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 卷第１ 期
２００６ 年１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６
１
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中国经济学社与
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孙ꢀ 大ꢀ 权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８）
ꢀ
ꢀ 摘要：１９２７ 年至１９３７ 年，中国经济学社领袖马寅初、刘大钧等和商界领袖张公权、吴鼎昌等进行了紧密合作，
工商界上层人士数百人纷纷加入经济学社。 商人为学社发展提供经费等多种赞助，学社的专家则用经济思想和学
术去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来服务工商界。 经济学界和工商界的紧密合作，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社；马寅初；工商界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９ꢁ 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３５⁃０７
ꢀ
ꢀ 中国经济学社是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提高
革命之推行而产生，……故到一九二○年左右，工业
化运动已在国内普遍展开，由之而产生之许多经济
问题，需寻求一解决之途径。 于是国人为时势所趋，
开始近代之经济研究工作。”［１］（９７ 页）即是说，近代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为其服务的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学，他们的关系是“皮”和“毛”的关系。
经济学术和改进现实经济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以留
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
分子组成，其学术和思想在民国经济学界居于主流
①
地位。 中国经济学社最活跃的时期为１９２７ 年至
１
９３７ 年，在这期间，学社领袖马寅初、刘大钧等和商
界领袖张公权、吴鼎昌等开始了紧密合作。 关于此
２０ 世纪２０ 年代初，大量学习经济学专业的留
学生回国，中国已出现了一批经济学者。 １９２３ 年１１
月，在北京的中外经济学者刘大钧、戴乐仁、陈达等
１２ 人倡议成立中国经济学社［２］（３５３ 页）。 经济学社
的宗旨为：一、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二、讨论现代
经济问题，三、编译各种经济书籍，四、赞助中国经济
界之发展与改进［２］（３５８ 页）。 这一宗旨意味着学社
的目的有二，即提高经济学术和发展现实经济，这为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刘大钧、马寅初的领导下，到１９２７ 年１１ 月，
中国经济学社社员达１８４ 人，当时经济学界的名家
大多已加入学社，比如何廉、李权时、贾士毅、刘秉
麟、杨端六、陈瀚笙、潘序伦等等［３］，经济学社已经
成为全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但此时的经济学社
②
问题，今日学界还缺乏专门研究。 笔者以为，研究
这一个案，对于认识民国时期经济学界和工商界的
复杂关系不无裨益。
一ꢀ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合作的缘起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一开始就和工商界息息
相关。 洋务运动设立的同文馆，开始在中国较系统
地介绍西方经济学知识。 中国最早创办的影响较大
的经济杂志《银行月刊》、《银行周报》、《商业月报》
分别由北京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总商会
所办，这些杂志除登载与工商界有关的信息外，还大
量发表经济学者的研究论文，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起
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经济学家方显廷在论及此问题
时说：“近代之经济研究，无论中外，皆系由于产业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９⁃２９
作者简介：孙大权（１９６５—），男，四川安岳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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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经费困难，社会影响不
大，很难在提高经济学术和发展现实经济方面有所
作为。 为了实现学社的宗旨，学社必须寻求包括工
商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
右。
大资本家入社后对经济学社的发展有很大影
响。 一些资本家进入了学社领导集体，如周作民担
任了学社第１３ 届副社长；担任理事的有周作民（３
届）、戴蔼庐（３ 届）、王云五（３ 届）、王志莘（３ 届）、
徐寄庼（２ 届）、吴鼎昌（２ 届）、钱永铭（１ 届）、张公
权（１ 届）、穆藕初（１ 届）；担任基金保管委员的有李
馥蓀（７ 届）、徐寄庼（７ 届）、穆藕初（１ 届）、刘鸿生
（１ 届）。 以上这些工商界上层人士被选为学社职员
后，他们切切实实参加了学社的组织工作，如参加每
