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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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5
September,2011
翻译文学地位的多元系统解读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
胡筱颖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虽硕果累累,但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一直没有得
到承认。翻译文学一直都是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多元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有时会
占据中心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作为建构新思想文化体系的媒介,逐步处于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
统的中心位置。
关键词:翻译文学;多元系统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5-0153-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一直受到不应
有的冷落。在上百种通史性质的现代文学史著作
中,几乎没有一本著作专门为翻译文学设立专章;偶
有提及翻译文学的,也仅仅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背
景来看待。对于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
梁实秋、卞之琳等知名作家兼翻译家,多浓墨重彩叙
述其原创著作,对其翻译作品则寥寥几笔带过;而对
那些深受翻译文学影响的作家进行描述时,如丁玲、
艾芜、萧军、萧红等作家所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也只
是略略提及。总体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
文学并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这与其重要的
地位是不相符合的。
去。本文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从多元系
统理论的角度,对翻译文学在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
统中的地位进行解读。
一
多元系统理论
传统的翻译批评多将译文和原文孤立地进行比
较,不足以全面地解释翻译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鉴于此,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
文-佐哈尔(ItamaEven-Zohar)在形式主义和结构
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所谓多元系统,即“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
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
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
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
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
中国的翻译学,起源很早,比如佛经的翻译。到
了现代时期,随着外来思想文化的引入,翻译文学硕
果累累、影响巨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的影响,无论是从形式
或内容,广度或深度来加以衡量,都不是之前任何时
代的文学变革能比拟的。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推动,
翻译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积
极地参与到目标语文学(即汉语)多元系统的建构中
[1]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
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
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
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
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
收稿日期:2011-02-01
作者简介:胡筱颖(1978—),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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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
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
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
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
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
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
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 翻译文
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对翻译规范和译者的具体翻
译行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佐哈尔就曾直接提出,
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了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人们至
少可以观察到以下的现象:首先,翻译与创作的界限
模糊;其次,翻译作品类型扩充并囊括“次”翻译
[2]
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
文化多元系统是由许多次级系统组成的,翻译文学 (semi-translation)和“准”翻译(quasi-translation);
就是这些次级系统中的一个,与其他次级系统如原
创文学、社会人类学、哲学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多元系统论认为处在多元系统中的各个
次级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
的处于中心位置,而有的则被边缘化。多元系统的
中心位置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边缘位置也是
如此。某个次级系统到底是占据中心还是边缘的位
置,取决于多元系统形式库的构成。同时,处于不同
位置的若干次级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态的、固
定不变的,而是处于无休止的斗争变化中。各个次
级系统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变化构成了系统的(动态)
共时状态。一些次级系统可能在斗争中失败,被逐
出中心位置;反之,另一些次级系统则可能由边缘地
位攻占中心位置。系统就是在这些争夺中心位置的
斗争中得以演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次级
系统可能从一个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走进另一个相
邻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或边缘位置。
再次,翻译行为参与创造新模式,引进新项目,拒斥
熟悉的一套典范规则。
相比传统的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
翻译研究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文本研究,是将翻译
置于更大更深广的文化大环境之下的研究而不是单
个的孤立的研究。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的地位
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两个封建王朝,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近代
先进的中国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
命,经历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与思想文
化的思想演变和深化。19世纪后期,“维新的时代
出现了西化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
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
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
[4]
机的帷幕” 。其后的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政
治体系,即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国会制度、责任内
阁制度和政党政治,为整体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文
化上的保障。现代制度文化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
现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但是,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
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文化的危机进一步凸
