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5期
2
011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5
September,2011
“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冯小禄,王乙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650222)
摘要:由于强烈的政治性和理学性,“三杨”台阁派有浓厚的“鸣盛”“鸣治”意识。在古文上,主张向受到成祖、
仁宗推崇的欧阳修学习,要求思想醇朴、内容正大、表述典则,具有雍容和雅、平正纡徐等特征。在诗歌上,主张向
得君子性情之正的盛唐诗歌学习,反映时代的“治世”特点,要求具有“清粹典则,天趣自然”的诗美特征。而对论
争,则往往采取“不激不随”的态度,体现了其时文学思想的沉闷和文学论争气氛的淡薄。
关键词:台阁派;儒学政治性;盛唐诗;“不激不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5-0120-06
关于明前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
之旨,遂为学者所宗”,进入这个系列,而汉代司马
迁、司马相如、班固等人却由于思想“往往不当于
经”,受到排斥。二是别立杂入的儒学系统。汉代董
仲舒因为“治经术,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成为汉
代文人的统率,而在宋朝,则标榜周敦颐、程颐、程颢
和朱子等理学文的重要意义,“笃志圣人之道,沉潜
六经……故见诸其文,精粹醇深,皆有以羽翼六
表的台阁派或台阁体,上个世纪的研究态度大体是
[1]30
全盘否定、基本否定和部分肯定 ,本世纪则随着
求实学术风气的好转和专业人员的大量投入明代诗
文,开始不太在意社会学评价,而从文学事实和学理
①
上对它作了一些开拓进展性研究。本文站在明代
诗文流派论争研究的立场,对其诗文统系和论争特
点进行观照认识,以达成对此一时期文学思想和批
评气氛的总体把握。
[4]卷首
经” 。这又超过了对韩、欧等人的相应评述。
盖文章家在文,而理学家在道,前者以文明道,后者
则直接圣源经义,有着“体”和“用”、“源”和“流”的差
别。这种在古文家系统中又加入一个性质有异的儒
学家系列来分别论述,强调“道”对“文”的统摄超越
作用,宋濂《徐教授文集序》已有揭示。坚持文道合
一、道重于文,宋濂称司马迁三人只得经书“皮肤”,
韩、欧“得其骨骼”,而宋代“五夫子得其心髓”(另一
一
文统的儒学政治性
自韩愈以道统论文建立文统论后,历代文人都
有续写。其核心乃是文以明道,以道统文。与“犹未
[2]卷九,《倪文僖公集序》
得位”
的明初台阁作家如宋濂等人相
[3]
比,“三杨”台阁派是典型台阁作家,其文统论毋宁
是儒学政治型的,在继续保持理道为核心的儒学品
格的同时,又极力鼓吹政治的经世致用性。
[5]卷二十六
个为讲“气”的张载) 。当然,如果只述文章
家系列,则司马迁三人自然也是学习典范,如杨荣
由杨士奇为同派胡俨所作的《颐庵文选序》,可
见典型台阁派文统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章家 《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松江序》所开列的大名单:“以
系统。韩愈、欧阳修等人由于“能反诸经,概得圣人
谓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帝王之治虽曰有间,
收稿日期:2011-05-0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诗文流派论争研究”(08XZW00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冯小禄(1969—),四川大竹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辞赋和明清文学文献;
王乙(1954—),四川荣县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120
冯小禄
王
乙“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至于儒者,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班固,
