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４ 卷第１ 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年１ 月
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
若干问题的反思
张ꢀ 旭
（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
ꢀ 摘要：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逐渐步入通向现代化的历程，而现代化观念又肇源于思想界。 思想
领域的现代化很大程度地意味着研究方法如何与西方“接轨”的问题。 ２０ 世纪西方学术界理论研究之风空前高
涨，伴随而来的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思考，这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本篇试将根据真理与方法二元间张力
关系，以比较文学学科为切入点，讨论过去数十年来国内比较文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并从学理层进
行一系列的反思。
关键词：比较文学；方法论；学科反思
中图分类号：ＩＯ⁃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８８⁃０７
ꢀ
ꢀ 一ꢀ 引言
起步是在１９８０ 年代，这比欧美学界晚了２０ 余年。
那时国内推出的著作只有寥寥数部，其中包括卢康
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１９８４），陈惇、刘象愚
的《比较文学概论》（１９８８），孙景尧的《简明比较文
学》（１９８８），乐黛云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１９８８）
和《比较文学原理》（１９８９）等。 它们大多辟有专章
介绍欧美的研究方法，但侧重点多限于影响研究和
平行研究，其论述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 到了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观，国内不少学者分别
撰文或推出专著，如刘介民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１９９０）；或在自己的著作中开辟专门的章节，如陈
惇、孙景尧、谢天振的《比较文学》（１９９７），乐黛云的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１９９８），曹顺庆的《比较文学
学科理论研究》（２００１），王向远的《比较文学学科新
论》（２００２），方汉文的《比较文学基本原理》（２００２）
等，结合着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际，讨论本学科的
研究方法问题，不过从他们的论述中还是能看到明
显的分歧，由此也隐含着若干争论，并反映出众学者
在中国，关于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 自
９８０ 年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的建制而
１
全面拉开。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不断出
现，又将这一问题推至前台。 早在１９６０ 年代初，奥
尔德里奇编选《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一书，收入
［
１］
西方学者关于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论述文章１７ 篇
，
由此引起国际比较文学界对本学科方法论的普遍重
视。 该书后在台湾被引入各大高校的课堂，其影响
波及港台的一批比较文学研究学者。 １９７６ 年，由古
添洪、陈慧桦编撰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蒐
集台湾各家对比较文学方法问题探讨的文字１４ 篇，
主要讨论中西文学的比较问题，特别是它沿用西方
文学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文艺现象，可以看作
受该书影响的直接成果。 可惜奥尔德里奇的著作未
能及时引入大陆的学术界，否则这里的比较文学研
究将会出现另一番景观。
确切地说，大陆比较文学界对于方法论探讨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１６
作者简介：：张旭（１９６７—），男，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８
８
ꢀ
ꢀ
张ꢀ 旭ꢀ 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认识上的一些困顿。
正则言不顺”，不过他此说主要是针对政治秩序的
建立而言的，也就是通过各自“权分”之划分，而使
二ꢀ 困境与反思
［
５］９１
首先是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争论。 这场争论到
世纪末演变得愈发激烈，而且直接与本学科的审视
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关。 在国外，围绕着比较文学研
究方法问题，曾有过法国实证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
学派长达１０ 余年的争执，这中间不乏有对本学科内
在学理问题的探讨，然其煽情成分似乎超过对问题
本身的关注。 韦勒克指出：这场危机主要是由于缺
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由此引发了
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
人为的分割，机械地认识源头和影响，还有那些文化
民族主义的促进作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的