月一次的理事会、负责基金的管理等，是学社领导集
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经济学专家与工商界资本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经济学家的作用愈来愈得到资本家的认可。
早在１９２０ 年３ 月，马寅初就被浙江兴业银行叶景葵
聘请为兼职顾问［４］。 张公权领导的中国银行“曾
延揽留日留美之经济学者如马寅初、王澂（文伯）、
卫挺生（申甫）、唐林（有壬），从事调查与研究工作”
［
５］（２５２６ 页）。 叶景葵、张公权等资本家对马寅初、
卫挺生等经济学者的重视，工商界与经济学界联系
日渐密切，为他们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工商界人士加入经济学社后，还积极参加了学
社举行的年会学术活动。 比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年会
时，徐寄庼提交了论文，戴蔼庐进行了讲演；１９２８ 年
杭州年会时，施博群、戴蔼庐进行了讲演，徐寄庼提
交了提案；１９２９ 年南京年会时，穆藕初进行了讲演；
１９３０ 年无锡年会时，方椒伯提交了提案；１９３２ 年杭
州年会时，吴鼎昌、张公权、李馥蓀分别进行了讲演；
１９３３ 年青岛年会时，周作民、陈光甫分别进行了讲
演，史量才提交了提案；１９３５ 年广州年会时，都锦生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正式合作始于１９２７
年１１ 月在上海举行的经济学社年会。 在年会期间，
学社“遍邀上海名流欢宴，借以交换意见”，商界名
流张公权、王云五、王晓籁、秦润卿等出席了经济学
社举办的宴会。 其后，上海四大商会还专门设宴招
待经济学社社员，在此次宴会上，上海商界领袖冯少
山认为经济学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有重要作用，
希望经济实务家与经济学者加强沟通，而中国经济
学社社长马寅初则表达了希望商界支持的愿望［２］
④
提交了论文等等。 工商界人士向学会提交的论
（
３４１—３５２ 页）。 此后，商界与学界开始紧密合作。
二ꢀ 工商界上层人士纷纷加入中国经济学社
学社与学会本应是由学人组成的学术社会。 在
９２７ 年１１ 月上海年会以前，中国经济学社的确是
文、提案以及发表的演讲，对经济学社产生了不小影
响。 １９３２ 年，吴鼎昌在讲演中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造
问题，成为学社下届年会的讨论主题；１９３３ 年，史量
才提交的《太平洋如发生不测，吾国沿海各省经济
应如何保护》提案，成为当时年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同时，工商界人士参与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对提高
他们本身的经济理论水平也有一定的作用。
从上面的材料可知，占中国经济学社１／ ３ 的工
商界社员并不是挂名社员，而是具体参加了学社的
组织和学社的学术活动。
１
由经济学者组成的社团，参加学社的工商界上层人
士只有徐寄庼、赵晋卿等个别人士［３］。 在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上海年会期间，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进行了
良好沟通，从此开始了紧密合作，加入经济学社的工
商界资本家开始增多。 １９２８ 年９ 月前，著名银行家
③
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已入社，其后，冯少山、林
康侯、吴鼎昌、周作民、刘鸿生、徐新六、史量才、秦润
卿、穆藕初、王晓籁、谈荔孙、金百顺、唐寿民、俞佐
庭、叶景揆、席德懋、胡笔江、宋汉章、都锦生、卢作孚
等人相继加入中国经济学社［６］。 到３０ 年代中期，
上海以至全国的著名资本家除虞洽卿、杜月笙等少
数外，几乎都加入中国经济学社这一学术团体。
三ꢀ 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具体支持
工商界对经济学社的支持主要是提供各种赞
助，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赞助学社基金
工商界赞助经济学社基金主要有以下几次：
１９３０ 年２ 月，上海商业团体三千元［８］（１１ 页）；９ 月，
穆藕初募集一万元［９］；１２ 月，上海银行公会捐助１
万元［１０］（１ 页）；１９３１ 年５ 月，钱承绪社员筹募一万
元［１１］（１２ 页）。 以上４ 笔共计３ 万３ 千元，这在当
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工商界成为经济学社基金的
１９３２ 年９ 月，社长马寅初报告：“现在社员已达五六
百人，教育界以及大学教授占全部社员的三分之二，
实业家银行家占三分之一。”［７］（２１７ 页）这就是说，
此时加入经济学社的工商界上层人士达２００ 人左
１３６
ꢀ
ꢀ
孙大权ꢀ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主要赞助者。 正如马寅初在１９３４ 年长沙年会上所
说：“本社基金现有十万多元，大半为政府、银行界、
实业界等帮助。”［１２］（１８５ 页）
年合作协议［１７］（２１—２３ 页）；１９３９ 年７ 月，再续一年
合作协议［１８］（３３—３５ 页），银行的赞助是研究所后期
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也就是说：在１９４０ 年７ 月１
日前，研究所获得了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
三家银行长达五年之久的赞助。
（
二） 赞助学社举行年会
提供开会场地。 １９２７ 年，上海年会场地由上海
总商会提供；１９３１ 年，宁波年会场地由宁波商会提
