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 卷第1 期
2007 年1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34,No.1
January,2007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
———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许ꢀ 晓ꢀ 光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成都610068)
ꢀ
ꢀ 摘要:明治初期的日本,面对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欧美列强压迫,亟须用全新的思想唤起人民的觉醒,以
促使日本人民加入到建设近代化社会的行列。 加藤弘之在自己早期的政治学著作中,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近代化政
治观念,大力弘扬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对近代日本的
民权运动和民本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加藤弘之;自由;平等
中图分类号:D0931ꢁ 13;K313ꢁ 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7)01⁃0127⁃08
ꢀ
ꢀ 学术界通常认为,近代日本民权思想产生于自
由民权运动时期。 但据研究,明治初期,以加藤弘之
的几部政治学著作为代表,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已
初步形成。 对于加藤弘之思想的研究,在我国学术
界为数不多。 早期研究者主要以朱谦之为代表,他
在《日本哲学史》 中论述和评价了加藤弘之的思
一
德川幕府晚期的日本,在幕藩体制下人与人之
间的政治关系完全是封建的等级关系。 幕府为了加
强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控制,规定了严格的社会等级
制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确
定了每一个等级的特殊法律地位。 武士集团内部又
划分了若干等级。 德川家族世袭的历代将军是最高
级的武士和全日本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地方上各藩
主、大名按照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不同被区别为
①
②
想,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 世纪80 年代。 上
述研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一、对加藤弘之的思
想,大多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去探讨和评价,较少从
与日本社会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近代化民权思想的
领域去进行研究;二、即便在论述哲学思想的同时涉
及到了加藤弘之的政治思想,也多是主要批判他后
期转变之后的思想,而对他早期的近代化民权思想
没有进行深入剖析和具体评价;三、对与加藤弘之早
期民权思想相关的史料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因而其论述大多显得相对空泛,难以令人信服。 因
此,笔者打算围绕加藤弘之早期的几部政治学著作,
对明治初期日本的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加以分析
和评价,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
亲藩”、“谱代”和“外样”,三种大名在政治上地位
有着明显差别。 根据《武家诸法度》,大名必须定期
到江户进行“交替参觐”:“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所
[
1]63
相定也,每岁夏四月可致参勤”
,“参勤交替之
2]66
。 大名妻子须按幕府
[
仪,每岁可守所定之时节”
规定长期居住江户作为人质,以便将军控制大名。
这种交替参觐制度尽管在幕末逐渐废弛,但它已在
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封建等级烙印。
收稿日期:2006⁃09⁃2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明治日本近代化政治思想研究”,批准文号:川教科SA04⁃019。
作者简介:许晓光(1955—),男,江苏扬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亚洲历史、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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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便是出身于谱代大名的家
熟性,脱离了初期豪商对市场的垄断,全国市场逐渐
[7]227
臣,属下级武士。 他强烈谴责了武士集团内部不平
等的门阀制度:“士族之间存在着极其严格之门阀
制度。 而此种门阀制度之顽固,不只表现于藩内的