唐之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欧阳修、二苏、
王安石、曾子固诸贤,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经,鸣于当
其二,其古文统系本身是包含了经学指导下的
汉、唐、宋名家结构,而具体谈论时,却有意无意地将
欣赏崇尚的重点下移到“理明文顺”的宋
[6]卷十三
[5]卷十三《朱悦道文稿后题》
时,垂诸后世。”
即比较接近刘基《苏平仲文集
文
,特别是让醇正典雅、纡徐委备、
[
7]卷五
[8]卷三
序》 、苏伯衡《染说》
所列的文章家系统。
富于一唱三叹情调的欧阳修文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
风格,而其他如韩、柳、苏、王,则相对少有得到正面
奖倡的机会。这既与典型台阁人员多来自江西相
关,即仅从狭隘的乡曲观念出发,也会推重本地先贤
文风的典型代表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皆为欧阳的学
生,不足为表率),何况欧阳文风本身即堪为追踪仿
效,能代表“刀磡之余,从事樽俎”、又“沐浴膏
在“三杨”台阁派文统论中,推崇六经对后代文
的统摄涵括作用,并不特别,之前坚持文统建立的作
家,大都有如是认识和安排;特别是对六经的表述,
更强调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作用。他们认为六经
之为“圣人之文章”,是因为“能明人伦、资治道”:“明
人伦”是强调礼教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纲维扶持,“资
治道”是强调对治国安邦的建设补益,即肯定六经在
政治上的“经世”作用。相对而言,明初台阁的六经
论虽也可说包含了此等内容,却由于“其大无内,其
小无外”的讲述意图,而使得政教意识要么与其它功
能含混,要么以“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之类的话一
笔带过,而并不如此耀人眼目。
[9]581
泽”
的台阁人员的处世之道和行文风格。由此,
凭借他们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崇高地位,加上
当朝皇帝成祖和仁宗的推重,使得这种虽好却不免
单一的风格相当畸形地流行于世,而实际造成了这
个时期古文宗法和风格取向的狭隘化。于是,雍容
[10]140
和畅、切合为臣之道的“欧阳体” ,就在君臣对
视的目光里,成为明前期文坛的流行色。
是故,在典型台阁推尊的文学理论资源和经典
②
范本里,首先是圣贤的经书,其次是对经书阐释的
二
诗统的崇盛唐诗
传、注、疏、解等学术著述,再次是有资治国的史传书
籍(迁、固),最后是策、奏、疏等有关政事运作的论
文。注意:贾谊的纳入,不因为他是汉赋名家,而由
于其《过秦论》、《治安策》等长篇政治论文;董仲舒被
塑为汉文榜首,如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所言,是他有
著名的“天人三策”,而如杨士奇等人所言,乃在于治
经术之学,能发明理道。这些都是能与政治制度建
设相联系的大制作、大手笔,是经世致用的实用政治
文体。最后才轮到真正的文学———赋、古文,如司马
相如、扬雄等,而且还常因为雕琢文辞受到贬抑。
与明初相比,“三杨”台阁派的古文统系总体是
承延其基本框架,而在解释强调时又凸现新的时代
要求。
如曰“三杨”台阁派诗学尊尚汉魏晋,乃受了一
直流传的诗学史对于古诗推崇的影响,则宗盛唐的
观念,固然也与传统、惯例有关,然深入追论,还有其
政治儒学身份选择的因素。
受元末明初普遍崇唐抑宋元的诗学风气影响,
台阁派已有了借学唐追古的思维和古体宗汉魏晋、
近体宗盛唐的实践。金幼孜《吟室记》云:“夫诗自三
百篇以降,变而为汉魏,为六朝,各自成家,而其体亦
随以变。其后极盛于唐,沨沨乎追古作者,故至于
今,言诗者以为古作不可及,而唐人之音调尚有可以
[11]卷八
模仿,下此未足论矣。”
此论即揭示了这种诗学
策略。杨士奇也表露了以《诗经》为“诗之源”,以《楚
辞》、汉魏晋和盛唐李、杜、高、岑、孟、韦诸家为“诗正
[
12]卷十五
其一,在继续强调文统的儒学性、高扬理道对于
古文的本体意义之时,映现出已经“得道”的台阁政
治品格。相比之下,明初诸人毋宁是待时而效的学
者品格,似乎他们讨论的主要还是一个属于学术范