供［１３］（１５—１６ 页）。
（四） 其他赞助
１９２９ 年，经济学社向财政部募集２ 万元巨款，
就得到银行家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的帮助［１９］
（２８４ 页）。 １９３０ 年９ 月１９ 日，马寅初给李馥荪的信
中还提到，“于介绍兄演说时，弟当提及兄对于本社
之贡献，使社员对兄有一种好感（即财部之二万元
捐款靠兄之力得来）”［２０］（１６９ 页），说明财政部给学
社的２ 万元捐款，得到了对当时政府很有影响力的
李馥荪等资本家的从旁支持。 此外，工商界还有为
经济专家提供工作等其他赞助。
设宴招待。 学社在各地举行年会时，每次都受
到当地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团体的款待。
赞助游览。 １９３０ 年无锡年会期间，无锡商界７
团体招待游览太湖名胜，梅园园主荣德生在梅园中
招待品茗等［１４］（１８６ 页）。
（
１
《
三） 赞助学社事业
．创办赞助社刊《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季刊》是３０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
刊物，它是在工商界的赞助下创刊的。
９３０ 年１ 月，社长报告了《经济学季刊》预算独
立案，其中提到：
四ꢀ 经济学社的专家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１
由于工商界在经费等方面支持中国经济学社的
发展，加上经济学社的专家大多接受英美资产阶级
经济学教育，本身就偏好资本主义。 因此，这些经济
学者通过经济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政
策，为工商服务。 马寅初说：“本社基金现有十万多
元，大半为政府、银行界、实业界等帮助，故今后本社
社员，以其群力所得，为国家社会服务，国富则吾社
亦富。”［１２］（１８５ 页） 马寅初实际上谈到了回报赞助
者的问题。 笔者研究后发现，经济学社主要专家的
经济思想和学术有明显为资本家服务的迹象，已成
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资本主义辩护
ꢀ
ꢀ 甲、刘鸿生先生每期捐助６００ 元，一年４
期，共计２４００ 元。
乙、上海１１ 家银行广告费１２００ 元（９ 家月
认１０ 元，年认１２０ 元；二家月认５ 元，年认６０
元），共计３６００ 元。
季刊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代销，不取版税，惟
说明对各社员按期免费送阅。 ［１５］（１０ 页）
《
经济学季刊》实际是由学社负责编辑，商务印
书馆负责发行，学社的编辑费和稿费来源于刘鸿生
的捐助和各银行的广告费。 在工商界的帮助下，
《
经济学季刊》于１９３０ 年４ 月顺利创刊。
． 赞助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是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统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广泛
传播，同时出现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主张。 １９２３ 年
底，李权时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思想界，几乎
为社会主义所垄断。 然而英美留学生，因留学时代
所处环境的不同（英美为资本主义征服之国，德法
两国社会主义盛行），对于各种社会主义，究竟不敢
妄从，我们可以引马寅初氏之言论，来代表英美留学
生的经济思想。”［２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英美派留学
生，恰恰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构成部分。
２
计学社所合办，由刘大钧主持，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民
办经济研究所。 研究所因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
调查全国工业，于１９３２ 年底成立。 到１９３５ 年５ 月，
关于全国的工业调查及整理基本完成，政府资助中
断，研究所面临关闭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刘大钧
急切地向银行界求助，唐寿民、周作民、胡笔江等人
很快伸出了援手。 １９３５ 年７ 月，中国经济统计研究
所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三家银行达成了
合作协议，研究所向三家银行提供经济资料及研究
成果，三家银行每月对研究所补助１２００ 元［１６］（２—３
页）。 １９３７ 年７ 月，刘大钧与周作民、胡笔江续签两
中国经济学社社员中，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
义最有名者为马寅初，他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思想
的代表［２２］（１１０ 页），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
首先，马寅初提出了“资本神圣”论。 马寅初认
为：“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现在我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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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言一句，资本越大，人工的功能越见增加，就是各人