显。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变革失败的知识分子,
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通民众思想的落后和
袁世凯、张勋复辟闹剧的出现,终于意识到整体文化
变革的重要性,认识到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变革
必须以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
一场文化体系变革,来带领大众适应现代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欧洲
社会陷入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并带来了波及世界的
东西方文化比较、交流现象。这也催生了五四新文
化运动。
就社会文化多元系统而言,翻译文学通常在其
中并不占有中心位置,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不过,翻
译文学如果积极参与或者是帮助构建一个社会文化
多元系统的形式库的话,就能够占据这个多元系统
的中心位置。虽然翻译文学很少在多元系统中占据
中心位置,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只要满足下列三个
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能保证翻译文学占据文化文
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系统尚未形成,还处在
建立的过程中,即文学尚“幼”;(2)多元系统本身处
在一个相关联的更大的文化文学体系中的边缘位
置,或者“弱小”,或两者兼而有之;(3)多元系统本身
正经历某种危机、转折或者出现了文学真空。
当然,即使满足了上述三条中的一条,并非翻译
文学中所有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文本等都会处于中心
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自己本身也是有层
次的,当一部分翻译文学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时候,
2.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
元系统的中心地位
[3]
其余的翻译文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 。
再次,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一个系统的行为模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王朝社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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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筱颖翻译文学地位的多元系统解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
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根
思到行文技巧都有非常明显的翻译文学的痕迹。再
次,五四前后的译者翻译目的相异。五四时期特定
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译者有了更明确的翻译目标,
即借鉴西方文学范式,创造中国新的文学规范,胡适
甚至呼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
深蒂固,由此使得当时的译者带着心理上的文化优
越感和文化民族主义去翻译西方文本。因此,五四
前文学多元系统倾向保守、排外,译品的异质性被有
意淡化甚至抹杀,往往被视为本土文学,符合目标语
的文学规范。当时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
统中的概念很模糊,处于边缘地位。新文化运动开
始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以儒家文化
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文化,
这种文化在当时客观上维护了专制制度的苟延残
喘,同时也造成了民众个人人格的泯灭。要想彻底
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现代制度和生活,就必须从
思想上根除旧的文化理念,向西方文化学习,树立现
代人学思想。新文化运动旨在唤醒国民,促进思想
和现代意识启蒙,建立起适应现代生活的个人主义
价值观,实现人的现代化。在社会文化系统中,需要
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因为这样的文化
系统才能与现代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相适应。而翻
译文学作为最直接最广泛的媒介,正能够帮助构建
这样的新思想文化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性
的政治运动推动了翻译文学向多元系统中心发展并
逐步摆脱其次要地位,正如沈雁冰所说:“当今之时,
[6]
的模范” 。这与五四前以介绍他国先进科技为主
的译者目的截然不同。为达到这个目的,五四时期
的“文学革命的所有发起者与参与者几乎都做过翻
[7]14
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 ,还建立了各种文学
会,创办报纸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
周报》、《创造季刊》等,公开进行关于翻译方法的各
种论战。上述所有因素从译者方面为五四时期中国
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并进而占据中国文学的主体地
位提供了主体准备。
具体而言,首先,翻译文学体裁更加广泛完备,
以翻译小说和翻译戏剧为最。以翻译小说为例,这
一时期的翻译小说的文体形式更加丰富,出现了社
会、科学、教育小说,其艺术水准较五四新文化运动
前的作品也有很大提高。“二三十年代影响最大的
几套丛书,译著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小说月报
丛书》收译著32种,占53.5%;《文学周报社丛书》
收译著12种,占42.9%;《文学研究会丛书》收译著
[5]372
[8]13ꢀ14
翻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
61种,占57%” 。出现了大量的短篇翻译小
从总体上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仅译者
的数量大大增加,译者的质量较以前也有了明显提
高。首先,新文化运动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译者,如
严复、梁启超、辜鸿铭、苏殊曼等,均有过留学西方之
经历,精通外文,但是当时最具影响的译者严复却根
本不懂外文,其译文质量难以保证。新文化运动开
始之后的译者,如冰心、郭沫若、鲁迅、胡适、林语堂
等,均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外文水平远远超越了前
辈译者。其次,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译者往往具有双
重身份,既是作家,也是翻译者。其作家身份为其翻
译文本选择以及译文质量提高提供了保证,加之他
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倡导者和践行者,对
于当时中国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需要有更深刻准确
的理解,这也使得他们在选择源语文本时有了较之
前辈译者更清晰的目的性。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
作家在翻译国外名著的同时,也受到这些作品中异
质表达模式和情感模式的影响,并有意在其自身的
创作中将这些影响表达出来,如鲁迅的《呐喊》、郭沫
若的《女神》。因此,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从艺术构
说(集),如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上海朝花社出
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出版的《近代
世界名家小说》。另外,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这一
时期翻译家有较明确的文学眼光,重视名家名著的
翻译,如拜伦、丁尼生、雨果、海涅等人的诗歌翻译,
契科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名家的名作翻译。
其次,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有了较大改变。如前
文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译介外国文化的
翻译文学,多采用归化(domestication)的策略,即以
目标语(汉语)的语言规范为原则,力求避免甚至消
除文本的异域性。新文化运动时期,译者们转向遵
守源语规范,多采用异化(foreignization)的策略充
分表现原文的异域性,力求忠实于原文。这个时期
由鲁迅提倡的忠实于原著的白话文的直译法,可谓
是翻译方法上的革命,也是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的翻
[8]64
译方法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学
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表现为翻译文学完全进入多
元系统的形式库,实现其动态经典性。翻译小说在
叙事方式和艺术技巧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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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征。比如第三人称作为叙事人称的使用,倒序的叙
事时间,着力进行认真的、具体的、肖像和心理描写
以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了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统出现了危机,