气概宽宏，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
社群中每一分子各自完成其任务
。 后来在《荀
子·正名》 中就名与实的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论
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
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
之实名。”由此可见，“名”与“实”永远处于二元的张
力状态，随着“实”的内容和范围发生变化，“名”自
然无法含纳“实”的内涵，从而促使“名”进行自身的
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下“实”的发展需要。 仅就比
较文学而言，自歌德（１８２７） 提出“世界文学” 的概
念，到波斯奈特（１８８６）提出“比较文学”的名称，如
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业已走过１００ 余
年的历程。 然而伴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人们再
度对“比较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已无法涵
盖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于是人们也不断地对
比较文学进行重新界定，试图将它涉及的范围进行
拓展，以涵盖比较文学在新的语境下可能涵盖的范
围。 事实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本身就是该学
科试图向外寻求支持的有力证据。 到了２０ 世纪下
半叶，随着西方文化批评的兴盛，人们又试图用文化
研究来取代比较文学的研究，这点已有不少学者提
出过批评意见，他们或是批评其研究中的泛化现
［
２］２９０
久的危机的症状”
。 当时他提到的比较文学运
用的研究方法，大多只是从其他相关学科借鉴而来，
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这些方法已无法很好地解决
本学科的实际问题。 后来他又尝试给比较文学研究
开出种种“良方”。 这篇“发人深省”的宣言书，其直
接影响是促成了美国平行研究的兴盛，该学派在数
年内发展成足以抗衡法国实证学派的格局。 其实当
年利弗威尔曾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像其它学科的
危机一样，缺少的是研究实体或称核心，也就是“该
学科内的从业人员无法就其学科应有的核心达成共
［
６， ７］
，或是重新强调其研究中的“ 文学性” 成
，以防止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体不在场的现
象
分
［
３］６
［８－１１］
识” ，从而出现目标认同迷失的局面。 换言之，在
比较文学领域内只要研究对象问题解决了，该学科
现存的其它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甚至最近有学者喊
出这样的口号：“日趋封闭和研究方法僵化的传统
的比较文学学科注定要走向死亡，而在全球化语境
下的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学科特征的新的比较文学
象。 然而他们的努力照样未能阻止比较文学研究中
继续“无边化”的现象。
在中国，自１９８５ 年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
来，人们的研究视野也一直有放大的趋势。 仅从那
些立项研究的课题名目来看，从初期的“比较文学
视野中的文学研究”之类标题，到后来“多元文化视
角”或“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到近年出现的
“全球视野”和“跨文明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等
名目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 人们可以注意到随
着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的关注视角已无
法含纳历来人们期盼的比较文学所应涉及的范围，
其必然结果是部分学者主张用别的名称来取代“比
较文学”，以担当目下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职责。
然而问题果真如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 其实，这中
间仍有商榷的余地。 如果将汉语“某某视野中的某
某研究” 译成英文，可表述为“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在英文标题里各项信息清
［
４］１０４
科学即将诞生”
。 然而问题并非如想像的那样
简单，随着比较文学内部研究的继续深入，以及交叉
研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文化学派的兴盛，人们又无
形间有违于其初衷，也就是在研究问题与方法二元
间，将各自的重点再次偏向了后者，从而架空了研究
的实际问题，并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在场，由此再
度延续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论调。
与此紧密相联的是关于比较文学“名”与“实”
的争论。 这种名实之争不独在比较文学学科内存
在，而且在现代其他学科中早已司空见惯。 这种争
执很大程度上又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 “名实之
争”由来已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就提到“名不
８
９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４］
清楚楚———前者是客，后者是主；前者只是一个视
角，后者才是中心。 然而落实到汉语，将“某某视
野”与“比较文学”并置，似乎前者就成了主，后者成