公务方面,甚至在眼下的私交上,在孩子之间的关系
形成”
。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商品经济的“町
人”应当以自由平等的身份进行公平竞争,以促进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但町人不仅在四民中身份最
低,而且自身封建等级观念也十分严重。 他们相互
贬低,企图“制造”一个比自己更低的等级。 据幕末
史料描述,1861 年3 月4 日,一群町人在火灾现场
扔瓦,一个人故意用瓦将雇主的女儿砸死,其原因就
是她叫喊这个人的兜裆布太脏了,此人认为自己被
当作“秽多” (贱民) 看待,身份被贬低,故愤而杀
[
3]23-24
上,也有着贵贱上下的区别”
;“当时是封建时
代,日本全国各处皆同样,藩的制度偏于守旧。 每个
藩士的身份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士即为上士,下士便
是下士。 此种牢固的封建秩序仿佛封在箱子里一
[
3]174
般,其间丝毫不得通融”
。 可见,幕府末期,作为
[
8]19卷之308
统治阶级的武士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已非常严重。
被统治的农工商更无政治权利。 他们被编成五
人组,不能随意迁徙和选择职业,而且必须相互监
督,若一人“有罪”而同组人隐匿不向上告发,则五
人
。 这种不平等和践踏人权的现象及思想
观念严重阻碍了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明治维新后虽定下“四民平等”的原则,但并不
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等级现象。 而且在人们的观念
中,等级差别、贵贱区分的思想仍根深蒂固。 福泽于
[
4]140
人连坐受惩
,其基本生存权也难以保障。 幕府
法律甚至规定“下贱之民若对武士无礼,对陪臣或
1
871 年亲自作了试验。 他故意作出蛮横无礼的士
[
5]56
。 这种无视人的基本
直属臣子不敬,斩杀勿妨”
族模样,吓得农民战战兢兢,连自己的马都不敢骑。
而当他用和蔼态度向他人询问时,被询问者便认为
他是地位低贱的“大阪商人”而表现得趾高气扬甚
至蛮横无礼。 这种惯性思维在当时日本社会十分普
遍。 福泽感叹道:“古来之习惯真可怕。 此等百姓
只因未受过教育,便不明事理,也不知有法律。 庶民
权利的法规,将人际间不平等的现象作为制度甚至
惯例固定下来。
为巩固幕府统治,日本传统儒学极力宣扬这种
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 如御用学者林罗山便主张:
“
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 为臣而忠,为子
③
[
9]233-235
而孝。 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 ,要求人民
恪守封建纲常伦理,按照贵贱等级各行其道,以维护
正常的封建秩序。 后期水户学代表会泽正志提出了
尊皇思想和忠孝思想:“夫君臣之义,天地之大义
也;父子之亲,天下之至恩也。 义之大者与恩之至
者,并立天地之间……此帝王所以经纬天地,纲纪亿
兆之大资也。” “夫君臣也,父子也,天伦之最大者
如此状况实在无法。”
要使日本新兴的资本主义在列强压迫下能得到
正常发展,社会能摆脱落后状态向近代化迈进,就必
须唤起日本民众的觉醒,打破封建等级思想,高扬民
权大旗,宣传自由、平等理念,使人们从事近代化建
设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解放。 而要完成这一划时
代的艰巨任务,只能向当时相对先进的西方近代思
想寻求理论依据。 加藤弘之(1836—1916 年)正是
这样一位向西方寻求真理、宣传近代化民权观念的
重要先行者。
[6]4
…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 这种
…
尊皇思想虽被幕末维新志士借用作为反幕府的旗
帜,但其本意却是维护封建皇统和强化封建统治秩
序,要人们顺从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放弃争取获
得应有的权利。
二
与此同时,商品货币经济已在全社会悄然蔓延。
农产品加工市场扩大,如广岛的三原町酿造的酒有
加藤弘之虽然没有去过欧美各国,然而受其师
佐久间象山(1811—1864 年) 的影响,注重学习西
方。 但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7
0%—80%销往町外的濑户内诸岛,而不是本地消
[
7]184
费
。 茶叶交易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制茶业已出
[
3]413
现了较为规范的交易组织,其价格也有了等级规定。
因以泽民物、报国恩”
,关注的是如何学习西方
《
大阪市史》就记载了1842 年当地各种茶叶的批发
的先进生产力,用这种先进“艺术”来“报答国恩”,
即维护封建统治。 加藤与其师不同,他在学习西方
科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
7]229
价格
。 由于发行了统一货币,“幕府和诸藩的市
场接近,流通过程关系加强,由于克服了市场的未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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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光ꢀ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思想。