畴内的包容性命题,言载道传道之古文,确实具有理
学修身和政治实用的属性。到“三杨”,这不再需要
申辩阐述,而只需以儒学道理和政治设施来说明即
可。看他们的诗文集序,送人之官的赠序,为各级各
类学校的兴建和他人的族谱、字号、斋房、寿诞、挽诗
所作的记、说、序等,即不难发现这个特点。
派”的“泝流而探源”的诗学追求 。于是,古体
学汉魏,有时融入晋宋,近体宗盛唐的分体而学宗尚
也就形成。杨士奇自言:“诗自三百篇后,历汉、晋而
[
12]卷五十九《书张御史和唐诗后序》
下有近体,盖以盛唐为至。”
又
说罗性:“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
[13]卷二十二《罗先生传》
唐。”
说陆闿:“其文章长于诗,古体宗
魏晋宋,近体主盛唐,兼工书法,极力钟元常、王逸少
13]卷九《跋<与右兰生往复诗>后》
[
父子。尝曰:去此非第一义。”
。
而刘定之《南郭子诗序》也说非台阁作家郭季球的诗
法是:“其五七言古体出入李杜,律绝则仿盛唐诸贤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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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卷二五九
而为之。”
所以,刘珝《赠翰林修撰罗先生
义。……缘情指事,驾苏、李而凌元、白,其言慨
序》才说馆阁中人“为诗若文必韩、柳,必李、
而不激,直而不肆,殊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诚
[
15]卷十
[19]卷首魏骥《青城山人诗集序》
杜” ,有类似世间诗人文人的高格追求,也符合
成祖朱棣训学庶吉士“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
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的殷切远大期
不负一代之名家也。
君子有以涵养于中,则所感发而见诸吟咏
者,虽津津无穷, 皆不乖乎性情之
[
10]36
[19]卷首刘铉《王先生诗集序》
待 。
值得注意的是,台阁派有着本质的诗歌“鸣盛”、
鸣治”意识,有一种能与政治道德的强盛祥和局面
正。
咸作诗以挽之……皆婉而不迫,哀而不伤,
[20]卷首罗亨信《追封景城伯马公挽诗序》
“
盖得乎性情之正。
[
16]
相配合的能为唱赞歌、叹幸运的诗歌功用观 。盛
唐的国势之盛、人才之隆,与诗歌的黄金时代相得益
彰。杨士奇为同派虞谦作《玉雪斋诗集序》,即推销
这种实际已扭曲了文学史真实的诗歌想法:“《诗》以
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
之盛衰……若天下无事,生民ㄨ安,以其和平易直之
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
也。……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
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宜曰莫盛于此
诗言志也,发于志之初矢,疑浩荡而不羁;
发于之有得,宜平和而闲雅;发于志之所不遂,
则或激烈而不平,或委靡而不振,吾见多矣。其
或不遂而发于声诗,有和平忠厚之意,则实由乎
德性所存,学力所至,得丧荣辱交于前,而不动
于中,故其气和平而言自忠厚,夫岂勉强所能
[21]卷三《友云诗集序》
哉?
余闻诗以理性情,贵乎温厚和平,固不以葩
藻富丽为尚也。今观集中长篇短章舂容尔雅,
无斧凿痕,而理趣兼至,盖其心志坦夷,故词语
浑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然非学识之超迈,曷能
[
13]卷五
也。”
按他的解释,盛唐诗可贵有两点:一是它
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好政治局面的反映,是值得
表彰的“治世之音”,于此暗含了当时人们心态的“安
以乐”;二是诗风能与“治世之音”配合,后人借诗观
志,“有以见唐之治盛”。前者将作者的志意政治化,
后者将作品的风格雅正化,乃“声音之道与政通”的
典型思维。在典型台阁作家这个阅读主体的超强意
图作用下,盛唐诗的多样风貌和创作心态被单一化,
都有了“和平易直”的诗心和“清粹典则,天趣自然”
[22]卷首王琎《友石先生诗集序》
臻于此哉!