或者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需要一
种能够与现代制度和物质文化相适应的以个人主义
为核心的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先前僵化的、
排外的形式库发生彻底改变,民主制代替帝制,白话
文代替文言文,外来思想汉化后与中国思想文化合
流,原来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经典库被全盘抛弃。
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文学多元系统正处于
创立阶段。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正好吻合佐哈尔
多元系统论关于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三种社会
条件。所以翻译文学也随着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第二
阶段的到来(第一阶段为清末)成为中国新文艺的基
础,从而使得翻译文学暂时走进中国文学多元系统
的中心,并对中国的文化多元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翻译策略及方法的明显
转变,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再次,翻译文学开始对文学多元系统产生积极
重要的影响,甚至帮助塑造了新的文化文学多元系
统。上文提到的翻译文学实现其动态经典性最突出
的表现就是外来模式被不断引进文学形式库,翻译
与创作的界限模糊,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们“从西
[7]12
方文艺思潮中汲取理论源泉” ,即文学创作开始
借助翻译文学形式库中的既有模式和元素。就译者
的身份构成而言,这一时期的译家大多本来就是作
家,他们将翻译与自身的创作糅合在一起,相互借
鉴,在其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题材、技巧还是语
言都吸收借鉴外来成分。因此,翻译文学帮助当时
的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形式到方法、从技巧到语言的
一次“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手法
借鉴了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
形式上自由体取代章回体;创作的文学技巧上学习
了外国文学细腻的环境描写、静态心理描写、肖像描
写;语言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另外,就文学类型
而言,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下,1907年第一部翻译戏
剧《茶花女》的上演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其不同
中国传统戏剧的全新内容和形式对中国近现代话剧
的发展都起到了借鉴作用,具有促进意义。
根据佐哈尔多元系统论,译者的翻译策略与译
者本民族文化在宏观的世界文化多元系统内所处的
位置密切相关,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
定了其翻译文学在大的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而
翻译文学的地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
策略。当翻译文学位于多元系统的边缘时,对多元
系统(即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文学不能产生重大影
响,“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
存的二级模式。因此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
式,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注重的是译文的
就五四时期的翻译成果来看,当时不少报纸刊
物设立了专栏,刊发翻译文学作品。外国重要的艺
[11]119
术创作与文学名著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译介到中 ‘可接受性’” 。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译者多采用
国,其中包括安徒生、拜伦、惠特曼、罗丹、莫泊桑、泰
戈尔、屠格涅夫、易卜生、席勒、左拉等人的作品。根
据陈国恩的统计,1917至1927年10年间,共有200
种左右的翻译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另有187种单
归化策略来进行翻译,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但是,新
文化运动助推了翻译文学进入到多元系统的中心位
置。此时,翻译将参与创造新的一级模式。其结果
是翻译与创作的界线模糊,译者不会再墨守译入语
文化的传统规范,强调重视译文的“充分性”。也就
是说,“译者通常会遵守原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
的翻译,其结果是译入语文化的原创文学和翻译文
[9]34
行本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
在于翻译文学自身,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
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10]56ꢀ57
[12]
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 。
学均因此而‘丰富’起来” 。当然,有必要看到,新
三
翻译文学中心地位的多元系统解读
文化运动时期的译者们也不尽然全部都采用异化策
略,否则就不会有“直译”与“意译”之争。当时以鲁
迅为代表的“直译”派与梁实秋为代表的“意译”派的
交锋,就是有力的见证。前者出于对中国的封建传
统文化深刻的忧患意识,正视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
极力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所以主张在翻译中采用
异化策略;后者怀着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深刻的眷
从前文对翻译文学如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
边缘地位逐渐过渡到占领多元文化的中心位置的概
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文学之
所以能够处于文化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因
为在当时新建的现代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大背景
下,原有的文化多元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甚至是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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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筱颖翻译文学地位的多元系统解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
[
13]
恋,竭力回避已经被边缘化的文化地位,仍极力维护
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因而在翻译策略
中体现出明显的归化特征。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
同一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异化和归化这两种不同
的翻译策略并存的状态。多元系统论对这种现象也
给出了理论支持。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自己本
身也是有层次的,当一部分翻译文学可能取得中心
位置的时候,其余的翻译文学仍处于相当边缘的地
位。就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言,异化策略指导下的翻
译文本显然比归化策略指导下的文本更能满足当时
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此,更容易占据翻译文学这个
次级系统的中心位置。
学和翻译文学经典。” 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学多元
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经典形式库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正是这种动态的变更推动了社会文
化文学多元系统的发展。翻译文学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一种本质上与原创文学相异的异质文学,对于
精神的启蒙,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
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
的示范引导,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文学文化的
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
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文
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可以看出,翻译文学不仅仅
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甚至能够积极参与或
是直接塑造新的文化文学多元系统,因此,翻译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对当时的翻
译文学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翻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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