的俸给越多，而国家财政也越见充足，所以我说‘资
本神圣’”；“无论什么事业，一定要有资本去辅助它
的，假使讲了‘资本万恶’，中国再也不要想有富足
的一日”［２３］（５０３—５０７ 页）；“但在我国，工人贫困之
状况，乃因人口增加，而同时资本不能增加，坐是事
业无发展之望，人民有饥寒之苦，故我国分配之不
均，乃生产不足之表现，决非资本过剩之结果。 与其
谓资本万恶，毋宁谓资本神圣”［２４］（１５ 页）。 马寅初
用“资本神圣”针对“劳动神圣”，其理论依据是美国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美国资本多，故其资本
边际生产力递减，中国劳工多，故中国劳动边际生产
力递减，因此，中国发展生产力最需要者为资本。
其次，马寅初提出了中国资本家需要保护论。
马寅初认为：“吾人亟须研究改善工人待遇之方法，
但工人之待遇既改善矣，而资本家之困难亦需设法
消除，方得谓平。 ……今日之革命家只注力于劳工
之改善，而忘却资本方面之为难情形，殊属偏而不
当”；“说者谓劳工所受之痛苦，系完全受资本家剥
削。 实则今日中国之所谓资本家者，其命运与劳工
亦相差无几，有时且反受劳工之剥削” ［２５］ （４３、１０６
页）。 马寅初描绘了一幅中国资本家的痛苦图，其命
运与劳工相差无几，因此劳工需要保护，资本家也需
要保护。 除马寅初外，中国经济学社另一重要社员
李权时也被称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２６］
家。 资本制度的基础未固，何来资本主义的罪恶。
须知我国的劳资的纠纷，不在分配，而在生产。 如生
产能依一定的计划而增多，劳资两方，各能多得，种
种纠纷自能减少。”［２７］
唐庆增认为：“西洋经济社会之发达与进步，全
由于劳资协调，倘社会上经济利益不能调和，即无由
进步，至在中国工业界，现呈落伍现象，尤赖于劳资
之合作，合则两成，分则俱亡。”［２８］（１７ 页）
马寅初、唐庆增等人的观点与主张说明经济学
社的主要专家明显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工人
运动，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三）主张政府和工商团体合作实施统制经济
１９３３ 年１０ 月后，中国出现了统制经济思潮。
与一般的政府干涉论不同，中国经济专家对实施统
制经济的主体到底是只有政府或者是政府和各工商
团体合作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
陈长蘅主张应由政府来承担统制经济的责任，
把工商界排除在外［２９］（８３ 页）；庄智焕认为统制经
济首先应由同业公会来领导，政府因有贪官污吏而
很难得到厂家的拥护［３０］（１３６ 页）。
除陈长蘅等少数社员外，经济学社社员大多倾
向于政府与工商团体合作的统制经济。 比如：１９３３
年，张素民主张：“吾国施行统制之机关，不应专赖
政府，各职业团体，尽可根据政府行定之目的与政
策，对于各该业，自为适宜之统制。”［３１］（１３ 页）１９３４
年，马寅初提出抵抗洋货倾销的方策时说：“以中央
政府为背景，利用各省之商会及同业公会，使能统制
各省之工商业也。” ［３２］ （２２７—２２８ 页）１９３５ 年，吴德
培认为：“统制之方针虽互异，而殊途同归，总以维
持私产制度为前提。 统制之权不全在国家之手，而
分散于各个经济团体。” ［３３］ （１０６—１０７ 页）１９３６ 年，
陈行认为：“使政府能统制公会，公会能统制全体会
员，公会领袖须切实奉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公会会员
须强制加入公会，遵守政府与公会决定之一贯方
针。”［３４］（４ 页）
（
１０８—１１１ 页）。 其他社员如顾翊群、唐庆增、潘序伦
等等均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辩护。
二）站在资方立场，宣传劳资协调
９２７ 年１１ 月，马寅初在学社上海年会上说：
现在国中经济问题虽属甚多，但劳资问题之解决，
（
１
“
要为其中心问题，深望贵馆（指商务印书馆）多多发
行关于劳资合作问题之各种名著，以期消弭社会隐
患。 敝社同人，力所能及，敢不力为。” ［２］ （３４７ 页）
１９３１ 年，经济学社举行征文比赛，题目之一就是“劳
资协调问题”［１１］（１１ 页）。 为此，经济学社的专家进
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研究，提出了许多为资本家辩解
的主张。
张素民、马寅初、吴德培、陈行都强调统制之权
不全在国家之手，而应分散于各个经济团体，即实施
政府统制公会，公会统制全体会员的统制经济，这些
主张实际上代表了工商界上层的利益。
马寅初认为：“劳资问题，为经济上之分配问
题。 因分配不均，发生问题。 因是工会中人以为欲
解决分配的不均，非先推倒资本制度，攻击资本主
义，和‘打倒资本家’不可。 否则恐难奏效。 然此说
余实不敢赞同。 须知我国目下资本缺乏，何来资本
（四）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法》制订时，偏向资
产阶级
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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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权ꢀ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生、潘序伦等人，往往既是经济学者又是政府官员，
他们是学者时，可以影响社会舆论，是政府官员时，
又可直接参与经济决策。 由于中国经济学社和资本
家的紧密联系，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马寅
初等在讨论经济政策和制订各种《经济法》时，往往
偏向资产阶级。
