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5期
2
011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5
September,2011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
“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余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
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
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
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
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二次革命;议会政治;北京国会;国民党议员;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5-0012-08
“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
的“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对北京政局的影响
至为关键。原同盟会人的军事行动,事实上首先破
坏了民初由各种势力妥协而建立的制度规则,导致
由国民党人主导成型的政制设计面临两难的尴尬处
境。袁世凯就曾说过:“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
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
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
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然不相同。今国会
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
经国会,自无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
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 亦岂能因少数人权利之争,
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部分原同盟会
的国民党议员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离开国会,重新聚
集在孙中山周围,力图重走“革命”之路。大部分国
民党籍议员则选择继续留在国会,寻求通过政治手
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
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
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希冀在让渡部分利益的
前提下,换取政党和国会的正常运转。不过,国民党
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
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
止其政治生命。有关“二次革命”后北京政治进程的
论著,大多属于通论性质,并且多集中于探讨民初国
[1]148
掩盖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
袁对镇压“二次革
命”诉诸“共和”、“国会”之高义,既是争取舆论的先
手,也是对国民党破坏“游戏规则”的宣示。
①
会的成败原因,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本文提
供以事实为依托的定量分析,希望有助于理解民初
政局的复杂性。
“宋案”发生后不久,以孙中山为首的原同盟会
要人就开始酝酿武装“讨袁”计划。大借款正式签署
后,孙中山公开表示:“目下正在渐就恢复,若再兴兵
戎,势必贻国人以莫大之害。然国人前此既以极大
一
政治语境与国民党留守议员的初步应对
1913年7月25日,革命军败于湖口,仓促举事
收稿日期:2010-08-22
作者简介:余杰(1982—),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
12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2]56
[10]
代价换得共和,则今此必当誓死拥护共和。”
由