针对幕府末期无视和践踏人权的社会现象,加
之基础。 若如蛮夷,人君有恣意生杀之权,臣民连这
[
11]24-25
种权利都不能有,何况其他诸权利耶。”
上述
藤将西方实行立宪制国家中人民拥有正当权利的状
况,对照尚未实行立宪制的国家(当然是针对日本)
中人民无权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抨击了君主专制
制度下人民无权的不正常现象:“又说君主专治政
体,是比擅制开化得多之政体,因不能说全无宪法制
度。 但只要提到君民之间自身之权利义务,仍然认
为天下百姓是一君主之私有仆妾。 故说到臣民之权
利,仅有关系到私事的不充分之权利,当然做梦都别
私人权利,基本包括了近代化国家在宪法中给予公
民的主要权利。 这些基本民权在德川幕府统治时代
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有学者公开提出。
加藤从西方的“天赋人权”论中导出了这种“私
权”不可侵犯的思想。 所谓“天赋人权” 即西方的
“自然权利”思想,它对封建社会无视人权的制度和
观念是根本的否定,故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政权斗
争的武器。 加藤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英国近代著
名思想家洛克的私权思想。 洛克最早系统表述了保
护个人利益的政治观念,他的名著《政府论》强调:
“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
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生存的其他物
[
10]93
想有参与国事等权利”
。 他认为只有尽快改变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首先确立宪法,使权利义务相
[
10]93
,代之以一种更加开明的立宪制度,人
互并行”
民的正当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
12]18
加藤论证了权利的特征及其对于人民的重要
性:“所谓万民权利同一之权利,天下百姓没有贵贱
尊卑贫富大小之区别,在宪法上皆为同一臣民,皆共
同享受同一保护之权利……若无此权利,实在不能
品”
;“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
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
[
12]80
。 加藤公然提出“私权”
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
的主张,无疑是一种近代意识的觉醒,因为这种主张
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也
是对千年来东亚社会普遍流行的“溥天之下,莫非
[
10]94-95
称为一视同仁之政。”
既提出了这种权利应该
受到宪法保护,同时强调这种权利还有“同一”的特
点,即不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享有权利。 在此,加
藤借用了欧美“权利平等”的思想来批判日本社会
无视人权的现象。 这种现象虽然在维新以后的日本
有所缓解,但要真正在全社会通过法制来确立民权,
还有较为漫长的路。 加藤正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
点,所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权主张。
[
13]463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本否定。
这一陈腐观念的根
加藤认为人民应有的“公权”即为“参与国事之
权利”,其中“尤为重大者,可说是选举权利,即选择
[
11]25
立法府官员之权利和被选为官员之权利”
。 他
具体分析道:“人民尤有一种特别之公共权利,称之
为所谓发言权利,即人民有权选择作为自己代表之
立法府议员。 故亦称之为选择权利。 正如前述,立
法府是与君主共同议定法制者,决不由君主选任。
素来选择者即有发言权利之人民,故此人民虽不能
直接参与立法商议,但因其代表参与此事,故即构成
人民有参政权利之道理”,“在共和政治之国,万民
悉皆参与国事理所当然,以此权利为人生而所有之
权利,即人权,故对一般发言权利,理所当然允许国
加藤把人民应当拥有的权利分为公权与私权两
种。 1868 年,他曾指出:“臣民身上有着自己的权
利。 权利有两类,一称私权,二称公权。 私权即与私
人有关之权利,有人称为任意自在之权。 公权可说
[
11]24
是参与国事之权利。”
对于被专制国家践踏和被传统儒家文化所否定
的私人权利,加藤进一步作了细分。 他认为:“私权
又有数种,可说无暇枚举”,其重大者包括生活之权
利、自身自主之权利(有权不得被胡乱逮捕、肆意关
进监狱等)、自由行事之权利(有权不受阻碍地任意
从事宪法禁止之外的人生诸业)、结社、集会之权
利、自由思言书之权利、信仰自由之权利、万民同一
之权利(法律不分门第、资格等差别保护各民之权
利)、各民自由处置所有物之权利等。 其中,他特别
强调人最基本的生活(生存)权利:“生活为天之所
赐,夺之亦由天,人不可恣意夺之。 此为人生诸权利
[
14]153
内人民悉皆有此权利”
。 加藤明确提出了人民
实际履行“公权”的方式,即选举自己的代言人组成
议会,参与商定国家法律,而且强调这种选择权利不
能由君主包办代替,只能由人民亲自履行。 这种将
立法权分给人民、让人民履行公权的主张,实际上接