“青城山人”和“王先生”指王璲,字汝玉,长洲
人。永乐后在翰林院任职,官至左赞善,可算台阁派
中人。不过平生以才子自诩,并非理学家所奖扬的
规行矩步的和平温雅类人物,与解缙等号“东南五才
子”,与闽中王偁等并称“翰林四王”,“互相矜许,遂
[23]166
被轻薄名” ,怎会有景泰元年任资善大夫、南京
吏部尚书的萧山魏骥,和翰林侍读学士、奉训大夫、
兼修国史的彭城刘铉所指认的理学风度呢?至于罗
亨信说作哀挽诗也能“婉而不迫,哀而不伤,盖得乎
性情之正”,则是台阁派文学审美理念盛行的结果。
总之,即使是这些并未入居内阁的作家在论及诗文
的创作动力时,也多强调“性”、“礼义”对于“情”的先
发统领和后期制约作用,而在谈及作法、风格和境界
时,也多强调自然积累式的修养为文,先君子贤人式
的做人。
[
17]殷璠《河岳英灵集序》
的诗美,而其“声律风骨始备矣”
的诗
歌特征反而不重要。这种显而易见的“误读”,暴露
的正是台阁派的政治理学身份,要求诗歌具有反映
强盛现实的功能。这是从政治、理学出发,要求做诗
能纳万端变化不已之“情”,而入和平温厚一致之
“
性”,得其“正”,而斥其偏、怪、险、急、奇。
对此,杨士奇的同门师兄弟梁潜《雅南集序》亦
有同样认识:“诗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尝少
也。《三百篇》风雅之盛,足以见王者之泽者,及其变
也,王泽微矣,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尤
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久犹未泯耶?
自汉、魏以降,其体屡变,其音节去古益远。至唐,作
三
“不激不随”的盟主策略和论争特点
对台阁派代表人物“三杨”和同时期其他成员而
言,一方面由于听闻过洪武朝的大肆杀戮,经历过永
乐朝的斧锯生命,关于祸福生死有过相当深刻的体
验,因而对帝王权威和政治风波有着一种本能的“疑
[18]卷五
者益盛,然皆有得乎此,而后能深于诗也。”
而
且这种论调在本期文坛实在非常流行,几乎是一种
套话。请看这些并非台阁大佬的议论:
[
畏”
10]74
[24]4141
惕厉心理,决不“以悻直取祸” ,另一方
惟诗为文之精者也,发乎情性,而止乎礼
面由于“投靠”当朝政治和当令理学的主动积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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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禄
王
乙“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现,他们又得到了高度的物质精神奖赏,位极人臣,
享受了世人只能听闻的“天上”光荣,如应制诗赋,观
览皇家殿阁、园林,赐宴、赐物,赐假休沐,同人燕集
等。这两种高峰体验的错综,使得台阁中人大多有
一种以矜持控制为主调的和乐、自得、幸运心理。他
们一般不会大喜,因为确实有过没办法健忘的剧烈
伤痛,而身边也总发生同样的事件,不过也不会太
悲,因为又确实享有了世人只能想象的“幸福”,那是
一种随时在帝王目光“关怀”也是监视下的幸福。即
使是比较私人休闲的精神生活、文学生活,都有这双
无所不在、无所不及的皇上目光照耀,他们得感谢生
活,感谢时代,感谢当朝皇帝的恩遇。说到底,台阁
士奇在写作贺表等应制对上文字的深厚功力,除能
把握这类题目所要求的体式、内涵、情调外,还能以
修辞表达实现之,切题的同时又写出符合皇家身份
礼仪的华贵雍容气象,所谓“帝王家白鹊”是也;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他在当时文坛的领袖地位,他人不能
如此,或许是文学才华、学养的不足(如蹇义),或许
是对皇家气象本就少领悟体验(如庶子、赞善,这些
本来服务东宫的左右春坊官员),只有两个方面都有
所储备,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第二,对于属下不符合台阁派规范的文学情趣,
尤其当涉及到皇太子的培养责任时,杨士奇虽不当
面指责,却通过实际行动阻止。这是他自己的记录:
中人,本即皇家之人,没有真正的私人空间,尤其在 “永乐七年,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道说赋诗之
精神生活尚处于皇权凌厉的“述朱”时代。
法。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歌者,其高
下优劣如何?’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
有这样一种随时随地需要注意态度和表情的台
阁翰苑身份感,实质是一种和平温厚、与人无害的儒 “南薰”之诗,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
家君子人格,则他们的文学流派盟主和身份意识自
然不会太张扬,而是趋于平和内敛,在认可并执行皇
帝对于文学的儒学意见的前提下,以一种清晰的理
性和成熟的政治身份,来发表对于世间文学和文学