己所处之地位,必先无丝毫无理非法之可言” ,其
于孙的言词过于激烈,当时英国报刊曾拒绝刊登此
电。不过,稍晚孙中山与黄兴联合致电万国改良会
会长、美国人丁义华,声称:“不知国民纵有攻击政府
之心,而此案(指‘宋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二次
用意明显针对在野的国民党。
章士钊曾引用美国政治学者、曾任哈佛校长的
罗伟(Lowell)的话说:“认明反对党为正当团体,如
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
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
一要素也。”进而指出:“此条件之适用处有三:一在
竞争时;一在得势时;一在失势时。”其中,“失势时而
守此也,可以释然于党势之消长,嫉与忿两无所用
之,且并了然于己之所以失败者无他,特本党党纲未
为国人所共喻,由于鼓吹未尽其道,此后惟当整顿,
[3]59
革命之说,实为不经。” 否认发动“二次革命”的
传言,对孙中山而言,可能是虚与委蛇的说辞,但对
黄兴而言,则更可能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正式国会开会前夕,黄兴在为国民党上海交通
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国
会议员发表,吾党实占多数,足征吾党之政见合乎公
理,所以得人民之赞同,占优胜之势力,而有左右政
治之机会。吾人宜应时急起,实行吾政见,以慰人民
[11]390
第二次旗鼓而已”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面
临政治对手、社会舆论以及内部危机的多重压力,在
国会中处于“失势”的境地。与章士钊对罗伟之言的
理解相反,此时的国民党被迫放弃政党赖以存在的
条件,开始调整反对党的立场。
[4]316
希望之殷。”
即便是在痛失挚友宋教仁的情况
[5]50
下,黄依然“尊重司法”,“纯主法律解决” 。
孙、黄两人的不同态度,不仅凸显出原同盟会内
政治择路的异向,而且代表着国民党内存在的分歧。
“赣宁之役”失败当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即召开
会议,商议应对之策。与会者分歧严重,尤其在是否
公开谴责黄兴、李烈钧等人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否对
黄兴等除名问题上各执一词。其中一方认为此次乱
事(指“二次革命”)“属此少数人之手段”,全党名誉
不能败坏;另一方则主张持冷静态度,不急于表态。
因为“缓激方面暂且皆不置一词”,故“该党开会并未
“
自宋案发生,国民党议员分为激烈、稳健两派”,当
湖口起事之时,张继及白逾桓等先已南下,留京重
要分子,仅吴景濂、李肇甫、张耀曾、谷钟秀诸
“
[6]49
人” 。但离京的国民党议员并不多,“参议员南
下者最多不过三十人。众议员南下者,虽无确报,以
[7]174
至多之数计之,亦不出四十人以外” ,且南下者
[8]13
[12]
大多系旧同盟会成员 。选择留守国会的国民党
得表决之结果。盖两派之意见不能融合也” 。
议员立场则趋向稳健,“且欲专依宪法,限制袁氏权
由于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使得本已出现裂痕且
[6]50
[13]
利,不欲随激烈派南下举兵讨袁” 。
组织松散的国民党发生进一步分裂 。对此,记者
事实上,“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即已呈现分化之
黄远庸认为国民党内的“议会派”面临两难处境:在
势,打出公开旗号的派系有著名的“五政团”,即相友 “排袁”问题上,“议会派”与“武力派”的主张相同;在
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和超然社。这些组
织规模各异,其人员也不以国民党议员为限。例如
手段选择上,“议会派”主张“不须武力”,与“武力派”
相异。“目的同”而“手段异”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内
形成的折中意见“一面请袁退位,一面令两方停战”
“政友会”就是山西国民党籍众议院议员景耀月与曾
[
7]175
组织国事维持会之孙毓筠联合成立的,其中国民党
并无可行性,就连国民党本部都“未肯遽发” 。
另一方面,国民党本部未能就南方国民党的军
事行动做出明确表示,也使执政当局的怀疑和担忧
有所增加。袁世凯通电质问国民党:“政党行动首重
法律。近来赣粤沪宁凶徒搆乱,逆首黄兴、陈其美、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皆国民党干事,从逆者亦多
国民党员。究竟该党是否通谋,抑仅黄、李等人行
动?态度不明,人言藉籍。”袁并警告国民党:“该党
干事人员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