受了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代议制思想。 它完全否定了
历代日本统治者视人民为下贱之民的腐朽封建观念
和剥夺人民正当权利的专制制度,为日本人民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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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绘制了一幅希望的蓝图。
人民有参政权。 “人民如若使代表参与国事,决非
方今万国可同样实行。 独于人智开明之国方可实
行”。 也就是说,在那些所谓“野蛮”或“未开化”的
国家内,人民文化水平太低,因此并不具备实现这些
权利的条件。 第二,即便在文明开化的国家内,在履
行公权时,一些国民也被排除在外。 加藤认为:“且
纵令虽开明之国,也不能允许国中全体人民有发言
权利,尤其妇女、少年、疯子、罪犯以及极其贫困而受
救育者不用论,其它虽无此等事故者,家产贫小者等
不得已亦不许有此权利。 盖虽决不以贫小者为下
贱,但至贫小之民多不能从事学问,由于智识蒙昧不
能辨识事理,且贫小之民通常无身份、无家产,故无
除了私权和公权外,加藤弘之还提出了人民应
当拥有的一项特殊权利。 即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对
政府有反抗的权利:“作为人民,必得君主政府之保
护,谋求其安宁幸福,故理所当然不可不使其对君主
政府之命令处分谨慎地恭顺遵奉之,但此恭顺遵奉
决非全无界限……君主政府若超越其权限,以至于
明显妄图妨害人民之权利,人民不仅有权丝毫不恭
[
14]154
顺之,反而应以使之恭顺为人民之义务。”
在
此,他提出了人民服从君主政府的先决条件,即君主
政府不能危害人民的利益。 若妨害了人民的正当权
利,即便是君主政府这样的权威,人民不但应当不服
从,反而有义务使君主政府服从人民的命令。 他还
进一步提出:“人民不仅负有使其恭顺之义务,而且
又负有匡救君主政府之恶,以使其命令处分恢复正
善之义务。 但即便人民百般殚精竭虑,欲匡救君主
政府之恶,倘若君主政府丝毫不用之,而仍实行暴
政,残害人民愈甚,终至无摆脱之道,不得已必须反
抗君主政府,免于暴政之大灾害,以使保全天赋之人
[
14]153
法真正知晓忧国为民而谋之道。”
显然,加藤认
为公权只是社会上部分公民所拥有,这些公民不包
括妇女,也不包括没有文化的贫穷者,那么行使这些
公权者只能是拥有财产、受过教育的豪农富商等中
等阶层。 由此可以窥见加藤所主张的民权所指向的
阶级属性,实际上是指日本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应
当拥有的权利。 第三,人民的这种权利并非单方面
的,而是与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相辅相存。 加藤强
调:“故人民决不可单拥有权利,亦不可单负有义
[
14]154
权。”
加藤弘之的这种主张几乎达到了鼓动人
民起来革命的边缘。 他认为英美国家之所以先进,
正在于人民运用了这种反抗专制统治的权利。
[
14]153
务,可知此二者必缺一不能。”
他还把这种义务
加藤主张人民可对专制政府进行反抗的观念,
显然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 英国著名思想家
约翰·密尔就曾强调过这种反抗权:“对于统治者
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
制……要取得对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
治权利的承认。 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
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
称为责任,认为:“人们在今日的交际中,有各人应
尽之责任,决不能说只要自己方便就什么都可做。
自己有权利,他人亦必同样有权利。 因此决不能仅
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必然要尽自己的责
任,以敬重他人权利,丝毫不能危害之。 ……若尽自
己的责任,敬重他人的权利,即亦可称为义务。 今日
之交际中,此权利义务二者实在是必不能缺,权利义
务共相伴随,真正的权利也是义务。 若缺其一,权利
不能称为真正的权利,义务亦不能称为真正的义
[
15]2
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
加藤的这种反抗权理论对后来的民权思想产生了极
大影响。 如被公认为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思想家的植
木枝盛(1857—1892 年)曾主张“抵抗压制暴虐是人
类天赋的权利”,“若政府施行暴政,残害人民天赋
的权利,以致民不聊生,则人民就可起来革命,建立
良好政府。 这是庄严的权利,也是崇高的义务。 岂
[
10]90-91
务。”
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论,已经包含
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论”思想。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
家卢梭曾提出:“需要有约定的法律来把权利与义
[
17]45
务结合在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它的目的。”
加藤的理论显然与卢梭的思想一脉相承。
[
16]156-157