了客；前者成了一个大的东西，后者反而成了小的东
西，这主要是由于汉语表达造成的错觉。 因为关照
的“视野”再大，它也只是从某个维度来审视研究对
象，而研究对象或称实体仍是那不变的一个：关涉异
质语言和文化谱系间的文学交互活动。 其次还牵涉
到对比较文学概念的认识问题。 如果从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关系着眼，内涵越大，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
假如将比较文学看成是一个内涵有限的概念，它的
外延自然就扩大；反之试将比较文学看成是一个内
涵无限丰富的概念，那么它的外延就随之缩小。 其
实这又牵涉到印度哲学中经常讨论的虚实关系问
题，也就是人们在讨论“实”的概念背后总是有一个
“独白式”的言说格局。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文论研究，也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潮流，属于“与时俱进”
的举措。 同时，他们在寻找理论支持时强调“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思想。 这又有别于亚理斯
多德所说的：诗歌相对于历史是更加普遍的，因此也
［
１５］３５３
更具哲学意味，就在于它主要关注个别的事
。
这种本意在凸显差异的设想，对于打破欧洲中心主
义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就
像萨义徳所说的：当差异成为一种斗争的武器，那结
［
１６］
果将是可怕的。 个中由于研究者对外国语言掌
握程度的有限，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诗学
著作，而只得凭借翻译作品进行研究，于是这也成了
其研究的共同“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又成了掩
饰其自身弱点的一件最佳“法宝”。 于是他们大胆
地选择译本来进行研究，其依据是历史上曾有过一
位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他不通外文却可翻译外国文
学作品，因此他们也大有理据通过中文译本来从事
［
１２］
预设结构，那就是“虚” 。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
流派尤其是经验学派均重视实证研究，其推导模式
往往是“从实到实”，也就是从一个实点出发，然后
经过推导，试图得出一个实实在在、带有形而下性质
外国文学研究。 殊不知他们忘记了林纾在翻译时有
［
１３］
［１７］
的结论。 殊不知，在许多学理问题的探讨中，试
图寻觅到一个“实在性”的结论又常不可得，得出的
往往只是一个“虚”的结论，也就是高于一般现实层
的形而上的结论。 其实这也是众学问发展的必由之
途———始于问题，终于更高的问题；始于迷惘，终于
更高的迷惘。 于是这又回应了笛卡尔关于“认识应
始于怀疑”的哲学论断。 因此，这里不妨暂将比较
文学的名称不做改变，只要在认识方式上稍做调整，
也就是试将“比较文学”视作一个“虚”的概念，那么
它的内涵就会无限收缩，其外延自然会无限扩展。
这也就是老庄哲学中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
想。 于是以往的名称可以不做改变，比较文学之
他的合译者的巨大功绩，这点最近又被人提及
。
他们的合译不过是由通外文者口译，林纾只担笔录
和润色的角色。 再说，林纾本来就是特殊时代造就
的产物，然而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个案人物却在中
国学界升格为带有普遍性的案例，并一再为人们所
乐道。 于是在这场中西诗学话语交流的过程当中，
众多西洋理论在经历了萨义德所谓的“理论之旅
［
１８］２２６－４７
行”
，进入到中国的学术圈，随即被改变、扭
曲和挪用，由此而演出一幕幕新的“变形记”。 伴随
而来的是众多研究者越来越固守自己的阵地，彼此
间不再相互往来，学科间更加走向条块分割。 其必
然结果是出现研究中狭隘的地域划分，如提倡所谓
的“湖湘学派”、“荆楚学派”、“四川学派”、“山东学
派”等。 他们这样做似乎忘记了一条文化规律：任
何文化谱系并非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的健全运
作不时地需要有异质基因的营养，否则这种文化就
“
名”照样能够容纳新语境下的“实”。
其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 的命
题。 这一命题的出现，是基于异质文化间交流和对
话的过程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以至于汉语学
界长期处于劣势，从而使得其自身的优势不能为世
人皆知，许多人便试着寻找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
［
１９］４０－５５，［２０］２５１－５２
会逐渐走向萎缩和消亡
。 同时他们
也忘记了文学乃是“人的文学”，比较文学也不例
外。 而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求同存异”，并实现
不同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 本来在学习西
方的过程中，忌讳的是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时在
研究方法上保持各自的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也颇值
得提倡。 但是在这些地方学派的营建过程中，研究
“
法宝”来警示或抗衡西方，由此而演进成“特色”主
义的命题。 诚如学者所言：历来西方的文论话语多
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性质，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
谱系间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地制约着彼此间的融
通，长期来出现了东方文论的“失语症”和西方文化
９
０