流派的看法。又由于他们多崇尚欧阳修等人纡徐委
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
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气志
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如
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章,则两汉诏令亦
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
③
[13]《圣谕录》
备、娓娓道来的朴雅文风,强调以理服人,以事说
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
在这里,纯文
人,以姿态悦人,所以,即使当争论真地来到面前,他
们也多半会采取一种当时自谦(或退避)和事后“自
戒”等方式来处理。
学的情趣被高尚的儒家王道实用思想非常正当地剥
夺了,而且还让被否定的王汝玉和被敦训的皇太子
都说不出话。因为他所言句句都在理在情,语气态
度也非常委婉。对皇太子而言,这确实是出于臣为
君的一片赤诚,要致君尧舜,努力实现王道,如此好
心耐心,安能不默然接受?对王汝玉,他也只是以叙
述事实的口吻来交待其前奏,并未做过多的激情发
挥,然其实可以想见,他是对这种行为和志趣不大满
意的(“每日”之述可见),但他没有当面指责,只轻轻
一笔交待。
作为典型台阁派中资历最老、修为最深和交往
最广泛的代表人物,杨士奇的古文创作典型体现了
欧阳修式的文风,雍容和雅,不疾不徐,评议通达,清
[10]94
声润人;为人也是“从容详慎,不激不随” ,有自
己的定见,却又不以强势压人。尽管如此,其盟主意
识和策略仍有所显露,这里说几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第一,通过改作他人文章,来偶露峥嵘的文学盟
主意识。黄佐《翰林记》曾记录:“太宗在北京有白鹊
之瑞,行在礼部行南京庆贺,自皇太子监国以下及五
府六部例各进表。时杨士奇以病在告,监国表命庶
第三,对其他文学流派能够包容。譬如对明前
期一直受理学批判的杨维桢,杨士奇《跋复古诗集
后》即在肯定其出处大节的前提下,也肯定其包括
子、赞善呈稿,殿下不怿,命尚书蹇义持以示士奇,士 《香奁》体在内的诗风和成就。其言:“余又见《复古
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题,似贺白龟、白鹿皆可。’因
命该益。士奇改一联云:‘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
有仪。’后增一联云:‘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庭;如
玉之辉,翯翯在文王之囿。’义以进,殿下喜曰:‘此方
是帝王家白鹊!’适内使陈昂进御馔,彻以赐之,且有
诗集》,读其《琴操》,不让退之;其宫词,不让王建;其
古乐府,不让二李;其《漫兴》、《冶春》、《游仙》等题,
即景成韵,使老杜复生,不是过也。而《香奁》诸作,
尤娟丽俊逸,真天仙语。读此,而其他可以概见矣。
窃恨生晚,不得撰丈履从后也。”该文末署“正统元年
[10]132
[25]329
旨使勉进药食,早相见也。”
这一方面体现了杨
丙辰春三月初吉,庐陵杨士奇谨识” 。如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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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晚年对不同文学流派的异质作风颇能出以一种宽
如?’曰:‘可。’遂以钞一贯纳主人,曰:‘此可得杂字
十数部。’主人喜……独教者于余言终不能
容乃至赞赏的态度。大概在理学观念不是太强时,
如为臣大节无疵病,则推举其诗歌能与古人媲美,甚
至有些过分之词,也不是特别不可思议。盖杨士奇
评论当代文人诗人的取法和成就,也往往以汉魏晋
唐名家来做肯定(参前)。这种门面话,老于世故风
波的杨士奇自不会太以为是谀词而不说。
[12]卷十九
平。”
后文又记录事后感慨,遗憾读错字的老
师不能改过迁善,而主人也颟顸,不能择名师,此即
为“寓戒”。本文引此,非为讨论道理正误,而是借此
说明典型台阁派对待论争的态度和策略,也像他们
的为人做官,“不激不随”,有原则,却又不正面冲突。
这一点,“三王”之一的王直也有类似表现:“王抑庵
先生典选,遇不如意事,好诵古人诗以自宽。一日,
有新得给事中即欲干挠选法者,曰:‘偶然题作木居
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进退官不当,则
曰:‘若教鲍老当筵舞,更觉郎当舞袖长。’要多切中
第四,面对论争的突然来临,他会想法以君子之
道来解决,事后书之以为戒惧。杨士奇《李长吉诗》
记录了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冬,自己因为赶路
避雨而与乡下私塾先生和主人所发生的一件趣事:
“有学馆教者延余坐,童子从旁诵长吉《梦天》诗,其
[
26]40
句及字音多误。余私告教者正之,应曰:‘吾受之吾
师如此!’意若不怿然者。顷之,入告其主人。主人
出,不复问余所从来,揖余曰:‘子奈何非吾师?’余叹
而不应。童子益朗诵不休。余厌闻,欲起避之,而欲
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读此汝无所用,曷如读杂
字书得用也?’曰:‘然。’曰:‘吾以杂字与汝易此,何
云。”
以这样一种皮里阳秋、打肚皮官司的态度
对待可能引起激烈纠纷的事件,则其对待文学批评
论争的态度和策略也就可想而知。是故在台阁体占
主流的明前期,真正激烈的往复论争相当罕见,文学
思想的前行还相当缓慢。
注释:
①
②
③
如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冯小禄《明代诗文论争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解缙《周佥宪彦奇文集序》在以“游”论文后,也接以这样的套话:“圣人之文存者,可见议论有《易大传》,叙事有《春秋》,其答
问言行有《论语》,是岂有待于外哉,岂有待于外哉?”《文毅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文新在谈到欧阳修盟主意识时,曾说要注意其对诗学理念的娓娓道来方式:“因为正是这种传播方式,使他的诗学理念在
宋代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能顺利地被人接受。”对台阁派盟主策略而言,也是如此。《中国文学流派盟主意识的发生和发
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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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绍基,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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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俨.颐庵文选[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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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冯小禄
王
乙“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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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ypicalDisputeFocusandthePedigreeofPoetry
andArticlesof“ThreeYangs”intheEarlyMingDynasty
FENGXiao-lu,WANGYi
ChineseInstitute,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222,China)
(
Abstract:TheTai-geschooldeputedbyYangShi-qi,YangRongandYangPuregardedthat
literaturemustsingfortheflourishingerabecauseoftheirpoliticalstatusandConfucianism.
ThustheyclaimedarticlesmustlearnfromOuYang-xiuwhosestyleofwritingisastandforpu-
rityandelegance,andaffirmedpoetrymustlearnfromtheGreatTangdynastywhichisregarded
asasymbolofsolemnityharmoniousnessandnaturalness.Butwhendisputesuddenlyfallson,
,
theirattitudeistenderandmodesty.Alloftheserevealedthetediousnessontheliterarythought
andboredomoftheliterarydisputeatthattime.
Keywords:theTai-geschool;Confucianpolitical;thepoetryoftheGreatTangdynasty;
“tenderandmodesty”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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