可甘受荼毒以遗祸后世子孙邪”
。 这种激进
加藤主张的近代化民权思想,无疑对日本社会
上千年来无视人权的法律惯例以及流行于日本社会
的各种无视人民基本权利的传统观念是一种根本的
否定。
论点显然是对加藤弘之早期民权思想中“反抗权”
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加藤弘之所说的人民应当具有的天赋权
利也并非毫无限制。 他为这种权利尤其是公权设定
了相应的限制条件。 第一,并非在所有国度皆可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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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光ꢀ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智性方面并从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毁灭性的后
[
15]65
三
果。”
己的自由学说。
加藤又将自由权在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状况与天
加藤接受了这些近代化观念,并提出了自
对于自由平等,加藤认为既是民权表现的外在
特征,也是人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早期大力宣扬从西
方社会接受来的自由、平等思想。 这也符合当时日
本社会发展的趋势,因为要在日本迅速发展一种全
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全体国民踊跃参加到推进日
本近代化的宏大事业中,就必须根本否定传统的鼓
吹不平等和束缚人民自由的保守乃至反动的观念,
其思想武器只能是欧美流行的自由、平等的近代化
政治理念。
赋人权相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自由权之种类虽
有许多,但如前段所举诸权素为天赋,若无此权,则
决不能谋求安宁幸福者,此权丝毫不可被他人所夺。
若他人夺之,即安宁幸福可说皆被夺之。 是故有人
[14]155
民则必有此自由权。”
对人民拥有自由权的国
家,加藤大加赞扬:“特如文化开化之立宪国完全反
之,除上所论人民私事上之自由权外,尤有公事上之
自由权。 即前章论述人民参与国事之权利是也……
首先,加藤弘之理直气壮地宣扬人民应当具有
自由权。 他认为上天赋予了人类躯干和精神才智,
在此基础上,人“又天生具有各种各样情感,就中欲
[14]156
盖近今之制度可云至当。”
加藤赞扬赋予人民
自由权利的近代化政治制度,主张通过改变制度才
能让人民获得自由的真知灼见跃然纸上。
[
10]89-90
不羁自立之情为第一炽热之物”
,即指人与生
加藤还进一步认为,不仅要从制度上保证人民
的自由权,而且人民自身也应当具备自由的精神,应
该抛弃在封建时代长期形成的自卑心理以及对统治
者的奴才思想,“自由之理如上论,作为人民能知此
理,必又备自由之精神。 苟我丝毫不可有将精神托
于他人之心……各民皆为自己,亦为国家全体保持
俱有的渴望自由的本性。 加藤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
家孟德斯鸠的说法“自由萌生于德意森林之中”,认
为自由权“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尚未开化之时代
就已产生”,“德意人从脱离尤未开化之时起,便已
开始提倡私事之自由权”。 至于人民具有哪些自由
权,他认为随各国宪法各有差异,并列举了“最重要
之自由权”:可以保全自己生命之权利,可以自由使
用自己身体之权利,可以自由处分自己所有物之权
利,自由信奉自己所信之宗教以及可以自由论述记
载自己想法之权利,可以与同志相结自由谋事之权
利等。 他认为自由权“各国自有不同,就中如英美
二国文化冠于各国者,因宪法良正,故自由权允许亦
[
14]156
此精神,不可苟生自卑之心”
。 同时他又批驳
了日本“国学者”宣扬的人民应当放弃自由而对皇
权唯命是从的传统思想:“吾辈人民亦与天皇同为
人类,各备一己之心,成为有自由精神者。 为何有放
弃此心此精神、只管以天皇御心为心之理耶?”“若
我邦人民放弃此精神,只管服从天皇御心,随之将导
致甘于实际上失去自由权,我国之独立不羁几成难
[
14]155
[
14]156
甚大”
。 加藤已将人民是否拥有自由与国家制
事。”
加藤论证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以及人民保
度文化的先进与否紧密联系。
持自由精神与国家昌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要人
民各备自由之精神,应得掌握实际上之自由权,随之
英国的霍布斯曾主张:“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
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
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
命———的自由。 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
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
[
14]157
国家亦得安宁,国力亦可至强盛”
。 加藤把培
养国民不可或缺的自由精神并不仅仅看成是个人修
身养性的道德问题,而认为是关系到国家是否能迈
入强盛的近代化行列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点是他的