ꢀ
ꢀ
张ꢀ 旭ꢀ 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者并非完全按照学科研究内在的理路行事，他们中
的许多研究已不带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只是在民
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一些比较方法，或是在传
统文论研究中运用一些跨学科研究手段，尽管这里
不否认其学术性，但严格地说来却不属于本学科的
研究范围。 环顾世界，比较文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才出现了那么几个值得称道的研究学派。 而且一种
学术研究的兴盛，决不因从业人员之多寡而决定其
研究水平之高低。 总的来看，在他们试图颠覆西方
中心的同时，又建构起新的“东方中心”或“中国中
心”，以便与传统的西方中心相抗衡，于是这批当年
曾嘲笑过西方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学者，又在有
意或无意间陷入了新的二元对立，这样就有违于比
较文学研究的初衷。 因此，目下明智的做法是放弃
所谓“特色”以及地方学派营建的提法，亦即韦勒克
地钻研和理性地思考，在许多情形下那些真正的思
想活往往是少数精英的行为，否则何以近百年才能
出一两位大思想家。 故而学术圈内决不容许任何
“大跃进式”的运动。 其次，从她的这番话中还能体
会到某种反讽意味：如果目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者
不好好做，将来就会被翻译研究“取而代之”。 作为
一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面对着本学科
每况愈下的局面，难免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然而
学术中毕竟不应有“取而代之”这个字眼，而且“相
互分歧、彼此竞争的科学理论可以长期共存，这是为
［
２３］
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反复证实的一项普遍原则”
。
这点对于人文科学领域同样适用。 因此，无论怎样
都无法像官僚主义那样将比较文学强归在翻译研究
之名下。 如果要一意孤行，唯有采取行政干预的手
段，那样做只会践踏学术，因为它不是按照学科的内
在理路行事。
［
２１］３６
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做法
，并
放弃种种煽情念头，而是以更加广阔的胸襟、更加理
性的态度，来审视不同文化谱系内的文艺现象，注重
内在学术问题的梳理，其最终结果就很可能像《共
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再次是关于翻译研究与译介学区别的争论。 这
场争论除了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外，更多地还与
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侧重点有关。 翻译研究（又称翻
译学或译学研究）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是
在１９７０ 年代，正如该学科理论框架设计者霍尔姆斯
指出的那样，翻译研究这门学科不应称为翻译科学，
因为它不是科学；也不应称为翻译理论，因为翻译研
再次是关于比较文学是否应从属于翻译研究的
命题。 同样，这也直接与人们的认识方法有关。
［
２４］６７－８０
１９９３ 年，巴斯奈特以“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为题
究远不止理论建设的范围
。 事实上他既没有
挑起了这一问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
时了”，“从现在起，我们应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
要学科，并将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研
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 或“Ｔｒａｄｕｃｔｏｌｏｇｙ”，也没有创立
一个类似于用“⁃ｔｉｃｓ”结尾的术语，因为这样一个词
缀形式太生辟，又不能任意组合。 故而他建议将该
学科命名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意在将所有与翻译
［
２２］１６１
究范围”
。 作为多套学术丛书的策划者和赞助
［
２５］
人，巴斯奈特在当今西方学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加之
种种意识形态因素的操纵，她的此说一出，立刻在西
方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她的论点为正在试图建设
相关的“实”体，涵盖在翻译研究之“名”下。 这
又暗合中国道家哲学中“有容乃大”的思想，从而也
能部分地解释目前翻译研究何以在西方会成为一门
显学。
“
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派”的广大学者普遍认同，同
时也为比较文学界广为沿用。 巴斯奈特原本从事比
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近年则开始她个人的“翻译转
向”，虽然她论述的许多内容也是比较文学中翻译
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但论述的立场已经偏离了比
较文学，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不
一定是文学翻译）问题。 正因如此，她才得出比较
文学应该从属于翻译研究这样的结论。 其实她的推
论颇值得斟酌。 首先，任何学理问题的探讨无所谓
时兴不时兴，也不因其从业人员之多寡能说明问题。
学术研究毕竟不是打群架，它期待的是研究者潜心
译介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最初是由中国
学者提出的，近年又有学者主张用别的名称如“媒
