债附带有极强的侵略性。他指出,列强的贷款

关系观之,则我国各行省,究与联邦之关系不

[15]2

同” 。杜亚泉从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发展的历程

上,强调我国多省制与联邦制在本质上的不同。对 “其意在扩张商权,干涉内政,为文明的侵略,和平的

于集权制、分权制,杜亚泉又认为多有积弊,“集权制

利于统一,而易流于专制,且统一之政令,不易适切

进击”,故“虽目下之经济状态,已极窘迫,外资输入,

可赖以稍纾,然其利害亦复相侔”,“今日而主张外

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5]4

债,恐为自速其灭亡之政策” 。加之当时,“政体

初更,国民之运用未熟,舆论幼稚,易为外人所眩惑,

将来选举总统,更迭内阁,势必与财政有关系,稍一

不慎,则为埃及墨西哥之续,我国民可不加之意

之谋国者,不可不折衷于二者之间,以求调剂至方之

[15]3

法” 。在杜亚泉看来,我国历史上集权制有之,

分权制亦有之,两者各有优劣,有鉴于此,应“折衷”

两种制度以解决革命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问题,“吾

辈默察时势,集权制固不能遂行,分权制又殊多危

[18]3

乎” 。杜亚泉对于民初外债与主权关系的思考

与担忧,令人钦佩。

[16]2

险,则参酌英法之成规,定一折衷之制” 。

.赋税问题

至于如何^“^调^剂^”^,^杜^亚^泉^认^为^,^“^调^剂^之^道^,^首^在

定国家官吏与地方官吏之区别”,“每一省或数省,设

一代表中央政府之官厅,其官吏由中央政府任用,承

中央之命令,处理国家行政,并监督地方行政。至地

方各省行政,当另设一官厅以处理之,或就本省地理

形势及居民之志愿分为二行政区设二官厅,其长官

由人民公举,其司属由长官经地方议会之同意委

任”。这一设置的好处是,“此两种官厅,性质不同,

权限各别,惟前者对于后者有监督之责,后者对于前

3

杜亚泉指出,革命后中国所面临的另一大问题

便是赋税问题。革命政权建立后,因财政紧张,需加

征赋税,但加征赋税又与历史惯例不相符合。他指

出,“我国自古迄今,皆以薄税敛为仁政”,事实上,中

国历史上的开国统治者们皆以轻徭薄赋载于史册而

[15]5

流芳千古,“加赋之禁,几为不成文之大宪章” 。

但是,杜亚泉又指出了赋税对于民初财政的巨大作

用,“共和政体成立以后,我国民对于国家之财政,宜

为积极之监督,固无取乎消极之限制”,“处列强竞争

之世界,而欲达国家存立之目的,则国民之担负,不

[15]3

者有办理其委托事务之责而已” 。至于国家行

政与地方行政,“当详定其界限而活用之”。如何活

用,杜亚泉例举了教育情况加以说明:“高等专门以

上,属于国家行政;普通教育,属于地方行政。盖高

等专门以上之学校,宜统筹全局。一国内之大学,不

过数处,不必各省并设,而农田畜牧,宜设于旷土较

多之省;商工实业,当设于商务最盛之地,航业渔业,

便于沿海,森林矿业,宜在山乡,皆当因地制宜,不能

拘于地域。若普通教育,中央只定其大纲,斟酌损

益,听诸地方可也。至财政宽裕之地方,自设专门学

校,财力较绌之省,普通教育事业,亦由国家辅助或

[15]5

能不加于曩日” 。

然而,“居今日而欲为增加租税之议,其势实处

于为难”,究其原因:第一,“军兴以来,民间之损耗甚

巨,北京、天津、汉口等繁盛之地,均遭兵燹,金融紧

迫,物力维艰,失业之民,不堪数计,凋敝余生,岂能

重加担负”?第二,“水患仍频,粮价腾贵,饥民遍地,

赈给之不暇,遑论征税”? 第三,“教育未普及,下层

社会之人民,尚乏政治思想,未识共和之真意,骤加

[15]5

以担负,必群起以鸣其不平” 。杜亚泉既看到了

政府加征赋税的必要性,然则又深切地同情民间的

疾苦,于是,他认为,赋税的增收与否成了一对难以

解决的矛盾,“今后政治上之难问题,殆无过于此

[15]3-4

筹设,不能拘于一定” 。

如何“折衷”,“则首以区画中央行政与各省地方

行政之界限为要”,若是如此,“则中央议会与地方议

会之立法界限,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之行政界

[

15]5

矣” 。

[

16]2

三

答

理性的智慧:杜亚泉对革命后续问题的解

限,均易明晰矣” 。杜亚泉还就中央与地方的行

政、议会等权利进行了具体区分,提出了一个相当具

体的方案。

知识分子素来就是社会的良心,近代知识分子

尤甚。杜亚泉在认识到革命后的诸多重大问题后,

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民初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在当时是一