隶籍该党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
声言助乱,或借词搪塞,是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构,
员占3/6,进步党员占2/5,且自袁世凯处领有50万
[9]69
元维持费 ;以脱离同盟会的刘揆一为会长的“相
友会”和“政友会”则持反国民党立场。因此,国民党
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二次革命”前后实际已
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南方国民党人的军事行动,致使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背上或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包
袱”。《申报》在7月初曾发表一篇观察犀利的评论
文章,指出:中国今日政党之“离合”只存在“理法派”
和“时势派”的分别,而号称所谓“理法派”者,“必自
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4]
法律绝不能为该党假借也。” 此前,总检察厅已经
步党取得谅解,促成进步党组阁,这也可视为国民党
释放善意的表示。“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推出的总
理人选熊希龄,得到进步党的鼎立支持,国民党方面
传讯国民党代理理事吴景濂,要求其公开澄清南方
[15]
叛乱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下令取缔” 。
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政治对手进步党也向国民
党施压。“二次革命”发生六天后,进步党籍众议员
汪荣宝、王敬芳就向众议院提出《咨请政府征伐叛徒
建议案》,要求:“政府为维持国家生存起见,应以严
厉之方法为适当之处分。……须知此种问题绝非党
派之竞争,亦非南北之意见。断不容假借名义,希图
[22]224
对此则不持异议 。亲国民党的一份报纸甚至
开列出以进步党为主的内阁人选。虽然“此乃报纸
之所任命”,当局者“实尚不曾有此”,但却反映出“拟
[7]171
议者以为如此实深得党派之调和或操纵者也” 。
甚至“国会因赣宁之役后,皇皇自救,无论任何总理
[5]133
皆可通过” 。熊希龄内阁在7月23日和7月30
日分别获得众参两院会通过,尤其是参议院的表决
结果与占优势的“国党赞成”有密切关系。
[16]
煽惑,我民国安危存亡实系于此。” 以进步党员为
主组成的参、众两院“鄂赣皖苏四省议员联合会”则
[
17]123
发表通电,“主锄民军” 。
对是否坚持彻底的“责任内阁”,国民党和进步
党有某些共识。“责任内阁”一直是国民党的主张。
如章士钊所言:“夫内阁制之所长,即在立法行政两
部连为一气。此制演进既深,表面上虽似议会操纵
政府,而实际上则政府操纵议会,以内阁不啻议会中
面对不利的政治局面,国民党留京议员依托国
会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国民党方面先是力图阻
止北京国会继续开议,以动摇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
参议院议长张继率先离京南下,并在天津《民意报》
发表通电,呼吁“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讨
[
最强之一委员会。”
24]521
身为进步党党魁的梁启超
[
18]
元凶而伸国法”,但响应者有限 。随后,国民党又
企图迫使国会休会。7月25日,议员蒋举清在参议
院提出议案,主张国会议事“纯为制宪”,意在冻结国
也是“责任内阁”的支持者,他在6月份进步党的一
次会议上谈到“内阁改组”问题时申言:“总统与政府
实为两机关,既不能以总统而牵涉政府,亦不能以政
[19]208ꢀ209
[25]595
会;不过,此举遭到进步党议员的抵制
。继
府牵涉总统。”
如今国民党放弃组阁,并从旁呼
之,国民党参议员韩玉辰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
大乱建议案》,呼吁袁世凯下台以解决政治乱局;国
民党议员为主的鄂赣两省两院议员联合会还发表通
电,希望黎元洪出面维持,“必有正当之解决”;不过,
吁“责任内阁”,自然容易获得组阁者好感。
“二次革命”后,国会各党派加速有关总统问题
的商议,国民党议员所持立场有所调整,目的是争取
与袁世凯改善关系。8月9日《申报》刊载了参议员
王安富“请提前选举总统”的文章,当中论及:“值此
外辱迭乘,楚歌四面,长此内乱相寻,势不演成瓜分
之祸不止。……有谓以武力解决者,有谓以调和解
决者,皆非根本问题也。”在他看来,“临时政府久应
代谢,其所以迟迟者,缘总统选举须根据宪法”,而宪
法之所以“未成”,则与“本院行动濡滞”有关,因此他