介学” 等来替代，这样它的涵盖的范围就更加广
［
１４］
泛
。 在中国，谢天振最早将“译介学”译成“Ｍｅｄｉ⁃
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 不过张佩瑶主张将它译成“Ｔｒａｎ⁃
ｓ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这样既扣紧了汉语的原义，也
更多地与现代西方翻译理念联系起来。 按照字面意
义，它应该是“翻译”和“介绍”二义的结合，其突出
的乃是翻译作为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媒介作用，由此
也使它关涉到比较文学的性质。 乐黛云主编的《中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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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专设“译介学”一节，其中
孙景尧对“译介学”作了界定，提出译介学的任务主
要是：“对翻译的媒介作用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
也可以像古人那样作深层次地分类，而西方的分析
性语言的优势就在于适合分类，我国过去的文献学
传统又何尝不可看成是一门重在追根溯源的分类性
学问呢？
［
２６］１６３
比较研究”
，还探讨了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方
法。 此后又有不少著作和教材对该思想做了进一步
地阐发，其中以谢天振的论述最值得留意。 按照他
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
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
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 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
在国内学者论述中较多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就
是关于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问题。 １９２０—
３０ 年代，中国文坛上曾流行过“处女与媒婆” 的争
［
２８－３２］
论
，尽管最初针对的是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其
中很大程度就涉及到翻译的“可能性”这一哲学命
题，故而可以看成是目下这种论述的前奏，只是当时
的论述仍缺系统性，且不乏情感因素的介入，很少从
学理层进行全面的梳理。 其实翻译的这种特性也是
现代众多的哲学家、特别是解构主义批评家一直在
思考的“不可译性” 问题的另一种呈述方式而已。
在当代解构文论批评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颠覆
所谓有一种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 而达此目的的
［
２７］１
究”
。 关于译介学研究的性质，他指出译介学
“
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
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
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
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
（
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
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包括翻译文学
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
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
［
３３］
不二法门，就是要证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 这种
讨论的“ 出发点并非基于某个点， 而是某种差
［
２７］１－２２
［３４］ｖｉｉ－ｘｘｘｉｉｉ
的研究
究结合起来了。
西方学界虽然没有“译介学”这种提法，但他们
。 这样就明确地将它与比较文学的研
异”
。 亦即从差异面出发方能凸显语言的
局限性。 早在１９７０—８０ 年代，米勒就认真研读了本
雅明著名的《译者的任务》以及德曼的相关评论文
［
３５］７３－１０５
，后来米勒又有专文
。 同样是在１９８０ 年
照样有许多论述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翻译问
题，而且也像巴斯内特描绘的，其结果是促成了翻译
研究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 其实无论是翻译研究还
是译介学研究，二者面对的本体对象都是翻译，不过
各自侧重的维度却非一样。 也许是由于汉语自身的
表达问题，常常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偏差，这点在前面
已有论述。 就其研究对象而言，翻译研究与译介学
固然有重合处，但后者更多的是从比较文学这一维
度来审视翻译现象，翻译只是服务于某种文学关系
或文化交流的手段；前者则是将翻译作为一个客观
研究对象，容许从各个维度进行系统的研究。 这点
也许可以参照那位有现代“知识谱系之父”称号的
亚理斯多德的做法。 其实当年他对西方学术史最大
的贡献只是在分类上，他的高明处在于将别人习以
为常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地排列，然后进行条分缕
析地分析，由此也逐渐演进出现代学科的谱系结构。
其实学理之事无所谓新颖不新颖，世界上本来就只
有那么多的“理”，学问之“道”就在于要善于将某些
道理放入某种具体的语境、具体的谱系内进行梳理，
以体察其内在的学术理路。 就像人们经常感叹的：