个争议颇多、却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民

国政治影响至为深远,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乃至整

个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都没有能处理好这对关

系。与杜亚泉同时期的梁启超,在稍后的1913年,

也深切表达出对这一问题的担心,“藩属翦弃,日蹙

百里。手足剥落,已成人彘。均势所牵,将及腹地

₁_._集_权_制_与_分_权_制_之_间_取_“调剂”、“折衷”之法

“

我国历史上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久为未解决

之问题。周行封建,以分权而天子守府,秦改郡县,

以集权而乱者四起。唐设府兵,以分权而藩镇不可

制。清之季世,行省分权,不能举改革之实,遂主张

集权,即以是受人民之反抗,为此次革命之重大之原 ……内讧之祸,……各国时所不免,鼎革之交,犹为

[19]86

因。大抵内外苟有所偏重,其祸均足以亡国。今后

习见” 。这一问题随着民初政治的走向而逐渐

8

李学桃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被时人所意识到,但杜亚泉无疑是反应最为迅速的。

暂且不论他的解答是否正确,但在短短几个月里,他

便敏锐察觉到这一问题,并能提出解决的方法,不能

不让人惊叹。

理国家政务之施行于各省者”,“行政费既减,则事业

费自增,民间之担负义务者,将晓然于政府之取之吾

民,非为豢养官吏之用,而一改其嫌忌纳税之观念,

[15]5

其关系盖非浅显也” ;减少行政费,当减少官吏,

2

.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借助外债

而减少官吏^,^尤^在^减^政^,^“^减^政^主^义^,^久^为^世^界^学^者^所

[

18]4

杜亚泉指出,外债是当时中国革命进行建设等

各项工作所必须借助的外在条件,但是外债又有其

政治性的一面,弄不好会因此而亡国。

倡导,……共和立宪政府,尤宜注重如此” 。因

此,对于民初的财政问题,杜亚泉在主张开源的同

时,更强调节流,主张建设廉洁型政府,以解决财政

问题,进而解决赋税加征问题。

杜亚泉看到了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他认为,资

本、劳力与土地是生产的三个要素,中国有充裕的劳

力,而英美等国则在资本方面见长,故中国与欧美之

间的劳务、资本输出,是“以赢补绌”,是“自然流通之

趋势”,因此,中国不利用外债,则“与英美之禁止华

工,皆为反乎自然,自灭杀其生产力者”;但是,外债

的输入“未必全无危险”,“外债亡国,固近世之事实

在民初赋税的增加与否这一进退维谷之中,杜

亚泉有因同情民间疾苦而不主张加征赋税的一面,

但是,仔细考究杜亚泉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

他反对加征赋税,主要还是为巩固革命后的新生政

权,为了维护革命的果实,他担心增加赋税会动摇革

命的根基,致使新生的政权失去民众的支持。杜亚

泉这一思量,无疑极具历史价值。

[15]4

也”,“埃及之前车已覆,摩洛哥之来轸方遒” 。

对于如何处理好外债与财政的关系问题,杜亚

泉认为,“吾国民惟有力崇节俭以贮资本,整理财政

以厚信用,于经济上先谋独立之基础,然后豫备研究

利用外资之方法,庶不致与埃摩二国携手而同入囹

四

小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摇摇欲坠中最