[20]
这些举动均招致进步党方面反对 。
这些短暂且缺乏成效的“抗争”行动,对改善国
民党在“二次革命”后异常艰难的政治处境帮助不
大,甚至导致国民党制衡政府的能力遭到削弱。如
果与宋案、大借款案时期相比,此时的国民党简直
“判若两人”,“第二革命之际,国民党之激烈派,固受
[
26]
‘
成王败寇’史律之支配,招时论暴徒之批评,而残留
[6]12
建议立即选举正式总统,以解决当前时局 。随
后,“先举总统”的主张逐渐为国会各方所接受。
此前,国会国民、进步两党均主张“先定宪法,后
举总统”。此时,为避免与袁世凯之间的紧张关系因
北京之稳健派,亦随而蒙其影响” 。
国民党留守议员的政治运作与立场变化
党势已见衰颓的国民党留守议员为此改变策
二
略,旨在维持国会。首先,为避免国民党遭总检察厅 “二次革命”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不再坚持前议。众
取缔,7月31日,吴景濂、王正廷等遵照袁世凯的命 议院在9月5日开会当天的七项议案,全部系主张
令:“通告黄(兴)、陈(其美)、李(烈均)、柏(文蔚)纯 “先选举总统事”,除共和党的张伯烈等少数人反对
系个人行动”,故此开除黄兴等四人的党籍,并宣布
外,出席的340余名议员,赞成者为210人,该提案
以多数支持获得通过;国民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等
[21]
国民党本部“不预逆谋” 。国民党此举在划清与
南方军事行动关系的同时,也暗示向政府让步。
其次,国民党本部力图与国会重要对手———进
[27]
还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通过 。
起初,国民党方面有人对此并不赞成,“此次选
14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举总统问题,该党前开议员会,本以十九票对于三十
余票之比较少数否决。其原因则因该党议员中稍有
意见,故不一致”,不过“该党中坚人物如吴景濂、谷
钟秀、张耀曾等皆主张此案最力之人”。在9月10
日参众两院召开合会后,国民党方面召集议员开会
讨论“总统选举”问题,“多数意见以为,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若仅该党表示反对,无论是否有效,先蒙此
治动作不仅没有扭转政治难局,反而导致国民党在
国会中的立场模糊,其反对党的资格和号召力遭到
削弱。章士钊曾言:“盖政党者,为政纲而争,非为人
而争也。为政纲争,则彼争一政纲,而我复争一政
纲,必彼之政纲为甲,而我为乙,……。苟不能异,则
政争之结果,必至于驱选民为党魁之奴隶,隳党员之
道德,徒从事于机械变诈,以侥幸取胜,甚或暴乱无
秩序,以武力取胜,是直政党之贼也。且旗帜不甚鲜
[28]
不韪之名,殊属非计” 。面对“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的巨大政治压力,国民党议员不仅想做成“顺水
人情”,更希望就此全面缓和与政治对手的关系。
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籍委员相继被捕被害事
件,也对“先选总统”的程序变更产生影响。8月10
日,段芝贵电告袁世凯,称国民党籍议员徐秀钧与江
西叛乱有关,徐在8月15日遭到军政执法处逮捕,9
[30]417
明之党,不能保持党员真正之多少数。”
假设的情形,不幸被他支持的国民党所印证。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北京国会的收束
章士钊
三
当时所谓的“法律派”在国民党议员中间绝不在
少数,前述被害议员徐秀钧就是其中之一。值得注
意的是,徐秀钧之被害,并非仅仅由于其国民党籍议
员的政治身份,而是他的“违法”事实。徐本为江西
籍众议员,“时宋君教仁被刺于沪,袁政府秘结外债,
潜军队南下窥赣。徐愤甚,为当道日事阴谋,蹂躏约
法,议员徒恃口舌,无后盾,难举监督之实,乃力主五
[29]160
月2日被杀害 。另外,参众两院的国民党籍议
员朱念祖等八名议员也于8月27日遭到拘捕。国
民党议员被逮捕事件频繁发生,刺激着国民党方面
尽速通过法律以保障政党及自身权益。
[31]28
在“先举总统”之议提出伊始,黄远庸就认为:
省合纵之说” 。而“据赣省匪党供称”,徐秀钧为
[29]162
“
先举总统之议,今议会及各党虽尚无反应者,记者 “李逆烈钧所委驻京坐探”之一 。此时尚不能
敢预言各党或将一致主张先举总统。盖除非国党不
计外,即国党或变形之国党,亦将主张先举总统。何
则?总统不举,袁某届时或有意外,则称兵搆乱者为
得悉袁世凯是否已下定解散国民党的决心,“袁意仍
[32]
不牵涉党争,有人请解散该党,袁不许” 。
“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曾邀请吴景濂谈话,袁问
吴:“此次赣宁之乱,国民党在赣宁地方滥杀反对党,
南方人均目国民党为乱党。今国民党本部在北京,
何所恃,不怕反对党来报复,仍然高揭国民党旗帜?”