书读多了很难清楚哪些观点为己出。 现代学问是否
章中关于不可译的思想
［
３６］２６９－７８
讨论过不可译性问题
代，德里达借用《圣经》中的巴别塔寓言，将上帝刻
画成一位解构者，并在文中得出结论：翻译“既是必
［
３７］
然的，却是不能完成的” 。 这完全有异于诠释学
［
３８］２１２
派提出的“通过理解，翻译得以完成”的观点
。
按照哲人们的解释：尽管翻译不可能，但人们恰是本
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从事着翻译，这就
决定了其不可能中的种种可能性，决定了那种在可
译与不可译间诞生的新东西之魅力，由此导致了种
种带有隐喻性的翻译定义的降生，只是其提法未必
可能做到统一。 这也促成了翻译中“创造性叛逆”
命题的成立，而这种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品质的东
西无疑是值得深加研究的。
三ꢀ 出路与展望
论及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应该不会忘记前
人关于比较文学最终使命的立论———比较文学的最
终目标便是自身的消亡。 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动因
除了从跨越边界的角度来审视异质谱系内的文学现
象，还担当着对人类生存状态思考的重任。 既然文
学研究考察的对象首先就是关于“人的文学”，而作
９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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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旭ꢀ 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类必然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和交
往，这就像萨义徳所说的：每种文化的维系和发展，
都有赖于一种异质的、 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存
展望比较文学的未来，倒是让人联想起中国道
家的太极图，双鱼环环相扣，循环不穷，从而也标示
着万事万物的成长过程。 这种“太极精神”给人的
启示是：万物是变化和发展的，而这种“穷则变，变
则通”的规律又是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法则。 因此
未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按照本学科的内在理路行
事，同时也要本着“变通”的原则，也就是在本学科
处于转型或危机时刻，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核心实
质，通过各谱系间的互通互证互释，才能真正做到以
“不变”应“万变”。 学术研究发展的理想状态也应
该如此。 假如将世界的学术看成是一个类似于太极
图的圆圈，不同谱系框架内的学术流派或方法可以
看成是其中分布的一些亮点。 这些亮点在这一圆圈
中共同存留着，它们中某些点会一时光亮些，但绝不
因自身的光亮而盖过别的亮点；有时它们又会暗淡
一些，这时却有别的亮点在继续发出光辉，从而维系
着世界永久的光亮。 这就是中国文艺美学中常讲的
“和而不同”，比较文学中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流派，
就像这些学术光环此起彼伏地闪烁，从而不断维系
着世界比较文学活动的正常运转。 通过这种“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方法互通，同时伴随着研究
者个人学术功力的加深，有助于对人类自身的生存
状况做更深层次的了解，进而推动着人类向那“天
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迈进。
［
１６］３３１－３３２
在
，尽管老子曾发出过“老死不相往来” 的
感叹，那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而已。 老子
此言又带出一个悖论———返璞归真，寻求心灵的宁
静，此乃人之常情。 即便是在远古时期，人类渴求彼
此间的不相往来，却因自身是一合群的个体，从而使
得这一理想无法实现。 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他们
必然要与外界交往，于是就有了孔子所谓“礼失而
求诸野”（《汉书·艺文志》），或孟子所谓“道在迩
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或鲁迅等人倡导的
“
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的思想。 亦即
只有通过彼此间相互沟通，才能求得异质文化群落
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后来比较文学学者又提出跨越
［
３９］３－２６
，人们的学术视野随之扩大，这有
边界的思想
助于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的生存状况。 同时
当今的学术研究，就像社会生产一样，分工越来越
细，而且也有不断继续的趋势。 然而目前的问题就
在于：随着这种分工式研究趋势的继续，许多人又开
始忽视现代学科部门设立的初衷，进而视建构文学
理论的手段为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且伴随着各
门学科的建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本学科的建设，从
而架空了所要思考的真正问题，这样就导致了本学
科真正研究对象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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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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