后坍塌,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终于寿终正寝,对此,不仅革命者为之欢欣,广大

民众也抱有希冀与憧憬,杜亚泉亦是极其欢迎与支

持的。但是,在历经短暂的热情之后,他敏锐地看到

了新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

解决方案。杜亚泉由开始对革命的热情与支持到对

革命后续问题的冷静与理性思考的这一思想转变历

程,不仅是以其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亲历革命

后对革命认知的进步与深入的表现,同时也是革命

自身不足逐渐显露出来的重要表征。

[15]4

圄耳” 。他强调,在本国经济并不独立之时,依

靠外债,只会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甚至因此亡国。

因此,他主张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在研究清楚利用

外资的方法以后,再引进外资以为我用。

3

.在整理财政后谨慎增加赋税

对于民初加增赋税的问题,杜亚泉认为,“必不

[15]5

得已,则当议于整理财政、节俭政费之后” 。他

主张,在整理财政的基础上,适当、适时地增加赋税。

至于如何整理财政、节俭行政费用,杜亚泉提出,整

理财政当首先整顿田赋、盐税,同时减少行政费,精

兵简政。他说:“田赋之整理,第一步当暂依旧时银

额征收,但将银额与现行货币,定划一之准则,无使

经收者可以蒙混。第二步,则清丈土地,改定科则,

立登记法,定小作权,改除费税契为登记税,改赁费

小租为小作税,期以十年,当可竣事”;盐税之整理,

在辛亥革命之后,杜亚泉看到了地方与中央权

力的不协调、不统一,他否定了联邦制,但为迎接共

和政体的到来,主张在联邦制与集权制之中取“折

衷”之法。这一主张固然可行性不大,仍不免流于学

者惯有的空谈之嫌,也诚如杜氏自己所认为的“既无

[16]5

学术之根据,未经团体之研究” ,但“惟国民对于

国家之问题,各有研究其解决方法之责任”,“故贡其

[15]5

[16]5

“

在尽除旧制,去商专卖,行官专卖法” 。杜亚泉

千虑之愚,冀为当世之倡导” ,其对革命的热诚

的“简政”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已有萌芽。1911年3

月,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强调,“减政云者,减

并官厅,减少官吏,减省政务”,此主义“盖欲矫繁复

与拥护之情溢于言表。集权与分权作为民初政制的

两个对立趋向,杜亚泉以其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利

益的深邃的洞察力,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辩证

的思考。他基于价值中立的理性立场,辨析集权制

与分权制两者的利害得失,远离集权主义与分权主

义意识形态之争的党派利益争斗实质,洞见革命初

[20]

政治之弊,节政费以养民力” 。辛亥革命以后,他

认为,行政费之减少,“首在减少官厅”,“中央各部,

宜仍南京临时政府之制,更于各省分设一官厅,以处

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中国政治潜在的“帝政”与“藩镇”之隐忧,实不失

的热情与理性,自然也就忽视了他在辛亥革命之初

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我们尤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短