吴则回应说:“国民党的人在南方滥杀人,均系国民
党党员行动,非国民党本部所主使。……想大总统
对国民党作乱之人虽然愤恨,而对国民党本部不参
加作乱安分之议员,当然以法律保障之也。”袁对吴
[7]177
有词也。”
据黄远庸判断,国民党同意“先举总
统”还有通过法律“约束”袁世凯之意。无论出于何
种考虑,国民党同意“先举总统”,均实质性改变了其
对宪法起草程序的选择,对后续的政治进程影响甚
大。
事实上,无论“先举”还是“后举”总统,其人选似
均非袁世凯莫属。如同样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
统”的梁启超就说:“据现在国势而论,理事长亦当表
示意见,以为目前能维持国家存在者,莫今临时大总
统袁公世凯”,梁甚至不惜“推袁公为本党正式总统
[33]29ꢀ30
的建议不置可否,只“闻予言大笑” 。
无论吴景濂的回忆是否真实可靠,袁世凯曾经
力图与国民党内温和派沟通,争取稳定国会中国民
党势力的尝试似乎值得相信。袁世凯此时授意成立
的公民党亦不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民党的意
思。值得注意的是,9月3日,原本在参议院占优势
的国民党未能赢得议长补选,9月8日旨在“压抑”
[24]595
候补者” 。尽管国民党同意“先举总统”也算事
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其制衡政府的能力就越发下
降。难怪《申报》记者也认为:“国民党态度近来已翻
[28]
然改变,几于议场中颇能表示稳健之态度。” 殊不
知,这也可能正是国民党的无奈之举,“稳健”与“无
力”对此时的国民党而言真正很难区分。
[34]
国民党的公民党便“不失时机”的出现 。国会中
党派分化加剧,国民党的影响力进一步遭到削弱。
“总统选举”问题被反复讨论的过程就是这一时
期政治力量分化激烈的表现。9月12日,参、众两
院为“先举总统”问题开合会,出席议员达600余人。
谋求与进步党妥协,支持其组阁;向袁世凯示
好,通过“先举总统”的提案,国民党在国会的制衡作
用已经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国民党一系列的政
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民党议员谷钟秀主张“先订宪法中关于总统制一
力量。国民党议员的投票则相对分散:第一轮投给
[
35]
部,由国民会议议决选举之” 。经表决,645人中
赞成者达615人,以超过3/4的绝对多数通过。尽
管国民、进步两党已经达成共识,但公民党不满由国
民党方面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订之数大纲”,
孙中山、伍廷芳及唐绍仪等国民党人的选票接近60
票,第二轮投给国民党人的选票则减少近一半。第
二轮投票中,除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得票有所增加、
孙中山得票不变外,所有第一轮得票者选票均减少,
由此可知第一轮投给国民党人的选票相当部分应该
流向袁世凯方面。在袁世凯与黎元洪“对决”的选举
中,袁世凯以507票、得票率近3/4的绝对多数当选
“
意欲借审查委员会推翻之”,导致“向以不争党见著
[7]193ꢀ194
名之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委员,乃大生畛域” 。
而本为国民、进步两党所支持的“审查会”也由
于得到公民党的支持而备受攻击。进步党议员丁世
铎等人“皆以不守党议为一部分党员所斥”,国民党
[38]407ꢀ408
正式大总统
。
其实,就选举得票所进行的分析来看,国会中
方面的“张耀曾等向主有审查会者,亦大为该党人所 “挺袁”势力和“非袁”势力相对稳定,如果不是第三
排斥,斥其卖党,并加以不名誉之嫌疑”,“其实皆子
虚乌有之谈”。考其原因,则是因为“公民党遇事格
外起劲。他党党员则往往不欲与公民党同一步调,
以故明明可如此主张者,而因公民党人格外起劲之
故,遂令他人翻然改图”,于是,“进、国两党分子咸致
轮投票采用由袁、黎二人对决的方式,的确很难预测
袁世凯当天能否被顺利选出。问题在于,尽管袁世
凯当选总统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但在选举制度
下也难以“尽如人愿”,投票给黎元洪的议员未必就
③
反袁。不过,国民党在这次攸关大局的选举中,几
[36]
疑于各该党之重要分子” 。这样的“蹉跌”不可避
乎难有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免影响到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刚刚有所进展的关
在总统、内阁相继被政治对手取得后,国民党方
面只能寄希望于由其主导的“天坛宪法草案”,企图
[7]195
系,两党“提携之潮流”“又生一大波折” 。为了
反对公民党,其他党派竟然不顾自身固有立场和原 “假宪法约束袁世凯”,进步党方面亦希望通过完成
[
38]428
则,衍生为典型“为反对而反对”的局面,进一步表明
国民党议员在国会议事活动中主导权的丧失。
论者在谈到正式选举总统时,总不免对袁世凯