候，或者在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随便私人谈
话的时候，每每逢到与他从前有过关系的银行
或公司利害有关系时，无不是站在银行与公司
的利害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
上的措施只要与其银行公司的利害相冲突的时
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这于过去造币法
案中与最近交易所征税案中就可以证明的，固
然这些言论并不一定凭借其公职的地位而发表
的，或者在其本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立
场而研究的。 ……要知道国民政府下的立法机
关，决不能如过去军阀时代的议会一样，听凭特
殊阶级一二巨头，树植几个代言人于议会或政
府以内而可以私人私团的利益压倒国家的利益
的。 ［３８］
比如在讨论《工厂法（草案）》 时，学社于１９２９
年４ 月举行了关于“工厂法中规定盈余分配问题”
的辩论。 正方为工商部劳工司长朱懋澄和上海教育
局局长陈德徵（朱代理），反方为著名会计师潘序伦
和徐永祚。 论题为：“工厂中的盈余分配应否在工
厂法内规定？”当时《工厂法（草案）》所定盈余分配
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工厂盈余除提公积金及官息
外，为可分之红利，以十分之一归管理部人员，此外
劳资双方各得半数。”［３５］潘序伦、徐永祚坚决反对
这一盈余分配方案，朱懋澄、陈德徵却主张给工人一
些让步，认为应将这一方案列入《工厂法》。 一般社
会人士和学生多赞同朱懋澄的意见［３６］，经济学者
却多赞同潘序伦、徐永祚的观点。
马寅初当即对此社论所指进行了辩解［３２］（３６６
页）。 但作为经济学者的马寅初，他的思想确实偏向
资本主义，在组织领导中国经济学社时，和资本家联
系非常紧密，难免不影响经济立法工作。
（五）经济学者以学理和知识为工商界服务
１
９２９ 年１２ 月，立法院通过了《工厂法草案修正
经济学者对工商界的另一贡献，就是从学理上、
知识上为工商界服务。 比如：穆藕初、杨杏佛、杨端
六、林和成等人都宣传了科学管理思想，潘序伦、李
鸿寿等人提倡新式会计，徐永祚提倡改良中式簿记，
这些新理论和新知识的输入或改进，有利于提高工
商界的管理水平。 经济学社社员还在提倡票据市
场、资本市场等方面为工商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１９３６ 年１０ 月，马寅初在上海年会闭幕时说：“吾国
只有金融市场，而无资本市场，组织亦甚散漫，于是
本社同人，在金融界占有相当地位者，如徐寄庼、金
侣琴、王志莘、章乃器、杨荫溥等众先生，提倡票据贴
现与票据承受，可谓不遗余力，现已成为事实，就此
一端，已可证明思想为事实之母。”［３９］（２３４ 页）
（六）经济学者成为官商合作的中介
案》，该方案规定：“工厂每营业年度终结算，如有盈
余，除提股息、公积金外，对于全年工作并无过失之
工人，应给以奖金或分配盈余。”［３７］（１８、２０、４８ 页）立
法院实际上采纳了潘序伦、徐永祚的观点，使不利于
资本家的盈余分配条款未获通过。
在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中，马寅初是十分关
键的人物，他是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并先
后担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作
为政府立法官员，马寅初当然要考虑国民党的政策
原则。 同时，马寅初又是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要将学
社事业做大，离不开资本家的支持，因而马寅初和资
本家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经济立法中，马寅初难免
不受资本家影响。 马寅初既是学者又是政府立法官
员，同时和资本家关系紧密，这种身份和社会关系能
否保持经济立法的公正性，当然受到了质疑。
在２０ 至３０ 年代，经济专家往往在治学与从政
之间游走。 学者同时兼备学与官的二重身份，使学
和商的紧密关系有时候就变成官和商的紧密关系。
经济学者就成为沟通官和商的桥梁。 １９３０ 年，学社
无锡年会召开前夕，马寅初向李馥荪去信劝其参加
年会。 信中提到：“沪锡近在咫尺，二、三小时可达，
如能抽暇，请来锡一叙，今年到会者异常踊跃，且多
从南京来者，拟请吾兄来此一游，弟当在宴会席上介
绍兄演说。”［２０］（１６９ 页）与会社员多从南京来，就是
１
９３５ 年１ 月，《中国日报》发表社论《对党政人
员贡献几句话》，社论指出马寅初作为经济学者和
立法委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其中一段论述
如下：
ꢀ
ꢀ 现在中央立法机关中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
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
…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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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指政府官员多。 马寅初以此来打动商界要人李馥荪
到会，意味着经济学社为满足商人和官员见面合作
提供了机会。
ꢀ ꢀ 凡一学术团体，往往专注于学理上之研求，
而忽略当前之事实，该社社员，现有七百余人，
分布全国，而此七百余社员，非学术专家，即工
商巨子。 今兹聚首一堂，各陈所见，在专家有深
刻之学理研究，而从事工商业者又有极丰富之
实地经验，互相探讨，则理论与事实调和，依吾
人想像，则经济国策，如由该社社员所探讨研求
而得之者，必无窒碍难行之弊，宜乎该社极为世
人所重视也。 ［４１］
五ꢀ 学与商合作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马寅初对经济学社与商界的