思想与传统儒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
18]97
由。”
密尔也曾划分人类自由的范围,包括良心
自由、思想和感想自由、趣味和志趣自由、自由订定
自己的生活计划、自由照自己喜欢的去做,还有个人
然而,加藤并不认为人民的自由是完全无限制
的。 他主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适当限制这种自
由:“但虽此自由权,若因反伦理背公道而对国家人
民造成妨害,自不待言,防制此害即为君主政府之权
[
15]14
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
。 密尔还特别论述和强调
了人类必须有言论自由:“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
意见并且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个自由若得不到
承认,或者若无人不顾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
[
14]149
利义务。”
道和不妨害国家人民为前提。 至于是什么样的公道
31
即这种自由权必须以不违背伦理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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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4]141
彻底否定了千年以来将人民当做牛马
和伦理,加藤没有具体解释,这为他以后提出新的见
解留下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之理。”
恣意驱使的“牧民”传统思想,为使人民摆脱封建等
级制度的束缚鸣锣开道。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理念是加藤弘之早期民权理
论中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他对日本社会人际之间存
在的不平等现象大加抨击:“凡文明开化未全之各
国,因未曾领悟国家君民之真理,故认为天下国土悉
皆一君主之私有物,其内居住之亿兆人民悉皆为一
君主之臣仆者也。 君主若固有牧养此臣仆之责任,
又认为可随己之意制服之,臣仆只管惟君命是听,一
心侍奉之乃其当然义务。 且以此等状况为其国体之
正当理由。 岂不可称之为野鄙陋劣之风俗
有学者认为加藤在此仍然承认天皇与人民有尊
卑之别,对天皇的批判极为妥协,与福泽谕吉的人人
[
19]35
平等思想相比,黯然失色
。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
略有苛求前人之嫌。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思想家
提出皇帝与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观念几乎不可
能。 福泽谕吉也认为,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存在贵贱
之别,“贵贱之别,只在公务尊敬朝廷之位,其他四
民无区别,仅以识字辨理而劳心者为君子,重之。 以
[
14]139
[20]103-104
耶?”
对此,他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观点:“试一思
不识字而劳力者为小人”
。 仍溢出尊敬朝廷
之,君主人也,人民亦人也,决非异类者。 然而独至
于其权利,而立如斯天地霄壤之悬隔,抑何事也? 生
于如此野鄙陋劣国体之国,其人民可谓最大之不
地位,且将人民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并非主张所有人
均无贵贱之区分。
加藤弘之的这种主张人类平等的思想对后来的
民权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植木枝盛就曾在宣传
平等理念时提出:“人皆为上天创造之同等之人。
君也为人,民也为人。 为何有如同羊和百姓之差异
[
14]139
幸。”
严厉批判了君主与人民虽同为人类,但权
利却如天壤之别的极不平等现象。
而令加藤更为担忧的是,人民对这种严重不平
等现象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其人民等亦固不辨
真正之道理,故如此卑鄙之国体也决不认为不正当,
看作本来天理当然之物,甘心成为君主之臣仆而一
心事奉之……但本来不正当之国体极大违背国家君
民之真理,故当然决不能达到使人民真正获得安宁
[
21]14
耶?”
这种观点与加藤弘之抨击君主专制、否定
传统儒学“大义名分”思想的平等理论如出一辙。
在否定封建等级观念的同时,加藤也强调要消
除人民自古以来存在的奴才心理:“以天皇之心为
心者何事? 是即构成吐露历来卑屈心之愚论……吾
辈人民若至放弃自己之心而只管以天皇之御心为
[
14]139-140
幸福。”
加藤向人民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
[
14]156
性,即如果人民把这种不平等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心
甘情愿地充当君主的奴仆,那么人民的切身利益只
能托付于贤君施行“良政”这一偶然因素上,全凭贤
君道德自律维系,显然是极不安全的。 尽管有所谓
贤君统治,暂无“虐政”出现,也不可能真正获得安
宁幸福。
心,岂不几乎与牛马无异耶?”