宪法以约束袁世凯 ,双方于是联手加速推进宪
法起草工作。但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后,就率先单
方面改变“宪法公布权”。为平衡“先举总统”造成的
程序问题,10月4日由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
举法》宣布“宪法”将由宪法会议公布,这显然有违
②
授意公民团包围国会、强选总统给予谴责。但是
“先举总统”的立法程序和《大总统选举法》之颁布,
均经国会绝对多数同意。除袁世凯外,其他人选绝 《临时约法》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
难得到国会多数议员之同意。袁的当选不应该遭致
太多责难。9月20日,曾激烈反对“先举总统”的共
和党举行“预选正副总统之候选人”,结果在有67名
议员投票的“预选”中袁世凯得50票,当选为“候补
揽政务,公布法律”之规定。袁“左右法律派,主张咨
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但袁因欲尽速当选总统,
[39]331
而对“公布权”的争取并不积极 。然而,由宪法
会议公布宪法的约定,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在袁世
[
37]
④
大总统” 。这一得票率接近七成五,考虑到“尚有
宪法起草委员会暨出京者十余人未能莅会”,其最终
结果应能超过“选举法”规定的3/4绝对多数。
在10月6日举行的大总统选举会议中,出席的
参众议员共759人。前两轮投票的统计显示,袁世
凯的得票数分别为471票和497票,位居第二的黎
凯当选正式总统后更遭遇立法程序上的困难。
袁世凯在总统就职后仅一周就致信宪法会议,
要求索回“公布权”;宪法会议则以“宪法草案尚未
成,无开议机会”,未予答应。进而,袁授意政府八名
委员出席三读会,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认为此“乃
政府异想天开,不遵约法”,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
元洪得票数分别为154票和162票。换言之,前两 “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依约法所载,制定宪法系
轮的投票结果基本反映出国会的力量对比。国会中
支持袁世凯的力量毫无疑问超过半数,国会由党派
支配的局面彻底不复存在。支持黎元洪者包括共和
党、部分国民党和进步党议员,其联合之实力远不足
以左右国会,却是较为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国会专责,无政府派员参加之规定,拒绝公文不收,
[1]156
并请来人不准到会” 。此举招致袁世凯发表声
[39]334
明公开反对宪法草案 。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就宪法公布权提出的质
疑,正是各方为妥协起见、企图“便宜行事”所造成的
16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结果。虽然“国民党议员既不争政权,惟争宪法上民
主政治的精神”,但最后国民党法律派所计算的通过
数国民党激烈派议员“出走”而休会,但国民党议员
中的“稳健派”已无力继续发挥“二次革命”前对政府
监督的作用。过于强调妥协与缓和,不仅造成国民
党的立场日益模糊,也使得国民党的实力不断消解,
很难再整合成国会政治中的制衡力量。
“宪法”制约总统的设计,反过来被袁世凯通过赢得
“合法”选举成为总统而制约。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
刺。屡屡“吃亏”的国民党宪法起草要人张耀曾因此
抱怨:“耀曾以一身斡旋期间,苦心孤诣,思欲引导
之,共进于轨道,不识所谓权术机巧,惟其憨愚直拙
至少在当时,袁世凯并非被认为是“非国会派”。
国民党的激烈派人物谭人凤在1913年5月下旬曾
与袁有过一次对话,在谈到宋案和大借款等敏感问
题时,袁世凯表示:“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
案候法庭裁判,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决议要如何便
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
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
[40]31
之素性。”
10月3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草案,宣
告宪法正式出台。部分国民党人或许是迫不得已的
行动总算在法律上发挥出一点实际的效果。不过,
袁世凯对国民党已经不再存有任何幻想,终于11月
4日宣布取消438名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导致国会
不能开会,国会一期常会至此被迫草草结束。
[42]119
法,尚责我乎?”