合作评价甚高，马寅初说：
ꢀ
ꢀ 余素来主张研究经济之人，应于事业界有
成绩之人互相联络，遇有重要问题发生，可以共
同研讨，使双方意见，不致相去太远。 中国经济
学社，以三分二之经济学者，与三分一之事业界
巨子，合组而成者，其目的亦即在此。 而其有利
于国家社会，岂浅鲜哉，……读书人之思想不致
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
序，始能安定。 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
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步
就班的，循序改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
该社论指出了学与商的合作会带来理论与事实
调和，在讨论制定经济国策时，一定会产生利国利民
的效果。
总之，中国经济学社的经济学家，与中国新兴的
资产阶级加强联系和合作，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对
经济学界而言，它有利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
传播及其“中国化”，对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中国经济学
的快速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３０ 年代中
国经济学界不大重视理论研究的急功近利学风形成
的重要原因。 对工商界而言，定期同归国经济学者
讨论经济学术问题，对工商界扩大视野，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有积极作用。 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而言，由
于经济学社的专家往往又是政府官员，学与商的紧
密联系有时变成了政、学、商三界的紧密合作。 南京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学者的
学理与商人的经验这二者的重视，是其３０ 年代一系
列经济政策（如裁厘改统、废两改元、实施法币政策
等）成功的重要因素。
［
４０］
马寅初此段议论把思想界和事业界两种人的接
近与合作看成是有利于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大事。
学与商的合作是否有此巨大社会效果，尚难评价，但
确提出了在中国社会处理政、学、商关系的一个新思
路。 其对中国经济学社发展的实际效果是：学社由
于拥有大量的有钱有势的社员，在举行学术活动和
筹募基金等方面得到了不少便利和好处。 同时学社
由于和社会各界联系紧密，其言论也具有理论和实
际都能兼顾的特点。
当时社会舆论对学与商的紧密合作也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 上海《新闻报》社论指出：
注释：
①
详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社研究（１９２３—１９５３）》，四川大学２００５ 年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陈廷湘教授。 本文系作者提交“传统
与现代：双重视野中的近代上海工商团体”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５ 年９ 月２２ 日—２３ 日于复旦大学）的论文整理而成，感谢评议
人李一翔先生和与会专家洪葭管、徐鼎新、郑成林、魏文亨等先生的指点；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叶世昌先生的指导，
特此致谢。 至于文中的错误与不足，则概由作者自己负责。
②
关于近代官绅商学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版）是重要著作。 关于国民党政府与商界关系的研究，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１９２９—１９３１）一文中的注释（《历
史研究》２００３ 年２ 期第１０７ 页）列出了学界既有的重要成果。 而关于近代学界与商界的互动关系研究著述却较少，据笔者
所知，章开沅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第六章、严昌洪著《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有较详细的论述。 但严
文的“学界”指“新式学子”、“新式学校”，而笔者本文所指的“学界”特指经济学者。
③
工商界人士进入学社领导机构以及参与学术活动情况的资料，均来源于中国经济学社各届年会记录，特此说明。
１９２９ 年２ 月２４ 日，“本社柬邀银行界要人，到有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三君（均本社社员）”（中国经济学社编《经济建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 年版，２８４ 页）。 １９２８ 年９ 月后，《经济建设》关于新入社社员的完整记录却没有他们。
④
１４０
ꢀ
ꢀ
孙大权ꢀ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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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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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