他不仅强调了人
际间权利平等的近代理念,而且间接否定了以后有
可能出现的天皇专制制度倾向。 这种近代化理念在
当时真可谓大胆的论断。 照此逻辑推理,加藤顺理
成章地得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独特论点:“虽
君主其实不过国家第一等高官,纵令未建立宪政体,
也务必用条理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为人民谋,固不用
为破除人民中这种“理所当然不平等” 的惯性
思维,加藤对传统儒学(国学)宣扬皇权至上和不平
等制度的观念大张挞伐:“国学者之流……因不知
国家君民之真理,遂将天下国土悉皆当做天皇私有,
亿兆人民悉皆当做天皇之臣仆……说凡出生本国之
人民,只管以天皇之御心为心,只要天皇有御事,无
论善恶邪正,唯甘心遵照敕命行事为真诚之臣道
[
14]151
论。”
认为君主也只是国家官吏之一,其为人民
谋利益的权力既非“神授”也非永恒。 这种大胆论
断不仅为进一步论述国家性质和政府职能提供了理
论前提,实际上也为明治末期美浓部达吉等人提出
④
的“天皇机关说” 埋下了伏笔。
综观加藤弘之早期的民权思想,可以发现其与
传统儒学思想截然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把人民争
取正当权利,无论是私权还是公权,都不看成是传统
道德问题,而认识是重大政治问题。 第二,将人民争
取民权和自由平等、具备自由平等精神等,都不仅作
为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事来论述,而是把它们与日本
[
14]141
…
…其见陋劣,其说野鄙,实在可笑。”
他又重
申:“天皇和人民决非异类者。 天皇人也,人民亦人
也,惟于同一之人类中,有尊卑上下之区分,决非有
人畜之悬隔……天皇与我辈人民,同为人类,纵虽天
皇之权,亦决不可以牛马对待我辈人民而称之为善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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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光ꢀ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围绕加藤弘之早期几部政治学著作的思考
国家命运、建设近代化社会的长远前途相联系,体现
出加藤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深邃的洞察力。 第
三,加藤宣扬的人权思想不同于以前的“民本” 思
想,更非将日本恢复到过去,他主张民权的目的是促
使日本建立近代立宪制和代议制国家。 要达到这一
目标,必须使千年来受儒学大义名分伦常束缚的人
民思想大解放,充分认识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平
等地位。 他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象欧美国家那
样迈入近代化社会。 加藤早期的民权思想虽属“形
而下”的范畴,不象“形而上”的学说那么玄奥,但它
既阐释了西方人权思想原理,又与日本社会实际紧
密联系,因而对近代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 后来不少思想家宣传近代化政治理论,正是接
受了加藤的民权观念。 除了对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
产生影响外,加藤的早期民权观甚至更为深远地影
响到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思想家。 比如:这一时期
的代表人物吉野作造(1878—1933 年)认为自己提
出的民本主义“有时作为主张人民自由的主义而使
[
22]101
用,有时又用于主张人民参政权的意味”
;后
来,日本思想界对加藤思想的转变产生强烈反应,也
从另一侧面说明他早期的民权思想影响巨大。
本文并非对加藤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价值判
断,只是从文本的含义对他早期的民权思想作出评
价。 至于如何评价一位思想家,笔者仍然认为应当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判断历史的功绩,不
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
[
23]154
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对加藤弘之这样一位有争议的思想家的评价,也应
当将其理论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分析,对
其提出的比前人主张更符合日本近代化发展趋势的
民权思想,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至于他以后的思想转变,则将另行撰文评论。
注释:
①
②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213⁃229 页。
就笔者所见,论文主要有邨杨《关于加藤弘之的分歧》,《外国问题研究》1985 年4 期;卞崇道《加藤弘之早期启蒙哲学思想
述评》,《外国问题研究》1986 年1 期;张运平《论加藤弘之的哲学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8 年1 期;赵乃章《论加藤弘之
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日本研究》1988 年3 期;崔新京《刍议加藤弘之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作用》,《日本研究》
1989 年4 期;区建英《加藤弘之与福泽谕吉早期思想的比较》,《日本问题资料》1991 年11 期等。 著作有崔世广《近代启蒙
思想与近代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的相关部分。
③
④
(日)林罗山《罗山文集》第68 卷。 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92 页。
美浓部达吉(1873—1948 年)是日本近代宪法学家。 他在1912 年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仅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