为“何必辩难”。
谭相信袁“言之成理”,因此认
四
余论
在总统选举前夕,针对有关“国体问题”可能生
变的传言,黄远庸也曾乐观认为:“吾人于袁总统即
深信其深明大势,又小心翼翼,决不肯为此不相干之
举动”,且袁对军人有“控御之能力”,尤其要紧的是
必须认识到,民初政治所面临的是一种复杂局
面,任何单一力量均难以主导政局发展。国会政治
之所以成功建立并初步运转,不能不说是各方势力
妥协的结果。政局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寰很大程度上 “现际正式总统不日选出之时,各国确将争先承认。
[
7]198
缘于“二次革命”后的政治发展,被宋案和大借款案
搞得焦头烂额的袁世凯由此获得一大转机。由于军
事行动,国民党很容易被看成是“失道”者。因此,国
民党议员所进行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被动且消极
的,而即便是那些力图缓和局势的调整,也容易被错
误解读。
此即承认袁总统及中华民国之保证” 。从军政、
内政、外交等诸多层面来剖析袁世凯不至于“动摇国
体”,理解不可谓不深。虽然在事后看来未必尽合事
实,但黄的分析至少说明“动摇国体”并不符合袁世
凯的利益。
其实,就袁世凯与政党及国会的复杂关系而言,
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理论上,“尊重国会”与“反
对国民党”之间存在区别。如果从“二次革命”后政
治进程来看,诚如邹鲁在国会被解散一年后所总结,
7月25日,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国民党中
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出京。其党中魁杰之主持阴
谋者,即思利用此时机,以消极手段破坏国会。前日
参议院表决专议宪法,搁置他案,即将以此为休会地
[
43]2
袁世凯正是“由厌恶国民党,进而厌恶国会” 。
袁世凯曾向美国公使芮恩施(Reinsch)抱怨、指责国
民党不讲“信义”。这一思路是基于袁自身政治立场
来看待国民党的立场调整,把政治对手的策略变化
看成是与自己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交换手段。这是传
统朋党政治的典型特征,但并不符合国会政治的内
在要求,恐怕是袁世凯“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
[41]674
步。”
说国民党人想利用休会达到破坏国会的
目的,可能是梁启超对进步党不能组阁的担心。但
对国民党参与国会政治缺乏信心,则明显是国民党
军事行动的附带结果。对民主政治颇有体察的梁启
超认识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国民党本部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未能公开表示谴
责,也使得他党势力对其存有戒心,“解决”国民党恐
非袁世凯一方的想法。梁启超对此就有类似认识:
[44]13
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
缺乏
真正认识和了解所致。
“
数日以前,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
就政党的存在而言,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政权是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征,“政党者,有一定之党纲、党
员,占议席于国会,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之,有隙则
盘踞国会以捣乱。一两日来见大势不利,又一变其
[
41]675
方针,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
此
[45]65
时,梁启超担心的恰恰不是袁世凯能否保有国会,而
是国民党可能对国会“捣乱”。尽管国会并未由于少
谋倒之,且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 。无
论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为改善政党处境做出何种
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制衡政府,并希望由在野党成为
士坦率地鼓吹自己的主张,以争取获得足够的赞同
者在取得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成功”,“中国政治的缺
执政党的追求。袁世凯当选总统后,虽然得以更大
程度掌握行政权,但并不等于国民党彻底蜕变为袁
的“附庸”,“宪法草案”在国民党的主导下以罕见的
[44]10
陷就是不了解这个民主的基本原则” 。英国宪
政为世人所称道,一大关键是“政党之能相容”,其中
“王之反对党”被陆威尔称为“实十九世纪英人对政
治最伟大不朽之贡献”,因此“虽交互起伏,国政并不
[46]157
快速方式获得通过就是证明 。
很难确切解释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复杂动机,
不过正如宪政专家芮恩施敏锐指出的那样:袁世凯
的“种种言行根本无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议会制政
府,而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容许其他人
[47]113ꢀ114
剧烈变动”
。“二次革命”的政治后果实际
上是由国会中的国民党留守议员来承担,这或许正
是国会政治在民初所遭遇的尴尬。
注释:
①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宝成关《民初国会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5期;赵小平《论民初国会的失败》,《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王业兴《论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孙宏云《再析民初
(
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
③
④
相关论述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文史资
料选辑》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相对于1923年举行的“总统选举”而言,袁世凯的当选似更有“民主”意味。谢振民就认为:(与曹锟相比)“袁世凯之必经决
选而始能当选,是利诱之胜威胁远甚。”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有关“宪法公布权”,参见王世杰《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4-305页。
参考文献:
[
1]凤岗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0.