短一年时间里,杜亚泉能在普遍的欢欣与喜悦中迅

速冷静下来,深刻地洞见问题并试图去解决问题,这

种热情之后的冷静与基于价值中立之立场,自有其

理性的智慧。在近代“调适”思想的人物谱系中,杜

为革命后慧眼独具的深远卓见。对于外债问题,杜

亚泉看到了外债深层次的危害,劝诫政府积极整理

国内财政,力图实现经济独立;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基

础上适当、适时借助外债来发展民国经济。这对当

时因陷于财政危机而一心求助外债的主张者来说,

无疑是一针镇定剂,让盲目寄希望于外债者冷静下

来思考饮鸩止渴的后果。对于革命初期的赋税问

题,他从维系革命成果这一根本目的出发,不主张通

过增加赋税来缓解财政危机,而首先强调整理国家

赋税、精兵简政,他在强调开源的同时,更主张节流,

强调建立一个廉洁、高效型政府的重要性。杜亚泉

提出的这一赋税主张,不仅与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

开国时期轻徭薄赋以纾缓民生的传统施政思想相符

合,而且对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至关重要。

[4]4

亚泉虽然“上承”梁启超 ,但在价值立场上,杜亚

泉无疑更中立、更理性。对于辛亥革命,梁启超认

为,“武汉之乱,为祸为福,盖未可知。吾党实欲乘此

[21]553

而建奇功焉” ,这种政治上的抱负与盲目的参

与热情无疑会影响梁氏的参与动机、政治判断与价

值立场。同时期的李大钊,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还

在人们欣喜若狂、狂呼“共和万岁”之时,亦表现出冷

静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写下了著名的《隐忧篇》、《大

哀篇》。杜亚泉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发现革命不足的

同时,积极地去探索解决之策,试图通过后续建设中

的积极努力,以完善与巩固革命及其后建立的新生

的共和政权。

近代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杜亚泉一直被

冠以“保守主义者”的称号,学术界也一直对其采取

漠视与淡忘的态度,遑论重视他对辛亥革命政治上

注释:

①

学术界研究杜亚泉政治思想的相关成果有: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郑大华

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李阳华《杜亚泉的政党思想》,《江淮论坛》2010年第1期;田建业、施亚西

不应忘却的文化前辈———兼评所谓杜亚泉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陈

《

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朱文华《也来重新审视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争》,《近代史研究》1995年

第5期;欧阳正宇《杜亚泉的科学救国思想及成就》,《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隆新文《杜亚泉伦理思想研究》,东南大

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陈镱文、姚远《<亚泉杂志>》与西方化学元素名称在中国的传播》,《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7年第1期;阎乃胜《论杜亚泉的科学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8期。

参考文献:

[

1]李学桃.杜亚泉科技思想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0.

2]《东方杂志》编辑部.追悼杜亚泉先生[J].东方杂志,1934,31(1).

3]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田建业,姚铭尧,任元彪.杜亚泉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杜亚泉.理性之势力[J].东方杂志,1913,10(6).

7]杜亚泉.川路事变记[J].东方杂志,1911,8(8).

8]杜亚泉.纪意土战争[J].东方杂志,1911,8(9).

9]杜亚泉.海地共和国革命[J].东方杂志,1911,8(9).

10]杜亚泉.革命成功记[J].东方杂志,1912,8(10).

11]田建业,许纪霖.杜亚泉文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2]杜亚泉.革命战争[J].东方杂志,1911,8(9).

13]杜亚泉.革命战事纪[J].东方杂志,1911,8(9).

14]杜亚泉.世界多事之年[J].东方杂志,1911,8(8).

15]杜亚泉.中华民国之前途[J].东方杂志,1912,8(10).

[

10

李学桃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

16]杜亚泉.论共和折衷制[J].东方杂志,1912,8(11).

17]杜亚泉.临时政府借债记[J].东方杂志,1912,8(11).

18]杜亚泉.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J].东方杂志,1912,9(4).

19]上海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第一编政治[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0]杜亚泉.减政主义[J].东方杂志,1911,8(11).

[

[2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TheResearchOnDuYaquan‘sAttitudeandCognition

AbouttheRevolutionof1911

LIXueꢀtao

SchoolofHistor_y,WuhanUniversit_y,Wuhan,Hubei430072,China)

(

Abstract^:DuYaquanisanimportantfigureinChineseModernHistory.Thereisanimporꢀ

tantrelationshipbetweenDuYaquanandtheRevolutionof1911.Hisattitudeandrecognitionaꢀ

bouttheRevolutionof1911isagainsthisconsistentthoughtofconservativenessandadjustment.

Aftertheoutbreakoftherevolution^,DuYaquanmadethetimelypublicationandintroductionof

therevolution^,andheisveryenthusiasticaboutandsupportiveofthecause.Moreover^,hehas

thekeeninsightstofindouttheproblemswhichthenewregimehasfaced.Atthesametime^,he

triedtoaffordsolutions.ThechangeofDuYaquan‘sattitudeandcognitionisthereactionofpeoꢀ

ple‘sdisappointmenttotheRevolutionof1911^,whichisalsotheindicationofthedefectsofthe

Revolutionof1911itself.

Keywords^:DuYaquan^;theRevolutionof1911^;eclectic^;rationalit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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