统治权,天皇与议会、内阁同样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这种学说否定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理念,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和政党
内阁思想的基础。 美浓部达吉也因此遭到右翼法西斯势力的迫害。
参考文献:
[
1](日)德川幕府.武家諸法度·大猷院:第2 條[G] / / 法制史學會ꢁ 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一.(日)司法省藏版ꢁ 東京:創文社,
981ꢁ
2](日)德川幕府.武家諸法度·常憲院:第2 條[G] / / 法制史學會ꢁ 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一.(日)司法省藏版ꢁ 東京:創文社,
981ꢁ
1
[
1
[
[
3]福沢諭吉.福翁自伝[G] / / 富田正文他.福沢諭吉選集:第10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1ꢁ
4](日)德川幕府.法令禁令之部·庶民:第51 章[G] / / 法制史學會ꢁ 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五.(日)司法省藏版ꢁ 東京:創文
社,1981ꢁ
[
[
[
[
[
[
[
5](日)德川幕府.德川成憲百箇條:第45 條[G] / / 法制史學會ꢁ 德川禁令考:前集第一.(日)司法省藏ꢁ 東京:創文社,1981ꢁ
6](日)會澤正志.新論[G] / / 明治文化研究會ꢁ 明治文化全集:第16 卷思想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7](日)小松和生.幕藩制解體期の経済構造[M].大阪:清文堂,1995ꢁ
8](日)須藤由藏ꢁ 藤岡屋日記[C].鈴木堂三他ꢁ 東京:三一書房,1994ꢁ
9](日)佐久間象山.省諐錄[G] / / 佐藤昌介他ꢁ 日本思想大系:卷55.東京:岩波書店,1975ꢁ
10](日)加藤弘之.真政大意[G] / / (日)明治文化研究會ꢁ 明治文化全集:第5 卷自由民権篇(上)ꢁ 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11](日)加藤弘之.立憲政體略[G] / / (日)明治文化研究會ꢁ 明治文化全集:第8 卷政治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1
33
ꢀ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12](英)洛克ꢁ 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诗经·小雅·北山[G] / / 阮元ꢁ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日)加藤弘之.國體新論[G] / / 上田勝美他ꢁ 加藤弘之文書:第1 卷ꢁ 京都:同朋舍,1990ꢁ
15](英)约翰·密尔ꢁ 自由论[M].许宝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6](日)植木枝盛.民権自由論二編甲號[G] / / 家永三郎他ꢁ 植木枝盛集:第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0ꢁ
17](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英)霍布斯ꢁ 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9]卞崇道.加藤弘之早期启蒙哲学思想评述[J].外国问题研究,1986,(1)
20](日)福沢諭吉.西洋事情初編[G] / / 富田正文ꢁ 福沢諭吉選集:第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0ꢁ
21](日)植木枝盛.民権自由論[G] / / 家永三郎他ꢁ 植木枝盛集:第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0ꢁ
22](日)吉野作造.民本主義の意義を說いて再び憲政有終の美を済ますの途を論ず[G] / / 吉野作造選集:第2 卷.東京:岩
波書店,1996ꢁ
[
2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G] / / 列宁全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Civil⁃Right Idea
in the Early Meiji Era
XU Xiao⁃guang
(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Meiji Era, confronted with internal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xternal oppression of western powers, Japan is in urgent need of arousing it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with brand new ide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modern political ideas, Hiroyuk Katou dili⁃
gently promotes the ideas of civil⁃right,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his early political works,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Japanese society and remarkably influences modern Japan’ s civil⁃right movement and
democratic movement.
Key words:Japan; early Meiji Era; Hiroyuki Katou; civil⁃right; modernization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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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