2]孙中山.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
984.
3]孙中山.复丁义华电[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黄兴.《国民》月刊出世词[M]//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张国淦.北洋述闻[M].上海:上海书店,1998.
6]谢彬.民国政党史[G]//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黄远庸.远生遗著:下册卷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9]杨幼炯.中国政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0]最近之中国政党谈[N].申报,1913-07-02(3).
11]章士钊.政党政治之惟一条件[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2]各政党对于兵祸之态度[N].申报,1913-07-26(3).
13]南事发生后之国民党本部[N].申报,1913-08-01(3).
14]国内专电[N].申报,1913-08-02(2).
15]国内专电[N].申报,1913-07-26(2).
16]两院纪闻[J].宪法新闻,1913,(13).
17]蔡元培.熟仁熟忍孰诚孰伪[M]//高叔平.蔡元培政治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8]张继致参议院电[N].申报,1913-07-11(2).
19]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1912-1913)[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2003.
20]众议院惩罚韩玉辰之提案[N].申报,1913-08-07(3).
21]国内专电[N].申报,1913-08-07(3).
22]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
23]章士钊.变更政制之商榷[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4]梁启超.进步党特别会演说词[M]//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
25]众议院之向往责任内阁谈[N].申报,1913-08-30(6).
26]国会议员之请提前选举总统者[N].申报,1913-08-09(3).
27]众议院先举总统之议决[N].申报,1913-09-11(2).
28]先举总统声中之各政党[N].申报,1913-09-19(6).
29]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G]//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30]章士钊.政党组织案[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1]王建中.洪宪惨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8.
32]国内专电[N].申报,1913-07-22(3).
33]吴景濂.吴景濂自述年谱(下)[G]//近代史资料:总10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4]国内专电[N].申报,1913-09-03(2).
35]先举总统案之第一次国民议会[N].申报,1913-09-18(3).
36]选举总统声中之各政党[N].申报,1913-09-26(3).
37]共和党预选正副总统之候补人[N].申报,1913-09-26(3).
3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9]杜春和.张国淦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0]张耀曾.东渡之告别书[M]//杨琥.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2]谭人凤.在总统府之谈话[M]//石劳勤.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43]邹鲁.余之癸丑[M]//梅萼.邹鲁文存:第5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44]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5]章士钊.论统一党[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46]顾敦鍒.中国议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47]费巩.英国政治组织[M]//编委会.费巩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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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KMT-membersandtheBeijing
CongressAftertheSecondRevolution
YUJie
(
HistoryandCultureInstitut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AfterthefailureoftheSecondRevolution(1913),theKMT-membersdivergedse-
riouslyabouttherelationbetweentheKMTandtheCongress,ofwhomthosewhochosetostay
intheCongressseekingtosolvetheconflictwiththerulingauthoritiesthroughpoliticalmeans
ratherthanmilitaryresortsandtotakeaseriesofactionsfordetentbyemployingtheCongress
asaplatformwithpoliticalopponents,theGovernmentandYuanShikaihimself.However,
theirchange,toalargeextentfailedtomeettheneedsofpoliticalrealitywiththeKMTꢁsrolein
counterbalancingintheCongressdissolving.WhenYuanformallybecamePresident,theKMT-
memberswereforcedtoabrogatetheirpoliticallifeandthecongresspoliticsoftheearlyRepublic
cametoanend.
Keywords:theSecondRevolution;parliamentarypolitics;BeijingCongress;KMT-mem-
bers;YuanShikai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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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